移民成本分析（共7篇）
马来西亚的高等学校一般可以分为，学院college，大学学院college university，以及大学university。大学有资质授予学校自己本校的文凭，学院有与第三国联办的课程，但是学院级别的学校不能授予学生该校的文凭。马来西亚独特的联办课程，让学生们用在英美澳1/3~1/4的费用完成学业，获得第三国名校含金量高的文凭。学生亦可以选择，学业完成后申请第三国硕士或者前往第三国发展。
马来西亚高校的入学条件
国外的高校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给学生们更多机会，不同学历的申请人区分对待。一般来说，高二或者高三毕业的学生提供中英文成绩单公证件，在读证明或者毕业证书中英文的公证件以及护照，根据马来西亚移民局的规定，学生必须由大马录取的学校老师接出机场，否则是不能离开机场的。
马来西亚优质高校推荐
马来西亚留学网专家提醒选择一所教学质量，认证度高的学校是关键。获得我国教育部认可的学校，学生才可以学成归国后可以在大使馆做留学归国人员认证。
马来西亚移民成本低
对于中产人士而言，移民马来西亚可以弥补他们因资产达不到欧美国家移民要求的遗憾，尤其对于子女上学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瑞投咨网专家认为，在马来西亚，当地学校的教育水准和文凭均被欧美等知名学府所承认，学费却相当低廉，由于英国几乎所有的名校在马来西亚都有分校，可以先让孩子在马来西亚的分校学习两年语言课程，然后再转到英国同一所学校继续深造，更可以通过选择转移课程的方式转赴美、加、澳、新西兰等国修读。
当然，申请者必须达到某个特定条件才会获得入境准证，瑞投咨网专家指出。“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mm2h.60malaysia.com”政策允许申请者携带配偶及若干名年龄低于21岁未婚子女，得到为期10年多次入境签证，10年期满后便可获更新，也可以视为永久居留签证。
大量的城市移民进入城市的经济活动, 既是经济发展和市场改革的一个结果, 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和意义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 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 由于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并未彻底打破, 城市移民在城市就业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限制与歧视。
1 城市移民歧视的现状
1.1 就业机会歧视
一些城市政府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充分就业, 对外来城市移民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及工种限制等, 城市移民因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和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大多被限制在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上, 从事当地居民不愿意做的脏、累、苦、险等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库》计算, 农村迁入城市在业暂住人口的前十位职业依次为:瓦工、抹灰工、个体流动小商贩;装卸搬运工;采矿、采石工;家具、营建木工;零售商;餐馆服务员;缝纫、缝制工人;旅馆服务员以及织布工等, 这些行业绝大多数属于非正规就业。 (李强等, 2002) 。
1.2 就业待遇歧视
就业待遇歧视主要表现为工资歧视和工作环境歧视。工资歧视是农民工遭受就业待遇歧视的最直接体现, 王美艳 (2003) 运用工资差异分解模型对转轨时期农民工的工资歧视作了计量分析, 她将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一系列个人特征造成的工资差异, 从工资决定中分离出来, 测度了歧视对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 认为工资差异可以用歧视来解释。谢嗣胜、姚先国运用差异分解方法, 对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 他们得出的结论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日工资差异的59.4%可以用歧视来解释。工作环境歧视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普遍被安排在劳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从事体力消耗极大的工作。有的工作场所充满了有毒、有害的气体、异味、粉尘、油渍和噪音, 其中一些人因为身体长期与之接触, 进而患上了严重的职业病, 甚至因此丧失了生命。
1.3 就业培训歧视
目前, 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由政府提供免费培训, 培训承担主体则是政府主办的各类培训机构, 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而地方政府在向其所属培训机构提供经费补贴时至今仍以培训机构培训的城市人口数为拨款数额的依据, 而将所培训的农民工排除在外, 由此直接导致城市培训机构把培训对象定位于城市人口, 而把农民工拒之门外。此外, 由于农民工的天然流动性, 大多数雇主也没有为这些“匆匆过客”进行不确定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
2 就业歧视的个人成本分析
2.1 造成城市移民收入减少
就业歧视对城市移民收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首先是雇主个人偏见歧视对城市移民收入的影响;其次是城市中双重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的影响。
2.1.1 雇主个人偏见的影响
模型假定:
城市职工和外地工的劳动生产率无差异;所有雇主的偏好一致, 即都歧视外地工。
模型说明:
由于所有雇主的偏好一致, 都歧视外地工, 此时, 从图1来看, 对外地工的需求曲线为水平线。在没有就业歧视的情况下, 需求曲线为D1, 相对工资 (Wa/Wb) 1=1。在存在就业歧视的情况下, 需求曲线为D2, 相对工资 (Wa/Wb) 2<1。任何高于 (Wa/Wb) 2的情况, 都将使外地工得不到雇用。因而, 我们知道, 在所有雇主都偏好城市职工的情况下, 外地工的工资必然较低, 因为如果他们要求与城市职工相同工资的话, 将没有人雇用他们。
2.1.2 双重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的影响
城市中存在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大量进城城市移民被排挤在次属劳动力市场, 造成了次属劳动力市场的“拥挤”。这将进一步导致次属劳动力市场工资低下。
模型说明:
S为城市移民进入前次属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 S’为城市移民进入后次属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 (由于城市移民的大量涌入, 造成了劳动力供给的富有弹性, 因而, S’曲线相对于S较平坦) 。由图2可见, 由于供给的大量增加, 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W’远远低于城市移民进入前的工资水平W。
在城市双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次属劳动力市场的拥挤效用的共同作用下, 城市移民只能得到低工资。
2.2雇主成本的增加, 利润减少
模型说明:
S为不存在就业歧视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总供给曲线, S’为存在就业歧视情况下的劳动力总供给曲线。由于存在就业歧视, 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 S左移到S’。均衡的工资水平由W上升到W’。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意味着雇主成本的提高, 利润的降低。在图3中, 利润的净减少额为四边形WW’EM的面积。可见, 对城市移民就业歧视导致了雇主利润损失, 这也解释了现实中总有些雇主愿意雇用城市移民的原因所在。
3 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 城市移民就业歧视对雇主、对城市移民的收入都造成了影响, 歧视性政策是以社会的总就业岗位缺失为代价的, 它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 特别是在加入WTO的压力下, 面临世界劳动力市场开放的挑战, 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将不可避免, 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经济现象, 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趋向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解决城乡就业冲突的政策取向, 短期来看, 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出发, 在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 可以逐渐取消对竞争性行业的就业保护;可通过对城市劳动力的某种经济上的补偿而不是制度性的保护, 使他们接受发育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 培育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协调和处理好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的根本方向。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求来看, 改革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是建立和完善平等竞争的市场原则的关键, 也有利于提高国企职工的素质, 增强其竞争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改革分配制度, 以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 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 这样企业才能发展并扩大就业;努力完善就业市场, 提供就业信息, 尽量通过市场来配置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源;加大对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提高小城镇的社区服务质量, 吸引劳动力向小城镇聚集从而减缓大城市的压力。
参考文献
[1]李强, 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 2002, (6) :13-15.
[2]王美艳.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计量经济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4) :19-26.
[3]蔡日方.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M].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22-25.
[4]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M].商务印书馆, 2003:34-36.
[5]邓鸿勋, 陆百甫.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就业创业研究[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66-98.
许多前来咨询移民的客户，无一例外的都会首先问到澳大利亚，对于澳大利亚的气候，环境，福利，教育等方面感到非常向往。可是自2010年4月澳洲移民新政策公布以来，每当在了解了申请人的具体情况之后，就会发现真正符合要求，可以申请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澳洲移民新条例出台后，对公司持有股份比例，公司营业额，营业税及个人所得税等都有相应的要求，并且澳洲投资移民还要求主申请人必须自己在澳洲创业等，总之在软性要求上提高了很多，审理也更为严格。因此，很大一部分资金条件足够办理投资移民的人，不得不在澳洲移民局最新颁布的政策面前止步了。
这样一来，有些申请者就会接受我们移民顾问的建议，选择更适合他自己本人情况的移民方案，改办其他国家的投资移民；还有些申请者则选择继续观望和等待，而等待的结果只可能是眼瞧着其他移民国的门槛也一步步地提高了。
让我们再回望2010年加拿大的投资移民政策，魁北克和联邦的申请条件在原有的基础上翻了一翻，有多少考虑移民加拿大的家庭，就是在等待和观望中错失良机，变成望洋兴叹，或者忍痛下定了决心办理，而要付出多一倍的投资金额。
近来，炙手可热的加拿大各省提名项目，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加拿大投资移民方案，可是与2008年同属省提名的“爱德华王子岛”项目比较，从办理周期到审批的严格程度，其难度值都已经大大提高了。
同样，新加坡移民局也于2010年下半年提前发出了2011年1月1日即将提高投资条件的预警通知，所以仅12月份，移民局接受的办理个案就成几倍数地递增。也有不少人因为时间紧迫，或者仍旧抱着“再看看”的心态，而错失了最后的良机。
再往前说点，曾经轰动一时的新西兰投资移民门槛那么低，而现在政策收紧后的移民条件简直让所有人都知难而退。
办理移民可以归入长线投资的范畴，投资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前期还要付出金钱，时间和精力，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考虑移民的家庭可以从子女教育，生活环境，财产保护，投资创业，是否有移民监等方面的要求，结合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国家，和移民顾问一起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权衡。
引言
一、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和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以万州区内三峡库区移民为主要调查对象，问卷抽样调查350户，回收有效问卷335份，有效回收率为96%，调查对象主要涉及万州五桥地区区域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调查过程的严格监控，以及对回收问卷的逻辑检验，从总体来看问卷填写质量较高。
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以三峡库区移民聚居区为重点展开，通过现场发放和回收问卷调查表、深入周边村社随机访谈、聊天等形式展开调查。为了消除被调查者的顾虑，提高调查内容的可信度，调查采用无记名的方式进行，同时在填写前向调查对象讲明调查目的、意义及填写要求，并强调对受试者的资料保密，打消被调查者顾虑。
（二）问卷的设计及研究变量 此次调查采用的问卷，参考国家对于幸福指数的设计，结合三峡库区移民实际生活状况几方面综合设计而成。问卷的主要测量维度涉及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生存状况，包括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满意度；第二部分为生活质量，包括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人身财产安全、交通出行、业余生活和家庭生活等的满意度；第三部分为身心状况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和心态满意度；第四部分为幸福感比较，包括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和地区间的比较；第五部分为人际关系及城市认同，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深圳发展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一幸福指数的构成让人们清楚了追索方向。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
问卷调查的书面数据资料采用手工方式录入，数据分析采用SPSS13.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三峡
库
库
区
移
民
总
体
幸
福
状
况
移民幸福感***08
从总体来看，一、百姓幸福指数为52%调查结果显示，全区百姓感觉自生活幸福的占38%，其中非常幸福占14%，比较幸福占48%；其中不太幸福占48%，非常不幸福占8%。这说明随着全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对社会生活感觉良好，广大库区居民切身感到生活幸福，当然库区民生工程还任重而道远。目前有48%的移民普遍认为生活不太幸福，对生活现状不尽如人意。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居民的收入不够协调。
（二）三峡库区移民分项幸福指数分析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生存状况、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几个方面，反映库区移民的幸福感情况。
1关于三峡库区移民生存状况满意度情况分析；生存状况，包括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满意度，2 百分比0非常幸福比较幸福感觉一般不太幸福非常不幸福B18 就医状况***12百分比06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说不清楚很不满意 关于三峡调查显示对库区就医持肯定态度，其中9%感觉完全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26%的居民能够支付起医疗费用，36%的居民对目前的医疗费用表示有一定压力，11%的居民对现阶段的医疗费用有较高的压力，不能完全担负，6%的居民经济情况较差，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因此改善移民库区医疗环境，加大社会医疗体制改革仍需重点推行。
就业状况***0就业环境良好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一般有压力从以上图表显示可以了解有8%的居民认为就业环境很好，收入有保障，生活质量优越；有24%的居民认为就业环境较以前有所好转，没有过高的工作压力，工作舒适；34%的居民认为目前的就业情况没有较大的突破，环境一般；有21%的居民认为就业压力大，没有满意的工作岗位。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政府高度重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移民库区也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地区的就业环境形势依旧严峻，百分比103问题尖锐说不清B13 城市人际40353033262010占3%，格格不入 占2%，说不清占1%。图表显示三峡移民库区居民生活和谐程度高，人际关系处理比较恰当。其中大部分居民对目前现居生活质量及社会环境表肯定态度，并对以后的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但是仍然存在与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困难的居民。民人际关系及现住城市认同情况分析，该项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对库区移民身份认同，以及现住城市发展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
三、结论与提升三峡库区移民幸福指数的对策分析（参考重庆移民局网、国务院三峡库区建设委员会网等）
（一）多措并举，促进增收，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库区民生
以“强化社会保障”为重点，政策扶持为指导，对口支援为主线。多渠为移民提供就业平台，保障基本收入，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建立灾民生活救助资金预算制度和临时救助专项资金，完善救灾物质储备体系，实现城乡低保制度应保尽保，确保困难群众有吃有穿有住，老有所养、孤有所靠、残有所助，从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三峡库区移民居住区基础设施建设
以“建设宜居城市”为重点，提升群众居住品质。紧紧围绕移民“安得稳，逐步能致富”这一主题，把握好农村移民后期扶持、城镇移民后期扶持(城镇移民遗留问题处理)两条主线，突出确保移民稳定、城镇移民后期扶持、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管理三大重点，推进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建设、城镇移民后期扶百分比0非常融洽融洽一般3关系紧张2格格不入说不清城市人际 三峡库区移民感觉非常融洽占26%，融洽 35%，一般占33%，关系紧张 持(城镇移民遗留问题处理)、移民贫困救助及移民技能培训、库区产业基金项目实施等工作，加快三峡移民安稳致富。增设城乡敬老院、儿童福利院、乡镇街道社区托老机构设施，逐步建立起全覆盖、保基本、能结转、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大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力度
紧跟可持续发展路线，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落实和完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基本职责和基本发展动向：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屏障应重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水质保障。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以“创优医疗条件”为重点，加大医疗设施建设力度，提升群众健康水平。看病难”、“看病贵”是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问题。尽快完善医疗设施，让群众看病方便。强化医疗卫生服务，让群众治病便宜，应该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改善库区移民生活状况。
（五）移民后扶资金
2012加拿大移民新政的转变及未来趋势分析
2012年加拿大移民政策解读
2012年的加拿大移民政策可能会让广大的申请人感到十分忐忑，魁北克投资移民3月21日突然宣布全球限额接收2700名申请、联邦投资移民是否重开悬而未决。加拿大移民部长JasonKenney，于3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对未来加拿大移民政策调整的看法，并表示，投资移民现行的投资额80万加币的标准比较低，这种“贱卖”方式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大，应探讨重新设计投资移民项目，使得该项目能从投资款中提取更多的、对社会有益的价值；而且这种投资不应该是政府的“借贷”方式，而应是一个长久的、可以对加拿大经济做出贡献的方式。除此之外，加拿大技术移民政策也不容乐观。原本联邦技术移民的职业列表仅剩29个大类，虽然2012年新增了1万个名额，但是联邦移民部正准备修改技术移民计分法（减少工作经验分数，加重语言、年龄的计分权重），这有可能表明加拿大更希望吸引来自英语国家的移民，亚洲地区非英语的移民可能更难申请。魁省技术移民也出台了新政策，要求魁省技术移民递交材料时，需出示语言成绩证明语言水平，还是法语加英语的。这一举措的出台犹如给无数想通过魁省技术移居加拿大的申请人又泼了一盆冰水。
展望：2012年加拿大移民趋势
很多朋友对于联邦的各类移民有所了解，但是对于加拿大省提名移民了解不多。其实，PNP省提名移民与联邦移民享有同等的待遇，但由各省负责审批，相对条件较低，处理时间也快得多，选择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会让申请人少走很多弯路。加拿大大多数省份都与加拿大政府有协定，允许各省份依照本省的移民需求和利益，直接对愿意去该省定居的移民申请人进行筛选，这就是加拿大省提名移民计（PNP）。根据基本要求的不同，加拿大省提名移民计划还可以分为技术和商业两大类。前者一般需要本地雇主的雇佣证明方能申请，后者一般需要申请人有一定的个人资产、成功的管理经验，并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主动投资等。一旦获得该省的提名并通过联邦政府移民局的健康和安全性检查后，申请人全家可获得加拿大永久居住签证（俗称“枫叶卡”）。
萨省/曼省省提名项目
·前五年至少有三年的管理经验·拥有30万加币（萨省）/35万加币（曼省）以上的家庭净资产。·自愿居住在萨省/曼省，愿意支付萨省政府7.5万加元的创业保证金（移民投资后可退还）。·投资最少15万加币以开创一个新公司或购买一个现有的企业，或参股一个现有的企业(必须占有33.3%以上的公司股份)，同时要参与日常的管理工作。·萨省是先知道结果（先考察再递交资料），而曼省是先递交资料最后才知道是否成功（先递交资料批准之后才去考察）；
BC省提名商业移民项目
至少80万加币的个人资产，投资40万加币在温哥华地区成立一个企业；或者申请人要有40万加币个人资产，投资20万加币在温哥华地区以外（维多利亚、威士拿等）成立一个企业，企业成立后，政府会给予申请人全家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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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NP商业类移民项目优势
1，办理速度最快的省提名项目，全程仅需12个月左右；2，BC省经济发达，环境优越，温哥华连续多年被评为最适宜居住城市；3，降低资产要求及投资金额，投资12.5万加币保证金可获得快速提名；4，唯一可先行申请工作签证项目，4个月左右可提前全家登陆加拿大；5，对投资移民申请人无学历和任何外语能力的要求。
申请条件
商业移民的申请人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方被考虑:1，拥有建立和运作可行的商业项目的必备经验和能力。2，拥有足够的投资资金。3，提供能为BC省带来经济效益的切实可行商业计划书。AEO技术移民
加拿大技术移民新政策公布以后，许多原打算通过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方式移民加拿大的人士感到沮丧：工作位置不在紧缺职业之内，又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历和学历，技术移民加拿大岂不成了泡影？错！加拿大AEO技术移民，不仅为加拿大技术移民重新打开了大门，而且大大提高了审理速度，是加拿大技术移民的快捷途径！我公司可以轻松帮您拿到AEO（加拿大雇主安排的工作）。加拿大技术移民申请人如果能拿到经加拿大雇主向加拿大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HRSDC）提出雇用申请人的申请后得到加拿大人力资源发展部的AEO批文，移民速度就会很快。
加拿大AEO技术移民的优势
·不受38个急需工作岗位的限制。任何职业的人士只要获得了AEO,均可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可以为申请人增加15分，使申请人比较轻松地达到67分的移民标准；·可以优先获得移民部的处理，6-12个月即可获得移民身份；·使申请人在申请移民前就获得一份永久性工作，免除了移民后生活上的后顾之忧。GTW国际教育集团有限公司/GlobalinkImmigrationandEducationCentre
四川加海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
关键词：江苏,三峡移民,语言态度,共时差异
一引言
语言态度是人们在认知情感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语言心理现象,它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语言的主观愿望、看法和评价。语言态度属于社会心理范畴,它影响着人们在交际中的语言选择,也制约着人们语言学习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其语言能力和使用水平,所以语言态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它对于了解一个群体或社团的社会心理特点,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政策都有重要意义。
语言融入是三峡移民融入当地生活的重要步骤,而移民的语言态度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三峡移民语言态度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移民语言使用现状并预测未来的发展,也可以为当地政府和以后的移民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本文将从移民的语言态度及社会特征分布情况等角度进行相关探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针对分布在江苏省盐城、南通两地级市9个县(市)的三峡移民进行调查。调查中,我们采用非随机多阶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即不等概率系统抽样(PPS系统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多阶抽样方法,对县(市)、镇、村三级的抽样均采取按与人口成比例的不等概率系统抽样(PPS系统抽样);对抽中的样本村实行整群抽样。在安置地共抽取3个县,每个县选取4个镇,每个镇选择3个村,最后获得有效样本503人。在调查过程中,主要采取由调查者当面询问和隐匿观察的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
语言态度考察主要包括母语忠诚,语言学习意愿,普通话、重庆话及当地话的主观评价等内容。考察采用5级定序量表,要求被试按自身情况对照选择。数据分析使用的是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3.0 for Windows,Microsoft Excel 2003。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是均值比较与方差分析等。
三语言态度分析
(一)母语忠诚
针对母语忠诚,我们预设了移民之间交流时出现的三种情况:拒用重庆话、使用普通话、使用当地话,并请被试针对上述情况选出他们的态度:非常反感(记作1)、听着不习惯(记作2)、无所谓(记作3)、可以理解(记作4)、非常支持(记作5),统计结果见表1。
在上述三个问题中,移民对使用当地话最为反感,对使用普通话持理解态度的比例最高,为38%,认为最“无所谓”的多为在面对其他人不愿意使用母语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方面,移民对自己的母语仍然持比较宽松和开放的态度,对不使用母语的人持异议的比例与持中立和理解态度的比例相差不大。另一方面,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二)对母语未来发展所持的态度
在回答“是否希望重庆话能保留下去”的问题时,3.8%的移民不希望或不太希望重庆话保留下去;而持无所谓态度的占46.1%;比较希望以及很希望能保留下去的分别占32.6%和17.5%,二者占总数的50.1%。可见,对自己的母语是否要保留的问题,绝大多数的移民还是在无所谓和希望两种态度之间摇摆。
(三)移民语言学习态度
语言学习态度的考察包括对自身和对子女两个方面。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移民有学习其他语言(方言)的意愿,整体态度是积极的。但在面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时,态度略有不同。
从频次分析中可以看出,73.8%的人表示愿意学习普通话,持反对态度的只有7.6%。而对学习当地话持支持态度的为52.9%,反对者占9.8%,其中持中立态度的要比普通话多18.7%。在调查中,没有人对子女学习普通话持反对态度,93.8%的移民表示愿意或非常愿意自己的子女学习普通话;就学习当地话而言,2.4%的人持反对态度,76.9%的人持支持态度。
普通话作为全民共同语,是不同地区人们之间重要的交际工具,它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认同。移民为了子女的未来发展考虑,对子女语言(方言)尤其是普通话的学习持积极态度。但同时移民对当地话的学习意愿不如普通话高,很多人对学习当地话持观望态度,对子女学习当地话的支持程度也要略低于普通话。
(四)语言主观评价
我们分别从情感、地位和适用三个方面就移民对普通话、重庆话和当地话的主观评价进行调查。针对上述三类评价,在调查中我们选择“好听”“文雅”“用处多”三项,用完全反对、反对、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五级刻度来测量。
在情感评价方面,移民对普通话的评价最高,对母语的情感评价略低,而对当地话的负面评价最高。移民中认为普通话不好听的只占0.6%,63.2%的移民认为好听。认为重庆话不好听的占10.6%,认为好听的占40.7%。对于当地话,88.9%的移民认为不好听,4.8%的人认为好听。
在地位评价上,80.4%的移民认为普通话文雅,持反对意见的只占4.2%。对于母语,67.8%的移民持中立态度,认为重庆话文雅的只占13.9%。就当地话而言,大多数移民认为当地话不文雅,所占比例为77.5%;持正面态度的只有5.8%。由此可见,在移民心中,普通话的地位最高,其次是重庆话,再次是当地话。
在适用性方面,58.9%的人认为普通话用处多。认为重庆话用处多的人只占27%。56.5%的人认为当地话用处不大,持正面态度的仅为14.1%。由此可见,在移民心中,普通话的用处最大,其次是重庆话,最后是当地话。
四语言态度的共时差异分析
(一)母语忠诚的共时差异
性别(拒用重庆话sig=0.002<0.05、使用普通话sig=0.001<0.05、使用当地话sig=0.000<0.05)、年龄(拒用重庆话sig=0.000<0.05、使用普通话sig=0.000<0.05、使用当地话sig=0.000<0.05)、文化程度(拒用重庆话sig=0.000<0.05、使用普通话sig=0.004<0.05、使用当地话sig=0.002<0.05)、职业(拒用重庆话sig=0.000<0.05、使用普通话sig=0.000<0.05、使用当地话sig=0.001<0.05)在母语忠诚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迁入时间在拒用重庆话(sig=0.005<0.05)和使用普通话(sig=0.033<0.05)两项的表现上具有显著差异(1)。
女性移民在三个考察项上的均值都高于男性。女性在语言态度上比男性更倾向于标准语,更倾向于优势方言。虽然两性对普通话的认同度最高,但从表4来看男性属于中立态度,而女性均值大于3,属于“可以理解”的范围。两性对使用当地话的认同度都是最低的,但女性更接近可以理解的级别。
就年龄来看,随着年龄段的降低,移民的态度也逐渐开放。在使用普通话方面,除老年外,从中年和青年的均值表现看,他们都属于持理解的态度。青年对拒用重庆话也持理解态度。虽然老中青对使用当地话都持中立态度,但青年的均值最高,接近“可以理解”的取值范围。总体来看,老年人在态度上趋向保守,青年人则更为激进,中年人则处于二者之间。
从迁入时间看,2002年迁入的移民对母语的态度最为开放,他们对于拒用重庆话和使用普通话均持“可以理解”的心态,而其他两批移民在态度上则相对消极,而且2001年的移民在这两项上的均值都要小于2004年的移民。虽然第一批和第二批移民安置时间距离较近,但二者对母语忠诚差异明显,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与移民数量有关,由于2001年安置的移民数量较少,只有1000余人,安置较分散,2002年安置的移民数量较多,安置也较之前集中。由此可见,虽然国家对移民的安置政策是相对集中、分散安置,但地方在安置时应集中和分散兼顾,过度的分散安置并不利于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移民态度经历了从不习惯到无所谓、最后到可以理解的态度变化。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人们的思想和眼界也越开阔,语言态度相对也会越开放和积极。
就职业来看,随着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移民的态度经历了从中立到理解的变化,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但其中只有学生对使用当地话持理解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年龄较小,接受能力强,他们头脑灵活,对于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些都使得他们在语言态度上比其他人持有更开放的心态。
(二)移民对母语未来的发展心态的共时差异分析
我们就移民对母语未来的发展心态从性别、年龄、迁入时间、文化程度和职业五个社会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年龄(sig=0.001<0.05)、文化程度(sig=0.001<0.05)、职业(sig=0.001<0.05)对其有明显影响。
总体而言,移民希望重庆话能保留,只是由于年龄、文化、职业的不同,保留意愿略有差别。由于老年人对于母语有浓厚的感情,八成的老年人希望母语能够保留。青年人中,74%的人对重庆话是否要保留持中立态度。这种态度,与青年人思想较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的个性有关。小学以下的移民保留愿望最为强烈,对母语的未来也抱有美好的愿望。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由于有相对较长的教育经历,且眼界较为开阔,对母语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较为实际的认识。从职业来看,随着社会身份的提高,均值呈下降趋势。务农的移民对重庆话的保留最为乐观,因为他们接触较多的仍是移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交际工具是重庆话,对于来自外界的语言压力的感受并不深刻,所以他们对重庆话的未来,也就比其他人更乐观。从事个体经营的移民和学生,对重庆话在个人工作、就业、社交或学习上的限制会有更强烈的感受,对当地话或普通话地位价值也逐渐认同。
(三)语言学习态度的共时差异分析
1. 移民自身。
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对移民的语言学习意愿有明显影响。随着年龄的降低、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分工层次的提升,移民学习其他语言(方言)的积极性呈逐渐提高趋势。
从年龄来看,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迫切度远不如中青年,老年人生活范围小,母语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对中青年来说,普通话和当地话是他们学业和事业的重要工具,是攀登社会阶梯的重要助力。
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以下的移民学习意愿最低。小学及以上的人对学习普通话均持正面态度,即愿意或非常愿意学习普通话,而在学习当地话方面,其均值都在4以下,总体属于愿意层级。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话的学习意愿并不与文化程度成正比,高中及以上的均值比初中略低,从频次分布来看,高中及以上的移民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学习普通话的比例高达97%,比初中高出13%,但在学习当地话方面却比初中低14%,可见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对于普通话的推崇和认同远高于其他三类移民。
就职业来看,越是处在社会分工底层的移民,对学习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意愿越小;越是处于社会分工上层的移民,对母语以外的语言学习愿望越强烈,而且他们学习普通话的意愿均高于学习当地话。
2. 移民子女。
不同的年龄(普通话sig=0.001<0.05当地话sig=0.000<0.05)、职业(普通话sig=0.000<0.05当地话sig=0.000<0.05)的移民在其子女的语言学习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不同性别的移民在子女学习普通话的态度(sig=0.001<0.05)上存在差异。
从表7可以看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子女学习普通话。由于女性对于标准语的热衷程度要高于男性,且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重要职责,所以母亲的语言倾向会对子女未来的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造成一定的影响。移民对子女的语言(方言)学习持支持态度,且随着年龄层的降低、社会分工层次的提高,呈上升趋势。但在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移民对子女学习普通话没有持负面态度的,但对子女学当地话则存在一些负面态度,而且随着移民年龄的增长,比例也略有上升。在不同职业的移民中,除务农的移民在子女学习当地话上的均值略低(为3.94)外,其余均值都在4以上。
(四)主观评价的共时差异分析
在性别、年龄、迁入时间、文化程度、职业五种社会变量中,对移民的情感评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分别是年龄、迁入时间和职业(见表8)。对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有显著影响的则是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在影响情感评价的三个因素中,就年龄而言,老年对普通话的评价最高,中年对重庆话的评价最高,随着年龄段的提高,移民对当地话的评价呈下降趋势。迁入时间的长短、所处社会分工层次的高低均与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情感评价成正比,与重庆话成反比。在影响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的三个因素中,年龄的高低与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地位和适用性评价成反比,与重庆话成正比;文化程度的高低、社会分工层次的高低与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地位和适用性评价成正比,与重庆话成反比。在地位评价方面,移民整体上对普通话持正面态度,对重庆话持中立态度,而对当地话持负面态度。在适用性评价方面,移民整体上对普通话持正面态度;对当地话持负面态度;而对重庆话的态度分布比较均衡,即持正面、负面和中立态度的差距较小。另外,虽然性别对移民的情感评价没有显著影响,但不同性别在对普通话的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上,均显示出明显差异,女性对于普通话的地位评价和适用性评价均高于男性,由此可见,女性对于标准语的追捧要高于男性,而这种追捧更多的是出于普通话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以及广泛的用途考虑。
五结语
三峡移民对自己的母语有着很深的感情,希望它能继续保留下去。但同时他们的语言态度也是比较宽松和开放的,对不使用母语的人有半数移民持理解态度,语言学习较为积极。出于情感和认知等原因的影响,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话的态度又有较大差异,移民对使用当地话最为反感,对当地话的学习积极性比普通话低,在对普通话、重庆话、当地话的主观评价上,情感评价、地位评价、适用性评价,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均为:普通话>重庆话>当地话。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其权威性和优越性在民众中有较普遍的认知,所以移民中对普通话持异议态度的人少。但是当面临另一种没有在移民社区内部获得认同的方言介入并可能威胁其母语地位的情况时,移民会对其产生排斥心态,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移民在潜意识里对母语的浓厚情感,母语作为维系自身与故乡的纽带,作为群体认同的标记,移民对其有着相对隐性的母语忠诚。这种母语忠诚也会在移民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学习及主观评价上产生影响。
综上可见,对移民语言态度的变化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分别是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的联系,通常年龄越小,相应的文化程度也越高,从事的职业也处在社会分工的上层。随着年龄的降低、文化程度和所处社会分工层次的提高,移民的眼界也更加开阔,他们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对新事物较容易接受,语言态度上比其他人持有更开放的心态,同时他们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移民内部,在逐渐融入到当地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对重庆话的局限性、普通话和当地话的优越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当地话或普通话是他们的工作语言、社交语言、学习语言,是他们创造价值和攀登社会阶梯的助力,而重庆话则是移民社区内部的语言,是某种情感维持的工具,这种对于语言地位和价值认同的变化,也使得他们的语言态度产生变化。
语言问题是移民安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三峡移民语言态度的调查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移民的语言态度,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宜、科学的政策和方案,为移民提供语言方面的相关服务和指导,化解可能出现的语言接触和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负效应,促进国家“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政策的落实,为地方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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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磊.广东三峡移民语言使用情况调查[J].学术研究,2010,(4).
一、避灾移民搬迁政策的积极作用
(一)有力改善人居环境
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的出发点之一是去除隐患、“挖险根”,把受地质、洪涝灾害威胁的群众搬迁到安全地带,使他们不再为自然灾害担惊受怕,过上安心舒心、更有尊严的新生活。 通过有规划地移民搬迁进行主动避让,可以有效解决洪涝、地质灾害防治等问题。 通过把山区深受自然灾害影响、基础设施难以配套以及交通不便、 无发展潜力的偏远农村居民搬迁到居住安全、 地势平坦且交通相对便利的移民安置小区。 这种移民安置形式具有“离土不离乡”的特点,能最大限度减轻各类自然灾害而带来的威胁, 极大改善搬迁户的生存条件, 使山区民众的生存安全有较为可靠的保障,生活环境得以根本改变,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通过避灾移民搬迁, 组织群众主动从灾害多发区撤离出来,比较彻底地使群众远离了“灾害源”。 近三年陕南移民搬迁新址没有出现一户因灾受损的情景。 2012年陕南因地质灾害、洪涝灾害而产生的人员死亡和受伤情况比2011年的同期分别减 少了80%和70%。 问卷调查显示: 有85%的被调查者认为, 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的最大作用是改善了他们的人居环境。 实践表明,尊重自然规律、主动向大自然低头, 是面对地质、 洪涝等自然灾害的理性选择。“有计划的将居住在危险地带和交通不便的陕南山区民众迁移出来, 使他们较为彻底地摆脱危险以及改善生存环境是现代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 它可以增强山区群众的安全感以及对公共行政组织的认同感, 从而持续促进现代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性。除此之外,陕南地区大规模避灾移民活动的开展, 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同推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将成为西部地区避灾移民扶贫的新探索。 ”[5]
(二)加快山区摆脱贫困
避灾移民搬迁政策是一项创新性的减贫避灾探索,“拔穷根”是它的重要目标。推进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对于其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虽然陕南三市的人口数量、 国土面积分别占到整个陕西省的24%和34%,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仅分别占陕西省的11%、2.38%。 受到灾害频发的困扰,导致秦巴山区陷入了“辛苦三年才脱贫,一场灾害就返贫”的扶贫困境。通过移民搬迁改变生存环境,可从根本上破解山区致贫难题。 山区的一般特点是,地广人稀,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产业发展滞后,商品化程度较低,脱贫致富难度大。如果始终在山里打转转,恶劣的生存条件会像无底洞一样吞噬掉所有投入。陕南移民搬迁, 一方面把贫困人口引导聚集到城镇等经济条件好的人口密集区,为群众从事规模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商贸服务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山区人口有序进城入镇,促进了农民承包地、山林等经营权的流转, 较好化解了以户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
2006年至2008年间,“陕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省的比重, 仅分别增长了1.07个百分点和1.03个百分点,而关中地区则分别增长了0.09个百分点和7.24个百分点,陕北地区则增长了13.45个百分点和12.95个百分点,陕南与关中、陕北差距明显拉大。”[6]2011—2013年,陕南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则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这充分证明移民搬迁是刨掉穷根、减少贫困、富裕农民的一项根本举措。开展规模宏大的避灾移民搬迁安置活动, 既是提高陕南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一条重要路径, 也是贫困山区加快摆脱贫困和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有力举措。“将人口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及时地搬迁出来, 既是一种彻底消除危险的举措, 也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路径。 ”[7]移民安置活动已明显地改善了移民家庭以及村庄社区的生活生产条件,从而提升生活质量。
与以往不同的,这种不再是“简单地复制乡村” 的减贫举措,拥有投入较少、效果较好的特点。 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可在一定程度上对陕西的人口功能区进行重新调整,有利于这个区域的不同要素(社会、人口、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等)之间的相互协同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移。 “通过推进移民搬迁可以有利于加快地区城市化、工业化、 现代化进程。 ”[8]这意味着,通过移民搬迁促进人口聚集,可以为山区城镇化提供现实路径。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过移民搬迁,分类引导农民就地、 就近有序进城入镇,以行政推力,加速形成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是广大山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路径。如果能够成功实施,可以加快促进秦巴山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而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陕南移民搬迁是落实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陕南地区发挥生态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推进陕南避灾移民搬迁,让生态脆弱区减轻环境压力,促进自然修复,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敬畏大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必然选择。 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工程的推进, 既有助于加快推进当地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也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以及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从长远角度来看,搬迁地居住者向城镇社区进行集中安置,有利于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压力的减轻, 对促进迁出区域生态修复以及山地森林化生态建设进程具有积极作用。也就说,“采取以农民主体、政府推动的方式实施陕南移民工程, 既是敬畏大自然和尊重自然规律的体现, 也是推动陕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选择。 ”[9]通过移民搬迁实现“人退林进”的局面,可以有效促进陕南的生态功能恢复。 森林是生态的重要屏障,在当前生态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护广大山区的林木、植被尤为重要。 通过移民搬迁,让群众住在生产生活条件好的人口聚集区, 降低群众对山林的过度生存依赖, 从根本上减少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扰动,可以保持一方净水净土。
陕南移民工程不仅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山区农村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对于陕南水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也有利。 陕南全部属于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保护地的范畴,通过发挥“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 帮助那些在高寒偏远山区以及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生活的民众有计划地继续进行迁移, 不论是对于加强秦巴山区生态文明建设, 还是更好地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 均具有极其显著的战略价值。 长远来看, 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工程,通过推进水源区居住向城镇社区集中,提高了垃圾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减少农业农村面源污染, 从而促进山地森林化的生态建设以及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的进程,维护和增加了陕南地区的水源涵养能力。 通过移民安置活动,迁出区域的土地(含耕地、山林等)流转速度可加快,流转的程度能加深,从而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创设有力条件, 进而更好地推进当地农业向绿色化、现代化等方向发展。 此外,一些地方在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所采用的“山下建社区,山上建园区”的创新性做法,既提升当地的城镇化率, 又有力地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加快发展。
(四)加强政府与社会互动
推进陕南避灾移民搬迁活动, 让公共资源高效配置, 提高土地、 财政投入和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益,是公共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以及集中财力惠民生、 办大事的创新之举。换句话说,通过移民搬迁整合公共资源,可以有效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广大农村居民共同分享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人所共知,陕南山区群众居住分散, 如果还沿用以往的救灾和扶贫模式,那么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成本高、重复浪费、 经济性差。 通过移民搬迁,告别穷乡僻壤,打破部门界限,统筹使用相关资源,推动公共财政与人口聚集同步同向,较好地发挥了资源聚集效应,探索出了加快“城”、“乡”融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条捷径。
“大规模避灾移民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迁移 ,更是一次涉及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整合的过程。”[10]作为社会互动的一种表现及过程,市场的力量、行政的力量、 民众的力量以及社会的力量均可在避灾移民政策的实施中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呈现或表达。 为了拓展陕南移民工程的融资渠道, 由陕西省财政厅和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资10亿元、20亿元, 它们还一同组建陕西陕南移民搬迁工程有限公司。 该企业采取了公司化的运作模式进行移民安置活动的资金筹集, 以更好地帮助移民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移民搬迁安置对象的房屋修建等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民间社会资本对陕南移民工程的积极参与, 这也成为了多种筹资模式的一种重要探索与表现。具有主动地、前瞻性的特点,将贫困山区、灾害多发区等不宜居住的村民迁移出来,从而力争实现“挖险根”、“拔穷根”的目的, 这相对于以往由于自然灾害发生后才展开移民活动, 可称得上是公共部门履行职能以及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性模式。与“应急式治理”或“滞后性治理”进行比较,该模式已从“滞后性”迈向了“前瞻性”,更加注重的不只是问题的“治疗”,而是对问题的积极“预防”,有效地预测到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并应用积极有效的一系列预防举措,可称为“预防式治理”。 这对于基层社会和谐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同类地区今后推进避灾移民活动的一种可供选择路径。可见,避灾移民搬迁活动有利于多方力量的互动与加强,促进和构建“预防性治理”模式。
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 是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群众意愿的科学决策。它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恶劣地区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有效途径, 也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加强生态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大举措。 在改善山区农民群体的生活及居住条件的同时, 对于经济发展要素的合理流动具有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它也是实现科学发挥、循环发展的根本举措, 对于促进社会建设与政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避灾移民搬迁政策的消极作用
在多维度地分析了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安置政策的积极作用之后, 有必要指出其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 以便于更好地分析这项公共政策所可能带来的多面向的影响。一是如果相关制度安排不当,特别是仅仅在陕南地区每个县(尤其是每个镇)之内进行迁移,受到当地土地资源制约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所限, 将会造成自然灾害因素的转移或搬家, 进而形成或引发新的和不可预见的环境、生态、灾害问题,这与避灾移民搬迁政策“挖险根”、保生态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是政府推动下的大规模避灾移民搬迁行为和工程, 如果对山区移民搬迁对象的生计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能够进行很好地解决, 将会造成大量的次生贫困人群及规模不小的脱离土地的失业农民,“拔穷根”的目的也难以实现;三是假如避灾移民搬迁工程所需资金筹措不畅, 特别是融资渠道和机制不够有效形成, 很有可能造成财政负担严重超出了地方政府和搬迁对象承受能力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出现“借 (负 )债搞搬迁 ”的现象 ,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形象 ;四是如果移民搬迁安置的不科学、不合理,将致使移民搬迁安置对象和迁入地的原有居民群体在就业机会、 公共服务机会和自然资源分配等方面产生不必要的争夺, 从而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消耗,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五是如果山区移民搬迁政策执行不到位,特别是出现偏差、扭曲等现象,很有可能偏离移民搬迁的瞄准机制, 出现 “搬富不搬穷”现象,造成“穷人戴帽子,富人得实惠”的不公问题,进而削弱政策的预期成效。这些潜在或者说蕴含的山区移民搬迁问题, 对这项公共政策的执行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规避。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