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蛙读后感(精选7篇)
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高密东北乡,这是莫言许多小说中一贯用到的场景。“姑姑”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乡村医生,她一生坎坷的命运贯穿了整部小说。“姑姑”的身份特殊,抗日时她曾与父亲勇闯平谷;因男友逃到台湾惹上了一身骂名;在年轻时她曾是计划生育国策的支持和执行者;人到老年时她面对“我”的超生却睁只眼闭只眼。
除了“姑姑”,小说还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姑姑”同事“小狮子”年轻时也曾是计划生育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嫁给剧作家“我”之后,始终受着膝下无子的煎熬;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她接受了牛蛙公司的“代孕服务”,并成功得子。在形势的巨变下,“小狮子”从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者摇身一变为“违抗者”,其间经历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我”的前妻王仁美和王胆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也可称之为是“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的牺牲品,读后感《莫言长篇小说蛙读后感》。莫言在小说中用几近残酷的笔触详细描写了王仁美和王胆的死,给青年“姑姑”塑造了果断麻利、铁面无私的形象,同时也试图诠释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一面。“姑姑”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与年老时的唯唯诺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变化中阐释了生命的坚韧与坚强: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会因环境而变,因此人性的诸多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
1.“我”叙事
汪靖洋说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作家选择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巧妙的叙述角度, 往往关系着小说的成败。”[2]《蛙》共分为五部, 由五封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所构成, 小说通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视角的选用使得“我”不仅可以参与故事中的事件, 也可以离开作品进行说明。《蛙》中第一人称“我”既以故事中的人物担当叙述者, 亦以故事的参与者在整个故事中进行叙述, 兼并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双重身份, 且在叙述之中进行相互转换, 形成叙述与被述的强烈对比。《蛙》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大部分时候是以故事中的参与者身份来叙述, 而为了叙述的方便, 莫言在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会在第一人称单数“我”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之间转换采用。“我们”的叙述不仅使叙述者的知识领域得以拓宽, 亦增大了故事的容量和读者的思考空间。“我”在故事之中是以双重视角出现的。故事是以成年后的“蝌蚪”回顾自己的儿时经历和转述姑姑及其他人的故事来展开的。小说开篇叙述者以成年叙述者“我”介绍儿时故乡的古老风气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下, 透过“我”去回忆小时候的种种情节。当故事讲到吃煤时, 叙述者便由成人视角切换到儿童视角。例如“我非常爱护这块‘表’, 洗手避水, 遇雨藏手, 颜色淡了借大哥的钢笔描, 让它在我手腕上保存了三个月之久。”[3] (P.14) 典型的儿童行为, 是儿童视角所特有的感官。“我”叙事的聚焦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不断切换。“姑姑是个极其健谈的人, 我们都愿意听她说话。吃完面条后, 她背靠着墙壁, 侧坐在我家炕沿上, 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踩着百家门子, 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 听过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 转述时又毫不吝惜地添油加醋, 这就使她的谈话像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八十年代初, 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刘兰芳的评书连播时, 母亲就说 :这不分明就是你姑姑吗?她要不当医生, 说评书也是一张好嘴 !” [3] (P.13) 这段话先以儿时的“我”的口吻去讲述孩子们对姑姑的印象。随后话语就转到了八十年代时期, 成年的“我”转述母亲眼里的姑姑。而在下文的故事中, 叙述者又成了儿童时代的“我”。贯穿近六十年的姑姑的故事之中, 第一人称的“我”叙事就在儿童时期的“我”、青年时代的“我”和成年后现在的“我”之间不断变换。
书信体叙述的选择决定了莫言的代言人以“我”来叙事, “我”作为整个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担当叙述者的身份。“概括起来看, 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 首先在于真实感强。这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4] (P.306) 第一人称内聚焦手法叙事使故事贴近生活, 给人以亲切感。但内聚焦叙事的选择亦使故事的叙述有所限制, 对于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法感知, 只能凭借自身对人物的了解和认识去猜想。如“我”不能进入到“姑姑”的内心世界中, 所以对姑姑的描写很多情况下都是用“我猜”或者“姑姑说”来形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为了避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一方面的不足, 莫言在其小说中使用了“我姑姑”、“我母亲”等“类我”叙事策略, 构建起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2.“类我”叙事
莫言小说独特的亮点在于其第一人称叙事的独特运用, 如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其他人称的叙述话语“我姑姑”、“我母亲”等。这种手法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 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于莫言而言, “我奶奶”之类的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在《红高粱》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以后的小说创作中, 亦多次沿用该类人称形式。几乎《蛙》中的所有人物都与“我”有着密切关系, 于是叙述者便都以该类复合人称出现, 如主要叙述对象“我姑姑”, 还有“我妻子”、“我母亲”等等都以“我XX”的形式出现在故事文本之中。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受这一人称的限制, 只能讲述故事中“我”所看见的、听到的和参与的, 不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知道故事文本中的所有事件, 凌驾在所有人物之上。于是莫言在第三人称“姑姑”、“母亲”等前面加上“我”, 使视角自然的过渡到另一个人物身上, 让人物自身去诠释其思想情感变化, 弥补“我”的视角的不足。“我”、“我姑姑”两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得叙述者自由的行走于文中的字里行间, 达到了叙述上的真正自由。第一人称“我”更能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 感知其心理变化。复合人称“我姑姑”等字眼让故事具有客观性, 让读者信服。同时, “我姑姑”、“我母亲”、“我父亲”等复合人称的使用, 使故事以多角度呈现在读者眼前。“我”、“我姑姑”、“我父亲”、“我母亲”等人的过去、现在都在莫言的笔下自由穿梭着。叙述时态的交错使用, 现实与过往的交叉叙事, 体现了故事的沧桑感和真切感。《蛙》中“姑姑”的传奇一生由故事中的“我”提供声音, 故事中的其他众多人物甚至是“姑姑”自身提供叙述眼光。叙述者的眼光涉及多人, 在历史的和当代之间交叉见证。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的交汇、分离使《蛙》中的叙事策略独具一格。
小说叙事中, 对于人称机制的选择是一种叙事策略。“因此, 如何选择叙述的人称, 就成了衡量小说家艺术才能的重要标志。”[4] (P.330) 《蛙》中“我姑姑”等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兼并第一人称“我”内聚焦叙事的真实感、亲切感和第三人称“姑姑”等人之间视角自由转换的客观性。复合人称叙事的首创性使莫言小说叙事特色上与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相比独具一格, 成为其他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竞相采用的叙事策略, 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坛上叙事的新篇章。
3.类他叙事
莫言在《蛙》中频繁的转换视角, 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发生转变。如在小说的第一部中, “我侄子”被“招飞”, 全家为了不提起“姑姑”的伤心事, 没有邀请“姑姑”参加晚宴。席间“姑姑”带着茅台酒来祝贺, 在提到酒的出处时, “我”退出叙述舞台, “我XX”的叙述人称亦不再沿用, 由“姑姑”直接担当叙述的声音和叙述者, “姑姑”成为话语的主人。在后面的故事文本中, “姑姑”也多次从被叙述对象跳出来, 自然的接过“我”手中的“话筒”对故事进行讲述。当“我妻子”怀有二胎, “我”去向姑姑求情被拒后埋怨计划生育政策的野蛮时, “姑姑”激动地反驳到 :
我们愿意野蛮吗 ? 在你们部队, 用不着这么野蛮 ; 在城市里, 用不着这么野蛮 ; 在外国, 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 只想自己玩耍享受, 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 面对的都是农民, 苦口婆心的讲道理, 讲政策, 鞋底跑穿了, 嘴唇磨薄了, 哪个听你的 ? 你说怎么办 ?人口不控制不行, 国家的命今不执行不行, 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 你说我们怎么力 ? 搞计划生育的人, 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 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 连五岁的孩子, 都用锥子扎我的腿。[3] (P.49)
“姑姑”正面出场使她的话语更能表达出身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法者的心声, 也更让人明白“姑姑”作为执法者的不易, 不但没人理解, 还要忍受众人的指责甚至是打骂。让“姑姑”“现身说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摊开在众人眼前, 让读者更能理解其深处的痛苦与煎熬。当文本中的被叙述者对象“姑姑”跳出文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时, “我”变成了“姑姑”最忠实的听众, 倾听着“姑姑”与故事中人物的对话。晚年的姑姑在讲述自己惧怕青蛙的原因时, 整段篇幅都是以“姑姑”的视角进行叙述。除去视角的变化, 人称也有了改变。先是用“我”的口吻自称, 后来逐渐用“姑姑说她”的表达, 在这一部分重点凸显了“姑姑”这个主体的叙说, 视角和人称的结合转变使叙事得到很好的彰显。除去“姑姑”之外, 为了叙事的需要,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经常跳出“我”的限制平台, 为自己“代言”。文本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都和“我”有着一定联系, 叙述者“我”对其他超出“我”的知域范围的事件都是通过他们来进行讲述。当文本讲述到寻找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王胆这一部分时, 镜头全部投射在父亲身上。通过父亲的眼光和话语对故事进行讲解, 在这一节的讲述中, 全是父亲的视角, 通过他让读者和“我”了解这件事情的发展变化, 父亲引导着读者的视野。从“听父亲说”, 到后文的“父亲说”、“父亲道”等, 一直是父亲作为故事的讲述者。通过他的讲述让众人脑海里浮现出小说文本中的一幕幕场景。《蛙》中类似这样的由他人进行述说的场景经常出现, 他人视角的运用填补了“我”视角叙述的空白, 使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得以完整。
4.结语
在莫言的小说叙事中, 多采用叙事视角和人称叙事的变化, 无论是第一人称“我”叙事还是由第三人称改编的第一人称复合叙事, 都使故事与叙述得到完美的结合。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的采用有效地吸收了第一人称叙述的纯粹、自然和便利, 同时避免了其视域局限的缺点。使小说中叙述者的能动性增强,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叙事领域之中。叙述视角在不断的流转切换之中, 使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予作者的文化领域中完成作者期待的审美接受。叙述与故事的有机结合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叙事空间和叙事效果, 使叙事得到极致的彰显。参考文献:
摘要:莫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构建起自身的叙事王国。他在不同小说中尝试用不同的叙事视角, 在同一部小说中也多次变化视角进行叙事。长篇小说《蛙》中就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切换叙述, “我”叙事贴近生活, 真切的感知人物;“我姑姑”等复合人称叙事客观的揭示人物的命运;“父亲”等他人视角的叙事使文本结构更显严谨。
关键词:蛙,叙述者,叙述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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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06
[5]刁丽娟.论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D].山东大学, 2012
关键词: 《蛙》;书信体;叙事;跨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85—04
一
莫言是一个文体意识相当清醒和自觉的作家。他曾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1] 这种追求不仅是莫言面向未来的梦想,也是他过往创作实践的真实写照。自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以来,莫言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文体或曰语言上的突破。2009年底,莫言推出长篇新作《蛙》,大胆采用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叙事方式,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其文体意识的独特性。当然,文体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某种叙事文体的选择,既可能是时代风气使然,也可能是某种特定的个人书写策略所致。在一个书信体小说早已风光不再的年代,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再次采用,自然很难说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而只能理解为某种个人化的书写策略。
要理解《蛙》采用书信体叙事的策略性,得从其特定的叙事目的说起。《蛙》涉及中国六十余年的生育政治史,这无疑有着相当的敏感性。面对有关如何处理这种“敏感性”的追问,莫言的回答是,“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蛙》的叙事目的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2]。
以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表现人性,表现人的灵魂,固然是小说的叙事目的,但如何在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的同时,又不掉入制度臧否的陷阱之中,在实际的叙事操作中却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当代中国,人们对计生问题的态度,始终在政治理性上的拥护和自然情感上的抗拒之间徘徊。作为小说,太过强调自然情感的一面,必然会否定计生政策本身。而太过强调政治理性,则会丧失小说应有的人性温度。这种进退维谷的写作困境,考验着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叙事智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向以“快手”著称的莫言,在《蛙》的写作上却拖了七年之久。而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结构没有想好”。莫言说,《蛙》原来的结构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觉得“太复杂了”,“给閱读带来障碍”,直到最终改用“书信体”这种“朴素的”叙述方式,小说才得以很快完成 [3] 。这说明对《蛙》的叙事目的来说,书信体几乎就是一种命定的形式。
那么,究竟是书信体的哪些特点使它最适合完成《蛙》的叙事目的呢?首先是因为它的“朴素性”。与技巧繁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相比,产生和流行于现代小说初兴期的书信体小说,要显得简单和朴素得多。它既便于掌握,也易于接受。只要会写信,就可以写小说,只要能读信,就可以读小说。莫言早年的小说以及《蛙》最初的结构设想,走的显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式的繁复华丽路线。但这种对莫言以往小说非常适合的“复杂”的叙述方式,却可能给《蛙》造成 “阅读障碍”。因为过于繁复华丽的技巧,除了可能引致不必要的阅读困难之外,还极有可能模糊甚至扭曲作者的叙事意图,从而引起让人百口莫辩的价值偏差。而在现有的书信体框架中,作者的叙事意图尤其是对于生育政治的价值态度不仅非常清楚,而且不存在任何被“误读”的可能空间。
私密性也是《蛙》采用书信体叙事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受书信私密性的影响,传统的书信体小说大多以非常私密的性爱作为叙事对象。比如,18世纪欧洲三部最流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新爱洛伊丝》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就“都以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探索的主题,建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4] 正是这种私密性,为《蛙》对生育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私人而非公众讨论的氛围:讨论的虽然是属于公共领域的生育问题,却不是对它的公开检讨,而仅仅是亲密朋友之间的个人交流。这种公共话题的私密化表达,无形中为小说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差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即便有什么尖锐意见,也仅仅是对公共问题的私人性意见,不必过度解读。
《蛙》必须采用书信体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信体叙事方式本身的自由性。这种自由,不仅体现为写信人可以随意地袒露自己的内心,而且体现为叙述者可以自然地进行叙述干预。所谓叙述者干预,是指叙述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小说写作本身所进行的直接议论和评价。这种干预在以“显示”为目标的现代小说中并不明显,但在以“讲述”为特点的古典小说中却表现得特别普遍和突出 [5] 。作为一种古典小说体式,书信体的叙述者随时打断故事进程,直接发表他对所叙述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丝毫不会破坏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书信中跟写信对象进行意见和看法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自然之事。正是借助书信体的这种特点,《蛙》的叙述者对“我”、“我姑姑”以及小狮子内心深处情与理的矛盾,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完整清晰的揭示,既让人感受到了生育制度的人性缺失,同时又没有否定其历史合理性。
二
如果说,莫言《蛙》对传统书信体叙事的大胆采用,是为了完成其特定叙事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叙事目的,他还对传统书信体叙事进行了更为大胆的策略性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文体形式上的。传统书信小说的体式,可按数量分为“单体式”(单封信组成)、“多体式”(多封信组成),也可按往复情况分出“独白式”(有去无回)、“对话式”(有去有回)、“多声式”(多人互写互回)。另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内外嵌套式”——除了正文的书信内容之外,还在正文之前和之后由叙述者对书信的来历以及相关事情进行交代和补充说明。这相当于在书信叙述的内层情节之外包裹了一层外壳式情节,从而形成一种“内外嵌套”的双重叙事结构 [6]。
《蛙》的体式与上面所列的每一种都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它由五封信组成,表面看应该是“多体式”,但这五封信讲述的却是一个完全可以用一封信就可讲完的故事。因此,这与其说是五封信,不如说是将一封信的内容分成了分成了五次来写。在此意义上,它又是“单体式”的。《蛙》中只有“我”写给日本友人的信,而无日本友人的回信,因此应该是“独白式”的。但又与传统“独白式”中仅仅响彻着写信者一个人的声音不同,《蛙》中除了写信人的声音之外,其他各色人物都经常能借着自由间接引语方式发声,形成一种“对话”甚至是“多声”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蛙》也显然具有“内外嵌套式”的形式,但又与传统的“内外嵌套式”有着明显差别:第一,传统中的“外层叙事”,作为对内层叙事的补充性说明、议论,仅出现在整个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而《蛙》中的外层叙事则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出现;第二,《蛙》的所有外层叙事本身均以书信形式出现,而在传统中它主要表现为编辑体。因此,整个小说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内外嵌套型的双书信结构”。这与当今互联网时代“正文加附件”形式的电子邮件非常类似:内层叙事也即有关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内容;外层叙事也即“我”如何收集写作姑姑故事的故事,则相当于电子邮件的正文。
莫言对书信小说体式的这种改造,使得叙述者的声音得到了更为自由地进行叙述干预的空间。尽管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者打断故事进程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自由干预而不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感,但过多的议论、解释和说明还是会让现代读者觉得啰嗦唠叨。作为一个深具时代感的作家,莫言不可能完全无视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但正如前所述,莫言借用书信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利用这种可以自由叙述干预的权力,以便更深刻地挖掘人性并有效地規避政治风险。这也就是说,莫言一方面想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叙述干预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故事进程中叙述者的干预。这看似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但通过对书信小说体式的改造,这一悖论却被轻易化解了。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书信和外层书信其实分别构成了两个序列的故事。内层故事篇幅较大,构成整个小说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信息,外层故事篇幅不长,主要是对内层故事内容和写作过程的一些一些说明、解释和介绍,具有元叙事的特点。这样,叙述者的干预就可以在内层故事中尽量隐退,而在外层故事中大量出场。由于外层叙事本来就具有元叙事的特点,因此相比在故事中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更为合法和自由自在。
《蛙》对书信叙事的另一大改造,是写信人与主人公的分离。传统的书信体叙事中,写信人与主人公基本上是同一的,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如《帕梅拉》,如《新爱洛伊丝》等。由于主人公就是写信人自己,因此写信人所要极力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所要极力袒露的也就是他个人的内心,周围其他的人事就很难发展成独立的故事线索,而仅仅以碎片的方式构成主人公故事的点缀和其内心情绪的外化,这使得小说带有浓厚主观抒情气质的同时也会显得相对单调和枯燥。与传统的书信体小说不同,《蛙》中的书信从一开始就是对别人的故事的讲述,是剧作家蝌蚪“我”用书信的方式向日本友人讲述“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传奇故事。由于是“我”来讲述“我姑姑”的故事,而“我”又是姑姑故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在姑姑故事的展开中就必然要提及和讲述“我”的故事。这就使得小说在主人公故事之外又获得了另一条故事线索,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性。
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写信人同时也是叙述者的身份就值得特别注意了。小说中,与故事人物“我”的身份有一个从乡村儿童到体制内知识分子再到体制外的归乡游子的变迁不同,作为叙述者和写信人的“我”始终是以剧作家蝌蚪——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写信人或者说叙述者的声音有可能同时具备两大特点:一是理性地看待历史的能力,二是人性地进行行为反思的能力。正是由于具有从人性角度进行反思的能力,“我”对自己灵魂深处卑微的一面有着坦率的交代,对姑姑和小狮子内心深处的忏悔和痛苦有着同情的理解。又因为“我”具有理性看待历史的能力,因此可以超然地看待姑姑和小狮子的忏悔,也可以超然地审视其他人物的命运,因此在姑姑表示忏悔时,总是跳出来通过“我”的介入性评论张扬历史逻辑本身,强调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叙述着或者说写信人声音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既肯定了姑姑等人身上忏悔的人性内涵,又巧妙地将其停留在具体个人范畴而不滑向制度否定的精神轨道,从而完美地实现既揭示生育政治背后的深层人性纠葛,又不否定生育制度本身的叙事目的。
三
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除了有利于规避政治风险,有效传达作者思想意图之外,还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戏剧化与跨文体叙事。《蛙》的跨文体叙事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部名为《蛙》的“话剧”。表面看来,这显得特别突兀,其实不然。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叙事仅仅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而作为附件,其形式自然可以多样化,只要是与姑姑有关的材料,哪怕是诗歌、散文、小说、日记、便条、笔记等都未尝不可。因此在最后一封信中嵌入一部话剧丝毫不会影响整个信的真实性,也不会产生不协调之感。这也就是说,莫言对书信叙事结构体式的改造,早已为小说最后一部分的跨文体叙事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即便就文体风格而言,最后一部分的“戏剧”也并不显得突如其来。因为主人公与叙述者的分离,使得前面几封信的主导内容的心理性质和主观性质大为降低,变得日益客观和“戏剧化”。由于“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此有关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和内心世界,只能通过让他们自己说话、“我”来转述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使得文本中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通篇都充满对话性。试看母亲下葬后“我”与父亲的一段话:
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叹息着说,也不知道该怨谁。
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我说,她也没做错什么。
我也没有怨她,父亲说,这是命。
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我说,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父亲说,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类似这种以“某某说”为标志的自由直接引语,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这种主要以人物语言动作来表现人物推进故事的方法,无疑与戏剧尤其是话剧的表现方式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这种场面,可以很容易就将之转换为“戏剧”而丝毫不影响意思的完整性:
父亲(叹息着说):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该怨谁。
蝌蚪: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她也没做错什么。
父亲:我也没有怨她,这是命。
蝌蚪: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父亲: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也就是说,若把前面部分中大量出现的“我说”、“父亲说”、“姑姑说”等自由直接引语符号词删掉,并改为戏剧化的“我:……”、“父亲:……”,就变成了小说最后一部分那样的“话剧”。反之,如果将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中的“我:……”、“父亲:……”变成自由直接引语,那它与前面四个部分的风格也并无什么不同。因此,尽管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与前面四个部分在表面上有很大区别,在内在风貌上却是融洽一致的。
当然,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端。书信体叙事从其诞生开始,就一直面临着各种非议。安娜·巴包德在其《理查逊生平》中对书信体叙事的缺陷有过很好地总结,“这种方法因缺少叙述者,带来了戏剧创作中人们熟知的很大不便;作者无计可施,只好找个很无趣的心腹来听叙述。它迫使一个人讲述他或许绝不会讲的事情;有时不得不重复谦逊美德本该掩饰的赞扬;为了复述长篇对话,只好假定某种超长的记忆力。”[7] 安娜·巴包德针对的是理查逊那种写信人就是主人公的小说,文中主人公除了自己之外,对其他人物只能从言语动作上予以外察,因此说它缺少叙述者并带有戏剧创作中的那种不便。莫言的《蛙》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叙述者自然已经不缺少了,但戏剧创作的那种不便依然存在,而且使得依靠言语和对话来表现人物推动故事的戏剧性更为明显了。叙述者不仅需要某种超长的记忆力来复述长篇对话,而且必须在一个虚拟的听众面前滔滔不绝的讲述另外一个人长达一生的故事,简直就像“话痨”。
主人公和写信人的分离所带来的“戏剧性”的增强,还使得小说的感染力和小说人物应有的心理深度被大为削弱。比如说姑姑,尽管莫言主观上很想将其塑造成他笔下以前那些充满强悍生命力并光彩照人的女性,却始终是所谓扁平而非圆形人物,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她一生的性格,不仅长期固定不变,而且基质非常单一;退休之后有过一点变化,却缺少必要的铺垫,显得异常突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姑姑作为主人公丧失了全面直接展示内心世界的机会,她只能依靠戏剧性的“对话和行动”来表现自己。而“当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被戏剧性的动作化处理所湮没”之后,“那种迂回曲折的精神挣扎、似断实连的心理逻辑、入木三分的性格刻画、峰回路转的情感历程,欲说还休的生命况味消失了。人们从中无法获得思想,只能‘看’到喋喋不休的‘台词’、走马灯式的动作、支离破碎的人物、浮光掠影的造型和又臭又长的篇幅。”黄发有的这段话说的虽不是《蛙》,却俨然是《蛙》的生动写照[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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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pistolary Narration of Mo Yan’s Novel Frog
LIU YU-qi
(College of Humanit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Epistolary narration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Mo Yan’s novel Frog The simplicity,privacy and freedom of epistolary is conducive to implement the novel’s narrative purposes that express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ul through family planning events but not evaluate simply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tself.To better accomplish this purpose,the novel also modified the traditional epistolary narration.It created a narrative mode that double letters nested each other inside and outside as same as e-mail and that the hero was separated from the writer.The dramatic effect caused by this transformation prepared the way to the cross-style narration,but also weakened greatly the novel's infectant power and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depth.
些日子,爸爸从六合带回一本小说,小说名叫《蛙》,我心想,蛙有什么值得看的?我们农村里青蛙多得是,可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发现完全不是 那么一回是。
《 蛙.》描述的是姑姑—万心由一名助产士最后成为一名 计划生育工作者,她专门与那些想超生的妇女们之间的斗争。结果使得如她的侄媳王仁美和张拳的老婆家破人亡。最后,晚年的姑姑充满了不安与自责,每当夜晚,她听到蛙的叫声仿佛是成千上万个婴儿的哭啼声和控诉。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惭愧。
记得四年前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也有同样的遭遇,妈妈因超生而东躲西-藏。我从小就一直待在妈妈身边,从未离开过她的怀抱,我整天以泪洗面,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爸爸回来帮我挂了十天水。后来听大人们说弟弟没保住,而且房子又被拆了。妈妈回来以后我一点没怪她,相反,我觉得妈妈是伟大的勇敢的!
妈妈是幸运的,书中的王仁美因大出血而死亡,然而上天眷顾她的生命没有轻易离去。妈妈回来时明显瘦了许多,她看见别人的孩子总要 抱一抱,我知道妈妈是在想念夭折的弟弟,每当这时我就心如刀割。2009年一个新生命降临在我家,这个家又充满了朝气!
一口气读完了莫言酝酿十年而铸就的新作《蛙》。此时已泪流满面了。故事中所描述的不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事吗?
多年前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那戏虐,调侃是对超生夫妻们的讽刺与规劝。我甚至听到了自己当年那年幼无知的笑声。《蛙》描述的是高密东北乡的“超生游击队”从东躲西-藏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疼痛与哀号。许多母亲们要从腹中未曾出世的孩子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相信我读完《蛙》,你也会为自己当年那年幼无知的笑声感到羞愧的《蛙》的主人公是一名叫万心的共-产-党员,她曾是高密东北乡的送子观音,但却成为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的 基层。2006年是我们生命中最黯淡的一年,作为女人我不幸” 怀孕了,计划外的,也就是腹中的这个“孽种”开始了我们的恶梦。后来政府
知道了,后来多次带人上门,恐吓,吓的我们夫妻俩带着腹中的这个
“孽种”一路逃亡,辗转苏北,后来由于中央型前置胎盘又亡命与南京,由于整日东躲西-藏,每日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最后在市幼剖腹产下奄奄一息的男婴,三天之后不幸
夭折了。此时镇政府已惨无人的拆除了我家的楼房。这是何等的绝望让人撕心裂肺。而后只要看到人家怀中的小孩便不由自主道要是我家的孩子在也这大了。丈夫劝我说你不要这样了你可不要成为祥林嫂呀。的确这是祥林嫂念念不忘阿毛那句只能与丈夫抱头痛哭。
蛙里发生着1也的确是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与争夺,那些有着顽强的身体曾经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被追赶的孕妇张拳的老婆多么渴望跳到河里逃脱已生下她那快足月的孩子,------被救上时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她双腿间流下的鲜血及她和孩子都行将死亡,而对无情
1姑姑,这个女人留下了最真切的诅咒;“万心,你不得好死!”
姑姑晚年充满了负罪感,在一个夜晚她听到了蛙鸣。仿佛成千上万个婴儿在哭泣和控诉------
因为我了解到一些计划生育的实际情况,这部小说并没有夸张,而现实情况其实更加夸张。对计划生育这件事情,很难进行褒贬,对个人绝对是惨无人道,但是对国家看起来像是好的,事实上究竟是不是好的,历史与未来也难以评判。但是中国人对生命的追求、对根的延续这种情节,又那么特殊,它并不是愚昧或者封建,而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图腾。通过计划生育这个主线,又描述了人物心理,以及相关的社会变化。在平实的文字下,却充满了各种讽刺。
尤其是老同学见面的寒暄与对白,太常见了,平时里,人们真的就是这样说话,但是在这本书里,看起来却是那么讽刺,感觉人与人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后面的话剧,一幕一幕,显得更加怪诞与意识流,也扣住了主题“蛙”,这个粘腻与怪诞东西,与计划生育之间莫名其妙的关系,让人感觉计划生育像蛙一样奇怪、粘腻、甚至恶心,可能这个是对计划生育这件事情无法诉说的形容。
姑姑这个形象,是那个年代很多正面人物的理想代表,人们那时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她这样的人,作品表达了不同历史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变化。人的思想意识决定人的命运,人的思想意识又来自外界对她的灌输?这个就是人物的悲剧人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即便有一些独立思考能力,这个能力也是微弱的,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和左右。真是个奇怪的世界,时代与人物彼此构造对方,人物有时厌恶这个时代,想摆脱这个时代,又依赖这个时代,又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终实际上还是最喜欢自己的这个时代。
青蛙,象征着一种生殖能力,当夏夜来临,那田野里的蛙声,预示着节气,也预示着生命的蓬勃。刚好,娃也念蛙,造人的女娲也念蛙,蛙,似乎代表着生命的繁衍。
一代繁衍一代,是最自然的事情,也是最神圣的事情。当我们在街上看到,那些长得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父子母女时,就不得不感慨生命的神奇和基因的伟大,下一代,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另一个重新开始的自己。
年轻的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万心,是整个高密东北乡的接子娘娘,她的柔软的双手,迎接了无数的生命。
但是,计划生育打乱了一切,她从生命的迎接者变成了生命的扼杀者。历经红二代、叛徒未婚妻、走资派姘头各种称呼的姑姑,对于党,对于政府确实无比的忠诚。对此,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感,反正政府交代下来的事情,姑姑绝对照办,并且卓越完成,或许这种感情有点像永远不投反对票的我们几十年的人大代表申纪兰。
一个又一个的违反计划生育的孕妇,在姑姑手里进行了大月份引产,几千个本该出生的生命被扼杀在娘胎,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月份很大的孕妇,很多就死在了手术台上,很多的家庭,譬如陈鼻家,也家破人亡。姑姑执行计划生育的工作雷厉风行,绝不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当姑姑退休了,她却开始害怕了,她知道自己手上沾了太多的鲜血。于是她开始害怕青蛙,因为青蛙卵和青蛙叫都让她想到了孩子。她嫁给了一个民间艺人,开始捏娃娃,每一个娃娃代表每一个被她阻止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
而计划生育,甚至导致了很多诸如代孕母亲和“二奶”“三奶”的事情,人们的价值观在遭受着冲击,淳朴的高密东北乡似乎也变得遥远。
这是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故事,也是一个反思计划生育的故事。
读罢整本书,我的感受是,莫言在题材的选择上,我觉得是很讨巧的,他在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他在批判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你会觉得这本书很真实。但是,就此而已,不知道我是不是文化水平不够。
从文风来看,莫言是幽默诙谐的作家,无论是一堆用人体器官的名字看,还是那些疯疯癫癫的村言俗语,还是自私阴暗的心理描写,很真实,很讽刺,很刻薄。
而从整本书的写作结构看的话,我觉得很有创新,用信的方式,贯穿小说的情节,并且可以从客观的叙述中抽离出来进行某些评论抒发某些感情。而最后的剧本,更是可以交代一些人物的心理情感,比如陈眉,而不显突兀。剧本比小说还要夸张,使想要表达的情感更加清晰。
Frogs Moyan was the first Chinese to win NobelPrize for literature.Frogs, one of his most famous work, was based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Gugu(which means aunt in Chinese), who has devoted herself as a gynecologist for over 50 years.With vivid details and reflection, the book shows the up and downs of New China’s specific fertility history in the past 60 years, and exposes the chaotic phenomenon on fertility in China at the moment.It tells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complexity the country fac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sharp growth of population.The heroine of the novel was called Gugu.She lived in a complicated era, when the food was extremely scarce.The narrator of the novel, Wan Xiaopao, had once eaten coal because of the unbearable starvation.People in a great portion of countryside in China still used a backward way to deliver a child, leading to the high mortality of pregnant woman.After graduating from hygiene school, Gugu persuaded the villagers to accept the new way to deliver a child by using her excellent skills.Those old midwives only cared about their personal gain rather than saving the lives of pregnant women.Gugu was very indignant about it.She blamed those old midwives for their irresponsible behaviors.Then we can see that Gugu was really fearless and straightforward.In 1965, she was assigned to community hospital as a gynecologist.She became the leader and executor of one-child policy.No sooner than Gugu started spreading the policy, villagers repelled her violently and blamed her with dirty words.They believed baby was their only hope andand “the more children, the better” is a rigid belief at that time.However, All these obstacles did not stop Gugu’s certain steps to lower the birth rates.By using fierce measures, many villagers did vasectomy unwillingly.Investigating the socialist enemies was a tough thing, for it would make Gugu a hated enemy to villagers.Gen Xiulian, a woman who had already had two children, was going to have a third baby.When Gugu came to her house, she used every method to beg Gugu, but Gugu insisted in taking her to perform operation, without any mercy.Being driven into a corner, Gen Xiulian jumped into the river.Everyone on the spot was shocked, for it happened in a flash.Gugu immediately jumped onto a boat, yelling loudly to ask someone to help her drive the boat.Gen Xiulian was found under a peel of watermelon.Gugu burst into laughter, because Gen Xiulian used the way that was used to deal with Japanese.Gugu did not catch her at once.She followed her slowly, using loud-speaker to broadcast the instruction of one-child policy.Gugu standing on the board spoke loudly to Gen Xiulian: “There is no way for you but go with us.Even though you can swim to East Sea, we will still follow you.”All of a sudden, Gen Xiulian cried out.Her actions became more and more slowly, and her arms couldn’t help her go forward.Gugu was greeted by a smell of blood.Ultimately, Gugu used everything to save Gen Xiulian’s life but it was too late.At the night before Gugu’s retirement, her colleagues gave her a feast in a restaurant.She was drunk.On the way home, she walked into a pool of mud, where frogs were brawling loudly.Noise came from all directions.Like a raging river, the noise took the whole occupation of wide farmland.It sound like babies’ crying.Gugu felt a gust of cold wind climbed onto her shoulder.A bad feeling struck her,so she escaped quickly.Although it seems like Gugu’s imagination, it revealed the real inside world of Gugu.After the first time reading, a complex feeling rose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it really was.It confused me ,so I decided to read it again.During the second time reading, I paid my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in the story, such as Gugu’s actions, feelings and words.I imagined I was on the spot, and I tried to understand their feelings hiden in the words.Gradully, I knew what I felt at the first time.They were happiness for the baby birth, anger to the policy, pity for the abortion, sadness for the past of our country,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ture.I realized Gugu was a tragedy person.She was torn between the desire to accomplish the tasks from party and country, and the desire to save children.She delivered over ten thousand babies.Her hand was sacred but also full of blood at the same time.Using the literary device of ridicule and sarcasm, Mo Yan criticizes the distorted history as well as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hypocrisy.He reveals the murkiest side of human existence.He shows us a world without truth, common sense or compassion,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reckless, helpless and absurd.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like Gugu against all injustices.Thanks him for telling us the history we may never know.Only we realized the pain that our nation went through, we can keep moving on and avoid those things happening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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