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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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司法独立(精选8篇)

美国的司法独立 篇1

美国的司法独立

作者:菲利帕·斯特鲁姆 来源日期:2003-3-21 阅读量:162次

“美国许多法学家认为,法院对人权领域的问题从宪法上做出审理,这是我国的一大特征与骄傲。我赞成这个看法。”

─最高法院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美国2000年的总统大选旷日持久,迟迟未见分晓,这使许多人为之惊愕不已。决定胜负的选票在佛罗里达州,然而在选举结束多日以后,人们疑问重重:佛罗里达州的某些选票是否因为技术设施故障而被遗漏,果真如此又该如何处理?佛罗里达州议会介入进来;若干州法官也介入进来。佛罗里达州州务卿和联邦国会一些议员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候选人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和阿尔·戈尔(Al Gore)的支持者,纷纷在佛罗里达州和美国全国各地示威游行。

这场争议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法院做出的裁决在实际上宣布了布什对戈尔的胜利。

至此一切结束。戈尔发表了祝贺布什当选的演说。示威的人群各自打道回府。未能夺得总统宝座的那个党的政治家们在电视上宣布,现在是齐心协力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了。对于法院的裁决,绝非人人皆大欢喜,但几乎人人都认为,必须接受这一裁决。某些人啧有烦言,认为某几位法官有政治偏颇,但是没有人怀疑,法官们是在独立于其它政治当事人的情形下做出他们的决定的。

联邦司法体制保持独立,而且社会上公认这个体制做出的决定必须得到遵守─这正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征。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法院拥有近似美国最高法院的这种在裁决社会争议、解释国家宪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非凡权力。在这次选举争议之时正担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曾在若干年前说过,美国的司法体制是“我国政体中的御宝之一”。

人们常问到的关于美国司法体制的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让若干通过任命上任而非民选产生(而且是终身任职)的法官确定哪些是政府其它部门可以采取的合法行动,这是为什幺?第二,这样一种体制化的权力怎幺能符合民主政体所蕴涵的由多数人决策的原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美国人的政府观念。

联邦司法体制的创立

起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89年美国《宪法》(Constitution)的开国先贤深信,人民的权利先于政府而存在。他们在《宣言》中宣告,人的权利与生俱来,政府的宗旨在于维护和增进这些权利。例如,政府必须维护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这是需要有刑事法律和执法官员的原因。

但是,《宪法》起草人提出,如果说,新政府保护人民互不侵权,那幺,又由谁来保护人民不受政府侵权呢?政府可能犯错,政府可能暴虐,政府可能滥用人民的信任,剥夺人民的权利。美国政治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深信一切体制机构都存在腐败的可能,所有政治人物都可能受腐蚀,不单是受到有形的金钱的引诱,而且还会受到一种危害性更大的引诱,那就是:以正义的化身自居。掌握权力的人很容易认为,他们自己想做的事理所当然是正确的。这在民主制度下更是如此,因为政治人物可以让自己相信,既然他们是由人民选出的,这就证明人民信赖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宪法》起草人当时已在考虑,用什幺办法,既可以使政府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保护公民,又不至使政府强大到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堡垒?

他们得出的答案是,通过份割权力来制衡权力。政府要分成三个分支,即总统、立法部门(国会)与司法部门。国会非经总统同意,不能通过法律;总统非经国会同意,不能推行政策;国会和总统二者都要由司法部门来问责,司法部门按照《宪法》所授予每一分支的权限来评断国会和总统的行动。要由司法部门来充当《宪法》的最后解释者,而《宪法》则是说明主权人民对政府行为的要求和政府权力所受限制的最终文件。如果两大“政治分支”,即总统和国会,企图跨越这些界线,公民们就可以诉诸司法体制,以《宪法》为依据,向总统和国会的做法提出挑战。司法体制此时就会予以干预,废除那些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

正如《宪法》的一位起草人曾经所说,司法体制本身既无财力,也无武力。司法部门无法动用军队或警察来执行其法令,也无法扣住另外两个分支的预算。它唯一能做的,就是显示自己在政治上是如此的独立,对人民的权利予以如此的保护,以致政治人物和公民都感到非服从其法令不可。

司法体制若要能够无所畏惧、不偏不倚地发表意见,若要能够真正保持独立,就必须处于另外两个分支的控制之外。所以,美国《宪法》规定设立最高法院。《宪法》还责成国会设立若干下级联邦法院,所有这些法院的法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国会的上院)多数票确认。第一届国会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联邦司法体制,它由若干初审法院和中级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组成,以最高法院为上诉终审法院。所有各级联邦法官都是终身任职(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法官的薪资不得减少)。因此,他们不必担心会因为做出不合众意的裁决而被罢职。一个联邦法官可以自行选择离开司法体制另就他职,也可以辞职去参加竞选,尽管后一种情形很少出现。在级别较低的联邦法院供职的法官也许希望得到进入级别较高的联邦法院就职的任命;但是,同样地,一个法官在做出裁决时知道,无论裁决会如何激怒政治人士或是一般公众,他或她的职位仍都是终生稳如泰山的。

上述一段话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联邦法官们受任是为了确保按照《宪法》所说那样,使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而另一方面,这种终身任命意味着,他们可以做出被人民认为是错误的、同大众意志背道而驰的裁决。既然法官是由总统和议会的政治家们所挑选的,那幺,法官们做出的裁决难道不会具有党派倾向,而非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或《宪法》的指意吗?由此引出下一个问题:挑选法官的程序。

法官挑选程序与司法独立

所有空缺的联邦法官职位,包括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位,都由总统提名任职人选;总统当然倾向于选择一些可能与自己观念相同的人士。最低两级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按地理区域划分;由于参议员在决定是否确认总统提名的人选时往往尊重同事的取向,因此总统在提名某一地区的联邦法官人选之前,通常先要同代表该地区的参议员协商。不过,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最高法院管辖全国。20世纪后期的历任总统还形成了一个习惯做法:在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时,照顾到地域分布、宗教、种族和性别,道理是,这样做可以提高当代法院的信誉。

然而,法官的终身任职制给总统影响最高法院法官的能力带来限制。虽然对法官人选的观点可以通过他们昔日作为政界人物或是作为下级法院法官所做的决策、决定而得以判断,但是,这并不一定保证这位法官在上任后会如何断案。例如,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命厄尔·沃伦(Earl Warren)担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当时他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的沃伦,曾主持将该州的日裔美国人遣送到移居营的行动,而且在担任该州检察长和州长时,沃伦采取了对付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的强硬措施。但是,沃伦在担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后,却对最高法院一致做出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为违宪的裁决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沃伦的影响,他所主持的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对《宪法》做出的解释认为,过去普遍实行的给予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保护没有达到《宪法》要求。沃伦的最高法院还推翻了一个传统,在立法选举中不再让乡村地区公民的选票比城区居民的选票具有更大的份量,据说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如此之恼火,以致做出表示,早知如此,当初决不会提名沃伦担任法官。

沃伦做出这些裁决固然在部份程度上有他个性的原因,但是,他这种在施政哲理上似乎改弦更张的做法,也反映了最高法院许多法官的司法生涯中的一个明显现象。他们当中很多人担任过民选产生的公职,在这种职位上,满足选民要求和竞选连任的需要使他们专注于地方性政治因素,而这恰恰是《宪法》起草人当年设立终身法官制度时所要设法避免的。其它一些未来的联邦法官,有些最初在州法院供职,在那里,并不需要对联邦《宪法》加以解释,有些则在下级联邦法院供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对《宪法》的解读有误,最高法院会予以纠正。

但是,这些法官一旦进入最高法院,就再也没有必要取乐民众情绪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是国家根本大法的最后仲裁人─他们如果犯错误,再也没有更高法院可以纠正;于是他们经常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宪法》中那些崇高的字句究竟和应该包含着什幺意思。

任期长久也对司法独立产生作用。在法官长达数十年的任期内,原来一些会导致总统决定提名或不提名某人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意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提名这位法官时本来并不曾料到的议题,倒可能成为重大的政治争论焦点。这两种现象都是总统所始料不及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1969年任命下级联邦法院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男女平等问题还没有进入最高法院的议事日程。尼克松无从预见这个问题日后会成为70年代伯格法院的关键议题,他也无从按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来挑选法官。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法官同任何人一样,都是公民。他们同我们一样,也必然反映出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些信念。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的社会价值观不断演变(如同所有社会一样),科技不断发展,并随之产生新的法律问题,而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之一。他们同法院外的人交流,他们读报纸,他们看电视。他们知道有哪些问题对于社会变得如此重要,以致现已跃居国会、总统和州议会议事日程之首。当法官要将1787年制订的《宪法》中的字句,像“州际贸易”或“适当法律程序”,应用于具体案例时,他们必须在同时意识到,“贸易”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中的含义,或者哪一类“法律程序”被当今社会认为是充份的。

法官们固然有保障不受一时社会风气及人欲的左右,但他们不会在真空中生活和判案。司法独立决不意味同人民的意志和多数人的愿望一刀两断,尽管它确实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美国制度中还安排了另外两种对司法权的制衡。联邦法官虽然通常终身任职,但其实他们是有“良好表现”的基础的;法官如果犯了刑事罪或是有其它不端行为,将受到国会的审判,结果可能导致被罢免。此外,国会还可以通过立法将某一法律领域划出最高法院管辖的上诉范围,比如,国会可以决定,最高法院不得受理任何涉及来自下级法院的涉及宗教或种族歧视的上诉案。

曾有少数下级法院的法官被国会撤职,但还不曾有最高法院法官被罢免,尽管最高法院的许多裁决曾遭到不少国会议员的声讨。国会对自己在上诉权问题上的权力,从不轻易动用。国会如此克制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法院的运作方式。

最高法院与宪法解释

历史上,在美国《宪法》起草时,人们的观念是,联邦政府将具有十分有限的权力。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开始后,组成联邦的13个前英属殖民地曾经宣布各自是拥有一切政府权力的独立国家。战争胜利后,它们认识到,有必要作为一个共同的实体处理对外事务并统一全国的贸易标准;但是,它们仍然相信,为了实现这些职能而设立的全国性政府不在公民生活中占首要位置。在诸如公共安全、教育、福利、保健、本地贸易等方面,各州应该保持对日常事务的控制。

因此,《宪法》以十分笼统的措辞表达了人民的授权。例如《宪法》有一处条文授权国会管理与外国的及“州与州的”贸易。在贸易大都就地进行的18世纪,“州与州”所指的是真正跨过州界的贸易。经过19世纪的工业革命、20世纪的技术革命和21世纪初的这种全球化,这个概念远非像过去那样分明了。现在,任何一个州的商店里的货物,都几乎全是在别的州(或是别的国家)生产的,美国人民所使用的基本商品都有赖于州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公司变得全国化(和国际化)而非仅仅具有地方性。如果某个州要实施保护公共安全与福祉的法规,有关公司可以转到其它地方,不再在这个州做生意。那幺,由谁来保护消费者免受伪劣商品和有害健康的商品的伤害呢?

从20世纪30年代起,最高法院以对贸易条款的这样解释做出回答:联邦政府可以管理有任何带有跨州成份的贸易,无论这个成份多幺微乎其微;实施管理的目的更多地出于对公共福祉方面的考虑,而较少与贸易本身有关。其结果是,举例说,如果一家工厂所使用的原料来自州界以外或是制造的产品将行销其它州,那幺联邦政府就可以对厂内的卫生条件予以监督。工厂和商店雇员的工资和工作时间也属联邦政府管理的范围,因为显然,他们所生产的许多商品将到外州出售。在美国,食品和药物非经联邦政府批准,不能上市销售,显然也是因为它们跨越了州界。实际上,最高法院对含糊的贸易条款的如此广义的解释导致形成一项国策,推动创立了一个有限度的福利国家,使政府担负起维护公民健康、安全与福祉的重大责任。

《宪法》中的另外一些条文也得到最高法院类似方式的解释。几个世纪以来,最高法院在一个遵从美国宪法传统的释宪框架内,本着法院对社会需要的理解,对《宪法》的一些早期规定做出解释,使之适合社会需要。这带来双重结果。

其一,由于最高法院以一种演进而又尊重传统的方式解释《宪法》,公民不认为有修改《宪法》的必要。今天的《宪法》只包含27个修正案,而且其中10个还是在第一届国会就做出的。考虑到18世纪末叶的美国同今天的美国有多幺大的差异,修正案的数目可谓寥寥无几。

其二,由于选民对最高法院解释的结果感到满意,最高法院逐渐赢得一种近乎神圣的地位。最高法院就2000年总统大选获胜者问题公布意见后,举国上下都予以接受,这表明,人们认定,最高法院是有能力解释《宪法》规定的独一无二的机构。每当总统和国会建立某项法规的时候,人们都有一个当然的假定,即这些熟悉《宪法》规定的机构相信其所通过的法律符合《宪法》。但是,如果最高法院认为该法律违反了《宪法》所划定的政府权限因而予以推翻,那幺,这项法律就将无效作废。由于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做出裁决时会写明所做决定的法律根据,因此,国会有时候也可以将被推翻的法规做一番修改,使之符合最高法院的裁决。不过,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依靠的最主要手段是修正《宪法》─但我们已经看到,这并不经常发生,原因是,人民信任最高法院,而这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最高法院在维护个人权利上的作为。

联邦司法体制与人权

美国《宪法》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宪法所保护的权利种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不受任意逮捕、在刑事司法体制中获得公正审理的权利─意味着,多数派往往是权利的对立面。如果多数人热衷相信某一主张,那幺这个多数派不会欢迎有相反的主张出现,而且可能倾向于压制相反的主张。毕竟,群体的福祉是会受到人们所持的观念的影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同样热忱地信奉某一宗教,那幺,似乎在向这种宗教提出置疑的其它宗教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异己主张了。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点就是个人及其权利。《宪法》给政府的行动划定了界限,推而广之,也给多数人对个人的控制划定了界限。《宪法》将权利包含其中,这实际上是规定出生活中的那些必须让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最佳考虑做决定的方面:同意或者不同意多数的主张、从事本人认为合适的信仰活动,等等。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当个人认为是权利、但却同多数的意志相抵触时怎幺办?能不能信任多数派会不顾自己的强烈感情而尊重关于个人权利的原则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宪法》起草人对此的回答是:将维护个人权利的职能交托给多数或是交托给由多数所选出的政府机构将是天真的做法。必须创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无论在多数派的反对情绪多幺激昂的情况下,它都将无所畏惧地伸张人权。

各个联邦法院十分认真地担负起了人权─在美国通常称为公民自由和民权─卫士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些人权扩大到当年《宪法》起草人所无法预见的范围。例如,宪法上没有提到“隐私”这个词,但是,最高法院从保护不受无理搜查和保护通讯自由的条文中看出保护隐私权的意向。言论自由权,经过最高法院的解释,不仅适用于电视和互联网,而且还适用于非语言的交流形式,如艺术表达和富有政治象征性的穿戴等。

联邦司法体制在伸张人民的权利时,一方面能够以非如此独立的法院所无法做到的方式、不受民众情绪左右地遵从《宪法》规定,同时又鲜明地确立了自己作为政治生活互动体制一部份的地位。1954年,厄尔·沃伦领导的法院一致裁决,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反了《宪法》给予所有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的规定,从而间接承认并且鼓励了新生的民权运动。最终,最高法院感到,它不能将《宪法》解释为连私下的种族歧视也属禁止之列,但是,它的裁决促使国会通过了一些禁止私下种族歧视的法律─当国会制订的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遭到反对、被诉诸法院时,最高法院维护了这些法律。当沃伦·伯格领导下的法院第一次裁决男女平等属于《宪法》问题时,它实际上对妇女地位正在发生的变化予以了承认,并且给方兴未艾的妇女运动带来保证,即这方面的申诉会得到政府起码一个分支的认真对待。最高法院所表明的就是:那些不合众意的人,那些另类的人,那些质疑现存方式制度的人,当他们申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同样会得到正规审理。

这,归根结底,就是法官为何由任命产生以及为何终身任职的理由。正如前面提到的总统大选中所出现的情况,公民很可能不同意最高法院做出的某项具体裁决。但是,司法体制的独立性给了选民一个保证,即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几乎一向基于法律而不是基于党派政治,基于贯穿一切的民主原则而不是基于一时的激动情绪。独立司法体制最终的作用是实践美国的这样一个信念:多数人的统治,只不过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一个方面。民主制度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即保护个人权利。提供这种保护,是联邦司法体制的首要职责。

相关读物:

Henry J.Abraham, The Judiciary: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10th e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

Vincent Blasi, ed., The Burger Cour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Peter H.Ir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Viking,1999)

Anthony Lewis, Gideon‘s Trumpet

(Vintage Books,1999)

Robert G.McCloskey,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2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David M.O‘Brien,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5th ed., W.W.Norton,2000;4th ed., ppk., W.W.Norton,1996)

美国的司法独立 篇2

纵观美国发展, 在短短二百多年的历史中, 美国敏锐的抓住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 经济迅速发展且以超级大国的地位领先于世界, 这与其严谨的宪法规范、司法体系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国之初的1787年宪法, 短短7个条文简洁有力, 成为美国宪政的开始, 也是美国后世社会的准绳。受悠久的英国普通法传统影响, 美国法律崇尚以自然法为核心的人权与理性。正如13世纪英国大法官布雷克顿所说:“国王在万人之上, 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根据美国法治精神, 自然权利是神圣的, 契约权利是神圣的, 私有财产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1]如本书中的“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就涉及到契约问题, 最终判决对契约的维护, 体现了美国神圣的契约权利。美国法治建设始终坚持法律至上, 重视对法律权威的保护, 以宪法条文为准绳, 使其发挥宪政的作用。由此可知, 维护宪法权威, 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 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第一步。

二、建设法治社会, 重视司法权威的建立与完善

在一个自古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 我们或许无法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拥有的司法权威。从最初美国社会对联邦法院不重视, 行政首脑不理睬, 既无钱又无剑的最高院无人问津。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 初步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至高无上、一锤定音的终极权威。在一个有判例法传统的国家, “法官造法”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的生杀大权最终落在最高院手中。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所说:“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 我们只是因为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因此, 树立有效的司法权威, 是建设法治社会亟需重视的问题。只要对司法机关作出的事实判断、法律解释、司法立法给予足够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法官才能摆脱外在的各种压力, 真正走向自治和自强, 从而不断地提升司法的权威性。[2]

三、建设法治社会, 妥善处理法律与经济利益关系

有人说用法律来维护正义是一个飘渺的梦, 因为法律的实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当涉及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时, 法律是否能一如既往的发挥作用呢?正如“斯科特诉桑佛特案”中, 多数派法官做出明显偏向南方蓄奴州的荒谬判决, 根本原因在于背后的经济根源。尽管奴隶主是一种毫无道德的罪恶行为, 但是在廉价劳动力, 巨额经济利益的诱导下, 南方奴隶主怎会轻易放弃“私有财产”?这就是法律与经济的碰撞, 道德与正义的考验。即使是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 也不可避免遭遇“经济面前, 法律失语”的状态, 因此不能不说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棘手问题。

四、建设法治社会, 坚持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公众信服力

法律是正义的维护, 是平衡多方利益的调节器。公平公正是古体“法”字左侧象征法度公平如水的表面;是古罗马司法女神朱蒂提亚手中举起的天秤;是正义女神无视被告容貌、权力、身份、家世、地位的眼罩。

如在“布朗诉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中, 就涉及到种族平等,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宣布公立学校的黑白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 吹响了全面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 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上, 不是看大多数人的权益是否享有, 而是致力于对少数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 必然有着完善的司法保障机制。注重司法公平, 致力社会保障机制建设, 是法治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

五、建设法治社会, 培养高素质, 富有正义感的法官

读完此书, 除了了解美国宪政历程, 更多的是感受联邦大法官超凡的智慧、清晰的头脑、严谨的思辨, 妙语连连。一场大案, 就会出一些优秀法官;一次判决, 就是一场思想的交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为最高法院建立权威的马歇尔大法官;报效母校, 为达特茅斯学院辩护成功的韦伯斯特律师;学识渊源、经验丰富, 捍卫神圣个人产权的詹姆斯.康德大法官;思想超前、与时俱进, 为劳工权益奔走的霍姆斯大法官……每一位法官都是精通法律, 且富有正义之感, 手持公正的天秤, 为社会公平辩护。正如霍姆斯法官所说:“任何职业都不像法律那样给予如此开阔的眼界, 去感受人类灵魂内在的能量, 去深刻体验生命的激流。它能够让它的从业者以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份, 去享受生命的情感、奋斗、失望和凯旋。”

法官的专业素质和品质直接关系到法治社会建设的成败, 他们是沟通法律与人民的桥梁, 是正义与道德的捍卫者。因此, 培养专业精良, 具有正义感的法官是法治社会需要高度的重视的问题。

六、建设法治社会, 坚持法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常言道, 法律和制度永远是灰色的, 社会和民情的生活之树常青。所有的智慧之笔, 都无法描绘出万世永续的法典。就像杰斐逊所说:“美国宪法属于活着的人, 不属于死者。”短短的7个条文能够延续至今而不失僵硬, 就在于美国宪法不断的创新、修改与补充。

在“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中, 迫于内战紧急状态下, 国会授权总统可在战时暂停人身保护权。在法律传统遭遇现实的质疑, 我们应当有新的见解和应对措施。正如林肯所说:“过去太平时期的教条无法适应今天的暴风雨。局势艰难, 我们应运而生。我们面临全新的问题, 因此, 我们必须有新思想, 有新行动, 我们必须解放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因此, 赋予法律以现实意义, 与时俱进是法治社会法律得以延续的根本。

如美国宪政历程的艰辛一样, 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同样困难重重。从立法、执法、司法, 到守法, 需要完善的法制来保障。但从影响美国的司法大案中, 我们看到了法律的神圣、司法的重要性, 汲取建设法治社会的经验。维护公平正义, 做到遵纪守法, 是我们每位公民的责任。正如伟大哲学家康德所言:“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 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 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公民惟有对道德、对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法治精神才能深入人心, 从而加快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摘要:在当今世界著名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中, 美国是普通法系的重要发展地之一。《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 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影响美国宪政的司法大案。本文从美国司法判例出发, 提出一己之见, 以期对法治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美国司法大案,宪政历程,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赵文洪.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历史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 1998 (04) .

独立的美国老人 篇3

后来得知,美国的全退休年龄为67岁(以后还可能提到68岁后),也可以在62岁申请提前退休,但是其社保金会受到影响;有少数人因其公司退休福利好的或者自己的退休计划好的,也可以在50多岁退休。但是很多退休后的美国人并不习惯过清闲的生活,于是他们又重新走进职场;也有的是因为经济原因。更主要和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文化从小就教育每个人养成独立的精神,他们以不依靠父母、不依靠任何人,包括儿女为骄傲。

按照美国法律,儿女并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当然父母遇到困难时,儿女还是会给予帮助)。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福利体系虽然没有欧洲一些国家好,但基本上还是由国家为退休的人提供保障,美国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觉得应该由国家对他们承担责任。

从文化上讲,父母从孩子生下来到长大成人的教育都是仅限于引导他们慢慢走向独立,培养他们养成良好的性格和习惯,大多数的父母甚至不会教育孩子要怎样成功。对他们而言,快乐更重要;父母不会把自己的幸福押在儿女成功的基础上,寄望于儿女长大成人后赡养他们。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父母更加高尚,而是美国的独立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每个美国人的心里。

在美国生活短短的一年半,我对老年人追求独立、自豪于独立的精神有很深的体会。在工作中我认识很多年纪很大但仍然在上班的美国人。他们也常常抱怨政府,抱怨华尔街的贪婪带来的金融危机对他们退休生活的影响,但是当我问及他们是否愿接受子女的帮助,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拒绝,其中有个美国老人的反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养子女不是为了让他们回报我,他们能独立生活,幸福快乐才是我的追求!

美国老人的独立还表现在很多地方。国内常常有媒体用非常同情的口吻报道那些身体残疾的老人独自居住的问题。来美国前我也非常不理解,也谴责他们的子女,来美国后才深深体会到美国人的独立精神——独立和自由是他们最为珍惜并为之奋斗的。其实很多儿女也非常愿意照顾他们的父母,但大多数老人不愿意,他们不愿失去自立,认为失去了独立就失去了尊严。

前些时候我上班时看到一位年啊老的储户,80多岁了,走路颤巍巍的,背也驼。看到他走路艰难的样子,我就连忙走出营业大厅去帮他拉门,结果他不但不感谢,还非常不高兴地说,“你以为我老得拉不开门了吗?”我就赶紧给他解释,我们中国人帮助老年人是尊敬老年人的表现,而不是认为你失去了自立。

了解了美国人的独立文化,如果你在美国乘公交或地铁看到身边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时,你就知道完全没有必要让座了,即使要让,也得先问问人家的意见,因为对他们而言,你让座意味着你认为他们已经很老了,不能自立了。

美国孩子大胆独立的教育秘诀 篇4

1、自立训练从幼儿开始。

美国很多孩子从婴儿时期就独居一室。孩子长到三四岁,有了害怕的心理,家长就给买一种很小很暗的灯,彻夜亮着,以驱逐孩子对黑夜的恐怖。晚上睡觉前父母到孩子房间给孩子一个吻,说:“孩子,我爱你!晚安!做个好梦!”就回自己的卧室了。孩子就抱个布狗熊、布娃娃之类的玩具安然入梦。

2、决不总是围着孩子转。

美国人很爱孩子,但不会总是抱着、盯着孩子。六七个月的孩子就自己抱着瓶子喝水、喝奶,大一点就自己学用刀吃饭。孩子常常把食物撒在桌上、地上,但父母决不喂,总是让孩子自己吃。孩子做游戏也是自己一个人做或跟小朋友一块做,很少缠着父母。父母外出旅游,把很小的孩子就交给祖父母或花钱寄放别人家,请人带几天。家里办晚会或去参加别人的宴会,也看不到家长总牵着自己的孩子。

3、让孩子接受锻炼。

工程师杰姆斯带着3岁的儿子到城外10公里的乡下看望父母。吃过晚饭,天已黑,进城的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发。如果住下,明天再回城也合乎情理,而杰姆斯却带着儿子步行回城。儿子走一段,他背儿子一段,就这样模黑回家。为什么这么做?杰姆斯回答说:为了使儿子从小熟悉黑暗和吃一点苦。

4、教孩子适应环境。

约翰-柏拉姆夫妇假日里常带着8岁的儿子与5岁的女儿到山区旅游。每遇山涧需渡过时就叫儿子观察水势,寻找最浅、水流较缓的.涉水点,然后由父母决定是否可行。如果选择不当,就讲明道理,并教孩子怎样识别水深及流速。上山时,他们从不乘坐缆车,而由孩子选择登山路线。途中遇到陡崖峭壁,让孩子判断决定有无危险,是否攀登,并问孩子该怎样保证安全。经过多次跋山涉水的实践,孩子自然不怕山高水急,也敢冒险了。

5、进行自我保护训练。

时装设计师密契尔有一个10岁的女儿和一个7岁得男孩,他带他们上街时,随时随地教给孩子交通规则并嘱咐其他注意事项,说明怎样走危险,怎样才安全。许多家长还叮嘱孩子记住必需的电话号码,如:父母的单位电话、警察局电话、消防电话、医院电话等。

美国人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篇5

生活时报-10-03紫藤

长期以来,中国孩子接受的是灌输教育,美国孩子则不同。一般说来,考试中国孩子胜过美国孩子,但轮到动手或研究时往往就不如美国人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笔者发现在美国的孩子看上去是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孩子小的时候功课很少,回家主要是以玩为主,到了该上大学之时,也不必像国内高中生那样必须走那道高考独木桥,美国孩子要想上大学只需凭学校的积点、老师的推荐以及社会活动的表现,就可申请大学。录不录取,全凭大学对人才的需要。孩子用不着为上大学而担心,因为这所大学不录取,那所大学也能录取,可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虽然美国孩子的成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笔者通过与当地美国人交流发现,美国家长在如何让孩子尽早具有独立性和智力的潜质开发方面独具匠心,下了很大的功夫。有人说中国孩子是抱大的,而美国孩子则是爬大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在美国,无论在哪里,都可看到蹒跚学步的孩子。如果孩子跌倒了,父母一般不会主动跑上前去,弯腰伸手扶起孩子,而只是叫一声起来,小孩看到没有大人扶,就只好自己站起来,除非摔得个头破血流。无论在公园里,还是在街头抑或是飞机的过道上,都可以看到小孩在前面摇摇晃晃地走,父母在后跟着跑的惊险镜头。

美国的父母对与孩子的交流也十分重视。笔者一次乘机从纽约到明尼那波利,途中整整5个小时,坐在后排的母亲一刻也没有停止与自己2岁和5岁的孩子进行交流,孩子有问必答,同时母亲也像一个循循诱导的教师一样,与孩子促膝谈心,就像是兄弟姐妹那样,非常平等,尊重彼此,没有凌驾于孩子头上的架势。途中孩子问的问题十分有趣,如飞机为何在雪上飞?飞机在飞的时候怎么不动?飞机上的窗子为何不能打开等等?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美国家长十分注意与孩子的交流。当孩子呱呱落地时,做父母的就试着与呀呀学语的孩子交流,将父母的感情传给孩子。打开美国的报章,也有鼓励家长与孩子交流的文章,称美国的父母已达成共识,想要培育出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首先应学会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和宝宝交流。父母不用担心这种交流会变成单方面的`意愿,因为宝宝一出生就有了与人交往的能力,而且愿意和你们交往。

妈妈是宝宝第一个和接触时间最多的交流对象,母子间目光相互注视就是交往的开端。母亲还可利用一切机会与宝宝交流,如:喂奶、换尿布或抱宝宝之际都会和他说话,并展出微笑的面容,说一些诸如“看看妈妈”“宝宝真乖”等亲密的话语。如果宝宝在吃奶时听那些话,就会减慢甚至停止吸吮的速度,说明宝宝在听妈妈讲话。

交流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除了和宝宝“交谈”,还可以和宝宝逗乐,比如摸摸宝宝的头、轻轻挠宝宝的小肚皮,以引起宝宝的注意,并逗引他微笑。当婴儿微笑时,要给予夸奖,更别忘了妈妈那轻轻一吻也是给宝宝的美好奖励。

利用一切机会和宝宝交往,让孩子在和父母的交往中辨别不同人的人声、语境,认识不同人的脸、不同表情,维持愉快的情绪。笔者认为,美国孩子为何长大上大学后独立性强、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塑性大,这与父母对幼儿的语言开发是分不开的。

据美国朋友介绍,美国孩子很小就与父母分开住,孩子单独睡一个房间。当然也会有孩子怕寂寞,这也好办,就让他从小与小狗为伍。无怪当小狗失踪或去世时,很多孩子都哭得悲痛欲绝,因为孩子与狗的感情胜过了父母!孩子到了18岁时,就得自己挣钱解决生计,这倒不是父母没钱,而是让孩子自己挣钱早日独立。美国孩子从小就经常听到父母的口头禅:“自己照顾好自己”、“让你的生活明天变得更美好”。美国父母是这样看的,让孩子自己挣钱,是让孩子知道挣钱的辛苦和不易,以及挣钱的价值。

上大学后,孩子就可申领信用卡,这是学会理财的第一步,支付账单,如果不及时付账单,个人信誉就有污渍,以后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在临近大学毕业时,汽车销售商就会到学校推销汽车。孩子租车后,开始自己租公寓,打零工,不过这时孩子还没有固定工作,买大件得有人给你担保,让你知道这钱不是白挣的。然后,毕业后可以找到固定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收入增长,就会买房子、汽车,以及进一步改善生活,这种体制可以让孩子尽早地适应社会独立的生活。

美国独立战争(教案) 篇6

美国独立战争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了解英国殖民统治严重阻碍了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知道在列克星敦打响了独立战争第一枪。(2)了解《独立宣言》的基本内容,知道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

(3)知道华盛顿领导大陆军英勇奋战,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4)了解1787年宪法的基本内容,知道美国组成联邦政府,华盛顿当选为首任总统。

2、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和相互合作的能力。(2)探讨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逐步学习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

(3)通过对1787年宪法与《权利法案》比较,培养分析比较的能力。

(4)增强释读历史图片的能力。

3、情感教育与价值观

(1)通过学习,理解美国独立战争是以民族解放战争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北美人民面对强大的英国殖民统治,英勇抗争,激励学生树立不惟强暴,追求正义、自由的精神。

(2)通过了解“合众国之父”华盛顿的主要业绩,了解华盛顿优良品质,进一步认识杰出人物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3)通过对《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的了解,理解重要历史文件的出台对国家和历史的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

教学重点:《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

教学难点:如何认识美国1787年宪法,美国独立战争的特点 导入新课:首先大家随着音乐欣赏几幅图片,猜猜这是哪个国家„„ 【同学】英国,法国,美国„„

【教师】对,这就是美国,那你们想想,有哪张图片印象深刻? 【同学】芭比娃娃,NBA,山姆大叔,自由女神„„

【教师】哦,那看这张图片,自由女神右手高擎火炬,那左手拿的是什么呢???

【同学】书,1787年宪法„„

【教师】其实啊,自由女神像是1886年美国独立战争110周年时法国人民赠送的礼物,作为法国参战和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纪念和友谊。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拿着标有“1776年7月4日”的铭板。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历史却只有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那么美国是如何建立的?177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下面我们就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来解决下。

讲授新课:

一、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 【教师】既然说是美国独立战争,北美当时为什么要爆发这场战争?是什么促使战争发生的?

首先看,这是英国从1607年到1733年,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那英国人在殖民地是怎么进行统治呢?看下这幅漫画。【同学】„北美人民什么都要交税„„„英国对北美人民的压迫 【教师】英国为了使北美永远作为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竭力压制北美经济的发展。他们禁止北美生产某些工业品;禁止北美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移民;一再向北美人民征收重税。北美人民非常不满,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看这个,想想,如果你是当时的美利坚民族的一员,你该怎么办? 【同学】„„„„„起来反抗

【教师】当时的北美人民也是这么做的,18世纪60年代,北美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这也就是促使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英国对北美的殖民统治和北美人民的反抗.”那在英国统治下的北美的经济是怎么样的呢?看看这幅图,说一说。

【同学】„„北美经济发展„„南方种植园经济,北方资本主义经济,中部盛产粮食,有“面包殖民地”之称。

【教师】北美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殖民地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逐步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共同的文化,英语成为通用的语言,新的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有了统一的民族,民族意识觉醒。要团结的对抗敌人这也是战争爆发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北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同时,在欧洲大陆上启蒙思想盛行,传到北美,也为独立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美人民开始了轰轰咧咧的反英斗争。

在英国统治时期,实行高压政策。比如说,他们要求别人必须喝他们卖的 茶,穿他们卖的衣服,这样你们觉得会高兴吗? 【同学】不会

【教师】对,不会,而这场战争的导火线就是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愤怒的50名波士顿人分成3队潜入到堆放茶叶的船生,把茶叶倒掉了,其它港纷纷效仿。那么从这个事件同学们可以想想,如果没有波士顿倾茶事件,这场战争会爆发吗?为什么? 【同学】会„„ 【教师】对,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政策严重阻碍北美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那这场战争的开端是什么?看书回答 【同学】1775年的莱克星顿枪声

【教师】1775年4月,英军偷袭波士顿附近的民办军火库,途径莱克星顿,遭到民兵的英勇阻击,北美战争开始。随之之后就召开了什么会议? 【同学】第二次大陆会议

【教师】第二次大陆会议,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会议通过了武装抗英的宣言,并组建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共司令,华盛顿为什么会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 【同学】书54页

【教师】军队有了,经济也不断的发展,紧接着的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就通过并发表了《独立宣言》。“我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言和权力,谨庄严地宣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名正言顺的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他们解除对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他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应从此完全废止。”这说明了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说一说你《独立宣言》有什么意义? 【同学】

1、《独立宣言》的发表,大大鼓舞了北美人民的抗英斗志,成为北美人民争取独立的旗帜。

2、它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宣布,人民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3、马克思称《独立宣言》是“第一个人权宣言”,“推动了欧洲革命”

【教师】这也就解释了我们前面提出的,自由女神手里拿的为什么是“1776年7月4日”的铭板。同时1776年7月4日也是美国的独立日。这也标志着美国的建国,那他建国,战争就结束了吗,没有是吧,英国依然强大,那我们来看一下,战争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表。我做一个调查,大家仔细看啊。你看这样表时,你觉得哪个国家会取得胜利? 【同学】英国

【教师】有没有预测美国的呢?为什么没有啊,因为美国的经济,人口,军事都不如英国,没有海军,物资奇缺,悬殊这么大,大多数人都认为英国会胜利,但是美利坚民族抵御住了英国,尤其是一场战争,作为整个独立战争的转折,是哪一场战争呢?

【同学】1777年的萨拉托加大捷 【教师】1777年大陆军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这场胜利被称作战争的转折点,美国开始由战略的防御变成战略的进攻。而当时开始被英国欺负过的国家开始帮助美国了,有哪些国家? 【同学】法国,荷兰„„

【教师】法国,荷兰都纷纷加入美利坚民族中,由于战争的正义性,美国的战争得到了世界的援助,而也让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那军事上的独立是不是代表美国在政治上也独立了呢? 【同学】不是

【教师】那经过了多久,美国才真正的独立了?2年,1783年,英美订立合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那我们回顾下这场战争,看看这实力悬殊的两个国家,美国却取得胜利,英国却失败了呢?大家讨论下 【同学】1.正义性2.人民的积极参加3.华盛顿的个人作用4.荷、法等国的国际援助 【教师】同学们要记下来。有了这4点的支持,美利坚民族必然会取得胜利,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它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战争? 【同学】书57页

【教师】大家记得性质是双重的,即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就像列宁说的“现代文明的美国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美国胜利了,英国败了,以前的美利坚是被英国所控制的,现在完全独立了,那你觉得英国选谁来做这个领导者呢? 【同学】华盛顿

【教师】对,很多人都说那华盛顿你出来做皇帝吧,把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都集于一身。但是,华盛顿是不是自己做皇帝,建封建社会?看看书,他实行了什么政策?他管什么? 【同学】不是„他主要是管军事和政治 【教师】看这是当时的华盛顿,有13个州的39名代表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我们把它称作1787年宪法。宪法规定实行联邦制,肯定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课我们学完了,你们觉得你心目中的华盛顿是什么样的? 【同学】自由发挥

美国的司法独立 篇7

所谓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是指美国高等教育遵从教育法律适用国家宪法的标准要求和程序规则自主运行的高等教育法制模式,即美国国家和社会法定教育机构及其成员和所有公民个体,以法定或合法的教育司法或准司法主体的资格与身份,按照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赋予的根本权利和义务,制定、比照和依托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提供的教育司法标准与模板,能动自主地发动、参与和保持教育法律法规的应用、创立、执行和适用的行为行动,并最终对这种行为行动做出合宪性判断、审定、裁决和修正的过程与结果。

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实质,就是美国社会全体成员能动、规范地遵宪依法举办、从事和治理高等教育的实际操作过程与方式。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广泛关涉到高等教育主体、目标、内容、条件和方式、方法的各个层面因素,渗透和体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现实运行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根本地影响、制约和决定着美国高等教育健康运行的路径、方向、速度、质量和效率,决定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和强盛衰弱。

高等教育司法适用的司宪化是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根本指向和路径。宪法至上,依宪治教集中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根本原则和精神。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根本地说是司宪化机制,即美国社会根本上是按照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进行高等教育的司法化运作管理的。这不仅是因为“迟到”的美国高等教育立法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司宪化运行提供了广阔的时空与机缘,而且,深受具体社会环境和利益党派集团左右的具体高等教育立法和执法难免有局限性,只有宪法才具有超越各种特定利益党派集团的普适必然性和权威必要性的根本原则与精神———这就是,源于“自然公理”、推崇“自由与自律”、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维持“有限政府”或“限制政府权力”、坚持“适当的法律程序”、“平等的法律保护”和“陪审团制度”以及最高法院对上诉案件的最终裁决等基本原则和精神。[1]

正是宪法中规定的这些普适必然性和权威必要性自然公理、有限政府、平等权利和适当程序原则与精神,才孕育和演化出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所遵从和依托的各种具体内容和规则。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这些基本精神始终贯穿其中。1819年的“达特茅斯诉讼案”判决直指州政府挤压私立学校的扩张和滥用政府权力的行为,为彰显和保护美国公民举办和拥有高等教育契约产权和私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2]1862年和1890年颁行的《赠地法》确定了联邦资助所有合格者举办高等教育的原则,有力地体现和推进了种族高等教育机会的平等;1957年“斯威兹诉新罕布什尔州”案的判决,确定了保障教师更多言论自由权利的原则。之后的《国防教育法》、《天才儿童教育法》直至《高等教育法》,都是在宪法精神指导下,具体提出、设计和推行了针对少数族群、社会处境不利人群、社会代表名额不足人群的高等教育权利保障和实现规则、规划和项目。宪法的基本人权和适当程序的原则和精神,始终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审视、判断和裁决各种高等教育行为行动及其援引法律是否合法的最终依据。

全民用法机制司法化是美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司法化的广泛社会基础。信任诉讼、喜好诉讼和善于诉讼,是美国公民的基本社会习性和行为特征。他们不仅坚信,美国开国先贤圣哲们制定的宪法是公正可信的,因为它依托并根植于亚里士多德、爱尔维修、卢梭、洛克等西方圣贤大师有关“自然正义”、社会契约、约束皇权和国家法制的思想沃土,吸收继承了其法源不列颠自然法、普通法(习惯法)、《大宪章》和特许法的公理公法传统精华,凝聚升华了开创合众国大业的志士仁人的智慧良愿;而且,他们更坚信,宪法确立和保障的权利和义务精神就是他们自己的化身,因而是真正为广大民众制定的“民有、民享、民治”的“圣经”,是他们的最终保护神;他们也因此有资格、权利和能力依赖、享有和适用宪法,坚信通过宪法诉讼最终能够得到宪法“圣经”的保护。

对宪法内容和精神的理解与信赖,根本地激发和孕育了美国公民的宪法诉讼倾向、勇气和智慧。面对各种世俗力量和权力的侵蚀、挤压和围剿,美国公众不仅敢于“我行我素”,凭借和依托内心尊崇的宪法“圣经”规则,积极从事高等教育思想行动的开拓创新,而且敢于提出和追究源自内心深处的发问:“这符合宪法吗?”其结果必然是走向法庭;而一句“那是不合宪法的!”[3]的警告和判定,则足以使任何违法者俯首。有了宪法这个公平而简明的标尺和利剑,美国公众都可以坦然自若地“公由心出”、直接依宪从教和司宪判教;任何高等教育不平事实和所谓的高等教育清规戒律,也都可以放心明智地交由法院和社会进行衡量和评判。

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机制司法化是美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司法化的主体机制。至公至尊的宪法精神、完备繁杂的高等教育法律条文、芸芸众生的高等教育行为,最终要由现实有力的高等教育行政的执法机制和行为连接整合为一体,形成现实的高等教育进程。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机构正是通过司法化运作机制和活动的开展,启动和推进着上述三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因素的有机整合与健康运行。

第一,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活动有相当部分是由司法机构的司法活动来实现的。在美国,“司法部门可以被当作是一个从事解释、运用和实施法律的行政机关”,“可以恰当地纳入政府的行政部门”。事实上,“司法部门的绝大部分工作———审理提交给它的案件———都属于实施法律的范围”。[4]美国司法部门司法行为的这种行政职能,反过来也就赋予了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性执法过程以强烈的司法化色彩。

第二,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活动本身的司法化。美国高等教育立法内容详尽、细致和权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项目化法律设计把高等教育活动的事项内容、环节进程和经费支出都规定得明白无误,即使是教育目标和责任这种很难法律化的内容也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得详细完备,甚至已经到了为教育法律法规的灵活性要求进行“弹性化立法”的程度。[5]详尽的立法使美国社会的任何政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成法律问题来解决,[6]这自然就使高等教育行政执法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随意性发挥的余地。再加上《文官制度改革法》和《职位分类法》对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公务员身份、行为和职责的严格限定与规范,高等教育的整个执法过程几乎无异于示法、依法、遵法、适法和护法的高等教育司法进程。

第三,最重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执法不是终极性行为和环节,除了法律本身规定的严格考责与追究之外,随时都有可能遭致涉事公民的质问、起诉和法院的司法审查,直至上诉到最高法院,成为所谓的“联邦案”。一旦至此,就有可能招致违宪司法判决。即使总统选举难分胜负的最后裁决,也要由最高法院出面定夺。当年布什和戈尔选票不相上下的白热化总统之争,就是由最高法院最后一锤定音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高等教育的行政执法过程,从整体上来说,是以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最后司法审理判决为最终结局的,它体现和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完整司法性过程。

高等教育国家立法司法化是美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司法化的主导机制。美国的高等教育立法同其他方面的立法一样,是由国会上下两院进行的。但是,由于美国社会终极信赖的是宪法权威,现实实践中也常常出现行政执法的违法事件。相关法律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直接有力地断定事件本身的合法性,因为执法人员作为当事人往往有曲解、滥用法律之嫌,而相关适用法律本身的合宪性也往往因此而令人疑虑。这样,涉嫌事件和适用法律本身就有依宪解释和适用的必要。这种涉嫌法律的最终重审诠释权在联邦最高法院,而重审判决和解释的结果也往往会推翻原适用法律,并赢得更合理、权威的法律性质,从而成为后续相似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判例法。这种源自法院判决的判例法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法规中占到半数之上,“有的州几乎没有成文的法律规范”。[7]在实际的高等教育活动中,“可适用的法律并不是制定法规本身,而是法院所解释的规定,即司法注释”,也就是判例法。更重要的是,从最终重审和诠释权的确定意义上说,“……归根结底,只有这种法律才是决定性的”。[8]发挥教育司法职能的司法部门和人员因而便具有了名副其实的立法权,他们的司法过程,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过程,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立法过程了。

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极大地彰显、提升和强化了美国高等教育依照宪法基本原则和精神运行的宗旨和境界,有机地规范、连接和整合了美国高等教育立法、执法和司法组织系统的机构、事务与人员,充分地激发了全体美国社会成员能动参与使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欲求、活力和行动,有效地形成了对高等教育的参与和干预,迅速地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持续地锤炼、改善和优化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使其逐渐扬弃和超越了粗陋、混杂和保守的高等教育原生态和次生态,成为真正有机的、健全的法制化超生态存在,全面地保障、引领和促使了美国高等教育走向繁荣与强盛,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为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首先,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是美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美国社会法制化运行的集中体现、典型标志与根本机制。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最终把美国高等教育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事务和权力真正有机地连接整合在一起,在保持三部、三事、三权明确静态分立互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目标一致、有机整合、动态协同的美国高等教育法制化体制和机制,为美国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完整坚实的形态骨架、肌体支撑和协同运作机制。第一,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为美国高等教育法制化明确和坚持了公正、普适、稳定和权威的宪法性宗旨和标准,型塑和设计了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丰满形象与合理制式,为美国高等教育法制化超生态强国提供了明确的永恒目标、强劲的需求和持续的动力,有力地整合、引导、带动和匡正着美国高等教育法制化体制。第二,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动态而有机地整合了美国高等教育国会专门立法和行政现实执法部门。其一,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在维护和尊重美国高等教育立法系统独立运作的同时,有效地打破和削弱了高等教育立法系统相对孤立、封闭与僵化的状态和属性,把美国高等教育立法系统和行为有机地纳入教育适用司法过程之中,把抽象虚拟的法律教条现实地转化成直接适用、考量和评判现实高等教育教学实践的标尺和手段,为美国高等教育法制化强国提供了严谨规范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立法依托和保障。其二,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为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提供了清晰权威的实施操作的标准、模板和程序,极大地提高和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公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有效地避免了高等教育行政权力运作的虚浮空转、摩擦损耗、设槛寻租、应付怠工和铺张滥用,明显地降低和减弱了高等教育行政执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发生和泛滥。

其次,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作为美国高等教育法制化运行机制系统中的核心机制,广泛地渗透、融合、体现、规范、制约、连接和影响,甚至决定着其他机制的实际生成、有效运行,根本地决定着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肌体生发、生态性向和形态健全的进程与价值。第一,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根本地体现、连接和决定着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运行机制、生态和形态。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真实而确切地赋予和确定其他美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以明确的能动品性、人本价值和教育意蕴,充分地面向全社会开放高等教育,最为广泛地激发、吸纳和引导了全体美国公民的高等教育参与热情、探索勇气和创造智慧。公众的广泛参与和高等教育办学的开放性把高等教育推向了全球化市场,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化、社会化、民主化、高科技化、产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等运行机制,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细胞组织、器官系统、肌体形态和存在生态的合理分化与分形、有机整合与健全。第二,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有效地维护和保持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连续发展和长期积淀,成就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强国。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司宪性把美国高等教育深深根植于以适当司法程序平等来保障全体公民人权的普遍自然公理和超生态的沃土旷野之中,从而为其提供了一个最具稳定性、包容性和增长性的可积累生态形态平台、轮廓和框架。以此为依托,美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可无限扩张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在对不断出现的新案件进行客观比照、审理和判决的过程中,过滤和淘汰掉了案件中背离宪法精神及原则和以往判例成果的消极成分,蒸馏和提升出了符合、体现和丰富了宪法精神及原则和以往判例成果的精华,为高等教育的实体和精神增添了新的血液和属性。正是这种宪法精神和司宪案例升华机制,避免和消除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各种违法违宪行为可能造成的扭曲和倒退,历史地积淀、孕育、发展和成就了健康强盛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和形态面貌。

再次,健全的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打造和孕育了美国高等教育强国,进而孕育和编织出美丽的强国之梦,持续地凝聚、强化和提升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国职能,加速推进和成就了美国世界强国的建设进程。其一,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打造和孕育的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形态,直接标志和述说着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现实和形象;其二,聚焦和突出高等教育的强国职能目标,放大和强化了高等教育的强国功能;其三,孕育、促成和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成功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探索强国之路的启示和经验,引领和加速了美国建设强国的历史进程;其四,美国高等教育强国作为美国国家-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或组成部分,其强健的主体、目标、生产过程与产品都强有力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国家的强盛程度与进程。宪法精神通过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适用、诠释、丰富和示范,日益渗透进了美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和组织,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集体意识和行为准则;合理高效的司法化体制和连动运行机制直接或间接地规范、调适、优化和强化着整个美国社会运行体制和机制的司法化品性;高等教育的有效生产和产出为美国社会肌体输送了优秀公民、优质人才和强劲能量,直接构建和垒筑起强国大厦。

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有机整合的完备结构、强教强国的优异性能与突出成效,不能不提示和促使我们去努力追寻其背后的本源和历史的成因,冷静地谋求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第一,美国宪法的公理性、普适性和社会法制实践的援宪司法性是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稳定基石。它不仅为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孕育、诞生、发展和成熟提供了公认的法理前提和无限的可能空间,而且为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广泛采用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据和必要性。第二,美国高等教育法律的生成性和继承性是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实质性能。具体高等教育法律的制定出台不是简单地根据宪法教条推导命定而成,而是在美国宪法的精神指导和公理前提下,结合具体的高等教育现实案例,反复适用、升华和积累才能得以诞生,是众多案例法的精华汇聚和提炼。第三,健全的法制化实体和制度体系是美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司法化的实体基础。美国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实力最为雄厚的百万律师群体。联邦大法官的直接任命制、终身制及其公正化身的荣誉,强化了他们宏扬宪法精神、秉公司法断案的情感、意志、能力和智慧,使他们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中的强力主体;遍布全国的地区法院、13个巡回上诉法院和州与联邦的最高法院组成了有机化程度较高的独立司法组织系统,为高等教育案件顺利进入司法过程、向上移交和不受干扰审理提供了畅通的路径和保障;案件无涉的陪审团制度、开放的辩争对抗制度、无罪预设原则和严格的审理程序,牢靠地承载和支撑着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

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稳定存在和功能发挥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我们应明确现代高等教育强教强国的实质,注重和建构高等教育强教强国的司法化运行机制。普遍尊重每一个公民的人权,以适当程序平等保护每一个公民的高等教育权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通过适于自身生态品性的高等教育更好地参与、创造和享有现代社会生产及生活,是现代国家和社会高等教育强教强国的生态化实质所在。这种生态化高等教育强教强国是人类在遵从普适性平等、自由自律理念和法理的前提下,自觉、能动地比照和适用普适性公理,判定、修正和积累自身的高等教育行为过程中动态创造和实现的,这就是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形成和生效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我们要用这种生态化公理来更新和升华对宪法的诠释和适用,在不断实践和逐步强化宪法适用的司宪化过程中,凸显宪法的公理普适性,有机整合高等教育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事务、人员和权力,打造中国的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

其次,强化高等教育法制化实体与制度体系建设,加速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乃至全社会的司法化进程。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告诉我们,只有独立强健的司法主体队伍和组织体系、严谨科学的司法制度,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才能有坚实的载体依托和体制保障,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事务和人员的司法化有机整合与运行。因此,我们应该,第一,严格和提升高等教育司法人员和机构的专业化形象、标准和地位,强化高等教育司法机构和队伍的独立性专业化权威,提升和强化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的整合引领资格和能力;设置专门的高等教育上诉法庭;明确和选任大法官并赋予其高等教育司法权利与义务、责任;实行大法官高薪制和终身制。第二,规范和改进高等教育立法程序与模式,加强高等教育立法的司法性;明确各项高等教育立法对宪法的终极依赖性和次生性,强化法律自身司宪性的可司性、能司性与必司性;明确高等教育立法的司法生成性,逐步认可和强化高等教育司法案例的立法价值和地位。第三,深层转换高等教育行政执法运作体制,严格限制和规范高等教育行政事务、机构和人员的行政行为,全面创新高等教育行政执法司法化模式,尽快推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身份角色的准司法人员化;严格按照司法适用程序和规范进行行政执法,实现真正的高等教育有限行政、公共行政、服务行政、司法行政和廉价行政。第四,尽快遴选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案件进行公开的高院审理,正式启动高等教育司法化进程,探索和逐步形成中国式的高等教育司法化运行机制模式。

摘要:美国是当今世界普遍认可的高等教育强国,美国高等教育的司法化运行模式与机制,成功地创建和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法制化超生态存在形态。这种机制与形态就是遵宪依法举办、从事和治理高等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司法适用的司宪化、全民用法机制司法化、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机制司法化和高等教育国家立法机制司法化等方面的内容。司法化运行机制历史地扬弃和超越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粗陋原生态和嬗变次生态,有机地衍生、连接和整合了美国高等教育有机化、社会化、民主化、高科技化、产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等超生态化机制,为美国高等教育强教强国提供了健全的骨架、坚韧的支撑和丰满血肉的生发机制。型塑和强化以司法化运行机制为核心的法制化超生态存在运行形态,当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有益借鉴。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司法化运行模式,法制化超生态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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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司法独立 篇8

分裂的费城

1779年4月8日,年仅18岁的佩吉·谢彭嫁给了37岁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婚礼在谢彭家位于费城协会山上的别墅中举行。几个月来,开朗活泼的美人和成熟稳重的军官之间的浪漫情事一直是费城坊间的一桩美谈。新娘佩吉的父亲爱德华·谢彭法官是前海军中将,曾任职于美国最高法院,她的家族在当地声名显赫,深深影响着费城的法律、政治和经济。阿诺德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差点让他失去一条腿,但同时也让他声名大噪,1778年夏天他成为了费城的军事长官,之后就开始追求佩吉。

乔治·华盛顿亲自挑选阿诺德保费城一方平安。当时的费城正陷于严重的分裂之中,1777年9月26日,英国占领了美国政府所在地费城,并将之改造成了“小伦敦”,修建了酒馆、戏院、妓院,带来了许多英国货物。谢彭法官在政治上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倒向了英国占领者,他的家族也因此获得了很多好处。佩吉已经是上流社会的一个名媛,在姐妹和朋友的陪伴下,她十分享受充斥着年轻英俊又时髦的英国军官们的社交圈。其中有個叫约翰·安德烈的海军船长,常常陪佩吉出席音乐会、舞会。

佩吉所受的教育深深地受到了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谢彭法官让她阅读著名政治观察家们的著作,鼓励她浏览报纸和政治宣传册。但是随着天资聪颖的女儿日渐成熟,谢彭法官又警告她涉及到政治事务时不要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保持沉默要安全得多。不过,当时的佩吉并不怎么关心政事。

1778年5月,英国驻费城的威廉·豪伊将军即将返回英格兰,临行前他的下属举办了费城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派对,赛艇会、乐队表演、舞会和晚宴应有尽有。作为当地社交名媛,佩吉也应邀出席。英国军官们打扮成中世纪骑士,年轻女性则穿着低胸晚礼服。一个月之后,英国军队从费城撤军,爱国主义者们又重新掌握了话语权,内乱一触即发。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进驻费城后首要任务便是平息爱国者和通敌者之间的矛盾。由于佩吉·谢彭出席了英国人的派对,所以被划入了通敌者的阵营。

一位盛怒的国会代表坚持要所有参加了派对的人缴纳共10万英镑的罚款,相当于如今的好几百万英镑。费城民兵组织的司令官安东尼·韦恩将军愤怒地说,那些不忠的女人应该将她们的晚礼服焚毁在贤良淑德的美国女性脚下,因为后者自愿放弃了舒适和富裕的生活。约瑟夫·里德是宾夕法尼亚州最高行政委员会的首领,也是个狂热的爱国分子,他提议逮捕所有通英者,并以叛国罪处死他们。

为了调和二者的关系,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在费城举办了一个社交舞会,邀请效忠派(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拥护英国反对独立的美国人)、中立派和爱国者们共同参加。尽管里德抱怨阿诺德的宾客名单上“不光有最普通的托利党人的妻女,居然还有通敌者的名字”,但是外交的需要战胜了党派的分歧,佩吉·谢彭和她的社交圈很快就回归了上流社会的怀抱。

娶妻佩吉

阿诺德和佩吉是何时何地相遇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个谜。阿诺德将军的前妻于1775年去世,和佩吉相识后他迅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佩吉的美貌、幽默感和活力深深吸引着他。而英俊有教养的阿诺德也让佩吉坠入了爱河,尤其是当身穿华丽军服的阿诺德拄着镶有宝石的拐杖向她走来,或者将受伤的左腿支撑在高脚凳上,回忆起自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时。

1778年9月,阿诺德向谢彭法官提出娶佩吉为妻。美国独立战争之前,阿诺德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一名药剂师兼书商。他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在社会精英谢彭一家面前,他承诺道:“我的财产不算多,但是足够让我们两个快乐地生活。我不奢求谢彭小姐的财富。我的公共形象广为人知,我的私德也毫无挑剔。”阿诺德对佩吉说:“无论我的命运是什么,我最热切的愿望就是给你幸福。”

谢彭法官很是纠结。佩吉才18岁,而阿诺德长她19岁,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孩子,又在战争中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如果阿诺德再婚,势必会将孩子从康涅狄格州他姐姐家里接到费城来抚养,这对佩吉来说是个挑战。但是阿诺德已然得到了乔治·华盛顿的信任和尊崇,佩吉若与阿诺德联姻,对谢彭的政治前途有百利无一害。最让谢彭法官举棋不定的还是外界关于阿诺德经商不善和傲慢举止的传言。可是佩吉已经打定主意要嫁给阿诺德了,见父亲犹豫,她日日哭泣不止,拒绝进食也不喝水直到身体虚弱病倒在床。谢彭法官不得不同意。

辞职与间谍生涯的开始

1779年2月,约瑟夫·里德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州最高行政委员会的主席,他随即指控阿诺德有许多军事上的不端行为,声称阿诺德在美国大陆军队的军服制作与销售过程中收受了回扣,使用政府马车运输走私货物,给通英者发放非法准入证明,使其进入被大陆军队占领的纽约。

阿诺德义愤填膺,多年来他忍受着美国政府对他先入为主的成见和憎恶。他执掌军队以来为士兵购置了很多生活物资,国会却从未在经济上补偿过他。军队宁可提拔初级军官也不提拔他,他在疆场上的战功也总没有得到正式的表彰。他私下甚至责怪华盛顿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支持。3月8日,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不无苦涩地说:“我对我的事业打心底里感到疲惫,对人性也是。我每天都要遭遇如此之多的卑鄙无耻和忘恩负义,我甚至对自己和这些人同属一个物种感到羞愧。要不是为了像你这样温柔慷慨的灵魂,我会毅然决然地退出政界。”11天后,阿诺德辞去了费城军事长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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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和佩吉于四月初成婚。五月,阿诺德还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给华盛顿写信,要求军事法庭受理自己的案件,他可以当众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献出了我的财产,洒尽了我的热血,为保家卫国成了瘸子,”他写道,“我完全没料到我的同胞如此不知感恩。”阿诺德对独立战争的意义已经不存任何希望,再加上他债台高筑,只能找到纽约的英军统帅亨利·克林顿将军,声称自己愿意为英国搜集情报。

由于这件事发生在他们婚后不久,因此佩吉往往被视为通英的叛徒,在蜜月期就腐蚀了著名的“军神”。但是阿诺德长久以来对美国政府的抱怨让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尽管佩吉受过良好教育,但是这类事情还是超出她的经验范围,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性具备此类经验。那是一个女性被教导要足不出户、沉默寡言的时代。佩吉只是用理解、亲吻和拥抱回应阿诺德的决定。

等待军事法庭开庭的同时,阿诺德开始了间谍生涯,与克林顿将军的副官约翰·安德烈通信,安德烈正是佩吉在英国占领费城时期结识的那个英国军官。克林顿害怕阿诺德是双重间谍,敦促安德烈要谨慎行事。阿诺德要求的报酬——2万英镑——在当时也显得过高。他们的信件往来不断,但是克林顿一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1779年8月16日,安德烈给佩吉写了一封信,意图“唤起你的回忆,我向你保证,我对你和你的小圈子的尊重不会因为时间或者政治斗争而减弱。如果我能派上用场,我会十分高兴。”然后他提到了费城的那次盛大派对,他描绘着佩吉和其他年轻女性穿的礼服,声称自己如今在做女帽制造和贩卖的行当,希望佩吉光顾自己的生意。这封看似单纯谈论时尚的信日后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已经身怀六甲的佩吉没有回信。费城还有更加紧急的事务:食物短缺,日用品物价上涨,暴徒横行街道。阿诺德也遭到了襲击,他乞求国会主席塞缪尔·亨廷顿派遣一支陆军护城。亨廷顿冷漠地回复说阿诺德“应该向宾夕法尼亚州的行政机关寻求帮助”,他指的是阿诺德的头号敌人里德。佩吉为丈夫和即将出生的孩子担心不已,她仅存的一丝对爱国事业的同情心也消失殆尽了。10月13日,她给安德烈写信:“阿诺德夫人向安德烈船长致敬,非常感激他礼貌而友好的提议。阿诺德夫人保证她的友谊不会随着时间和局势而改变。”

军事法庭于那年冬天开庭。阿诺德亲自为自己辩护,他做出了精彩的陈述,期望法庭宣判他无罪。但是法庭还是判处他“接受总司令的训诫”。华盛顿在公开场合训斥了阿诺德,但是私下表达了对这位声名狼藉的将军的支持。华盛顿承诺为阿诺德提供“重新赢得美国尊重的机会”。但为时已晚,阿诺德的尊严扫地。佩吉在1780年春天诞下了他们的长子爱德华。阿诺德谋划着彻底的背叛:他将想办法当上美军西点驻地的长官,然后把这个哈德逊河上的战略堡垒变成英军的内应。为了支持丈夫的计划,佩吉穿上低胸礼服和纽约州州长罗伯特·列文思顿调情,暗示他推荐阿诺德到西点任职。列文思顿同意了。他说,这个职位无聊透顶,华盛顿以为阿诺德会感到被羞辱。佩吉向他保证绝对不会。

西点事发

尽管不情愿,1780年8月4日,华盛顿还是将阿诺德送到了西点。阿诺德随即搬入西点驻地南边两英里以外的罗宾逊别墅居住。9月中旬,佩吉和爱德华也住进了别墅。她的任务是扮演天真、快乐、迷人的年轻妻子。她的第一个机会很快来临,9月17日是星期天,佩吉和阿诺德在家里招待阿诺德的助手大卫·弗兰克斯和理查德·瓦伦克、西点炮兵统帅约翰·兰姆、约书亚·海特·史密斯吃午饭,史密斯被怀疑是效忠派。瓦伦克和弗兰克斯冷眼旁观阿诺德对史密斯献殷勤。他们知道将军已经入不敷出,仍过着超出能力范围的奢靡生活,难不成他和史密斯在从事什么非法勾当?

午饭后,阿诺德、弗兰克斯和兰姆去见途经哈德逊河谷的华盛顿,在罗宾逊别墅,瓦伦克和史密斯就独立战争激烈争吵起来。佩吉见状情绪有些失控,并为史密斯辩护,瓦伦克将之归因于她的躁狂。弗兰克斯后来回忆说:“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完全不过脑子。”他和瓦伦克开始注意不让她听到他们谈话。但是瓦伦克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作假。

9月21日凌晨1点,哈德逊河岸边,阿诺德秘密会见了安德烈,并把一批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了对方,安德烈将情报藏在靴子里。4天后,阿诺德估计安德烈已经安全返回英军营地,便着手准备迎接华盛顿及其副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法拉耶特检阅西点驻地。他们尚未抵达,阿诺德便接到了情报,一个英国间谍被捕,身上搜出了美国军事机密。弗兰克斯马上想起了“将军曾经上楼看望他的妻子”。这对夫妻意识到安德烈可能被捕,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得知华盛顿马上就到,阿诺德飞奔下楼,让仆人备好马,上马绝尘而去,他让瓦伦克告诉华盛顿自己到西点去了,一个小时就回来。实际上,阿诺德逃到了英国停驻在哈德逊河上的一艘军舰上。恐惧笼罩了佩吉,毫无疑问她将受审,甚至有可能被囚禁、被绞死。佩吉很快想出了一个对策:她试图假装精神失常,被丈夫的欺骗所震惊而发疯。佩吉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而现在她的生命取决于自己的演技是否可信。

佩吉的尖叫声引来了瓦伦克,他发现阿诺德夫人衣衫不整,十分不雅。她抓起瓦伦克的手狂叫:“瓦伦克上校,你判了我的孩子死刑吗?”瓦伦克叫来医生让她镇定,安慰她说阿诺德很快就会和华盛顿一起回来。“阿诺德将军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指着天花板说,“神灵把他带到上面去了,他们在他脑子里放了滚烫的铁。”即使在华盛顿赶到她床边之后,她还是很焦躁,声称“这不是华盛顿将军!这是逮捕瓦伦克上校的人。”

到此时,华盛顿已经知道了阿诺德的叛变。阿诺德留下一封信,埋怨自己“经历了我的祖国的忘恩负义”,现在已别无所求,只希望保护阿诺德夫人免遭侮辱和伤害。所有的罪责都由我一人承担,她如天使般善良纯洁,不可能作恶。请允许她回到费城,如果她愿意也可以来找我。”

佩吉的表演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汉密尔顿声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阿诺德逃跑之前才告诉她”。拉法耶特也上当了,“阿诺德夫人对这一阴谋一无所知。她以为我们是谋杀她丈夫的凶手,很难让她恢复理智。”9月27日,佩吉离开哈德逊河谷,返回费城父母家中。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同情地注视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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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叛变的新闻迅速蔓延开来。佩吉回家路上遭到了各种嘲讽,旅店不给她提供食物、水和房间。10月2日,佩吉和婴儿终于回到谢彭家的宅邸,她已经筋疲力尽。就在同一天,有消息说约翰·安德烈被绞死了,罪名就是间谍罪。佩吉的家人认为阿诺德的叛徒行径令人发指,但是佩吉仍然忠于丈夫,希望人们“宽恕他的罪过”,相信他的行为“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罪无可赦”。

爱国主义者们细细审查阿诺德贩卖的情报。他们很快发现安德烈于1779年8月16日写给佩吉的信。《费城邮报》宣称这封信证明佩吉早就知道她丈夫的阴谋。诋毁的言论在城中发酵,愤怒的公民点燃阿诺德的画像在城中游行。最高行政委员会宣判佩吉是“与纽约敌人往来的叛徒”,必须马上离开费城,战争结束之前不得回来。11月13日,谢彭家的马车抵达Paulus Hook(如今的新泽西市)。在那里,谢彭法官泪别佩吉和他的小孙子,他们乘船前往被英国占领的纽约。

结局

英军统帅克林顿将军任命阿诺德担任“州武装力量的团长,陆军准将军衔”,年薪450英镑,阿诺德同意在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地区为英军效力。佩吉再次拾起她在费城被占领时扮演的角色,穿梭于社交場合为丈夫铺平通往纽约社交界的路。1783年英美签署《巴黎条约》,战争结束。阿诺德一家定居伦敦,乔治三世特别给佩吉发放了一笔每年350英镑的养老金,“感谢她值得称赞的服务”。

可是阿诺德的债务越积越多,军队不再需要他,而他的商业计划也渐渐搁浅。1792年6月,佩吉请求父亲将自己的养老金放入美国保险公司的账户里,以抚养自己的5个孩子。尽管财富在减少,阿诺德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佩吉还是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1801年6月10日,阿诺德不慎摔倒昏迷,很快就过世了。直到此时,佩吉才承认和阿诺德的婚姻困难重重。“我的苦难由来已久,”她给姐夫爱德华·伯德写信说,“我耗尽了自己的财富。你和我的其他朋友对我的艰难处境都视而不见。”为了偿还阿诺德的债务,佩吉卖掉了大部分财物。1803年7月,佩吉被诊断出患有子宫癌。1804年5月她给姐姐写信:“我不会让病痛压倒我。我有很多要感恩的。”3个月后,佩吉去世了,享年44岁。

佩吉·谢彭·阿诺德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个谜团,后来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将佩吉刻画成阿诺德叛国事件中的主谋。谢彭家族否认了所有关于她协助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叛国的指控,并烧掉了她战时的往来信函。从保存下来的战后信件中可以看出佩吉是个成熟、现实的成年女性,有着超越年纪的敏感和察言观色的本领。而实际上,佩吉明白自己选择的后果,1796年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婚姻就是一次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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