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话语分析

批判话语分析（共8篇）

批判话语分析篇1

广告语言的建构功能--批判性话语分析

本文以批判性话语分析和社会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以中文广告语中性别描写语言为语料,说明广告语言能动地参与了一定社会现实的`建构,具有建构功能.

作者：唐锋 Tang Feng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浙江,杭州,310014 刊名：语言文字应用 PKU CSSCI英文刊名：APPLIED LINGUISTICS 年，卷(期)： “”(3) 分类号：H08 关键词：广告语言建构功能话语分析性别

批判话语分析篇2

有关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热点, 而作为有思想、有文化的一代, 当代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显然值得关注。我在某大学校网论坛上看到了一个关于“处女情结”的争论, 参与发言者基本为男生, 只有一位网名为Line的女生参与了讨论。从中可以看出, 参与讨论的男生基本都抱着“女性在婚前不应有性经历”的态度, 为男性的“处女情结”辩护;而Line则试图用各种理论来驳斥他们的观点, 认为“处女情结”是幼稚而可笑的。他们的讨论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社会对该问题的一个缩影, 即大部分男性或多或少都认同“处女情结”, 而大部分女性羞于公开谈论该话题, 少部分敢于提出异议的女性则往往会遭到男性的围攻。

二、中国“处女情结”的历史渊源和社会传统

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 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 前4000年对性的态度都是宽容甚至肯定的。春秋时期, 国人的性观念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无欲论, 认为人无欲则无求, 无求则无烦恼;第二种是儒家提倡的节欲论, 即在肯定性欲的基础上进行节制, 使之有益于“生”;第三种是以道学家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 主张纵欲, 认为欲是自然的需求, 人生苦短, 应及时行乐。但不论是哪一种态度,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平民百姓, 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性”。

到了汉代, 性被认为是男女间的私事, 不宜在大庭广众下讨论, 但也没有被看成是淫秽不堪的事物。同时, 汉代对于女子的婚姻问题持相当宽容的态度,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以著名的《孔雀东南飞》为例, 女主角刘兰芝被婆婆休回娘家后, 仍然有许多达官贵人上门提亲, 这说明汉代对于女性的改嫁没有限制, 也不存在对改嫁女性的歧视问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 女性的贞洁是被提倡的, 但对此并没有严格限制。

真正对于贞洁的强调始于宋代。以朱熹和程灏为首的学者重新解读了儒家学说, 推出了“程朱理学”。该理论随后获得了广泛传播, 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统治和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程朱理学”呼吁“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认为女性应该遵从丈夫的所有指示, 且无论婚前、婚后或丈夫死后都应保持贞洁, 即守节。在众多对女性的限制中, 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对婚前贞洁的重视, 即所谓的“处子之身”。守节的女子可以获立贞洁牌坊, 被人称颂, 而所谓不贞的女子则遭世人唾弃和辱骂。这样的思想到了明清时代愈演愈烈, 甚至到了今天, 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心中还是存在着“处女情结”, 即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能保持处子之身和自己完婚。

三、福柯“知识与权力”理论对中国贞操观的解读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阐明了关于“知识”的理论:“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 任何事物或行为存在的唯一目的, 就是有意义且成为话语中知识的对象。因此, “处女情结”和“贞洁”只存在于有关这些词语的话语之中。

在此, “处女”已经不再指特定的物理上的人, 而是一种概念化的对象, 借由这一通道向人们施加各种限制。“贞操”一词被概念化和神圣化, 上升到比生命还重要的高度, 成为不可置疑的真理。但究竟什么是“真理”呢?福柯认为, 真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历史范畴。事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有意义或具备真实性。因此, “贞操”并非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一成不变的客观事实, 而是在某一限定的话语构成下才表现为一种有意义或可以理解的构成。“贞操”观念在宋代之前并没有被过度神化, 因此在那时, “守贞比生命重要”的观点并不会被认同为“真理”, 而这在当代的西方社会同样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因此, 关于贞洁的知识和实践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和特定性, 在特定话语之外并不是有意义的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按照自己的信念、价值观等构建“真理制度”, 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说出真理, 而是进驻真理, 并使其成为所谓的“真理”。

如果要探寻“守贞”成为垄断性话语的原因, 以及对于违反该话语之人的反应, 就不得不提及福柯对于“权力”一词的重新定义。在传统定义里, 权力是单向的———从统治阶级那里传递, 由上至下进行贯彻。这样的权力和司法系统相关联, 形成一种固执的法规, 主要通过惩罚和杀戮来维持统治秩序。这种权力以鲜血和暴力为象征, 实施过程往往伴随着武力、折磨和死亡。违反规则的人将在公众面前被施以惩罚, 比如中国在菜市场将犯人斩首示众, 西方把异教徒绑在火刑柱上施刑, 等等, 都是为了让人们聚集起来观看别人的死亡过程, 即让大批人群观看少数的目标对象, 以“展示性”的方式来规范社会。

按照传统的权力理论, “贞操”和“贞节”应该属于政府问题, 即统治阶级会采取惩罚的手段来处置那些没有守贞的人。在西方历史中, 不守贞的女性确实曾一度遭受严酷的刑法迫害, 而在中国,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女性自身坚信贞洁比生命更重要, 并不需要靠惩罚来贯彻。比如在宋代, 常有牺牲生命以保持贞洁的女性。那些为了守贞而自尽的女性往往会获得官吏和众人的尊崇, 人们甚至为她们设立贞节牌坊来表彰她们的行为。从这点来看, “贞操”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脑海, 这点用单纯使用暴力控制的传统权力理论无法解释, 因此有必要引入福柯提出的崭新的权力观念。他认为, 权力“并非以链条形式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循环”, “……权力是通过一种网状结构的组织来实施并实现的”。权力永远指关系中的权力, 只有在和另外的力发生关系时才存在。福柯定义的权力和传统权力不同, 如他所说:“到1830—1848年间, 当众处决行为已经几乎彻底消失了。”他用著名的边沁环形监狱说明了权力的运作模式。在环形监狱中, 所有的犯人都分布在单人囚室里, 无法看到身在了望塔中的监视者或别的犯人, 但监视者却能轻易看到所有的犯人。福柯认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放大的、更趋完善的环形监狱, 即他口中的“规训社会”。环形监狱固有的这种权力运作机制 (即全景敞视权力) 是规训社会最常见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渗透到整个社会机制之中, 它是监督式的, 也是生产式的;是控制式的, 也是增强式的。它和君主式粗暴地针对肉体伤害的权力截然不同。君主式权力的目的是消灭和抹擦, 而规训式权力的目的是产生效用, 让对象变得有用和有效, 通过话语对每一个个体发生作用。相对于古代的“展示性”权力社会而言, 现代的规训社会是“监视性”的, 让少数人, 甚至是一个人能在瞬间看到一大批观察对象, 每一个人都处在权力的监督和观察之下, 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被改造、驯服。

这种新的权力并非是对个人身体上的暴行和处决, 而是规范他说话行事的方式。表面看来, 每个人都在抒发自己的想法, 而从根本上来说, 任何所说的话都打上了对已知知识体系的“理解”的烙印。这样的知识体系通过各种话语, 控制并规范每个人的言行。福柯用“生物权力”这一称呼来指代这种作用于个体的新生权力, 因为它已然和我们的血肉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自发性行为。这种权力可以以任何形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效力。由此, 我们可以得知为何“贞节”和“贞操”情结会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如此根深蒂固:有关“贞操”的话语形成一种知识, 通过生物权力的形式对每一个个体产生影响, 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旧存在。从附录可以看到, 参与讨论的男生体现了生物权力对人们的影响, 如:“我不知道现在的女性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男人改变了女人, 还是女人在寻求更新的自由而不断地挑战传统的底线?”“其实这样的道理男性都懂。不过很多时候无论是历史因素还是社会环境, 很多男性都不愿意接受。”

四、西方“性话语”的历史转变和后现代女性主义

西方历史上, 对于“性”的话语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古希腊对于性完全没有任何限制, 甚至连同性间的性行为也是得到尊崇的。这点从古希腊神话中可见一斑:其中所有的神只在现代人看来, 都是乱伦的产物。那是一个享有绝对性自由的时代, 性行为本身也被神圣化。随后, 随着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 禁欲主义盛行于整个欧洲, 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时期。在那时, 性被认为是邪恶和淫秽的事物, 是人的原罪, 只有为了繁衍后代产生的性行为才是可以宽恕的, 任何婚前或婚外性行为都被严格禁止, 而贞操则被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如《圣经·申命记》中所说:“但这事若是真的, 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 (22:20) “就要把那少女带到她父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要用石头把她打死, 因为她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在她父家行了淫乱;这样, 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 (22:21) 此外, 在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进程中, 有无数年轻女性以“女巫”之名被处以火刑, 原因仅仅是因为她们长得太过美丽, 对于他人能产生性吸引力。

这种对性的压抑态度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随着对人文主义的推崇, 人们开始意识到性本身并非罪恶。当时的艺术作品, 尤其是绘画和雕塑, 开始描绘裸露的人体。然而到了19世纪, 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贞操观念重新被提倡, 女性地位明显低下, 而性则成为社会的禁忌话题, 人们不能离婚, 手淫也被看作是对上帝旨意的亵渎。正是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 弗洛伊德发现了控制性人格、神经症人格与性压抑的联系, 从而创立了“泛性论”学说, 为解放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对性的态度最具戏剧性的转变则是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的“性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刚开始只是反对性别歧视, 为女性争得和男性相同的权力、地位和婚姻自由。随后, 人们逐渐接受了“性行为只是一种与生俱来个人行为和权利, 任何个人和社会都无权谴责或批判”, “贞操观念是荒谬的, 应该提倡婚外性行为和同居行为”等观念。因此, “性解放”便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 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性相关话语产生了极大冲击。

另一个对中国传统性话语产生冲击的是女权 (性) 主义思潮。在这里有必要区分现代女权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现代女权主义源自女性想与男性享受平等社会权利的要求, 以“平等”为关键词, 侧重点在于为女性赢得选举权和财产权, 反对父权社会。但这些政治上的成功并不能消除基于生理特征的“女性特质”所造成的女性社会角色的差异, 即认为女性的最佳角色是妻子和母亲, 家庭才是体现女性价值的真正所在, 而教育和工作会阻碍这种价值的实现。社会性别 (gender) 和生理性别 (sex) 不同, 而后者却是前者产生的基础。在中国, 这段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形式是争取婚姻自由。

然而, 现代女权主义很快就遇到了瓶颈。一方面, 它承认男女的生理差异, 另一方面, 它又要求和男性相同的权利和机遇, 这就造成了女性社会身份认同的障碍。因此, 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思潮开始涌现, 代替了以前的“性别两分说”, 认为生理性别不是天然的, 而是被构建的, 社会性别是行为表现出来的, 而非本身固有的,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都是在特定情境或实践中产生, 关注重点不应放在整体而应是具体的个人。男女性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呼吁以“平等”来掩盖其差异, 而是承认并鼓励这种差异。同时, 我们不可能要求世界上任何一个女性都对同一问题有相同的观点, 她们可以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实践。

同时, 福柯的生物权力理论也为后现代女权主义带来了重大启示。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 女性生活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压力之下, 因此会遵从规训的行为模式, 让她们自己呈现被“驯化”的面貌。而之前的现代女权主义则陷入压制和禁止的模式, 其逻辑是建立在父权压制的基础上的。比如, 如果一个女性进行了整容手术, 现代女权主义可能将之解读为男性命令女性去接受手术, 而女性这样做的目的纯粹是出于男性的要求, 是个纯粹的受害者。而按照福柯的权力理论, 同一件事将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女性接受整容手术, 并非来自男性的强迫, 而是纯粹自发的行为。正如福柯关于“规训性凝视”的观点, 仅仅是规训的凝视即可让个体成为自身的监视者, 而这种表面上自上而下的监视实际上是由他本人实行的。

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以性观念为例, “性”在西方历史上长期被视为一种罪恶, 失去贞洁的女性将遭受严厉的刑罚。福柯研究了17世纪以来的有关性的宗教忏悔和自白, 发现人们为了忏悔和反省, 必须无休止地谈论性, 谈论与肉欲相关的事情, 并且事无巨细。因此, 有关性的话题事实上并非被压抑而是被加强了, 这种性话语的增加, 最终道致了性知识的建立。可以说, 西方历史上对性和贞洁话语的限制, 主要采用的是传统权力对肉体的伤害性。因此, 当性解放运动兴起后, “性”的“罪恶”属性被彻底抹消, 将人们从传统权力的伤害中解放出来, 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性带来的快乐而无需担心受到惩罚。因此, 西方的性解放运动可以看成是一场性“革命”, 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中国一贯盛行的是“耻感文化”。在中国, 性本身从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 而只是一种不应被谈及的禁忌, 那些谈论性的人应该感到羞耻。有关贞洁的话语同样如此。在程朱理学影响下的中国女性如果在婚前丧失了处子之身, 并不会像中世纪的西方社会那样被惩罚或处死, 而是会遭到别人的谴责和批判, 包括来自家庭和邻居的批判。这样一种“耻感”, 尽管没有任何身体的惩罚形式, 但对个体的精神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和痛苦。这种“耻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生物权力, 在一点一滴中渗透了每个人的思想。因此, 当性解放传到中国后, 并没有产生在西方社会同样的效果。当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对性观念的差异相当明显:在西方, 谈论性是很正常的事, 而中国人仍然羞于谈论, 尤其是女性之中;在西方, 有许多关于性的学术性话语, 而在中国, 性仍然属于私人领域, 敢于公开谈论性的人还是会被人中伤和误解 (比如李银河) ;在西方, 女性会因为达不到高潮而去见医生, 而中国女性恐怕有很多根本不知高潮为何物;在西方, 同性恋者在长期被视为“罪犯”之后终于得以公开“出柜”, 而在中国, 同性恋从来没有被认为是非法的, 同性恋者所需忍耐的只是来自普通人的嘲笑和歧视;在西方, 对“贞操”的重视早已成为历史, 而在中国, 有关“贞操”的话题却能激起广大范围的讨论。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 婚前失贞就等于性行为的随意, 因为女性无法用处女膜的完好来证明自己的纯洁。正如文章开头所提的某大学校网论坛中一位男性大学生所说:“至于是不是处女总会让人想到她的过去, 总会让人怀疑是人品或者其他方面有问题吗?并不是生理上的异同那么简单。”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现代女权主义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 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反对封建社会的婚姻包办来达到“性别平等”。直到今天, 很多中国人还是狭隘地认为所谓女权主义只是某些激进的女性聚集起来要求获得平等政治权利, 且对那些没有站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女性进行抨击和谴责。因此, “女权主义者”反而成为了某种带有贬低意义的词。在中国, 被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往往被误视为一种傲慢、毫无女性特质且难以相处的负面形象。这样一种对于“女权主义者”的歪曲形象理解源自对“女权主义”这一定义的知识匮乏。人们并不清楚女权主义自身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早已抛弃了所谓的“平等”而转向“多样化”。而当论坛中唯一的女生提到“女权主义”一词的时候, 所有聊天的男生都变得非常不耐烦, 对这一词语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而该女生所指的“女权主义”, 也只是想表明男女应该平等, 仍旧属于现代女性主义的范畴, 因此当男生进行反驳:“只不过, 女权主义是争不来这方面的公平的, 毕竟生理因素。”, “更多的时候女权主义似乎不只是停留在为女性争夺一些权益上吧, 似乎更应该侧重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 该女生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五、结语

本文无意讨论“处女情结”的是非问题, 只想以批判话语分析理论为指道, 从不同角度解读这一话语产生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 当代中国关于“处女情结”是非的讨论, 其实是传统话语和现代西方话语碰撞后的产物。有关“贞操”的话语早已成为一种知识体系, 以生物权力的形式内化并作用于每个人, 让人们不断地自我监督、警醒。而西方社会关于“贞操”的话语主要是通过传统权力的暴力威慑和惩罚方式作用于个人, 因此当性解放和女权主义思潮消除了人们对“性”的罪恶感之后, 有关“守贞”的话语体系也就被打碎了, 取而代之的是“性解放”这一新的话语知识体系。因此, 现代的西方人已经不会再对“处女”、“贞操”之类的问题过于关注, 这类讨论也不足以上升到话语的高度。反观中国, 由于生物权力对个人产生的效力远远大于仅凭物理威慑的传统权力, 因此“贞洁”观念在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而同时, 受到了“性解放”和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 一些女性开始主张“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 想要反抗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 这样两种矛盾的话语体系在不断交锋, 因此整个社会表现出对“贞操”问题的不同立场和对立观点, 也让“处女情结”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

摘要：几千年来, 中国人一直受到儒家学派的影响, 对女性的婚前贞洁一直非常重视。然而在各个文化理念相互碰撞的今天, 这种观念受到了以“性解放”和后现代女权主义为主的西方话语的冲击, 造成了人们对婚前贞洁观点的争议。本文试图以一网络辩论为切入点, 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处女情结”问题。

关键词：当代中国,“处女情结”,“性话语”,女权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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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榕.凝视.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

英语体育新闻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篇3

【关键词】批判性话语分析；体育新闻语篇；意识形态

一、引言

随着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日渐高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逐一地现场观看，体育新闻自然而然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能够向人们传达更及时、更专业的体育要闻，然而新闻报道中暗含着一些意识形态，会使读者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心理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英语体育新闻的含义，必须对新闻语篇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二、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语篇分析方法。1979年，英国学者N.Fowler在Language and control中提出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概念。20世纪末批判性话语分析在西方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并迅速兴盛起来。批判性话语分析是批评语言学的一部分，认为语篇有其社会属性，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门旨在分析语篇如何产生其意义的跨学科的语言研究，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极具指导作用。Fairclough（1995）认为所谓批判性话语分析就是要从服务于某种利益的语篇中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环境对语篇的影响。简言之，批判性话语分析旨在挖掘语篇中权力与意识形态。因此，Fairclough（1995）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应遵循以下原则：关注的核心是语篇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发展和观念；语篇为某些权力和意识形态服务，语篇中蕴含着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语篇具备描述事实、社会关系和语篇衔接三种作用；语篇具有关联性；语篇反映社会的形式是间接而且隐蔽的。国内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2004年以来，语篇的批判性对比分析日益得到重视。在重视英语语料的同时，汉语语料的本土化研究初步得到加强，国内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发展迅速。从国内外研究情况可以看出人们对批判性话语分析越来越关注，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核心问题；2）语篇中的社会中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是否合理；3）语境研究；4）批判性话语分析视角下不同语言中语篇的对比分析。总体来看，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把批判性话语分析应用到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研究对象集中在政治或经济领域的新闻语篇上。本文以体育新闻语篇为研究对象，希望从批判性话语分析角度来分析英语体育新闻语篇中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三、批判性话语分析对体育新闻的启示

批判性话语分析对体育新闻阅读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体育新闻中蕴含的信息。

1.利用句法结构分析体育新闻语篇。句子结构能够体现出很多信息，语态、情态动词、实义动词等的运用都可以反映出一些信息。有些新闻标题中经常将谓语动词省略，如London bids farewell，U.S.top of the world （from Reuters）中省略了后半句中的谓语动词，因为冠军得主并非路透社所在国，也就是英国，所以含义表述清楚即可，无需着墨太多。

2.利用词汇及词汇之间的关系分析体育新闻语篇。体育新闻语篇中的词汇的运用也会向人们传递词汇本义之外的信息，如Anthony Davis after New Orleans made him the No.1 pick.His Kentucky teammate，Michael Kidd-Gilchrist，was taken second.（from The New York Times）从新闻中两个人物的出场顺序以及着墨多少可以看出戴维斯在专业方面受认可的程度要高于基德-吉尔克里斯特。

3.利用自己的认知分析英语体育新闻。有些报道是贴近人们的生活的，读者本身就会有一些认知，如Arthur Zanetti has won a medal for his psychology skills as well as his prowess on the rings when he became Brazil's first Olympic gymnastics champion on Monday.（from Reuters）在阅读这则新闻时可以和当时国内体操运动员陈一冰获得银牌联系起来，我们感到的裁判的不公平在这则新闻中没有任何体现，因为英国作为主办国在这一问题的立场上一定是中立的，同时won a medal for his psychology skills as well as his prowess暗示了比赛判决没有失误之处。

四、结语

体育新闻语篇都会带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或情感倾向，不过因为公众往往以娱乐的心态看待体育新闻，所以很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体育新闻中向人们传递了很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批判性话语分析是找出英语体育新闻语篇中与我们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最佳方法，也是更好地了解体育信息和西方文化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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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小群.浅谈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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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彦.阅读新闻英语——树立批判性话语分析观[J].中国农业教育，2006（10）.

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讲稿) 篇4

从文献上看，学者们对text，discourse和discourse analysis或对“语篇分析”和“话语分析”的使用没有一致的看法，这是因为大家对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一致的或比较一致的观点。因此，有些学者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做了界定，有些则不做区分、互换使用。在中国的英语界，语篇分析和话语分析这两个术语都是译自discourse analysis。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下面简单区分三种不同的discourse analysis。

1.三种discourse analysis 根据Guy Cook的观点，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研究方法、理论来源、研究重点等把discourse analysis分为三种：英美学派（the British-American school）, 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为基础的学派，批评话语学派（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⑴英美学派

①研究重点：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研究重点从语言结构的使用（如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逐渐向图式、体裁（如文化语境）转移，但语言使用始终是研究的重点。

②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 从功能语言学（如Halliday,1994）角度看，英美学派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不是一种“说明性活动”（interpretive activity），而是一种“解释性活动”（explanatory activity）。⑵福柯学派

①研究重点：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社会联盟(social practices)等有关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问题。②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 相对于英美学派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在我国，属于福柯学派的研究比较少，尤其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界。⑶批评话语学派

批评话语学派一方面从英美学派和福柯学派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得到启发，另一方面从批评语言学找到理论支持，并采用了韩礼德关于语言是社会符号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受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有些方法和分析思路直接来自系统功能语言学。①研究重点：语篇和话语中语言的选择是怎样反映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权势关系”（power relation），人们怎样通过使用语言、语篇和话语操纵社会活动，怎样使用语言、语篇来保持、创造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结构，语言、语篇是如何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中生成，再创造、再现并产生了权利和权势，以及社会中权利、权势支配和不平等的结构和关系是怎样被合法化和合理化。②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 与英美学派的discourse analysis一样，批评话语学派对话语结构不仅仅是说明性和描述性的，它更是解释性的。2.关于text和discourse的区别

很多学者没有严格区分text和discourse，有的虽然做了区分，但看不出关键的差别。

①Richards et al的定义：

Discourse：a general term for examples of language use, i.e.language which has been produced as the result of an act of communication.Whereas grammar refers to the rules a language uses to form grammatical units such as clause, phrase and sentence, discourse refers to larger units of language such as paragraphs, conversations and interviews.(Richards et al, 1992/2000: 138-139)Text: a piece of spoken or written language.A text may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structure and its functions, e.g.warning, instructing, carrying out a transaction.A full understanding of a text is often impossible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occurs.A text may consist of just one word, e.g.danger on a warning sign, or it may be of considerable length, e.g.a sermon, a novel or a debate.(Richards et al, 1992/2000: 474-475)②在（应用）语言学界，有人把text看作是“成品”（product），把discourse看作是“过程”（process）。例如，Halliday(1985: 290;1994: 311)指出, “Discourse is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a „text‟ …is the product of that process”.③胡壮麟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一书中对语篇的定义是：“本书中所谈的语篇是广义的，既包括‘话语’（discourse），也包括‘篇章’（text）。” 3.关于text和discourse的翻译

这两个词，汉语对应的译法一般是话语和篇章。然而，由于众多的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因而对他们的含义也就有不同的理解。

①有些学者用text指书面语言，用discourse指口头语言；有些学者用text指句子的联接，用discourse指句子的使用；有些学者把text看成是静态的，是脱离语境的文字记录，而把discourse看成是动态的。

②王宗炎(1988)在他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辞典》中将discourse和text都称为是“语篇”

③ “discourse analysis”被翻译为“语篇分析”，如丁言仁(2000)，黄国文(2001)等人的书中，“discourse analysis”被翻译为“话语分析”，如在王得杏(1998)，李悦娥、范宏雅(2000)的书名中。4.黄国文老师的建议：

就不同学派的研究重点而言，可以对他们所做discourse analysis的译名进行区分。把英美学派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译为“语篇分析”，因为他们的研究中心和重心是语言和语言的使用；把福柯学派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译为“话语分析”，因为他们的研究中心和重心是社会，语言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对于批评话语学派所做的研究，可根据实际研究内容译为“语篇分析”或“话语分析”，如果要做出选择的话，则建议把批评话语学派所做的discourse analysis译为“语篇分析”，这是因为，虽然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目标接近福柯学派，但在分析方法上更接近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所做的语篇分析，因此称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为“批评话语分析”更合适。(黄国文, 2006)1.2.3.参考文献：

英语教师课堂话语的分析范文篇5

临漳县孙陶中学冯小芹

教师话语是指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和实施教学时所使用的语言，包括课堂用语、教学用语、交际用语和反馈用语等。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话语既是促进互动和传递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又是针对教学内容的一种语言输入，是学生接触所学语言的重要途径, 因此它在组织课堂教学和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 教师话语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甚至决定课堂教学的成败。

自身课堂话语教学的优势：

1.在课堂上组织和实施教学时能尽量使用英语规范教学语言.2.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用激励的语言适时肯定与鼓励学生.自身的不足：

1.教师话语远远超出学生话语，学生话语主要是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语言输出质量不高，内容简短。

2.话语的音量、语速、重音、语调等缺少变化，缺乏内心情感的投入，感染力较弱。

提高自身课堂话语质量的方案：

1．课堂中教师话语比例过大。教师要改变在课堂上讲解词汇、语言点和语法的习惯，调整课堂中教师话语和学生话语的比例。可以通过设置交际性情境，在情境中操练词汇、语言点和语法，扩大学生的语言输入和输出，促进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

2.增加学生的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促进师生间真实的语言和情感交流。

批判话语分析篇6

摘要：本文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结合“罗一笑”慈善募捐事件，具体分析事件中不同主体的回应，发掘话语建构的多元性及话语体系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启示人们在话语建构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义的视角去观察、描述、分析及研究社会事实。

关键词：多元话语分析；社会事实；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6-0045-03

一、事件回顾

2016年11月底，深圳某杂志社主编罗尔5岁的女儿罗一笑由于白血病花销巨大，罗尔选择和深圳小铜人公司“合作”，进行网络筹款。《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刷爆微信朋友圈。截至11月30日凌晨，累计超出限额的赞赏资金已经达到200余万元。全民蜂拥而至的献爱热潮还未退去，“罗一笑事件”立马发生了巨大反转。罗尔“三套房、一辆车、医院日均花费5000元、深圳医保能够承担80%以上的治疗费用”的曝光使得舆论纷纷倒戈。于是使得这场爱心接力被贴上“卖文救女”“带血营销”的标签，成为一场山呼海啸的“诈捐”。

二、多元话语分析概述

（一）多元话语分析

首先，多元话语分析是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与实证主义、诠释（或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传统社会分析模式有所不同的社会分析模式[1]。多元话语分析从“话语建构论”出发，认为我们所研究和感受到的任何一种现实，不是一种纯粹自然的给定性实在，而是社会成员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使用特定的符号和表达方式的综合效用，认为社会实在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其次，多元话语分析在否认话语存在着某种唯一的原意或者本意的基础上，也否认研究者能够准确把握话语的原意或本意。因此研究者需要以多元的视角，理解话语得以说出的可能、探究话语“不得言明”的原因、研究话语的影响机制，从而得到话语分析的多种结果。这个过程不是下定论，只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得到最符合话语原意的暂时、可能的判断，从而对社会现象和研究对象有新且深入的理解和诠释。

（二）多元话语分析视域下的“罗一笑事件”

从实证主义角度看，“罗一笑事件”被视为一种独立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而存在的给定性现实；从诠释主义角度看，这种现象则被认为是由社会成员主观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而在多元话语分析视域下，“罗一笑事件”则是由社会成员和不同的符号和话语体系共同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

“罗一笑事件”中包含了当事人、传统媒体、新兴网络媒体、政府、社会群众等一系列不同的主体。将事件发展全过程与不同主体话语纵横交错进行思考，可以发现事情的始末都离不开话语体系的建构，对于事件本质的解释和看法也是随着话语体系的转变而是非难辨、真假难测。本文通过分析2016年11月25―12月2日之间，有关“罗一笑事件”的重要和典型的文本、资料、当事人文章及声明、媒体报道、政府决议、新闻采访、群众评议，借鉴多元话语分析的方法初步尝试对事件建构进行分析。旨在对处于不同话语体系的主体及其话语进行研究，从而理解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主体行为和话语表达，探究这一事件“建构”的过程。

三、多元话语分析新尝试

根据谢立中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来对某种“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就是要对人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将这一“社会现实”建构出来的过程和机制加以考察[2]。

（一）话语策略及社会效应分析

1.对象描述策略

不同名词和语句的构成都有一套价值理念，它代表了一套不同的关于事件的话语体系。作为当事人，双方均并将“打赏金额”明确定义为微信平台中获取的赞赏资金。而政府声明中则用“微信用户赠与款项”和“捐赠款项”来指代微信文章的赞赏金，明显体现出官方回应上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也具有《慈善法》专业性的特点，但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在看待这一事件时，更多地从慈善事业和慈善发展层面出发，力求慈善法的推进和完善，从而塑造一个健康规范的慈善环境。而媒体和群众则倾向于“爱心捐赠”“善款”的概念。

2.陈述模式策略

与正规的政府报道不同，罗尔和刘侠风在公开发布的文章中并没有使用《慈善法》的相关概念，只是以散文式的成文格式表达内心的情感，其基本上通篇采用通俗的语句和极具个人情感色彩的表达，抛开固定模板和专业术语，言辞较为随和，从整体角度看，是为了达到共鸣和渲染效果。而在新闻媒体中则注重标题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通过大量的引用和反问，加深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政府的官方报道则尽量保持客观和准确，企求同时达到维稳和解决、治理的目的。

3.修辞策略

在当事人的文章中虽然对罗一笑的病情描述不多，但会强调自身的悲痛和无可奈何，运用感叹、排比、重复等修辞，试图唤起社会群体的共鸣。作为当事人的朋友，则用“穷酸文人”、“亏欠心情”等词语来塑造罗尔“卖文救女的感人形象。而在政府和群众的回应中，则是基于前者的叙述来构建自身的认识――这场捐赠其实是一位经济状况不好、救女心切的父亲的无奈之选。随着事件的发展，当事人的言辞开始趋于严谨，但同时也会用通俗甚至极富有煽动性的言语来阐明行文的目的。比如刘侠风在文中“搞花边新闻的希望你们滚远点”的话，虽然粗糙，但是不能否认其有效地建构出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却备受质疑而气急败坏的形象。而在官方的描述中，运用分点迅速，且修辞极少，体系了其严谨性和条理性，中性词语的使用不仅符合政府的身份，也“冷?o”了社会舆论的头脑。

4.主题构成策略

政府公开报道的行文结构十分清晰，客观严谨的标题就明确了全文内容，然后分点叙述，使得内容之间各有侧重又相互和应，将政府对策、倡导意见和人性关怀都阐述的一清二楚。当事人的文章则侧重于事件描述，“白血病”“赞赏金”等是文章的主题。在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对当事人语言文本引用成为其观点阐述的来源。

5.社会效应分析

??事人的文章如同蝴蝶效应，从微信朋友圈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罗尔与刘侠风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的形式，阐明事实背景，寻求社会帮助，利用父亲病女的形象和真实朴素语言唤起大众同情和社会共鸣，从而有效地获取社会资源。新媒体在为资源的流动提供了现实途径的同时，也带来了舆论和曝光的风险。从相信到质疑，从大众同情到公民愤怒，似乎只是经历了媒体新闻的相关报道。此外，直接用数据阐释的赞赏金额，使得人们对“罗一笑”事件有了更加直观和立体的认识。媒体中的标题党，利用煽动性的言语给事件添油加醋，对社会信任度的质疑、媒体的无良、商企的带血营销、父亲的卖女求财和慈善的诈捐，使得事件一时间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此后，承担着维稳和治理角色的政府不得不介入“罗尔”事件，并用条例清晰且严肃客观的文本声明阐明事件的始末。

（二）话语系统分析

以上关于话语策略和社会效应的分析，是依据网络上原始文本展开的，大多是从文本层次就可以得出的分析和理解，而话语系统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就需要进一步深入等对事件进行挖掘和解读，尝试了解在背后支配着多元主体不同言语行为的话语系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套策略，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主体在面对同一现实会有多元的观点。

1.当事人

当事人罗尔的话语体系实际上经过了两次明显转变。在11月30日之前，其主要是以父亲和求助者的身份，撰文记叙与白血病魔抗争的心路历程。在这个阶段，其言语建构是父亲与“弱势群体”的双重表征。根据自身经历，他将叙述的对象从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扩大到白血病家庭，而这一话语对象的构成是其个人经历影响其在话语主体上的选择。现实背景中，白血病治疗费用昂贵，普通家庭难以承担，作为一个“停刊数月”、“老父卧病在床”的普通公民，用通俗的语言和词汇描述其现状，才能有效的获取社会认同和社会资源。而30日后，经过系列曝光，开始身处舆论浪潮的尖端，现实情况与自身描述相悖，使其不得不暂时放下建构起来的“悲情”形象，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用随和、严肃的语言表达自身的看法，解释自身现状。

拥有朋友和商人双重身份的刘侠风，所处的话语系统比较复杂。如果仅仅作为朋友，其受到的就是纯粹的罗尔自身的话语系统的影响。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他作为一个第三者进行事件描述时，他已经受到了个人、企业和社会不同话语体系的影响。比如，他将罗尔描述成一个“穷酸文人”，认为“我们不帮他，就没有人帮他”，其实反映出在他的意识中，文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较低的，是没有权利和能力改变其困难现状的，但同时这是否也反映出：其一，只有通过这种“悲情式”的形象建构才能迎合大众的悲悯心理，才能完成社会的情感动员。其二，穷酸文人等弱势群体的形象也已经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

刘侠风作为小铜人公司的CEO，其商业性质决定其同时扮演着经济“理性人”的角色，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信任的下降，使得人们对于“慈善”二字达到了一个纯粹慈善的近乎严苛的要求。因此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刘侠风在最初的文章中仅仅只提及一次“小铜人”，目的就在于将慈善爱心与商业牟利划清界限。这种取舍是基于社会人和企业人的双重考虑。

（二）新闻媒体

事情发生反转之后，许多媒体都着眼于网民娱乐心态，通过网络传播新方式，进行戏谑式动员。一些网民利用标题党吸引眼球，大量使用PS图片、网络词句、网络行为艺术、表情包等方式，炒作事件热点，使得事情不断发酵。而这些行为和话语选择都基于新媒体爆炸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由于点击量成为媒体考核标准，因此他们会别出心裁对标题进行包装、对事件进行整合。以读者的喜好进行报道的取舍，用新闻媒体界的话语规则去说话，这一过程和行为也是由于社会的共同建构。

（三）政府

政府承担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能，这一角色则规定其具有较浓厚的官方色彩的话语系统，利用法律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展现其态度和观点的权威性。同时，随着多元治理的发展，民主平等思想的松绑，政府的权利在下放，新时代对其“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有了更多的要求和监督。社会舆论关乎社会稳定，政府的言论既是国家权利和意志的体现，也是公民态度的导向标，会同时受到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因此在政府言论中，既能看到理智客观的一面，又能看到其为民着想、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面。但是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政府的领导、控制和监督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背后支配政府观点的话语系统更多地是经济、政治系统。因此其强调《慈善法》的完善和推广，以及社会的监督。

四、结论和反思

话语系统丰富而庞杂，虽然我们无法通过话语系统来理解某个人具体言论和观点的深层次内涵，但是至少可以代表某群体在某场合的话语逻辑，而这就需要我们去具体了解言论者的具体身份、成长环境、话语背景等。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罗一笑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基于多元话语分析，只有对这套话语系统及其相关规则的了解越多、越深入，才能摒弃“一元决定论”的弊端，对个人言辞的原意把握得更加准确，从而提供更多的视角去观察、理解、把握和研究社会现实，也才能为实现平等包容的交流提供一定的可能。同时，现实中存在着多元主体和衍生的多元话语系统，我们了解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虽然并不尽然能帮我们具体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为我们思考问题、理解问题甚至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1〕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J].社会，2010，（02）.〔2〕谢立中.后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责任编辑赛汉其其格）

批判话语分析篇7

关键词：批判性分析,情态系统,主位选择,转换系统,词汇选择

一、引言

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 揭示语言有三种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这三种功能分别与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系统相联系。批判性话语分析不仅是对语言的内部结构和语法进行研究, 还会联系其新闻主体与社会意识形态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一般来说, 新闻是对消息客观、公正的报导, 但很多记者撰写文章的时候, 总会站在其所服务媒体的立场, 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将其主观情感带入文本, 达到影响舆论和受众的目的。

2014年3月8日, 一架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MH370飞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在这架载有239人的飞机上, 仅中国人就占有153人。该消息一经发布, 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 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当局的态度更是成为不少西方国家关注的对象。针对BBC NEWS与China Daily马航失联事件的报导, 我们决定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进行新闻的语篇分析, 并用批判性思维探究马航新闻中的意识形态。

二、情态系统分析

韩礼德把情态系统的范围从单一的情态助动词延伸到“情态附加成分”、“情态隐语”及名物化等概念, 拓宽了情态研究的范围。情态系统分析是非常复杂的分析系统, 正是因为情态意义的多样性而反映出人的情感的多样性。通过分析新闻报导情态系统, 才能更透彻、精确地掌握其中所蕴涵的意义。

China Daily:China is making every effort to find the Malaysian Airlines jet, Flight MH370.其中every加深了make effort的努力程度, 读者能体会到中国政府对此次事件的高度重视。细读此则新闻, 其选词能客观地还原整个事件, 关注整个事件的发展动态。细细分析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导, 我们就能够弄清楚不同报导方对相关事件的态度, 了解其对新闻真实性所承担责任的程度。

BBC: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said it was too early to speculate about a possible link between the stolen passports and the plane's disappearance.在本则新闻中, too表程度较深, 其意义在于表达马来西亚现在将两样证据联系起来还为时过早, 在新闻报导中, 时效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故其所选词汇颇有深意。不排除新闻报导者可能是使自己的观点客观化, 让读者看起来客观自然。

三、主位选择分析

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是语篇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韩礼德认为, 任何句子或话语从交际功能角度出发, 都可以分为主位和述位。韩礼德的主位理论认为主位就是一个句子信息的出发点, 是说话者说话造句的心理起点, 因此句子主位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受众能否准确接受到作者要突出的重点信息。

China Daily:With more than 150 Chinese nationals on board (主位) , th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ld reporters that it was being treated as a national emergency. (述位) 句子信息的表达重点十分明显, 事件主体说明150多名遇难者为中国人, 而述位强调了事件的严重程度。外交部长告诉记者此次事件被列为国家紧急事件, 可见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安危的担忧, 间接可以看出报导者在马航事件上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与肯定。

BBC:The focus of the investigation has turned instead to the discovery that two of the passengers were travelling on stolen passports, according to Malaysia’s transport minister Hishamudin Hussein.报导者引用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希山慕丁的话语的目的是想转移读者的注意力, 因为追逐真相并非西媒的主要任务, 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主导舆论方向、垄断话语权。为此, 一要始终掌握信息源头, 二要牢控解释权, 一时间将马航出事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从而引起大家的恐慌和不安, 引起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的不和谐现象, 这是报导者主位选择中隐藏的意识形态。

四、转换系统分析

转换一词来自转换生成语法, 是一种句法关系, 但其在批评语言学中指必须从话语的性质、语境和目的等方面加以理解的两种语法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 有时也指语篇中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 (辛斌, 2005:79) 。名词化是转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名词化是指通过名词性短语代替动词性结构或句子, 从而达到删除情态成分和施事者, 虚化对时间和人称的制约目的。下面我们分析马航新闻报导中名词化的使用情况。

China Daily:emergency, top priority, contradictory clues, compatriots, challenge

BBC:effort, expansion, frustration, no confirmation, mystery, wreckage

中方报导中的“contradictory clues, challenge”等词汇表现出希望, 从而抚慰遇难者的家属。英方报导中的“frustration”, “no confirmation”词汇虽更加明确地阐释了事实, 有利于让人明白事情的真相, 但同时让遇难者家属心情更加沉重。对比发现, China Daily当中运用的名词化的虚化了事实, 却体现了中国对遇难者及家属的关爱。BBC中的名词使用生硬, 更加理性阐述事实, 可能跟MH370中并未有英国乘客有关。

五、词汇选择分析

词汇选择作为概念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直接体现了写作者的写作意图、观点及意识形态。词汇的选择是大众传媒的惯用手法, 也是新闻作者创造歧义的手段。现在我们通过词汇选择研读China Daily和BBC对于马航的报导。

China Daily:China urged all those involved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and handle everything related to the families of the passengers appropriately.

BBC:At the daily briefing by Malaysia Airlines officials, some of the Chinese families desperate to hear something definite, lost their tempers.A few threatened a hunger strike, convinced that the truth has been kept from them.

分析“coordination, appropriately”等词不难发现中国政府表示妥善地抚慰和安置遇难者的家属, 在BBC中报导中, “desperate to”塑造了遇难家属绝望的形象, 甚至使用“threaten, lost their tempers”描述中国家属。BBC报导中国家属为不顾一切要听确定的消息大发脾气, 并以绝食威胁。这丑化了中国人的形象, 在潜移默化当中使读者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素质留下了不良印象。

六、结语

新闻报导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很多时候都隐藏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本文借助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以马航新闻报导为例, 批判性地分析了新闻语篇表面下隐藏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话语分析是揭露语篇中权力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方法, 从其产生至今短短四十年年发展迅速, 在国内尽管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但总体仍处于理论介绍阶段, 因此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对大众语篇尤其是新闻语篇进行分析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 1994.

[2]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辛斌.批判性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判性分析[J].外语教学, 2000, 4.

[4]杨雪燕.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分析[J].外语教学, 2012, (2) .

[5]戴炜华, 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外国语, 2002 (6) .

[6]辛斌.语言, 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现代外语, 1996 (1) .

批判话语分析篇8

摘要：面对毕业生就业困难，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在社会各界的众声喧哗中成为众矢之的。痛定之余，我们理应反思当前外语专业在对工具理性与专家体系的话语趋附过程中所表征出来的课程架构，因为此类课程架构往往在机构规约的框定下使外语专业教育逐渐演化为一种操作性的教学“工程”，进而导致外语人才多而缺的不正常现象。为了造就既具深厚人文素质，又有高度智性能力的社会急需之才，高校外语院系在课程设置上务必理顺以下几组关系：“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关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现实变量与培养规格的关系，以及母语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原则策略；批判话语分析

一、引言

当前，受制于工具理性所倡导的实证思维，我国高校的外语专业教育逐渐演化为一种操作性的教学“工程”。同时，在实证思维的运作下，外语课堂教学被不断地分割、测量和可操控化，进而形成了一整套所谓科学的课程模式。在以实证科学为特征的应用语言学和教育统计学的理论支撑下，外语专业课程更是蒙上了数字化精确计算的学科外衣，而现代测试学和TOEFL考试模式则成为构建和判断外语知识的主要话语逻辑。于是，外语专业教育在学科话语规则和规训机制的双重倾轧下，经历了一系列话语断裂、突变和偏差的思想争斗。近年来，由于外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在学生、家长及社会的众声喧哗下，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也随之为人所诟病。其实，在课程研究范式转换的当下，高校外语专业课程应视为一系列话语构成的社会文本，而从话语视阈来探究课程设置则完全符合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学术规则。现代组织管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识到话语作为机构存在的本质性[1]。事实上，一切组织的存在形态都是话语。想知道学校机构活动是如何制约课程创新的，就必须要对学校日常工作中的制度话语进行剖析。当然，这种剖析既是批判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因为它能帮助营造一种新的机构文化，进而客观合理地确立课程设置的原则与策略。

由于外语专业的单科特征，多年来我国的外语专业本科教育过分强调外语的基本技能训练，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中普遍忽略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内容，教学内容和教材知识结构单一，内容陈旧老化[2]。2000年5月颁布的《高等学校外语专业外语教学大纲》就明确指出：在外语专业为期四年的2000-2200总学时中，专业知识型课程所占学时比例为15%左右，专业技能型课程为65%左右，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占20%左右。众所周知，作为话语的外语教学是一组建立在同一理性秩序上的话语构成，是“属于某种单一的话语构成系统的陈述群”[3]。而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作为该陈述群中的内联性分属，其中一方的变更往往导致另一方的转型。可以说，依此大纲所设置的课程架构致使外语专业毕业生技能单一、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方向与市场需求不甚吻合及社会适应能力差等，进而造就外语人才多而缺的不正常现象。其实，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必须遵从学习者受教育意向与社会发展需求的调节机制，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做到既适时又超前，逐步走向合理化、科学化。同样，外语学习的结果不单是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更是思维方式的拓展、价值观念的重组和人格结构的重塑[4]。我国现在普遍将课程解释为“把教学内容按一定顺序组织起来的一个系统”，显然，按照上述释义建构起来的只能是一种“制度性课程”（institutional curriculum），其凸显的是严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与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的课程本质[5]。其实，课程是一个“高度符号性的概念”，它允许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只有通过这种差异性的解读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多元课程“话语”（discourse）。多元课程“话语”可以帮助展开复杂的“会话”（conversation），并在复杂的“会话”中寻找课程理解的共同基础。随着20世纪70年代“概念重建运动”（reconceptualist movement）的兴起，课程领域早已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ing），由“课程开发”迈向“课程理解”，其宗旨在于突破“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对课程领域的控制[6]。本着理解课程，捍卫外语学科特有批判性与思想性的原则，高校必须培养出既具深厚人文素质，又有高度智性能力，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高级外语专业人才。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检验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当然，若想铺设上述课程架构，实现上述培养目标，高校外语专业课程必须在不断改革中采取一系列可行的策略，理顺一系列存在的问题。

二、“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关系

当前，我国高校外语专业课程在设置上已具备普通课程、专业课程与跨学科课程的学科架构，此类架构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满足了学习过程，却明显地忽略了习得过程。Chomsky在其著名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中曾区分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两个概念。语言能力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语言模式，语言运用则指其他的语言形式，包括心理副作用、智力障碍、语言系统的数学特征、意义的微小差别，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东西[7]。Halliday在其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也曾区分了“语言潜能”（linguistic potential）和“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两类术语[8]。显然，他的语言潜能与Chomsky的语言能力有相似之处，而语言行为则类似于语言运用。可以说，上述概念的提出与区分无不证实语言学界极其关注外语学习两种能力的培养，也即知识与运用。反观现行的高校外语课程设置，我们不难看出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发展往往在技能和知识的强化传授中被忽略。其实，我们的外语教学必须把语言视为一个系统，也即一套开放的与语言运用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供选择的“意义潜势”，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学生的“语言潜能”和形塑学生的“语言行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以各种适当的形式和方法向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具体而言，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必须注重实践环节，并借助“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理论[9]，使语言实践有计划有步骤不间断地进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突出“实践”原则，进而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endprint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外语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但为了维持其作为一类专业所特有的属性，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仍应以语言类课程为核心，专业外语课程应不少于课程总学时的50%左右，这样才能使学生牢固掌握语言技能，切实打好语言基础。“从根本上讲，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种被载体结合，才能形成专业”[10]。其实，这也正是高校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所要考虑的焦点。“复合是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11]“所谓‘复合，主要体现在知识结构上的复合”[12]。若想实现上述培养目标，国外一些大学的办学经验便颇值得借鉴。譬如哈佛大学文理科学生均要求在入学后前两年半时间学习涉外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分析、外国语言文化、数学与自然科学等五大领域的科目。东京大学前两年为基础阶段，设有科学史、现代科学论、社会哲学、法学、希腊罗马思想、近代思想、数学、物理等共通课。显然，面对新世纪的知识挑战，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施通识教育已然成为高校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宗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便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但外语专业人才的长成与发展，既具有阶段性，又具有长期性；既具有单项性，又具有全面性；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因而，本着人才培养的无限性，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切不可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适应时代要求”，有的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人文传统和强势领域，转而去构建众多强制捆绑式的所谓“新专业”，因为这容易走上为复合而复合的迷途，结果使外语专业丧失了原有的学科特色，其存在也陷入一种“合法性的危机”。当下，国内一些高校所采取的“平台+模块”外语专业课程结构体系无疑为通识教育作出了极好范例，但需说明的是，此间通识教育不宜只重单纯的知识传授，更应强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在经济大潮的强力裹挟下，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产生急功近利的现象在所难免，但人文精神的秉持不应心生困惑或媚俗而放弃。诚然，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应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社会需求，但这不应成为竭力拓展应用型课程而忽略外语学科人文性和思想性的借口。过多的应用型课程“美其名曰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实际上，这类课程往往喧宾夺主，冲击了语言知识类课程” [13]。可以说，高校外语院系对应用型课程内涵的误读往往会给相关外语专业知识课程带来巨大灾难。以英美文学课为例，新《大纲》对该课程的授课内容作有明确规定，即包括：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论，美国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但事实表明，英美文学课的处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价值痛楚，一是课时偏少，二是内容单一，三是内涵异化。尤其让人痛心的是，其课时设置远远达不到新《大纲》规定的外语专业知识课程应占总课时15%的要求。同时，这种误读也造成了“学生的语言基本功不够扎实，不同程度地存在基本语法概念不清、书面表达能力不够强、语言质量和语言准确度不够高等一系列问题”[14]。更有甚者，重工具性而轻人文性的课程架构必然给外语专业教学内容戴上枷锁，进而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最终令其患上所谓的“思辨缺席症”。[15]其实，外语专业人才绝不是只会说外语的交际工具，在我国外语教育处于转型阶段的关键时期，外语教育不应再是通过语言去认识世界，而是通过语言去认识自己，由此外语专业人才必须传承外语学科的人文精神与批判思想，真正肩负起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责。

五、现实变量与培养规格的关系

谈到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语言的主要功能。Chamot & OMalley [16]曾提出语言在广义学术语境中的十一大功能：查询信息，提供信息，比较，排序，分类，分析，推理，证实与说服，解决问题，合成信息及评价等。这种审视对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借鉴意义。但当下的外语教学往往借助一种归类（classification）[17]的教学控制符号对自身知识体系进行界线分明的划分，结果外语课程的目标便受限于语言结构和技能，师生课堂能动空间愈发稀缺。其实，要理解一种课程话语的控制方式，最好是将其置于更为广泛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去思考，并通过对具体课程文本的多维解读来研析不同社会文化变量对其实施的话语规约作用。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专业有其特有的规格诉求与课程诉求，当然此类诉求是对于一定社会语境而言的，具体来说它受制于体裁变量、地域变量、社会学术地位变量、政治经济地位变量、课程内容技能变量、知识变量及教学方法变量等。体裁变量包括综合、技术、专业、职业及专门用途等分类。地域变量涉及全国、地方等范围。社会学术地位变量涵盖重点、主要、次要等层级。政治经济地位变量隐含全球、区域、民族等概念。课程内容技能变量囊括核心、必修、选修及语言、文学、文化、相关知识等方面。知识变量内分学科为基础与社会为导向两类。教学方法变量指涉学生为主体的积极探究型学习与教师为主导的被动传输型学习。基于上述变量，不同层级高校的外语院系应结合自身实际，在保证外语教育人文性的前提下，逾越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生发出一种课程连续体，也即在学科为导向与功能为导向的两类课程体系下依次构建出学术型——技术型——专业型——职业型的课程范式。作为一种话语，培养规格并不代表外语教育本身，但它能把人们对外语和外语教育的认识限制在其话语架构中，从而生成一种过强的共性规约。而这种普世性规约造就的只能是互为雷同的课程架构、缺乏特色的外语人才。殊不知真正合理科学的培养规格不仅要注重课程的现存价值，也应考虑课程的潜在价值，在实践上宜走差异性发展之道，同时在课程设置上要适度超前。

六、母语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关系

众所周知，语言教学十分强调环境的作用。环顾国内高校外语专业教学界，课后说外语、外语沙龙、外语晚会、外语讲座、外语演讲比赛等各类形式创设客体文化学习环境的活动比比皆是，这本无可厚非。但值得一提的是，外语专业学生在对客体文化日益熟稔的盲流中，母语文化意识却日渐淡薄。当前，在外语专业学生中，母语文化熏陶过弱，母语文化知识匮乏的现象相当常见。这不仅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莫大障碍，也会丧失母语文化对其提升思想内涵与否思精神的滋养。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也会在刻意渲染客体文化的进程中被无形弱化。有鉴于此，高校外语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不应忽略母语文化课程的安排；教师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既应重视客体文化的导入，又应不忘培养学生的母语文化意识。具体而言，一方面母语文化课程可适时适量地进入教学计划内的课堂教学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学时学制限制，高校更应竭力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第二课堂是教学计划外各类课外活动的总称。第二课堂因其操作上的灵活性，它在辅助外语专业第一课堂教学，丰富外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知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形式而论，母语文化第二课堂教学可以通过系列讲座、专题讨论或选修课等载体长期不间断地进行。当前，全球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汉语热”与“中国文化热”足以证明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夯实母语文化认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因为随着交际对象汉语客体知识的不断积累，我们若再逡巡于先前单薄的母语知识，显然不利于国际交往的开展。毕竟，交际得以实现的三大要素——场合、话题及参与者无一不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endpri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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