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测评的演变与发展
1.欧美国家材料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规格与培养模式的演变
工业的迅猛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与专门人才,17世纪中叶英国成立了皇家学会,之后又在大学设立工程学科,大大促进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发展。1865年,美国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后归Michigan大学)、Columbia 大学、Carnigie-Mellon 大学建立第一批矿冶系。1865—1870年,英国Sheffield 大学、Birmingham 大学、Emperical mining college 学院开始设立矿冶系,分别侧重于炼钢、铸铁、冶炼工艺安排教学。20世纪前半叶,美国材料学科教育主要在冶金系,以金属材料为主。20世纪40年代后非金属材料有了新的发展,1945年晶体管的出现,半导体材料异军突起。为适应新材料发展需要,1955—1956年,Birmingham大学教授 Raynor 把该校原来的理论冶金系(物理冶金)与工业冶金系(化学冶金及冶金加工)合并,组建并更名为冶金与材料系,同时,Cambridge大学教授Cottrell 把该校冶金系改名为材料与冶金系。并在教学计划中加入了“广泛材料”基础理论及非金属材料课程。60—70年代,原设置冶金系的大学逐步将系名更改为材料系或冶金与材料系。80年代,美国大学相应系多以材料科学与工程而命名(材料科学与工程)。历史上看,材料系多由冶金系演变而来。60年代之后随着非金属材料发展,化学化工系也部分转向材料。据统计,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均以冶金材料系命名,美国90所安排材料教学计划的高校中有36所设置了冶金系或材料冶金系,有6所为化工与材料系。
2.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及培养规格的演变
中国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起始于部分高校的采矿系、矿冶系等,已有几十到上百年的历史,其形成和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五个历史阶段。
(1)1949年以前在若干大学设置了矿冶学科,开创了我国现代材料教育的先河。中国近代大学材料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可以追溯到现代意义上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的矿冶学科。北洋西学学堂于1895年创建,并在其工科中设置了采矿系,开创了中国高等材料教育的历史篇章。之后,国立唐山工学院(1905)、东北大学(1912)、武汉大学(1913)、国立贵州大学(1941)等院校相继设置矿冶系。1946年,国立清华大学从西南联合大学回北京复校后,在工学院中又增设了化学工程系,把材料学科教育扩宽到非金属领域。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材料教育主要是培养矿冶人才,这一时期材料学科教育的突出特点是不划分专业,教学内容包括采矿、选矿、冶金、材料等内容,是一种宽领域培养模式,许多材料界前辈专家就是在这种宽口径学科背景下走出校门的,并在长期的实践中为我国的材料科技、教育和材料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1949—1966年间依照苏联模式进行院校调整,建立和发展了较完整的材料高等教育体系,造就了一支宏大的材料学科队伍。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下半年和1955年分别在全国范围对原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1951年将大连大学(现大连理工大学)的冶金系调到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以加强其金属材料学的教学规模。1952年4月,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分部)、北京工业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山西大学等五所院校的矿冶和材料系为基础创建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创建后的北京钢铁学院增设了金相、轧钢、金属材料热处理、腐蚀与防护等材料专业;同年,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工程系,中山大学地质系以及南昌大学的采矿科调整出来在长沙成立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工业大学),并相继增设了有色金属冶金及热处理、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压力加工、粉末冶金物化等材料专业;院系调整后新成立的北京航空航天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增设了高分子材料(含复合材
料)等专业。北京钢铁学院、东北工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成为当时全国为冶金工业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三所重要工科大学。按照苏联的培养模式与教学体系,我国的材料科学技术人才被分割在十几个专业内培养,分属于冶金、机械、化工等系。仅金属材料就被细分为冶金物理化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铸造、焊接、压力加工、金属腐蚀与防护、粉末冶金、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等专业。由于吸收了当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苏联科学技术知识和教学内容,培养的学生多能在对口行业(或工种)工作并能较快适应岗位等原因,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建国后至1966年“文革”开始为止,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规模有很大发展。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带来的学科专业划分过细且不合理,学生知识面狭窄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正当材料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领域形成,欧、美诸国纷纷进行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却受到“十年**”冲击而处于停滞状态,从而拉大了与当代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的距离。
(3)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材料教育在苏联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在某些局部开始学习欧美,但尚无突破性进展。自1978年起,我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加速发展材料科学技术工作的同时,随着对欧美诸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改革的了解,也开始了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改革的进程。面对国际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高新技术发展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面对国外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的改革,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模式与内容的弊端逐渐被人们所清醒认识。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材料科学与材料工程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几大材料之间有了更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复合材料、陶瓷材料、功能材料等新材料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快速推广,都使各方面的创新更加强调基础及横向与纵向的联系。实际上,各类学科越来越相互交叉、渗透、借鉴和移植,从应用上来说,越来越大规模的相互替用、组合已成为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大学率先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此后,北京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院校相继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或相近名称)系,十几年来参与改革的院校逐渐增多。在此期间,改革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在原设置专业基础上扩充内容(如在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业教学中补充非金属工程材料内容,增加功能材料内容等);试办新专业,如材料科学、材料工程、材料物理、热加工等专业,总体上体现了逐步打破原专业设置界限、加强专业间的渗透与联系的改革趋势。在此过程中,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与经验,但在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模式上尚未有根本性突破。
(4)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家面向21世纪进行专业调整以及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方针的指引下,原国家教委对中国高等学校材料类本科专业的设置进行了整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探索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材料教育培养模式开创了新的局面。
(5)从2000年开始,国家不包分配,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将毕业生分配推入了人才市场。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要求学校培养什么样规格的人才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从于人才市场的需求。因而,厚基础、宽专业、高素质、强能力成了保证毕业生自主择业的主要条件,也成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针对变化了的情况。1997年至1999年,教育部对现有专业进行了第四次大规模修订,这次修订的宗旨是,改革高校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过窄,有的专业名称欠科学规范,门类之间专业重复设置的现象。本着科学、规范、拓宽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成功经验,由行业划分专业向以学科划分专业过渡。新的专业目录由504个减少到232个。将矿物岩石材料归并为材料物理,将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金、冶金物理化学、冶金归并为冶金工程,将金属压力加工、粉未冶金、腐蚀与防护、焊接工艺及设备、以及部分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复合材料、塑性或塑性工艺及设备归并为金属材料工程,将无机非金属材料、硅酸盐工程以及部分复合材料归
并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将部分复合材料、高分子材料及化学归并为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此外在导引性目录中,又将归并后的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和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归并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01年,教育部按照新的本科专业目录组建了新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置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并按二级学科设置了材料化学与物理、金属材料及冶金、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四个分委员会。专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调整和整合,为按学科基础培养材料类专业人才、加强教学交流、实施宏观调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材料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及培养规格的发展趋势
整个20世纪,国外高等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中国高校的办学模式由受一国的影响转向受多国影响。20世纪后半叶,世界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大众化、民主化、多样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共同趋势,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世界性潮流,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必将呈现出上述特征,这是毫无疑问的。当前本科教育国际主流趋向:研究型或重点大学把广博教育放在首位培养本科生,专业培养放在次要位置。材料科学与工程是一个整体,有宽广的面向“所有材料”及材料四要素整体的特点,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当前材料发展的总体趋势,注意加强本科生关于材料的现代基础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使学生具有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和视野。当前,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招生专业及招生规模发生了变化 1994年,我国有144所高校设有材料类专业,涵盖的专业有硅酸盐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子材料及元器件、钢铁冶金、有色冶金、粉末冶金、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腐蚀与防护、水泥、玻璃、陶瓷、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化工、塑料工程、橡胶工程、化学纤维、复合材料、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等20余个。1998年,教育部对本科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将上述20余个专业合并为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等6个专业,同时在引导性专业目录中提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下表列举了我国高校1994年、2003年材料类专业招生情况。
1994年、2003年我国高校材料类专业招生情况比较
特别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增加幅度很大。1994年、2003年我国
高校材料类专业招生情况比较 1994年 2003年 冶金工程类24所 24所 金属材料工程类76所 64所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类53所 64所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类42所 98所 复合材料9所 6所 材料科学与工程23所 80所 材料化学90所 材料物理58所 我国高校2003年材料类专业招生达20300人,在校人数达73300人,其中冶金工程专业的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为990、3220人,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为2500、10185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为2560、9049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为4950、19210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为5670、19358人,材料化学专业的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为2230、5826人,材料物理专业的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为1420、4253人。由此可见,我国高等学校材料类人才的培养规模已达到相当数量。从每年的招生人数看,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招生规模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而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招生的规模在下调,这也体现了培养宽口径材料类人才的发展趋势。
(2)材料教育内容及范围不断扩大 已有专业的界限逐渐打破。面对国际材料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发展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国外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的改革,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改革迅速发展,几乎全国所有设有材料专业的院校均已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改革,借鉴欧美诸国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模式与体系,培养模式由“专业培养”向“学科培养”发展,从狭窄的专业教育向全面的素质教育转变,从钻研狭窄的单科教育向建立工程意识教育转变;同时,吸收欧美国家的“材料学科共同基础知识”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从学科式课程向整合式课程转变,专业课程从中心地位向载体地位转变,课程内容从以学科发展为中心向以培养学生为中心转变。总体来说,我国高校材料教育正在不断打破旧的专业范围的约束,向其他专业甚至其他一级学科渗透。
(3)材料教育中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条件在不断改善 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当前在材料教育中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条件有很大改善,随着高等院校科研工作的不断提高,以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加强,实验所用的常规及高级仪器设备不断完善。当然,在主要设备台数、质量以及学生独立使用的可能性方面与国际知名大学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已能初步满足要求;计算机应用的条件已已经改善,但在如何结合本专业的需要,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过程模拟、数据处理,以及组织性能预测等方面的方法还存在问题。
关键词:效率,测度,理论,方法,优劣势
一、基本理论
经典的厂商理论将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企业视作黑箱, 忽视其内部运行和内部效率, 主要从技术角度定义企业, 将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函数, 在技术和市场约束下, 追求利润最大化。该框架下, 给定生产要素和产出品价格, 企业只有选择投入成本最小化组合、产出收益最大化组合和适度经济规模, 并在生产过程中对投入品和产出品具有强处置能力, 才具备微观经济效率。此时, 企业生产函数被唯一确定, 其描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被称为生产前沿面。
但是, 实际的生产过程并不全在最优状态进行。即使最优秀的企业也不能长期处于最优生产状态。因此, 生产前沿面是一种动态的短期的概念。
由此, 1970年代始, 学术界开始对描述有效生产前沿面的生产函数进行研究, 并称之为前沿生产函数或边界生产函数。由于前沿生产函数构成产出包络面, 所有实际产出都只能位于其下方或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因此, 给定技术条件, 企业实际生产与生产前沿面总是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的即为低效率。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Farrel最早对企业低效率问题进行研究, 并从投入角度, 提出总经济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效率生产函数等概念。Farrel认为:总经济效率, 也称成本效率, 指市场价格不变、产出规模不变条件时, 按照既定要素投入比例所能达到的最小生产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百分比;技术效率指既定生产投入数量下, 实际产出与最大理论产出的百分比;配置效率指给定价格时企业以适当比例使用各种投入的能力;总经济效率等于技术效率乘以配置效率。如厂商能在一定投入组合条件下实现产出最大, 则厂商实现产出面技术效率;如厂商能在产出一定条件下实现要素投入组合最小, 则厂商实现投入面技术效率。进一步的, 考虑规模收益, 则技术效率可细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 纯技术效率测度规模收益可变时被考察企业与生产前沿面间的距离;规模效率考察规模收益不变时生产前沿与规模收益可变时生产前沿间的距离。一般的, 规模收益不变时, 要素价格比等于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 厂商实现最优要素投入量, 达到成本极小化, 平均产出线与生产前沿面重合;规模收益可变时, 企业扩大规模或缩减规模可提高微观经济效率。
但是, 经典厂商理论建立在“经济生产会尽可能地在技术上达到效率最优”基础上。针对经典厂商理论无法解释的非技术原因导致的企业低效率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概念 (内部低效率理论) 。之后,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X-非效率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所有企业都追求成本最小化, 也并非所有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并非所有企业都按照边际分析原理,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获利机会, 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进行生产;也并非在有利可图时, 所有企业都会进行技术革新等活动, 从而获取更高效率。后续研究进一步表明, 企业内部利益集团的目标不一致、组织规模扩大导致的组织层次增加、信息沟通的不畅和管理成本上升、外部竞争压力缺失和成本最小化动机的缺乏等组织和行为因素是导致X-非效率的重要原因。但是, 对于X-非效率的测度, 研究者们没有能够给出系统化的理论解释。
二、基本方法
企业效率的测度经历了由单一指标评价到多指标综合测度、由参数分析到非参数分析的演化过程。
(一) 单一指标评价法
经典厂商理论对企业效率的测度通常从利润率着手。
利润率衡量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厂商的单位投资所获取的利润大小。其基本数学形式为:。其中, 、、分别为为会计利润或经济利润、投资额、会计利润率或贝恩指数。一般的, 较高, 则企业微观经济效率较好。
靳纳指数通过测度企业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度来计量企业效率。计算公式为:。较小, 则企业微观经济效率较高。
托宾值通过测度企业资产的市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率来测度企业效率。计算公式为:。其中, 、、、分别为托宾指数、股票市值、债券市值和企业资产的重置成本。较大, 意味着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较高。
以上指标中, 建立在对和的静态比较之上, 只用于衡量静态效率;由于难以准确获取, 常用平均成本替代, 使其估算存在较大偏误。托宾值避免了计算中的估计困难, 但却需对、、进行精确估量。因此, 实际中, 更常用测度企业微观经济效率。
(二) 多指标综合测评法
以利润率为出发点的单一指标体系衡量了企业静态效率的大小, 但是, 不能反映企业动态效率的提升途径。由此, 一系列的方法被探讨并被广泛运用。
1.作业基础成本法 (A BC) ———A ctivity Based Costing
A BC法是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核算。A BC法认为,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系列作业的结果。一方面, 作业消耗资源, 形成成本或费用;另一方面, 并非所有作业都可增值。A BC法将作业分为增值作业和不增值作业, 将以产品为中心的成本核算转为以作业为中心的成本核算, 使企业更直接的看到作业和成本耗费间的联系, 更直接的分辨有效作业、有效成本、无效作业和无效成本, 更好地从财务角度进行成本管理, 提高效率。
2.财务综合分析法
包括A BC法在内的传统的企业效率评价由纯粹的财务指标构成, 其最初形式为单一指标, 如利润率、投资报酬率等。当单一财务难以全面评价企业效率时, 便衍生出多指标体系。其中, 运用最广泛的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The D u PontSystem) 和沃尔比重评分法。
(1)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以权益资金利润率为源头, 利用各个财务指标间的内在联系, 对企业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其主要指标间的关系为:
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主营业务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权益乘数=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1/ (1-资产负债率)
(2) 沃尔比重分析法
沃尔比重分析法于1928年由亚历山大·沃尔提出。它将选定的财务比率用线性关系结合, 分别给予一定比率, 然后与标准值比较, 确定各项指标得分及总体指标累计分, 从而对企业效率进行测评。
财务综合分析法避免了单一财务指标评价的片面性, 但是, 面对现实企业经济, 仍力不从心, 主要原因为:1) 财务综合分析法主要以会计利润为基础, 只考虑债务成本, 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权益资金成本, 其成本的核算不完全;同时, 难以准确计量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誉、企业员工专业技能和忠诚度、客户满意度等的企业资产, 其资产的核算不完全。因此, 效率测度存在偏差。2) 财务综合分析法只注重微观企业内部生产运作过程的短期效率评价, 忽视企业外部因素和企业内部管理因素对企业效率的长期影响, 因此, 对提升企业长期效率意义微弱。
3.平衡计分卡 (BSC) ——Balance Score Card
BSC法源于1990年美国诺顿研究所“未来组织绩效衡量方法”研究计划。BSC法保留了传统财务指标体系, 增加了客户需求、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等三方面非财务指标体系。既对财务角度企业效率进行测度, 也对无形资产等影响长期效率的因素进行测度, 显示出其优势。但是, BSC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如, 难以准确计量客户满意度等指标, 也难以有效结合企业X-非效率等问题。同时, BSC法强调在长期与短期目标、外部计量 (股东和客户) 与关键内部计量 (内部流程/学习和成长) 、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等方面保持“平衡”。但是, 在关键指标的确认及标准值的设定上存在较强主观性, 一定程度上, 研究受限。当然, 为避免在关键指标的确认及其标准值的设定上存在太强的主观性, 研究人员往往采用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加以规避。
4.经济增加值法———EV A法
EV A法于1993年由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正式提出。其公式为:EV 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其中: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率*公司使用的全部资本。EV A法强调对成本的完全计量, 不再对无偿性使用的权益性资本与有偿性使用的债务性资本进行差别对待, 因此, EV A法衡量的是企业的经济利润, 而不是传统的会计利润。此点上, EV A法显示出其优势。但是, EV A法同样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EV A法仍依赖于会计估计, 实质上, 是会计利润的另一种形式, 只能反映企业静态效率, 不能揭示企业经营风险, 无助于企业长期效率的提升。再次, EV A法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能帮助企业找出X-非效率的原因。
5.模糊综合评价和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 H P法 (A nalytic H ierarchy Process) 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A·L·Saaty于1970年代中期提出。它将多层次的企业效率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 形成多目标、多层次的有序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 确定层次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 综合评估, 确定各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特别适用于对决策结果难以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模糊综合评价法由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L.A zdah教授于1965年提出, 是基于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将定性评价转为定量评价的一种多目标评价方法。它从影响企业效率的多因素出发, 确定多因素从优到劣的若干等级的评价集合和权重, 形成相应的模糊评价, 确定相应的隶属关系, 形成模糊判断矩阵, 并将其与权重矩阵进行模糊运算, 最后得到定量的效率评价结果。此法具有结构清晰, 系统性强的特性。能较好解决模糊的、难以计量的问题, 非常适合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效率评价。
但是, A H 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均需主观设定指标和权重, 因此, 存在较强主观性。
(三) 参数分析法
相比单一指标, 多指标综合评价更能综合反映企业微观效率。但是, 无论是单指标还是多指标综合测评, 始终需要人为设定指标, 赋予权重, 因此, 对效率的测评始终存在较强主观性。同时, 不能用于统计推断。由此, 更多对于企业效率的测评, 采用包括回归分析法等在内的参数分析法。
1.回归分析法 (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分析法是依据数理统计原理, 定量研究多变量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计算理论与方法。按照变量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同, 分为线性与非线性回归两种。由于其模型简单, 操作简便, 能进行统计推断, 目前已是最为基本的效率测评方法。其被解释变量往往采用利润、收益等产出指标表达, 解释变量为技术、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等各项要素投入。其结果既可测评企业效率, 也可揭示企业效率的影响因素, 为企业动态效率的提升提供依据。但是, 由于回归分析本质上反映的是投入—产出的“平均”效率, 而不是实际的效率前沿面, 其应用在一定意义上受限。
2.随机前沿分析法 (stochastic frontieranalysis)
随机前沿分析法主要包括随机边界函数分析 (SFA) 、贝叶斯随机前沿模型、厚边界函数法 (TFA) 、自由分布方法 (D FA) 等。
随机前沿分析法通过测量企业与效率前沿企业的偏离程度来测评企业效率。给定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外部市场, 实现最佳效率的企业即为效率前沿企业。它是效率分析过程中, 相对其它企业而言效率最佳的企业。效率前沿企业因样本而异, 在实际中并不存在。
随机前沿分析法假设生产或成本前沿函数, 用回归分析来确定模型参数, 其误差项被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管理误差项, 表达技术非效率;二是随机误差项, 反映可能出现的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相比普通的回归分析, 随机前沿分析法的前沿面是随机的;同时, 其能表达技术非效率, 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技术效率水平。
基于此, 随机前沿分析法目前广泛用于各领域效率分析。但是, 随机前沿分析法假设的边界函数具有较强主观性, 同时, 其不能反映动态的时点效率, 只能反映观察期内的平均效率。而且, 随着生产函数的设定形式、企业单位内部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等的变化, 随机前沿分析法的效率值会发生变化。同时, 随机前沿分析法还存在一系列基本假定, 如实际生产偏离这些假定, 则随机前沿分析法不再适用。
(四) 非参数分析法
统计推断中, 参数统计要求样本所属的总体的分布已知, 对数据的要求也较为严格。但是, 很多情况下, 总体的分布是未知的, 或者, 数据不具备参数分析所需条件, 此时, 需要采取非参数统计, 或称分布自由统计。相对参数统计, 非参数统计的研究结果较为粗糙, 也可能存在信息损失;但是, 其适用性强, 易于理解、掌握, 因此, 应用更为广泛。
企业效率测评中, 应用最为广泛的非参数统计分析法为D ata Envelopm entA nalysis (D EA) 。D EA能利用线性规划及其对偶模型, 对多投入多产出类型同类经济体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它通过一组输入-输出的观测值来估计企业的有效生产前沿面;其所得出的D EA有效等价于相应的多目标规划下的Paret有效。此外, D EA不需要人为赋予指标权重, 具有较强客观性。再次, 与使用回归分析等得出的生产函数相比, D EA表现出了实际的生产前沿面。最后, D EA致力于每个企业的效率优化。因此, 在处理多投入多产出问题上, D EA表现出非常强的优越性, 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效率分析。
关键词 水稻;栽培方式;演变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5)24-0-02
水稻是我国主要农作物之一,对解决人们的粮食问题和改善城乡居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何优化水稻栽培方式,提高水稻产量成为了水稻生产的重点目标。为顺利实现这一目标,相关学者加大了对水稻栽培方式的研究力度,从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2个方面出发,进一步实现了对水稻栽培方式的优化与完善。
1 水稻栽培方式的演变历史
在我国,水稻生产有些7 000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水稻栽培相关的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实现了从直播到育苗移栽的有效转变,为水稻产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直播
直播水稻,主要是指将稻谷直接播种于田间的一种的栽培方式。这类栽培方式下的水稻一般都是原始水稻,即没有经过育秧、移栽的稻谷[1]。直播是我国水稻生产最初的栽培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节省大量劳力,直播栽培方式不但可以节省育秧、移栽用工,而且可以节省秧田;二是生育期缩短,由于采用直播方式栽培的水稻没有拔秧植伤和栽后返青等环节,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稻谷的生育进程,与移栽的水稻相比,其生育期会缩短6 d左右;三是产量高,由于直播水稻更有利于低节位分蘖,穗茎优化配置合理,而且主蘖穗基本上保持一致,所以在成穗率方面和总穗率方面,都要比传统移栽水稻高。但水稻直播方式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难全苗、草害和倒伏。与移栽稻不同,直播稻从播种、发芽到生育,都是在露天的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气温、土壤、整地质量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出苗不整齐,无法形成较为合适的田间基础群体。其次,在当前水稻直播栽培方式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杂草防除。与移栽稻相比,直播稻的杂草种类非常多,而且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南方地区,杂草病害更加严重。最后,由于直播稻扎根浅,密度不相同,所以倒伏问题十分严重,直接影响到水稻的产量。同时,会给收割工作带来困难。
1.2 移栽
移栽是在直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水稻栽培方式,主要是指将稻谷播种在田间之前,对其进行育秧、栽培,使其能够良好生育的一种水稻栽培方式。这种栽培方式起初在南方地区应用比较广泛,因为南方地区四季气温高,有利于稻谷生长,通过对稻谷的提前播种,可以将水稻的生长期有效延长,解决水稻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病害,从而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2]。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稻育苗技术也在不断进度、完善和提高,但却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育苗中存在坏芽和烂秧的情况。所以,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农业部门尝试进行保温育苗试验,保温材料最初以油纸为主,后期迅速被塑料薄膜所代替。
在直播栽培方式发展起来的移栽方式,在最初的时候采取的人工插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逐步向机械插秧和抛秧等方式转变。其中,机械插秧的优点在于后发优势强,稳产高产,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约生产成本,但这种方式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秧苗种植不正,甚至会出现缺苗露苗的现象。抛秧的优点则体现在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分蘖节位低、分蘖多及增产增收等几个方面,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缺乏完善的配套产品和技术,推广应用效果也不尽人意。但无论哪一种栽培方式,对我国水稻生产和产量增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国家农业部门对水稻栽培方式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稻栽培方式的完善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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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稻栽培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我国水稻种植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机械化种植成为水稻栽培的一个必然趋势[3]。就我国水稻种植主要分布的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吉林、黑龙江、新疆以及宁夏等省区,水稻种植机械化主要有2种方式,即机械化直播和机插秧。这2种方式在水稻种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2种方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所以,其发展前景引人注目。机插秧在一定时间内种植面积将不断扩大,并将着重解决秧苗规范化和标准化培育等问题。同时,应该加强相应的农艺配套措施。总体来看,我国水稻机械化直播的发展速度远高于机插秧,这正与国际上水稻种植机械化发展趋势相吻合。
3 结语
我国水稻栽培方式经过了多年的优化与完善,已经实现了从直播到移栽的演变。在以后的时间里,为了更好地提高水稻产量,在栽培方式上还应该多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水稻的栽培方式,提高我国的水稻产量。
参考文献
[1]赵丽萍,唐云鹏,陶优生.水稻栽培方式的演变历史和发展趋势[J].作物研究,2013(2).
[2]刘春华.水稻栽培方式的研究与进展[J].农民致富之友,2014(7).
[3]李金友.浅析水稻栽培方式的发展[J].农民致富之友,2014(7).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民营经济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演变
政府投资是由政府决策并由国有资金进行投资的行为或由代表政府的国有 企业 进行的投资活动。其投资主体是政府,产权属于国家,形成国有资产,构成国有经济,因此,政府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又称国有投资。民间投资在我国通常是指由集体、私人进行的投资活动,投资主体是个人,产权属于集体或个人,构成民营经济。外商投资是由国外政府或私人进行的投资,形成外资经济。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共同构成我国 社会 的总投资。在我国,政府投资又分为中央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这样,目前 我国投资主体是由政府及代理人、个人、外商组成的。政府投资在我国建国后很长时期,一直是投资的主要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的国有经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政府投资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日益减少,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日益壮大。
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在我国经历了建国以后到确立改革开发基本国策近30年的历史。这个做法既促进了我国建立起完整的 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一定的成绩,又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至今尚难以消除的后患。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相对应,民间投资也经历了由艰难生存、限制发展和逐步削弱甚至消亡的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营经济逐步得到肯定,民间投资也日益活跃。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民间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显著降低,而民间投资的比例明显上升,二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与消费、政府支出和进出口共同构成一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8%,其中有3.77个百分点为投资所做的贡献。在过去几年里,为了遏止通货紧缩,政府主要运用了利用国债进行投资的财政政策,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内需,从近三年实施财政政策的情况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投资的地区上,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及中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是民间投资的主要领域。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目共睹,但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比如人们购房之前节衣缩食进行储蓄,贷款购房后减少消费还贷款;而政府投资为主的西部开发,因民间投资未能及时跟上,其带动投资需求的作用也并不明显。由于启动居民消费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限制,短期内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拉动内需的措施已被证明难以奏效。政府投资被用来作为增加投资需求的主要手段。但政府投资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这一点已为实践所证明。
民间投资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的社会投资力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在加强。2002年在社会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3.77个百分点的贡献中,政府投资占2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占1.77个百分点。加快民间投资的发展,是我国在当前国际经济前景不明朗、国债投资拉动社会需求的政策作用有限的情况下,能否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势头的关键因素。
二、为什么必须改变政府在社会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和转变政府投资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投融资制度,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所改变。这种制度是当时的经济环境决定的,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我国政府投资形成了我国巨大的国有资产,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完善了国民经济体系。近年来的政府投资活动,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只依赖政府投资,忽视民间投资,也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不良后果。
在投资决策上,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对投资项目进行决策。由于社会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判断困难,认识往往存在偏差,常常容易出现失误,而一旦失误,就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政府投资往往造成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我国国有企业虽然近年来为明晰产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大多数企业仍然存在类似的 问题。多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管理不善,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投资而形成的国有产权,缺乏真正负责的产权主体。国有企业的管理人,是国家所委托的代理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代表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要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必然产生一些机会主义的行为。在监督机制不完善、激励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就会愈演愈烈。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通常不提倡发展国有企业。
政府投资过多,还会挤占民间投资,减少社会总财富。在社会投资机会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增加,民间投资就会减少。政府投资会从几个方面减少民间投资:(1)挤占民间可投资领域。目前我国在 金融、保险、教育、公共设施、邮电、通信、民航等领域还存在着国家垄断经营,民间投资或者尚未进入或者较少进入。金融、保险、新闻出版等领域还有待于对民间投资扩大开放。(2)政府投资引起税收增加,税负增加将妨碍民间投资。用于政府投资的财政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为了弥补财政资金缺口,政府通常要增加居民的税负,在过高的税负压力下,必将降低民间投资热情。(3)政府投资过多不利于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因为投资活动是创造财富的必要前提,是获得财富的重要依据。民间财富积累缓慢将减少居民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恶化投资的经济环境。
政府是社会投资的主体,占主导地位,不仅会与民争利,还会妨碍履行自身的职责。政府要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社会安定、法制健全、优质的服务、良好的社会保障等。政府在投资方面花费的精力过多,就会分散为经济提供服务的精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投资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 学习。美国、英国政府也进行投资,但投资领域仅在于个人不愿投资或没有实力投资的领域,以及那些关系到国家生存与安全的领域。其他绝大多数领域都由私人投资。而且,政府投资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日本、德国、韩国政府投资较多,但现在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民营化。
三、民间投资的发展形势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的出台,民间资本投资增长的势头十分良好,对拉动国民经济、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民间投资增长加快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与发展》一文对契约自由原则的产生及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尽阐述。全文论述了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及对其的限制,并简要介绍了契约自由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契约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智者伊壁鸠鲁有一种把“法”解释为“契约”的倾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契约的论述与正义联系在一起。1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契约关系是在现代社会中突然发生的,这是一种历史突变论的思想方法,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与任何事物一样,契约关系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2
本文作者亦认为契约自由的产生和发展是时刻依托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但同时,契约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又会反过来实现后者对前者的确定与制约。依作者看来,契约的产生就像卢梭所说,人类在将自己的权利全部转让之前,尚处于自然状态,而社会契约的订立是人类由自然状态走进社会状态的一个里程碑;契约自由随着古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大而在万民法的诺成契约中开始出现;随着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而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到19世纪这四百年间契约自由得到飞速发展并形成成熟理论体系;自20世纪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步加强,通过各种法律的创设和实施,契约开始受到限制。
古罗马时,社会经济发展仍处于相对较低的程度,国家权力对市场有着严格的约束力,法律对契约的形式的要求很严,所有的契约均是要是契约——交易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按一定的程序行为,说出固定的术语,并有证人在场。至于这种固定的术语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法律是不过问的。这与中国西周到汉代时期的契约制度相仿——中国当时的契约仅注重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诉中的1张维新,《浅析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法律思想》,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24卷第5期。李瑜青,《法律社会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08页。
凭证作用,而协议以及立约双方的合意等是不考虑的。而到了南北朝尤其是唐朝时期,国力十分强盛,对外的贸易往来频繁,当时契约的订立,已和罗马法一样,十分强调立约双方意思一致,强调协议、两和,反对强制。3然而遗憾的是,中国非常早地进入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4,却延续了两千多年才跳出这一“正统”,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就是根本无法建立发育充分的市场经济,由之而来的即是这两千多年来契约自由在中国从未被广泛适用。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也时时处处体现了“控制”、“干涉”、“计划”甚至是“阻碍”。在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契约自由原则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巅峰的代表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而前者可以说奠定了自由主义近代契约法的基础。20世纪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时期,国家开始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其中法律的中心观念也逐渐由个人移向社会。契约作为调整经济基础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手段,也无法逃避这一深刻变革。当前还未散去的经济危机“阴云”更是为契约自由原则套上了更加牢固的“枷锁”。这即是法律对契约的反作用力。
1、演变历程
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即在此氛围中产生。儒家思想由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孔子提出的“仁”的思想,经过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的总结和改造,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荀子也主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儒学体系更加完整,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完善:西汉董仲舒根据当时社会需要,吸收诸家理论,改造儒家思想,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主张,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和推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发展:隋唐以后出现了“三教合归儒”的趋势。宋代出现了新儒学体系——理学。“程朱理学”是宋 学的主体,二程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原,朱熹提出了“理气论”和“心性论”。明朝中叶王阳明确立了“心学”思想,主张“心即理也”“心外无物”,提出“致良知”的学说。
新发展:明朝后期,李贽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提出新的思想主张,儒学再度活跃。三位进步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演变规律
①、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经历了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形成、秦朝受到打击、西汉成为正统思想、宋明进一步发展、明清衰落的过程;
②、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达到满足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
③、作为统治者不管采取何种思想,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出发点的。
3、演变原因
①、思想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反映,经济是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思想对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起着较大的作用。
②、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分散、保守、落后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政治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就要求思想的高度集中与统一,因而催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
③、思想的统一性和凝聚性,正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之所在,也是推动中国统一形成与持续的主要动力。
④、儒家思想的坚忍包容、延绵不息、根深蒂固,造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形象;礼让为先、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也使中国在外交活动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达成了健康和谐的周边关系。
4、对儒家思想的评价
积极作用:
(1)、“仁”“德政”的主张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2)、儒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注重气节、品德,凸现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
(3)、其仁政爱民和任用贤才,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在现代企业管理和教育中仍有很大价值。
(4)、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华文明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
(5)、今天我们倡导的“以德治国”“公民道德教育”,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都与儒家思想有一定关系,但也需要注入新时代的要素与内容,与时俱进,批判继承,理性扬弃。
消极作用:儒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与等级社会,压抑、扼杀人性,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总之:儒学是中国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5、今天我们应这样正确对待儒家文化
对于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我们应当继承其精华,弘扬其优秀部分,剔除其糟粕,批判和否定其中的消极因素。
举例:①、儒家提倡尊老、敬贤、尊师等,我们今天应大力提倡。
②、儒家提倡的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对今天我们的学习也颇有益处。
③、儒家提倡言必信,要求遵守社会公德等,也有助于克服当前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消极因素。
专制主义的发展历程
专制主义是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具体说就是皇帝的个人专断独裁。中央集权指全国各种军、政、财权归属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充分执行中央的政令。
1.战国时期初步形成
法家代表韩非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张。新兴地主阶级从加强专政和保护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初步确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
2.秦朝正式建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式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3.西汉巩固
汉景帝、汉武帝解决了王国分权割据的问题。汉武帝又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找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从此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基本定型并得以巩固。
4.隋唐完善
实行三省六部制,克服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实行科举制,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5.北宋加强
北宋初年,大力加强中央集权,解决了藩镇割据和武将争权的问题,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6.元朝新发展
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
7.明清达到顶峰
1 亚洲的青铜着色历史
一些最早的人工青铜着色艺术品是在中国的坟墓中发现的。一些出土铜镜的后面有很多被颜料涂抹过的迹象。这些颜色并不是在封闭的坟墓环境中产生的, 并且与在同一个坟墓中发现的青铜礼器表面自然生成氧化物的颜色是不同的。这一发现得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可能是最早人工为青铜艺术品着色的国家之一的这个结论。
真正显示有人工上色的行为是从12世纪秦朝开始的。人们开始模仿商周朝出土的青铜器自然氧化形成的颜色去为作品的上色。这个习俗和做法是为了仿制早期的遗产文物。随着时间的延续, 这种技术便做得越来越精致, 不仅增添了新的颜色, 而且发展出了新的成果。
印度在着色的发展上, 除了以宗教目的在青铜表面上有明亮的颜色, 大多数仍然受限制。
日本虽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期很晚, 但是他们却发展了很多新的上色方法。他们通过在铜里加新的金属, 例如银、金、砷和锑, 来增加新的颜色。他们把金属合金与一些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酸性液体相融合。金属的层次在日本铜作色的历史中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把金属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 然后再用特定的酸洗, 这样就会把表层的金属颜色洗掉, 下层便显露出来。这个方法为铜上色增加了新的层次感。
2 西方青铜着色的历史
要想真正了解青铜着色的由来、演变和发展, 必须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进行研究。随着化学科学的发展, 以及着色工作者这方面知识的逐渐丰富, 使得青铜着色技术的完善, 并且有着更新的发展。这样, 不仅为雕塑家提供了更多选择来完善他们的作品, 而且还可以让艺术家创作出全新风格的艺术作品。
2.1“Patina”的演变与发展
了解西方青铜着色的历史发展, 我们首先从一个单词开始, “Patina”———一个源于意大利语的词汇。它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的作用、风化、颗粒物的沉积、侵蚀与使用损耗, 并通常代表这些变化中正面的或可取的一面。专业的着色艺术家在西方国家称之为“Patineur”。在艺术作品保护方面以及室外青铜雕塑保护方面, Patina的广义概念却产生了一个问题, 如果保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变化, 确定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并抵御这些变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说Patina是非常有艺术价值的?我们将通过何种美学观念来判定哪种是“好的patina”, 哪种又是“坏的patina”?或者, 在针对特定雕塑时, 又将如何根据色彩搭配来解决有关形态的问题?这种种的疑问正好反映了Patina的使用、演变和发展。
古代的Patina审美观以及用于青铜雕塑表面防护的措施与今天的观念是截然不同。古代对于抛光了的金属雕刻的保护与维护的关键在于在这些雕刻上涂上一层柏油或松焦油的防护层, 这样就可在其表面上形成一种整体的热着色效果, 并使表面不至于缺损和脱色。
公元一世纪时著名的罗马的百科全书《自然历史》作家Pliny对铜器侵蚀以及在青铜器雕塑上使用防护涂层的研究经常被引以为证。Pliny使用两种不同的词汇术语来表示青铜上的锈 (但是这时并不包括对青铜器雕塑着色的人工方法) 。但是他对两种铜绿锈进行了区分:“一种是有吸附力的, 用于提升其稳定性, 并且有种高贵的光泽;而另一种无吸附力, 并有腐蚀和毁坏性的铜锈”。罗例如《马库斯·奥里利乌斯》和《圣马可的青铜马》等。
2.2 中世纪时期
从为数不多的保持到现在的文献来源中显示, 当时的人们建议有关当权机构对蒙特·安吉洛的米歇尔教堂的青铜大门每年清洗一次, 以维持其光泽度。这一时期大型的户外青铜雕塑在当时是没有的, 但是小型的青铜和黄铜雕塑表面通常都得到了抛光或镶嵌名贵宝石、镀金或上了珐琅。9世纪早期, 有文献对青铜器或紫铜上的整体褐色涂层制作方法进行了描述:人们采用亚麻子油以加热的方式进行上色。但是, 事实上当时是否采用了这种方法来进行雕塑的上色和涂层却并不确实。
2.3 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大型青铜雕塑的回归标志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复兴。多纳泰罗的《大卫》是自古以来第一个自由站立的全身青铜像。因为铸造技术并未充分发展成熟, 早期佛罗伦萨青铜制品充满了铸造缺陷, 因此就需要使用不透明的暗色漆来弥补不足。色彩效果可通过镀金的方法来实现, 或如多纳泰罗在其作品《图卢兹圣路易斯》中所表现得那样。1504年, 通过对帕多瓦铸造厂的调研, Pomponius Gauricus在De Sculptura中向我们提供了现代首次对青铜雕塑表面处理的记述:“所有完美的雕像都具有完美的抛光和着色。在抛光时, 我们用刮刀清理掉了雕塑上有缺陷的地方, 然后我们用浮石、磨光器打磨来增加其光泽度。在着色方面, 我们在每个部分上色, 即使是铸件本身也是如此”。
16世纪中期青铜雕塑中, 无论大小, 最为普遍和流行的漆为深色漆, 这可能是对Pliny有关沥青涂层描述的一种误解, 这种涂层最初被认为是深色的不透明的而不是半透明的暖釉。不透明的涂层用来统一视觉效果、隐藏铸件缺陷。随着铸造技术的日趋复杂、高超, 16世纪晚期作品的装饰和雕刻抛光已十分精细、成熟, 在抛光精致的青铜表面涂上细腻精美的半透明赤漆, 使雕塑表面看起来呈现一种有光泽的深棕色。对于大型作品, 则采用深色漆或干草加热简单的烟熏, 并用油进行摩擦, 从而打造出整体的光滑感以及铜氧化物的半透明褐色光泽得效果。
2.4 17-18世纪时期
这个时期开始开始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给青铜雕塑上色的工人, 这些人并不喜欢像古代人在其青铜器上使用的这种沥青涂层的方法, 而更喜欢的是烟熏, 因为这种装饰更薄, 更透明。
直到18世纪随着人们又对考古青铜器产生了新的热情时, 绿色侵蚀产品才开始得到欣赏。而直到19世纪, 这种人工利用化学药品对青铜表面进行热和冷得着色才开始广泛地得到应用。
2.5 19世纪时期 (工业革命时期)
19世纪时期, 人们对户外青铜雕塑的需求大量上升, 因此, 青铜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尤其在德国。在德国, 当时出现了工业与科学的巨大发展, 这样就使大型雕塑的制作成为可能, 但是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在空气中形成了大量的硫磺, 这便使科学家对户外青铜器的外观变化原因进行观察与分析, 这也促使了青铜着色技术的完善。绿色外观已经被广泛接受, 并且被称之为“自然patina”, 人们会发现其实它们上面早已出现了许多的损坏并且所传达的艺术与视觉信息早已发生了改变和扭曲。根据1874年的纽约论坛报, Von Miller在“金色青铜器”方面的名声在1870年代享有盛名, 在该报道中, 将这些金色青铜器与其它铸造厂制造的主要以褐色为主要色调青铜器进行了对比。
随着失蜡法铸造在法国19世纪后期的发展与进步, 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户外青铜雕塑市场的需求, 人工化学着色作为一种专门的艺术形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时期, 青铜着色的工匠接管了铸造厂的青铜器着色工作, 其中包括Limet兄弟等, 他们不仅依靠其着色制作技术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而且还成为了罗丹等艺术家的顾问。艺术家们本身也越来越对着色技术感兴趣。法国引进了更多深的、丰厚的、透明亮的颜色。更多的颜色也通过涂颜料可以获得。涂料可以用于模仿那些通过化学物质反应达到的透明色的效果。而意大利则创造出美丽的大理石纹理并且为铜上色增加了丰厚有趣的层次感。
2.6 20世纪至今
进入20世纪后, 由于化学科学的发展, 以及对户外大型青铜雕塑处理和维护方面的不断探讨与研究, 以及对青铜文物价值的重视等等, 使得青铜着色艺术家的着色知识也逐渐丰富, 技术日趋成熟。最终, 如今青铜着色艺术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增加了许多铜作品色彩和纹理。这样, 不仅为雕塑家提供了更过选择来完善他们的作品, 而且让艺术家创作出全新风格的艺术作品。
3 总结
“青铜着色”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体现出不同的形式和意义, 从青铜被侵蚀、青铜雕塑保护与处理, 表面着色, 一步步发展演化。随着化学科学的发展最终逐渐演化成现在这种成熟的迷人的艺术形式。希望能通过本文向大众揭开青铜着色这种艺术神秘的面纱, 也希望通过回顾青铜着色这一神奇的演变过程, 为给雕塑家在以后的创作中带来新的启发, 为创作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继续发扬它。
摘要:在世界艺术史的演变中, 通过对颜色的使用提高金属质感的这种实际应用已经被观察了数个世纪。在铜表面着色的传统在历史上并且到现在仍然是最有意味的, 且变化多样的艺术形式之一, 。青铜雕塑艺术品表面上的化学着色是所有金属颜色形式中最有趣的, 因为它不仅能增加艺术效果, 并且有能力融入强烈的情感。本文旨在以历史以及艺术的角度下分析探讨“青铜着色”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形式和意义, 向大众揭开青铜着色这种艺术的神秘面纱;帮助铸铜雕塑家进一步了解铜上色艺术, 并应于创作实践中。
关键词:青铜着色,雕塑,演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硅青铜的着色》 (Patinas for Silicon Bronze) Kipper·Patrick V.Loveland, Co:Path出版社1996
[2]《铜雕的护理——献给收藏家》 (The Care of Bronze Sculpture:Recommended Maintenance Programs for the Collector) Kipper·Patrick V.Loveland, Co:Path出版社1996
[3]中国铸造协会艺术铸造专业委员会.亨利·摩尔作品选粹.
一、 影视作品应保留独特舞台艺术特色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掀起了一股狂潮,在当代艺术舞台上独占鳌头。在这个发展阶段过程中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依附文学作品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以及人物关系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影视作品充分结合文学作品能够全面提升影视作品的叙事功能,文学作品对于当代影视行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譬如影视作品《新版红楼梦》《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红高粱》等都是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并在上映后获得了受众热切追捧。
但实际上,影视作品在新时期中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还是因为影视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参照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而是在创作过程中突出了影视作品的艺术特点。[1]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时,通常会围绕着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展开创作,并通过采用影视作品创作特色来对原著中的内容进行增加或者删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明。因此,影视作品如果想要获得较大成就,就需要保留着自身舞台艺术特色,并拒绝做文学作品的附庸产品。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应当充分汲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和精神内涵,但是应当要保留着影视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形式,这样才能促进影视作品的迅速发展又不至于使得影视作品内容过于乏味。因此,影视作品创作者将文学作品改编成为影视作品时应当要充分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切勿让影视作品失去舞台艺术特色。而当前来说隶属文艺片的影视作品都受到影院与受众群体的排斥,而文艺片影院票房更是一落千丈。[2]当今时代是消费时代,许多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寻求感官享受和精神享受,而文艺片所表达的主题内容都是比较沉重和悲剧,因此,电影影院和受众群体都不太喜欢此类影视作品。同时,导致文艺影视作品不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还有导演在改编过程中的局限性思维。许多导演在制作影视作品时容易受到文字思维局限性的影响,致使我国影视行业比西方更为落后。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不要受到文学思维的限制,而是跳出文学思维束缚并以全新模式来进行电影创作。譬如文学作品中散文式、抒情式以及叙事性等,一旦应用到影视创作中便会导致电影作品枯燥乏味,致使观众对电影作品提不起兴趣。因此影视作品创作人在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应当要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和市场上大众心理需求从而创作出具有独特舞台艺术特色的影视作品。
当前来说,电影市场上,不仅商业片排挤艺术片,而好莱坞大片也打击着我国影视作品的发展。在好莱坞西方大片的打压下,国产影视作品应当要充分结合电影发展的基本特性,汲取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精神内涵,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影视作品。我国影视作品想要在电影行业中取得较大成就,就必须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着影视作品的迅猛发展。
二、 文学作品应当坚持艺术创作特色
当前已经逐渐进入全民消费时代,人们难以耐心花费长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但很多人愿意通过观看电影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群更加青睐于影视作品,而影视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地位日益凸显。
在时代发展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下,当前我国许多文学作家逐渐开始进入影视行业,在影视行业中充当着影视编剧,并按照影视作品的基本要求来创作文学作品,这种行为导致经典的文学作品逐渐转变为世俗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想要在影视行业发展如日中天中获得更多利益。就人性来说,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文学作家进入影视行业开启影视编剧道路是正常的,但是文学作家在进行影视剧本创作过程中应当要重视影视作品市场发展和艺术特点,始终保持着正确而良好的心态,不能只顾着市场需求来撰写出世俗文学作品,这样会导致文学作品只能成为影视作品发展的奴隶。所以文学作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着端正的态度,不仅要看到电影市场的基本需求,还要创作出经典的文学作品,不能使创作的文学作品过于世俗。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充分坚持着其独特特色和创作模式,不能为了创作电影而创作文学作品。同时文学作家应当要重复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应当要以端正且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结合。
在当今时代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而实际上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独特特色和艺术魅力是无法被其他物质完全取代的。文学作品在精神内涵和人物塑造以及语言艺术等方面相对于影视作品更好。[3]目前是图像时代,但是影视作品也难以完全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实际地位,文学作品永远都不会被消除,因此,文学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过程中不能做影视作品的奴隶。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为受众群体创作出更加富有艺术特色的作品。
三、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相辅相成
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影视作品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是却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而文学作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发展盛况不再,有的人认为影视作品能够逐渐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本质关系,只要对两者本质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就会知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舞台艺术特点,两者相辅相成,并且都难以取代各自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能够通过其各自的形式和表现方式来呈现出人物形象特征和感情心理,从而使得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两者能够在艺术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就说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相互借鉴的地方。相对于影视作品来说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和叙述结构以及情感表达上更富有感染力,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结合着文学作品精髓来展开创作。影视作品更加重视舞台艺术效果和视觉感受效果,在感官感受上更胜文学作品一筹。而影视作品的受众群体和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等都比文学作品更好,因此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两者都能相互借鉴各自的精髓并相辅相成。
当前来说,我国影视作品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对于影视作品这种普遍现象就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的展开创作。譬如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创作的《英雄》以及陈凯歌的《无极》等逐渐由艺术片向商业片转变,因为电影叙事逻辑和情节逻辑以及人物性格逻辑等方面较为紊乱,所以在上映后漏洞不断,并受到观众的抨击。[4]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影视创作者应当在影视内容中融入文学性,从而使得影视作品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始终保持着平衡关系,只有美艳画面和绚丽动作没有丰富的故事内容是无法满足观众需求的。因此,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导演不仅要重视视觉和精神享受,同时还能让观众情感得到共鸣。始终保持着艺术和商业的相互平衡,以满足当代观众的基本需求。
同样的,文学作品在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影视作品,许多文学作家在评价影视作品过程中通常会以文学视觉和文学思维来看待影视作品,因此,对于现代化影视作品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区。文学作品应当要充分观照影视作品的优点,脱离文学固有思维的禁锢。在现代化消费时代里影视作品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大众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因此,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充分结合大众文化展开创作,从而通过文学思想和精神内涵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此外,文学作品还可以借助于影视作品来不断拓宽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充分利用影视作品的优势特点来宣传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特色和精神内涵。不但能够有效提高影视作品文学素养,还能有效推动着文学作品的迅猛发展。譬如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在上映后便受到广泛好评,便会引发许多观众阅读原著的热情与积极性,这样不仅让影视作品得到发展,而且还能不断拓宽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都具备着平等的地位,都有着各自的艺术特色,两者相互结合能够实现“双赢”目的。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不能延用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而是实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形式的相互转化。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作品过程中不但要遵循着原著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而且还应当结合现代化时代发展和市场发展的基本需求,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改造,保留原著作品中的精髓内容并摒弃原著作品中的糟粕部分,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加良好的影视作品。同时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可以结合艺术灵感展开创作,即使没有完全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但是却能让影视作品更富有文学性,两者相互结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两个关键点。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故事与人物直接组成了精神内核,也就是影视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影视作品在改编过程中仍然保留着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和人物形象特点等,而是对其内容进行相应更改。正如批评家张卫所说,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神似”,这样不仅能够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还能够实现影片内容创新。在改编过程中可以遵循文学作品精神内涵,但不应当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需要不断创作出具有着影视作品独特特色的电影。此外,也不能胡编乱造使得影视作品完全脱离文学作品。譬如国内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红高粱》与《我的父亲母亲》,其中这两部影视作品结合电影的主要特点来对故事情节进行相应的改动,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了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基调以及精神气质等。影视作品《红高粱》和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史》两者都将人物形象和情感内涵表现出来。而影视作品《我的父亲母亲》和文学作品《纪念》两者都能够使得观众真切感受到父亲与母亲的情感。但是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对话剧《雷雨》进行改编,而实际上该部影视作品在情节编排与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和话剧《雷雨》有着很大的差异,无法表达出原著中的效果。
结语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应当要相互结合,文学作品在影视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影视作品也能够不断拓展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人群,两者相辅相成,并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能够不断丰富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周利荣.传播媒介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12.
[2]周建华.西方文学电影改编理论的发展流变[J].巢湖学院学报,2015(2):57-62.
[3]周根红.90年代以来电影与文学的关系[J].扬子江评论,2010(4):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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