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制度

论刑事和解制度（精选8篇）

论刑事和解制度 篇1

建立在社会一般意识或社会通念上存在的报应观念基础之上的传统司法模式在预防、控制犯罪、弥补被害人损失方面暴露出缺陷，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矫正犯罪的预期。刑事和解引入了补偿性的积极惩罚、非正式的争议解决程序等新思路，试图纠正传统司法在防治犯罪效果上的不足，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犯罪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对犯罪所造成伤害的适当的反应方式。

一、刑事和解的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与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相径庭的全新的司法理念，各国对其内涵的界定都各不相同。但是，各种对刑事和解理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归纳而言，刑事和解主要是通过被告人与受害人双方的沟通协调以最大程度的化解矛盾，辅之以社区矫正等措施，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一）刑事和解的哲学基础

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利益”的需要是社会互动和群体结构的“起初装置”，从结成交换关系中获得的利益为社会互动提供了诱因，交换过程也就成了调解社会互动以及促使一个社会关系网形成的机制。“利益衡量的目的是追求当事人之间及利益衡量的平衡，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这种利益衡量理论同样适用于刑事法范畴，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尤其是直接涉及被害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一方面希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制裁，另一方面又有弥补自己损失的心理诉求，这是作为一个理性人、社会人所不可避免的心理冲突。而被告人也存在类似的心理状态，不管其主观上对犯罪是故意还是过失，其在犯罪后潜意识中会产生一种“交易”抑或说是“交换”的想法，如果通过自己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能够“换取”法律的从轻处罚，他是愿意为之的。美国社会学家布劳曾经对这种社会现象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他认为，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必然的交往，“外在的利益是对交往做比较并从中做选择的标准”。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使得刑事和解有了存在的可行性。

（二）刑事和解的法理基础

刑事和解是“对西方的主流文化提出挑战，对各种本土文化持一种宽容乃至欣赏的态度，主张文化多元，反对文化霸权，特别认可非主流文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的独特作用。”它认为犯罪并不是单纯的犯法或者对政府权威的违犯，而是“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侵犯，犯罪行为生成了其使一切复原的社会义务，司法介入被害人、犯罪行为人和社会寻求更好地弥补、协调和安定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去”。所以刑事和解的最大功能应是确保伤害被修复。其关注的是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刑事和解不应被视为是与报应性司法或康复性司法相对抗的，反之，刑事和解是糅合了报应性司法和康复性司法的诸多因素，并且创设了一些新的观点（社区责任的提出等）。因为刑事和解并非是对刑罚的完全否认，反而认为犯罪人不仅应该为被害人承担责任，而且应该将其扩展到社区领域。“犯罪是社区问题，解决因犯罪产生的问题既是社区成员的共同责任，也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的”。

（三）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随着人们对刑罚的认识由单纯的制裁犯罪转化为矫正犯罪，建立在报应刑基础之上的传统司法模式在预防、控制犯罪、弥补被害人损失方面暴露出缺陷，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矫正犯罪的预期。首先，在预防与控制犯罪方面，传统的司法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在被告人面对着犯罪后的自责与对未来充满悲观的时候，严厉的刑罚不仅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反而更容易导致其对社会的敌对情绪。英国哲学家葛德文就曾经指出:刑罚这种强制手段不能说服人,不能安抚人,而相反地,使遭到强制的人离心离德。强制手段和理性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不能有培养德性的正当效果。其次，传统司法模式单纯致力于对犯罪的追诉，与其说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威的维护，被害人不仅不能从刑事诉讼中得到补偿，反而可能因为被告人出狱后的报复而面临二次伤害的危险。而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的司法模式的弊端。

二、引入刑事和解的必然性分析

（一）我国传统的“国家——被告人”刑事司法运行机制的缺陷

长期以来，刑法工具论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而一旦刑法被视为是一种工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则嬗变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为了称得上是应当处罚，必须基于社会一般意识或社会通念上存在的报应观念，认为能够依据该行为，对该行为人进行谴责，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直接导致的是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益与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表现为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失调：

首先，片面追求对被告人的刑罚责难。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责难不仅有利于保护作为被害人的个体性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保障作为一般社会人的整体利益。“如果说，犯罪在刑法中处于一种客体——对象性存在物的地位，那么，刑罚在刑法中处于一种主体的地位。”然而，理论中刑罚的这种预防与控制犯罪的机能往往在实践中扭曲，嬗变为单纯的“重刑化”倾向，其后果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侵害，这与当前国际社会倡导的人道化、谦抑性的刑法价值背道而驰的。

其次，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欠缺。如果说很多被告人的程序权利由于没有明文规定而缺乏法律支撑的话，那么，与此相比，对更容易在诉讼程序中受到忽视的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则显得更为迫切。因为虽然一旦进入了刑事诉讼程序就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刑罚责难的开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其承载的诉讼理念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价值的体现。然而，作为社会人、理性人、经济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被害人自然也不例外。“被害人在犯罪和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而且要充分地肯定和坚决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但是，由于被害人和作为在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对立方的公诉方的利益存在很大的一致性，被害人的这种独立的愿望与诉求便往往会湮没在所谓的国家利益中。“在现代法治话语中，被告人权利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被害人权利本来在与被告人权利相冲突时就往往处于被忽视和抛弃的境地。”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加以确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实际上，我国一些既有的关于被害人权利立法就已经带有十分明显的控方利益导向，这种政策性立法其政治目的要大于法律目的，必然会使得被害人无法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这就必然使得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质与量，权利入宪的范围和程度都受到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和一些非相关因素的制约。

（二）刑事和解“被害人——犯罪人”模式的优势

刑事和解理论认为“犯罪既不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亦不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相反，犯罪是社区中的个人的行为，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该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发挥决定作用。”它将犯罪视为对个人权益和社会关系的双重损害，而司法正义是一种矫正正义，因此，作为司法正义的承载体的刑事诉讼程序就应当修复这种损害。刑事和解是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前提下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为刚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注入了柔性的因素，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是法律与道德情感的最佳结合，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刑罚理念，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司法模式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

第一，深层次化解矛盾，和谐化消弭争端。由于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的由中立的第三方专业人员介入的一种司法活动，其强调的是恢复和整合因犯罪所造成的相应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根本目的在于消除仇恨，化解矛盾，使当事方都能够不因犯罪和被害而影响融入社会以及重新生活和工作。所以，一旦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不仅能够使得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合理的补偿，而且还能消除被告人的仇视心理，有效的避免因为被告人出狱后的打击报复而使被害人遭受双重伤害，也可以降低犯罪人在凡的可能性。美国的一份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参加刑事和解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18％，而通过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27％。

第二，突出司法公正，彰显社会正义。对一种措施公正与否的评判并非是由某些人的主观臆断所决定的，而是体现社会的一般性的价值取向。刑事和解强调在对被害人精神进行补偿的同时注重被害人物质方面的赔偿，在打击犯罪与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

第三，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很多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可以使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到一些严重的、暴力性的犯罪活动中去。此外，刑事和解主要是通过社区矫正的方式实现，减少了因羁押犯罪人而发生的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而且，通过犯罪人公益劳动，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

第四，体现刑罚个别化，强调刑法谦抑性。刑罚个别化要求对犯罪人进行处罚时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再犯可能性的大小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刑罚，而按照刑事谦抑性的要求，对刑事犯罪，应该以最小的支出——少用或者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说如果案件能够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得以处理，那么就应该选择一种相对较轻的方式。刑事和解的适用能够满足刑罚个别化和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2005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号）第十六条将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作为应当宣告未成年罪犯缓刑的条件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将“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作为对于罪行比较严重的案件依法不予逮捕的情形之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轻伤害案件、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犯罪未遂的案件以及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的犯罪案件等，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确有悔罪表现，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切实履行，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由此可知，我国立法已经以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为切入点，逐渐将刑事和解理念引入立法领域，开始了由传统报应性司法向刑事和解模式转化的探索。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理论平台、立法支撑与实践基础，应当对我国传统的司法模式进行改革，引入刑事和解机制，构建传统司法模式与刑事和解模式并行的二元体制。由于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是在吸取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刑事和解模式也是最先由西方国家提出并实践的，可以说对我国构建刑事和解模式具有反思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刑事和解尚处于探索阶段，应该结合已有的实践、观念与国外的先进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本质而言是一种替代性的司法模式，不能替代传统的刑事司法,其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极易造成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利益的失衡。我院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包括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以及亲属邻里关系中的故意伤害，数额不大的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等。上述轻微刑事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主要侵犯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较小，适用刑事和解不至于造成对被害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失衡。结合刑事和解的法理基础与目前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在我国当前情势下应该限于以下几种情形：

1、自诉案件。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自行和解或者撤诉，这已肯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性。

2、公诉案件中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是指可能判处缓刑或管制、较短刑期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3、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多系偶发性犯罪，司法机关应坚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合力促使未成年人早日回归社会。

4、过失犯罪。被告人在主观上基于过失，被害人往往也能够对被告人形成谅解，具有和解的现实可能性。

此外，刑事和解程序不适用累犯及严重的暴力性犯罪。对于刑法明确规定的八类严重刑事犯罪的被告人及累犯，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必须予以刑罚制裁，不能用恢复程序替代司法程序。

（二）适用条件

1、当事人双方自愿。刑事和解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真诚的和解以化解矛盾，因此，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必须是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完成的，没有受到公权压力或者外来胁迫，否则，便丧失了刑事和解得以存在的前提与根本。

2、司法专业人员的介入。在欧洲各国, 调解模式在欧洲应用很广,调解组织发达,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专业要求上,都要求调解员无论是在社会工作、法律还是心理学方面必须拥有职业资格,而且必须受到有关调解的理论和实务的培训。而针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学者主张应该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进行，不需要有关司法专业人员的介入。笔者认为，对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应该在司法专业人员的介入下进行，“可以想见，如果司法不同权力相结合，不但诉讼活动难以为继，法律也将失去威严”。但是，这种介入应该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的协议合法的合法性的审查，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甚至将刑事和解限定为在司法人员主持下进行，势必会混同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的界限。此外，就目前我国司法实际而言，一般此专业人员应该限定为公检法工作人员以及其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尤其是后者，可以有效的缓解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

3、当事人双方的协议内容合法。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是刑事和解运行的条件。由于我国目前法治国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可能将刑事和解片面的理解为“以钱买刑”，并且当事人可能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而影响到其和解意志的真实性和自愿性，因此，就必然要求司法机关加强对刑事和解的指导和监督，尤其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审查。

（三）适用阶段

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有学者主张可以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于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可以做出撤销案件或不移交起诉的决定。但是，如果大量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就被公安机关以和解为由撤案处理，那么这些案件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就无从得知，在这种情况下极易滋生权力腐败，因此，笔者主张应当将侦查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严格限制在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内。

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准逮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判处的量刑建议。

论刑事和解制度 篇2

关键词：刑事和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但更契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发展环境, 更符合我国德主刑辅的儒家法治思想理念。但是, 刑事和解制度也会对我国传统刑法惩治犯罪的立法任务和国家追诉权的性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更会使公众对刑事和解的性质产生认识上的偏见。

一、刑事和解立法解读

(一) 立法背景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科学的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 是和谐理论内涵的必然体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 不能只注重用刑法震慑犯罪分子, 还要着力把他们改造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人;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 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 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 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而且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最具恢复性司法特征的办案方式, 已在很多省市的检察机关进行了广泛的试点,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本次修法也是对司法实践成果的肯定。

(二) 法条解析

特别程序的第二个章节设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大致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条件, 和解的案件范围以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刑事和解, 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 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 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的范围包括: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法的案件。2除渎职罪案件以外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除外。新刑事诉讼法第278条还规定了刑事和解案件由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主持并制作和解协议书, 而且从上述主持和解的主体可以看出, 刑事和解程序贯穿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新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 即在侦查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 公安机关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的, 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性质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或者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 法院可以根据案情对达成和解协议的被告人做出从宽处罚的决定。

(三) 立法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设立, 虽然法律条文不太完善, 立法尺度不是很大, 但其理论研究的进步性价值和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司法效率的优点仍然十分明显。一方面,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与我国的“和为贵”儒家思想和追求和谐的文化传统有关, 可以说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气息浓厚。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在没有国外法律制度参照的情况下, 我国司法制度的论研究要走自己的道路, 走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 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刑事和解具有节省司法成本、提高刑罚效益、最大限度保护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有效地接受犯罪人回归社会等优点。

二、刑事和解的性质

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同时, 法学家们也在寻找刑事和解的正当理论基础, 企图找到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支撑。大多数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起诉裁量权, 而有些学者则从国外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寻找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还有些学者则认为:刑事和解是“弹劾式诉讼的返祖”, 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于被害人与被告方和解协议的尊重, 作为民事诉讼基础理念的当事人处分主义, 也开始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尊重和采纳, 刑事和解意味着刑事诉讼开始按照民事诉讼的原则进行运作, 也就是“刑事诉讼民诉化”的典型标志。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去解读探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 在追求最终的结果上, 大家都是一致的, 都是在尽量不去超越法律的界限内, 提高司法效率, 公正高效的处理案件。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 即不同于国外辩诉交易的性质, 也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性质有所差别。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辩诉交易的解释为:刑事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以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的某种让步, 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 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由此可见,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不仅在参与主体, 使用条件上不同, 而且两者产生的理论基础也不相同。而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华德·泽赫教授, 对恢复性司法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恢复性司法最大程度上吸纳特定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司法过程, 以求共同地确定和承认犯罪所引发的损害, 由该损害所引发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 进而最终实现对损害的最大补救这一目标。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恢复性司法在价值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上与刑事和解十分相似, 两者的差别在与, 恢复性司法的在界定范围和内涵上要大于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因此, 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它吸收了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 在参与主体上对辩诉交易进行了变革, 给予了被害人话语权, 更适合在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地域适用。

三、刑事和解的程序设置

(一) 和解的启动

从法条可以看出, 刑事和解的启动者一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他们有进行刑事和解的迫切意愿, 并且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进行和解有利于展现其真诚悔罪的态度。另外, 检察机关也可以对适合和解的案件适当予以“撮合”。

(二) 法院的决定权和审查权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 法院是案件定罪量刑的最终裁断者, 法院不但要根据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审查加害人的悔罪态度, 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与自愿性, 对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的执行情况予以衡量, 也要客观评判案件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 做出公正的判决。法院在做出评判的时候应当只遵循与法律的规定, 不被外界舆论和压力所干扰。

(三) 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

立法规定, 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案件,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在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起诉的阶段, 和解协议可以产生如下几个法律效果:1, 酌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应负刑事责任, 但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2, 暂缓起诉。基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因素的考量, 暂时不将其提起公诉, 交付法院定罪量刑, 并要求其在一定期间内履行相关义务, 并视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及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或者不起诉。3, 从轻或减轻处理。检察官在量刑裁量权内对和解案件做出从轻、减轻的起诉决定。对于当事人达不成刑事和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一方又反悔而重新进入正常程序的, 不能因此而加重对加害人的惩罚。

(四) 监督

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享有较大的起诉自由裁量权, 而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 既不能将它等同于一种恣意的权力, 也不能把它视为一种天然的特权, 既要看到它的优越性, 又要看到它的危害性。因此, 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限制自身权力的行使, 尤其在充当刑事和解的主持者时, 应当严格限制自身的权力, 检察机关应当把主要职责放在审查监督刑事和解达成的过程, 防止出现“以钱买刑、花钱赎罪、威胁利诱、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出现, 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合法进行。

四、刑事和解的效果

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写入立法之初, 已经在某些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试点实行, 但是立法公布之后社会公众反映仍然十分强烈, 对刑事和解范围的扩大化解读, 使得公众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 而向被害人赔偿损失成为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 也让很多学者提出质疑刑事和解是“花钱买刑”, 金钱成为犯罪分子逃避刑责的工具。陈卫东教授在他主持的“‘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学术研讨会 (一) 和谐社会背景下刑事和解的制度构建”中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是正当程序的悖反, 价值公正的动摇。其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明显质疑。他认为, 刑事和解更像是一副“应景之作”。中共中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而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亦成为了贯彻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体现。由于刑事和解案件产生的息事宁人效应, 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和谐理念, 又可以凸现宽严相济中的“宽”, 加之其对于缓解附带民事诉讼偏低的执行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确有所裨益, 一时间刑事和解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而且我国的在审前程序尚未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机制框架之时, 且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 认罪答辩等分流机制也欠缺雏形, 刑事实体法也没有为刑事和解提供依据的情况下, 和解制度盲目引进意义极其有限。

刑事和解不但对我国的刑罚目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 而且会导致权利或权力的滥用。一方面, 对检察机关而言, 为了提高司法效率, 会有意无意的向加害人或被害人施压, 迫使其接受和解, 尽快达成和解协议。另一方面, 对被害人而言, 其会基于加害人的恐惧获重罪以及加害人本身的劣势地位, 而漫天要价, 提出远超加害人所能承受的赔偿标准。这都是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价值背道而驰的。

五、完善

(一)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目前立法在刑事和解范围的规定上比较狭窄, 一方面, 由于社会大众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认识有所偏差, 规定过大的刑事和解范围, 不利于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开展。另一方面, 刑事和解制度仍然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贸然扩大和解的适用范围, 会造成检察机关自身起诉裁量权方面的混乱和对司法系统造成巨大的冲击, 违背了刑事和解在提高司法效率方面的立法初衷。但是, 随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际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扩大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当然是水到渠成。

(二) 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 只笼统地说明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对和解协议的审查义务, 和解的进行指望当事人自己私下的接触, 不但不利于和解协议的达成, 也不利于诉讼周期的缩减和双方矛盾的缓和, 更可能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二次伤害行为的发生。笔者认为, 在刑事和解由检察机关适当的进行主持和调解, 有一定的优势。首先, 检察机关掌握最全面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 对那件有大概的认识和了解, 能权衡利弊。其次, 检察机关本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助于当事人双方听取建议, 达成和解意愿。最后, 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其向加害人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和条件。

(三) 刑事和解诚信记录档案和被害人赔偿基金

很多情况下, 某些加害人真诚悔过, 并积极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赔礼道歉, 但是由于自己经济状况而不能得到法院的从宽处理。相反, 某些加害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但是认罪态度不好, 没有悔改之意, 或者屡教不改, 又造成对其他人同样的伤害, 是否考虑建立诚信记录档案, 对那些达成和解协议的当事人记入档案, 若再次侵害他人权益构成犯罪的, 限制其和解的机会, 或者在和解赔偿中增加其赔偿数额, 抽出一定比例的赔偿金建立被害人赔偿基金, 补助那些因为达成和解协议而得不到赔偿的被害人。这样, 一方面达到了严惩那些企图用金钱“摆平”麻烦的加害人, 另一方面也保障了被害人最终获得赔偿的机会。

(四) 律师的介入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介入刑事案件时间提前, 能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和解案件中, 律师的介入, 能更好的帮助当事人认清案件处理的结果,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在案件矛盾较大的刑事和解中缓和当事人的冲动, 理性的进行协商调解事宜, 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并且在刑事和解的程序启动, 达成和解协议的气氛和最后和解协议的履行上都能站在专业的角度对当事人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六、结语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二) 篇3

一、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

我国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强调国家与集体利益，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在原有的观念格局中缺乏存在与发展空间。近年来，伴随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和与国际社会接轨趋势的日益加强，对公民个体权益的保障逐渐成为我国司法界关注的话题，再加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倡以及我国司法界已有的刑事和解的有益尝试，使得国家对刑罚权的传统独占地位也越来越受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并有条件地引入，无疑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与时俱进。

(一)刑事和解有利于真正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近年来我国的刑事诉讼，还是存在重打击刑事犯罪的现象，被害人的权利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增强了被害人解决刑事纠纷的主动权和决定权。通过刑事和解，以犯罪嫌疑人的真心悔罪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平和的环境中，表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对人身、精神和经济造成的后果，了解犯罪嫌疑人行为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和赔偿，这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而且，刑事和解也有助于被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民事赔偿。

(二)刑事和解有利于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以刑罚来制裁犯罪，它在本质上仅仅是暴力对暴力的原始反应，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甚微，在很多时候对犯罪人都起不到震慑的效果，犯罪人在犯罪后内心经历着激烈的冲突，严厉的惩罚可能会激起他对社会的敌对情绪，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发生。刑事和解使加害人与被害人在的交流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其行为给对方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觉悟，在充分认识自己的过错的前提下，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尽快地重返社会，有利的保障了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三)刑事和解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许多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其人身危险『生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对于这类案件，如果不加区别，一概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可能会恶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加剧矛盾。而刑事和解制度，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进双方谅解，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加强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四)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从我国目前的犯罪形势和检察机关的运转状况看，一方面，犯罪总量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现实中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仍在超负荷运转。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或邻里纠纷给予积极关注，使和解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就介入，通过缓和双方情绪、减少双方矛盾来代替惩罚，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约了诉讼成本，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进程加快，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环节了司法资源紧缺的问题。

二、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刑事和解在我国现阶段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我国目前对刑事和解没有任何具体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刑事和解具体应当如何适用、适用的标准是什么、适用的案件范围有哪些、适用的主体有哪些、如何启动刑事和解、启动刑事和解需要那些条件、司法机关在其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如何结案、结案后对原案件的处理等等这些情况都不清楚，适用的标准难统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办案人员可能面对相同情况都会作出不同的认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二)刑事和解会给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带来冲击

现阶段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将“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刑事和解的重要因素，这种经济因素的引入可能导致社会公平问题。在实践中，不具备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具备了刑事和解的条件，由于赔偿能力因素导致不能适用刑事和解。这导致同样的案件，是否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取决于犯罪人的经济赔偿能力，尤其是在共同犯罪中，这种不公平的反差尤为明显，没有赔偿能力的犯罪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而有赔偿能力的共同犯罪人因刑事和解免除追究。

(三)刑事和解给办案人员徇私舞弊带来条件

由于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又没有统一的规定，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案情都存在不同的判断，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自由度过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部分检察人员会丧失原则，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对策思考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适用刑事和解应仅限于自诉案件、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系偶犯、初犯、过失犯，未成年人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且社会影响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应绝对排除再犯、累犯、惯犯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利益、职务犯罪等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比较大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适用刑事和解案件，加害人必须自愿认罪，刑事和解以犯罪者承认自身犯罪为适用前提，对加害人的悔罪、愿意承担责任的表现作出适用的条件。

(二)刑事訴讼各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

侦查阶段要控制刑事和解的适用。侦查阶段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在这个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适用刑事和解，就会放松对侦破案件的追求，不利于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利益。在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作用不大，如果将刑事和解置于侦查程序中，则侦查机关将会拥有事实上的审判权，其滥用的可能性极大。审查起诉阶段已将犯罪事实查清，实施和解已有基础。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了解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及案件处理意见和要求，为辩护人的活动提供方便。诉讼双方能充分听取对方的意见为刑事和解创造了协商对话的平台。对于那些有认罪、悔过表现的嫌疑人，检察机关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后，可以放弃提起公诉的权力，而采取暂缓起诉、不起诉等处理方式。

(三)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

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应当坚持自愿原则。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真实意愿。由于被告人处于被追究的地位，来自外界的压力相当强大时，极有可能因恐惧而被迫认罪，而且也可能出现因担心在正式的刑事审判中被误判或加重处罚而违心地认罪的情况。同时，进入一个开放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后，被害人拥有了决定加害人命运去向的巨大权力，加害人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被害人的潜在危险也会随之增大。检察机关必须对刑事和解进行事中及事后监督，以防止双方在调解过程中存在威胁、利诱等违背自愿性原则、非法交易的情况。此外，办案人员有可能为加快案件审结进度，忽视了意愿被强制的因素，掩盖或压抑了矛盾，反而导致事后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因而要防止片面强调节约司法资源。

论刑事和解制度 篇4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刑事和解制度至少具有公正以及效率两方面的价值。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只对于该制度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同时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辅助实施，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出现程序体系架构相对粗疏、各地方操作标准较为混乱、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没有将刑事和解放到其应有的位置。

在西方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因其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避免《刑法》的“标签效应”、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优点，成为回应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仅仅是作为刑事和解的一种情形，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都归于轻刑案件中，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制度进行有针对性、专门性的设计；在程序上与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并未分离，缺乏独立性；在刑事和解的功能和效果方面，少有自己的独特性，而统一于以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损失为中心的程序运作中。本文以理论结合实际，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选择，在探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运行模式的分类

关于刑事和解的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以主导者为标准可以分为国家主导模式和社区（社会）主导模式，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权力的组织形态特点可以分为专门模式与混合模式。

本文着重探讨另一种分类方式，即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这一分类是由陈瑞华教授提出的比较经典、合理的分类方法，与我国实践联系最紧密。

（一）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

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是指加害人主动与被害人联系，经双方协商，就最终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并自动履行，而后被害人要求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司法程序就此终止或者不再启动。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的模式类似于我国民众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的民间调解，是一种单纯的私力救济。

这一模式不仅具有灵活性、简易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点，而且充分体现了刑事和解制度尊重被害人意愿的价值，给予了被害人和加害人平等协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形成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刑事案件的矛盾冲突远远要比民事案件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难以主动并理性地协商，更难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模式适用面窄；第二，在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过程、事项均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缺乏专业知识的指导以及司法机关的参与，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难以保证；第三，即使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这一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仍然是个疑问，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

（二）司法调解模式

司法调解模式是指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调解模式又包括检察官调解模式和法官调解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注重司法机关的主动性。

与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相比，这一模式具有权威性较高、实用性较强、达成和解可能性较大等特点，但是在监督规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极端：第一，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表现得强势，在其积极主动调停、主导和解过程中，难免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可能会弱化刑事和解“合意”的意义；第二，司法机关积极撮合协议的达成容易导致和解协议产生偏差，使当事人产生抵触、怀疑的心理，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以及和解的效果。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和解模式的结构性特征是调解权与司法权的分离，调解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解决刑事纠纷的辅助机构。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引入中立的社会机构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公安、司法机关主要负责遴选适当的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节，并且在调解成功后作出非刑事化的处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不仅具有简捷、经济和及时的优点，还有助于避免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中合法性和正当性难以监督的问题，也缓解了司法调解模式中司法机关压力过大的状况，同时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等缺陷。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问题：第一，我国各地人民调解组织的现状存在较大差距，调解组织的健全程度以及调解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地方的调解组织难担刑事和解的重任；第二，人民调解组织在把握法律上可能会有欠缺，更多地是站在道德的层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或让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注重和解结果而忽视和解过程。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就决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能简单地混同于成年人。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小。未成年人尚处于人格未定型期，具有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控制、辨认能力低等特点。而“行为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本身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者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较成年人犯罪要小。

第二，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可塑性更强。由于未成年人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生理、心理刚刚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与成年人相比，具有相当的可塑性。为了避免刑罚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和解正是以和解协议代替刑罚的方法终结案件，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可以避免弱化刑罚功能等刑事和解可能存在的缺陷。

第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部分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实践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盗窃、故意伤害等类型，并且呈现分散性、偶发性的特点，对社会没有特别大的危害性。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幅度适用刑事和解，弥补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宽泛模糊的不足。

第四，社会大众往往对未成年人有更大的包容度。相比成年人犯罪，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有更高的期待，期望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这就意味着刑事和解中更容易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也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个显著优势。总之，刑事和解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着双向契合的优势。即刑事和解为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避免刑罚提供了路径，照顾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又恰好避免了刑事和解的一些弊端，并将此制度的优势发挥到更大程度。基于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择一个合理的、能扬长避短的制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笔者认为，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应当适用司法调解模式中的检察官调解模式。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程序展开以检察机关为主导。

需要先明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与成年人分开适用不同的和解模式，要充分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及此类案件的特殊性。这就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通过刑事和解来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就必须从立法层面改变目前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操作不统一、各自为政、屡有冲突的局面。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主要存在于侦查完毕后的审查起诉阶段。笔者之所以倾向于以检察机关为主导，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一个刑事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之手再到公诉部门，案件事实才能有一个相对明朗的轮廓，也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判断未成年人是否有犯罪行为、可能触犯何种罪名以及情节轻重等要素，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并在此基础上与受害人协商确定和解方式、商定赔偿数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此外，案件在检察院手中尚未进入法院进行审理，在这一时间点进行和解，不存在过早或过晚的问题。如果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自然不会进入审判程序，就避免了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相反，如果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又具有一定的恶劣情节，则可以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在程序上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

其次，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劣势难以克服，权衡之后，笔者认为司法调解更适合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同于简单的民事调解，主持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考虑到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检察机关无疑更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当然，采用司法和解就意味着要建立起相应的指导监督机制，保证和解能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公正的协议。

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5

甲方(受害人)：

受害人代理人：身份证号：

乙方(犯罪嫌疑人亲属)：

附本案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如下：

犯罪嫌疑人一：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二：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三：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四：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20 年 月 日 时，本案犯罪嫌疑人因琐事与甲方发生冲突，共同将甲方殴打致伤(经公安机关鉴定为轻伤)。现其均已被刑事拘留。鉴于本案犯罪嫌疑人系一时冲动造成甲方伤害，且事后均有悔过意愿，现乙方又自愿代替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100000.00(大写：壹拾萬圆整)作为经济赔偿。鉴于此，现甲乙双方经过共同协商，并在本案经办公安机关协调下，自愿达成和解方案如下：

1、乙方代本案全部犯罪嫌疑人一次性向甲方支付￥100000.00(大写：壹拾萬圆整)作为全部经济赔偿，此金额包含但不限于甲方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相关赔偿项目。本协议签订后，乙方立即以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拾萬圆整，款到甲方指定账户后本协议方才生效，乙方以甲方出具的收据和转账记录作为支付凭证。

甲方指定接受赔偿款账户为：

2、鉴于本案犯罪嫌疑人系一时冲动造成甲方伤害，且事后均有悔过意愿，现乙方又自愿代替犯罪嫌疑人一次性向甲方支付￥100000.00作为全部经济赔偿。甲方表示对本案全部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并自愿表示不再继续追究本案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同时，鉴于已接受拾萬圆的一次性赔偿方案，甲方表示此后亦不会再以其他任何形式，追究本案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民事责任。

3、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交由公安机关留存备案。

4、赔偿款于本协议签订当日，全额到达甲方指定账户后，本协议方才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签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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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协议书的 篇6

乙方：姓名 ，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身份证号码，(系本案被害人的父/母)，联系电话。

【律师提示：协议双方主体通常为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被告人处于羁押状态或者被害人已死亡的情况下，协议主体应变更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并且在本部分注明，与本案当事人的身份关系。】

鉴于，被告人 的 (某某犯罪) 行为给甲方造成了经济损失，目前本案已诉至 人民法院。乙方作为被告人 的 ，根据被告人 的请求和委托，代其向甲方(即本案被害人)转达真诚歉意，并就甲方遭受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请求甲方谅解。现双方就上述事宜，经过诚恳、友好的协商，订立如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律师提示：本段需用凝练的语句概况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签订和解协议的意向。系被害人近亲属代为签订和解协议的，应写明受被告人委托代为签订协议的情况。】

一、

二、……

三、……

四、……

……

【律师提示：协议正文通常需要表达或约定以下几方面的条款。

1.致歉及请求谅解条款。刑事和解协议不同于其他民事、商事合同，其协议基础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方的谅解的重点内容。

2.赔偿金额条款。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金额的大小写均写清楚。

3.赔偿金支付方式条款。如支付期限、收款人姓名及账户信息等。注意：若为现金支付，需由收款人另行签订收款凭证。

4.被害人谅解条款。写明被害人接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道歉和经济赔偿，并明确向侦办/查办本案的办案机关表示，不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请求免除/减轻刑事处罚的态度和意见。

5.协议形式要件。注明签署协议的生效日期，文本数量，持有及抄送对象等相关信息，如：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呈交某人民法院一份。】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刑事和解协议书范文

甲方：侯某某，男，x年2月18日生，汉族，身份证号：11010519750218，系本案被害人，电话(略)。

乙方：焦某某，男，x年7月16日生，汉族，身份证号716，系本案被告人焦某之父，电话(略)。

鉴于，被告人焦某的盗窃行为给甲方造成了经济损失，目前本案已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乙方作为被告人焦某的父亲，根据焦某请求和委托，代其向甲方(即本案被害人)转达其真诚歉意，并就民事部分代为进行经济赔偿，请求甲方谅解。现双方就上述事宜，经过真诚友好的协商，特订立如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一、焦某就其盗窃行为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深表歉意，并致以最诚恳的道歉，请求甲方侯某某先生予以谅解。

二、乙方作为被告人焦某的父亲，受焦某的请求和委托，代其一次性向甲方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大写) 元整(￥ )。

三、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日内付清上述赔偿款项;赔偿款项付清之日起，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甲方不再追究被告人焦某的民事责任。

四、甲方自愿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表达如下观点：甲方作为本案被害人，自愿接受被告人焦某的道歉和赔偿，对于被告人的盗窃行为予以谅解，甲方不要求法院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免除被告人焦某的刑事处罚。

五、本协议一式叁份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呈交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一份。

甲方： 乙方：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篇7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

我们国家在新的社会历史坏境下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社会上下的一个基本观念。刑事和解制度恰恰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民主、自由、正义的基本精神。

(一) 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民主精神

在特定的共同体内, 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以及社会成员对于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相关决策的参与, 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则成为衡量民主的尺度。以前我们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的选择权与参与权, 在这种模式下, 被害人所受到的利益大多被抽象的国家利益所替代, 无法对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在刑事和解中, 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既可以讨论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身体、精神及财物损害, 也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和提出由加害人进行赔偿的协议内容”。[2]这样就把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 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更容易接受处理, 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 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 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由此可见, 刑事和解赋予当事人更多的参与权与决策权, 体现了和谐社会民主的精神品质, 对社会纠纷的公正解决和公民民主观念的塑造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自由精神

一般认为, 自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 并排除他人的干扰。旧的刑事诉讼模式忽视了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 一味地强调国家的事务管理职能, 不利于受害人的损失弥补、加害人的改造及社会关系的恢复。刑事和解将某些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主动权交由被害人掌控, 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 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 体现出国家公权力对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权的尊重。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应当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分别处理,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的建议;对于情节轻微的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三) 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正义精神

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 (John R.Gehm) 在其《刑事和解方案, 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刑事和解的三个理论基础是:“恢复正义理论 (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平衡理论 (Equity Theory) ”, “叙说理论 (Narrative Theory) ”。这三种理论分别从社会本位和犯罪者、被害人个人本位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制度基础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 恢复正义理论认为, 刑罚是一种抽象的刑事责任, 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并没能真正解决由犯罪所造成的问题, 犯罪人受惩罚后, 被害人与犯罪人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相反可能加深。刑事和解制度致力于尽可能地修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 让犯罪人意识到他的行为给被害人和社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并积极承担修复伤害的责任, 切实保障犯罪被害人的利益, 全面实现实质正义。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一)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利益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关注热点基本上都偏重于犯罪人的权利保障。由于近现代以前的刑事司法指导精神是惩罚性刑事司法, 因此对被害人的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导致在刑事案件发生后, 被害人除了承担精神的痛苦之外还得接受物质的损失, 个别犯罪分子宁可入狱, 也不愿意进行赔偿, 而国家在受害人损伤方面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弥补。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全面保护被害人的人权。在刑事和解过程中, 让犯罪人和其他参与人一起听取被害人的被害体验, 一方面是让被害人的恐惧、怨恨等不良情绪在和解过程中通过沟通得到宣泄;另一方面, 也可以让犯罪者在被害者叙说过程中进行与被害者的互动交流, 得以沟通思想, 诚恳地向受害人认罪悔罪并积极补偿其因此受到的物质性损失和精神损失, 以得到被害者的宽恕和谅解, 真正使社会冲突得到平抑。[3]而被害人也可以将自己的感受表达给犯罪人和其他参与人, 从而使其心理伤痕和物质损失得以弥补。

(二) 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 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的行为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 从内心反思过错, 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其的尊重, 使犯罪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 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 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难以达成的。在刑事和解程序中, 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从宽或免除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 犯罪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三) 刑事和解是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

有的案件中, 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熟人, 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 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 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犯罪发生后, 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 双方都有谋求和平解决纠纷的愿望。对于这类案件, 如果不加区别, 不论被害人的愿望如何, 一概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 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 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 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 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 促进双方的谅解, 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 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三、新刑诉法下的刑事和解范围

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及在现实的必要性, 今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特别增加了一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 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 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这样, 加上自诉案件, 目前我国刑事调解适用主要范围有:

(一) 自诉案件

这类案件包括: (1)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侮辱、诽谤案,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虐待案, 侵占案。 (2) 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故意伤害案, 非法侵入住宅案, 侵犯通信自由案, 重婚案, 遗弃案,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 侵犯知识产权案, 以及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案件。 (3)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做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二)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的犯罪案件。

这类案件常见的有邻里之间的故意伤害案件

(三) 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这类案件如交通肇事案件, 包括两类:一类是法定剂在3年以下的普通交通肇事案件, 另一类是法定刑在3年以上7年以下的严重交通肇事案件。此类案件的和解应存在以下和解基础:犯罪人主观恶意较轻, 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抢救被害人、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的态度较好, 社会舆论倾向于赔偿被害人损失、化解当事人纠纷。从被害人角度, 始终存在如何及时获得赔偿、修复精神损害的根本问题;从肇事者角度, 也有争取积极态度、从轻责罚的主观愿望, 因此, 对交通肇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将极大满足当事人需求。

四、结语

刑事调解制度体现了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它的确立有利于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是, 作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在工作中要严格审查案件性质, 并确保当事人调解意思的真实性与自愿性, 防止“花钱赎刑”等情况的产生, 真正为维护社会稳定、营造和谐社会局面贡献力量。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新增的内容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纠纷解决模式, 强调了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修复及社会关系的恢复, 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文章将从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角度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刑事和解,正当性,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马静华.刑事和解制度论纲.政治与法律, 2003, (4) .

[2]李琪.和谐社会的刑事和解制度构建.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 (12) .

论刑事和解制度 篇8

关键词：刑事和解；公正；效率；自由；秩序

刑事和解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追求心理抚慰、心灵感化、恢复关系、弥补损失以及节约资源等多重目的在内的多元价值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与冲突，尽可能减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真正全面地实现刑事和解公正、效率、自由、秩序这些基本价值目标。

一、我国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的引人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对我国人权的保障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有所提高

从被害人的角度讲，被害人通过与加害人的协商来控制刑事案件的进程，这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一般是不会发生的。传统的观点着重强调的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尽管最直接的灾难承受者是受害人，但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个人的利益得到了一定“忽视”，我们看似为整个社会伸张了正义，但这种正义性却没有在受害人身上得到完美体现，而刑事和解正在打破这种格局。在刑事和解中，受害人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和充分考虑。

2.有利于加害人悔过自新、重返社会

纠纷的及时解决本身就是一种正义性的体现。刑事和解可以使纠纷得到快速解决，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加害人和受害人得到充分沟通。加害人也能通过这个过程深刻理解到自己所给受害人及其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心理上会增加自己的内疚感和负罪感，这是加害人悔过自新、重返社会的必要前提。

3.有利于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

从司法机关的角度讲，通过刑事和解，可以使一些特定案件可以得到快速解决。这是符合诉讼经济学理论的。因为任何诉讼在现实中的体现都是人力、物力、财力的结合。诉讼成本问题是我们始终都不能避开的话题，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4.有利于恢复社会关系的平衡，实现社会的和谐

和谐不仅是国家追诉机关代表国家和加害人的一种和谐，也是受害人和加害人的一种和谐。刑事和解能充分考虑受害人的需求。在实现受害人和加害人利益一致的情形下，刑事和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

1.分流部分诉讼案件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的司法意识也得到了提升，人们使用法律进行维权的同时，也加大了现有司法机制的负担。司法程序在一定时间内承载的法律案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有效的对法律案件进行处理，直接影响司法的公平正义，有些案子的解决和处理，对于时间的要求很高，而如果司法机关行政效率较低，并且案件十分繁多，这无疑会对司法体系的功能造成不良影响。而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就可以对大量的刑事案进进行分流，刑事和解制度在处理相关案件过程中，其速度和效率均要比正常的司法程序更具优势。

2.引导被告人顺利复归社会，预防刑法犯罪

从一些犯罪领域的研究可以知道，一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由于社会因素的不和谐，一些极端的社会因素，很容易刺激犯罪人进行犯罪活动。而在社会预防领域，刑事和解制度有着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司法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重大矛盾、纠纷，因此，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可以进行适当的引导，一些经济案件、民事纠纷等，通过刑事和解可以很快的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刑事和解也可以让被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措施，并在其保证积极悔改的情况下，可以促进其尽快的复归社会，这对于那些无心之过而犯下刑事案件的被告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对他们心理因素的考量和照顾。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1.有利于被害人受伤情感、心理创伤的恢复

现存的司法程序，在解决刑事案件过程中，并不允许受害者绕开司法程序而单独报复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的报复情感得不到有效满足，不能正常的发泄对被告的不满。而刑事和解制度，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可以为受害者提供比较合适的途径，被害者在和解过程中，可以对犯罪嫌疑人提出合理的道歉要求，并且通过与犯罪嫌疑人的沟通，将其受害过程、体验、恐惧以及怨恨等不良情绪进行释放，其心理的创伤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犯罪嫌疑人也会得到直接、客观、真实的警示和教育，对于其犯罪行为给被害者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有更深刻的体会，从而激发其内心深处的忏悔，并且付出实际行动，恳请被害人原谅，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抑社会矛盾。

2.帮助被害人得到经济利益补偿

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如果不使用刑事和解程序，则很多时候，把犯罪行为看作是对社会公益的损害，在这其中，被害人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

从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对于个人利益的损害，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往往是保护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一定的受害者自身利益。而通过刑事和解制度，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可以进行清楚明确的解释和界定，在被害人提出合理的要求下，和解过程中一般都会满足被害人的相关要求。对于被告来说，也可以通过经济利益的转移，给受害者进行相应的补偿。在经济利益补偿的基础上，受害者的不满情绪会得到极大的释放，这种经济利益的补偿，在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中经常使用。

3.有利于实现诉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被害人和解制度主要适用于自诉案件，具有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因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等情节的刑事案件，以及限制责任能力人、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怀孕及哺乳期的妇女等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特殊人群的刑事案件。对此类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能够通过当事人自愿的对话和协商，就刑事案件的处理达成共识，然后由司法机关在和解没有违反基本司法公正的情况下予以確认，实质上是以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减轻处罚的方式真正解决了刑事犯罪带来的纠纷和矛盾，实现了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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