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简介（共3篇）
野蛮的偏见是十分根深蒂固的。
万物像一片海洋，一切都在流动，汇合，在一个地方触动一下，就会在世界的另一端生出反响。
所有一切卑鄙龌龊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找到这种造福社会的借口的!这类娇生惯养的上流太太们，一旦执意要达到一个目的，是会不惜一切来达到使她们趁心的目的的。
并且痛苦和痛苦也不同;会使我有失尊严的那种屈辱性的痛苦，例如饥饿，还可以蒙我的恩主承认，但只要稍为高尚一点的痛苦，例如是为了一种理想，那就不成了，他很少能加以承认，因为，比如说，他会看着我，突然看出，我的脸和照他想像为了某种理想而受苦的人所应有的脸根木不一样。于是他就会立即把他给我的恩惠夺走，甚至还完全并非由于心存恶意。
他很善于同一切人相处，还很会依照每人的喜好加以奉承，只要看出这人多少对自己有点用处。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贼，只有卑鄙到极点的人才会做。……贼比卑鄙的人还卑鄙，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他那副面貌清楚地标志出他所过的全部生活的特征和实质来。除了他那永远傲慢、多疑、嘲弄的小眼睛底下一长条肿肿的眼包，和小胖脸上的许多深深的皱纹以外，在尖尖的下颏下面还挂着一个大喉核，厚肉皮，椭圆形，像一支钱袋似的给他添上一种难看的样子。
一个男人爱上了某种的美，女人的身体，甚至只是女人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这是好色之徒会了解的)，是会为了她出卖亲生儿女，出卖父母，出卖俄罗斯和祖国的。本来是老实的，会去偷东西;本来是温和的，会杀人;本来是忠诚的，会叛变。
他除了自己以外不爱任何人，自尊自大得出奇。他的文化表现在讲究的衣裳，清洁的胸衣和刷得锃亮的皮靴上。
大儿子德米特里和次子伊凡则是典型的矛盾心理者, 他们具有双重人格。德米特里性格暴躁、生活放荡。他的内心充满了信仰与无信仰的矛盾, 是一个集崇高与卑鄙于一身的人物。他说:“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 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1]他的心里一直在斗争, 他趁人之危用金钱胁迫卡捷琳娜就范, 可就在卡捷琳娜准备牺牲名誉委身于他时, 德米特里却幡然悔悟, 把钱慷慨地赠予卡捷琳娜;他大声叫嚣要杀掉老卡拉马佐夫, 却在最后一刻抑制住了那个念头。这两次他都处在激烈冲突的峰巅上。德米特里的心理斗争超出了作者的控制, 体现了角色的开放性自我发展。德米特里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对阿辽莎说:“你看我, 仔细看我:你瞧, 这里, 这里, 这里还在孕育着一件可怕的不名誉的事情。…这件事就藏在这里, 这里, 它正在酝酿实现, 而我本来是完全可以停止这事的进行的……。”[1]读者起初会误解他所指的是弑父这件事, 后来才了解他认为最不名誉的事, 是偷偷使用了卡捷琳娜汇给亲戚的钱。德米特里为此非常痛苦, 认为自己应该受到惩罚, 甘愿坐牢。
伊凡是无神论者, 不相信上帝。他把“人人可以为所欲为”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 他对父兄之间的矛盾听之任之, 把他们比作两条相互撕咬的毒蛇。斯麦尔加科夫认为, 伊凡经常说的“既然无所谓善恶, 就什么事都可以做”是对他杀卡拉马佐夫的暗示, 伊凡在最后关头离开小城是对他杀人的默认, 是他的合谋者。伊凡虽然一直否认, 却认识到自己心里的黑暗, 他在极度矛盾的心理斗争中精神崩溃。这种精神的斗争体现了人物思想的自我发展。伊凡以精神崩溃面对事情的发展, 表现了他这个角色的未完成, 实现作者与人物的平等对话。
德米特里和伊凡的双重人格看似个性问题, 其实是思想立场问题, 在他们身上有着天使与魔鬼之争。他们的人格分裂———巴赫金称之为“微型对话”, 往往是因为人物内心中“善”与“恶”斗争的结果所致。对于这些人物的安排, 巴赫金有他的看法:“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一旦进入他的复调小说, 便会改变自己存在的形式, 成为艺术性的思想形象。他们同人物形象 (如索尼娅、梅思金、左西马) 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摆脱开了自己那种独白型的封闭性和完成性, 实现了完全的对话化, 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同其他的思想形象 (拉斯柯尔尼柯夫的、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和其他人的思想形象) 一起参加到小说的大型对话中, 绝对不可能把独白小说作者思想所起的完成论定的作用, 强加于这些思想形象身上。它们在这里根本不起这个作用, 只是大型对话中平等的参与者。”[2]
参考文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M].耿济之,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呈现及其心灵的内在冲突，令人想到被施宾格勒作为西方文化的高峰来推崇的康德。康德无意摧毁上帝，他认为如果没有上帝，自由、不朽等生命要义都不能保证，所以他就把上帝留给了信仰;但是，康德却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的、本体论的和宇宙论的所有理性证明。于是，在嗜好科学实证与理性事实的现代，上帝观念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与此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上帝留下的位子也仅仅是信仰，只是由于他处于比康德的时代上帝的位子更摇摇欲坠的危局，所以才借助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等人比康德更加强烈地希望上帝的存在，以保证靠基督教的上帝保证了将近两千年的自由、不朽等伦理价值，否则，整个基督教文化就存在大厦倾覆的危险。问题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上忏悔罪恶的道路，让基里洛夫为证明自己最高的自由意志而自杀，让伊凡在诱导斯麦尔佳科夫弑父之后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发疯，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雄辩地表明，从科学知识上，从认知理性上，从理论论辩上，恶魔已经彻底击败了上帝，上帝的存在仅仅是靠一种传统和人们的向善之心的纯粹信仰，而真理已经为恶魔所掌握。难怪对法国存在主义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舍斯托夫在考察《罪与罚》中的“超人”思想时写道：“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标新立异得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谁也没有想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又要反对这一思想呢?为什么要争吵呢?又是同谁争吵?回答是：同自己，仅仅是同自己争吵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伟大的救赎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恶魔。尽管他本人对于上帝恋恋不舍，甚至以为是未来天国的必要保证，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上帝无可挽回地死去了!从真理的意义上讲，上帝确乎是死去了!但是，每当走到这个思想的边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赎立场，因为他感到随着上帝死去的将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够让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证据，只是绝望地执着于神的救赎。于是他的思想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激烈地循环性地震颤，而正是这种循环性的震颤，成就了其艺术无与伦比的伟大。
人们或许会问，基督教文化最辉煌的金秋果实为什么不是产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而是产生在东正教的俄罗斯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推崇的陌生化技巧。如果把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视野，那么它确实是许多作家成功的奥秘。英国的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叶芝等文学巨匠，其实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到了英国所产生的陌生化的艺术视野成就了这些艺术天才。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国家，从普希金开始才真正与西方文学接轨。一方面是西欧的科学理性与文艺思潮的涌入，一方面是俄罗斯民众仍然像许多世纪之前那样生活，改革的结果是更增加了民众的苦难，使他们只能在东正教的未来天国中寻找一丝情感的抚慰。于是，科学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在俄罗斯的对立比在西欧各国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其伟大的艺术天才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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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