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作战课程论文
于天池
联合作战,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军事研究者们对一种特定作战形式的称谓。什么是联合作战?按军事学术界观点,应该归纳为,联合作战是指由军事指挥机构统一指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军兵种共同参与,围绕一个目的的统一的军事作战行动。联合作战的思想在世界军事史上久已有之,但其明确、完整的概念,则形成于近代,它是军队结构由单一军种过渡到多军种、战争形态由冷兵器战争演变为机械化战争的产物。综观美、俄、英、法、德、意、日等国家军队的联合作战发展历史,似可将其“生命”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维平面”联合作战时期
“二维平面”联合作战时期是从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约克敦战役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自古以来,陆地作战是军事最先涉足的领域,随着舟船的产生和水军(海军)诞生,战争走向水面(海面),但真正产生现代陆海联合作战的基本特征的是1781年的约克敦之战,它具有统一的指挥、明确分工、陆海军联合围攻等联合作战特点。之后的克里木战争,则是大规模陆海联合作战的初步实践,其间的要塞防御战、地面强攻、登陆作战、海战交织进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二维平面”联合作战的登峰造极的最后战争。“二维平面”这一时期的陆海联合作战,是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充分的训练准备的,由于受通信联络、机动能力、远程兵器等方面的制约,陆海协同基础较差,登陆组织相对混乱,后勤保障不配套,联合机制不健全。由于,作战力量只局限于地面和海面上,所以终究只能是“二维平面”联合作战时期。
第二阶段:陆、海、空“三维立体联合作战”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世界掀起新军事技术革命之前,是陆、海、空“三维立体联合作战”时期,也是机械化时代联合作战大发展和成熟时期。空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出现,引起作战空间和联合作战形式的革命性变化:两维空间变为三维空间,平面作战变为立体作战。这一时期,飞机、坦克、潜艇、德国导弹新式武器的应用以及与传统武器的彼此配合,使联合作战真正成为立体化作战,战争已经不局限于陆地和海面了,而是以地面为主,地下、水下、高空、中空、低空、超低空,多层次的立体性作战。这一时期,首先,三军联合作战日臻成熟,如规模空前庞大的大型登陆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是在周密的统筹安排下,实现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其次,大规模陆空联合作战首次出现,1
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人侵波兰、苏联,充分运用机械化地面部队在空军协同下实施大纵深快速突击的威力。第三,正式的空降作战出现,成为联合作战的重要手段之一。德军对克里特岛的空降作战,在陆、海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克里特岛,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空降兵实施的空降战役。第四,出现空军独立遂行的“联合轰炸”,也是联合作战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战过程中,盟国的空军为配合陆军的进攻已经可以对轴心国实施“联合轰炸”,对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影响深远。此外,联合作战理论方面也有了较大发展,“闪击战”、纵深作战、立体作战、立体海上封锁理论等新作战理论,对后来的军事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阶段:陆、海、空、天、电和信息多维联合作战时期
在世界掀起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的大背景下,联合作战进入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型时期,从“三维立体联合作战”向陆、海、空、天和信息多维联合作战跨越式发展时期,特别是联合作战的样式、理论、方法、指挥机构等联合作战要素理论和战争实践的迅速成熟,孕育着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美军1982年提出的“空地一体战”理论,是三维联合作战理论突出代表,也是信息时代多维联合作战理论的雏形。在中东,以色列空军在贝卡谷地的空袭和空战中,之所以占据明显优势,取得出人预料的战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发挥了电子战优势,特别指出的是,攻击前,为了压制叙军在贝卡谷地的防空导弹和同其空军作斗争,以军通过诸军兵种的共同努力,预先制定了周密的电子战计划,完全掌握了战场的制电磁权,因此,国际军事界普遍认为,以军的成功是“电子战的胜利”。被认为是“现代海战的转折点”的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打破了以往传统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样式,以其强大的海、空军为主组建特混舰队,这已经突破了三维立体化联合作战的样式。战争实践证明,以高技术兵器等信息化武器的广泛运用为主的新军事技术革命,已经使联合作战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出现诸多新特点,一是作战体系构成更加复杂,特别是太空力量和电子战力量,成为取得战役胜利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二是制天权和制电磁权成为夺取战役主动权和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各国都充分认识到制天权、制空权的重要。三是联合作战出现新的样式。四是非线式、非接触作战成为基本作战方式,作战方法更加灵活多样。
第四阶段:全方位信息化联合作战时期
应该说,在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联合作战发展的最高层次,是目前世界军事强国正在研究和积极探索的首要作战样式。这个阶段的“全方位”不仅是指军兵种完全联合,而且还有空间上具有全维性,作战领域内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全域性等。具有代表性的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两场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具有变革意义的两次战争。海湾战争被称为首露信息化特征的战争。拥有大量机械化战争中先进的坦克、火炮和导弹的伊拉克军,在多国部队信息化武器进攻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科索沃战争,敌对双方更是一场信息化武器与谋略的较量。
从总体上看,这两场军事斗争胜利者的共同特点是:战争由具有信息化联合作战能力的一方为主导,在力量投入、战场空间和持续时间方面,尽可能控制规模,力争通过一次战役达成整个战役目的;大量投人新的最先进的信息化武器装备,抢占信息控制的制高点;以信息战为先导,贯穿于作战的全过程,在情报、电子、计算机网络、硬摧毁、心理等多领域全面展开斗争;由信息指挥和技术力量引导的空袭成为基本样式,对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斗争在全时空展开,在时间上,夜以继日,而且主要作战时间多选在夜间,在空间上,由传统的陆海空域向外层空间和水下转移和拓展;军事上的战役斗争与外交、经济、政治等密切配合,力量上谋求广泛的联合,政治、外交、经济上寻求更多的支持;军种间的联合日趋紧密,不仅在战役上,尤其表现在战斗上的协同作战,这种协同,在时空要求上具有高度的精确性。
第五阶段:联合作战质“质变”为一体化作战
联合作战在《军语》中的表述为:两个以上的军种或两个以上国家、政治集团的军队, 按照总的企图和统一计划, 在联合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共同进行的作战, 通常为战役以上规模。其作战的基本思想是:联合部队指挥官要使空中、地面、海上、空间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行动协调一致、整体运用, 从而以一体化的联合战役和战役性作战达成战略和战役目的。未来的联合作战, 是诸军兵种以信息为纽带, 以一体化网络平台为中心的联合作战。
1. 未来联合作战的新特点
1.1 战场空间立体多维
在未来的联合作战中, 参战的诸军兵种将会在集地面、空中、海上、空间、电磁空间等多维空间为一体的多维化战场格局中进行作战, 战场环境空前复杂, 战场信息量以每分钟数百万条的速度增长, 对抗双方更强调体系作战, 相较于传统的作战, 其作战能力更强, 在作战过程中, 某一方面出现错误都将会导致整个作战体系的不牢固, 甚至使得整个作战体系瘫痪, 从而对战场的“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甚至“制空间权”等“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
1.2 信息化水平更高
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说:“一条情报要比一枚巡航导弹或一颗炸弹更有助于打击恐怖网络”。未来的联合作战必然是以信息为主导的作战, 可以说, 情报信息的争夺将会贯穿联合作战的始终, 甚至在谋划战争的过程中, 信息的获取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战场空间的多维化使得战场信息的复杂程度更高, 谁能很好的利用战场信息, 谁就能掌控战争的发展节奏。
1.3 参战力量自适应化
在未来联合作战中, 各参战力量通过一体化网络平台紧密相连, 战场信息能够在几秒钟之内传输到上至联合作战指挥部, 下至作战单兵, 能够实现战场信息的实时共享, 进行“自适应”作战, 实现“自组织”、“自协同”。在发现目标后, 可以根据目标的具体情况, 自主呼唤支援力量, 自主决定采用什么力量, 以什么方式打击目标, 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作战效能, 以实现“最佳效益”。
2. 提高作战能力的方法
2.1 提高参战力量的融合能力
未来联合作战是各军兵种共同参与的作战, 在作战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军兵种的特点, 通过综合计划组织和战场信息共享, 实施战场协同作战, 实现1+1>2的作战效果。在联合作战中, 其作战威力不仅仅取决于各军兵种能否联的起来, 还取决于各军兵种战斗力的大小, 尤其取决于战斗力最小的兵种。就像一只木桶一样, 木桶装水的多少不是以木桶中最长的木板决定, 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这就是所谓的“木桶效应”。为了防止在未来联合作战中出现“木桶效应”, 必须注重在作战过程中各军兵种的最佳融合, 充分发挥出整体的作战效能。
2.2 提高战场信息共享的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 未来联合作战的战场将会是一种网络化的战场, 各种真伪信息充斥着整个战场, 如何很好的运用各种信息, 并将有价值的信息充分共享给参战力量, 对战争进程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之所以能够实施联合作战, 主要是依靠联合作战网络中心实现了战场信息的高度共享, 通过网络中心,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部联接了数以千计的各级各类指挥机构和基层指挥员, 实时的收集、分发战场信息, 使得每名士兵都能够清晰的了解战场概况, 以及自己所处的战场位置, 从而有助于更加高效的完成作战任务。
2.3 提高战场情报支援的能力
美军在其《联合作战纲要》中明确指出:战斗之前就获取和整编战场情报;战斗过程中要运用部队的任何一种情报资源, 以保障作战指挥的正确实施。情报支援作为作战支援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受美军重视, 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 美军更加强调情报支援在未来联合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对情报要统一进行分析综合, 而不能把空中。地面和海上部队的情报分开出来。不管是战略级情报系统、战役级情报系统合适战术级情报系统都必须综合运用, 逐步完善。
结束语
本文对未来联合作战的新特点和内涵进行了分析, 进而分析了我军在未来的联合作战中应重点提高的几个能力。未来联合作战必然是诸军兵种共同参与, 依托共享的战场信息而实施的。
作为新军事变革之中的我军并没有实践过未来联合作战, 只有立足现有, 积极发展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的武器装备、积极提高官兵的能力素质, 才能打赢即将到来的联合作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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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日本自卫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建设成为2015年该国防务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但对于联合作战集团该如何缔造,仍是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日本退役自卫官江口博保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自卫队必须对整个指挥控制体制展开“大手术”,“非一般小修小改所能解决联合作战问题”。
东日本地震实操效果不佳 江口指出,不应把一系列日美联合演习视作自卫队锤炼联合作战能力的标杆。在他看来,迄今最值得研究的案例当属2011年爆发的东日本大地震,防卫省紧急组建联合部队救援的行动。“从作战角度看,这相当于联合作战的‘实兵操演’机会,但问题是最终效果仍是‘联而不合’。”
据日本《战车》杂志披露,当时陆上救难部队由陆自各方面队(军区)抽调师团或旅团组成,时任东北方面队总监君冢荣治担任司令官,同时他还兼任整个联合救难部队的总司令官。根据联合作战的思想,各军种指挥官一般不兼任联合作战部队指挥官,不过当下自卫队组织框架内难以物色到具备联合作战指挥才能的人,所以这一任命实属无奈。
救灾过程中,海上和航空救难部队指挥官选定也存在问题,海自横须贺地方队总监被任命为海上救灾部队总指挥,该舰队平时负责沿海警备,并非海自主力的护卫舰队,结果海上救灾部队总指挥所赋予的权限太小,这让他在救援指挥中深感掣肘。
在救灾结束后,日本民主党政府论功行赏,居然规定凡不是根据专门的“救灾出动命令”调遣的部队,其参与的所有救灾行动都不写入履历和业绩表,这种官僚规定造成联合救灾部队和后方支援部队的严重隔阂。
“割肉式改革”受阻 类似东日本地震联合救援部队这样的“滑稽场面”,正好说明打造联合作战能力的要害在于部队编制改革。
2013年,日本防卫省发布了《中期防卫计划大纲2014-2018》。但直到今天,诞生七年的统合幕僚监部并未起到联合参谋本部的作用。在许多人看来,它只有“统”,却少有“合”。早在2007年防卫省就传出要彻底改造统合幕僚监部的声音,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个中原因很多,关键一条是涉及自卫队总体指挥体制的“大手术”,非一般小修补所能解决。
建立真正具有联参性质的统合幕僚监部,就必须将自卫队所有关于作战指挥的业务全部集中起来,但这意味着现有三大自卫队(简称“三自”)幕僚部必须交出大量“事权”。从日本现行《防卫省设置法》规定出发,如果联参真的出笼,它要承担为遂行作战而制定人员培训、装备采购、员额编制、经费审计、后勤补给、卫勤服务等诸多细节事项安排,而三自幕僚部则降格为联参的“马仔”,为其各项计划的落实尽犬马之劳。这种“割肉”式改革,在三自内部受到极大阻力。
据日本《军事研究》披露,作为军种参谋部,三自幕僚部理应针对联合作战构想制定相应的本部队编制、装备、训练发展计划,唯有如此,才可能在“有事”时遵照联参的作战方案提供可用之兵,为联参提供部队作战指挥、情报管理等专业服务。可现实是,自从统合幕僚监部诞生后,三自幕僚部的作战、情报部门借口“精实改革”纷纷撤并,军种参谋机关本应发挥的辅助决策职能被严重弱化,与此同时,随着权限增大,统合幕僚监部因为工作量大幅度增加而不堪承受。
可在三个方向组成联合集团 “当前自卫队的编成,离联合作战要求还很遥远。”在江口看来,未来自卫队组建联合作战部队(简称“联合集团”),需从职能和地理两个角度分析。具体而言,日本国土狭长、四面环海,但从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看,宜分成三个地域分别组建,即针对所谓“中朝威胁”的西南方向、针对“俄罗斯威胁”的北部方向以及作为战略大本营的中部方向(涵盖东京圈和关西)。此外,考虑到日本处于邻国战略战役地地导弹的“饱和覆盖”下,还应组建联合反导部队,防范“导弹密集阵”。如此算来,日本自卫队理想状态是建立四大联合集团,以应对各种类型的安全威胁。
如果日本自卫队确定组建北部、中部和西南三大联合集团(外加联合反导集团),谁来担当集团司令,指挥大本营放在什么地方也成为关键。以外界最为关注的西南战略方向为例,虽然陆自在那里驻军最多,但如果没有海自巡逻警备和后勤补给,陆自没办法机动。按照惯例,谁能掌握投送手段谁就担当司令,考虑到美军一般由海军上将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这一惯例,任命海自担当西南联合集团司令比较合适。与西南防区不同,北部和中部防区没有辽阔的海洋,可以考虑陆自将官担任。北部联合集团瞄准东北部对俄防务,中部联合集团则针对外国渗透的间谍、特工或恐怖分子,以城市反恐为主。
系统规划培养路径
根据军委和总部关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训分为初、中、高三级的相关规定, 对军事物流指挥人才可以建立“三级五阶逐级培训为主体、多阶岗位培训为补充、任职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培训路径, 实现人才生成流程上的有机融合, 努力实现基础培养、分军种接力培养、跨军种交叉培养和综合集成培养的有机衔接。
“五阶”包括以下5个有机衔接的阶段:第一阶段:“4+1”教育 (其中, 4年为军事物流指挥军官本科学历教育, 1年为军事物流指挥军官任职教育) 。第二阶段:初级任职教育 (预任营长培训阶段) 。军种单兵种指挥专业, 学制1~2年 (2年合格者获硕士学位) 。第三阶段:中级任职教育 (预任团长培训阶段) 。军种合同指挥专业, 学制1~2年 (2年合格者获硕士学位, 入学时已是硕士的获博士学位) 。第四阶段:高级任职教育 (预任师长培训阶段) 。军种战役指挥专业, 学制1~2年 (2年合格者获硕士学位, 入学时已是硕士的获博士学位) 。第五阶段:联合指挥专业培训, 学制1年。
在实施“三级五阶逐级培训为主体”的基础上, 还应以“多阶岗位培训为补充”, 实行在职轮训和专题短训等, 时间为3~6个月。在职轮训是现职军官的岗位培训, 重点在于新理论、新方法、新装备的学习;专题短训主要是查漏补缺, 重点在于解决业务性、技术性、专门性问题。
为提高联合作战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的学历层次和任职经历, 可深入探索并大胆实践任职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相融合的培养模式。在现行的指挥类学员报考研究生政策的基础上, 允许有部队任职经历且表现优秀的军官在随后相应的任职教育中获得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或博士学位, 从而使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的研究生学位随中高级培训共同产生, 形成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的职务越高, 任职经历越丰富, 学历也越高的局面, 最终实现“我们的师长应该是硕士, 我们的军长应该是博士”的目标。
科学设计培养目标
联合作战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的培养, 应以“使命培养”理念为统揽, 依据未来联合作战特点规律和现代军事物流发展趋势, 明确联合作战军事物流指挥人才能力素质的基本要求, 从而确立联合作战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的培养目标, 确保人才核心能力的形成。
军事物流指挥人才分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 对不同层次指挥人才的能力、素质的要求各不相同, 所以, 人才培养目标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岗位任职要求进行差异化设计。
对战略、战役层次的军事物流指挥人才能力和素质基本要求可以归为四种素质五种能力, 即认知素质、专业素质、信息素质和心理素质;分析洞察能力、判断决策能力、综合创新能力、融合协调能力、辨别判断能力、临机应变能力、信息利用能力。战略层次的指挥人才主要应具备通观全局、预见长远的战略思维和谋划全局的战略能力, 精通多军种联合作战保障理论, 通晓军事物流活动全局, 深谙军事物流发展之道, 胜任战略筹划和组织指挥战略行动。而战役层次指挥军官, 处于战略层次与战术层次之间, 是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纵向层次的中间环节。因此, 对他们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 要具备一定的战略决策能力和较高的理论水平, 能充分理解和把握上级的意图, 从战役的高度对军事物流活动实施管理;另一方面, 具备良好的聚合多方的协调能力和多元一体的指挥能力, 能够根据各保障要素的使用特点、原则、时机和方式等, 协调各种保障要素, 使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基本要素按照合理比例和一定方式有效构成保障能力, 并使保障力量随着不同作战阶段、不同作战样式中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不同军兵种随时转换、聚合, 使整个军事物流系统合理化、科学化, 最大限度地发挥联合作战军事物流保障的效能。
战术层次指挥军官应熟悉军事物流某一环节的运作流程, 能够根据上级制定的保障计划进行具体任务的组织和实施, 如储存、运输、配送等, 并对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现场解决。同时, 必须了解部队、熟悉部队, 精通战术技术。这一层次指挥军官的核心能力、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信息素质、联合意识以及保障指挥能力、组织训练能力、管理部队能力、政治工作能力、开拓创新能力。
积极探索组训方式
院校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 以系统论为指导, 牢固树立“大培养观”, 打破军种院校和军兵种教学训练间的壁垒, 集中全军教育资源对军事物流指挥人才实行联合培养。军队院校与部队联手培养军事物流指挥人才是人才培养的必要途径之一。目前, 要不断拓宽共育人才渠道, 形成以院校为基础、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紧密结合的人才共育机制。
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军地联合培养的模式, 并进一步调整比例, 提高层次, 丰富形式, 以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一是动态调整依托国民教育培养比例。二是提高依托培养层次。三是前伸培养起点。四是拓宽军地交流的空间。充分利用地方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 广泛开展军地联合办学、联合教学、联合攻关等学术交流;积极参与政府及其机构的物流规划, 如交通规划、城市物流规划、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规划等, 深入了解并实时掌握地方物流发展的最新动态;选送优秀军事物流人才到企业去实习, 既为地方企业输送了人才资源, 又能够在企业一线锤炼军事物流人才。
不断创新培养内容
军事物流指挥人才的成长发展具有阶段性、层次性、连续性等特点, 各个层次、各个阶段既相对独立, 又层层深入、相互联系。因此, 培养内容的总体结构应该遵循这些特点规律, 使培养内容层层递进、相互衔接。军事物流指挥人才培养内容的构建应以本层次需要为主, 适当安排上一层次的内容, 以便使学员了解局部和全局之间的关系。
军事物流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应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按照“厚基础, 宽口径, 强能力, 高素质”的原则, 突出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完善课程结构;整合课程模块;充实更新课程内容。统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适当增加作业演练、部队实习、代职锻炼、模拟演习等实践课程, 将实践课由传统的认识课向培养知识迁移能力、独立分析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转变。
把握岗位任职指向性, 完善职业化课程体系:科学规划教学内容;统筹设置各类课程。一是基础类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学员任职岗位需要的“应知”的基础理论。二是使命类课程。打破原有学科界限和专业课程的限制, 按照“主体相关”原则, 围绕使命优化组合教学内容, 加大诸军兵种知识、理论的融合, 增加课程的厚度和纵深感, 有针对性地提升教学层次。三是实践类课程。完善作战保障实验室建设, 建立信息化战争模拟仿真平台, 按作战保障流程实施对抗性、检验性和研究性模拟训练与演练;突出演习的实战性, 组织实施多专业、多兵种乃至跨军种的联战联训科目;有计划组织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 积极探索提高快速反应、控制危局、化解风险和协同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径。四是前沿类课程。主要围绕相关的新理沦、新技术、新装备、新战 (保障) 法等内容展开, 突出联合指挥、联合保障、火力协调、信息共享等联合作战前沿问题的教学研究, 培养学员的战略思维、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任职教育 指挥人才 培养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34-02
军队院校是军事人才的培养基地,肩负着培养部队所需人才的时代职责和使命。加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培养大批部队所需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积极适应新军事变革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要创新任职教育教学模式
随着培训对象成份和基础素质的发展变化,以及专业教学内容的全面更新,军队指挥院校教育培训,必须在继承以往有效施教模式的基础上,以实现预期培训目标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大胆改革创新,努力形成一套适应专业培训需要的教学模式。第一,注重激活学员的自学能力,实施导学式教学。培训对象在军事综合院校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不仅会掌握丰富的基础知识,而且会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指挥专业院校的专业培训要充分利用这个基础,把施教的重心放在激活学员自学的积极性和自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上,以多种方式引导学员主动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实施导学式教学,就是要以学员的学习活动为中心环节,以学懂学会为基本目标。施教者要侧重于教会学员怎么学,如何实施正确的引导与辅导。要以直接传授、讲解示范等方法将学员引入专业领域,提供入门的“钥匙”,给学员学习知识的条件,激发其深入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要全面展开以自学为主体的专业学习活动,向学员讲清学习的范围、程序、方法和应掌握的知识要点,并适时地给予具体指导,保持其正确的学习方向,提高学习效率。要使学员反复作业,实际练习,充分发掘自学潜能,及时发现自身差距,主动请教解惑。第二,注重发挥学员的创造能力,实施创新式教学。指挥专业院校的创新式教学,很重要的在于调动和发挥培养对象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使其在创新性的思考与实践中提高专业水平,充分发挥创造能力,增强实践创新本领。实施创新式教学模式,要充分发挥学员的构思和创新力,鼓励学员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运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施教者要适时进行点拨和帮助,使学员受到正确的指导和真正的创新锻炼。第三,注重发现学员的专业强弱,实施个性化教学。在专业培训的后期,要充分运用测试、抽考、考核等多种方式,真正摸清每个学员专业素质的弱项,并采取有针对的个性化教育,缺什么补什么,强化训练,以提高培训者专业素质的整体水平。实施个性化教育时,应当打破学员班级界限,把相同弱项的学员进行编组,由教员具体实施训练,适时加大补差训练的强度和难度,增强训练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训练监督与控制的力度,使其尽快得到提高。
二、精选任职教育培训内容
当前,军队院校的任职教育培训,任务重、内容多,培训周期短,要确保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必须精选培训内容。第一,应当增强时代感,突出时代特色,彻底改变专业知识陈旧落后的局面,使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进入专业培训并成为主要教学内容。在具体选择上,对反映一般原理、原则的经典性知识,可以把知识点齐全,把问题说清楚;对反映时代特色的新理论、新知识,要结合实践需要,认真选定选准,细致抓好培训学习。特别要突出新式武器装备性能与运用、新战法、新训法等方面知识专业培训,满足培训对象掌握相关理论,切实形成实际作战能力。第二,要科学合理地选择外围专业知识内容。对与主要专业知识联系紧密、指导性应用性较强的外围专业知识,应当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施教施学,以达到拓宽学员知识面、增长学员知识见解、促进学员对主要专业知识掌握运用的目的。第三,要对选定的教学内容科学的进行排列组合,努力形成节省时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教学培训方式,不断增强施教施学的实际效果。
三、突出任职教育培训重点
培养新形势下部队所需的作战指挥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信息化技术的任职教育培训方法和形式。一要开展模拟化训练。大力开发计算机模拟训练系统和软件,积极研制综合运用电子、音像、网络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信息化仿真训练器材,对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战场情况、敌我态势、战斗进程、战损消耗等进行直观、形象、逼真的显示,为指挥员进行多层次、多兵种的战术技术训练创造近似实战的信息战场环境,提高指挥员依托新技术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二要突出对抗训练。综合运用多种信息技术手段,把图上(室内)对抗与现地实兵实装对抗、火力对抗与信息对抗、单一兵种对抗与多兵种对抗紧密结合起来,培养指挥人才在信息化条件下指挥作战的能力。三要实施网络化训练。目前,军队内部信息网络建设已逐步形成了横向互联、纵向贯通的网络体系格局,应当充分借助信息网络优势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深入广泛地开展网络教育训练,不断促进教育训练质量效果的提升。
四、拓宽任职教育培训渠道
部队所需的作战指挥人才是具备综合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复合型、通用型指挥人才,必须要经过多渠道培养。首先,要发挥军队院校的任职教育基地作用。按照军队院校任职教育培训任务分工,分层次实施正规系统的任职培训,使培训者形成与本级职务相适应的能力素质,打牢任职基础。其次,要发挥部队实践的强化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指挥员参加多兵种合成性的比武、竞赛、观摩、演习等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同时,要根据其实践情况,及时组织他们参加各种适应任职需要的集训、轮训、岗前培训和学术研討等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巩固提高,促进指挥人才的培养。再次,要发挥多岗位、多兵种任职的催化作用。培养部队所需的作战指挥人才,要突破其专业任职经历的局限,有计划地安排其跨部门、跨兵种任职,进行多岗位交叉代职,使其成为既懂指挥管理,又懂专业技术;既懂本兵种、本专业知识,又懂多兵种联合作战知识;既会用机关,又能带部队的通用型人才。同时,还要发挥与外军交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与外军的交流学习,通过邀请外军专家讲学,组织人才出国考察学习,参加与外军联合军演、学术交流等活动,使其拓展视野,增长见识,进一步提高作战指挥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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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中峰.教育评价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目前,针对美军在战略和战役作战行动方面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挑战,一些人士建议以美国陆军与空军此前共同研究制定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为参照物,探讨由美国海军一空军共同实施的“海空一体战构想”(AsBC)。然而,这种构想能够被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吗?无论新旧,这种战略是否有助于美国增强其应对全球范围紧急事态的能力?
只有在全面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发展方向以及运用这种构想所能实现的目标。美国海军和空军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即如何应对这种构想可能导致的某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1992年,后来担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以及盟军欧洲最高司令部司令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上将曾在美国国防大学所属国家战争学院出版的刊物上撰文指出:“我们需要明确一种海空一体战构想,这种构想的核心是建立一支具备快速部署、高效精干和全面协同能力的作战力量,即所谓的‘联合打击力量’。”斯塔夫里迪斯上将的这段话表明,“海空一体战构想”这个词组以及该构想本身实际上都不是全新因素,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行动可以追溯至半个多世纪之前。
应对潜在对手挑战
2010年初,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出版了托德·哈里森的专著《新的大炮与黄油之争》,他在该书中指出:“美国目前的防务经费状况是,在一个与此前持平或下降的预算环境中,美国国防部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在人员维持和武器装备采购两方面都保持扩张态势。”
在整个冷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思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是有可能在欧洲平原地区爆发的战争。作为这种战略思维所衍生的军事任务主要是由美国陆军和空军担任,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演变成为众所周知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美军根据该条令确立了新的战役作战思想,即充分认识到苏联在军事方面的数量优势,以及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方面逐渐缩小差距的现实。美国陆军和空军领导人当时共同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了相关情况,即这两个军种为在越南战争结束后恢复常规作战能力,在武器装备采购以及作战协同方面应该采取的步骤。
但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之内,美国军事一战略计划人员对发展范围更为广泛的作战条令缺乏足够的兴趣,美军备军种更是缺乏强化联合作战能力的动机。
“沙漠风暴”行动属于一种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作战对手的空中和海上力量都极为弱小,美军核心作战原则的运用显得无关痛痒。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评估办公室在其分析工作中开始研究以下问题,即“军事竞争的特点是否正在出现彻底调整”。这些分析人员得出了具有极强预见性的结论,即强调了某个“强有力竞争对手”(如中俄)向美国发出潜在挑战的可能性,以及“非强有力竞争对手”(如伊朗)对美国构成的次要挑战。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组建的“国防小组”(NDP)在其1997年报告中得出结论,即“美国‘必须彻底调整’投送军事力量的方式”,这种观点为美国国防部战略人士研究现代战争本质的不断变化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迫使美军从根本上将关注焦点转为实施反恐战争,因此减慢了上述进程的速度。
“大炮与黄油”之争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时,几种趋势的会聚发展态势促使美军对ASBC形成了新的关注。首先,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反恐战争转移,并且决定了美军向伊拉克和阿富汗移交安全职责的具体日期。其次,中国在这十年间以令人震惊的态势迅速崛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某些因素看来是有意对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度构成挑战。”再次,美国目前面临着难以预料的经济衰退。
在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以及美国联邦政府2010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超过1.5万亿美元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大炮与黄油”之争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美军获得的战略资源,可能无法满足对强有力竞争对手进行威慑或在必要情况下对其形成压倒性优势的需要。ASBC的一个关键性假设是,如果美军各军种之间(尤其是海军和空军)不能进一步提高协同程度,那么将肯定会导致上述结果的出现。此外,除非美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计划人员能够将实际作战需求与特定作战能力进行有效结合,否则ASBC作战构想的成效将极为有限或者无法产生相应成效。
在“强有力竞争对手”和“准强有力竞争对手”具备令人吃惊的反介入/区域阻截能力一——以及美军面临长期预算压力——的情况下,ASBC更应引起美军的高度重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新作战构想只是向历史先例的回归,在紧迫的战略和战役形势下,美国海上和空中作战力量采取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方式,向拥有坚定意志的敌军发起攻击。然而,那些对现有武器装备采购体系以有意义方式应对不断增长挑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认为,ASBC只是对现有作战条令和系统的重新组合,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具有较强适应性和充满活力的作战方式。
“海空一体战”理论出台
2010年初,CSBA公布了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支持‘海空一体战’构想的人士必须回答的最重要问题是,这种作战构想是否有助于恢复和保持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性军事力量平衡。”
根据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要求,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和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上将分别要求这两个军种的有关部门着手研究相关问题,即美军海上和空中力量如何通过作战能力的相互融合,应对美军在行动自由度方面所面临的日趋复杂的威胁。
美国空军和海军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军各战区司令部司令进行了交流,并请后者介绍了所在战区在未来10至20年内所面临威胁的范围,尤其是“高层次战争”的相关情况。美国政府官员K强调,AsBc作战构想并不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即便如此,最终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作战构想的目标是提出美国空军和海军如何运用联合作战能力应对上述威胁的相关对策。
在受到防务记者和一些会议历时数月的取笑和猜测之后,美国终于发布了20lO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该报告使外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ASBC涉及的范围以及存在的理由。作为指导美
军各种作战力量平衡发展的重要文件,QDR报告要求“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必须实现以下目标:“(击败)对手实施的各种军事行动,这些对手包括那些具备较强反介入和区域阻截能力的国家。这种作战构想必须强调空中和海上作战力量如何在各主要作战领域实现作战能力的融合——空中、海上、陆地、太空和网际空间———从而有效应对美军在行动自由度方面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挑战。”
应对“反介入”
独立分析人士在指明美国面对的特定地区性对手时显得更为高调。CSBA实施的两个研究项目强调,促使美军提出“海空一体战”构想的主要因素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该系列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指出,“潜在对手”投入大量资源发展相应作战能力,“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提高——并且有可能是高得惊人——美国向两个核心利益地区投送作战力量所付出的代价:西太平洋和波斯湾。”“潜在对手”通过发展反介入/区域阻截能力,试图阻止美军进入前沿基地,对美军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构成威胁,以及瘫痪美军作战指挥网络等。换言之,“潜在对手”将重点打击美国作战力量投送能力体系之中的薄弱环节。美军为了提高“海空一体战”的成效,必须要通过作战能力的相互融合改变这种态势。如果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对手将仍然能够阻止美军实施介入行动。
在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第二份报告中,CSBA分析了美军在应对“潜在对手”构成的反介入/区域阻截威胁时可能采取的对策。它认为,海空一体战构想必须首先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帮助“设置环境”从而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有利的军事力量平衡。美国如果能够建立旨在击败反介入/区域阻截威胁的可靠能力,就能增强西太平洋地区形势的稳定性,并且通过对那些挑战美国利益或威胁地区盟友的态势形成威慑,就会降低地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在美国国防部作战计划人员完成相关研究工作之前,外界仍无法把握ASBC的准确内涵。但是基于cSBA在《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研究报告中勾勒的概况进行判断,在相关冲突的最初阶段,美国必须承受作战对手首先实施的攻击以及对美军及其盟友造成的有限损失。同时采取措施使“潜在对手”的作战指挥网络陷入瘫痪。然而,承受对手先发制人打击所造成的损失是CSBA相关报告的一种潜在缺陷。基于审慎观点以及技术现实因素,美军在海空一体战行动中将会采取提高其作战力量隐身能力的措施,同时保持向前沿地区投送可靠作战力量的能力。在美军提高隐身能力的情况下,将使“潜在对手”在实施先发制人打击时面临更高风险,从而对其形成威慑效应。
根据ASBC作战构想的设想,在威慑行动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陷入与“潜在对手”之间较长时间的战役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有必要在多个领域赢得先机,包括对驶往“潜在对手”的船舶进行远程封锁行动,维持作战后勤补给,大幅度提高重要武器装备(尤其是精确制导弹药)的产量等。然而,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在时间较短的冲突(更有可能发生)中,上述封锁、后勤补给以及武器装备采购对冲突结果的影响将降至最低程度。
海空联合行动方案
如果海空一体战构想逐渐发展到某种层次,即许多战略人士都确信应该在当前建立某种类似于美国空中和海上作战力量在二战期间所采用的创新战略和战术的系统,那么美国海军和空军所属作战力量就必须在上述战役行动中提供相互支援。如果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模式将遵循CSBA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那么美国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计划人员可能要制定出包括以下内容的相关战略:
1,美国空军的太空战行动使得“潜在对手”的天基监视系统陷于瘫痪,从而阻止后者瞄准美国海军水面作战力量,前提是美国海军拥有实施机动作战行动的自由度。
2,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与部署于美国空军西太平洋前沿基地的其他武器共同担负导弹防御任务。
3,实施远程突防空中打击行动,摧毁“潜在对手”的陆基远程海上监视系统以及远程弹道导弹发射架,从而扩大美国海军实施机动作战行动的自由度,并且削弱“潜在对手”对美军及其盟友基地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水下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系统以及支援打击力量对“潜在对手”综合防空体系实施打击,为美国空军的空中打击行动铺平道路。
4,美国海军的航母舰载战斗机迫使“潜在对手”的载人和无人空中ISR平台后撤,并且确保美国空军空中加油机以及其他支援飞机实施前沿部署行动的安全性。这种情况要求美国海军重新研究它目前拥有的导弹、干扰器以及诱骗装置。
5,美国空军出动隐身轰炸机实施进攻性布雷行动,从而为反潜战役行动提供支援,同时使用非隐身轰炸机为美国海军战舰实施远程封锁行动提供空中打击支援。
相关证据还表明,这种海空一体战构想实际上已在美军所有军种产生了吸引力。美军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已经针对这种作战构想阐述了个人看法。他在美国空军学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各军种和各联邦机构之间,甚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将彼此相互隔绝的‘烟囱’,而海空一体战构想是体现拆除这些‘烟囱’必要性的主要例子之一。”
新理论的成本、代价与收益
CSBA在其公布的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研究报告中声称:“美国国防部的所谓‘记录项目’作战力量以及目前确立的作战构想都未能充分反映成功实施海空一体战战役所必须具备的必要作战能力。”
虽然在此描述的相关因素共同构成了具有连贯性的“海空一体战构想”,但这种构想将在战略、制度和计划等方面形成相关意义(无论是被充分理解还是无意识)。它们将根据预测的作战构想以及所采用的进程产生相应变化。少数迅速出现的样本可能包括:
命名——美国针对中国制定的政策一直是基于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并以控制这个新兴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和平崛起”为中心。此外,美国一直谨慎地避免将中国描述为威胁,或避免实施可能会导致美中军备竞赛的活动。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而“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可能会加速这种转变。
为了应对被温和地称为“主要威胁”的情况,美国努力发展海空联合作战力量,并以积极和公开方式为其制定计划、组织训练和提供武器装备,从而以含蓄方式对“潜在对手”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形成挑战。csBA的独立分析人士认为,公布一系列与“海空一体战”相关的研究报告和作战构想文件是一回事,而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参谋人员采用合作方式应对“潜在对手”的作战体系、作战思想和作战计划则是另一回事。
信心——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潜在合作者逐渐形成了以下印象,即美军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发展无法跟上“潜
在对手”不断提高的军事能力。
“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前提实际上取决于这种发展趋势。在形成这种印象后,相关国家针对美国的意志,实力和能力逐步衰弱的现实,开始重新思考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从而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独立。对“海空一体战构想”作出严肃和持久的承诺,将会强化美国的可靠作战能力,并将缓和盟友对美国地区性安全承诺的忧虑。然而,如果美国无法全面实行“海空一体战构想”,将会形成相反和无法预见的不利战略后果。
疏散部署——在构思“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具体内容时,隐含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以适当方式降低陆上基地和海基空中力量平台面临的风险,把敌方在早期实施的齐射性打击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并且能够坚持实施持续时间长于两周的战争行动。除了广泛加固机场跑道并增强跑道快速维修能力之外,还可以考虑将疏散部署作为有效应对方式。
然而,疏散部署也面临着挑战。在那些美国希望相关国家采用多种部署方式,包括冷战时期采用的具有创意的方法(如高速公路跑道以及由垂直/短距起降飞机使用的隐蔽基地)时,美国有可能面临来自该国国内激烈的政治反对。即便是在那些美国目前拥有基地使用权利的国家(如日本),美国也将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此外,那些熟悉相关作战计划的国家可以确信它们将成为被打击目标,因此可能会通过计算认为批准美国的部署计划所付出的代价高于收益。为了确保“海空一体战构想”能够真正有效地实施,必须安排维护和后勤保障力量以及相关人员实施机动,由此将使相关行动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并促使有关部门考虑采用其他替代方式。
注重落实——在美国海军和空军最初公布“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兴奋感消退之后,有必要通过制定相关制度确立两个军种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确保这种作战构想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方面的典范是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的戈德沃特一尼科尔斯法案,该方案将军官个人晋升与各军种之间的协作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推动改革提供了明确的动力。为使“海空一体战构想”的落实形成持续时间较长的合作模式,必须制定与骨干军官、计划人员以及采购专家相关的制度。否则,海军和空军将会退回到它们熟悉的竞争模式中。
工业基础——探讨“海空一体战构想”对武器装备采购以及国防工业重点关注领域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如果相关方案只是要求改进陈旧的体系,那么所造成的影响将较为有限;如果根据“海空一体战构想”采用激进改革方式,将会造成巨大影响,即便这种调整更多地是呈现为渐进性而不是革命性发展态势。这种情况对部分军工企业而言是好事,而对另一部分军工企业并不是好消息。
一、防大的特色治学精神与教育方针
防大的第一任校长槙智雄对欧洲思想史有很深的造诣, 在他的带领下制定了延续至今的防大治学精神与教育方针, 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 重视学员“知、德、体”的均衡发展。
防大认为“成为真正的绅士、淑女之后, 才会成为真正的军人”, 因此防大的学员与日本地方上的大学生一样, 首先要接受按照大学的设置标准而实施的通识教育, 旨在培养学员广阔的视野、科学的思维、丰富的人性。在此基础上, 再进一步锤炼学员遂行自卫队军官职责任务的才干, 可谓“先文后武”。在学校创立之初, 为了培育学员科学与理性的思维, 并在任职后发挥其专业技能, 防大曾让全体学员攻读理工专业。随着日本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 防大逐步开设了人文社科专业, 使学员能够文理兼修, 具有广阔的思维视角。
(二) 将军事训练建立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
为了保证学员接受通识教育的时间与质量, 防大严格控制军事训练所占用的学习时间, 强调在学好文化课的基础上开展军事训练。为不占用过多的学习时间, 又可确保军事训练的质量, 防大可谓把学员在学校的集体生活利用得淋漓尽致。有规
律的校内集体住宿生活、培养学员沟通协调能力与竞争意识的校友会活动、进行激烈交锋的竞技场等, 都成了培养学员军人作风的有效舞台。
(三) 形成了学员自我管理的传统。
在校长槙智雄思想的影响下, 经过防大第8、9届学员的共同努力, 确定了“廉耻、真勇、礼节”的校训。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防大要求每名学员时刻都要对照校训自觉规范个人的言行。学员自我管理传统的成功, 从防大内部管理机制的运行上可见一斑。虽然防大的学员管理机构设置有大队、中队、小队, 而且各级机构也都配备有指导教官, 但学员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管理主要依靠学员的自律以及学员骨干 (通常为高年级学员) 实施, 指导教官只负责进行工作性指导。在学员中, 形成了高年级学员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及低年级学员的从属地位。低年级学员要绝对地服从高年级学员的领导, 高年级学员不可胡乱打压低年级学员。这种学员的自我管理传统, 既有效地锻炼了高年级学员的管理协调能力、提升了他们的综合领导素质与能力, 又让低年级学员一入校就开始养成军人的绝对服从意识。
上述三大特色鲜明的防大治学精神与教育方针, 虽形成于第一任校长治校时期, 在岁月洗礼与历史发展的跌宕起伏中, 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防大这块土地, 影响着每一个学员的学习、训练生活。
二、防大教育的三根支柱
所谓防大教育的三根支柱, 就是指:由通识教育及防卫学教育构成的学科教育 (相当于我国的文化课程教育) 、军事训练以及包含校友会活动在内的校内集体住宿生活。
(一) 学科教育。
在防大成立之初, 学科教育主要是理工学科。此后, 在第3任校长猪木正道治校时期, 为了培养学员广阔的国际视野, 增设了人文社会学科体系, 理工科学员和文科学员的比率也变成了8:2。1991年起, 通过各项考核的防大毕业生也可以获得学士学位。1997年, 开设了安全保障课程, 并与理工学科一起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此后, 在理工专业及综合安全保障学科还分别开设了博士课程, 将防大的通识教育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
学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学员的素质得到“知”、“德”、“体”的均衡发展, 防大非常重视学员的基础学科教育, 特别是作为理科专业基础的数学和物理。在日常的学习中, 防大注重养成学员自主学习、主动思考的能力, 开展小班授课, 采取“双向教育” (一种新兴的教育方式, 课堂上教师可以与学员们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 促使学员自主地、能动地参与到教学中, 以期通过课堂教学激起学员的学习热情, 在课堂外也能够自主地、能动地投入精力学习) 的方针, 对于刚入学的一年级学员还会进行个别强化指导。课下, 不仅要确保学员的自习时间还要确保师生互动的答疑时间。防大非常重视学员的自习时间, 认为是学员自主地进行学习、有效地提高基础学习能力的有力保证而贯彻始终。
此外, 为了确保学员具备未来自卫队军官所必需的知识储备且知识结构科学、合理, 人文社科专业的学员要学习自然科学实验、社会统计学等理工科素质科目;理工专业的学员要学习国际关系概论、心理学等人文社科专业的素质科目。此外, 从第一学年开始, 学员还要学习以下课程:英语和第二外语 (培养国际交流能力) ;防大建校史和近现代史 (加深学员对历史理解) ;基础骨干科目如信息处理论、日语表达方法、区域研究和国际形势等。掌握这些基本知识以后, 学员才能学习人文社科专业、理工专业等各自的专业基础科目以及战史、战略、统率等防卫学科目。
由于防大肩负着自卫队军官的入门教育、素养教育的责任, 因此防大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防卫学教育。建校之初, 防大基于未来的岗位任职需要, 根据人员的军种和专业实施教育;后来经过数次的课程体系改革, 转为更加重视培育学员的军事性思维能力。防大把社会科学与防卫学相融合, 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解决防卫学中的现实问题, 这一做法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了加强与干部候补生学校 (相当于我军的“分流院校”) 的联系, 防大将原来作为选修科目的《防卫学特论》提升为必修科目, 在4年级学习。据学校对学员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 在防大最受学员喜爱的科目是英语, 其次是防卫学与国际关系学, 可见防大防卫学教育实践的成功。
从防大学科教育的变革中, 可以管窥出防大一直在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课程体系, 达到“与时俱进”。
(二) 军事训练。
培养未来自卫队军官所必需的领导能力与军事技能, 是防大军事训练课程自建校以来坚持至今的基本指导方针。具体地说, 就是在培养学员的领导素质与领导能力的同时, 还要使之掌握基本的军事科目动作并能够遂行小分队的作战指挥任务。军队精锐的基础是体能, 精神的强大、进取心的提升也大多仰仗于体能, 因此提升学员的体能, 将具备“知、德、体”综合素质的学员送入自卫干部候补生学校就是防大的责任。为此, 防大为每个年级的学员都设定了相应的体能考核标准并配有充分考虑到学员个体特点的体能养成规划, 每年都会依据标准对每一名学员的体能进行定量考核, 不达标的学员要接受个别指导。防大的体能训练课程有文化课程 (体育、体育竞技会) 、军事训练课程 (各种竞技比赛、体能提升训练、长距离游泳) 、校友会活动等。学员入校后, 一年级时统一开展共同军事训练, 二年级以后根据陆海空兵种的不同加大各自军种军事训练的比重, 其指导教官由有过自卫队任职经历的自卫队军官担任。近年来出于联合作战的考虑, 在不分军种的共同军事训练中强化了能够加深陆海空部队间相互理解的训练科目。军事训练以理解各军种自卫队在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进行相互协同作战并掌握指挥小分队作战的方法为目标。通过这些训练, 防大的学员不仅具有对应于各军种的初级作战指挥技能, 更打下了进行联合作战指挥的基础。
(三) 集体住宿生活。
校内的集体住宿生活是防大对学员们进行传统的素质教育、人格教育的主战场, 它是学员人格形成教育的核心, 也是防大的核心教育之一。通过校内的集体住宿生活、校友会活动、军事训练、各种竞技比赛等具体的实践活动, 不仅培育了学员作为社会一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 更使学员具备了能够遂行自卫队军官职责的综合统率能力与作为军官所必需的人格素质。
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 防大的物质基础得到了改善。学员宿舍从8人间变成了4人间, 后来又变成了2人间。但是, 由于这种改变导致了学员纪律的松懈, 于是防大又及时改回了8人间, 4个年级中每个年级各2人。这样的安排在培育学员处理纵向 (高低年级) 与横向 (同届学员) 之间关系能力的同时, 也形成了以寝室长为核心的小的集体生活。学员进行自我管理, 指导教官监督、指导处于领导地位的高年级学员严格遵守纪律的约束、不可进行高压式的领导、要进行理性管理;高年级学员则负责管理、指导低年级学员。经过4年从被管理者到管理者的地位转变, 学员不仅理解了“服从的骄傲”的内在精神, 也不断地积累了组织管理的经验, 提高了自主性、责任感与管理协调能力, 更形成了作为领导者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与人格。
由锻炼体质与毅力的运动部和陶冶情操的文化部构成的校友会, 是防大学习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它可以提升学员的勇气、增强体能、培养耐力、英勇精神及团队意识、养成内在的领导能力, 自防大成立以来就倍受重视。在学员入校后的前两年都属于运动部, 从第三年开始以能够维持体能为条件也可以专属于文化部。校友会与学员的集体住宿生活相互结合对于养成学员处于从属地位与领导地位时的涵养以及学员体能的养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此外, 一年级学员从入校到夏季定期训练之间的3个月期间内, 由于不习惯集体生活、体能低下或主动选择新职业领域等原因, 有大约30名左右的学员要被淘汰, 在升入二年级之前的一年内大约10%的学员会被退学。
三、防大育人模式对我军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人才培训体系改革的启示
从防大的人才培训方式上, 可以明显看出其在本科教育阶段对学员素质教育、知识体系及文理平衡的重视。同时, 也可明显看出防大对学员作为未来的军官所必需具备的道德素质及人格素质教育的重视。研究防大的人才培养方式, 决不仅仅是为了照搬套用其模式, 而是要取其长补己之短, 同时也为我军的人才培养及教育改革提供很好的启示。笔者认为从防大的人才培养模式中, 至少可以在我军培养初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时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一) 加强我军初级联合作战人才培养中文化课所占的比重、拓宽学员的知识面、文理兼重。
防大的学员在入校时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军种及专业是什么, 更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搞作战指挥还是在专业技术岗位上任职, 他们只知道要把自己当前的各种文化知识都学好, 为未来的任职岗位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换言之, 防大的学员不管自己将来的任职岗位是什么, 在防大四年的学习与具体的任职岗位是不直接“挂钩”的, 他们只是为将来打下夯实的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知”、“德”、“体”均衡发展的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人才不仅懂作战指挥, 还具有功底深厚的专业文化知识。我军目前的人才培养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指挥类学员, 一类为技术类学员。这两类学员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一是指挥类学员的入学成绩, 要明显低于技术类学员;二是进入军校学习以后指挥类学员所学的文化课程无论是从知识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要明显低于技术类学员。这样的培训结果, 最终导致我军指挥类学员的文化素养不足, 其知识的广度、深度更是严重不足;而防大培养出来的指挥类人才是兼具文理各种专业文化知识的, 在进行作战指挥时可以结合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此外, 在课程的设置上, 防大的目的性也更加明确。为学员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 都是为了培养富于判断力、灵活的思维能力、较高的职业素质的自卫队军官。为了达到以上的培养目标, 防大紧跟时代, 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所开设的课程进行着改革, 及时将新文化知识融入学员的培训体系中并将过时的课程从中剔除, 目的性很明确。这种与时俱进、目标明确的课程体系设置对我军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学员的文化课程设置改革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 对我军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学员在本科教育阶段的军事训练体系进行改革的启示。
由于防大对学员军事培训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培养未来自卫队军官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与基础军事技能, 因此学员在防大学习期间军事训练课程所挤占的学习时间并不多。在日常的学习中, 每周只有一次2个小时的军事训练课程, 每学期加在一起也不过20课时。军事训练主要安排在春季 (约一周时间) 、夏季 (约一个月时间) 、秋季 (约一周时间) 、冬季 (约一周时间) 进行集中的、系统的定期训练。如此一来, 通过这四年的军事训练, 学员最终除需掌握基本军事科目动作以外, 还能够遂行小分队的作战指挥。而当前我军的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学员在四年本科教育阶段, 由于过于重视军事训练与体能训练, 占去了学员大部分的日常学习时间, 致使学员在高强度的训练之余, 严重缺少学习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时间, 对当前的训练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势在必行。此外, 防大在对学员进行共同军事训练中, 考虑到培养初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需要, 融入了加深陆、海、空部队间相互理解的训练科目, 使学员初步具有了联合作战指挥的思想。这一点, 对我军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人才的培养尤其具有启示的作用。
(三) 加强对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学员进行道德素质及人格素质教育的启示。
纵观防大对学员的培训方式, 不难看出防大对培养学员基本道德素质、人格素质及领导素质、统率能力的重视。从校内的集体住宿生活到校友会活动, 从军事训练到各种竞技活动, 从校长讲话到文化课学习, 防大对学员道德及人格素质的培养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全面、立体的网状教育结构, 它是构成防大教育内核的重要元素。这种不留死角的内在素质教育对培养日本自卫队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而言, 我军的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学员在院校教育阶段对个人道德素质教育、人格素质教育、领导素质与统率能力方面的教育则明显不足, 同时学员的自我管理体系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防大的道德素质与人格素质教育体系, 为我军的相应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他们让高年级学员管理低年级学员, 同时又监督高年级学员的领导方式, 杜绝高压式领导、让领导者养成严格遵守纪律约束的习惯, 培养领导者进行理性管理, 以此来保证领导者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人格素质, 更让学员们知道了该如何去领导下属。
摘要:防卫大学校是日本唯一一所以培养高素质的自卫队军官为目标的本科教育院校, 也是日本培育初级联合作战指挥官的起点院校。本文在介绍了其治学精神与教育方针特色的基础上, 阐述了由学科教育、军事训练以及校内集体住宿生活构成的防卫大学校教育的三根支柱, 并从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对我军培养初级联合作战指挥类人才的启示, 以促进我军院校教育改革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日本防卫大学校,治学精神,教育方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防卫大学校改革检讨委员会.防卫大学校改革报告 (2011年6月日语版) [EB/OL].日本防卫大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