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6月施行

《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6月施行（通用3篇）

《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6月施行 篇1

5月25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日前，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条例》中规定，县级以上政府选聘的科技特派员，可以取得技术服务报酬、创办企业或者从企业获得股权、期权和分红。

据悉，修订后《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借鉴吸收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优惠政策，对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放宽股权激励、股权出售对企业设立年限和盈利水平的限制，增强了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条例》明确了建立科技报告制度和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年度报告制度的规定，为促进甘肃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确定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规定了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可以兼职到企业等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离岗创业。

《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6月施行 篇2

关键词：甘肃省,产学研合作机制,合作模式

1 问题的提出

《甘肃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简称《条例》)自1998年12月11日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此不作陈述,本文侧重于对《条例》的几个重要相关条款进行绩效评估并提出修订建议。《条例》第十二条第1款规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可自办或依法通过联营或自主投资、技术转让、参股、控股、兼并等方式同国内外企业、农业经济组织和个人联合建立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研究、开发与试验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第2款规定:“科研机构转为科技企业或者进入企业成为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后,可继续享受科研机构的优惠政策。”第八条规定:“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或自主开发科技成果,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开发有竞争力和技术附加值高的产品,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从以上两个条款的不同规定中可以看出,《条例》立法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疏漏。《条例》对企业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的原则性、指导性规定,但是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只是以“可以……”的立法方式鼓励自主选择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机制或模式。科技成果协同创新及其转化的机制或模式问题,对于欠发达省区来讲,实为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具体运行机制或组织形式方面,缺乏必要的规定及其相应的保障措施,这是《条例》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疏漏。作为政府来讲,理应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果,但在此却忽视了科研协同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组织过程[1]。高科技的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是大力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没有创新的成果在市场上是没有最终的转化效益,同样,不以转化或市场应用为导向的协同创新也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因此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的组织模式或合作形式问题显然是《条例》立法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尽管《条例》鼓励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可建立“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研究、开发与试验机构”,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科工贸”一体的提法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如果说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生产的是关于科技成果的“初级产品”(科学理论)的话,那么工业企业便是“最终产品”生产者,这中间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者或实验者。再说“贸易企业”本是面对“最终产品”的一个零售或批发商的角色,把它加进来就使“科工贸”一体的提法在逻辑上无法成立。一个“一体化”的组织内部应该是没有市场交易行为的,否则,就不需要一个“一体化”的组织了,因为“一体化”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了为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一体化”的组织内部需要的是一只权威的“有形之手”的实时性调控,如此方能完成复杂的内部合作行为。将市场机制还残留在“一体化”组织内部,显然是经济学上的无知(见图1)。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发现,在关于甘肃省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方面普遍缺乏具体建设或鼓励科技创新团队方面的法规、政策。又经过对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检索也发现,全国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教育部外,基本上没有专门促进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政策规定;就各地方政府而言,仅仅是在有关人才队伍建设的个别文件中有所提及。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的制度引导,甘肃省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中,大部分科技创新团队都是围绕一个具体且短期的科研项目而临时搭建成的,团队内部缺乏有效地整合各科研要素的长效机制和组织模式。另外,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重新认识欠发达省区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中的传统资源及其比较优势问题。

2 发现与反思:最优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

在对甘肃省科研单位、高等院校108人的问卷调查中,笔者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我省(或您所在地区)有无产学研结合的成功典范(单选)?”问卷作答统计见图2所示(百分比)。从图2可看出,关于甘肃省有无产学研结合的成功典范之问在受访人群中知道的者甚少。既然如此,那么,关于什么是最优的合作模式也就很少有人知晓,也就无法得出一种较为合理的结论。政府关心科技成果的转化效果,却不注意科研的组织过程,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结果/效果导向,忽略形式和过程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但实际上,高科技成果的协同创新及其转化是一个多重要素复杂互动的过程,且内部运行机制和组织模式是其成败的关键,若不重视协同创新的机制和过程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得到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的结果。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是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之地,而越是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便越是困难。“文人相轻”,自视甚高,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生态;同时,中国学术生产中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小农经济”传统,散兵游勇,自耕学术自留地,很少有人主动与他人合作的习惯。

现在普遍流行的协同创新机制———所谓正式的、以项目或课题为导向的契约式联盟,其合作绩效到底如何,笔者实感心存疑虑。目前的高校科研创新团队模式中项目团队已是常见,但它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合作机制,因为其组成结构往往是容易出现“草台班子多、攻关队伍少”的现象。在高校,许多团队的形成是由于项目负责人承担的项目需要不同专业的人而临时拼凑建立,这样的团队短期行为多、稳定性差;除此之外,课题组往往是不同单位的横向组合,而不是以权威的首席专家领衔组团的体制,人才结构不是很完善,缺乏市场开拓能力,很难形成规模经济。如有些团队是通过项目主持者的人际关系强行组合拼凑,由于这样组合的团队,其价值取向融合度或信任度不够、合作关系不融洽,致使研究力量不集中。这样由拼凑而组合的科技创新团队并非是有机组合的团队,更为甚者是,部分名为科技创新团队目标,但不是以科研为导向而组建而是以获取资源为主要目的,这种团队不可能形成团队效应,难以获取重大创新成果[2]。时下由于高校自主创新意识的缺乏、金融体系不健全和分散开发风险的投融资机制的缺乏等因素,使得风险投资很少涉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这个领域,很多成果由于缺乏投资而被束之高阁。对此,有人认为,症结可能在于评价考核方式上,于是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大致可归纳为:正确衡量、评价科技成果、改变传统考核办法、弱化“项目、进款、论文、获奖”的传统考核标准。其实,这也是治标不是治本。

究竟什么是最优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这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机制模式上。当务之急是尽快完善校企合作中的相关法规,给予首席专家一定的人、财、物的自主权,增强高校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的信任感。总之,科研组织形式是高校能否在协同创新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高校要着手从传统的以院系为主的纵向科研组织机构,逐渐调整为以平台为依托、以项目为牵引、人员可交叉流动的横向科研组织形式。基于“科斯定理”的基本原理,团队或组织形成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替代市场”,也就是说,如果产学研以组织化的形式来合作,其最终目标就是为了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所以,产学研的合作形式,万不得已,尽量不采用所谓正式的契约式联盟的形式,因为这样的形式还是一种松散的“准市场行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和动机仍然是存在的,这样是无法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的。换言之,产学研内部不宜采用市场/契约模式,否则将无法节约交易成本。产学研合作,尤其是关于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是一种长期的、复杂的需要反复协调的合作,需要的是各参与主体之间能够风雨同舟,相互信任和忠诚。研发行为是无法严格按事先规划好的正式的契约和程式进行,科学本是探索活动,科学创新是不能预先规定的,更是不能勉强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说过:“研究没法子有计划。”这也是我们经费改革的初衷。

从理论上讲,所谓最优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是不存在的,我们能够追求的其实是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内部合作的交易成本的合作模式。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内部合作的交易成本的合作模式就是“关系紧密之群体”,就是“产&学&研”团队。在这一团队内部,更需要的是一只权威的“有形之手”的调控或斡旋,如此方能保证一种复杂的合作行为的持续进行;在这一团队内部,市场行为或讨价还价的行为越少越好,如此方能最大限度防止内耗、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团队之外,则是市场/契约/竞争行为。因此,一个有效的“产&学&研”团队的存在边界也就是市场与非市场之间的分界。另外,在对甘肃省科研单位、高等院校108人的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所在的单位持有的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渠道有哪些?”回答情况统计见图3(百分比)所示。

可以发现,在甘肃省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中,“通过固定的产学研合作伙伴”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是其主要渠道,意味着这种合作模式中必有一种人脉资源在里头。这里其实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最优的协同创新是如何可能的?难道是凭着“熟人网络”,“关系资源”实现的?不全对,但也有很深的启示。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当问卷访谈中,问及“中介服务机构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代理或居间活动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回答情况统计见图4(百分比)所示。多数受访者提到的最大困难是:成果转化方的不信任和政府的激励政策不到位。

从实质意义上讲,中介代理或居间活动本身就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必须支付的交易成本,但是,当这个交易成本过高,或者有其他的更为低廉并可靠的替代方式时,潜在的产学研合作各方便不会选择中介。这从常识上就可以推断出来。问卷调查中显示出,中介组织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代理或居间活动中存在着两大主要困难:成果转化方的不信任和政府的激励政策不到位。这种局面使人不禁要问:既然成果转化方不信任,还有中介存在的前提和理由吗?成果转化方到底能信任谁呢?面临不信任的问题会使中介越发陷入极为不利的生存环境。中国是“关系社会”、“熟人圈子”,如果能够借助于已有的关系或熟人等人脉资源搞定的事,人们就不会用专门的中介组织了。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讲,中介服务其实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高度商业化、社会发展高度陌生化、流动化的产物,是为了减少相互陌生的交易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才出现的。

政府应该明白,大学是最优良、最值得运作的资产。事实上,在甘肃省,只有16.6%的新科技创新成果来自企业,其余83.4%都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事业单位,2/3成果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里,因此,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着手,全省科技工作的“一号工程”的完成就可以事半功倍。抓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的关键在于机制创新。机制创新的出路在于鼓励并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能够使内部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产&学&研”团队。一些相关研究已经为这样的机制创新提供了原则性的启示。“产&学&研”团队属于典型的联合风险投资团队,合作各方即伙伴关系的属性和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联合风险投资的成败。代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首席专家应赋予相应的团队组建的自主权。联合风险投资中伙伴选择、伙伴关系与风险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在联合风险投资中,恰当的伙伴选择对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恰当的伙伴选择对风险企业成长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良好的伙伴关系对风险企业成长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合作伙伴的选择是影响联合风险投资中风险企业成长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只有选择了恰当的联盟伙伴,联盟才有可能成功。同样,伙伴关系对企业绩效也有着极大的影响[3],因为伙伴关系是联盟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有关信任和承诺等方面的伙伴关系并不是在伙伴选择时能完全确定的,而是在选定合作伙伴并结成联盟关系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4]。合作伙伴的声誉、相容性以及伙伴间的互补性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研究中发现,高的终止成本可以使合作企业更乐于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5]。信任、承诺、依赖性和终止成本是伙伴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只有当合作任意一方的退出成本很高时,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风险才能被合作各方共担。因此,为了建立稳定、良好的伙伴关系,要求联合风险投资联盟各成员要严格遵守协议承诺,在各成员间建立良好的信任与依赖关系,通过加强交流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与信息共享,建立规范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提高成员退出联盟的壁垒与惩罚措施。

3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变量:成本—收益边际比较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是一个具有多个子系统、多层次、多变量和多目标的复杂系统,因此,基于信息的有限性,政府决策者通常不能准确地识别出决定或影响科技成果协同创新及成果转化率的关键变量。同时,从理论上讲,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多要素投入和多变量产出的复杂动态系统,投入向产出转化贯穿于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因此,如何构建合适的模型来把握这个转化过程、消除模型估算偏差是正确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这就是说,人为设置的变量权重很难准确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联系,容易产生系统误差,一般的回归分析也疑点很多,不能让人信服。不过,尽管如此,如果能够找到差异明显的质性变量(或序数变量)的话,是完全可进行“边际比较分析”的。当然,最好是相比的两个质性变量之间具有极端性———这恰好在中国这样一个各省区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中容易出现。张五常教授在其《收入与成本》一书中对此做了专门论述。

基于这样的方法论提示,如果我们将影响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变量主要分为投资经费、人才资源、市场需求和合作机制这样4个变量,那么,用序数量度(Ordinal Measure)的方法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欠发达省区市的政府在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采取哪一个措施或变量,其“边际收益”应该是最高的(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我们的初步回答是:合作机制,即扶持能够将内部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科技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团队。为什么有这样的回答呢?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单从投资经费、人才资源、市场需求这3个方面来看,全国其他大部分省区市的指数及其增长率均不在甘肃之下,有些甚至远远高于甘肃,在此情况下,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率而付出的直接投资———用于科研经费、引进人才和扩大市场份额的投资,其“边际贡献率”殊难评估和比较。在引进高精尖人才和科研经费投入的绝对基数上,甘肃也无法与发达省区市相提并论。在目前,全国不同的省区市在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方面所投入的人力和经费是很不均等的,有的省区市投入过多,而有的省区市则投入过少;另一方面是初始投入充裕甚至过多,但转化投入比例偏小[6]。有研究已发现,科技经费投入率与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不对等,有76.6%的地区高校在科技投入产出阶段是有效的,但仅有6.7%的地区高校在成果转化阶段是有效的[7]。地区文化传统等区域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这就是说,不是科技经费等直接性的投入越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就越高,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科技投入效率而言,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更应引起重视。这当然已成常识,《条例》制定的初旨就在于此。那么,如何重视呢?不是初旨明确了,就一定同时明确了实现初旨的最佳切入点,这有一个不断摸索或试错的过程。我们认为,最佳切入点应在“合作机制”上下功夫,这是一个投入最少、见效最快的量变。从全国各省区市的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横向比较中,我们还是大致可以分辨出影响甘肃这样一个欠发达省区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对“边际贡献率”高的变量来———产学研的合作机制问题,即扶持能够将内部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科技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团队。

科技成果转化率/协同机制创新投入量>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协同机制创新投入量。这个公式的含义是:试图在投资经费、人才资源、市场需求3个变量上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率。甘肃省与江浙等发达省区市相较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但是产学研的合作机制(扶持能够将内部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科技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团队)方面给予扶持和投入是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的。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所在的单位希望政府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提供哪些支持?”统计受访结果后发现,高校和科研院所希望政府支持的方面太多了,包括:提供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改善绩效考核和成果评价标准、方式,加大科技奖励向成果转化倾斜力度,完善技术转化的综合服务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制定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税收优惠,开展产学研合作,帮助引进人才,其他,等等。显然,没有一个万能的政府能满足这样多的要求。事实上,政府能够做的事很有限,关键是要找到最优切入点,以最小的干预、服务或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大部分扶持政策对于政府来讲提供的成本都很高,但收益却不大。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可能就是“制定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而这正是最接近于扶持形成产学研的最优合作机制这一政府应该着力的切入点。

欠发达省区的科技成果转化,在受其他诸多条件制约的情况下显然应该是优先考虑引导和培育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或模式。比如,“嫦娥团队”就是一支高度团结的队伍,统一决心、统一意志、统一目标和统一行动,这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一些沿海发达省区市早已意识到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比如浙江的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有着鲜明的特色。与广东、江苏不同的是,浙江省是以“培养浙江自己的人才为主,着眼于练好内功”,这样培养出来的本土人才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也更加扎根浙江。科技创新团队的组成是有梯队的,老中青三代结合扭转了一直以来存在的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重物轻人”的现象。比如,以谭建荣院士为带头人的数字化设计制造创新团队,通过大胆实行内部学术导师制等旨在激励和整合团队成员的创新举措来推动协同创新的健康、持续发展。由于我国科技资源配置上的政策缺陷,长期以来,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创新往往越不过自己的围墙。培育发展科技创新团队,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科研上存在的条块分割、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等问题[8]。科技创新团队的组建,不但达到了优势互补,而且产生了1+1>2的效应。

团队就像一剂催化剂,使科研效率产生了质的飞跃。科技创新团队将科技人员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单位之间、产学研之间依托共同的科研目标,通过一定的组织架构和内部制度链接在一起,通过共同的科学理想和团队精神凝聚在一起,使原来即兴的松散型合作转变为目标明确、计划周密、分工合理、权责清晰的紧密型合作[9]。创新团队是个产学研共同体,团队与平台、项目不同,所谓的团队,应该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有良好运行机制,有团队文化和团队精神的一个群体。机制创新已经走在前头了,再加上较为雄厚的直接投资的积累效应,浙江的成就便在情理之中了。

4“钱学森团队”的启示:重新评估被忽视的非正式制度资源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团队,不能不受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凡近现代以来在中国成功的科技创新团队,几乎都带有一定的“师门团队”的色彩。相对于冯·布劳恩和科罗廖夫两个高科技协同创新团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钱学森的技术团队组建和形成是最不容易的,主要骨干都是他“亲自选定”的,还有他从国外请回来的,以及受他的学术、精神而感召来的,前期不少的中层、基层技术人员是他“亲自选拔、教育、培养出来的”。钱的团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英美归来的科技人员,如任新民、庄逢甘、梁守槃、屠守锷、黄纬禄等;苏联为我国培养的科技人员,如丁衡高、宋健、刘纪原、王永志、孙家栋、孙敬良等;中国本土的科技人员,如谢光选、王德臣、刘竹生、张恩昭、孙凝生等一大批。另外,比较而言,钱学森团队在经费、硬件设施、前期协作基础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最大的。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与欧美苏比起来,几乎就是零,“钱学森团队”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其“师门团队”。对于如何组织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团队,钱学森在其所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中指出:“虽然各部门生产的零部件质量并不最好,但组合到一起,是可以成功的”。显然,一个最优的合作或协作机制本身就是“生产力”,是实现各合作要素优势互补、实现所谓事半功倍效应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要重视产学研合作中的中国传统的非正式制度资源?一如前述,在其他约束条件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影响产学研合作绩效的一个关键变量是产学研的合作形式或机制问题。众所周知,自孔子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视师门传统的国家,这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甘肃(历史上的河陇地区),更有深厚的底蕴。“学缘”可以在中国社会寻找到古老的社会根源。传统的“师门团队”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其优点是低交易成本、高信任度、持续性和长期性。以师门团队为主要架构的团队是最稳定最典型的学术创新梯队。西北师大古典文学和教育学理论能发展到今日的规模和影响,都是与“赵(逵夫)门弟子”和“李(秉德)门弟子”学科梯队的形成和长期“经营”分不开的。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参数变量,各变量之间缺少直接可比性,所以很难说对各指标权重系数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因而会产生系统误差,不过这种系统误差可以通过调整而不断趋于合理[10]。复杂的知识创新工作并不必然排斥传统的师门团队(及其背后的校友资源),而是更有必要借助于“师门团队”中的管理经验和协作精神,以及相互忠诚与信任的伙伴关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甘肃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师门团队和校友网络资源现已基本瓦解殆尽。这正是在近年来在大规模的禁止所谓“近亲繁殖”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有人认为,“近亲繁殖”是中国高校的“绝症”;“近亲繁殖”是“中国特色”的关系网之一,它有利于部分学者培养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渐形成了“家族”式的怪圈,在共同的利益纽带下,大家互相照顾,背靠“名师”好乘凉,由于研究方法的相似,导致学术上的封闭和创新能力的低下[11]。还有人发现,在中国,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其“近亲繁殖程度越是严重”。有鉴于此,有越来越多的所谓有识之士关注大学的“近亲繁殖”现象,为我国大学的创新机制的退化与创新能力的衰竭而忧心忡忡[12]。反对“近亲繁殖”的人还指出,团队成员单一,缺乏学科协同创新,在一个学术团队中亲属或是师徒关系的成员占很大比重,也有的学术团队以学科组或教研室为基础自发形成,更有甚者,在一些大学里,“近亲繁殖”导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师门利益”。

从今天来看,禁止所谓“近亲繁殖”,事实上是得不偿失的,尤其对于甘肃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来讲———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为什么不能优先选用?而且反对的理由也不值得仔细推敲。“近亲繁殖”是生物学上的概念,不能机械地类比于科研团队中的人际构成。师徒之间根本上已排除了“血缘关系”,弟子的思维方式和观点也不会是导师的简单再现或复写。因此,禁止所谓“近亲繁殖”,破坏了师徒之间的信任、默契和有效互动合作的科研协作机制是真,但解除了师门团队内部的“近亲繁殖”却是假。在禁止所谓“近亲繁殖”的时期,也几乎是高校行政化开始加强的时期,学校人事权开始“上移”,这里面是否有某种“共谋”,不得而知。其实,北大、清华的“近亲繁殖”更有甚于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这种做法,常识就可以知道,他们自己就在培养所谓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岂能肥水流入外人田呢?在这种情势下,地方院校的明智做法就是优先选留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这样看来,禁止所谓“近亲繁殖”,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人事权的集中或“上移”,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中东部地区的高校多,博士点和传统优势学科本来就多,一些威望较高的学科带头人是多多少少可以抗拒所谓禁止“近亲繁殖”的规定的,但是在学科力量本来就薄弱的西部高校,禁止所谓“近亲繁殖”就可以更彻底地实施了,从而使得西部地区高校的学科梯队建设雪上加霜。人才外流、高层次学科平台及博士点太少,这本是甘肃的软肋所在。所谓“成”“败”博士点。

禁止所谓“近亲繁殖”这一走极端的后果是,现在是“一师多生,一生多师”,导师不负责任,学生散漫不学。在现代性的僭越下,师生关系已然受到强烈冲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蔡元培说过,中国的大学是直接从西方学过来的,而不是从中国传统学校和太学中传承过来的。中国传统师门中更为博大精深的教与学的智慧,今人还没有深入挖掘过。罗尔纲曾经在胡适门下学习,后来写了一本《师门五年记》的书。《师门五年记》一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它所体现的师生之间在学术、在为人方面不苟且的精神和态度,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学生与老师间学不苟“取”、教不苟“与”的鲜活事例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这是今天中国教师亟需精读的一本“奇书”。

甘肃在现有人才、经费和市场份额下,绩效最显著的机制创新就是让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具有组建或恢复自己的师门团队的自主权。在我国,盛行一时的校办企业在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方面没有起到应该发挥的作用。虽然重点大学拥有国家和省市级重点实验室,承担较多的科技项目,每年都有不少科研成果问世,但是由于这些校办企业在治理结构、科研体制、人力资源及高校定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致使这些企业和公司在科技实力、产品竞争力、融资渠道等方面遇到种种困难[8]。为了解决校办科技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建议变“校办企业”模式为“师生个人创办企业”模式。所谓“师生个人创办企业”,是指高校的科研人员离开学校自己建立公司,开发自己的研究成果,依赖现有公司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13]。师生个人创办企业可以有效地避免校办企业存在的管理问题以及高校角色定位不清等问题。在国外,高校的企业活动往往是个人的创业行为,校办科技企业并不多,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最能获得中国传统制度资源支持,并最大限度节约内部交易成本的产学研组织形式是“师门(校友)团队”,或以其为主要架构整合其他资源的组织形式。如果我们说“家户制”是中国社会的本体性制度或本源性传统的话,那么,“师门团队”就是中国学术生产及创新的本体性制度或本源性传统。不可以在政治领域里延续和借用这样的“家户制”或“师门”传统,但却可以在经济、科技创新领域加以借鉴。改革不是否定甚至抹杀传统优势,而是要光大发展传统优势。政治领域的“近亲繁殖”和学术创新领域的“近亲繁殖”要区别对待。传统并不总是惰性,而是有其强大的历史惯性的,借助于其正面的惯性总是可以产生诸多事半功倍之效。不考虑历史持续性的“现代”,很可能是貌似现代,其实很传统;貌似进步,其实很落后。这是因为“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并非不动的惰性。”[14]导师基于声誉,弟子或校友基于忠诚或信任,只有这样的团队有望长久存续。

有人从协商主体有限性角度分析了协商民主的困境,这其中的出路之一就是恢复师门对话传统。师门之内可有深度交流,但是一般的非师门的合作之间不会有深度交流,这是问题之一。如果能够找到比师门传统更好的合作机制和制度资源,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找不到,那么,适度发挥师门的传统优势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选择。要知道,不同师门团队之间可是市场竞争关系。所以,师门传统也不会像机械的生物学意义上那样,出现“近亲繁殖”而自我败落,师门传统的生命力现在是大大被低估了。师门团队并非是一个排外性的科技研发群体,而是以师门弟子和校友资源为主要架构的,整合各种纵、横资源的一个开放性的共同体,其事业的代际传承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事业的长效性。

5 研究结果:提出立法修改建议

一是政府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上可以发挥作用的途径很多,包括:开展产学研合作、搭建科技条件平台、提供科技信息服务、提供创新基金、设立和培育科技孵化器、帮助引进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制定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等。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能够做的事很有限,关键是要找到最优切入点,即扶持和培育能够最大限度节约内部交易成本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以最小的干预、服务或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

二是全面提升创新能力,要以机制体制改革协同引领科技创新,以协同创新来迎接高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以求突破外部以及内部机制体制的禁锢。在工作重点上,要建立健全协同创新的机制,大力推进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组织、管理、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作为欠发达省区,甘肃省应不断深化科技改革,激活创新资源,整合创新力量,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提升甘肃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

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篇3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促进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本条例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是指由财政性资金设立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第三条【基本原则】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重市场规律，体现智力劳动价值分配导向，按照权责一致、利益共享、激励与约束并重、公平公开的原则，保障实施与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各方主体利益，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第四条【职能分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经济和信息化、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知识产权、工商、国资、税务等主管部门依照规定的职责范围，负责管理、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环境优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

第二章 成果权益

第六条【成果所有权改革】 利用财政性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权，除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外，授权项目承担单位依法取得，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成果处置权改革】 项目承担单位对其授权取得的科技成果享有自主处置权，可自主决定科技成果的实施、转让、对外投资和实施许可等事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组织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时，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应当配合。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拟放弃其授权取得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应当提前三个月告知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愿意受让的，可以通过与单位协商取得该科技成果所有权。

利用财政性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向境外转让、独占许可的，应当依法履行审批手续。

第八条【成果所有权授权研发团队或完成人】 利用财政性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权，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在完成科技成果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不实施转化的`，授权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依法取得。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可以向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提出成果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

对上款符合条件的变更登记申请，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变更登记。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应当在完成成果所有权变更登记后一个月内报所在单位备案。

涉及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变更的，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可以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合同，依法向国务院专利主管部门登记。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应当积极协助办理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权利转让手续，在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提出变更申请三个月内与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签订转让合同。

第九条【政府介入权】 利用本省财政性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自完成成果登记之日起六年内，项目承担单位、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不实施转化的，项目立项部门可以授权第三方机构或许可他人有偿或无偿实施成果转化。

第十条【单位收益处置机制】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全部留归单位，在对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后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可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活动，或者用于奖励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

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将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入股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实体，取得的市场收益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纳入单位预算管理后，可用于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市场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运用市场机制定价】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可通过协议定价、技术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成果价格。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可以公开询价的方式确定科技成果挂牌交易、拍卖前基准价格。当事人认为需要进行价值评估的，应当委托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转化科技成果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拟交易价格。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提高企业成果转化能力】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鼓励利用财政性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信息和科研基础设施向企业开放，支持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通过合作研发、委托研发、人才引进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第十三条【畅通企业获取成果信息渠道】 企业为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服务和生产新产品，可以自行发布信息或者委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征集其所需的科技成果，或者征寻科技成果转化的合作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为企业获取所需的科技成果提供帮助和支持。

第十四条【建立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制度】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应当建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制度。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应当制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步骤、权利责任、分配方案、组织保障等事项。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制定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应当充分听取本单位职工意见，经公示后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涉及重大事项的，应当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策。

第十五条【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或成果研发团队、完成人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一)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二)向他人转让;

(三)许可他人使用;

(四)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

(五)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六)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第十六条【单位转化奖励管理】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应当从科技成果转化的净收益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奖励给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人员按上款获得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益时，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收入申报和备案。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对完成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奖励的支出部分，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暂不纳入绩效工资管理。

本条第一款所述人员以所获奖励股权成为被投资公司股东或发起人的，工商主管部门应当予以登记或备案。

第十七条【转化收益分配实施时限】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转让、许可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取得现金收入的，应当在现金到账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对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现金奖励。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作价入股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取得股权的，应当在股权登记或变更时，完成对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股权奖励。

第十八条【研发团队或完成人转化后收益分配】 科技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自主实施转化时，应当从科技成果转化的净收益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留归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具体实施时限参照本条例第十七条执行。

第十九条【国有资产核算管理】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资产处置收益为科研事业收入，应当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和单位统一会计核算。

(一)所有权转让的。依据处置合同或成果变更登记证明和收入原始单据，核销科技成果无形资产账面余值，资产处置收入计入科研事业收入。

(二)使用权许可的。依据处置合同和收入原始单据，资产处置收入计入科研事业收入。

(三)作价入股的。依据处置合同和股权价格，核销科技成果无形资产账面余值，计入长期投资，股权红利计入其他收入。

(四)科技成果转化资产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计入科研事业支出。

第二十条【建立和完善无形资产投资退出机制】 地级以上市财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国有无形资产管理制度。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采取向他人转让、合作实施、作价投资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应当与受让方签订投资协议，明确无形资产投资退出方式。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按照上款规定的投资协议退出，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仍发生投资亏损的，经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不纳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保值增值考核范围，按科技成果转化投资损失免责办理亏损资产核销手续。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一条【财政经费扶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科技成果转化财政经费投入，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资金、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和风险投资以及其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科技金融支持】 支持建立政策性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风险补偿资金和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科技金融支持。

第二十三条【土地支持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所需用地。

第二十四条【职称评定】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应当将专利创造、标准制定及成果转化等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之一。科研人员参与职称评审与岗位考核时，发明专利转化应用情况与论文指标要求同等对待，技术转让成交额与纵向课题指标要求同等对待。

第二十五条【成果转化技术市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技术交易市场建设，支持建设具备技术咨询评估、成果推介、融资担保等多种功能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交易场所、信息平台以及信息加工与分析、评估、经纪等服务。

第二十六条【建设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负责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并从成果转化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运行经费和奖励对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通过托管等方式，委托第三方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代理开展科技成果许可、转让、投资等工作。

第二十七条【成果登记与转化信息公开】 省级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省科技成果信息公开规范制度，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平台。

利用财政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所形成的科技成果，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在项目结题后三个月内向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项目承担单位、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应当在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后三个月内向科学技术主管部门提交相关合同备案登记，作为科技成果转化认定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科技成果登记的法律责任】利用财政性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的承担单位、成果研发团队或完成人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科技成果登记或备案的，由项目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禁止其在三年内承担利用财政资金资助的自主创新项目。

第二十九条【欺诈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由省级相关主管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取消该奖励，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领导干部利用职权骗取利益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骗取奖励的，由主管部门依照领导干部管理权限，责令纠正或宣布无效，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给单位或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法律责任】科技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故意提供虚假的信息、实验结果或者评估意见等欺骗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由省级相关主管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三十二条【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科学技术等相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三十三条【侵犯他人权利的法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的科技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