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阿q正传》的赏析(精选7篇)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中国文学园地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园地的杰作。鲁迅塑造的阿Q这一艺术形象,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在世界也是公认的典型形象。
一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一直用两手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精神奴役就是用种种封建说教来毒害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愚昧、麻木,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这种精神奴役给被统治者造成的“内伤”是惊人的,封建毒素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许多人的灵魂之中,使他们成为畸形的人,任帝国主义宰割,任统治阶级蹂躏。中华民族后来已是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先生披荆斩棘,不屈不挠;辛亥革命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革命先驱的救国热忱、献身精神,的确是可歌可泣的。但是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这一是因为革命者对封建阶级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二是因为革命者没有注意宣传、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处在不觉悟的状态,没有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依然如故,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
鲁迅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而变革要取得成功,则必须唤醒“昏睡”中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所以,鲁迅一生以笔作刀,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国民的灵魂,对他们精神世界的落后面、消极面作彻底的暴露和无情的批判。对于被统治者,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写作《阿Q正传》就是要给被统治者以启蒙,让他们正视自己的问题,看清自己身上恶劣的品性,从而摆脱精神上的枷锁,奋起抗争,去“制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所以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正是通过阿Q这一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许多国民畸形的心态,无情地鞭挞了他们种种恶劣的品性。
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赤贫、地地道道的农村无产者。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被统治者剥夺得一无所有,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别人叫割麦便割麦,叫舂米便舂米,叫撑船便撑船。命运是够悲惨的。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者的欺压竟麻木健忘,以自欺来。他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可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地“胜利”。他因为说他也姓赵,被赵太爷叫去打了嘴巴。可挨打之后,他想的是:“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他想到赵太爷这么一个威风八面的人物现在竟成了他的儿子,便得意起来。一方面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饱尝辛酸,一方面又在幻想中自欺,自傲自足,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个人身处奴隶地位,却这样心安意得,那他怎么会起来抗争?怎么会去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鲁迅正是从阿Q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这两个方面来描写他的性格的。在这里,悲惨和得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实和幻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阿Q越是获得精神胜利,我们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洋洋自得,我们越是感到痛心。
“精神胜利法”已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但“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性格的全部内涵,阿Q还有其他种种恶劣的品性。
他欺软怕硬,狡滑无赖。别人欺负了他,他无可奈何;受欺之后,他又去欺负弱小者,“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以此发泄他被欺后的不平之气。所以他要调戏小尼姑,扭打小D。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死不认账,并耍起了无赖:“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他盲目自大,狭隘保守。所有未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连赵太爷、钱太爷他也不格外的崇奉。未庄人少有进城的,他进了几回城,便更加自傲了,嘲笑未庄人没见识,没见过城里煎的鱼。他的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他又狭隘保守。凡是不合乎未庄老例的,他都看不惯,说城里人不该把 “长凳”叫成“条凳”,煎鱼时不该把葱叶切成了丝。
他假装正经,护卫道学。他仿佛是个“正人”,认为男人女人应该严守“大防”。看见一男一女在那儿说话,便认为是有勾当了,所以要怒目而视,甚至要躲在冷僻处朝他们扔小石头;看见女人一个人在外面走,便认为是在勾引男人。其实,他巴不得有女人勾引他,他还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哩。
他忌痛护短,以丑为美。他头上长有癞疮疤,颇为此而苦恼。而人们又偏偏爱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这时他竟又说“你还不配”,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高尚光荣的。他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自豪,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
此外,他还有安于现状、趋时附势等等恶劣的品性。总之,阿Q就是这样一个畸形的人物,这样一个可悲的角色。
鲁迅刻画阿Q时,是用一个个喜剧性的外套包装着一个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他的结局是令人同情的。但这一切又是通过他日常生活中一系列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同小D扭打时,双方抓住对方的辫子,时进时退,显得那样滑稽可笑;他到尼姑庵偷萝卜,遭到大黑狗的追赶,吓得连滚带爬,显得那样狼狈不堪……所以人们在读《阿Q正传》时,常常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被压迫者的地位、阿Q身上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品格以及他要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景况的愿望等等,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但他的欺软怕硬、狡猾无赖,他的盲目自大、狭隘保守,他的假装正经、护卫道学,他的忌痛护短、以丑为美等等,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这些都是恶劣的、“无价值的”。鲁迅把他“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把他“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相互映衬下展开艺术的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心酸,令人颤栗,同时也更能催人醒悟。
三
前边已经说过,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阿Q正传》就用活生生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这场革命是场失败的革命,反映了阿Q在这场革命中可悲的遭遇,令人心寒的结局。
革命党要进城了,举人老爷惶恐至极,深更半夜用船将家产偷偷运到未庄寄放在赵太爷家里。未庄人并不是由于革命党对他们的宣传、发动而知道革命党的,只不过是因举人老爷这件事才知道有革命党,才知道革命党要进城的。
不仅如此,未庄人还把革命党谣传成“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可见,他们把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误解成一幕“反清复明”的复辟闹剧了。
阿Q由于听信了统治阶级的宣传,一向对革命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革命就是跟他过不去。但这次由于看到举人老爷对革命这样害怕,看到未庄人对革命如此慌张,才“神往”起革命来。他又是怎样理解这革命的呢?第一是杀“仇人”。而他的“仇人”不仅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还有小D、王胡等同是被压迫者。第二是抢东西。他认为,革命就是“要什么就是什么”,他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等等统统搬到土谷祠来。第三是抢女人。革命了,女人可以由他挑,想要谁就是谁。
上述种种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固然说明包括阿Q在内的未庄人愚昧、落后,对革命缺乏起码的认识;另一方面正说明革命者没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而是严重地脱离群众。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这场革命的对象、目的,不知道这场革命与他们的关系,那当然就谈不上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了。
赵秀才和假洋鬼本来是互不买账、“素不相能”的,在革命到来时,他们勾结到一起,到尼姑庵砸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后,便宣布他们已经“革命”了,是“革命党”了,这反映了封建阶级对革命的投机。阿Q找假洋鬼子,想“投降”革命党,却被假洋鬼子赶了出来。
革命党进城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党”。政权、军权仍落在封建阶级手里,作威作福的仍是这班人。辛亥革命给未庄带来的唯一变化是许多人将辫子盘了起来。赵秀才他盘而不剪,为的是有一天能放下来,阿Q盘起来,只不过是“学样”罢了。
赵家遭抢,说明辛亥革命后未庄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阿Q遭赵秀才的诬陷被当作抢劫犯抓了起来。革命前压迫他的是封建地主,革命中不准他革命的是封建地主,革命后审问他的仍是封建地主。最后,阿Q被枪决了,成了一具冤魂。看客们反认为枪毙了比不上杀头好看。鲁迅对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描写,不正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悲剧么?鲁迅对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遭遇和辛亥革命后的结局的描写,不正说明他死得可悲,至死都没有觉醒么?
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到现在仍然很有影响力。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广为流传。《阿Q正传》广为人知,而“阿Q”已经成为了汉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
杨宪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都是非常杰出的汉英翻译家,他们曾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之后于1943年就职于国家编译局,主要负责文学作品的翻译。几十年来,杨宪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致力于国内外文学遗产的翻译和研究。他们的译作,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使他们享誉中外,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 译文赏析
2.1 措辞
钱钟书先生说“化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译者能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犯严重的语法错误,且译文能保持原文的味道,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篇译文达到了“化境”的翻译标准。从这点上说,杨宪益先生的这篇译文就是很好的例子。
首先是这篇译文的措辞。
在汉英翻译中,中国的成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哪些成语应该直译,哪些又应该意译?这完全取决于构成这个成语的意象能否被读者接受。在《阿Q正传》中一些成语没有比喻意义,这时就可以采用直译。如:
假使有钱了,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
If he has money he would gamble.A group of men would squat on the ground, Ah Q sandwiched in their midst, his face streaming with sweat.
在这句话中,“汗流满面”就可以被翻译成“his face streaming with sweat”,但是并非所有的成语都可以直译。如:
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After this, Whiskers Wang went about in a daze for many days and dared not go near Ah Q, nor did the others.
这里,“瘟头瘟脑”就不能直译,否则,就会使读者难以理解。在汉语和英语中,有很多相对应的成语。这样译者就可以用英语中的习语来替换汉语中的成语,以便给读者一种生动贴切的感觉。例如“魂飞魄散”这个成语就出现在了文章中:
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
Ah Q was now nearly frightened out of his wits, becaus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that his hand had ever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 writing-brush.
杨先生用了英语中的习语“be frightened out of his wits”来翻译这个成语。
除了成语,谚语也是汉英翻译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直译还是意译?这就取决于该习语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背景了。由于大部分谚语都具有生动的比喻意义,因此只要不影响读者的理解,都应该采用直译。如: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A gentleman uses his tongue but not his hands!’”protested Ah Q, his head on one side.
在这句话当中,通过直译把“君子动口不动手”译为“agentleman uses his tongue but not his hands”。但有些谚语因为它的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就不能用这种方法处理。如: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However, the truth of the proverb“misfortune may prove a blessing in disguise”was shown when Ah Q was unfortunate enough to win and almost suffered defeat in the end.
杨先生在这句话中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2.2 修辞
修辞手法在翻译中是最棘手的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都能说明这个问题。通过对《阿Q正传》译文的学习发现,对于修辞有两种处理方法:直译和意译。
直译是最常用的处理修辞的翻译方法。以下这类修辞法通常能按字面意思进行翻译。
明喻在英汉修辞法中有共同的特征。英语中有as, like等,而汉语中有“像,好像……”。如:
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
Ah Q had never seen such pitiful looks before;they refreshed him as much as a drink of iced water in summer.
这是一句使用了明喻修辞手法的句子。“……如六月里喝了雪水”可以翻译为“...as much as a drink of iced water in summer”。
暗喻和明喻一样,都是在两件事物上作比较,但暗喻通常是暗示出的比较而不是直接陈述出来的。暗喻一般也采用直译的方法。如: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Then Ah Q, clutching at the root of his queue, his head on one side, would say, “Beating An insect———how about that?I am an insect———now will you let me go?”
这句话是一个典型的暗喻句,因此采用了直译。
另一种修辞法也可以用直译的方法,那就是转喻。转喻是指用一种事物的名称来替代与之相关的事物的名称。在《阿Q正传》中多处出现转喻的修辞方法,最常见的是在一些粗俗的用词上。如: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Mangy dog, who are you calling names?”Whiskers Wang looked up contemptuously.
还有一种修辞方法是折绕语的使用。折绕语可以用来避免直接说到某事,也可以婉转地指出某一特殊的性质。在《阿Q正传》里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Are your bones itching?”demanded Whiskers Wang, standing up too and draping his jacket over his shoulders.
这种修辞手法也采用了直译的方式,通常带有暗示的意味。
很多的修辞都有自身的特点,很难进行翻译,其中包括了语法、表达方式、文化背景等因素,而文化背景是最难为读者所理解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目标语言中找到类似的表达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拟声词是指模仿某种声音的词汇。通过使用模仿或表现这种声音的音节可以较强地体现对相关事物的比较和联系。这种修辞手法就叫做拟声法。中英文中都有拟声词,但有很大的不同,如:
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He saw that Whiskers Wang, on the other hand, was catching first on and then another in swift succession, cracking them between his teeth with a popping sound.
在这个例子中,“毕毕剥剥”翻译成了a popping sound。在英语中有些词语具有拟声的功能,译者可以根据这点来意译这些文字。
2.3 句法
一个英语词组通常由丰富的义素组成,有时,要将英语词组的内容完整地用汉语习语来表达且要保持它的形式几乎是办不到的。这时,我们就得将这个词组改换成一个句子。如:
Ah Q, again, had a very high opinion of himself.He looked down on all the inhabitants of Weizhuang, thinking even the two young“scholars”not worth a smile.
“很自尊”在该句中译作了had a very high opinion of himself。这样翻译的好处是能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原文。
总的来说,英语句子比汉语句子的容纳性更大。因此,我们可以将两句或多句汉语由一个英语句子翻译出来。例如:
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个“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成秀才也。
He looked down on all the inhabitants of Weizhuang, thinking even the two young“scholars”not worth a smile, though most young scholars were likely to pass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
杨先生把这两句话合并成了一个英语句子。
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原文中的主动语态变换成被动语态来翻译。
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
By the time the job was done even Ah Q himself was forgotten, to say nothing of his“background”.
这里,杨先生将原文中的主动语态都译作了被动语态。这是因为,确实在汉语句子中没有主语的时候,译成英文句就必须将主语补充出来。
3. 结语
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将这篇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著作之一的《阿Q正传》译成了英文。该译文不仅忠于原文,而且生动地表现出了它的特点,可以说达到了翻译的最高标准———“信、达、雅”。本文将原译文的措辞、修辞法和句法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于实践中掌握巩固更多好的翻译技巧,这也必将有利于今后在翻译方面的研究学习。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831.
[2]鲁迅小说全编.漓江:漓江出版社, 自序, 1996:2-3.
[3]冯翠华.英语修辞大全.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167.
[4]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关键词:鲁迅 《药》 《阿Q正传》 辛亥革命
鲁迅先生在1919到1921年写了《药》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的公共点在于都涉及到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图景。从时间顺序来看,《药》写的是辛亥革命前,《阿Q正传》写的是在革命期间。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国民真实的生存环境,并且深入的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
《药》第一次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剖析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本质,从而艺术的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并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药》写了明暗两条线,明线写开茶馆的华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药是假的,当然治不好,结果是悲剧。鲁迅小说中多次写到愚弱的国民羸弱的病体,这虽也是当时的现状,但这一题材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鲁迅先生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意识到拯救病弱的灵魂比拯救病弱的肉体更加重要,因此他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暗线写革命者夏瑜的被捕被杀。小说通过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治病,批判了人们的愚昧、迷信和落后。通过对夏瑜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总结了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的沉痛教训。对于夏瑜的牺牲,小说中的群众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华老栓,夏瑜是为了解救像他这样的受苦人而英勇牺牲的,但他不仅不谈不问,反而去买他的血给儿子小栓治病;其二是那些茶客,他们都不理解夏瑜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被杀,反而说他疯了;其三是夏瑜的母亲,连革命者的母亲夏四奶奶也不明白自己儿子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在清明节上坟时反而在人前觉得羞愧。因此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剧的十分深刻的反映,它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鲁迅先生把这个历史悲剧和教训反映出来,无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小说。这篇小说的后三章,集中描写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在未庄引起的变化。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是贫苦落后农民阿Q。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注重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使得阿Q对革命一无所知。他原“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由于他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当革命到来时又必然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因此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他看到举人老爷到乡下来藏东西,是那样害怕革命,赵太爷等人对他也变得异常和气,因此他开始神往了,但他对革命根本不理解,他认为革命只有三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报私仇(当然他也分不清敌友);三是解决女人问题。本来应该是革命依靠对象的阿Q,对革命却是这样理解能怪谁呢?当然责任还应是在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同时,这部小说较《药》更为深刻之处,还在于着力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地主阶级的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没能发动民众,动员民众,而且革命很不彻底。从小说中看,城里的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革命,忙于剪辫子,这辫子虽是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象征,但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它却不应该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如果宣传好民众,他们是会自己动手剪掉的,用不着革命者亲自动手。相反,因为没有宣传民众,就是剪了辫子,也解决不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未庄的秀才不敢进城,阿Q也不敢进城,因为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城里举人老爷、未庄的赵太爷都没有给予狠狠的打击;同时还让这类人物钻进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加入了“柿油党”。未庄仍然还是赵太爷的天下,贫苦农民阿Q却被诬为盗贼而抓去枪毙了。这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实现的和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不相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作品深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它与封建势力的血缘关系,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鲁迅先生写作这两篇小说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年左右。他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与多年来的理性思考熔铸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把夏瑜的悲剧和啊Q的悲剧联结起来,表达了对中国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一是因为夏瑜这样革命精英势单力薄;二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三是革命阶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不知不覺地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阻力。
鲁迅先生深刻的洞察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万难打破的铁屋子”,就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地理环境的封闭,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沉淀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地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使国民不仅表现出无意识的服从,而且是自觉、自愿的认同。这种精神上的奴化与毒害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也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首先必须是人的思想解放,必须改造国民性弱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海洋.精致、凝练-谈鲁迅小说《药》的艺术技巧[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12.
[2]沈大为.鲁迅与辛亥革命[J].呼兰师专学报,1994.3.
啊Q是悲伤的他并不懒惰他靠自己的劳动得到食物阿q也有梦想。他想拥有一个家名声和地位是――,但他在别人心中永远卑贱不起眼。
现在,我们已经远离了AQ时代,但他的那种“精神胜利法”似乎仍然可行。
胆小的人会被别人侮辱,嘴里不敢说,但心里一定会愤愤不平,背后说那个人的坏话,把那个人骂个遍。(另一方面)。
一位机关干部受到上级领导批评时,心里会说:“有一天,你会”“我”“我”“我”“我”“我”“我”
阿q的“叛乱是有道理的”似乎也流传至今。
一个孩子看到父亲吸烟,自己受父亲控制,不能抽烟,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
毋庸置疑,鲁迅先生的笔锋是利的,二十世纪初中华国民的病态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时代铸成了国民的劣根,在国将不国之时民众依然没有醒悟,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封建制度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导致类如阿Q、王胡此等文盲到处都是;即使是读过书的,像赵太爷、白举人这些伪君子,也是凭借读书为一种通往上层社会的手段,大凡是考取功名后,便将所学圣贤之道封存起来,此在也不会用到,剩下的任务便是研究如何搜刮民脂民膏。第二个原因便是当时社会之动荡,列强侵略,政府无能,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还有什么心思去关心知识,生存都是一个问题。也正是这许多的原因导致国民病态。
观古思今,也许我们投给阿Q的不应是嘲笑,我们更应该反思,其实只要你仔细回味你会发现你也是一个阿Q,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阿Q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所以劝各位不要笑的太轻松。
无独有偶,现在的一些官员也沾着过去的污浊。不同的是,现在官员是将所学暂时封存起来,因为在上级视察之时还可用到,依今比古,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上奴颜献媚,对下百般刁难,对上一副小人之态,对下一股恶霸之风。着实令人“敬佩”不已。
《阿Q正传》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
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
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
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臵于被解剖客体的位臵,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臵,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
关键词言语阿Q正传社会语言学
中国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1-029-02
“言语能够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更进一步地讲,言语能够反映这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其关注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也就是说,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经历或经验,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社会特征的同等性,以及人们彼此之间将要共有的亲密程度和其他因素等。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说话者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在实际的会话中,人们总是在衡量自己和听话人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进而来决定在会话过程中应该有的礼貌程度。
而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他能够显而易见的反映出礼貌程度,并且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人们说话的时候,选择任何词语、任何说法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人物间的称呼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下面笔者就尝试用上述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文中的称呼。
一、原称呼语的分析
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它能够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在《阿Q正传》中,人物称呼语的运用很清楚地体现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部小说中,赵太爷和秀才对阿Q的贬损的称呼语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当阿Q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时,赵太爷对着阿Q吼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第一章,20)赵太爷、秀才、洋先生和假洋鬼子都是小说中未庄有钱有势的人物,而阿Q只是赵太爷家的一个小长工,所以他们比阿Q有更大的权势,而阿Q处于弱势。或者说阿Q和他们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很少。所以赵太爷对阿Q直呼其名,而且还叫他“你这浑小子”,而阿Q却得尊称他们为“太爷”(第六章,282)。秀才也表现出他的权势:“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官话这样骂。(第四章,250)当阿Q称“假洋鬼子”为“秃儿!驴!(第三章,237)时,阿Q就遭到了“假洋鬼子”的痛打。
然而,当阿Q遇到王胡、小尼姑、小D和吴妈时,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阿Q似乎比他们几个有更多的权势,或者说他和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至少在阿Q看来是这样。所以他们之间说话很随便,甚至互相用一些贬损的词语。
——对王胡
“这毛虫!”(第三章,232)“癫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第三章,232)阿Q和王胡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而且体力也相差无几,所以他们有着同样的权势和较多的同等关系,因此彼此可以叫对方“毛虫”、“癫皮狗”。
——对小尼姑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呢。”(第三章,238)
阿Q同样叫“假洋鬼子”和小尼姑“秃儿”。小尼姑只是跑掉了,而“假洋鬼子”却狠狠地打了他。
——对吴妈
“女人……昊妈……这小孤嫣。。”阿Q想。(第四章,248)
——对小D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第五章,262)“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第五章,262)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妈和小D明显比阿Q的权势要小。阿Q骂小D“畜生”,小D只有商量的口气称自己为“虫豸”。而没有表示任何的抗议。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但是阿Q在体力上要胜过吴妈和小D,所以也可以说阿Q比他们有更多的权势。
二、称呼语的变化分析
在现实中,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人们说话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有权势但是彼此有很多同等关系的讲话;有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权势稍差却彼此有很少同等关系的人讲话。说话人为了想要和听话人建立某种亲近的关系。就会有意识地使用那些能够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用语。反之亦然。这一点也可以在(阿Q正传)中得到证实。当阿Q公开声明他将要参加革命党时,往日那些有权势的人如赵太爷等被吓坏了。所以和阿Q说话也改变了称谓。
“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第七章,294)赵太爷称阿Q为“老Q,这显然是表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轮到赵太爷向阿Q套近乎了。“老Q”明显比“阿Q”,甚至“你这浑小子”、“忘八蛋”有更大的同等关系。而阿Q此时并没有回答他,则更表明此时的阿Q比赵太爷他们有权势,因为他是革命党。再看此时秀才的称呼:“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第七章,294)“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即洋先生)惴惴地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第七章,294)赵白眼则更是称呼阿Q为“阿……Q哥”,更能说明此时阿Q和他们权势的变化。而自称“穷朋友”,则表明众人为了和阿Q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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