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会会议记录（共11篇）
河南省阳光雨露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年第【】次临时股东会如期召开，现将该次股东会有关事项记录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于【】年【】月【】日在【地点】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会议。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人，代表股份【】股，占公司总股本的【】%。其中【】、【】、【】等【】名自然人股东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表决；【】公司委派【】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列席本次会议，董事【】委托【】代为列席并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大会就相关议案及所述具体事项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就议案及方案的内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四、评议及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未通过（请选择并删除另一个）《关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反对【】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弃权【】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审议通过/未通过（请选择并删除另一个）《关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反对【】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弃权【】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五、主持人宣读本次会议的决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全体通过并签字。
六、主持人宣布本次大会结束。
召集人保证本会议记录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河南省阳光雨露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年【】月【】日
（以下无正文，下接《河南省阳光雨露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年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签字页）（本页无正文，为《河南省阳光雨露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年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签字页）
列席会议的董事签字：
****：****：
****： ****
一、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概述
股东大会决议对股东和债权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 为了尽可能减轻因股东大会决议的瑕疵对股东以及债权人的不良影响, 对股东大会会议瑕疵进行救济就显得特别重要。同时, 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资本多数决的负面影响, 阻止股东会会议日益形式化的不良倾向, 它是保障股东大会应有地位的必然要求, 也是维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合法利益的重要保障。
从我国《公司法》的角度来讲, 其关于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的规定大致以分两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公司决议瑕疵无效之诉, 第二类是公司决议瑕疵撤销之诉。其中, 根据具体事由, 公司决议瑕疵无效之诉又可分为决议内容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决议内容违反行政规章这两类;公司决议瑕疵撤销之诉又可分为会议召集程序的瑕疵、会议表决程序的瑕疵、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这三类。根据股东会会议瑕疵的原因, 我国股东会会议瑕疵又可分为程序瑕疵和内容瑕疵两大类。所谓程序瑕疵, 一般是指公司在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违反股东大会组织召开的程序性规定而形成的瑕疵, 程序瑕疵一般出现在会议的召集程序和决议程序这两个环节。而内容瑕疵一般是指股东会会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形成的瑕疵。
构建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 最根本的是要遵循股东会会议救济制度的几项重要原则。首先, 决议的安定性原则是构建股东会会议救济制度的第一个原则。股东大会会议在本质上是符合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原则的, 也是资本多数决在公司法上的反映, 在不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而且必须受到尊重。但即使股东会会议决策过程或决议内容因违反法律或有关规定而产生了瑕疵, 对于股东会会议的瑕疵, 一般也必须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 不可随意宣布其无效。其次, 利益的平衡性原则是股东会会议救济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团体组织, 股东大会的决议涉及到诸多群体的相关利益, 而股东会决议一旦出现瑕疵, 必然会引起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使得股东会决议在实际执行中的效率大打折扣, 进而影响公司效率的提高和盈利目标的实现。因此, 为了保证公司效率的提高, 有必要在股东会会议做出决议时就综合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尽可能地保证决议的程序和内容合法、公正。
二、我国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的问题与现状
尽管《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会会议瑕疵诉讼救济制度, 这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为解决股东会会议瑕疵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但是,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原有的公司法律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公司管理模式的需要。具体来说, 我国的《公司法》有关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的规定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首先, 救济对象不周全是我国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在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理论的研究中, 第三人的问题是一个容易经常提及但却又往往被忽视的问题。《公司法》有关瑕疵救济理论的陈述中很少有关于保护第三人正当利益的具体规定。在市场经济制度下, 在公司的发展日益强调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大背景下, 忽视由股东会会议的瑕疵所造成伤害的第三人的利益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精神相背离的。而我国的《公司法》只是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对保护第三人利益的问题并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可以说, 在救济对象上, 《公司法》关于瑕疵救济制度的规定在救济对象上偏爱股东却忽视了对第三人的利益进行必要的保护, 而这正是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救济对象不周全的最重要的一个体现。
其次, 事前救济不充分是我国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股东会会议的召开阶段, 如果决策者能够成功地预防股东会会议瑕疵的出现, 那么股东会会议的决策便不会出现重大的瑕疵问题, 公司的经营效率和营业利益也会得到切实保障。反之, 股东会会议瑕疵问题一旦出现, 即使是被确认无效或决议被撤销, 都会或多或少对相关利益方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因此, 对股东会会议瑕疵问题的预防和防范在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 我国《公司法》有关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的事前救济制度却是非常的不充分, 如在对股东利益回避表决的这个问题上, 《公司法》仅仅在其第16条中进行了单列举一项规定, 却没有对此进行开放性的规定。
最后, 事后治愈制度的缺失是我国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事后治愈制度是一种针对股东会决议瑕疵出现后对瑕疵以非司法方式进行治愈的救济制度。显然, 事后治愈制度是一种以非司法方式来治愈瑕疵的救济制度, 它属于非司法救济和事后救济, 它与事前救济制度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瑕疵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我国的立法中却很少能看到有关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中的事后治愈制度。可以说, 事后治愈制度在当前我国的立法中几乎呈现出空白的状态, 立法的空白也必然导致司法介入的困难, 这就无法为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体系化建议
通过对《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研究, 以及大量的实践我们发现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在理论上来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 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因而在实践中也不能很好地对股东大会决议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控与回避。针对这些制度的缺陷, 我们必须在立法和制度上进行完善, 才能保证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顺利进行。
(一) 拓展救济对象, 确定以救济股东为主的基础体系
在司法理论中, 不少专家学者都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有所阐述, 但是我们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与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其并不会对第三人的权益进行具体的保护。但是在公司的日常事务中有不得不与第三人发生业务关系, 而且公司法中对公众知情权的设定也直接关系到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然而我国公司法对诉讼权利享有者的界定并不十分明显, 第三人对公司内部事务的具体实施也不能做出影响, 更不能以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第三人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同时第三人的救济也完全依赖于股东提起诉讼。针对这种第三人无权益就无救济的现状, 我们在讼诉法中应坚持救济的原则, 虽然这种原则会对实体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通过对第三人的救济, 则显示出诉讼法对利益的保护, 对利益外延的扩大, 进而可以有效预防在诉讼法中遗失权利的保护。
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公司股东大会的决定权往往掌握在少数大股东的手中, 那些小股东的意志往往会被忽略, 其利益也受到一定的侵犯。因此在股东大会会议下次救济体系的建立于完善过程中, 我们必须考虑到占公司股东人数大半的小股东的权利, 在具体的救济过程中要以少数受损股东利益的保护住重点, 因为在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多数情况中, 股东的起诉往往是在股东大会决议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发起的, 在这一情况下, 虽然公司与第三人几乎没有存在相关的交易, 但是股东的利益受损却在实际发生, 而且最为迫切去救助。
在救济方式上, 我们应当不断完善股东大会会议瑕疵申诉救济的逻辑构成, 同时根据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建议必要的股东滥诉驳回制度, 在保证股东合法权益的同时, 维护公司科学合理决议的贯彻落实。
(二) 多种救济方式的并用或合用, 实现救济方式的多样化
目前我国实施的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主要有事前救济、事后救济、瑕疵诉讼救济、瑕疵治愈救济等, 但是由于不同救济方式的特点不同, 各种救济的单一使用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针对新形势下股东大会会议瑕疵的实际情况, 我们可以采用事后救济与事前救济相互配合, 瑕疵诉讼救济与瑕疵治愈救济相互配合的救济方式。我们都知道股东大会会议瑕疵的事前救济主要是制度设计上的预防, 其主要优势在于能主动预防和控制可能发生的风险。而事后救济主要是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瑕疵出现之后的一种补救措施, 它主要依靠股东的积极主动行为来维护公司利益的一种机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单一的救济制度都不可能确保决议的万无一失, 只有在事前救济的预防与事后救济的补救双重救济下, 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股东及公司的权益不受损失, 保证公司决议的顺利落实。另一方面, 只有在瑕疵诉讼救济与瑕疵治愈救济相互配合的情况下, 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会议决议已经确立的公司与股东, 股东与股东, 公司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 保证公司交易关系的稳定, 同时也能通过有效的策略对公司会议决议中的瑕疵进行补救。
(三) 最大限度的实现救济结果的合理化
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体系的完善最终要达到各方利益平衡的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在股权平等的基础上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时维护公司交易的安全。因为在股东大会中, 只有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法律制度规范了, 小股东的权利与利益得到了合理的保障, 才能真正实现股东权利的平等, 促进公司稳定的发展。同时公司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在不违背相关法律的基础上, 设计维护交易安全的制度规范, 以义务的形式确保公司以外的相关人员在保证公司与股东“隐私”的前提下, 对公司交易的相关规章更加透明化, 从而保护公司交易的正常合法进行。
结语
我国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从无到有, 对公司和股东权益的保护也不断完善, 在公司决议风险规避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结合我们具体的实际情况, 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努力做到拓展救济对象, 确定以救济股东为主的基础体系, 多种救济方式的并用或合用, 实现救济方式的多样化, 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济结果的合理化,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的完善, 才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稳定。
摘要：作为一项世界性的制度, 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早已为世界各国广泛应用。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是针对股东大会决议形成的瑕疵而产生的一项法律救济制度。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旨在保证股东大会决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保证公司交易的安全性。由于种种因素, 这一制度目前在我国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文章试从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的概况为出发点, 结合我国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的问题与现状, 以期为我国股东大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股东会会议瑕疵,救济制度,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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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上市公司亚太实业第一大股东、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市投资）因“长期不能提名董事和参与上市公司决策”，而要求推迟或取消原定于2015年12月31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按照原定计划，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将补选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监事。
依常理，既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是最高决策权力机构，那么，公司股东就应当通过股东大会会议来决定公司的重要事项，包括提名、选举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以及非职工监事等事项。全体股东均有权通过行使表决权的方式，维护其自身的投资利益。但相对中小股东而言，无论是股东的自益权还是共益权，大股东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也不至于沦落到通过“叫停”股东大会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并且，通过“叫停”股东大会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止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只能使公司决策与治理陷入僵局，或者说公示治理失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市投资不惜用阻止股东大会召开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呢？
从相关新闻报道来看，大市投资之所以试图阻止股东大会召开的表面理由有两个。
其一，大市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万恒星光（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恒星光）、星光浩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浩华）没有行使过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权利，没有参与过上市公司决策或提名过董事。坦率地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的分散，大股东已经毋须持有上市公司的绝对多数股份，即可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其主要做法就是通过提名并选任董事来控制董事会，进而控制上市公司。这实际上就是绕开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股东大会，而通过掌控董事会，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即所谓“董事会中心主义”。显而易见，大市投资之所以要“叫停”临时股东大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上市公司召集、召开的股东会、临时股东大会早已演变成为上市公司与对手大股东的表演道具与舞台，任何参与表演的动作，都无法为其带来实际收益，目前能做的就是 “拆台”。唯有拆了亚太实业“傀儡股东会”的台，大市投资才有可能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机会。
其二，大市投资认为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存在违法违规事实和应予延迟召开的理由”。这些理由主要是指：就亚太实业目前的股权结构来看，大市投资、兰州亚太、太华投资为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9.97%、8.49%和6.81%。兰州亚太和太华投资合计仅持有上市公司约15%的股权份额，但却长期占据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全部九个董事席位；拟于此次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拟提名四名非独立董事，两名独立董事、两名监事。传统上，上市公司应当秉持所谓投资者权益与风险承担相对应的“资本多数决”原则。但实际上，将多数的股东意思推定为公司意思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只是人们在很难找出更为公平合理、富有效率的其他选择方式之前的一个权宜之计。该原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地剥夺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将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演变为纯粹的持股比例之争。
令人感到困惑的并不止这些，此间还有一段大市投资原控股股东魏某、赵某将其所持大市投资股权“一女二嫁”的奇葩故事：先卖予万恒星光、星光浩华，后又卖给兰州亚太。
据称，2009年4月2日，兰州亚太就与当时大市投资的控股股东魏某、赵某签订协议，收购了大市投资的100%股权。4月17日，兰州亚太与魏某、赵某分别披露了详式、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但并未办理证章交接以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在这一“姻缘”之前，魏某、赵某已经将大市投资的股权转让“许配”给了万恒星光和星光浩华。为此，万恒星光诉至北京西城法院。2010年9月3日法院判决确认大市投资99%股权归万恒星光所有，1%股权归星光浩华所有。但兰州亚太一直以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拒绝承认万恒星光为大市投资控股股东的地位。依照法理，未完成股权转移登记，便不能认定股权已经发生有效移转。直至2015年4月28日、11月9日，其才依照北京西城法院判决分别办理了强制过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据此于2015年12月15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予以网上公示，才使得大市投资的股东正式变更为万恒星光、星光浩华。换句话讲，在2009年4月至2015年12月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大市投资的股权归属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但问题是，无论大市投资的实际控股股东是谁，都不应该影响其与兰州亚太均为亚太实业大股东的地位问题，进而影响亚太实业的日常运作。
造成如此混乱关系的另一层原因，还有2012年3月万恒星光与兰州亚太之间签订的一份“将大市投资享有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权益转交（委托）兰州亚太行使”的“战略合作协议”。按照万恒星光的解释：这是因为大市投资面临破产清算风险和巨额债务，无奈之下将股东权益转交兰州亚太代持，授予其权益，让其帮助解决问题。然而，万恒星光的如此行为显然不是为自己的对手雪中送炭。
201*年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
各位股东：
兹定于201*年*月*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201*年第*次临时股东会，具体通知如下：
一、时间：201*年*月*日16：30-17：30
二、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三、出席人员：全体股东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四、列席人员：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管人员
五、会议将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增资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请各位股东代表准时参加。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201*年*月*日
会议地点：友谊宾馆
会议气氛：和谐
参会人数：约30人
评：目前看来，民生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速，依然会高于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水平。随着股价上涨，民生已经超过招行，成为本人金融分项下的第一大重仓股。按照目前计划，15倍PE以下应该不会有卖出动作。15-25倍PE之间分批卖出，若达到30倍，则全部清空。
1、未来成本收入比将继续降低
2、一季度不良率上升是阶段性的，加大清收力度就会下降，年末预计跟年初不良率差不多。
3、未来将重点发展分行特色业务(专业业务)
4、一个放贷员对应上百商户，如何管理风险：由于一圈两链，连保互保的形式存在，只要知道一两家重要商户的情况，就能知道其他商户的情况。并且风险管理不是放贷员一个人的任务，有一套专门的后台系统。
5、富国银行是民生的标杆企业，已经从富国挖了些人，学习他的管理经营。
6、事业部业务不太受网点的限制。
7、关于利率市场化：存贷比若与利率同时放开，对净息差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利率放开，而存贷比不放开，预计全行业平均净息差将下降一个点左右(民生的下降幅度会比别人低，降幅大约会是行业的80—50%。利率市场化放开但存贷比不放开，存款会变得十分稀缺，贷款也会变得稀缺，但贷款利率不能无限上升，升得太多会影响资产质量。并且金融脱媒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企业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
8、关于网银：我国的金融电子化程度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网银能削弱四大行的物理优势，让股份制银行能与四大行更好地竞争。城商行或更小的银行在网银上没有优势，因为网银的建设与维护成本还是很高的，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刚好可以承受。很多地方银行都是几家合伙建网银。
9、分红比例应该不会下降。
会议地点：在ＸＸ市ＸＸ区ＸＸ路ＸＸ号（ＸＸ会议室）会议性质：临时（或者第XX届XX次）董事会会议
出席会议人员：、、。（或者补充说明，会议通知情况及董事到会情况）
鉴于XXXX股份有限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更换了公司董事，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召开本次临时（或者第XX届XX次）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由×××主持，一致通过并决议如下：
一、决定免去×××的董事长职务，选举×××为公司新一届监事会的董事长；决定免去×××的副董事长职务，选举×××为公司副董事长（若未设副董事长的，请删除该部分内容）。
二、继续聘任XXX为公司经理（或者免去XXX经理职务，聘用XXX为公司经理）。
全体董事会成员（签字）：
关键词：股东会决议,决议无效,瑕疵,《公司法》
股东会效力确认之诉需要讨论的问题包含多个方面, 例如在原告资格问题上, 2016年稿在“股东、董事、监事”之外, 将2009年稿中的“公司职员”分别阐述为“高级管理人员”和“职工”, 另外增加了债权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主体资格的确认可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进行讨论。这里在假设当事人身为有权提起诉讼的公司股东的前提下, 分析其诉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问题。
一、股东会决议无效情形概论
根据现有规定, 导致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只能是实体因素。综合现有做法, 股东会决议无效可归纳为两种情形, 一是《公司法》二十二条明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二是决议内容侵犯股东实体性权利而无效。
股东会决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这里的强制性规定, 应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浙嘉商终字第429号判决中, 因涉案公司从事的是典当行业, 股东会决议增资使得股东出资比例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因此法院在认定时, 将其作为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因素之一。在这一方面, 由于公司法和相应法律有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小。
关于决议内容侵犯股东实体权利而导致无效的情形, 因《公司法》未明确规定, 在实务中争议较多, 有的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合同无效…… (二)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规定, 有的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 不一而足。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1.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是否有可能造成股东实体权利被侵犯的结果?2.股东实体权利被侵犯应当如何认定?这也是两版征求意见稿均需要解答的问题。
二、程序问题:关于瑕疵情形归类的观点分野
根据我国公司法, 程序问题只能导致股东会决议可撤销的后果, 而并不构成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原因。但在股东会决议做出过程中, 股东会召集程序、表决程序是形成完整、合法的公司意志的保证, 公司法对此采取了严格的表示主义的立法倾向, 强调了股东在表决过程中的表示外观, 也强调了股东会决议的生成程序, 在实践中, 股东以股东会决议未经合法程序做出为由诉请确认无效时有发生, 对此法院往往采取迂回的方式, 以论证程序不合法导致股东实体权利遭到侵犯为由, 确认决议无效。
例如, 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 琼民三终字第1号判决中, 法院认为, 仅被告公司股东张某一人同意减少注册资本及变更股东出资比例, 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张某一人持股比例及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因此确认决议相关部分无效。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 苏审三商申字第0207号判决中, 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特别约定, 被告在原告表示反对的情况下, 利用多数决主导通过股东会决议, 亦被确认为无效。
在此基础上, 2009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四条将召集和表决情况、会议记录、决议签名等部分程序性问题直接作为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依据, 但2016年稿将此条删去, 而将相关程序问题分别归入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和可撤销类别中。
分析新旧两稿改动的原因, 在于平衡公司法规定与实践做法的关系, 也体现了股东会决议瑕疵“二分法”到“三分法”的过渡历程。关于股东会决议瑕疵, “二分法”分为“无效”和“可撤销”两种情形, 例如我国;“三分法”则在此之外, 将“决议不成立”作为一种单独的瑕疵类型。晚近以来, 采用“二分法”的德国, 学说和判例普遍主张有决议不成立的存在及必要性, 《日本商法典》在1981年修正之前, 也采取“二分法”, 1981年修改时则承认股东会决议不存在为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独立类型, 这一做法也影响到了1984年《韩国商法典》的修正。在我国, 决议不存在情形在理论上得到承认, 在现有公司法规定下, 实践中将其按照无效处理。2009年稿第四条正文表述为“相关决议文件无效或者伪造的相关内容无效”, 注释内容则为“表见决议、决议不存在的处理”, 一方面意在承认现有“二分法”的稳定性, 一方面试图在此框架下, 肯定将决议不存在当作无效处理的实务做法。2016年稿则更进一步, 在原有的无效和可撤销之外, 将“决议不存在”和“未形成有效决议”两种情形独立出来, 并在第九条“决议效力的直接认定”中, 强调人民法院应当将这四种情形严格区分。在2016年稿中, 部分程序问题仍作为可撤销事由, 而另一部分程序问题则分离出来作为决议不存在或者未形成有效决议的事由。
从学术意义而言, 2016年稿更顺应国际普遍做法和国内实务, 且弥补了2009年稿同公司法原文的一处冲突, 即在公司法已经明确程序问题不可作为无效事由时, 2009年稿却做出了与之相悖的解释。2016年稿保持了公司法将无效事由限制在实体问题内、将可撤销事由限制在程序问题内的观点, 从这一方面, 这是对2009年稿的矫正;然而在另一方面, 2016年稿又在公司法规定之外, 自行新增两种独立情形, 从解释权行使的角度上讲, 通过司法解释来确定法律条文本不包含的概念, 难免有法外立法之嫌。
三、实体认定: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的权衡
股东会决议是多数股东的意思合致, 股东通过其意思的正常表达, 旨在行使或捍卫其股东权利, 在此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 实践中往往从股东意思是否得到完整表示作为判定股东会决议是否侵害了股东的实体权利的重要依据。股东意思表示不完整的情况有:股东意思表示有瑕疵, 股东意思表示机会遭到排斥, 股东意思表示遭到背离。其中, 第一种情况构成股东会决议撤销的理由, 后两种情形则可能造成股东会决议的无效。
但是, 股东意思表示的真实有效并不足以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最终内容, 股东会决议是股东的意思表示通过一定的投票规则集中后产生的公司意思表示, 从产生上具有复杂性。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认定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意义上的无效, 一方面, 股东意思表示受到股东会决议意思形成过程的制约;另一方面, 意思表示不完整并不完全等同于实体权利遭到了侵犯。股东会效力确认之诉旨在保护股东权益, 但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保障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亦是公司法的重要原则, 因此往往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 在实务和学理上往往存在分歧。
1.股东意思表示遭到排斥
当股东个人的意思表示被完全排斥 (如签名被伪造, 未经通知等) , 但股东会决议事项与该股东个人权益无关, 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也合乎表决程序, 此时是否应当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
否定性做法例如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二中民 (商) 再终字第1201672号判决中, 原告诉称被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 请求确认该次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认为, 该决议内容为变更注册资本、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选举和更换董事、变更营业期限和修改公司章程等内容, 内容合法, 未侵犯原告优先购买权, 因此并不符合确认为无效的法定条件。肯定性做法如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浙嘉终字第429号判决中, 原告以被告公司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为由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认为, 被告公司明知原告为股权实际享有人, 未通知原告而作出决议, 违反了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财产收益,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因此侵犯了股东的实体性权利。
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司法解释四的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伪造签名问题, 2016年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第三项列出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签名是伪造的, 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或董事不予认可, 即可认为“未形成有效决议”;第二种观点认为, 只有伪造签名达到了影响股东会表决比例的程度, 才能认定为“未形成有效决议”, 换言之, 如除去被伪造签名的股东, 仍有正常的表决比例足以通过该决议, 就不能否认该决议的真实效力。
关于公司的通知义务问题, 2009年征求意见稿将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造成的后果按情况分别列入“无效”和“可撤销”中, 一般情形下, 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 股东会决议应认定无效, 但原告股东参加了会议并投票表决的, 则属于可撤销情形。2016年稿删去了上述规定, 将通知义务归类为“召集程序”和“表决程序”的组成部分, 因此, 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后果仅为决议可撤销, 而不会导致无效。
产生这样分歧的原因, 在于保护股东意思表示与保护公司意思表示发生冲突时, 不同的倾向将导致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将公司决议形成过程视为单纯的意思表示的表达, 则可以适用民法相关规定;也有学者认为, 决议是将客观地存在多数的意思拟制为公司的意思, 只要客观存在正常多数的意思, 公司的意思即有效存在, 扣除有瑕疵的个别股东的意思表示, 导致欠缺必要多数时, 决议才存在瑕疵。因此, 从维护公司发展稳定角度讲, 如果扣除个别股东意思表达之后, 没有达到影响集体意思形成的严重程度, 也就没有认定其为无效的必要性。
2.股东意思表示遭到背离
股东会决议违背股东真实意思表示有如下两种表现:股东出席股东会, 对股东会决议明确表示反对, 且拒绝履行决议内容;股东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 未实际出席, 嗣后对决议内容表示反对。
在司法实践中, 当股东既不同意决议内容, 又不行使股东权利, 或者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决议内容时, 应当认为股东会决议并未侵犯股东的实体权利。例如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黔高民商终字第10号判决中, 原告主张公司增资决议侵犯其优先认购权, 法院认为, 股东既不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在新增资本时也未主张按照其出资比例认缴出资, 公司增资决议并未侵犯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对于股东事后同意决议方面, 2009年征求意见稿和2016年征求意见稿观点一致, 只是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
另有一种情形, 股东虽不同意股东会决议内容, 但自身存在过错, 则股东会决议有效。例如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3) 渝高法民申字第00738号判决中, 法院认为, 由于原告未履行出资义务, 经催告亦未缴纳出资, 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 是合法有效的。
四、后记
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确认旨在保护股东的实体权利, 但亦必须注意保护股东实体权利、公司发展和保护善意相对方利益的平衡。从公司的内部关系上, 一方面, 相对于股东而言的公司的意思表达同样应得到保护。另一方面, 股东应当承担对于公司的义务;从公司的对外关系上, 一方面, 公司活动遵循外观主义原则, 当股东以行为做出了承认决议的外观并足以让第三人相信, 股东就不能以自己反对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由要求确认无效。此外, 公司经营稳定和市场交易安全也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案例, 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而决议转让股权, 一审法院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 而股东本人实际无力行使优先认购权, 在公司股权结构已经稳定的情况下, 二审法院采用了调解结案的方式。当然, 调解并不是最值得称道的解决路径, 但它至少体现了在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中, 法院对各方利益综合考虑力求平衡的思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两版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差异性分析, 结合实际, 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但股东会效力确认所涉及的问题远不至此, 无论是在司法解释, 还是在完善立法方面, 都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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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宫董事长
2008年3月的一天早晨，春雨过后、空气清新。但是在正洪会计师事务所会议室里，紧张的空气让每一个人都透不过气来——一次非正常股东大会正在进行。
说它非正常，是因为会议的召集人并不是董事长曲刚，而是赵永民联合其他七名股东所召集。接到股东会议的通知后，董事长曲刚就意识到这可能是场鸿门宴……
几个股东依次发言，矛头直指曲刚在担任董事长期间的种种恶习，会议俨然成了批斗会，各个义愤填膺。曲刚几次想打断股东们的发言，但还是忍住了，他想看看这些股东们到底要做什么。
半小时后，主持人股东赵永民开始作总结性发言：“必须免除曲刚的董事长职务，否则这个事务所搞不好!同意罢免他董事长职务的，请举手!”
“股东们很激动，我自己感觉，颠覆的形势正在出现，这种场合没办法呆下去了，干脆退出。”表决之前，曲刚以接电话为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可是，下面怎么办呢?
他还没有想出对策，赵永民带其他股东已来到办公室，将手上的一份决议递给曲刚，曲刚没有接。赵永民就把决议放到桌子上，随后长出一口气说：“根据大多数股东的意见，你的董事长职务已经罢免!”说完，几个人转身离开。
“那意思就是我反正已经形成决议了，你同意也是，不同意也是!”曲刚没想到这几个股东会这么绝，血一下涌到头顶，一把抓起决议书，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绝地反击
但是，10分钟后，他起身又捡起决议，仔细看了一遍。这才发现，虽然决议中的九名股东(事务所共10名股东，曲刚虽也是股东，但事实上弃权)有8人签了同意，但是，一个叫戴琼的股东签的是反对意见!
戴琼的反对让曲刚看到了希望，也给了他绝地反击的机会。他马上给戴琼打电话在办公室碰头商量。
“我认为，本没有什么原则的冲突，只是经营理念不同，这个事务所并没有到要换董事长的程度。”戴琼说。
两个人很快有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反败为胜的发现。
原来，按照《公司法》规定：罢免董事长这样的事情，必须要经过2/3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才能生效。赵永民之所以认为罢免决议有效，是因为目前正洪事务所有10名股东，其中8人同意罢免曲刚，所占比例是80％，比规定的66.6％多出13个百分点。
“但这是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应该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也就是说应该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所以那个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此时的曲刚兴奋不已。
当时，曲刚占有公司29.44％的股份，戴琼占有公司11.76％的股份，如果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即按一股一票表决的话，曲刚和戴琼占有公司41.2％的股份，赵永民和另外七名股东仅占有58.8％的股份，而离2/3(66.6％)还差7.8个百分点。
二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和其他股东纠缠，直接起诉到法院，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曲刚在公司的地位。随后，曲刚和戴琼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股东会决议应该按照“一股一票”行使表决权，而不是“一人一票”。他们请求法院判决股东会决议违法，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
可是，就在他们法院起诉后的第二天，赵永民又有了新的动作。
“罢免”股东资格
赵永民等七名股东，再次召开会议，同样以“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以七票罢免了曲刚的股东资格，同时被罢免股东资格的还有戴琼。
曲刚知道自己被罢免了股东资格以后，忍不住笑了：“这些老同志还真是不懂得法律，股东资格怎么可以罢免呢。股东只有把股权转让给别人以后，股东资格才消失。”
那么，赵永民真的一点也不懂法?其实不是。赵永民说：“是因为这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公司的股东，罢免只是走一种形式。”
赵永民这一招也的确厉害，如果说曲刚和戴琼真的不是股东，那么二人就根本没有资格向法院起诉。可是，如果赵永民的这种说法成立，“不是股东”的曲刚又怎么会成为公司董事长呢?要了解其中的缘由，还得从正洪公司非常有戏剧性的合并说起。
草率重组是祸根
正洪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2001年，成立之后效益还是不错的。但是，身为正洪事务所董事长的赵永民并不满足于现状，希望做大做强。
就在赵永民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瑞中税务师事务所所长曲刚，由于经营业务的局限也在寻找合作伙伴。
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主管单位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徐翔对他们很支持：“如果把‘两师’结合起来，就既能从事审计业务，也能从事税务咨询业务，这样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这样的初衷，促成了这件事情。”谈起往事，徐翔也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
两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企业，两个互不熟悉的董事长，在主管秘书长的撮合之下，走到了一起。
很快，正洪公司和瑞中税务师事务所签订重组合并协议书，启用正洪公司的名号，注销瑞中税务师事务所。
当时，瑞中税务师事务只有曲刚和戴琼成为正洪事务所的股东，曲刚还是最大的股东。
但是，在由谁担任重组后的正洪事务所董事长问题上，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曲刚是志在必得。赵永民一开始也是寸步不让，但是，当曲刚提出自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如果不能掌控公司，对于自己不是很公平之后，赵永民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居然同意了。这让曲刚觉得里面有什么蹊跷，心里反倒有些不安。不过，他后来一想，自己只要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公司最大股东，就可以牢牢控制公司，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随后，正洪所到工商局备案，确认了曲刚股东、董事长、法人代表的身份。
两个月以后，正洪会计师事务所的所有人搬到了瑞中税务师事务所所在的大厦办公。
这个草率重组的严重后果，双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公司恶斗
重组后两个公司的人，从一开始就进行博弈，小到办公设施的分配，大到权力的归属。这种博弈以曲刚和赵永民为代表。
而成为董事长的曲刚，很快就实际控制了重组后的公司。正洪事务所原来的股东对他的做法看不惯，曲刚根本就不理会。赵永民多次劝阻曲刚都不欢而散。“他把我当成一个给他打工的了!”曾经也是董事长的赵永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
随着矛盾升级，一个更大的问题暴露出来。赵永民发现：身为董事长的曲刚始终没有把出资款打进公司指定账户。“同时任大股东、董事长、法人代表，结果一分钱不出，空手套白狼，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身为正洪事务所前董事长的赵永民追悔莫急。
另外，和曲刚一样，戴琼的出资款也没有到位。
正洪所的原有股东，对这次重组都后悔不已：重组以后，因为股东的
内斗，公司的业务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而股东们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曲刚不能胜任公司的领导人，所以，赵永民决定重新夺回公司的控制权……
股东资格波澜而起
而曲刚马上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赵永民等股东免除自己股东资格的决议无效。
实际上曲刚的股东资格已经在工商局进行了备案，股东会议是无权罢免股东的资格的。但是，如果曲刚始终没有一分钱人资的话，最后的结果就很难说了。曲刚也很清楚这一点。
就在本案进入庭审后，曲刚出示了一份向正洪公司出资100万元人民币的报告。
“虽然入资晚了，但是毕竟也入资了，所以我们是具备股东资格的。”有了这份入资证明，曲刚很得意。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曲刚向正洪所入资的证明，时间恰恰是曲刚向法院递交起诉书的那天。
“阴谋，无耻!”赵永民气愤地说。
那么，从法理上看，股东没有按时出资影响股东资格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林认为：曲刚在开庭前把钱交了，那么所违反的是期限性的义务，股东身份并不会因此而产生影响。
《章程》定成败!
法院认定曲刚和戴琼具备公司的股东资格，有资格起诉。于是，原被告双方的争论就进入到本案核心内容：罢免董事长，股东是按“一股一票”表决，还是按“一人一票”表决?
在庭审中，赵永民拿出了公司章程，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股东按照“一人一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而且《章程》上还有曲刚的签字!
曲刚也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所有公司股东都应按出资额行使表决权，自己公司怎么会做出“一人一票”的章程规定呢?
《章程》是不是假的?他仔细看了签字，的确是自己签的。曲刚努力回忆：“当时，赵永民把章程拿过来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看了一下，没有逐条细看，印象中对章程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深，只要成为董事长，其他就都觉得不重要了。”
公司章程被业内人士称为公司的宪法，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份关系到股东切身利益的章程，曲刚仅仅是简单看了一下而已。
曲刚必须为这个疏忽付出惨重代价。
《公司法》第43条明确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条是2006年修改后的《公司法》所新增添的，很多经商的人，都忽略了这一条!
《章程》何来?
这个时候的曲刚真是气愤不已，没有想到赵永民会在公司章程里做这样的手脚，“真是用心险恶”!
当初《章程》为何会如此制定?原来，合并之初曲刚一心要成为董事长，这让赵永民很担心公司被曲刚控制。但是，曲刚是公司最大的股东，理论上又不能不让他担任。和其他股东商量时，大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按照人数来行使股东表决权，因为曲刚那边只有两个股东加入，而他们这边有八个人，这样就可以绝对控制公司。
没有想到，曲刚对章程几乎看都没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的赵永民感到很庆幸，幸亏自己在当初合作的时候留了一手，否则的话，自己会任人宰割。
尴尬境地
2008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正洪事务所章程中，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规定有效，股东会议作出免除董事长曲刚的决议有效。
而曲刚和戴琼虽然是公司的股东，却已经没有了在公司的立足之地。两人想出来重新做税务师事务所，但是原来的公司已经注销，要想重新获得这种资格又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能不能办下资格来都是未知数……
曲刚还另有难处：100万的出资款已经投入公司，没有人愿意去购买他的股权，而外人更不会去买。实际上，曲刚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先生：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九条、《股东协议书》第十一条及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现我方股东要求于 年 月份召开股东会定期会议，会议地点暂定。
会议议题：
1、听取公司经理关于2013年公司经营情况报告；
2、审议公司2014年度经营计划及财务收支预算方案；
3、其它事项。
请您履行公司执行董事的法定职责，及时组织公司股东召开公司股东会定期会议并准备会议议题的相关材料。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时间：X年X月X日
地点：公司办公室
会议性质（定期、临时）：股东会第一次定期会议
会议通知时间及方式：X年X月X日由XXX口头通知全体股东 到会股东：XX
会议召集及主持人：会议由XXX召集并主持。
会议决议内容：经全体股东协商，就公司设立有关事项达成如下意见：
1、免去XXX执行董事兼经理；
2、免去XXX监事；
3、任命XXX为新执行董事兼经理，任命XXX为公司监事。会议决议的表决结果;
1、持同意意见的股东占全部股东的比例：全体股东通过。
2、持反对或弃权意见的股东情况：无
隐名股东的内涵
探讨隐名股东的问题，首先要对隐名股东的定义做清晰的界定。在我国立法上尚未对隐名股东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国内学者、司法工作者基于各自认识的不同，进行了多种界定。我国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定义为: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以他人名义出资，一般被称为隐名股东。与之相对应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上的股东则为显名股东。第二种定义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第三种定义为:隐名股东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第四种定义为: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第五种定义为:
隐名股东，又称为匿名股东，是指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与此相对应的概念是显名股东，或者称为名义股东。这里所谓的“匿名”或者“显名”是指其姓名或者名称是否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中予以记载。’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隐名股东的本质——名实不符。但是，上述传统的隐名股东定义过于宽泛而失去了概念的唯一性，因为所有的隐名投资行为都有名实不符这一特征，而隐名股东只是隐名投资行为中的一种。借鉴各家之言，笔者认为界定隐名股东，必须既体现隐名股东与其他隐名投资者的共性，又体现隐名股东的个性。因此，所为隐名股东，是以全面享有股东权利为目的借用他人名义投资于公司的投资者。
隐名股东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现行规范
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的资格，其判断标准是什么?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目前，我国关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主要存在着“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两种不同的判断机制。实质说认为，无论出资行为的名义是谁，事实上作出出资行为者应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即将实际出资人视为公司股东。形式标准即以显名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面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在2007年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审理公司案件时应当正确适用外观主义原则，注意维持公司内部各民事主体之间约定的效力。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涉他性，公司机关的内部决策、内部各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往往涉及公司外部当事人的利益。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注意贯彻外观主义原则，在维护公司内部当事人约定的效力的同时，优先保护外部善意当事人的权利。在审理涉及到股东资格认定以及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关系方面的有关纠纷案件时，要准确可以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相关公司主张权利，公司亦可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识别股东，并仅向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人履行諸如通知召开股东会、分配利润等义务。实际出资人与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之间有关‘名实出资’的约定，仅在定约人之间产生效力，一般不能对抗公司。”
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也作出了相关规定。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进一步明确解决这一问题，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该规定第25条明确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采纳了股东身份判断的实质标准，以实际出资为基础确认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
隐名股东身份认定应当采纳合同认定标准
据此，认定隐名股东的关键在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订立的合同，隐名股东作为实际出资人依据该合同负有出资义务，并且取得投资权益。笔者认为从合同入手解决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将其归为委托合同一类，利用《合同法》第402条、403条解决更为有效。这一委托合同是确定两种出资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最核心证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委托合同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即可认定其为民事主体之间意思自治的安排，法律没有予以特殊干预。
首先，委托合同中存在委托人自动介入规则。《合同法》第402条规定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 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就隐名股东而言，如果公司其他股东知晓并不反对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存在的，显名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签署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应当直接约束隐名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应当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晓协议的存在以及知晓后表示不同意该协议的，应当否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而以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至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该协议来解决。
其次，委托合同中存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和第三人行使选择权规则。《合同法》第 403 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 ，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 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 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显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签署的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不仅约束显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还约束成立后的公司。除公司任何一名股东明知隐名股东存在而不同意签署出资协议等文件外，
如果因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不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显名股东无法对隐名股东履行相关义务的，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应当得到确认。如果因隐名股东不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显名股东无法对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履行义务的，显名股东应当向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披露隐名股东，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可以选择显名股东或者隐名股东主张权利，选择前者则否定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选择后者则肯定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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