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执行报告（精选9篇）
高园信用社 (以下简称信用社) 与朱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法院于2006年10月14日作出民事调解书, 约定:朱华给付信用社借款本息104373.20元, 分期履行:2006年10月30日前给付20000元, 2006年12月10日前给付84373.20元。履行期限届满后, 朱华未履行义务, 信用社于2007年12月26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受理后, 朱华提出执行异议, 认为申请人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法院于2008年1月18日作出民事裁定书, 裁定执行终结。修改后的《民诉法》施行后, 信用社又于2008年9月14日向法院再次申请执行, 法院于当日立案执行。
[分歧]
本案应如何处理, 形成三种不同观点:
一是认为本案已经超过申请执行期限, 应不予受理。新《民诉法》自2008年4月1日起生效, 对修改前生效的法律文书没有溯及力, 本案应适用旧《民诉法》第219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 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本案信用社申请执行时显然已超过一年。
二是认为新《民诉法》对修改前生效的法律文书是有条件的溯及, 就本案实际情况, 应不予受理。必须是在新《民诉法》生效时原生效法律文书按旧《民诉法》规定的一年 (或六个月) 的期间仍没有超出才能适用。准确地说, 对于2008年4月1日前生效的法律文书, 在2008年4月1日时依据原《民诉法》的规定未超出申请强制执行期间的, 则可以依据新《民诉法》计算申请执行期间。而对于在2008年4月1日时依据原《民诉法》已超出申请执行期间的, 则不适用新《民诉法》。本案中, 至2008年4月1日新《民诉法》施行时, 早已过1年的申请执行期间, 所以不能适用新法。
三是认为本案没有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限, 应予受理。新《民诉法》第215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 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本案中调解书约定的履行期限是2006年10月和12月, 信用社在2008年9月14日申请执行, 并未超过两年的申请执行期间。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理由如下:
第一, 《民诉法》修改执行期限的本意在于保障债权人权利
申请执行期限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时效制度, 既具有程序上的意义, 又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密切相关。该项制度的设立, 首先是在于督促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强制执行请求权, 避免权利人因怠于行使权利而使司法活动无法推进, 另一方面, 明确这一期限, 也在于避免因时间过长, 情势发生变更而使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难以实现。
民诉法中原来对申请执行期间规定相对较短, 对于义务人而言, 只要设法拖延超过这个期间, 就可能达到逃避履行义务的目的。这既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也不利于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早已被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诟病。因此, 新法延长了申请执行期间, 并且增加了时效中止和中断的规定, 其目的有三:一是防止在期限内权利人因特殊情况无法申请执行而丧失请求权;二是给权利人选择最佳申请执行时机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三是也给暂无履行能力的义务人以休养生息、恢复履行能力的机会;四是为了适当减轻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压力。总体而言, 其保障债权人更好地行使权利, 促使债务人更好地履行义务的用意十分明显。
对于申请期间已届满六个月或一年, 但未满二年的债权人而言, 如果继续适用旧法, 直接后果就是债权人的实体权利无法通过法院执行程序实现, 债务人得以逃脱履行义务, 法律的权威遭受损害, 这与修改申请执行期间的本意是相悖的。而如果适用新法, 则符合《民诉法》修改以更多地保护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难”的本意。
第二, 对程序的限制应当坚持“有利兼从新”的原则
不溯及既往原则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法不溯及既往”作为一项法律适用原则, 本身并不是绝对的, 一方面, 该原则常常可以被立法中的“有利溯及既往原则”所补充, 即在保护利益的前提下, 以特别规定的形式将更为有利的新法有条件地溯及既往。我国《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 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权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这就是该原则的体现。如前所述, 新《民事诉讼法》延长申请执行期限, 旨在更好地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符合“有利溯及原则”中“可溯及的法律应为更有利的新法”的条件。故应当适用新民诉法。另一方面,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更多地适用于实体法, 实体法遵循的是不溯及既往原则, 而程序法遵循的是溯及既往原则, 即所谓“实体从旧, 程序从新”。对于程序法而言, 新法更能适应新的情况, 解决新的操作性问题, 并且程序法一般不会使民众产生实体上的信赖, 即使产生信赖, 一般而言, 也不会对民众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 《民诉法》作为一种典型的程序法, 一般应采用从新原则, 即使是法院在新法施行前就受理的案件, 在新法生效后仍应依照新法的程序、制度、原则、步骤、要求来进行审理操作, 从而能更有效地保障法院合理、公正、高效地审理执行案件。
第三, 执行法律应当与民众的直接理解保持同步
法律作为应当为公众所知晓、服从和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 首先应当让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法律专家所理解。修改后的《民诉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第215条关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的规定自该日起适用。普通民众的理解即是, 2008年4月1日这个时间就是开始适用新法律的一个时间节点, 即从该时点申请执行, 对申请执行期限在审查时应以“二年”为限, 只要还在两年期限内, 权利人有申请执行的权利, 除非权利人自己放弃。也就是说, 在民诉法调整的范围内, 在此之前两年内生效的法律文书, 义务人未履行义务的, 权利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事实上, 修改后的民诉法施行以来, 不少法院对申请执行的案件, 只要在履行期限后二年内的一般均予以受理。
第四, 本案应如何处理
我与丈夫张某是经人介绍走到一起的，几年后感情便出了问题，另有所爱的丈夫提出了离婚。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同意离婚。我们协商，孩子归我，他出抚养费；房子归我，他搬出去。协商好后，我们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然而，写在离婚协议里的条款，张某一项都不执行。离婚半年了，张某一分钱的抚养费都没给过。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能请法院强制执行离婚协议吗？
答：
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法律对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仅限于以下几类：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仲裁机构的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据行政法规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决定。凡不在前述列举范围内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都无权介入执行。
联系方式：
住所地：
联系方式：
1.申请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强制被申请人履行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____）中民一初字第57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即（a立即向申请人支付赔偿金110000元及迟延履行利息，直至实际支付之日；b向申请人支付案件受理费102元）
2.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银**，**县工商局干部，住本县**镇**路**巷**号。联系电话：****。
申请人：刘**，**县糖业公司职工，住本县**镇**路**巷**号。联系电话：****。
被强制执行人：韦**，男，**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职工，住**镇**路1号。联系电话：****。
被强制执行人：饶玉兰，女，**县**苗圃职工，系韦**之妻，住**镇**路1号。联系电话：****。
执行依据：****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0）罗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
执行金额：伍万玖仟元（59000.00元）。
增加理由
申请人于2009年12月23日向本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人饶玉兰出庭应诉，被告人韦**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2010年7月5日县人民法院以（2010）罗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两被告偿还原告人银**、刘**本金及利息柒万柒仟元（77000.00元）。两被告人逾期没有上诉，（2010）罗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即产生法律效力。原告人银**、刘**于2010年9月向本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县人民法院立案后，即向**县**苗圃发出执行函，**县**苗圃财务即根据法院生效判决书，从2011年1月扣发被告人饶玉兰月工资500元。现已执行壹万捌仟元（18000.00元），尚有伍万玖仟元（59000.00元）未执行完结。当初饶玉兰以其月工资1500元收入，需要抚养女儿为由，每月还款500元。现饶玉兰工资收入从1500元月增加到2500元，并且女儿已参加工作，现今已无家庭负担。根据饶玉兰本人的实际收入情况，申请人银**、刘**特要求法院增加执行金额，由原来的每月执行500元，现要求每月执行1000元。请人民法院审批。
此致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 银**、刘**
这一现象表明:在过去的几年中, 尽管法院的调解结案率在连年攀升, 但矛盾纠纷解决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地改善。调解虽然在形式上暂时解决了矛盾纠纷, 但权利人的权利却并未因此得到快速、有效的实现, 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定纷止争”的效果, 基于此, 文章试图从调解制度本身分析案件调解后申请强制执行的原因。
一、调解泛滥、强制调解现象日益严重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方式, 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 就已经盛行, 出现了被誉为东方经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调解率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 致使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 就全国法院来看, 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71.7%下降到2002年30.3%。但进入新世纪前后, 调解这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再次受到追捧。全国各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下降趋势, 从2002年开始上扬, 特别是到2006年上半年, 一些地方法院的一些法官甚至出现了“零判决”现象, 据有关媒体报道, 今年河南某县一名基层法官审理的314起案件, 全是调解撤诉结案, 真正是“零判决”法官, 受到了河南高院的高度赞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股“调解热风”正在蔓延整个民商事诉讼领域。其实, 调解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的缺陷。
(一) 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
有些国家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中国调解的实践来看, 它也具有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 我们的调解优势, 其实就是建立在其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上的。它没有一定的程式, 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为标准。调解内容的正当性也不是来自于法律规则, 而是来自双方当事人的认同, 这就必然造成调解结果对法律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就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 调解也存在执行问题
随着调解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 特别是强制性调解以及调解滥用的发展, 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问题已经日益显露出来, 伴随的其他的社会问题亦将日益显性化。调解执行问题其实是以牺牲公平和公正为代价的, 案件当时是调解结案了, 但是, 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知道自己上了对方的圈套或者失去了法律所给予他们的权利, 则势必反悔, 就目前情况来看, 在我国的调解制度中是不准许当事人反悔的, 生效的调解书是和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正是由于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 该类案件纠纷就势必会进入到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同时,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较在程序上的劣势, 调解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也埋下了大量调解案件最终进入执行程序的隐患。
(三) 调解作用被人为夸大
恰恰相反, 调解泛滥或者强迫调解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矛盾纠纷。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 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和谐的关系。许多调解协议, 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公正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 它只是将纠纷暂时掩盖起来, 因而很有可能酝酿出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 很多婚姻家庭案件, 反复调解, 反复进入法院, 在我们审理的基层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 有的甚至三次起诉、四次起诉, 矛盾都不曾得到圆满解决, 甚至出现一些极端事件, 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审理原告林某某与被告张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中, 两年前林某某因不堪忍受张某某的殴打与辱骂, 把张某某告上法庭, 后来经法庭调解, 原告林某某勉强给了张某某一次机会, 没想到, 半年后, 林某某再次诉至法院, 后经法庭法官苦口婆心的劝说, 林某某又心软了, 为了孩子, 又和张某某一块回家过日子, 最近, 林某某不得不又将张某某诉至法院, 原因是张某某仍然喝酒、赌博、回家打人, 在法官再次劝说林某某的时候, 林某某拿着汽油走进了法庭。在世界上, 最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中国却恰恰强调此类案件必须先行调解。
二、调审不分、审执分离制度让一些法官有机可乘, 投机取巧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活动中, 调解贯穿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法官既是民事诉讼调解活动的主持者, 也是民事审判活动的主持者, 就调解和审判两种结案方式而言, 法官往往更青睐于用调解方式结案, 甚至以自己手中的审判权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结案。法官之所以喜欢调解方式结案, 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调解结案速度快、效率高、周期短, 可以避免当事人上诉
与调解结案速度快、效率高、周期短, 还可以避免当事人上诉问题截然不同的就是判决不仅速度慢、效率低、周期长, 而且还有可能引起一方当事人甚至双方当事人的不满, 从而向上一级法院上诉, 或者向有关部门信访, 当事人上诉后, 如果二审法院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或者信访。部门进行通报, 这不仅影响一审法官的工作质量, 在法官绩效考核中要扣分, 而且还可能影响该法官的晋级升迁;调解结案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调解书不存在上诉问题, 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申请再审又极少发生, 相对判决而言, 调解无疑是一种既高效又保险的方式。
(二) 调解也符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当事人都能接受调解, 当事人之所以能够接受调解, 主要原因如下。
1. 有的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对事实部分争议很大, 而双方又都提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2. 有的案件法律法规、政策界限不甚明确, 有的案件双方当
事人均有一定过错, 当事人对这种案件能否胜诉心里没底, 因而宁愿放弃部分主张, 达成一项折中的调解协议。
3. 法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 这不仅是
因为当事人一般都比较信赖和敬重法官, 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官是大权在握的裁判者, 在法官的反复劝说下, 有的原告就会相信调解确实最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 有的则担心得罪了法官会导致后面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 有的则感到拒绝调解有点太不讲情面。
4. 执行难是当前审判实务中很多法律人都普遍关注的一个
问题, 很多当事人担心将来判决书难以执行, 尽管法律强化了执行力度, 但现实中仍相当数量的判决书未能得到及时执行, 而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 既然是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 原告至少可以期待被告能够自动履行调解书而不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这是非常辩证的。法官办理调解案件非常顺手, 调解结案数量多, 在质量上难免会有一些不足和缺陷, 法官往往是为了让双方当事人早日达成调解协议, 对调解协议条款的约定就会不严谨、不完善, 缺乏担保、违约惩罚条款, 这样就会导致, 履行当中出现争议甚至漏洞, 最终导致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因此, 我们说, 调审不分制度, 也是导致大量民事诉讼调解案件最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 审判和执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诉讼程序, 审判阶段并不需要对案件审结后的执行情况负责, 致使在审判阶段进行调解的法官并不十分关心调解结案后的执行情况, 这就给那些出于各种主观目的而急于调解结案或者片面追求高调解率的审判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便利条件, 一些审判人员在调解案件时, 虽然也能坚持自愿合法、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 但为了早点结案, 对调解案件的履行约束方面往往都很少涉及, 这样可以降低调解的难度, 及时让当事人双方就纠纷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而被告一方则往往利用调解赚取原告让步的利益, 却又不自觉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 甚至把调解当成逃避、拖延履行义务的“缓兵之计”。而调解书生效后, 原告所做出的让步又无法收回, 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为此, 审判人员在结案后又没有督促被告履行调解书的法定义务, 原告最终只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在民事诉讼中, 法院通过调解结案的确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一般而言, 无论是从基本常识上说还是从法学法理来看, 调解都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矛盾解决方式, 调解协议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的, 当事人就应当自觉地履行调解协议而不必过多地依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文章从调解制度分析了案件调节后申请执行的原因。
误区一：申请执行没有时效限制。
农民张某向邻居老王借款做生意，后老王多次催要，张某拒不还款，老王便将张某告上了法庭。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张某于2005年10月30日前付清原告借款本息2万元。法律文书生效后，张某又多次找老王请求宽限一段时间，一拖再拖没有给付。老王则认为，反正官司赢了，被告早晚得按判决书偿还本息，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直到2007年5月，老王见张某确实没有还款的诚意，于是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审查，确认老王在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限一年后才申请执行，已超过申请执行期限，裁定不予立案执行。
点评：缘何会出现这种结果，法律为何不保护胜诉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逾期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本案中，老王通过诉讼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却在胜诉后怠于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致使赢了官司赔了钱。老王的教训提醒人们：法院下达的法律文书生效后，义务人不主动履行的，权利人一定不要忘记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否则，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未必能得到应该属于你的利益。
误区二：正在申诉的案件法院不会执行。
农民李某因啤酒瓶爆裂致伤，与某啤酒厂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院经过两审终审，判决该厂赔付李某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判决生效后，李某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啤酒厂负责人向执行人员提出异议，认为其不服终审判决正在申诉，法院不应在此时就对企业进行强制执行，因此拒不履行偿付义务。结果，法院依法冻结该厂的银行存款并划拨给了李某。
点评：实践中，因对法院生效判决、裁定不服而申诉的案件为数不少，但能够进入再审程序进而改判的则寥寥无几。为维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也就是说，申诉并不能影响法院执行的正常进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的，法院可对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等财产强制措施，或拘传、拘留等人身强制手段。关于执行中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由此可知，只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或再审的案件，法院才会中止执行。所以，当事人应积极主动地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果原判决确有错误再审后予以改判而又履行完毕的，被申请执行人可依法申请法院执行回转，责令原申请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孳息。
误区三：司法拘留可以代替强制执行。
农民杨某经营采石厂期间，因其忽视安全生产，在放炮炸石时发生事故造成两名工人受伤致残，法院判令其赔偿原告9万元。在执行过程中，杨某将法院查封的设备、车辆等物品变卖，还扬言：“不执行判决最多拘留15天，15天换9万元，值！”直到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被送进监狱，杨某才流下悔恨的泪水。
点评：关于执行过程中的强制措施，一些被执行人往往有两种模糊认识：一是认为司法拘留可以代替执行，拘留后便可“一劳永逸”，不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因此宁愿被拘留也不愿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二是认为执行中法院最严厉的手段就是拘留，因而“无所畏惧”，我行我素，甚至暴力抗拒执行。这两种认识都极其错误。拘留是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以及其他妨害执行当事人的一种法律制裁措施，目的是教育有关当事人，并不会免除被执行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规定，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有上述五种情形之一的，则构成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依照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可判处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误区四：不是被告不能被执行。
赵老汉经营养猪场时欠邻居杨某人民币5万元，法院强制执行其还款3万元后，赵老汉表示已无偿还能力。后来杨某经多方打听，得知张某曾向赵老汉借款2万元尚未偿还，遂向法院反映要求执行张某。执行人员找到张某，张某承认确有此事。法院便向张某发出了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要求他在15日内将欠被执行人赵老汉的2万元直接偿付给杨某。张某对法院的履行通知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就把2万元还给了赵老汉，赵老汉则携带此款到外地务工去了，法院找不到赵老汉，便依法查封拍卖了张某价值2万元的财产，并对张某进行了拘留和罚款。张某对此满腹委屈，到处诉苦：“我又不是被告，不欠原告的钱，哪知道法院能执行我。”
被申请执行人XXXX有限公司，公司代码XXXXXX，住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电话：XXXXXX。
法定代表人XXX，总经理。
申请事项：
上列当事人因 一案，经 人民法院于 年 月 日作出 号民事判决/调解书(或 仲裁委员会于 年 月 日作出 号裁决/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拒不遵照判决(或裁决)履行。为此，特申请你院予以强制执行。
如果是经公证处发给强制执行公证书的，其写法是：上列当事人因 事项，经 公证处于 年 月 日，发给 号强制执行公证书，据此，申请你院给予强制执行。
事实理由：(简要地叙述原案情或处理结果，并说明现在的执行的情况。原处理结果要写明经何机关、于何时、以何字号、何种法律文书作出处理、具体内容、现被申请人执行情况。)
此致
xx人民法院
申请人：YJBYS
一、年度报告制度概述
（一）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制度的产生
2010年7月13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高检院提出要在每年年底对职务犯罪的发案情况、特点规律、原因和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制度上、体制机制上存在的缺陷、漏洞作出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惩治措施和预防对策，形成年度职务犯罪发生情况、发展趋势和预防对策报告。
2010年10月27日，曹建明检察长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建立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制度,及时研究职务犯罪发案态势和预防对策,每年形成综合报告提交党委、人大、政府和有关部门参考。”
2010年11月，在全国各省级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会议上，高检院就年度报告制度逐一征求了各省级院的意见和建议，对此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组织调研组走访各级检察院，对年度报告制度进行专题调研，督促此项制度的贯彻落实。
為抓好和推动各地能够高质量地完成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2010年12月1日，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年度综合报告制度高级研讨班召开，专题讨论如何建立“年度职务犯罪发生情况、发展趋势和预防对策报告制度”并高质量完成年度报告。
（二）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特点
全局性。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年度综合报告制度，旨在更加重视对一县一市一省，甚至全国一个时期职务犯罪发生特点、发案规律、犯罪原因及发展变化趋势的深入分析，反复发生的问题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从机制上找原因，深入研究职务犯罪多发易发的体制性原因和机制上漏洞，寻求解决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办法，提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体制机制改革、政策调整、制度健全、法律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防治对策。
系统性。预防职务犯罪年度综合报告制度要求检察机关在广泛收集犯罪信息、深入开展预防调查，深刻剖析典型案件的基础上，把发案特点、规律、动向分析与行业、部门、岗位的工作运行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归纳、比对等科学的分析方法，查找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方面的漏洞与缺陷，把零散的经验总结到一起,避免一般化和表面化，更有层次,更有高度。
前瞻性。预防职务犯罪年度综合报告制度要求检察机关针对职务犯罪发展变化的情况、趋势和易发多发领域、类型、部位等进行预警预测，有利于推动工作模式由“亡羊补牢”式向“未雨绸缪”式发展。
实用性。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的开展，为决策层提供一手的、鲜活的参考资料,有利于党委、人大、政府和有关部门全面掌握职务犯罪发生的特点规律、变化趋势,从总体上研究部署、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完善现行体制和制度提供很好的建议，有利于建立完善各系统、各行业内控机制,推动系统性地落实预防措施,促进依法行政,加强廉政建设。
（三）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的意义
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制度推行以来，引起了同级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动员了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大预防，推动了预防成果的转化应用，提高了预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预防工作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二、提高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质量，筑牢金字塔的核心力量
（一）加强预防部门队伍建设
提高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质量，抓好自身建设尤为重要。为建立一支有素质、有能力的预防职务犯罪队伍，我院一是加强组织建设，把政治强、业务精、具有较强组织能力和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充实到预防部门的领导岗位，选配熟悉政策法律和办案业务，综合能力强的人员充实预防队伍。二是强化侦防一体化建设，根据基层院人少事多的特点试行一人多岗制，实现干警在反贪、反渎部门和预防部门兼职，更好地促进了预防部门与侦查部门的联系配合。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三个至上”和“四个在心中”，始终保持预防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做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榜样。四是加强能力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素能培训、岗位练兵，提高预防队伍的整体素质。努力打造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正确的法治理念，具有对社会发展形势的洞察能力，对法律政策的综合运用能力，对职务犯罪变化趋势的分析能力，对预防对策措施的研究能力和对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的动员能力的预防队伍。
（二）改善日常工作习惯，注重平时积累
抓好日常性基础工作对提高报告撰写质量和效率十分重要。没有平时的积累，要拿出高质量的综合报告是不现实的。抓好基础工作，一是提高犯罪嫌疑人“悔罪”等材料的获取水平。要通过侦防一体化的深化，把获取悔罪材料作为侦查部门的重要预防职责进行落实。这既是克服犯罪嫌疑人翻供、巩固证据的要求，也是庭审揭露犯罪、宣传法制的需要，更是开展警示预防的重要素材。侦查部门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注重对其犯罪思想演变、原因、动机等方面的讯问，并在案件侦终后，及时将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材料移送预防部门。这可以对综合报告的撰写，特别是分析犯罪主客观原因提供最直接的资料。二是提高对侦查终结案件分析的水平。坚持“一案一分析”,反贪、反渎部门侦查的每起案件材料都要归类到预防部门,而且每起案件结束后,侦查部门、预防部门都要做分析。针对一个时期或某一类型案件,预防部门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作出分析报告。
（三）树立大局观念
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的落脚点是提出防控措施和预防对策，以供决策参考，我院自觉将预防工作融入惩防体系建设，提高综合报告的广度和深度。自觉将预防工作融入党委中心工作的大局。只有关注党委中心工作，思考和撰写综合报告，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才能及时转化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好中心工作。
（四）完善基本内容，提高报告的可读性、感染力和说服力
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基本内容应大体包括职务犯罪性质、危害和总体状况，职务犯罪特点、原因、规律等。对职务犯罪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其滋生的背景、条件和危害，提出相应的对策等。同时，年度报告内容还应包括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一般概念，开展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简要情况、主要做法、经验、成效以及遇到的困难、问题和改进意见。笔者认为，其基本内容应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第一，职务犯罪的总体状况。这是年度报告的重要前提，也是供党委、人大、政府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之一。总体状况包括职务犯罪发案和查处情况、罪名分布情况、犯罪动机和特点等情况。
职务犯罪发案和查处情况。内容包括：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重点，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数、提起公诉数，查处不同级别国家工作人员数和年龄、文化、职务、政治面貌分类数，追缴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数，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数。查办大要案数，这可以考察和衡量职务犯罪严重程度，大案是数额指标，要案是级别指标。立案侦查数、提起公诉数、挽回经济损失数、查处大要案数可与上年度对比，并标明百分比。本地区易发、多发案件的查处情况要作为年度报告的重要内容反映，并标明有关数字和百分比，同时列举少量有代表性的重大典型案例，这样更有说服力。
职务犯罪罪名分布情况。要注意按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管辖范围，依照贪污贿赂类、渎职类、侵权类三大类案件列举不同罪名，并标明此类案件的百分比，以及涉案人员、年龄、文化、身份等不同层次的分布情况。从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看，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数量约占查办贪污贿赂类案件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年贿赂案件呈上升趋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案件约占查办渎职侵权类案件的一半以上。诸如此类案件罪名分布应以数字形式交代清楚，有关数字可与上年度对比并标明百分比。
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通过对办理的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和概括，指出职务犯罪的特点。比如：职务犯罪要案数量上升，犯罪金额不断增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卷入犯案；党政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职务犯罪突出，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系统职务犯罪增多；职务犯罪窝案、串案多发，团伙犯罪、单位犯罪突出；职务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一把手”犯罪、秘书犯罪、“家族化”犯罪、“低龄化”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结合、贪官外逃等，这些都是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应写入年度报告。
第二，职务犯罪的发生原因与危害。职务犯罪主观原因是职务犯罪的内在动因，系包括动机、心理、激情等内容的复合体。诸如轻视学习、放松改造，素质不高、道德低下，崇拜权力、讲究特权，个人主义、私利当头，贪图享乐、权色交易，心理失衡、铤而走险等。而管理漏洞、权力“寻租”，制度不全、监督无力，腐败文化、乘虚而入，重视打击、轻视预防，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这些都是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在年度报告中，应结合本地实际分析有关职务犯罪原因，从中寻求解决办法。
职务犯罪侵害的是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和政府的廉洁性，此类犯罪背离社会公平正義，波及公众工作和生活，危害性极大。一是破坏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影响政治稳定；二是破坏法治建设，危害法治基础；三是危害正常社会关系和社会公正；四是败坏社会道德和良好风俗，降低道德水准等。这些都可以视情况写入年度报告，还可以根据本地易发、多发职务犯罪情况对危害状况进行专门阐述。
第三，职务犯罪防治对策。科学地、有针对性地提出职务犯罪防控措施和预防对策尤为重要，这是年度报告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在年度报告中，一要从宏观方面有针对性地对职务犯罪情况提出预防对策。比如：从职务犯罪预防的指导思想、综合治理、基本原则、工作机制、职责划分以及检察机关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二要从微观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职务犯罪预防对策。三要从行业或领域，如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金融、国企、建筑、交通、教育、医药、卫生、农村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对职务犯罪提出预防对策。四要根据本地区易发、多发职务犯罪情况，有重点地、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控措施和预防对策，使年度报告更具有深度和广度，更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五）明确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的写作要求
年度报告要论证系统，逻辑严密，摆事实，讲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之成为科学决策的可靠资料。因此，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占有素材，精心提炼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注意写作技巧，做到层次清楚，条理分明，先后有序，详略得当，联系紧密，层层深入，真正使年度报告具有鲜活感和生命力。
三、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上报区委，争取党委支持，构建金字塔的顶部力量
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长强调：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当前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要主动地经常地向党委汇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大部署、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争取党委加强领导，依靠党委领导动员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参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依靠党委领导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依靠党委领导取得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装备和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支持。
2011年7月，我院向区委政府报送了职务犯罪预防年度综合报告。该报告得到了区委、政府、人大、政协领导的重要批示。根据区委张椿林副书记指示，我院将报告发送至全区50个区直机关单位，推动了在党委领导下，社会大预防的有效开展。
四、转化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成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形成金字塔的主体结构
年度报告在对检察机关全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全面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职务犯罪的发案环节特点、原因规律、趋势变化，最终落脚点是提出具有全局性的防治对策，为党委政府从总体上研究部署、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参考，是推动各职能部门、系统行业建立完善内控机制，落实预防措施，加强廉政建设。我院在提高年度报告质量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年度报告的转化效益，提高预防工作的社会综合效能。
一是通过党委领导下的多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信息交流沟通，形成多方协商、启动迅速、共同研讨、联合调查、联手预防的社会预防格局。
二是提高检查建议的运用和管理水平，通过检察建议方式转化年度报告成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第一，针对发案单位的管理漏洞，及时向发案单位发出检察建议。我院在查办区保险事业管理处原副主任贪污社保基金190余万元大案的同时，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出了设立专职基金管理监督机构、建立重要岗位轮岗制度、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检察建议，有效促进了规范监督社保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消除了该项资金使用的安全隐患，从而确保了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第二，针对区域重点问题进行查析，以建议促管理。发展新农村建设是我区实现“一区四化”的重要战略之一，农村的“三资”管理是我区的重点问题，我院与区纪委、监察局、农牧局联合组成专项调查组，采取听取汇报结合实地检查、查阅账目结合核对实物的方法，对全区三个镇99个行政村的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监督和调查。经查，“三资”在财务管理、使用及民主监督方面存在诸多的管理问题和漏洞，对此，我院及时向各镇、村发出检察建议，帮助镇、村建立起在思想、制度、监督管理等方面的防线，规范了“三资”管理，确保了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从而维护了我区的和谐稳定。第三，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创新机制，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院在《关于在中共山海关区委党校创建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的调查报告》基础上，向区委发出了与区委党校联合创办“山海关区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的建议，得到了区委的批准和高度重视。我院通过对区政府近三年采购情况的预防调查，及时向区政府提出在全区政府采购实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准入制度的建议，得到了区政府的重要批示，并与区财政局联合发文决定，要求所有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必须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并以此作为参加投标的必备文件之一。
三是加强预防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监督。我院着力强化预防工作的干预性，对一些整改不力的部门和单位及时督促落实，必要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五、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年度报告宣传工作，夯实金字塔的底层基础
我院坚持预防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以年度报告为素材，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平台加大预防工作的宣传力度，一是通过宣传动员与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二是在开展预防宣传活动的同时，通过专访和阅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公众对职务犯罪状况的看法，了解公众对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评价，征求他们对惩治和预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争取他们支持和参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综合报告制度是高检院为推进新形势下检察机关预防工作创新发展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我院尝试构建“金字塔”模式，通过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争取群众的参与、各有关单位的配合、党委领导的支持，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地执行这一制度，有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检察院）
2010年1月开始,我市教育系统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正式实施,所有单位的预算外收入统一缴入财政专户,除以前年度结余资金和往来款项外,所有支出通过财政零余额账户办理支付。这一制度的实施,通过强化预算管理、减少财政资金支出环节,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和完善了财政监督,是反腐倡廉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但是,对于习惯于只考虑收支、不重视预算的单位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为深入了解教育系统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实施现状,切实解决有关学校的实际困难,教育核算中心配合市财政局有关科室进行了一次专项调研,与部分学校领导和财务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汇总。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共走访了6所普高、2所职高、2个教办,主要座谈内容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行情况、存在问题以及对项目支出的控制办法。从座谈情况看,所有校长、会计都对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积极作用有较清晰的认识,但对严格执行部门预算都有或多或少的顾虑,特别是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实行之初,许多学校的预算编制还不够严谨,以前年度结余的使用又控制过紧,要完全按照预算标准来办理支付比较困难。
二、具体问题
(一)预算编制标准过低,与实际支出差额较大
根据预算编制规定,在职人员工资、招聘人员工资、交通费等许多项目的预算编制标准远远低于我市实际水平,而由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总原则是“指标控制计划,计划控制支出”,由此导致各学校在会计年度后期“有资金、无指标”,必须开支的项目无法支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高中学校的人员经费明显不足。如某所普高在职人员经费,2010年预算数为1207万元,仅为2009年实际支出数的55%;而实际上,通过挪用项目经费,2010年该校实际发生人员支出1986万元,达到2010年预算数的164%。
(二)预算编制、批准与执行的时间差,造成预算执行困难
首先,由于预算编制时间的超前性,各单位无法做到预算收支与实际收支完全吻合,如学校对下一学年招生形势的估计失误,会导致预算中的收入数估计不准确、教育装备采购项目申报不足等问题;其次,从预算编制到执行中产生的政策性变动,如住房公积金的调整,教职工工资的增加,导致学校的实际支出数大于预算编制数,只能通过调增预算来弥补;再次,学校收费时间与会计年度之间的差异(学校的预算外资金收入绝大部分在8、9月份),导致学校资金在1至7月不够使用;此外,预算执行时间与人大会审批时间的矛盾,使得学校在每年前3个月无法及时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项目经费。
(三)使用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的要求过高
按会计集中核算的模式,学校以前年度的结余资金存放在财政专户和教育核算中心账户。在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前,存放在教育核算中心账户的资金,因为已经通过财政审批,学校可以自行安排支出;但从2010年1月开始,这部分资金只能用于支付2009年底以前的旧欠项目,并且必须经过教育核算中心和市财政局相关科室的再次审批,不但增加了操作环节,而且打乱了学校原定的支出计划,影响了学校的财务运行。
(四)部分项目经费的控制标准难以把握
剔除学校“以项目经费弥补基本经费不足”的考虑,正常的项目经费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难以把握的具体问题:
1. 主管部门与下属学校的项目经费编制范筹不明确。
如计划于2010年开工的基建项目,从基建项目的审批程序看,必须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列入教育局预算;但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要求看,每个学校作为独立核算的预算单位,必须单独编制预算,否则财政资金难以“一竿子到底”,镇乡政府配套的资金也无法列入学校预算,导致有了经费也无法支付。
2. 续贷、还贷的预算编制口径暂时无法统一。
目前,大部分普高、职高都有一定量的银行贷款,从理论上分析,在编制次年的部门预算时,需要归还的银行贷款可以编制支出预算,需要续贷的部分则不能编制支出预算;但实际上,银行贷款能否归还、是否续贷要取决于学校的收支差额以及相关银行的具体要求。如果学校把还贷项目列入部门预算,续贷后的资金无法使用;如果学校不编制还贷支出,归还贷款时的资金来源又成了问题。
3. 教职工疗休养支出没有完全列入项目支出编报。
按照《教师法》规定,教职工享有疗休养的权利,但在部门预算审核时,一般不认可该类支出,学校安排的教职工休养活动只能挤占有限的公用经费,这对教育系统传统的疗休养工作会带来很大影响。
三、改进建议
(一)提高预算标准与适当放宽项目经费使用要求相结合
首先,部门预算的编制标准要尽可能因地制宜,努力使上级规定与业已存在的实际支出相一致。在各地经济条件大相径庭的前提下,如果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的标准在全省、全国范围内完全一致,势必导致有的地区预算指标用不完,有的地区预算指标不够用,因此,根据我市实际,有必要提高预算标准,以适应经济现状;其次,在现行预算标准下,对项目经费的控制要区别对待,适当灵活。如各普通高中实际支出的人员经费远远大于预算标准,建议动用一定量的项目经费,用于高中为提高高考质量,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而设的加班补贴、高考奖等人员支出,但义务教育学校已实行绩效工资、且资金由财政全额保证,就必须杜绝用项目经费发放人员经费的行为。
(二)全面实行绩效工资与限定学校自发奖金标准相结合
推行绩效工资是中央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从我市实际看,各校从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实行结构工资,而且力度比现在的绩效工资要大,如果完全执行绩效工资标准,其实质是倒退回到了“大锅饭”。因此,建议在实施绩效工资基础上,对普通高中等学校核定自发奖金的范围和标准,资金由各学校自行解决。这样,既能激励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和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又减轻了财政部门的资金压力,有利于教育事业稳步和谐发展。
(三)加强预算执行力度与合理调整预算审批程序相结合
在预算的编制、执行过程中,财政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财政局重点审核预算内资金的收支情况和预算编制有无超范围、超标准的现象,同时对学校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教育局对整个系统的预算编制进行统筹安排,并负责基建等项目支出的分配;预算编制和执行的具体责任则应落实到学校,需要编制哪些收入、哪些支出,学校应提供合理的依据,经财政、人大审批后的部门预算不得随意调整,学校人为高编预算收入、实际不达标的,必须给予处理。
(四)按指标控制支出与按学校发展需要控制支出相结合
单纯按预算指标控制支出,固然可以减少支出的随意性,提高对财政资金的监控力度,但也可能产生“为指标而支出”的不必要开支。如2011年的部门预算定额指标中规定,各行政事业单位的“采购包干定额”标准为1200元/人,用于添置和更新电脑、打印机、办公桌椅等经常性办公设备,对于一般单位而言,也许是比较合理的标准,但对一些新建学校来说,“强制采购”只会造成浪费。因此,对支出的控制还应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强事前监控,增加对支出项目的合理性审查,特别是加强对维修、设备采购等项目的控制,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五)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与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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