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养老保险研究

国外养老保险研究（精选8篇）

国外养老保险研究 篇1

养老保险，国外如何改革

来源：《环球时报》 2005年12月19日 第19版

作者：本报驻外记者联合报道

编者按：2005年12月14日，国内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这项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都暴露出问题。改革养老保险体制，使民众老有所养，成为各国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

俄罗斯：退休金储蓄“上不封顶”

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马剑报道：退休者养老金低、生活差，一直是俄罗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统计，俄罗斯共有4000万退休者，数量几乎占到人口总数的30%。目前，俄居民的基本退休金（完全由政府支付）每月只有553卢布（1美元约合29卢布），大大低于俄最低生活标准1554卢布。近年来，俄罗斯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加上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险活动不规范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养老金改革成了俄政府最犯难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好转，俄罗斯政府开始偿还前几年拖欠的大量退休金，同时着手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是：从完全由国家拨款的退休金分配制逐渐过渡到退休金个人储蓄制。即除了基本退休金外，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一定比例的工资，存入退休储蓄基金账户，由管理公司来管理这一账户。这一改革措施一方面可减轻政府负担，另一方面使人们在退休后能够依靠退休金过上正常安稳的生活。

记者特地向俄罗斯同行奥列格进一步了解情况。奥列格在一家国有新闻单位工作。他告诉记者，其月收入约2万卢布，比普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略高。他根据自己的开支情况，每个月把工资的13%存入退休储蓄基金账户，数额约为2600卢布。照目前的情况看，20年他退休后，可以从退休储蓄基金账户中每月领取5000卢布。奥列格说，如果希望退休后多领养老金，人们还可以从自己的工资中多扣存一点。奥列格半开玩笑地说，这个比例“上不封顶”，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告诉记者，以前俄罗斯拖欠养老金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自从普京上台后，俄政府不仅偿还了以前拖欠的养老金，还几次把养老金的数额提高，这些都让退休者们心里有了底。因此，政府推行的新养老金制度也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奥列格自己对新的养老金制度就很满意。

为了让居民有更多的选择，俄政府不仅有国有的退休储蓄基金管理公司，还允许私营基金管理公司吸纳居民的退休储蓄基金，但是对私营基金管理公司有着严格的准入制度。目前，俄只有55家私营基金管理公司被准许进入退休储蓄基金市场。据了解，目前俄罗斯私营公司管理的退休储蓄基金业务发展迅速，估计到2010年，由私人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退休储蓄基金额将占俄居民退休储蓄基金总额的10%。由于私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投资股票等有价证券，比较灵活，利率也较高。另外，俄政府相关机构还严密掌控这些基金的运作情况，保证即使这些公司破产也不会使退休储蓄基金受到损失。

日本：力争养老基金开支平衡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张莉霞报道：随着日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在全国人口中所 1

占比例不断提高，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另外，日本实行超低利率政策，股市又长期低迷，日本养老基金的资金运作十分困难。日本厚生劳动省所管辖的养老金基金2001年至2003年曾连续三年出现巨额亏损，累计亏损达6万多亿日元（1美元约合119日元）。

日本政府2004年不得不大幅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提高保险费。将交纳保险费的比例在原来占工资总额13.58％的基础上，每年以0.354%的幅度提高，到2017财年，将保险费提高到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8.3％。

第二，逐年降低向被保险者支付保险金的数额。计划将平均养老金支付额逐年降低到2023财年的50.2％。

第三，调整养老金发放方法。日本政府从2002年开始制定了一项“物价联动型养老金支付办法”，就是根据物价跌幅，减少养老金的支付额。由于这几年的物价下跌，养老金支付额也相应减少。2002年平均每位养老保险金领取者的月收入减少了约7700日元左右。

不过，这样的养老保险改革使日本国民对保险制度失去信任，加剧了人们对失去劳动能力之后的不安心理。许多投保者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现在就出现了问题，将来会怎样就更难说了。许多年轻人甚至拒绝交纳养老保险费。根据日本政府有关方面的统计，在应加入“国民年金”的人中，有37％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交纳保险费。拒绝交纳养老保险费问题成了日本养老金制度的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为了解决部分人拒交保险费问题，日本政府已经决定采取查封银行存款、冻结个人资产等非常手段，强制人们交纳养老保险费。

德国：干满45年才能拿全额退休金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报道：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养老保险法》的国家。德国联邦养老保险局的负责人哥特曼博士告诉记者，德国养老保险实行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负担制，最大的特点是实行代际协调制度，即由目前工作的人员承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正常情况下3个劳动者负担一个退休者，但据预计，20年后这个比例会降到1.3∶1，显然，那时整个养老金制度将崩溃。目前，为了弥补整个养老金的亏空，德国政府补贴占养老金支出比重已由先前的1/4上升到1/3，财政不堪重负。

为适应经济与社会的重大变化，德国正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其中主要有以下几大招数：

第一，努力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间的平衡。2002年，德国政府推出了“里斯特改革方案”，鼓励个人在参加法定养老保险的同时也参加其他养老保险计划。该方案规定，现在的就业者每投保一个附加养老金，政府就给予其一定数额的补助或税收上的优惠。目前，德国政府每年拿出700亿欧元补贴，并用部分生态税补充养老基金。据德国专家估计，在该计划的激励下，德国私人养老保险在整个养老保险金的比例将从近期的15%增至30%。

第二，实现养老金交纳和支出平衡。由于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养老金供求比例失调。为稳定养老保险体系，政府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人口，鼓励生育，希望增加未来养老金支付群体的数量。同时，政府不断提高就业人员交纳养老保险费占其工资总额中的比率，2003年这一比率提高到19.5％，今明两年可能升至19.8％。

第三，提高退休年龄和工龄，控制提前退休。德国的退休金全额为工资的70%。目前德国男性65岁、女性60岁就可以退休，但能拿到全部退休金的人极少，因为法律规定只有工龄达到45年的退休者才能获得全额退休金。德国政府还计划从2011年开始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5岁提高到67岁。同时，鼓励退休者参加部分时间工作，对提前退休者则扣除其部分养老金。

美国：企业年金成为养老金主体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杨逍报道：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人步入老年，美国的养老问题也日益突出。据预计，2018年前后，美国养老金年支出将会超过年收入，而到2042年前后，美国养老金将完全破产。因此，布什这一届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美国的养老金制度靠“三条腿”支持：“第一条腿”是每个公民必须参加的社会保险，政府每年给予大量补贴；“第二条腿”是企业年金（即企业资助的职工个人储蓄账户）；“第三条腿”是个人资金的各种收益。

据报道，布什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主要是从现有6.2％的社会保险税中抽出2％，转移到职工的企业年金中，同时企业和职工也增加相应的比例，使之成为美国人养老金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国外养老保险研究 篇2

一、指数保险推出动因

20世纪2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相继发展农业保险。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制订了农业保险法, 农业保险成为这些国家促进农业发展的保障和重要的宏观政策手段。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 以单个农户产量损失为赔付标准的传统农业保险市场均以高补贴、高成本、低效率的状态运作, 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与系统性风险、依赖政府政策支持等弊端, 农业保险市场形成“需求不足, 供给有限”的尴尬局面, 农业保险模式必须创新。印度学者Chakravarti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指数保险概念, 芝加哥大学的 Harold Halcrow在20世纪40年代进一步完善, 之后, Stiglitz、Miranda、Skees等学者不断推广, 从信息不对称和系统性风险角度论证传统农业保险的缺陷和创新指数保险的必要性。

1.传统农业保险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传统农业保险合同是以单个农户产量损失作为赔偿标准, 但农户与保险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中, 农户具有信息优势, 容易形成信息隐藏与行为隐藏, 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克服这些问题, 保险人需要承担高昂的交易成本, 包括如何对农户的历史产量调整与抵减, 监督农户生产行为以及逐户田间定损等。如果交易成本转嫁给农户, 会导致保费高昂, 从而造成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的进一步加剧, 形成恶性循环 (Halcrow1949;Stiglitz 1986; Miranda, 1991) 。

2.传统农业保险依赖政府支持, 产生补贴与政策干预扭曲效应。

因为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性质、承保风险高以及开办成本高, 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进入。各国农业保险主要依赖政府补贴, 包括针对保费和保险人交易费用的直接补贴以及巨灾风险的政府救助。但高补贴抵补了农户承担的风险, 容易对保险人产生不当激励 (如欺骗补贴、寻租) 从而扭曲补贴效率, 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另外, 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不恰当干预以及相关职能的缺失, 会对私人农业保险市场产生挤出效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政府补贴的农业保险由于气象与产量历史数据缺失降低了保险价值, 保费与赔偿补贴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产生寻租等问题 (Skees、Jerry and Miranda 1999;Skees 2007) 。

3.系统性风险 (Systemic Risk or Covariant Risk) 阻碍了商业保险公司的进入。

Miranda和Glauber (1997) 研究发现, 可能不完全是信息不对称而是农业生产的系统性风险导致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一方面, 由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难以识别与量化, 保险人将大部分保费作为风险赔偿准备金造成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 同时农户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自我保险行为, 从而导致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另一方面, 系统性风险发生造成较大地理范围内所有农户不同程度的损失, 保险人面临着巨额赔偿, 形成赔付资金压力。上述综合作用从而导致私人保险人退出农业保险市场 (USAID 2006) 。

4.交易成本高昂。

传统农业保险的保险合同基本承保一切险, 以多重风险保险保单形式出售, 从而造成保险人大规模的精算损失, 赔付压力巨大、亏损率高 (Skees、Jerry and Miranda 1999;USAID 2006) 。此外, 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地域分散, 保险人面临客户群分散、保险产品市场接受度低、营销渠道狭窄及理赔不及时等挑战, 导致营销费用以及行政费用高, 私人保险公司收支不能平衡 ( Miranda, 1991;World Bank 2007) 。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持续的金融支持, 但传统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一直面临挑战, 因此对传统农业保险产品与运作机制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指数保险的推出可以承保干旱、洪涝、严寒霜冻、高温、飓风、湿度等多种系统性气候风险。实践中的指数保险类型如区域产量指数保险、天气指数保险、收入指数保险、牲畜指数保险等为农村地区低收入及贫困人群提供了风险管理机会 (Barnett 2007) 。

与传统农业保险相比, 指数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具有以下优势: (1) 以区域产量、气候指数为赔付标准的保险合同不需要单个农户产量信息, 因而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显著降低交易成本; (2) 指数赔付容易调整指标以减少“基差风险” (basic risk) , 即农户产量高于区域产量获得赔付, 而低于区域产量不能获赔现象; (3) 有利于实施分层风险管理战略, 包括风险管理方式上的分层, 即不同程度的风险对应不同的风险管理手段 (综合利用储蓄、借贷、商业保险、政府巨灾保险等手段) 、合同条款中风险管理程度的分层, 即不同级别的损失对应不同级别的赔偿额度; (4) 指数保险合约标准化与透明化, 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交易, 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系统性风险; (5) 有利于商业保险公司进入为农户提供保险产品 (Skees 2007;World Bank 2006) 。

二、最优指数保险合同设计

最优指数保险合同的设计主要考虑指数保险能否有效转移系统性风险、合理的保费与保障水平、保险地理范围的确定、基础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处理等。

1.风险结构分类和合同设计。

代表性研究来自Miranda (1991) , 文章运用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模型, 把农户产量风险分解为系统性风险和个体性风险, 研究结论认为区域产量保险可以覆盖系统性风险、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并且不需要很大的抵扣或限制保费水平。对于个人而言, 区域产量保险比基于个人产量的保险能提供更好的产量风险保护。Mahul (1999) 在Miranda分析基础上, 构建了随机生产函数, 把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累积产量冲击等因素带来的个体风险研究认为区域指数保险政策最优赔付取决于被保险的天气风险和未被保险的累积产量冲击以及个体对风险态度之间的随机依存关系。Skees, Black, and Barnett (1997) 认为指数保险合同的设计必须考虑恰当的地理范围的选择、产量数据的集中趋势的预测、赔付规则的设计、免赔额与保障水平的选择以及保险费率水平的制定。Boucher和Mullally (2010) 考察了秘鲁南海岸Pisco山谷为棉农提供的指数保险产品, 利用25年产量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区域产量分布概率函数来确定精算公平的保费, 把合同临界值设置为平均区域产量的85%, 赔偿为每公斤$0.63, 保费设定为每公顷$48。

2.基差风险。

针对指数保险中存在的基差风险, 一些学者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指数保险合同的设计加以创新。 (1) 使用与产量高度相关的气候指数及改善指数选取技术以提高指数的精确性, 包括卫星植被数据、干旱指数、降雨指数、温度指数、厄尔尼诺指数、牲畜死亡率指数等 (IRI 2009) 。 (2) 针对潜在消费者受教育程度低, 丰富宣传教育形式, 创新简化合同内容与形式;保险以标准单位合约出售, 对同一个区域的购买者每份合约的保费率以及损失赔偿相同, 购买者自由选择其期望购买的份数 (Jerry Skees et al 1999) 。 (3) 构建合作分销渠道, 创新销售形式, 降低交易成本。例如, 通过农业保险与信贷互动捆绑销售, 不断深化互动以降低交易成本 (IRI 2009) 。或者通过农业合作组织销售, 根据指数保险合同管理机构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将政府补贴的区域产量指数保险与农业合作组织相结合, 即解决营销成本高昂, 又可以使政府的补贴利益由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并分配给社员 (Pablo Pincheira Kimberly Zeuli 2007) 。 (4) 针对再保险问题, 保险公司、政府开始与国际组织合作, 探索通过国际再保险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转移风险, 以保证系统性风险的时空分散性以及赔付的支付能力。

三、 指数保险购买意愿

1.消费者指数保险购买影响因素。

持续有效的需求是农业保险产品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消费者因素即指数保险产品本身的价值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因素都会影响指数保险需求。国外学者主要运用Logistic模型、二阶段估计法等研究方法, 认为影响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以及购买险种种类的决定因素包括三类:消费者特征, 即其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敏感度及风险管理活动、农业生产特征 (农场规模、土地租赁期、经营方式、个人产量等) 、产量与资产财务状况等;保险产品本身的价值, 即保费水平、保险额度、对保险人的信任度、理赔程序、保险产品类型、保险产品信息对称程度等;政府的政策因素, 即扶持保险人的优惠政策、保费补贴程度等 (Makki 和Somwaru 2000、2001;Bruce and Peter 等 2004) 。

2.试点项目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参与率低也被认为是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因素之一。指数保险产品作为农业保险的创新产品, 在试点项目中目前出现两个需求难题:指数保险的需求低于预期、风险厌恶型农户的需求非常低 (Clarke, 2011) 。Skees, Hazell, and Miranda (1999) 运用扩展的资产组合理论分析了个人购买区域指数保险的决策, 发现作为风险管理手段, 指数保险对于购买者价值的高低影响其购买决定。Carter 等 (2007) 认为, 对指数保险价值的理解影响持续有效的保险需求。如果农户低估保险合同价值, 将会扼杀需求;如果高估, 但由于基差风险, 并未得到满意的赔偿, 将会减低购买意愿。Carter和Boucher (2007) 研究发现, 风险态度对农户的保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风险厌恶型农户愿意支付较高的保费。Ruth Vargas Hill等 (2011) 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埃塞俄比亚农户天气指数保险购买意愿, 分析团体组织销售以及基差风险对农户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 受教育程度较高、个人财富多、对团体缺乏信任的个人偏好于个人购买保险, 但基差风险越高, 保险支付意愿越低。此外, 文章认为以土地权利为代表的财富效应与指数保险购买意愿存在正相关性。McCarthy (2003) 运用probit和logistic模型比较分析了摩洛哥4个区域的降雨指数保险支付意愿, 研究结果表明, 农户所面临的风险越高, 越愿意购买保险。

大多数研究结论发现, 指数保险本身的价值, 即基差风险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指数保险的需求。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户一方面对指数保险价值产生怀疑, 另一方面较低的支付能力导致风险厌恶型农户的有效需求低。农户对于指数保险产品价格比较敏感, 从而保费率的高低以及其初始财富的支付能力也影响指数保险的有效需求。因此, 研究影响指数保险需求的因素并解决其负面影响因素, 对于指数保险试点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基于“银保互动”模式的进一步探讨

农业生产的系统性风险割裂了保险市场与信贷市场, 使大量农户面临信贷约束。保险市场发展不足, 导致系统性风险发生后农户遭受的损失难以得到弥补, 使其恢复生产的能力减弱;另外, 遭受风险困扰的农户无法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投入农业生产, 只能选择利用储蓄平滑消费, 农村信贷机构供求面临双重约束。随着指数保险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 国外一些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关注把指数型风险转移产品 (Index-based Risk-Transfer Products, 简称IBRTPs) 与小额信贷结合, 分析指数型风险转移产品的使用对于农村金融市场, 尤其是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置、农民的福利等产生的影响, 以及互动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和农民福利改善的经济学效应。

银保互动机制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减少交易成本, 拓宽指数保险营销渠道。Skees and Barnett (2006) 认为把IBRTPs引入发展中国家, 通过IBRTPs与农业贷款相结合, 有利于减少保险分销成本以及基差风险。银保结合的方式主要有印度模式 (BASIX零售降雨指数保险以转移贷款的违约风险) , 蒙古模式 (牧民的借贷行为与牲畜指数保险结合) 和秘鲁模式 (信贷与IBRTPs相结合, 通过MFIs销售, 同时与个人贷款联系, 最高赔偿额为贷款额度) 。二是指数保险转移系统性风险的功能, 提高了农民风险管理能力, 平滑农户收入, 一方面放松了农民金融需求的自我抑制, 并降低农民的违约率;另一方面, 农业贷款违约率降低, 借款人收益增加, 从而提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意愿与规模, 有利于提高农村信贷市场的效率。Alderman and Haque (2007) 等学者认为指数保险是减少由于巨灾事件造成潜在损失风险的有效工具, 从而能有效减少生产者的贷款违约风险, 有利于信贷供需双方都获得一定利益, 其强调将指数保险与小额信贷捆绑的潜在收益。Boucher和Mullally (2010) 在对秘鲁棉花种植农户的实证分析基础上, 评价了指数保险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认为指数保险能有效减少信贷配给, 增加农业生产的投资密度, 获得经济效益, 从而改善农民福利。Carter和Boucher (2007) 用秘鲁北海岸兰巴耶克山谷的数据, 通过评估与模拟, 比较分析无保险与有指数保险及银保捆绑不同的保险模式对农民净福利以及小额贷款违约率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 指数保险降低了农民低收入的可能性, 并且消除了贷款违约风险、提高了放款人贷款组合收入的4%-6%。

银保互动比较系统性的研究来自Carter (2011) , 文章构建了银保互动理论模型, 分三个层次 (银保分离型合同, 银保捆绑合同, 银保内生捆绑合同) 从理论上证明银保互动机制运行机理, 即当农户购买指数保险时, 可以有效降低农户损失抵押物风险、提高有效金融需求。更为重要的是, 假定借款人总是在消费前率先还贷, 农户购买指数保险对贷款人具有正外部效应, 则系统性违约风险会降低, 贷款资产的预期收益会提高。假定贷款合同的内生性, 贷款人会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购买指数保险农户的贷款额, 利率降低会诱发更多的贷款需求。指数保险与信贷捆绑使贷款人能够了解借款人的保险状况, 贷款合同条款由借款人购买的指数保险合同决定。理论分析显示, 银保互动对金融市场存在的信贷配置有明显的降低效应。但该理论在实践中还没有得到验证。

五、结语

对于国外指数保险文献梳理可以发现, 国外学者将指数保险看成类似期权的金融工具以管理农业生产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根据扩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望效用理论分析指数保险的价值与需求。通过与传统农业比较, 认为指数保险不是依赖单个农户损失而是根据投保农户所在区域产量、与产量高度相关的气候产量等可观测值所设定的指数作为农户损失的赔付标准, 因而能够规避传统农业保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被认为是一种风险转移工具。但本文认为, 由于指数保险在发展中国家试点期限与规模的限制, 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即如何评价指数保险的长期绩效;指数保险主要管理由于气候等原因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试点模式主要是针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经济比较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基础农业来设计的, 以成本保险为主。指数保险产品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高效农业是否适用;在指数保险合同中, 指数的选取与设计对于数据以及模型的要求比较高, 单一气候因素对于产量变动的解释程度有限, 如何考虑多重风险对产量的影响以减少基差风险;在计算单个产量对于区域产量的敏感系数, 即贝塔值时, 学者均沿袭了Miranda构建的线性回归模型加以计算, 但如何设计最优的保险产品以及以银保互动的方式来最小化内生的基差风险和交易成本高昂问题。

国外养老金投资管理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养老金投资体制；投资渠道；风险规避；社会效益；理论框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08-03

养老金是保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顺利运行的重要物质保障，而养老保险制度朝多层次方向发展则是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趋势所向。尽管现阶段中国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未必需要太多借鉴国外较成熟的投资管理经验，但对养老金投资管理研究进行总结至少可以提炼出一般规律，以期对未来其他层次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提供借鉴。

一、投资体制之争

许多文献都提到全球范围内养老金制度正从集中投资体制转到分散投资体制（私有化、多元化）。如果不进行改革，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将在2012年收不抵支，并于2030年被耗尽，而通过提高税率、减少给付和对养老金进行私有化都能够解决制度偿付能力问题[1]。过高的养老金承诺导致了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偿付问题，以个人账户投资来替代诚然是一种备选方案；但向个人账户投资为本的制度转向时，参保人退休后的收入风险将因此急剧增大，甚至达到大部分富裕工业化国家能够承受的程度[2]。

值得注意的是，将积累下来的养老金投入并参与股票市场的分红必然需要花费一些固定成本，从而往往是那些高收入家庭倾向于进入股票市场，而低收入家庭则因而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这将使总体资本积累减少[3]。与更加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相比，这正是分散投资体制的弊端：不可能要求每个参保人都是投资专家，而亲自委托其他机构投资必然产生固定成本，这一固定成本因为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显然要高于集中投资的固定成本，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

二、投资渠道

有的实证研究将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作为投资的渠道进行讨论。养老金改革对国债和股票回报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将部分美国养老金投资转向信托股票市场并观察发生的变化，并揭示了回报率与社保信托基金的规模的关系，以及回报率与信托基金投资组合的关系[4]。这两组关系表明，如果养老金信托基金的规模减少，或者通过由国债向股票投资转化的方式，投资回报率都将提高。

期权也是养老金可以利用的金融衍生工具。Feldstein展示了在美国现有制度下，期权工具如何以一种新型衍生工具保障退休金给付水平。参保人可以通过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来有效地保本增值。通过风险中立的定价技术作者计算了这一金融工具的效用，并假定2/3的养老金由PAYG制度提供，发现将额外的3%收入存起来将极大地提高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与现行水平比给付多了45%[5]。

养老金对外投资也是重要的投资渠道之一。有学者从加拿大现有制度规定入手，考察“对外国投资不得超过10%的资产”的规定。多元化投资理论认为，增加对外投资有可能增加投资绩效。结合国外市场的经验数据可以证明：加拿大养老金制度能因此显著增加投资回报率而不用招致额外风险[6]。Pink也考察了这一限制对加拿大互助基金投资绩效的影响，这些基金中有的受该限制影响，有的不受影响。结果表明，从股票市场指数看不受限制的基金绩效优于受限制的基金绩效，前者的终值也显著高于后者，这表明过低（10%）的对外投资比例无益于保障参保人的养老权益[7]。其他学者则通过引入回报率与社保信托基金的规模的关系，以及回报率与信托基金投资组合的关系这两个因素影响力大小的调整指数，对模型预测值进行进一步评估，发现将养老金投入股票市场并非万金油；美国人的转移支付有可能被转嫁到外汇持有者手中，这不是养老金入市后令人满意的影响[8]。

三、投资风险规避

有文章通过考察不同代人在部分积累制下的风险规避，得到以下三个结论。首先，如果退休后的收入风险规避比整个人生周期的风险规避更小，则年老一代在社会生产率出现较大变化时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其次，哪怕是人口增长出现大的停滞，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消费总是向相同的方向变化。这与完全积累的、无代际风险分担机制的分散投资体制正相反。最后，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将导致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较低的总消费（从而必然有着更短的消费周期），并使得年轻一代的须工作得更多。而多出来的储蓄、生产剩余等资源则被用于增加现在与未来的产出，使得未来几代的消费将更高[9]。

积累制改革可能会使得工作时参保人付出的牺牲，比起维持PAYG制度而不得不增加的税率要小得多。但积累制也有潜在缺陷，比如将退休者暴露于股票和债券回报率的不确定性风险之中。有实证研究以现收现付的给付承诺为基准，表明完全积累-确定缴费制之下退休者所得将少于此基准给付；而完全积累-确定缴费制对储蓄率的要求则小于未来支撑现收现付制度所需的税率。通过应用混合了PAYG和积累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效益变化带来的投资风险降低了[10]。

四、投资的社会效益

影响投资绩效的因素有外生和内生之分。前者涉及经济周期变化、生育率、预期寿命等，并非投资管理制度改革能够影响的，比如人口红利这一外生变量对投资绩效的短期推动就不应该被高估。有学者提出应将婴儿潮对资本价格的影响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短期内婴儿潮通过影响资本和投资增量来提高资本价格，但从长期来看婴儿潮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不明显的[11]。

在分清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后，还应该认识到养老金投资的财富增加功能并非第一要务，实现再分配职能、保障一生消费平滑等社会效益才是其应有之义。Abel通过一组效用函数试图解释股价溢出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12]。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只开放投资管理体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金投资管理社会效益不足的问题：经济体的总资本积累减少，股价将因此上升，长此以往形成的恶性循环，本应缩小收入差距的养老保险制度，反而使高收入阶层通过股票市场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的成果越来越多，而低收入阶层则分享得少甚至倾向于不通过股票市场参与，并在短期理性选择下忽略退休后的储蓄[3]。

[5]Feldstein，M.and E.Ranguelova.Accumulated Pension Collars： A Market Approach to Reducing the Risk of Investment-Based Social Security Reform[J].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2001，（15）.

[6]Michas，N.A.Pension Funds： More Diversification.[J].Canadian Public Policy/Analyse de Politiques，1984，10（1）.

[7]Pink，G.H.Government Restriction on Foreign Investment by Pension Fund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J].Canadian Public Policy/Analyse de Politiques，1989，15（3）.

[8]Elder，E.and L.Holland.Implications of Social Security Reform on Interest Rates： Theory and Evidence[J].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02，69（2）.

[9]Bovenberg， L.，H.Uhlig，et al.Pension Systems and the Allo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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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al Seminar on Macroeconomics，2006：241-344.

[10]Feldstein，M.and E.Ranguelova.Individual Risk in an In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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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养老发展考察材料 篇4

今年五月，我有机会参加市委组织部组织的赴该国学习社区建设专题培训班，九天时间虽然短暂，学习的课程和内容也比较多，通过上课听讲、专人介绍和实地考察，在参观了该国市区重建局和建屋发展局、警察总署、惹兰勿沙市镇理事会、大巴窑镇中心、芽笼综合诊疗所、宏茂桥社区邻里警署、小印度社区、飞跃家庭服务中心、怡安产业公司、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等地之后，我对该国的基本国情、人文概况、政治经济发展历程、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多看、多听、多问，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与该国在社区管理方面进行了对比，感到该国在养老服务和管理上有许多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该国养老发展的概况

该国共有420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0%。他们把老年人称为乐龄人士（与我国相比，这个称呼我们感到比较人性化）。该国政府十分重视培养全民的家庭观念，在舆论导向上不遗余力地在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宣传孝道，号召全社会关爱、孝敬老年人。每年的农历新年，该国都要开展敬老运动，政府官员和议员以身作则，经常到社区和自己的选区慰问老年人，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老人、关爱老人的风尚。

该国采取以下几种办法实现老有所养：

居家养老。家庭是老年人的大本营、终身的依靠和归宿，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之一是尊敬老人、孝敬父母。该国政府在制定养老政策时也传承了这个美德，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家庭出现“空巢现象”，在购买组屋时制定了一个优惠政策，即对年轻人愿意和父母亲居住在一起或购买房屋与父母亲居住较近的，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可一次性减少3万新元，目的是鼓励年轻人赡养父母、照顾老人。

日托养老。对于无暇照顾在家的老年人和孩子，该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三合一家庭中心”，相当于我市的一些日间托老所。所不同的是这个照顾中心将托老所和托儿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照顾了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又兼顾到乐龄人士。有些家庭可能是每天由年轻的夫妇将老人和幼儿一起送到这里。老少集中管理，即顺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又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增进了人际交往与沟通，防止了“代沟”的出现。目前我国有些地区也有类似的尝试。

机构养老。与我国目前各类养老机构主办的老年公寓一样，也分为高、中、低等不同档次的收费标准，这里就不再展开细说。

此外，中国人常说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笔者认为它们是互相贯通、彼此难分的。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参观中的几个事例，也让我们亲身体验到该国的社区在这几个方面独树一帜的魅力：

老有所学。1978年该国首创了乐龄俱乐部。创办这类乐龄俱乐部的主要宗旨是让老年人感到：生命过了60岁，生活依然璀璨。乐龄俱乐部经常举办卫生保健讲座、三代同堂舞蹈、集体晨运、生日派对、茶会、退休者座谈会等。各类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异彩纷呈，既让老年人在这里学到知识、陶冶情操，又使老年人的生活充满朝气和乐趣。

老有所乐。5月10日晚上七点多，我们考察团参观了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这是该国一个高层次的社区，络绎不绝来到社区活动的即有年长者，也有年轻人和少年儿童；既有医生、博士，也有船长、工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联络所是由几幢高层建筑围成半园型的房屋组成，各类活动都有固定的区域，共有陶艺室、武术馆、调酒室、健身室、练声房、烹饪室、乐队室、绘画室等等，仅武术馆的占地面积就比篮球场还要大。每个来社区活动的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在这里找到知音。

我们来到300多平方米卡拉ok会场里，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这样一幕场景：台上表演者放声高歌，台下观众积极互动。参加活动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华人，但也有不少马来人和欧美人，老年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苏州的客人时，表演者立即为我们献上一曲中国民歌。联络所活动的组织者还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中文版的卡拉ok伴奏带，热情地邀请我们的团员与他们同唱一首歌。尽管我们的肤色不同、语言有差异，但是当一个和而不同、和睦共处的国际大家庭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时，竟然让我们参观团成员流连忘返了。

老有所为。在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里，我们看到不少老年人的身影：有的穿梭其间维持秩序、协助开展活动，有的教授知识，或做义工布置、整理活动器械。我们随介绍者走进品酒室时，一位年过花甲的主持人正在给学员做调酒示范，桌子上摆放着许多酒杯和颜色不同的酒。当得知我们访问团有一位成员当天正巧是生日，热情地斟满了红葡萄酒，虽然彼此才刚刚认识，满场黑眼睛、黄皮肤、同根同族的华人拍手齐唱、真诚地祝她生日快乐！并举杯共同祝愿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长存！那一份浓浓的异国社区氛围感染了我们每一名团员，那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二、该国养老服务的启示

该国，这个名字如今对于我们苏州人已经不再陌生。在苏州工业园区学习、借鉴该国的十多年经验里，从各种媒体报道、文章故事中，与朋友和同事闲聊的话语间，我对该国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而真正感性地了解、认识她，是这次零距离的亲密接触。置身于这个美丽、清洁的海滨国家，我深切地感到该国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和谐共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发达与纯朴等多种因素融汇相通，从而构成了该国良好的人文氛围并具有独特的魅力。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绩的同时，该国政府还不断加大社会事业各项建设和管理，更没有忽视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保障。该国在养老方面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迪。

启示之一：进一步落实养老服务事业政策，尽力完善养老服务设施。

苏州市政府已于XX年12月出台了《苏州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这个意见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总体思路、扶持政策、相关机制和组织领导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对于服务方式多样化提出了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大力发展家政照料、医疗保健、护理康复、精神慰藉等多种服务项目，实行有偿、低偿、志愿服务，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苏州市到2011年，要全面建成以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辅助，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苏州模式）。其中开设老年人常见病专科和家庭病床，覆盖面达到全市老年人口的90%以上，老年人日间护理、康复床位达到5000张以上。各类养老机构床位总量达到全市老年人口的18‰以上，城区22‰以上，具备全护理、半护理服务床位占养老机构床位总量的30%以上。文件还从发展养老服务事业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布局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政策都为我市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关键是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尽快将这些养老政策落实到位，让老年人从中得到实惠。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该国等国外的养老政策。比如：一是吸收该国在购买房屋上兼顾养老的优惠政策；二是学习该国的“倒按揭”（以房养老）模式。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把房子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机构，由公益性机构一次性或分期支付养老金，老人去世时产权由这个机构处分，“剩余价值”（房价减去已支付的养老金总额）交给其继承人。我们在制定本国的养老政策时，既要兼顾国情地学习借鉴该国的成功经验，又要与时俱进地大胆探索。

启示之二：进一步发展养老服务“朝阳产业”，做好社会养老服务工作。

养老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它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福利性特征的领域。要想办好养老机构，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需要财政、税务、金融、土地、工商、规划等多方面的配合和政策扶持。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2月转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特别指出，要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的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这表明我国的养老服务业已经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曾有“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斥资1400万元开办了省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养老院，经营了一段时间出现巨额亏损。当其向银行融资时，却得到“养老院是非赢利性社会福利机构，既不能作抵押，也不能贷款”的答复，最终面临关门窘境。如何开办、扶持、经营好养老机构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方面的探索，让经营者和受益者“双赢”。

如何做好国际养老工作的对接，也是中国面临养老服务的又一大课题。近日，从该国英文《海峡时报》的报道中获悉，中国已经成为该国中产阶级退休后选择的定居地点之一。中国丰富的文化生活、快速发展经济和较低的生活费用，都是该国人作出这项选择的原因。据调查，愿意选择到中国过退休生活的该国人中，包括前银行职员、商人、专业人员和公务员等。对该国的华族来说，他们选择中国作为“退休天堂”还有其它原因，包括：对中国比较有亲切感；由于外表一样，通晓华语，有共同语言，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中国不像欧洲或其它西方国家那样，他们不会受到种族歧视。其实，不论是该国、台湾等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华侨，还是居住在欧美的外国人，他们都很向往古老的东方文化，喜爱“人间天堂”苏州。苏州凭借着紧邻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地理优势、经济的快速发展、良好的招商环境、廉价的劳动力市场、25XX年的吴文化历史，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一片热土，居住、学习的第二故乡。做好服务外国人这篇养老大文章，让海外华侨感受到“少小离家老大还”、游子回乡的亲情和落叶归根的乡情，也是苏州各类养老机构需要考虑和实践的重要工作。

启示之三：进一步加大传统伦理道德宣传，形成重视养老良好风尚。

该国老年人有困难解决的途径分别是：先子女、后兄弟姐妹、再社会团体协助解决，家庭里实在有困难解决不了的，经调查核实，才由政府承担。在中国，虽然各级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家庭的“内部事务”，但随着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年人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就安定，家庭就和睦。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国情还是经济、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城市老人绝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居家养老。下世纪，许多独生子女家庭更要面临“四二一家庭”的养老严峻挑战。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简称《老年法》）的正式出台，是时代的产物，对落实、巩固家庭养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仅仅依靠《老年法》来维系家庭养老有时也难以奏效。也常在各类新闻媒体上看到子女不尽赡养义务或“空巢”老人双双病死在家中的负面报道。社会舆论在呼唤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呼唤传统伦理道德孝道的回归。实现家庭养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传统的孝道观来维护。

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了空前的生机与活力，也给就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行孝。现在大部分城市的老年人都有退休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最期盼和渴望的是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常回家看看》，用朴实的语言告诉年轻人：平日的电话问候，节假日的探望，看病住院的关怀，生日的温馨祝福，都会给父母带来安慰和温情。关爱生命，注重生命质量，让老年人在有生之年享受真正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孝道。

国外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篇5

1、工伤保险制度是最早立法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在世界范围内相对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来看，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但是由于它特殊的保障对象和保障功能，各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2、工伤保险制度的确立

工伤保险制度的确立，经过了从雇主责任保险向社会保险发展的历程。大机器工业的副产品一一工伤事故与职业病严重地威胁着劳动者群体。

1）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早期，劳动灾害(或称职业灾害)（恶性工伤事故及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引发罢工、游行等事件，严重者甚至成为反抗政府的导火索。

理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风险承担理论”中曾这样认为，给工人规定的工资标准中，己包含了对工作岗位危险性的补偿，而工人既然自愿与雇主签订了合同，那就意味着他们是自愿接受了风险，接受了补偿这种风险的收入。因而，工人理应负担其在工作过程中因发生工伤事故而蒙受的一切损失。这一理论风行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成为雇主推卸工伤责任的理论依据。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机器所导致的工伤事故日益增多，事故严重程度也有所增强,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

理论：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职业危险原则。19世纪末，法国、德国、英国等普遍认同了“职业危险”原则，即：凡是利用机器或雇员体力从事经济活动的雇主或机构，就有可能造成雇员受到职业方面的伤害；意外事故无论是由于雇主的疏忽还是由于受伤害者的同事的粗心大意，甚至根本不存在有什么过失，雇主也应进行赔偿；赔偿金应该是企业所承担的一部分管理费用。

3）职业伤害保险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后，就进入了雇主保险责任阶段。雇主责任保险是指受伤害的工人或遗属直接向雇主要求索赔，雇主依照法律法规向他们直接支付保险待遇。如果工伤涉及其他人，出现争议，国家有关方面或法院还要介入。

雇主责任保险制的方式：

雇主责任保险制有自保和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两种情况：

一是自保：是受伤害者或遗属直接向雇主要求索赔，而雇主对职业伤害的赔偿，有些国家是由雇主个人行使的，也有些是由雇主群体(例如雇主协会或雇主联合会等)行使的。如果工伤还涉及其他方面，出现争议，法院或国家有关机构将出面解决；

二是向商业公司投保：雇主为雇员的职业伤害风险实行保险。这些雇主只能通过向私人保险公司投保而得到保险。这类保险公司征收伤害保险费，通常是根据各企业或各产业部门的工伤事故发生的情况或根据工作风险程度而定，保险费可能差别很大。

不足之处：当遇到大额赔偿时，单个雇主难以负担巨额赔偿，因而往往难以履行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如果雇主因欠债、破产等原因失去责任能力，劳动者就失去了受赔偿的可能，这对受伤害的劳动者来说是致命的；而对企业来说，如果多次发生工伤事故，或者某一工伤事故导致多人受伤，巨大的工伤赔偿可能也会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工伤事故争议多，企业负担重，特别是那些资金不足的小企业，遇到重大或特大伤亡事故有多人伤亡时，雇主难以负担巨额赔偿，其后果只能是企业倒闭、破产，雇员被遣散回家，而受伤害者则更惨。商业保险公司介入工伤保险有很大的局限性：（营利为目的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复杂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私营保险公司会千方百计地拒绝接受那些职业危险性很大的企业雇主和工人参加保险，而雇主和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赔偿的复杂性而不愿去投保。商业保险赔偿金多为一次性支付。雇主支付赔偿金要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因此支付数额一般都低于受伤害者的需要。

4）工伤社会保险根据社会公正原则，让全体社会成员分担损失，保证事故的受害人获得赔偿。现代国家的社会职能加强，已经承担起保障社会成员免受意外损失的义务。工伤职工的赔偿必然从工伤索赔、雇主责任制发展到工伤社会保险。

3、目前，世界上实行工伤社会保险的种类： 三种类型：

使用集中公共基金的社会保险类型 雇主责任保险类型

混合型即两种制度并存的类型。学习是成就事业的基石

国外养老保险研究 篇6

摘要：我国是农业巨灾频发且后果较为严重的国家，农业巨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农业巨灾保险体系，农民面对农业巨灾，缺乏基本生产和生活的保障。我国应借鉴国外巨灾保险发展的先进经验，加快农业巨灾保险的立法工作，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逐步构建完善和谐社会下的巨灾保险体系。

关键词：农业巨灾保险;法律制度;巨灾保险基金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巨灾频发且灾害后果严重的国家。建国以来，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农作物面积一般在40万一4700万公顷，倒塌房屋300万间左右。再加上其它损失，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一500亿元人民币，大灾年份损失更加严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巨灾发生机会多，成灾频率高，损失巨大。20初，中国发生了5O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农业遭遇了巨额经济损失。在灾害所波及的21个省区市中，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亿亩，绝收面积超过3000万亩。而此次灾后保险赔款近20亿元占比不到雪灾总损失的2%。农业巨灾风险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旦承保，当农业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危机，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研究和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关于农业巨灾风险保障的基本制度和管理经验，尽快建立而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以国外巨灾保险的运作机制为视角，从法制建设、承保主体、风险分担和政府责任等方面进行剖析，以求为我国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巨灾保险推行较为成功的国家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整个保险制度能够依照具体的法律条款来建立实施。这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一系列法令，以此来促进本国巨灾保险业的发展，比如《联邦洪水保险法》(1956)、《全国洪水保险法》(1968)、《洪水灾害防御法》(1973)、《洪水保险改革法》(1994)等。日本政府也颁布了与巨灾保险相关的法令，如《灾害对策基本法》、《地震保险法》等。1966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案》。后来为鼓励居民投保地震险，日本政府又颁布了《地震保险相关法律》、《有关地震保险法律施行令》等法令。欧盟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法国于1982年7月颁布了《THE FRENCH NAT SYS—TEM)，建立了自然灾害保障体系。为配合强制保险的实施，1980年，挪威议会立法建立挪威自然灾害基金，并规定所有购买火灾保险的投保人必须同时购买巨灾保险，保费收人纳入基金。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购买强制性地震保险，且强制性地震保险条款全国统一，并建立了国家巨灾准备金。

(二)承保主体呈现多样化、联合化的特征

巨灾保险的承保主体主要分为保险公司主导、政府主导以及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三种类型。英国巨灾保险仅由保险公司承保，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不承担承保责任。美国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和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日本则建立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模式。新西兰的地震风险承保主体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这些机构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

(三)风险分担方式灵活多样

英国的巨灾保险由于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并且政府也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因此，英国的保险公司在提供巨灾保险时，均要求政府进行大量的防洪工程建设以及提供巨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以使巨灾保险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在政府履行了上述职责后，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主要依赖于政府进行的防洪工程以及通过商业再保险公司分散巨灾保险风险。美国政府运用财政、税收、再保险和紧急贷款，特别是采用了农业巨灾证券化等手段来分散和转移农业巨灾风险，其经营巨灾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均是NNPP的成员单位。挪威立法规定，所有购买火灾保险的投保人必须同时购买巨灾保险，保险收入纳入基金。基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保险公司间分散巨灾风险导致的损失;二是建立针对巨灾风险的再保险机制;三是在基金与成员单位间建立一个契约以应对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损失，基金由隶属于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管理。

(四)政府参与模式灵活

各国政府对于本国巨灾保险市场主要采取三种参与模式：一是自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充当旁观者。在这样的巨灾保险市场上，巨灾保险保障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进行商业化运作和管理。二是强制模式。政府在这类运作模式中直接充当主导者，巨灾保险由政府直接提供，往往采取强制保险或与其他利益相挂钩的半强制的形式。三是综合模式。在此模式中，可由政府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巨灾保险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负责巨灾保险的商业化运作，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寻找国际组织资金支持等。

三、对我国的借鉴

在充分吸收国外巨灾保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以商业化运作为基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障，政府政策支持为重要推动力的强制性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以下方面不容忽视：

(一)加快农业巨灾保险的立法工作，切实推进相关制度建设根据我国农业巨灾保险的市场需求、自然灾害的分布和发生情况以及巨灾保险发展的历史经验，同时考虑宏观的经济实力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巨灾保险法律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农业巨灾保险的立法步伐，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巨灾保险法律制度。

(二)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促进保险公司农业巨灾保险良性发展农业巨灾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保险，其危险存在方式与正常保险风险的危险存在方式不同，其承保业务总量越大，面临的风险也越大，保险公司存在着扩大承保面和降低风险之间的矛盾，因此，农业巨灾保险的经营必须有多元化的风险分散途径。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并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应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三)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作用借鉴国外经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的政府都直接或间接介入巨灾保险市场。因此，我国政府作为重要的承保主体之一的支持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以下方面：做好公共品的提供工作;对部分农业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实行强制性保险，或由政府充当再保险人，由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保;建立并公布自然灾害风险景气指数，指导保险公司科学承保;利用国家财税优惠政策鼓励农户投保等。

(四)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增强社会巨灾风险承受能力巨灾保险基金广泛运用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中，在促进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推动巨灾保险市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鉴于巨灾风险发生概率较小但损失巨大的特点，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对平抑风险、确保政策性业务的可持续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来源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渠道：一是保费收入，即承保公司取得的政策性巨灾保险保费收入扣除公司管理费用、赔款、分保费支出后的净收人及存款利息收入和其他投资收人余额;二是各级财政注资或政府救灾资金存量中划转一部分;三是减免的税收。

国外养老保险研究 篇7

我国是世界上受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灾害种类多、分布区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严重。据统计, 1990-2009年我国平均每年因为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500亿元, 大约占GDP的2.5%。其中, 最为显著的巨灾风险是在2008汶川大地震, 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 但保险的赔付仅为18.06亿元, 整个保险行业成为整个了社会舆论的交点, 同时也愈加凸显保险业在巨灾面前的救助的杯水车薪和保障的无能为力。在面临的严峻巨灾风险形势下, 保险业的损失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未能积极充分发挥。因此, 从我国实际现状出发, 并借鉴英法等发达国家成熟的巨灾风险管理经验, 建立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风险防范体系与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2 英法巨灾保险制度简述

2.1 法国巨灾保险制度

法国巨灾保险制度是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政府补贴支持的保险制度。任何被保险人不论其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系数如何, 只要投保“火灾”或者“营业性损失”的财产和运输工具都必须附加购买巨灾保险。而对于所经营的自然灾害风险业务, 商业保险公司可以自愿向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以分担风险。商业保险公司与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再保险框架分为两个方面:首先, 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自己经营的全部自然灾害保险业务, 商业保险公司以比例再保险方式将其中一部分分担再保险公司。一旦保险标的因承保的风险造成损失, 再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其次, 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自然灾害保险业务未向再保险分担的风险部分, 商业保险公司可以以非比例再保险方式向再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公司分出。当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的损失赔付超过其自身赔偿责任限额时, 再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超过部分, 当再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赔付额超过其保费收入时, 国家财政承担超过部分。

由上述分析可知, 法国巨灾保险有一定的强制性特点, 其运作模式是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运营巨灾风险。商业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所支付的赔付额超过其再保险保费承担部分, 由国家财政承担。这种风险转移和风险安排, 既能确保商业保险公司拥有足够的保费承担一部分责任, 又能保证再保险公司及政府做最后的“担保人”。

2.2 英国洪水保险制度

英国的洪水保险制度则是保险公司主导的保险风险经营模式, 把风险完全市场化, 即政府与保险机构建立牢固合作关系, 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了政府和保险业各自承担的责任限额。保险公司自愿将洪水风险纳入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并承担全部风险责任, 并通过再保险公司进一步分散聚合的巨灾风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以非保险的方式在政策上积极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洪水保险。例如政府要配合保险公司, 建立有效的防洪工程体系, 并主动向保险公司提供洪水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数据、资料。

由此可见, 英国洪水保险模式完全市场化运作, 承担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 政府只是提供防洪工程建设、巨灾风险评估和灾前预警等。其不但减轻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负担, 而且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广泛的营销网络系统分散风险。因此, 虽然英国洪水发生的频率和损失额度在上升, 但其成本却依旧较低, 保持着高度的竞争性。

3 国外巨灾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3.1 把巨灾保险纳入强制保险

我国巨灾风险具地域性的特点, 因此存在着逆向选择的问题, 政府的作用要能够化解保险交易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我国政府可以仿照法国强制要求所有人都投保, 并对投保人给与一定的补贴, 以吸引更多人投保, 从而分散巨灾风险。

3.2 政府和保险公司合理的角色分担

一方面, 如果巨灾风险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很不现实, 故英国式的完全商业化巨灾保险运作模式并不太适合我国;另一方面, 基于巨灾损失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财政的有限性, 我国也不可能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巨灾保险运作模式。因此, 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可以采取由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经营的模式。保险公司利用其专业技能知识和广泛的营销渠道进行巨灾保险的保单销售、提供理赔服务等。当商业保险公司、中央再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赔付额超过其再保险保费承担部分, 由国家财政承担。当然, 政府也可以设立巨灾保险基金, 在灾后进行及时补偿, 也可以作为再保险人来弥补不保险资金不足的缺陷。

3.3 建立巨灾风险分析模型

精确的风险分析模型对建立巨灾风险十分必要。我们应借鉴英国政府在巨灾保险中的经验, 向保险公司提供洪水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信息。我国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专题进行跨学科、跨部门攻关, 尽快建立巨灾风险数据库、巨灾风险分析模型, 完善巨灾保险预测技术。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机构也要为分析、处理、总结理赔经验和教训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基础。

4 结束语

借鉴法国与英国巨灾保险的经验, 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可以在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运行, 即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经营。换而言之, 当政府利用自己的号召力、组织力以及在风险分散的维度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共同合作时, 保险公司发挥其在制定保单、推销保单以及核保核赔方面的优势, 对巨灾保险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要：首先介绍了我国面临的巨灾风险的严峻形势, 然后介绍了法国和英国的巨灾保险的特征。其中, 法国采取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保险公司与政府一起运作, 且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而英国采取的巨灾保险制度是在商业保险公司独资运作的基础上, 政府发挥防洪工程建设、巨灾风险评估和灾前预警等功能。最后介绍我国应从英法巨灾保险制度汲取的经验。

关键词：巨灾保险,洪水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杨爱军, 李云仙.国外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分析及启示[J].上海保险, 2011, (10) :50-56.

国外养老服务概览 篇8

英国

南欧

一些国际大公司已经嗅到了世界养老产业发展的巨大商机。许多公司计划沿西班牙海岸建设大型养老社区，将配套建设商场、剧院、医院、24小时安保等，每月费用在2000欧元左右，建成后不仅能吸引西班牙老年人，而且能吸引北欧国家众多喜欢阳光的老人。挪威的卑尔根、奥斯陆、贝鲁姆等市已经先后在西班牙南部开设了大型养老公寓，那里低廉的地产价格，充足的阳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老年人。北欧其它国家的老人来异地养老，看中的不仅是那里自然环境，还有功能齐全的养老设施、良好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保险服务等。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实业家们也盯紧了那些希望来西班牙养老的北欧人的“钱口袋”，这种阳光地带开发的异地养老模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和老年人所认可。

美国养老产业以全覆盖为最主要特色。低收入人群老年生活补助金是联邦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是对普通社会保障退休计划的补充。该计划主要针对无收入或极低收入的老人和残疾人，这些人因为无收入或收入极低，按正常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够资格享受退休金或只有极少退休金，基本生活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低收入人群老年生活补助金为这部分人提供满足最基本生活必需--包括食物、衣服和简陋住处--的生活补助。在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这部分服务也是由私人公司承包。鉴于人口的绝对数，这部分市场相当广阔，许多企业（包括中国）已经盯上这块致力于提供廉价实惠产品与服务的市场。

该计划也由社会保障局管理，但其资金和正常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同，不是从工资税（通过专项基金帐户）中来源，而是从一般的政府财政收入中列支。因此，它和自负盈亏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同，属于完全由政府补助的公益福利。

美国

目前最流行是自助养老社区。在那里，老人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约上老友，或是志趣相同的伙伴住在一起，一块儿钓鱼养花，共同建设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独享的公寓，共享的餐饮、花园，个性化的小手工艺车间、小农场等，老人们只要想到的，在这儿都能得到充分地满足。他们还可共同租用特别的照料服务，这种社区收费一般维持在1000欧元的水平。养老院标准模式分为四个部分：（1）上门服务部 ；（2）日常服务部；（3）医疗服务部 ；4）紧急救援部。通过全方位的关怀为老年人服务。

北欧

日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在良好的社会保险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实现的。包括提供无障碍设施的老龄人住宅产品、看护性老龄人住宅产品、能和家人共同生活的二代居等。老年人住宅产品与其他租售性质的住宅产品混合设计在一个生活社区内，突出自助自理的功能。日本企业在养老方面也在做出各种尝试，松下国际电子公司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养老院部门，在大阪建造一所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综合型养老院。在那里，老年人可以和机器宠物玩耍，还能通过互联网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此外，不少社区已经建成老人活动中心，离床感应器，自动感应式马桶，动作探知感应设施，呼救绳圈，宠物机器人，远程医疗诊断，电动入浴设施等一系列信息化保障措施。

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