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苦难 范文

中国的苦难 范文（精选4篇）

中国的苦难 范文 篇1

最近几年，荧幕上多出了很多历史军事题材的电视电影，越来越能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看待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近代史，力求还原出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那些非黑即白，以为只要是国民党都是坏到骨子里，共产党都是圣人的狭隘思想随着视野的开阔慢慢转变。可是，还是不禁问一句，当时远远比共产党强大，也为中华民族之解放作出卓越贡献的国民党最终为什么会失败呢？课堂里教科书里获得的一知半解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读完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终于可以释疑解惑了。

在历史洪流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苦难辉煌》里说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天赐良机，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人的英勇献身。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赢得中国的未来，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历史给过国民党很多机会，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国民党获得的支持远远大于共产党。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和为数不多的经费，但共产党紧紧抓住了能抓住的机会，创造了武装割据、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吼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的错综复杂和一个个偶然、无奈、抉择、机遇、挫折、艰辛，终于让中国共产党从羸弱到强大，从无力维持到世界第一大党。

金一南说：“先有真人，后有真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一定要写出这批真人。他们不爱财，不为官，不怕死，就为这个事业，为心中的主义。今天一些人可能觉得事业和主义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但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始终抱有不变的信仰，所以我特别想写这批真人。他们之中，很多人没有看到胜利这一天，没有机会评功评奖、授衔授勋，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但这批人是我们这个军队、这个党、这个国家真正的脊梁。他们当中很多人已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我只想把他们写出来，让他们永志史册。当然，这批真人不限于共产党的队伍，国民党里也有真人，否则他们不可能使北伐战争变得犹如摧枯拉朽。”

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信仰，需要一种为了理想奋不顾身的信仰。理想信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对于我们共产党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失去了，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我们党的历史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厚的底蕴，正是因为每一名共产党人都牢记党的理想信念，不畏流血、不畏牺牲，朝着它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历史是一本严肃的教科书，我们党的历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它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习历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是为了吸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借鉴历史，解决好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

中国的苦难 范文 篇2

这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母亲难以逃脱自责的负罪感, 女儿也无法面对母亲放弃自己的心灵创伤。这里的无解, 并不是故事的无解, 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这是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时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父亲死了, 眼睛永远地闭上了;母亲和女儿虽然活了, 但内心的伤口却一直张开着。人们在电影院中流下泪水, 不仅是为这对母女, 更因为灾难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

我是含着泪看完这部电影的, 很多年没有这种观影体验了。无论是对故事、画面节奏的把握, 还是对观众情绪的驾驭, 冯小刚都显示了他娴熟的功力。对大地震的灾难表现, 冯小刚也处理得恰到好处, 既形成了对故事发展的推动和压力, 也没有过度的渲染。电影在意的是如何让观众能设身处地地走进角色的情感中, 一旦与之呼应、合拍了, 你自然会与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复杂的人性世界中。人们流下的泪水, 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次净化, 流出的不过是那些遮蔽人性的杂质。

近百年来, 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镇》等很少的几部电影, 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 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冯小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民族饱受天灾人祸, 我在这儿拍的是天灾, 不是人祸———天灾可以拍, 人祸不能拍。天灾在这里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其实无论天灾还是人祸, 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 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 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 转化成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 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 就越能警示人们提防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

张静初扮演的那个姐姐, 之所以宁可选择退学, 也不选择堕胎, 就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苦难记忆, 使她对生命能作出这种积极的回应。这也是人类修复创伤的一种方式, 就是牢记那些苦难对人性的伤害, 让它们绝不发生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难的承受者, 虽不会被我们视为英雄, 但她对人性的这种自我修复, 又何尝不是一种英雄行为?这也是社会要保存苦难记忆的价值所在, 它既可成为社会道德力量的源泉, 也能让民众达成对保护人性免受伤害的共识。人们通过对苦难的见证, 来期盼苦难远离所有的人。

假如一个社会对于苦难或灾难的集体记忆是残缺的, 或稀有的, 只会导致民众对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败坏。因为他们极少感受苦难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 只要条件许可, 人人都可能变成苦难的施与者。从这个角度说,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迈出了我们对于苦难记忆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艰难, 但仍是重要的一步。我记得早年看过一部电影, 叫《苏菲的选择》, 也有类似的故事核心。那部电影说的是一个母亲在纳粹集中营中面临的抉择, 是把儿子还是女儿送入毒气室?母亲留下了儿子。但那部电影中的母亲, 最终并没有走出苦难施加给人性的困境, 以自杀离世。《唐山大地震》中的母亲通过惩罚自己实现的自我救赎, 倒像是对那个波兰母亲苏菲的回答。母亲对女儿说:“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的就更对不起你了。”因为这种自我救赎, 所以这部电影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尾。

没有人能预料到, 苦难或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 它往往在人们最无提防的时候, 突然来临, 就像汶川和玉树地震一样。不愿面对伤疤和苦难的人们, 却要以这种更残酷的方式, 来面对历史的苏醒。苦难的受害者, 并不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 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对苦难的揭示和记忆, 也是一种对创伤的安慰和对人性的追寻。《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一部寓言, 它用一个带着体温和血泪的故事,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

中国女性的苦难和坚强 篇3

盖运昌其实是个私生子，他的祖父盖德福是个穷苦人，儿子多，他父亲盖丙生排行老五，那时的大户原家没有儿子，要盖丙生过去做儿子。不想，当盖丙生在原家长到五岁，原家几个姨太太仿佛约定好了，同一时间都怀孕，先生闺女，后是儿子，原家的儿女全了，盖丙生就是多余，盖家只好把儿子要了回去。盖德福想这些儿子都种地，肯定没什么出息，读书更是妄想，于是动了将孩子送进宫的念头。盖运昌的养父盖丙生就这样施腐刑净身进了宫。在宫里，盖丙生攀上了老宫人魏锁福。

同治年间，盖丙生出宫，魏锁福让他在外面照顾自己娶的两个女人。他将魏锁福带出的东西偷偷卖了一些，置办了家产，和魏锁福的小老婆春红一来二去，就有了意思，说他们的感情，也不过是脱光了相互抚摸而已，太监在男女之事上还能有什么作为？大约春红看上了盖丙生手上的家财，尽管她有了下人吴老汉的骨血，她还是由着盖丙生卷了魏锁福的钱财，跟随他到了盖丙生的家乡暴店镇，用这笔钱开了“和盛行”，专门经营药材生意。春红肚中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盖运昌，到了盖运昌十七岁时，吴老汉以“舅舅”的身份来投奔盖家。

这时的盖运昌是心智健全的，有抱负的。他当着主考官的面做的作文：

人生世界之中，当做世界有用之人，须是先立人格。念念首正，勿生邪念；念念守公，勿动私念。心既合格，以心管身。勿发逾格之言，勿行出格之事，不论身在何处，见之者爱之敬之，仰之望之。生来受学，能先学此，是一合格之人，即一合式之人。继以学文学武，乃可做世界有用之人。

这次春试后，他成为秀才，前程似乎一片光明。就在这时，娘和吴老汉旧情复发，难舍难分，还要卷走盖家的钱财，到城里快活。他受养父盖丙生的嘱托，监视娘和吴老汉，亲眼看到生身父亲和娘密谋的一幕，他站到两个苟合的人面前说：“盖丙生在暴店镇的财产，镚子儿别想拿走”。母亲春红跪在地上，求儿子留吴老汉一命，把他当苦力。就这样，吴老汉留在了盖家，直至死，而盖运昌人生新的一页翻开了。他本来就被盖丙生教导，要和原家斗，要盖过原家的繁华。现在，又知自己身世如此，作太监的养父见不得人，真正的爹也见不得人。他的守正、守公、做世界有用之人的抱负无形中消失了，只想做一个土财主，把家业做大，多子多孙。可上天连这点欲望的满足也不给他，倒是满足了养父复仇的心愿。原家在盖丙生去世前，都被盖运昌压着，在暴店镇难有立身之地。原家后来在暴店镇有了一片天，还是借了日本人的力量。

小说花了很多篇幅写盖运昌无后的痛苦，应了孔夫子那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命该如此，他不相信，看风水的说他家阴宅不好，断了脉气，该另立坟地。他请来了风水师李旮渣，要他找一块风水宝地。李看中了河娃谷居民聂广庆开垦的一块地，不想因为聂家的狗一叫，这块地就废了。李旮渣还叫盖运昌将狗杀了，说不杀必有后患，这狗是聂广庆从山东逃难到山西，一路跟过来的。聂广庆对它有深厚的感情，盖运昌一声令下，他只得亲自动手将狗报销，没办法，他是在盖老爷的地盘上开荒，他开出去的土地也是盖老爷的，他的狗必须为破坏了盖运昌的风水负责。

盖运昌在河娃谷没有得到风水宝地，但和女女的相遇成就了一段姻缘。女女本是大家闺秀，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她本在天津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天夜晚，她和娘出去找爹，在路上，她被黄毛洋人强奸了，娘被洋人踢倒，回来就小产了，娘自杀了。她和爹在回乡的路上遇到蝗灾，爹看聂广庆还有点本事，就将女女丢给了聂广庆。聂广庆带着她来到河娃谷开荒种地，她的女红很好，经常做些鞋由聂广庆在镇上卖，也能换点油米。日子过得辛苦，但也有穷人家的欢乐。她生了两个儿子，聂大是洋人带给她的耻辱，人们都把他当作怪物，聂二是她和广庆的孩子。她的容颜尤其是教养，使她有一份惊人的美丽，盖运昌一见，惊为天人，她要这个女人，要和她做神仙眷侣，既为她的特别，也为想跟她生个男孩。他放出话说，那个人们以为怪物的聂大是佛前点灯童子转世，暗地里准备用他代替自己的儿子在庙会期间上头柱香，这样既解决了自己儿子见不得人的难题，也有了接近女女的机会。接着，他给聂大烟膏抽，使他上瘾，然后再写一份典妻条约，要聂广庆签字。条约规定，女女到盖家做针娘，聂大、聂二也到盖家享受荣华富贵，盖运昌的回礼是把家里一个使唤丫头秋棉给聂广庆为妾。供应聂广庆一生抽大烟膏这点没写在纸上，那是背后的交易和承诺。要说，盖运昌和原家斗，耍手段，那还有上一代人的恩怨；和神甫米丘斗，那还有维护孔孟的儒家价值观的心理，这些都不能用“恶”概括。可聂广庆，一个凭力气吃饭的老实农民，盖运昌设局，使他丢掉和美的家庭，这是真不地道。小说结束时，盖运昌四房姨太太死的死，走的走，嫁人的嫁人，唯一的儿子也早已死去，几个女儿或是远走他乡，或是跟着她们的母亲，进入新的家庭，但女女对盖运昌不离不弃，让聂二做盖运昌的儿子，为他养老送终。事实上，打从女女进盖府起，不多时，就成了盖运昌没有名分的姨太太，她对盖运昌谈不上有多少爱情，但始终有一份敬意。在文化上，盖运昌和女女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女女的世界观上是“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盖运昌秉的人生观念是一致的，女女由文化培育出来的对自然、人世的感情，聂广庆无法欣赏，但盖运昌懂得。看《裸地》，我觉得盖运昌有些像《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他们的人生观念来自儒家，有很多正直、刚强的东西，比如盖运昌看安县令要和十三四岁的少女何柳求欢，他赶忙进去打了何柳一巴掌，借机把这孩子从魔掌中救出。何柳是他家的仆人，他还为这事向她道歉，说对不起他爹，后来日本人来了，三番五次要和他合作，他或是拖而不决，或是阳奉阴违，不失一个正直中国人的良心。女女多半是因为他性格的这一面，才没有离开他。

经过家庭的纷争、战乱和共和国的诞生，盖运昌变了，他从大药材商变成了普通的农夫，他病得没有力气了，还要锄地，还要聂二背着他到地里看收成。在土地上，他看到生命的孕育，劳作的意义，灵魂获得了新生。

小说中的神甫米丘是荷兰人，他遵照欧洲教会的旨意，来华传教。女女把他当成强奸她的那个人，用剪刀刺杀他，他没有怪她；她的孩子聂二得了重度肺炎，他照样援之以手，盖运昌给聂广庆种鸦片，他给拔掉，暴店镇的人受日本人威胁，生命危在旦夕，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这些老百姓说话，显得比中国普通百姓还要勇敢。米丘的这些作为，或许更多的应该从天主教教义本身来解释，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上帝要求人们敬畏自然、友爱相处等等，则是对的。当米丘本着教义行事时，造善也是有可能的。

小说取名“裸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结束时的文字：

盖运昌看到玉茭上挂着的青豆角，开着的喇叭花缠绕在玉茭的花上，迎风摇曳着，他笑了……

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

“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盖运昌小声念着这首前汉的《耕田歌》，念着，突然就断了声音。

细究之，上面所说，颇有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之意，收成如此，人生亦如此。

不过我觉得联系整个小说，这里描写的“裸地”，更是书中所写女性的命运象征，她们没有依靠，盖运昌的四房姨太太命运不可谓不凄惨，大太太原桂枝是明媒正娶，原家也是大户人家，虽然盖原两家明争暗斗，但不妨碍结亲，甚至是亲上加亲。原桂枝生有三女，没生儿子，底气就不足，夫人的派头也就拿不出来，她是吃斋念佛的人，这点和《红楼梦》的王夫人相像。她说起来管家，也不过是在节日指挥几房太太和下人布置布置，过年三十大家在一起包包饺子。随着几个女儿长大，盖运昌一年四季很少到她房里，就是去了，也只是例行公事，说说话而已。二房武翠莲因一双小脚被盖运昌看中，娶了回来，没有一男半女，盖运昌对她心就淡了。她为了争得老爷的宠幸，总是编一些离奇的梦讲给盖运昌听，一开始，老爷还有兴趣，渐渐地也就不当回事。年龄越大，老爷房事的功利性越大，她老是没动静，老爷自然越来越不待见她。多年的近乎冷宫的生活，使她心理变态，有一晚，她竟然把老爷的生身父亲吴老汉当成老爷，吴老汉也就顺水推舟，把她带进了牲口棚，脱光了衣服，要不是老汉年老体衰，多年没碰女人，真的有了不伦的勾当。打这以后，她的癔症更加明显。在一个雷雨之夜，她害怕地哭起来，出门找老爷，跌在外面往窑上去的路上，死了都不合眼。三太太李晚棠是个戏子，艺名“六月红”，盖运昌看她水灵，收了做三房，她为盖运昌生了盖招男、盖招弟两个女儿，看这两个闺女的名字就知道，老爷把她当传宗接代的工具呢？土改时，李晚棠改嫁贫雇农为妻。四房梅卓倒是为老爷生了个儿子，母以子为贵，她该赢得老爷的另眼相待吧！谁知这个儿子根本是个废物，只能给盖运昌带来偶尔聊胜于无的感觉，更多的时候是痛苦。小说中，梅卓回家就不知所踪。这四个太太都想赢得盖老爷的眷顾，她们得到了吗？没有！她们幸福吗？不！女女看起来为盖运昌宠爱，但她的身世是那样不幸，聂广庆把她卖了，她毫无办法，聂大被荷兰人带回欧洲，她想见一面，不说不可能，恐怕是极其艰难，到后来，不是盖运昌照顾她，而是她照顾盖运昌。盖运昌大女儿盖秋苗作为联姻的工具嫁到原家，因为盖原两家的恩怨，她成了丈夫的出气筒，实在忍受不了奇耻大辱，自杀身亡。听到这个消息，盖运昌都不去看一眼。二女儿盖腊苗，看起来她做了修女，皈依了上帝，有了信仰，是幸福的，但她这么做，也是出于爱情的幻灭。还有何柳，差一点被县太爷糟蹋，这之后，她很长时间都和傻子盖家生在一起，做他的媳妇，这是什么样的命运？李旮渣的媳妇玉喜和聂广庆后来的老婆秋棉都是自杀的，盖运昌的娘春红几乎是活守寡一生，心爱的男人吴老汉就在身边，也不能相认，直至死。我在《裸地》中找不到幸福的女人形象，作家这么写，一定有她的用意，那就是这些女人缺少保护，缺少男人的怜爱。这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的“三纲”“五常”使得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矣”与“女子无才便是德”彻底地抑制了女子的发展空间，女子嫁到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的家庭，不为对方生个儿子，就谈不上什么幸福，多半因此在感情上和事实上遭到遗弃，越是富家，越是如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又受列强欺负，就如女女，她生下的聂大就是洋人给她的屈辱。尽管这样，葛水平还是通过女女这个形象歌颂了女人，女女的美丽和善良、她的复仇的决心、她的忍耐和对聂二的人生安排，对失去一切的盖运昌的照顾都使我们肃然起敬。可以说，葛水平通过《裸地》，写出了中国女性的苦难和坚强。

葛水平自己说，《裸地》是一部移民题材。的确，小说通过聂广庆从山东逃难到山西，开荒种地，写出了移民的艰苦。

葛水平在《裸地》中用了不少长治的方言，甚至句式，与前辈赵树理相比，她的表达泥土味少了，雅言多了，一开始，我有点不习惯，总觉得语言疙里疙瘩的。几年前，就是因为这，我读不进她的《甩鞭》，这次，稍微耐心点，基本能读进去，很多时候，看她长短句相间，还能感受一种来自文字的优美和简洁，如古人的白话一般，有贾平凹之风。请看：

山东人挖了一个地窝子住下了。夜晚，山东人到临水的苇箔上捉萤火虫，用苇箔编个笼子把萤火虫罩起来照明，河娃谷水很深，藏了鱼虾鳖子蛤蟆，沿着有石块和水草的地方，山东人探进身体摸鱼虾。黑幽幽处，冷风旋来，他便痴了一样立在某处，这样的景致或许让他想起了什么。起夜，头顶的星光给河娃谷铺了一层碎花一样的光，山东人长叹了一口气，一口气出去后，几丈长的月光下，人的影子泛着清白。夜不观色，他的头发和身体枯草堆似的，他的心里是兴致的，知道找到了一块活命的土壤。劲使足了，鱼虾在肚子里先行化成了一堆排泄物，狗欢快地迎上去舔了他的屁股，他骂了一句：“娘的，痒死俺的腚了！”

上文的结尾原生态，显得粗俗，与前面的优雅似乎不协调，甚至是颠覆，这是贾平凹惯用的伎俩。葛水平信手拈来，或许同是西部作家吧，要是江南女子，是少有这样文字的。相比较而言，贾平凹的句式长的要少于葛水平，也就是说，葛水平欧化的痕迹比平凹明显。

中国的苦难 范文 篇4

一、毛泽东是范老编纂《中国通史简编》的启蒙者

有人说：“40年代初，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获得充分的民族自信。编着全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时代的需要。”[3]范老正是于此时到达延安。1940年1月，范老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学术知音”的友谊。

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当时党的理论宣传的产物。此时，“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2](《中国通史简编·前言》)，而范老长时期研究历史，就成为编纂中国通史的最佳人选。有人说：“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起因。”[4]具体写法采用毛泽东“夹叙夹议”，编纂过程也充分尊重作者意见，而指导思想则是毛泽东的观点。有人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5]还有人说：“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他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成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锐利武器，使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6]总之，无论写作方式还是指导思想，《中国通史简编》都受到毛泽东的影响。

范老对毛泽东交待的任务也极为重视，并尽全力去做。自1940年8月，范老夜以继日地写作，至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公开出版。毛泽东高兴地说：“延安物质条件很艰苦，图书资料也缺乏，完成通史编写很值得庆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了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着作了。”[6]“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1941年底，范老又完成中册(至鸦片战争以前)，并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

自1952年，范老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一、二、三卷分别于1953、1957和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范老对《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的指导思想也明显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正如有人说：“范文澜把毛泽东这一思想，看作是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根本态度，成为他研究历史的根本指导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6]范老自己也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绪言》)因此，范老遵照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将延安版中国通史进行改编。正如有人说：“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他的唯物史学义例，从根本上说，总是‘跑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始终未能挣脱毛泽东、斯大林的教谕。何以他对唯物史学的补充、修正和引伸，也得到毛泽东思想为保护伞。”[8](P446-450)

正是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和保护，《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才有了其他史家没有的机遇。在“文革”期间，范老被诬陷为保皇党，列入被打倒范围。而此时，他得到毛泽东保护。1966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以此公开方式对范老进行保护。此后，范老再也没有受到冲击和批斗。而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还派其女李讷对范老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包括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写一部中国通史。”曹靖华回忆毛泽东要范老写《中国通史简编》时说：“你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

可见，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无论延安版的撰写，还是建国后的修订，都与毛泽东密切相关。可以说，毛泽东是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编纂的启蒙人和支持者。

二、毛泽东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编纂的支持者

范老作为知名的经学史专家已是学界共识。1941年夏天，范老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也去听讲，并连续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9月5日，在看到范老中国经学简史讲演提纲之后，范老便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是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而毛泽东要求对近人批判研究，是范老治中国近代史的直接原因，如有人说：“范文澜根据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4]

当然，范老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前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9](P802)据此，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了四部着作。根据分工，范老调整了《中国通史简编》编纂计划，全力准备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因抗战胜利他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完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可见，面世的《中国近代史》只是政治史原计划的四分之一。与此前《中国通史简编》相比，写作目的与体例都存在明显的差别。

建国后，一方面，范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进一步落实毛泽东分工合作理念，积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编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范老用10年时间，先后出版《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10种60册，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另一方面，他提出的“厚今薄古”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1958年，范老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里，范老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10](P219)这一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表扬。在会上毛泽东几次激动地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正如有人说：“毛泽东在如此重要的中共代表会议上对范文澜的文章大加赞赏，这无疑是对范文澜历史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鼓舞与鞭策。”[4]另外，范老还撰写了《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伟大的五四运动》、《金田起义一百周年》、《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等，无一不是在为编纂中国近代史做准备。

总之，无论是《中国通史简编》还是《中国近代史》，其编纂都既饱含范老本人的心血，又与毛泽东的提倡和关注密不可分，并且从史学思想和编纂体例都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这也使得范老的中国通史具有了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

[1]史学史研究室.新史学五大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洪认清.论抗战时期范文澜的史学研究[J].淮北煤师院报, 2000, (3) :56-61.

[4]孙琴安.毛泽东与范文澜[J].历史教学, 1993, (3) :20-21.

[5]陈其泰, 张利.范文澜在延安——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篇章[J].人文杂志, 2001, (3) :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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