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与人口

2024-11-08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中华民族与人口(精选8篇)

中华民族与人口 篇1

中国的人口与民族课件

1【学习目标】

1、知道我过的人口数量、分布,学会分析我过的人口增长趋势

2、知道我国的民族数量与分布特点,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

3、树立科学的人口观和民族观

【学习重难点】

我国人口的分布特点及人口政策,我国民族分布及各民族风情

【自主互助合作学习】

一、我国人口数量

读图1-

7、1-8分析我国人口数量

1、全国人口数量: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亿,占世界,居世界第位

2、各省人口数量

我国人口最多的省级行政单位是,我国人口最少的省级行政单位是,人口超过5000万的省份有个,分别是,除外均居于东部地区,山东省人口居全国第位

二、我国人口增长

读课本P11,完成活动,分析我过人口增长趋势及原因

1、人口增长状况

根据我国人口增长图回答:1949年前增长,1949年人口数为亿,以后人口迅速,到2000年达亿,51年增加亿,人口呈上升趋势,虽然实施计划生育,由于人口基数,增长速度仍然

2、人口增长原因:新中国成立,人民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人口死亡率,人口出生率,人口迅速

三、我国人口分布

读图1-9,分析我国人口分布,我国人口分布

1、地区人口分布

①黑河——腾冲线:我国人口分布以此线为界,以东人口,以西人口

②我国人口地理分布特点:东部地区人口,西部地区人口,沿海、沿河、沿湖地区人口,干旱荒漠地区人口,平原、盆地人口,山地、高原人口,经济和交通运输发达的地区人口,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地区人口,城镇密集、工业发达的地区人口,偏僻的农业、牧业地区人口,汉族地区人口,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

2、城乡人口分布

①特点:农村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

②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我国城镇人口将不断

四、我国人口政策

读课本P14,结合七年级所学内容,完成下列问题

1、我国人口现状:目前,我国人口比重,青少年比重,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人口总量还将持续

2、我国人口政策:人口增长必须与、相协调,与相适应,实行,控制,提高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五、我国民族概况

读课本P15,完成相关内容

1、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个民族,族人口最多,占,个少数民族,占,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是,超过400万的少数民族有

2、各民族具有地位

六、我国民族分布

1、分布特点:相互交错分布

2、分布状况: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和,少数民族则分布在……地区

3、我国民族分布最多的省是

七、我国民族风情

1、民族乐器

长鼓两面鼓马头琴和欢萧

冬不拉神鼓鹰笛芦笙

2、民族节日

那达慕大会泼水节火把节

三月三歌会晒佛节、雪顿节、忘果节

3、体育活动

手鼓舞孔雀舞跳板

摔跤、赛马、射箭

中国的人口与民族课件

2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2.知道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

3.了解我国人口增长情况,知道我国人口的突出特点是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

4.理解我国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为此制定的基本国策。

5.了解有关华侨、华人的知识。

能力目标:

1.学会运用人口资料,计算人口密度。

2.学会阅读“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能够使用图例、注记识别图上所表示的 地理事物及其分布,培养阅读人口分布专题地图的能力。

3.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和人口密度资料,说明人口分布的状况。

情感目标:

使学生了解我国人口方面的基本国情,懂得人口的增长要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从而树立正确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和价值观,树立科学的人口观。

教学建议

关于“中国的人口”的教材分析

1.本节教材主要内容是我国人口及其分布概况,是中国 地理的基础知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出发点。

2.“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段中,运用“中国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的面积和人口的比较”示意图,形象地向学生展示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读一读”中的资料更是体现了中国人口的这个特点。

3.人口分布的知识是从“做一做”引入的。这部分内容即可以使学生学会运用人口资料,计算人口密度,而且还使学生初步认识到我国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展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既是某些自然环境区域的结果,又是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运用“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说明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是本节应学会的读图技能。

4.关于我国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华侨和侨乡的知识不是本节的重点。

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人口数量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教材通过“我国人口的增长”图、“我国每年新增人口的消耗占当年新增财富的百分比”图、“我国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在世界的位次”图,使学生初步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和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性。这也是本节必须使学生理解的重点知识。

关于“中国的人口”第一课时教法建议

1.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学生所熟悉的常识。教师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除

去利用课本中“中国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的面积和人口比较图”和“读一读”的材料之外,还可以联系一年级的世界 地理知识,让学生知道我国人口相当于西半部欧洲30多个国家人口之和的2倍多,比非洲和拉丁美洲两大地区的人口还多,用这些材料进行渲染,使学生对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国情有深刻的印象。

2.由于学生在初一已经学过人口密度的概念,并接触过人口密度图,在讲“人口分布不平

均”这部分内容时,可先让学生完成课文中的“做一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数量”图上,读出江苏、山东、新疆、西藏的人口约数(江苏6700万、山东8500万、新疆1500万、西藏200万),计算人口密度(江苏和山东每平方千米分别为670人和560人,新疆和西藏每平方千米分别为9.4人和1.7人),比较东部沿海两省和西部内陆两自治区的人口密度大小(江苏、山东人口密度大,新疆、西藏人口密度小)。通过以上练习,使学生对我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再让学生阅读“中国人口分布”图,结合课文,自己总结出中国人口分布的特征。

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不均状况,是 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关系十分密切。教师不宜把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平均这一特征作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来讲。最好结合本段课文的内容,联系初中“世界的人口”一章的知识进行 教学,让学生搞清楚中国人口分布同地区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关系,使这部分内容的 教学成为义务 教育 地理教材“人和环境的关系”这条主线的一个部分,为学生初步建立正确的人地观打下基础。

3.在讲授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镇人口比重小”这一内容时,教师可采用列表讲述的方法。

同时,应向学生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

今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发展,城镇人口的比重还将继续增加。至于我国城市发展的政策这一内容,教学中可一带而过。

4.“华人与华侨”这一部分内容,教师应首先帮助学生区别“华侨”和“华人”两个概念,然后说明我国的侨胞遍布世界各地,广大侨胞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要说明关怀和重视保护海外华侨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关于“中国的人口”第二课时教法建议

1.“人口增长过快及带来的问题”是本节的重点内容之一。

这部分内容可以分三部分讲授:

①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

可以结合课文中的“我国人口增长”曲线图,让学生看看我国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或者让学生简单算算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11亿人和100万人所增加的人口有什么不同,以此理解人口基数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但这种计算不要搞得太多、太复杂。

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

我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原因比较复杂。这里应主要向学生讲明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平均寿命延

长,人口死亡率有大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控制人口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即使在70年代后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较低的年代,由于已形成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的新增人口仍是个惊人的数字。

③“人手”和“人口”、“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之间的关系:

要让学生明白人既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生下来就需要衣、食、住、行

各方面的物质资料。人口越多,需要生产的产品、耗用的资源和占用的空间越多,在我们国家这个既定的范围内,每人平均占有的就越少。如果我们不注意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超过物质资料增长的速度,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要降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会实现,而且会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造成困难。

这段课文插有几副图,较为形象地反映了“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的关系,突出了人均的观念。教师可让学生自己分析这些插图,谈谈这些关系。

2.在讲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前,可先联系第一册课本中学过的有关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相适应的知识,让学生对为什么我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有所认识。

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以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具体要求,应让学生牢记。

中华民族与人口 篇2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是我国重点扶持的三个人口较少的民族, 三个少数民族的自治旗也是中国唯一的三个民族自治旗。从山林中走出的鄂温克族、擅长狩猎的鄂伦春族和农牧猎并举的达斡尔族, 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语言服饰、歌舞体育等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是丰富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命名和建立传承人保护体系、开设博物馆、民俗馆、文化陈列馆等, 以及创办文化艺术节、非遗项目展演、展示, 举办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比赛等, 对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扶持促进作用。目前, 内蒙古三少民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有13项, 其中达斡尔族5项, 有达斡尔族民歌、曲棍球、鲁日格勒、乌春和扎恩达勒;鄂温克族5项, 有鄂温克族民歌、鄂温克驯鹿习俗、鄂温克族萨满舞、鄂温克抢枢、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3项, 有鄂伦春族民歌、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鄂伦春族狍皮制作技艺。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约50项。

我区“十二五”规划和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目标的提出, 使三少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更加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 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正在形成。同时, 三少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碰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现行行政保护模式存在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当前,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集中在行政层面, 国家动用行政资源, 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形式, 而通过民间自发和组织形成的保护力量仍然较弱。长远来看, 三少民族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应形成以政府牵头, 特别是民间组织积极配合, 三少民族民众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和充满互动的长效保护机制。二是重记录做“标本”和展览, 轻延续发展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变化延续特点, 仅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装订、陈列、保存, 是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发展的, 而是应该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角度构建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化建设, 形成动态科学的文化记录和流传脉络。三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人激励和监督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 就在于它是一种“活态”文化, 无不与个体或群体的人的活动紧密相关, 无论是口述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传统礼仪节庆等, 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 是文化传承脉络中的重要基因。建立传承人档案, 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 完善对传承人的考评体系, 实现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有人, 从而避免因时间的流逝而传承人逐渐消失的不利影响。四是加强宣传和引导。提高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为社会组织、团体、个人积极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力, 充分行使权利, 提供社会氛围。五是确立政府主导的经费投入和民间组织参与经营的机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实施政府方面的长期长效的资金扶持, 提升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影响, 并积极、适当地引入民营资本, 吸引社会的广泛参与, 注意避免虎头蛇尾, 过分功利的商业化现象, 实现资金扶持科学分配和社会参与规范有序的良性局面。

二、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2003年9月, 中国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 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2004年, 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界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所以, 中国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是文化娱乐的集合, 区别于与国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事业。

我区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风情浓郁、历史积淀深厚、地域特色鲜明。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 因其古老、不可复制和再生而弥足珍贵, 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定居并融入新生活的三少民族积极发展文化产业, 逐渐适应并摸索出了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一是民族工艺品实现商品化基本面向市场。如达斡尔族的大轱辘车、摇篮、木排、木库莲等民族工艺品, 种类多样,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鄂伦春族的兽皮、桦树皮、以柳蒿芽为特色的民族风格美食等, 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形成的民族饮食文化产业链;鄂温克族近年大力发展的马文化产业、民族服饰表演队、冬季那达慕, 以及根河市敖鲁古雅乡的狩猎和驯鹿文化。

二是三少民族节日庆典、文体娱乐活动丰富开展。三少民族相继创办的曲棍球节、服饰表演大赛、民族歌曲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现出三少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具有浓郁三少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活动和传统习俗体验更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 在扩大三少民族影响力的同时, 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文化产业链延展, 文化产品多元, 文化表现方式层次提高, 为三少民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是传统文化旅游产业新意多。三少民族所在地域生态资源保持良好, 自然景观丰富。推出了农家游、民俗民风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吸引了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使新的旅游项目不断推出并在发展过程中优化, 为“三少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以上文化产业如手工艺制品、文化娱乐、民俗旅游等产业刚开始起步, 距实现商业化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首先, 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比重较小, 还没有形成产业优势。实现文化产品市场化尚需观念上的转变, 特别是对文化产权的保护力度还需加强。其次,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活跃度较低, 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还需引起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民营企业主的重视。再次, 政企分开, 文化事业单位与文化产业经营企业应该区别开来, 政府加强服务引导, 实现文化企业经营公平合理, 为微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业主提供更好的平台和自由发展空间, 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参与者, 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良好经营氛围的营造。这些既是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也是今后提升空间和加快发展的潜力所在。

三、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是充分凝聚资源要素, 创立优秀品牌。总结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 凝聚优质资源要素, 从设计、制造、营销, 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 打造完整成熟的文化产业链。各旗可以依据自身实际情况, 凝聚在设计、制造方面的优秀生产资源和人才, 汇聚力量形成发展优势, 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或若干个能够形成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 带动当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二是充分保障并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贡献和合法权利。传承人是文化产业发展传承的重要载体, 传承人以活着的传统、活着的文化形式生存于民间。传承人人口老龄化、年龄断层问题普遍存在, 应当适当给予一定经济补贴, 激发传承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同时加强后继人才的培育, 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链。

三是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三少民族地区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 在推广和实现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 需要政府提供一定引导和帮助。比如在降低准入门槛方面, 可以给予税收减免和贷款扶持的优惠, 同时予以相应的文化产业补贴和政策扶持, 引入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参与经营管理, 成立文化商品交易市场, 提供文化产品展示平台, 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四是专业人才和先进设备的引进。在产品设计和工艺研发方面, 需要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传承的同时, 引入精良的制作设备和加工工艺, 同时聘请具有热爱民族文化产业事业, 关注三少民族文化发展的优秀专业人才投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中, 打造文化产品的升级版, 增强三少民族文化产品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

五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服务平台。培育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和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差异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 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真正将产品投入市场;设立文化资源开发机构, 为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人才培养、对外宣传、形象设计、文化咨询、电商推广等方面的服务, 形成从设计、制作、加工、销售、服务的产业链条, 推动三少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是构建三少民族动漫产业和加快市场化运作。以三少民族文化为背景, 创造原创作品, 让动漫作品所承载的人物具有当地人文历史的文化意境, 将三少民族文化中的英雄人物、音乐艺术、历史故事, 三少民族传统艺术与现代影视和音乐结合起来, 成功运用到动漫作品创作当中, 结合市场需求, 借助微博、微信、手机上网等新兴媒体, 提升文化产品影响力, 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动漫作品。

四、结语

中华民族与人口 篇3

关键词:人口;经济;民族

引言:2011年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中,可以清楚看出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早在2005年,国家已经开始第一轮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工作,在此次工作中总投资近37.51亿元。“规划”实施的六年中,虽基本完成了国家所预设的目标,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仍旧存在着“贫困问题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特色产业支持,群众收入仍然较低。”等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因而,针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研究仍旧是一个国家亟待需要的具有高度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少数民族中的人口数量因素,来分析不同人口数量因素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之间会产生何种变化及影响。因而笔者为了方便研究,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下,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最少民族”;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上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较多民族”。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概念的创新,但“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对于“人口较多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规定

本文依照“规划”中对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的规定作为“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参照,对二者以人口数量为基础,对我国少数民族整个群体划分出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人口较少民族”,本文沿用“规划”中的定义。“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中以珞巴族及高山族为代表。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总人口为169.5万人。第二个层次,“人口较多民族”,是指在少数民族总人口的集合之内,相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形成的一个相对概念。我国有少数民族55个,“人口较少民族”28个,因此以“规划”为基础的“人口较多民族”数量为27个,其中以壮族、回族为代表。第三个层次,“人口最少民族”,是指在“人口较少民族”的集合之内,一个处于人口“极小值”的民族。“人口最少民族”从广义来说,它并不是特指某个民族,它仅仅是从历史长河中抽象出一个“一般性”概念。但,“人口最少民族”从狭义来说,对于某个时间段或者时间点上,它又是有着具体民族的特指的。在我们这个时间段中,对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说,它所特指的就是“珞巴族”。

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分析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在业内是一个不断探寻中且尚未被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说,民族性既催生了少数民族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会对“民族性”进行扬弃。就如杨思远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研究》中,以“藏药”为案例所阐述的那样,藏药的出路不在于将其规模扩大的产业化,而是对“藏药”的小农经济做现代技术的改造,从而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藏药”的案例中我们得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并不是“有你没我”的完全对立关系。二者关系虽然相克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互相促进并得到融合。

三、“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特殊关系分析

一般说来,民族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域占据的大小就要靠人的多少来决定了。相比于“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多民族”就更有利于该民族占据一定区域来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性。在“人口较多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及“人口最少民族”这三者中,只有“人口最少民族”丧失了人口的优势,从而该民族占据的地域就很小,其“民族性”受到的威胁也就最大。在现阶段,我国“人口最少民族”具体表现为珞巴族,我们就以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是55个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郡、雅鲁藏布江以南的珞瑜地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国内的珞巴族仅有3682人。

解放前,珞巴族人生活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受到了西藏三大领主(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的强烈压迫和凌辱,致使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珞巴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解放后,珞巴族人见到了胜利的光芒,但到2005年珞巴族依然是我国最穷的几个民族之一。随着国家对珞巴族的两轮发展扶持,珞巴族民族性也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冲击。在杨坤、符琼《珞巴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影响对策——以西藏米林县南伊乡琼林村为例》中写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琼林村珞巴族与外界接触日益增多,在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珞巴族传统文化正在面临衰落或者消亡的危机。”他们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很具有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如语言、住房、宗教节日等都正在衰落,而原有的珞巴族文化已经消失了。

杨思远教授说:“我们相信,一切经济的民族性均将在经济发展中最终消亡,人只是人。”很明显,“人口最少民族”珞巴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是特殊的。它不能像“人口较多民族”一样,还有可以在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上做一个偏重的选择,因为珞巴族人只是人,人是要生存,所以他们必须选择经济发展。

四、总结

马克思说:“每个民族都有优点,只不过在当时的阶段,不同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存在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不存在优等和劣等民族之分。”他还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性”都是应该受到尊重,且应该予以保护传承的。

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意义就在于,如果在保护不当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人口最少民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民族的“民族性”就会受到消失的威胁。分析“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在学术上做文字的功夫,仔细研究下来笔者发现其现实意义亦不可以小觑。民族经济发展是延续该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既要靠外力推动,也要靠内里补充。在外力推动方面,国家早在2005年便开始了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并大量的投入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其经济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里补充方面,刘永佶教授认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与民族地区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若想实现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民族的强大,亦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强大,这需要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关注“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试图保护和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笔者的初衷,也是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中华民族与人口 篇4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一方面,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城市中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增多。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和谐、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社会稳定、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的和平和安全,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就应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以期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调适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找到既积极又稳妥的新对策。

首先,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的多民族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往往带来复杂的城市民族关系。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更少,同时居住也更为分散,因而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很少聚焦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问题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既是城市少数民族研究的深入,也是城市流动人口研究的补充。

其次,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和流动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势必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来适应和面对这种生存环境和文化的变迁。因此,研究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网络关系,推进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是都市人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对中国都市人类学必要的补充。

再次,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法规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运用中却常常出现执行难和失效的问题。这是由于城市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政策、法规通常不够灵活甚至与现实脱节造成的。因此,要真正做到事实上的有效保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应当以多维的视角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会网络,是民族研究的必然。再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能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城市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及在城市发展中的民族关系、特点;有助于制定更为实用的城市民族政策和更好的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最后,城市化的推进,只有民族特色得到充分体现,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有利于使民族特色文化得以更好的保留和发展。故本研究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二、文献综述

1、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既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点,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在从事社会结构的研究时,总是从地位结构观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制

约,人们具有某些属性,人按属性而分类,人的社会行为用所属的类别来解释。而网络分析则是把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进而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社会网络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应用社会网的理论视角、方法、概念来研究社会问题。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 年在“The Strength of Weak Tie”一文中提出了弱关系强度的假设,他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能通过不经常互动或不太熟悉的弱关系网络获得关于职位空缺的非过剩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弱关系所承载的信息异质性高,能担当信息桥的作用。日本学者渡边(Watanab,S)1985 年在日本东京地区主持了一项大型调查,调查的内容是重复格兰诺维特在《谋职》一书中的研究。渡边深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假设普遍性意义的怀疑。以边燕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根据对中国大陆、新加坡的研究提出了强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在《找出强关系》、《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等文中提出了强关系的假设,论证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天津使用社会网中的强关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取得分配者的协助,获得一份较理想的工作。之后,边燕杰等人在新加坡进一步验证了强关系假设。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背景、劳动力供求比例以及市场化程度是决定强弱关系在谋职过程中的作用的环境因素。渠敬东在《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一文中试图通过新经济社会学所提出的网络分析范式,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的世界。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纽带。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构建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曹子玮在《职业获得与关系结构——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主要论证了以下几个假设: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这几个假设的被证明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再构建的关系网络首先以初级关系为主,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构建次级关系。在这一网络中,农民工既获得物资资源,也获得精神资源。李汉林、王琦《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一文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文章试图说明那些具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农民工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是通过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支持网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

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做的研究不多。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中,人们一般从地缘、业缘、血缘或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礼仪等同质性因素或按地位、身份、角色等的地位结构,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整合问题。从研究范式来说,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上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问题,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作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及对现有城市民族制度的调整及民族工作的发展等问题。在这些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杨荆楚的《族际大交流在当今中国》(《民族团结》1995 年第12 期),马建钊和杨超的《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适应问题》(《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8 辑),李苏幸的《中国大都市面对族际交流》(《民族团结》

1995 年第12 期),沈林的《中国城市里的少数民族聚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 期),马建钊的《关于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 期),陈长平的《北京牛街异族通婚研究——以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所作的分析》(《吴文澡纪念文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10 月出版),周尚意的《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护繁荣: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空间特点引出的布局思考》(《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赵杰的《京味文化中的满族风俗》(《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也逐年递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人类学、社会学者的关注。如郑信哲在《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一文中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为主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流动的背景、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趋势,分析探讨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给城市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带来的多种影响。杨健吾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成都为例》一文概述了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指出其主要问题是盲流及其导致的犯罪,并总结了成都市有关部门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各种措施和经验。还有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的研究也有着一定的提高。如生存体验与社会网络的研究(2005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研究(2007年),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研究(2009年),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2009年)等等。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是繁杂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转入日常生活的层面,返回到他们自身构建并生活其中的生活世界,通过追踪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连带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勾画他们的城市生活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网。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篇5

一是调查摸底,建立流动少数民族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平台。各村民宗联络员深入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调查摸底工作,了解流动少数民族人数、民族成分、学历、住址等信息,通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实行动态服务与管理。是党员的及时介绍到村党组织,参加正常组织生活;是信教群众的,就近介绍引导到宗教场所过正常宗教生活。

二是提供服务,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各村成立了“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安排专人接待、登记,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子女上学、证件办理、法律援助、就业咨询等发面的需求,积极为前来咨询的少数民族同胞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各村安排专人负责村民宗工作的同时,利用村服务窗口加强与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沟通,提供相关帮助。

中华民族与人口 篇6

xxxx年以来,金牛区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积极做好辖区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人员相关工作,不断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工作联动配合,围绕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主题,协力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融入x、安居乐业营造了良好环境。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组建少数民族流动党支部。由组织部门牵头,统战、民宗、公安参与协调,在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x社区组建在蓉x籍少数民族流动党支部,开展少数民族党员党建教育培训、党员争先创优和西部片区x人员党组织党务工作骨干培训观摩等活动,推行党员履行党员义务荣誉积分管理,鼓励支持少数民族优秀党员代表在社区各级组织和自治组织中担任职务,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党员责任感、荣誉感和党组织凝聚力。

二是坚持教育引导,举办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班。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教育,与x驻川藏工作组合作,在x社区率先试点开展国家通用语言培训,聘请专业双语教师,开设汉语口语速成班和“x共青团”网上双语夜校,对x籍务工人员进行时事政治宣讲、法律法规宣传、国语培训、就业技能交流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着力帮助其增强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截止目前,学校已举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学习班、法律常识和城市管理规定培训、x历史风貌讲座等活动,累计授课xx课时,培训x籍少数民族人员xxx余人次,部分参训学员已通过x省组织的国家通用语言考试。

中华民族与人口 篇7

1 1978~2012年青海省人口总量演变及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1978~2012年, 青海省人口总量从364.86万人增加到573.17万人, 人口出生率从26.15‰下降到14.3‰, 人口死亡率稳定在6.85‰左右, 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49‰下降到8.24‰。在过去的34年里, 青海省人口总量在不断增加, 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不断下降, 随着育龄妇女人口的减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意愿的降低, 预计青海省也将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 人口总量变化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但青海省人口总量减少趋势较缓慢。根据人口增长率数据的特点, 建立非线性模型, 根据人口死亡率数据的特点, 建立水平直线模型, 测算得出, 在2022年青海省自然增长率接近零值, 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趋势。

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直接决定消费的数量、劳动力的规模、人均资源的占有量等。尤为重要的是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供给, 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由于青海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大, 约占47%, 计划生育政策对青海省的人口总量的影响不像其他省份那样极端, 青海省人口总量一直保持稳中有升, 对青海经济增长起到了储备劳动力、扩大内需的作用。

2 1978~2012年青海省人口结构演变及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果破除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说法就会发现人口结构, 特别是年龄结构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2]。从四普、五普、六普的数据来看, 1990年以后, 青海省青少年人口占比不断下降, 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从73.55%下降到65.05%;65岁以上人口呈现不断增长趋势, 从3.96%上升到6.3%。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 预示了劳动力资源从逐年增加到开始减少的“拐点”已经出现, 劳动力资源供给进入减少通道[3]。考虑到青海高原的气候条件, 把男性15~50岁, 女性15~45岁作为劳动年龄区间,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预测未来5年、10年青海省劳动力人口数量。2010年青海省劳动人数324万人, 预计2015年劳动力人数317万人, 2020年300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以2010年180万人为基数, 预计2015年为179万人, 2020年为169万人;其中女性人口, 以2010年144万为基数, 预计2015年138万人, 2020年130万人 (所有数据均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 。可以看出自2015年起青海省的劳动力人口将以每5年10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减。

经过上文的分析,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青海省劳动力供应不足, 总抚养比不断上升将进入人口负红利期。从1990~2010年, 青海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变化不大, 总抚养比不断上升, 说明青海省人口红利的反向效应越来越大。

此外, 由于高原地区劳动力一生劳动时间短, 未来劳动人口平均年龄或年龄中位数的上升, 将对青海省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有重大影响。劳动力数量减少速度加快, 劳动力成本增加, 将不利于青海省的经济增长。

3 1978~2012年青海省人口质量演变及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力资本存量是否丰富不仅取决于劳动力资源数量规模, 而且取决于通过教育培训累积而日益提高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4], 近年来, 青海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不断增加, 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总体人口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青海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数量从1964年1.4万人增加到2010年48.5万人增长了38倍;高中毕业人数从1964年3.6万人增加到2010年58.7万人, 增加了16.4倍;初中毕业人数从1964年10.7万人增加到2010年142.8万人, 增加了13.3倍;小学毕业人口从1964年39.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98.4万人, 增加了5倍;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数从113.5万减少到57.6万人, 减少2倍。2012年青海省研究生毕业生45人, 本专科毕业0.57万人, 职业中学毕业生0.14万人;2012年研究生毕业生690人, 本专科毕业生1.64万人;各类职业教育毕业生2.37万人[5]。青海省人口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增加, 也使得青海省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未来10年青海省的人口质量还将进一步提高。

1978~2012年青海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大幅提升, 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1995年的0.27万元/人提高到2012年的1.54万元/人, 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1995年的1.46万元/人提高到2012年的14.66万元/人, 这得益于青海省人口质量的提高, 但未来一段时间, 劳动年龄中位数的上升, 将极大程度上降低青海省的劳动生产率。

4 结论与讨论

未来一段时间, 青海省人口数量将成下降趋势、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人口质量还将进一步提高, 这些人口因素将导致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劳动生产率降低, 对青海省经济增长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该区域经济增长, 就未来如何提高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作如下讨论。

4.1 放开生育限制, 稳定人口数量

青海省的实际情况是, 少数民族人口占半数, 实行的是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 因此青海省的“双独”、“单独”家庭较少, 放开“单独二胎”对青海省人口总量影响很小。为保持人口数量世代更替的平稳性, 应紧跟中央部署, 在放开“单独二胎”的基础上, 研究取消生育限制对青海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而保持平稳的人口增量, 提高劳动力自给率, 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而且, 从节制生育转变到鼓励生育, 主要目的也在于追求人口年龄结构的和谐[6]。

4.2 转变教育理念, 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高素质人力资源还不够, 必须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使广大劳动年龄人口都能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4]。青海省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短缺, 低成本、低素质的劳动力还在继续影响经济增长, 未来青海省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仰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发展的支撑。作为少数民族占比较大的省份, 坚持“两基”教育、提高教育劳动劳动生产率、引导各类大学、职业教育走以市场为导向的道路等, 是青海省应该坚持和探索的。

4.3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实践证明, 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实现了区域间的双赢。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动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有效促进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未来经济发展, 青海省或民族地区在引进高技术企业和人才的同时, 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也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这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也会改善劳动力结构[4]。

摘要:民族地区由于实行差别计划生育政策, 同非民族地区在人口问题上表现出许多不同。本文以青海省为例, 从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三个方面, 分析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而窥见民族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情况。

关键词:经济增长,人口因素,民族地区

参考文献

[1]刘熀松.从人口因素看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潜在增长速度[J].上海经济研究, 2013 (1) .

[2]蔡昉.人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J].科学发展, 2013 (6) .

[3]原新.中国人口问题的承上与启下——“六普”数据的人口学意义透视[J].探索和争鸣, 2012 (5) .

[4]王颖, 佟健, 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 2010 (05) .

[5]2013年青海省统计年鉴.

中国力促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 篇8

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小民族发展问题再次进入世人视野,源于5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讨论并原则通过《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国家“十一五”专项规划之一。

“这次规划,对于加快22个民族的发展将起重大推动作用,是我国务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的一贯、充分体现。”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副司长乐长虹在接受《暸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如此评价。

在中国上下高调追求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下,专家认为,此举也是追求社会走向完善和和谐的举动之一。中国民族问题复杂,少、小民族的发展问题更是难点,因此,中央政府的这一举动必将影响深远。

帮助他们实现温饱

这一原则性《规划》由国家民委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国人民银行五家共同制定,共同实施,按项目管理,国家民委负责督促检查工作。

乐长虹评价说:“就是要帮助这些民族脱贫达到温饱,这个标准还是比较客观的,经过努力可以达到。”

对这项《规划》与一般的扶贫有什么不同,乐长虹介绍:“以往的规划都是做到县一级的,但我们要求做到村一级。还特殊在优先重点扶持、政策倾斜,如国家对贫困生的‘两免一补’计划(免课本费、杂费,补助寄宿生),就会优先考虑这些地方,已列入我们的工作。”

至于具体的日程表及资金安排,乐长虹说:“五部委将协同十省区,根据《规划》精神研究制定专项规划及具体的实施细则,国家发改委将开始安排一些项目。”

记者了解到,《规划》中有一些具体的细则:帮助群众把茅草房(危房)改建为砖混或砖木结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不适宜人生存的,采取自愿协商的方式搬迁对守边固土不能搬迁的探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为了贯彻这项规划,5月27、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制定出了指导今后几年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国务院对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

逐渐倾斜的政策

这些群体的共同特点是:人口少,多至10万人,少则3000人,总人口63万,占少数民族总人数的0.4%。

这些民族包括撒拉族、毛南族、布朗族、塔吉克族、阿昌族、普米族、鄂温克族、怒族等20多个民族,人口最少的珞巴族只有2900多人。这些少数民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福建,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十省区。

小民族之间的情况也不一样,处在中越边境的京族边贸条件较好,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的发展要好一些。除了福建省的高山族外,其余九个省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居住在西部和边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比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更落后,解放前还有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关注少、小民族发展问题后,2001年8月专门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复函》,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作出了明确安排列入“十五”计划,由国家民委与有关部委协商实施。

“这标志着正式将小民族发展问题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乐长虹说,

小民族一般以村为单位封闭居住,“这样的居住模式给国家的扶贫工作带来便利。”国家民委巡视员王铁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乐长虹说,“国家主要考虑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也会相应注意文化的保持。”

专家认为,对文化保持方面予以强调,是此次规划的一个亮点,也是对以前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小民族现代化的收获和困境

鄂伦春族,一说为“山岭上的人们”,另一说为“使用驯鹿的人们”。这两种意思准确地概括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这一切从1996年彻底改变。鄂伦春族全体放下猎枪,开始种地,从山林里搬出来,告别传统的房子,住进瓦房或楼房。

黑龙江省爱辉市新生鄂伦春乡有族人1000多人,走出了这个民族的第一位女博士刘晓春。虽然国家有“两免一补”政策,只有少数人辍学,但一般孩子上到初中毕业就在家闲着了,能上得了大学的少之又少。

“因为教学质量太差,考不上;上学的开支对贫困的家庭也是不小的负担。”刘晓春说。

初中毕业的孩子成了闲散人员,不爱打工,成年人不喜欢、不习惯种地。这个乡的人没有什么“来钱的道”。年轻人中酗酒的多。

过了一定年龄国家发给护林费,“等于是把这部分人养起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新生鄂伦春乡的基础建设让人欣慰,但文化的丧失还是让人担忧、年轻人追求时尚,不喜欢学传统的毛皮制作工艺。20岁以下的人就懂十两句鄂伦春语,鄂伦春族中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神职人员“大萨满”也一个个逝去,没有几个人愿意接替。 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75%下降到46%,“想狩猎也没的可打了。”刘晓春说。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晓斌,在2000年对摩梭人聚居的一个村寨进行了考察,村子不通路、电,但年轻人挂在嘴边的不是民歌,而是红极一时的《还珠格格》主题曲。

他们仔细考察后发现,原来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摩梭人购置了发电机、录像机、电视机。从此,年轻人吃过晚饭后不是跟着老年人去村中的一片空地唱歌跳舞,而是奔向录像室。

“你很难说这是好还是不好。”李晓斌反问,“民族、氏族之间的联系方式、婚姻形式、经济生活类型从血缘到地域,到跨地域,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需要更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

现在对鄂伦春人该向何处去也有争议,有人说搞农业及多种经营,有人说搞林业生产,还有人说国家把这部分人养起来,本身人也不多,有人说让鄂伦春人自己选择……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古克族自治县,政府花了很多钱把他们从海拔5000米的帕米尔高原搬迁到海拔1000米的南疆,开荒、盖房子,但他们还是有很多不适应。

柯尔克孜族从山上搬下来也出现了同样的不适应,酗酒人数增多,高血压、传染病增多。

“扶贫不是给钱、盖房子就能解决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变化太快,一些民族一下子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有很多不适应。”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说。

另一方面,“以前的民族政策注重五大自治区、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对单个民族的发展有所忽视,22个小民族更是如此。”刘晓春说。

“由于小民族的人口少,在各级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比较少,这样在反映民族利益时的声音也就比较弱。在一些多民族的自治地区,当地大民族的意见更容易受到重视。”马戎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云南怒江州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当地主体民族为傈僳族,但在中央精神下有硬性规定,独龙族和怒族必须在某一级行政事业单位中占一定比例,提拔公务员中会优先考虑。

一切争议背后是政策的缺陷。乐长虹向《瞭望东方周刊》承认,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小民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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