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再现诗歌

和平再现诗歌（精选3篇）

和平再现诗歌 篇1

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在滚滚的经济洪流中湮没的岂止是“荒尘古道”,荒芜的又岂止是“烽火边城”;诗化的语言、诗意的情怀也正从人们的心中一点点褪却;诗般的灵魂也面临着枯竭的尴尬境地;那种孩提时代所独有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对于彩色世界的执着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借助于翻译之手,将英语国家的儿童诗歌引进来,使我们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美感,重新领略那久违的纯真情怀,寻找回隐藏于诗中的童真、童趣.那么,英语儿童诗歌的童真、童趣的体现方式及其特点有哪些?在翻译过程中又如何借助于动态对等将这些特质展现出来?下面谨以几首具有代表性的英语童诗的章节为实例,阐释其在翻译过程中动态对等理论所起到的指导作用.

Spring Morning

A.A.Milne

Where am I going?I don't quite know.

Down to the stream where the king-cups grow—

Up on the hill where the pine-treesblow—

Anywhere,anywhere.I don't know.

Where am I going?The clouds sail by,

Little ones,baby ones,over the sky.

Where am I going?The shadows pass,

Little ones,baby ones,over thegrass.

......

春天的早晨

译者:屠岸

去到啥地方?我可说不上.

去那小溪旁,驴蹄草儿长——

去那山岗上,满山松涛响——

啥地方,都一样.我可没主张.

我去啥地方?云彩挂帆过,

小云彩,云宝宝,天上飘几朵.

我去啥地方?影子穿梭来,

小影子,影宝宝,草地上一排排.

很多英语儿童诗歌都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来展现儿童的自言自语、憨态可掬的形态,这种形态也是我们在快乐成长的过程中学习语言的一个技巧,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幼时经常嘟囔一些大人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但却自得其乐.此诗即是以问答形式并辅以儿童天然的想象力和色彩感知能力来展现充盈其间的无尽童趣.根据动态对等理论,译作不仅须凸显出这种童趣,更应以汉语中相照应的问答形式和儿童口吻来还原原作的风貌.更重要的是,译作必须也如原作般使语言尽可能地口语化,避免使用四字格和成语等晦涩难懂的措辞.如:原文中的“Where am I going?I don’t quite know.”,汉语译为“我去啥地方?我可说不上.”这不仅照顾了整片文章的风格,体现了孩童的口吻,也非常押韵,更将口语化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将“啥”替换成“什么”或“何”,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试看:“我去什么地方?我一点都不知道.”或者“我去往何地?我实在不知.”前者像大白话,没有任何诗味可言;后者像上了年纪的老夫子,或故作高深的文人,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童趣.

The Moon

Robert Louis Stevenson

The moon has a face like the clockin the hall;

She shines on thieves on the gar-denwall,

On streets and fields and har-borquays,

And bir-dies a-sleep in the forks ofthe trees.

The squal-ling cat and the squeak-ing mouse,

The howl-ing dog by the door of the house,

The bat that lies in bed at noon,

All love to be out by the light ofthe moon.

月

译者:李云启

月儿脸圆圆像大厅的钟;

她现出了院墙上偷儿的影儿,

照亮了港湾田野和街角,

还有树岔上酣睡的众小鸟.

猫儿喵喵鼠儿吱吱叫,

守门的狗儿汪汪咬,

蝙蝠——午间还在睡大觉,

月光下大家出来玩玩多么好.

众所周知,中英儿童诗歌中都经常出现小动物,并有相应的拟声词(onomatopoeias)来凸显儿童世界的自然的诙谐风采;原诗中出现了“birdies”,“cat”,“mouse”,“dog”,“bat”这些小动物,并有相对的拟声词(onomatopoeias)如:“squalling",“squeaking”,"howling"来烘托出整首诗里的“童心”、“童趣”,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静谧的月夜中,与俏皮的众小动物们嬉戏.而在将英诗汉译的过程中译者借助汉语中叠声词和“儿化音”的频繁使用,独具匠心地将原诗中的拟声词转化成汉语中对应的叠声词“喵喵”、“吱吱”、“汪汪”,非常传神地再现了原诗中的动物形态.尤其是汉语中儿化音“月儿”,“偷儿”,“影儿”,“猫儿”,“鼠儿”,“狗儿”的使用,更为译文增色不少,将该诗字里行间所洋溢的“童心”和“童趣”呈现在大家面前,使汉语读者获得了与英语读者相同的美感体验,成功实现了对原诗的分析、转换和重组的动态对等过程.试想,如果我们把译诗中的带“儿化音”的词汇全部替换成普通用词,结果会大煞风景,童趣、童真也将不复存在.

月亮脸圆圆像大厅的钟;

她现出了院墙上小偷的影子,

照亮了港湾田野和街角,

还有树权上酣睡的众小鸟.

小猫喵喵老鼠吱吱叫,

守门的大狗汪汪咬,

蝙蝠——午间还在睡大觉,

月光下大家出来玩玩多么好.

A Christmas Folk-song

Lizette Woodworth Reese

The lit-tle Je-sus came to town;

The wind blew up,the wind blewdown;

Out in the street the wind was bold;

Now who would house Him from the cold?

......

The little Jesus came to town;

With ox and sheep He laid Himdown;

Peace to the byre,peace to the fold,

For that they housed Him from thecold!

圣诞民谣

译者:李云启

小耶稣只身进了城;

风忽儿狂吹,忽儿停;

空旷的街头鲁莽的风;

谁肯收留他避寒冷?

......

小耶稣只身进了城;

和牛羊同睡在草棚;

牛栅安谧羊栏静,

他们收留他避寒冷.

从这首儿童民谣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不仅具有传统诗歌典型的“唱诵性”特质,还运用了独特的拟人修辞手法,来营造出儿童与小动物们和谐共处的温馨感人画面.英语儿童诗歌翻译成汉语,在音步、格律上一般以四、三音步、抑扬格为主,以三字尾、单字尾收尾符合中国诗歌传统的“唱诵”性质,也因此能够符合这首儿童民谣原作的原汁原味,产生“等效”的结果;如“进了城”,“停”,“风”,“避寒冷”等.另外,译作赋予了“老牛”和“小羊羔”人的语气和神态,通过它们和小耶稣的共处,将其置于与小耶稣同等的地位和高度,从而使这首儿童民谣浑然一体,意趣横生.

综上所述,儿童诗歌的翻译与成人作品有着天壤之别,在朗朗上口的基础上,还要准确再现蕴藏其中的“童真”、“童趣”及“童心”,令人眼前豁然开朗,在脑海中生动地呈现出“视觉图像”.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即“等效”原则,正是要求我们有对于美的共同感知,勾起我们对童年、童真的无限回忆.在此基础上,只要把握儿童诗歌的特质,结合两种语言文化的不同之处,才能将更多美好的英语儿童诗歌引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来,浇灌我们日渐枯萎的精神花园.

参考文献

[1]屠岸.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李云启.英诗赏读与美感再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2005

和平再现诗歌 篇2

[关键字]战争与和平;语言变异;译文再现

一、语言变异

何为语言变异？所谓语言变异，就是指在社会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因素的双重影响之下，人在语言上所产生的形式变化。这种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潜意识的，犯罪心理学中广泛运用这一知识理论，但是在翻译美学里，我们需要研究的不是犯罪心理学中揣测他人心理的过程与行为结果，而是跨越文化与地域差异之后，如何把握语言上的变异，使得读者可以看到更加原汁原昧的原著作品及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而不是适得其反让人产生欣赏的过大误区间隔，造成心理上的审美障碍。这对于翻译美学而言，尤为重要。朱光潜先生就曾在《谈美》中指出：“欣赏美的价值绝不是需要有联想，也需要有基础，不然就会产生过大的美学障碍，而难以欣赏到作品真正的美。”

1.地域、功能、社会的变异

语言变异作为一个较大的概念，它可以分为三类，这三类分别是地域变异、功能变异和社会变异。

地域变异就是指地区上的语言差异，比如欧洲各国和中国就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差异，由于间隔的地区过于遥远，也就造成了两地人民说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

第二是功能变异，功能变异的范围明显要从文化等概念缩小到两个人之间简单的谈话中来。比如男女二人在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男人可能很兴奋地想要约女性去看电影，但是女性却表示最近生活压力很大，需要彻底的休息，男性可能因此发生情绪上的波动，表现出失落的情感，但是由于要迁就女性的感受，男性说话的口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质的改变，语气会自然而然地变得轻柔而又温顺，希望可以让女性感受到一种言语上的舒适，从而增进好感度。这就是语言在功能变异上所产生的一种优越性，反之它也会产生相应的破坏性，这都是语言所带来的魅力。

第三是社会变异，社会变异又需要回到最初的大范围之内，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人只是这个巨大群体中再渺小不过的一个单位，但是这样的成千上万个单位的变异就像细胞一样，能够影响到整个结构组织的变化结果。通常想要进行语言变异中的社会变异，往往要出现极为重大的事件才会实现，而这种重大事件也往往会与流血冲突相关，比如残酷血腥的战争、宗教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引发社会变异的因素。这在《战争与和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部宏大的史诗I性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以战争作为故事的主要核心展开的，人物的语言以及态度也在纷飞的战火中产生着不同变化。

2.代码转化和借用

语言变异除了可以分为这三种变异以外，按照类型，它还能够被区分为代码转化和借用。这两个概念相对于前者要难以理解一些，更为抽象。我们所提到的代码转换，顾名思义，就如同翻译一样，将文字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只不过翻译是通过不同语言的转换实现，代码是通过代码被破译实现，它的存在具有临时性与流动性，在特点上而言存在着其弊端。

而借用则与代碼转化相反，它的特点是固定的，不存在什么流动性，是将一种语言的成分直接搬入另一种语言的成分中去，而并非是词汇在两种不同语言中的转换。比如中国汉语特有的豆腐、饺子这类食物，在英语中没有相关词汇对照，那么就只能进行成分的固定搬移，于是在英语中就出现了新造词“jiaozi”“doufu”这类的词语，这些词语都属于外来词，读音是相同的。同样的道理放在各国都是一样的，比如汉语中如今经常会使用“冰激凌”“沙发”“热狗”等等，也都是来自于英文中的“ice-cream”“sofa”“hot dog”，外来词与外来词在语言的变异中不断碰撞，因此也丰富了翻译美学，翻译的学问也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战争与和平》译文中语言变异的再现

《战争与和平》是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的巅峰之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堪称经典。它的场面极为宏大，以战争作为故事的主线，和平隐在战争的背后，就像光与影的追逐，光越强，影子也就越发明显。战争与人们心中的和平相互对立，战争形势愈加残酷，人们对和平愈加渴望，这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语言变异受到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也产生了巨大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深度。

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战争与和平》的三个主人公进行具体分析。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娜塔莎、皮埃尔作为小说的三名主人公，性格被刻画得非常鲜明。草婴先生在翻译《战争与和平》时，特别将每个人物的主要性格以及主要事迹分别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中，以便更好地揣摩当时人物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更好的翻译审美。

故事中皮埃尔最初只是一个不懂得看人脸色说话的人，所以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他非常令人讨厌，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他总是让人扫兴或者是让人愤怒，除了安德烈之外，所有的人都在远离他。而当他得到了巨额遗产之后，瞬间变成了富翁，这对于他个人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变异，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在金钱的帮助下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这种社会变异自然就改变了他的生活交际圈，也就是环境的变异，环境的变异自然也就导致在日常交流中，人们因为金钱而更愿意靠近他，功能变异使他原本令人讨厌的形象也变得迷人漂亮起来。他变成了俄罗斯贵族中最受追捧的人之一，因为金钱的存在，所有的俄罗斯贵族都希望可以高攀上他，将自己的女儿作为一种筹码以便能够分得他的一点点金钱。而主人公皮埃尔在这样的一种语言变异中一开始是茫然无措的，他不知道在这样一种变异之下自己所应该采取的行动与策略，所以他在无知中娶了漂亮的海伦。海伦是瓦西里公爵的女儿，但是在这样的生活里，他并没有感觉到精神上真正的自由，这是一场失败的婚姻，金钱的流失以及人性的欺骗让他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语言变异从一种纸醉金迷的环境中恢复到一种渗透着绝望的灰色语境之中。草婴在翻译时注意到了这种语言的变化，也注意到人物此时的低沉与失落，而这种失落正需要语言上的变异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最后，皮埃尔获得了幸福，和娜塔莎结婚，也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才是真正的希望。草婴对于皮埃尔的出场是这样介绍的：“皮埃尔刚一开口，安娜·舍勒就赶到了，她严厉地白了皮埃尔一眼，问意大利神父能否适应当地的气候。”可见当时皮埃尔第一次出现在这种社交沙龙中是多么难堪，一个严厉的白眼，以及贵族中的趋炎附势、人走茶凉体现得别无二致。皮埃尔在草婴先生的翻译美学中，此刻是害羞而静默的，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他没有分辨能力，只能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读着讲稿，最后得到一种淡淡的失望。

而对于《战争与和平》中唯一的女主角娜塔莎的塑造，则表现出一种幸福的本质，娜塔莎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人物，她就是个单纯、善良、富有活力的年轻女孩，拥有追随爱情的勇气，孩子般稚嫩的心引导她去相信生活的力量，但是当她进入婚姻的殿堂以后，她意识到恋爱与婚姻在这个世界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存在。草婴先生在翻译中用含泪的微笑来概括这样一种语言变异，虽然娜塔莎后来变成了一个腰体粗犷并发胖的女性，但是在这样身体上却承载着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母性光辉，完全蜕变成了一名成熟的母亲形象。这种母性里的明朗与温暖在草婴的译本中显露无疑，这也是语言变异的一种表现方式。

而第三个重要人物安德烈，他是整部小说中最大的英雄，也隐射了托尔斯泰通过这个人物想要探究死亡的意义作为生命的恒长命题。安德烈是三个人物中经历过伤痛等等挫折最多的角色，所以对于战争，对于生活，对于死亡，他的感触其实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而他的语言变异无疑也是最丰富的。特别是当他快要死去时，在草婴的翻译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开阔的眼界，国家与权力只是浮云，自己在广阔的天空之下只是一个再渺小不过的存在，死亡对于他而言只是从一个世界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他的灵魂已经跳脱出了环境与社会的束缚，拥有了属于英雄本质的光圈。这种强烈到刺眼的光芒感无疑被草婴翻译得恰到好处，令人回昧不尽。

三、结语

《战争与和平》作为世界最伟大的名著，草婴先生的译本无疑让我们看到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中最原汁原昧的那个瞬间，同时将语言变异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发挥到恰到好处，围绕三个重要人物所展开的翻译美学原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翻译的美往往正是在地域文化不同中所表现出来。

但是所有的翻译都不能代替原著的力量，它属于原著的再创造，因为语言的变异本身也是语言分支上的重写，我们通过翻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不属于本地域内的世界，看到在这种差异之下翻译之美，并领略到外面宽广无垠的世界。

而在今后的时间里，翻译的艺术还将继续发展，《战争与和平》只是翻译美学中小小的一部分，语言变异的研究还将要继续进行下去，它将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地域差异或者是簡单的功能差异，社会差异应该变成我们研究并运用的重点，因为社会差异也是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表现，只有当将语言差异中的社会差异放大到一个新的高度时，我们的翻译美学世界才达到一个更加崭新的阶段。而这需要大家一起为翻译美学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并研究，并非是一日之功。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草婴译.战争与和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2]朱光潜.谈美[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3]吕森，草婴.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雷婷.草婴的托尔斯泰翻译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2013.

[5]殷海霞.《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语言变异及在译文中的再现[J].芒种，2015（6）.

（收稿日期：2015-12-19）

世界和平使者中国骄傲诗歌 篇3

【心中向往着和平的天空/不忘妈妈慈祥的笑容/年轻的心 闪亮出征/走千里走万里 祖国为我壮行/自豪吧，中国蓝盔/我们的脚步跨越着高山大海/自豪吧，中国蓝盔/我们的肩上扛着人类的和平/阳光抚摸着神圣的蓝盔/五星红旗飘扬在心中/中国士兵 无上光荣/在异国在他乡 世界为我感动/自豪吧，中国蓝盔/我们的脚步跨越着高山大海/自豪吧，中国蓝盔/我们的肩上扛着人类的和平.】

一首中国维和部队主题歌《自豪吧，中国蓝盔》激昂唱响，是中国维和部队不辱使命的真实写照。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月12日，中国警察第一次走出国门赴东帝汶执行维和任务揭开了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10月，公安部首次向海地派出维和警察防暴队，掀开了中国成建制警察队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篇章。

1月13日，正在海地执行任务的8名中国维和警察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中以身殉职，把宝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海地，献给了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崇高事业。【朱晓平、郭宝山、王树林、李晓明、赵化、李钦、钟荐勤、和志虹】

“世界和平的使者，中国的骄傲”这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中国维和警察的高度赞誉。中国维和警察坚持“以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忠实践行忠于祖国，维护和平，英勇善战执法文明的中国维和警察精神”被誉为“任务区纪律最严明，警民关系最融洽，整体素质最优秀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