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史问廉》心得体会(共6篇)
陕县教师进修学校 程 倩
从2015年1月9日起,中央九套播出由我省摄制的大型历史文化记录片《鉴史问廉》。这部纪录片播放的非常及时,对我们当前全国的反腐形势、廉政风暴是一次有力的配合。从文化根源上对我们反腐倡廉和民族心理进行一次总结和认知,使人民群众增强对反腐倡廉的民族自信心,还有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是一次综合性的文化解剖,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很好的历史课。
该纪录片记载了上起国家制度出现以前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廉政萌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廉政新风,时间跨越5000余年,历经五大社会形态,可谓源远流长。漫长的中国廉政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廉政文化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批判继承。
它揭示的是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传统;是勇于进谏和善于纳谏的经验;是不畏强权、公正执法的优良传统;是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官德与政风。中国廉政史上,涌现了许多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模范人物与典型事迹,如东汉光武帝时代的董宣、宋代最著名的清官包拯、明代的刘宗周,都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鉴史问廉》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个清官的感人故事来展示廉洁对一个政权、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腐败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对一个社会的伤害。通过观看,每一个教师在该片的好故事中都得到深刻的教育。
就一个国家而言,“清正廉洁之日,则国家昌盛;贪污腐败猖獗之时,则国事衰微。”那么,对于一个学校、一个教师队伍而言,廉洁同样重要。廉洁的对岸就是腐败,当廉洁的意识不能占据主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不自觉的滑向腐败的彼岸。每一个腐败的故事都是从廉洁意识的淡漠开始的。可以说,礼物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并非礼物越重,感情越深。相反,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礼物越重,越容易起到相反的作用,容易将你的恩人变成罪人,容易将原本的好意变成坏心。每一次的腐败都是幕后的那双“温暖”的黑手模糊了廉洁的意识,从而打开廉洁的堤口,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古至今,廉洁的故事比比皆是。北宋包拯立《诫廉家训》于家中警示后人;周总理穿着朴素,总是将衣服补了又补,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有魏征、狄仁杰、包拯、郑板桥等一大批清官廉吏任职故事,受到历代百姓的传颂和敬仰。许多与廉政文化有关的器物文化,比如说包公祠、南阳府衙、内乡县衙等。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和律令制定方面,古代统治者也有很多积极的探索,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工作还有很多启迪。作为一个教师而言,虽然没有腐败的土壤,但是,我们从事的职业要求我们不仅要廉洁从教,更要把廉洁的种子种到每一位学生的心里,确保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廉洁之花能够竞相怒放。
作为一名教师,廉洁从教就是要严格遵守教师的行为规范,做到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用真心对待学生,掌握好手中的权利,坚决杜绝用学生成绩作为筹码,获取非法的利益。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通过言传身教,向同学们渗透廉洁的思想。我们的学生将来都要走向工作岗位,也许会面临很多诱惑,如何让他们能够顶得住糖衣炮弹的轰炸,就需要教师平时的言传身教。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鉴史问廉》通过拍摄这个跨度几千年的廉政文化史,通过历史上这些廉吏和贪官的对比,使人们从中得到廉洁是一种正气,更是一种风气。当一个集体里廉洁的风气盛行时,这个集体势必会欣欣向荣的发展。当廉洁的风气在校园里盛行时,学校的教学质量一定会提高,团队的凝聚力会更强。作为一名教师,身体力行,弘扬廉洁的正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微笑局长”“表哥”杨达才价格不菲的名表、眼镜、皮带到南京江宁房产局长周久耕的“天价烟”,深受炫富之痛的当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郭美美炫富事件”把红十字会逼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受到重创的红会至今元气大伤。不过是一个二十岁贪慕虚荣的女孩半真半假的自说自话,竟然轻而易举就动摇了红会多年的公信力,炫富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其实,古今中外,炫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昨晚在央视9套看了由中共河南省纪委、中央电视台、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摄制的8集大型历史文化记录片《鉴史问廉》第一集《兴衰之思》,其中西晋宰相石崇与晋武帝的舅父王恺斗富比阔的情节让我触目惊心。王恺多次与石崇比阔,均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帮助舅舅,晋武帝特意送给王恺一批极为罕见的奇珍异宝,岂料石崇当场打碎这批珍宝后又拿出更为罕见的宝物让王恺任意挑选。从皇帝到大臣,一个以奢为荣的朝代最终很快走向灭亡,也就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了。
“富”原本没错,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既是每个人的物质追求,也是中国梦重要的一部分。关键是,富从何来?
不难发现,无论是奢侈腐败的“表哥”们,还是拎名包,穿名牌的官场“LV女神”们,那些热衷于炫富的人大都有个共同特点---富的轻而易举,便按捺不住急于炫耀。我们何曾见过比尔盖茨曹德旺李嘉诚马云炫富---空拳创业的实干家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炫富的。一如王蒙所说,“这世上最不善良的往往是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
官员们拿着百姓赋予的神圣权力,中饱私囊,相互攀比,急于炫耀的原因就是自己物欲横流的逐富心理不断增强和防范意识的日益松懈,不经意间将自己的贪污腐败行径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当一个社会陷入“炫富”“羡富”的漩涡,把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而不问金钱出处,人人都陷入对财富的狂热膜拜,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为官者贪赃枉法,为民者见利忘义,这个社会的基石也就岌岌可危了。
据介绍,该片拍摄、制作历时近2年,经多方征求意见、数易其稿后最新推出,共8集,每集45分钟,名称依次为《兴衰之思》、《清官之念》、《清浊之辨》、《道德之择》、《文化之力》、《律令之矩》、《制度之重》、《千秋之评》,
《鉴史问廉》这部纪录片是用情景再现和专家讲述相结合的手法把中国的兴衰史一览无遗的展现在国人面前。先从秦朝说起,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帝王,秦朝的亡国是因为修长城、修驰道、建骊山,老百姓徭役太重,不堪重负。秦始皇还集全国之力,用百姓血汗修筑“阿房宫”,是中国历史上奢侈浪费的耻辱代表。秦始皇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只传二世。
西晋王朝,从皇帝到大臣人人都在比阔斗富。在当时的西晋王朝,无论是石崇还是与他斗富的富豪,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官员”。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拜金的政权之一。西晋文学家鲁褒在《钱神论》中辛辣的讥讽道,“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西晋王朝迅速陷入整体性腐败和社会溃败之中还有另外的因素:政治上,它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用人只看门第,看血统,而不看才能,把做正事干实事的这些人当作俗官,浊流,被社会看不起。经济上,它施行占田制。所谓占田制就是当的官越大,经济利益就越大。所以,这样一个王朝,它不可能长久。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老百姓爱戴的明君,他对能臣廉吏爱戴有加,当一生清廉节俭的魏徵去世时,唐太宗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他感慨的讲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去世,我失掉了一面镜子。唐太宗以身作则,提倡节俭,严格要求朝中的贵族和大臣,同时制定了一套有效的监察制度来预防贪污,皇帝率先垂范,官吏安守本分,贪腐和滥用职权的现象没有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地上,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一个国家安宁的时代,是一个和谐向上的时代,是一个贤臣辈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时代,也是一个让现代的中国人怀念的时代。
唐玄宗在位期间,任命一位不学无术,却精通音乐的李林普做宰相,把朝中大事交给李林普掌管,从此沉溺享乐不理朝政。在李林普的掌控下,正直有才能的大臣遭到排斥,小人得到重用。在腐败的全面侵蚀下,各级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唐帝国逐渐消亡。
北宋初年,国家百废待兴。那么北宋王朝是如何选贤任能再创盛世繁华的呢?北宋的官员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朝廷的,朝廷对于官员的`婚丧、宴饮、车马、服饰、有着严格的限制,对违反者严加制裁,终身不得为官,对于贪污受贿的则处于极刑。宋真宗即位后,任用端庄持重、勤政廉洁的李沆做宰相,旋马家声的故事就出在李沆身上。在皇帝和贤臣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宋进入了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这是中国古代又一个盛世。但是,这个空前盛世的朝代是如何走向衰败的呢?宋徽宗,这是一位在书画方面造诣极高的皇帝,他是一位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尊信道教,当上皇帝后,他开始在开封建一个供自己修道的园林艮岳。奸臣蔡京是他的宰相,朱椅修艮岳运送奇花异石,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很快从一个平民晋升为节度使。朱业目焖俳升掀起了一股采办花石的狂潮,各地官员争先恐后向皇帝进献花石。宋徽宗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奢华、不顾民生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纵观历史,可以说,廉洁和腐败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大繁荣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能任凭腐败现象蔓延。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毒瘤,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根除毒瘤。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地位有多高,权利有多大,只要违法乱纪,终究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以身试法者必亡!
第1集《兴衰之思》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在中国大地上反复上演。一个王朝的鼎盛与辉煌,转瞬之间就化为历史陈迹。古代廉政建设与惩贪措施曾经有效地刹住了腐败现象,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一些青史留名的盛世。盛世的出现有赖于胸怀天下的君主励精图治,和官员的清廉干练。奋发有为的君主和贤明的大臣们胼手胝足,齐心协力,开创了一个个传诵千古的盛世。
但是,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官场的 总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乱和改朝换代,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孟子曾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描述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对“人亡政息”的叹息,体现出了古人对此的反思。面对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现象,解读历史或许有各种答案。但是,一条始终不变的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 贪腐不会导致一个王朝迅速衰亡,但一定会导致这个王朝灭亡。管不住腐败,国家就有危亡之虞;遏制了腐败,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第2集《清官之念》
跨越历史的长河,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狄仁杰、包拯、海瑞、袁可立、于成龙等著名清官,在他们的传奇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绵延数千年“青天情节”。《清官之念》将通过对这些历史上著名清官及他们背后的故事的探究,解读中国人千年“清官情结”背后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就是对公平正义和政治清廉的不懈追求。
包公是中国清官廉吏的符号,青天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时代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青天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清官情结”和“青天文化”对现实社会仍具有启示价值,《清官之念》将通过对中国人“清官情结”的解读,探寻青天文化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意义。
第3集《清浊之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和浊常常成为忠与奸、正与邪、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的代名词。那么,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人又是怎样去激浊扬清、追求公平正义的呢?《清浊之辨》通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展示在历史上的转折点上清官能臣和 乱臣不同的人生轨迹,剖析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向观众讲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价值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邪不压正,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中,腐败从来都是被唾弃和否定的对象。在贪与廉、清与浊上辨明大是大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进步发展的条件。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清廉与否,不仅仅决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君王和各级官吏,而是需要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中华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几千年来,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坚守和戮力牺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发展兴旺。这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之中。
第4集《道德之择》
为政以德,是安邦治国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用道德教化来赢得民心,则是古代政治家们成就一番伟业的秘密。
道德修养是个人修养的根本。在漫长的历史中,克偏、戒巫、范家、全节、修身,以及清慎勤这些被称为为官之德的警句箴言,一直被历朝历代视为官德的重要内容。除了制度因素,道德约束是克制腐败发生的有效方式。古今中外,法律和制度只能从外部围追堵截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但道德却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迷思”。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正面事例,如清朝大臣张英和其子张廷玉“父子宰相”留下的“六尺巷”的故事,是为官者克己修身崇德重礼的见证。这些流传至今的人物和故事,已经成为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厚德载物。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恪守为官之德的政治家们用自己的选择和坚守,谱写了中华文明的闪亮篇章。在漫长的历史中,那些面对利诱、黑暗和不公拍案而起的浩然正气,已经成为中国人精神家园里的一座丰碑。这种用生命和热血写就的高尚,直到今天还在感动着我们。
第5集《文化之力》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的不懈追求,也是为官从政者一生戮力奋斗的终极目标。在古代,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其中的廉洁、修身、勤政的思想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了传统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通过文化艺术颂扬光明与希望,鞭笞黑暗与腐朽,彰显着中国人对清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这种蕴含在文化深处的巨大能量,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历史是天下苍生书写的。每一种文化符号的背后,都有对现实的警示与告诫。《文化之力》通过剖析古人创作的经典艺术作品,展示传统文化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和力量。
穿越历史的风雨,文化的力量历久而弥新。
第6集《律令之矩》
运用法律手段惩治 ,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见证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在惩治 方面都出现过科学规范的廉政立法,制定过行之有效的廉政法令,出现过许多典型的人物和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完善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从秦汉到明清,法律对 的惩处越来越严厉;而越来越严密系统的法律,也成为惩治贪腐的有力武器。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研究和借鉴历史经验的珍贵财富。
《律令之矩》以历史朝代为序,从惩治贪污贿赂等相关的法律制度入手,形象、生动地梳理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挖掘其中的经验教训。
第7集《制度之重》
廉政制度建设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工程,对反腐惩贪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如何遏制腐败和滥用权力,历朝历代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大量有效的尝试和努力。纵观历代王朝,在选任以廉、考核以廉、依法监察(官吏选举任用、官吏考核管理、官吏监察监督)三方面都出现过科学规范的廉政立法,一些行之有效的廉政法令制度,对于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廉政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善了古代政治道德环境,造就了一大批为官公正廉洁、为人刚直不阿的清官廉吏,他们廉洁清正、奉法循理、刚直无私、勤政爱民的政治品质与操守作风,不但深受后世为政者的推崇和民众的爱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之重》通过挖掘古人在廉政制度上的探索和努力,将这些历史的镜鉴展示给观众。
第8集《千秋之评》
践行慎初、慎独、慎微的人生信条
在读《鉴史问廉》时,其中一个细节令人震惊不已:咸丰八年,深得皇帝器重的从一品高官柏葰在完成顺天乡试主考任务后升任正一品大学士,然而次年二月,同样因这次顺天戊午科场案而被“斩立决”,一代宰相级高官,因收了16两贽敬银而丢掉性命。
作为当官30余年,勤奋忠厚慎重的高官,不可能为16两银子犯下大错(按咸丰年间物价,16两银子约合现在人民币几千元)。但作为主考官,在当时科场风气糜烂不堪的氛围中,柏葰本应该坚持原则,最起码做到洁身自好,却因“向系如此,随即收下”银两,最终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在封建王朝翻云覆雨的朝野变幻中,虽然咸丰皇帝“言念及此,不禁垂泣”,在肃顺等人的建议下,也只能以“情虽可原,法难宽宥”之名杀掉这位稳健老成的官员。
进入新时代,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因小事小节丢掉职位的官员不在少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下,党员干部唯有守住纪律底线,做到寸步不让,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腐败滋生的通道。
《鉴史问廉》中讲述的另一位官员,历经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元老孙嘉淦,则以42个字:“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概括了为官做人的基本原则,并以一生的正直,历经过宦海的风风雨雨中,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古人尚且如此,作为“新常态”下的共产党人,又有何割舍不下呢?习总书记说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不要当干部,这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唯有保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大是大非不糊涂,利益面前不动心,做到修身严、用权严、律己严,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才能防患于未然。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党员干部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也会有马斯洛五种需求的困惑,也会有现实社会直面的各种诱惑,而一旦出现问题苗头,及时提提领子、咬咬耳朵、扯扯袖子,以“动辄则咎”惊醒,绷紧“不逾规矩”这根弦,才是新常态下党员干部应有的作为。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慎初、慎独、慎微”无疑是老祖宗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和可践行终生的律条。总结并按照这些律条行事,估计也是《鉴史问廉》的初衷吧!
(作者:张召辉 单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观看《鉴史问廉》有感
(二)俭以养廉
“观史可以明智”,我们以史为鉴,不难发现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的一般规律,大多为吏治清明,官员不因利来,不为利往,克勤克俭,作风端正。
清与浊,贪与廉,奢与俭,都很容易相沿成习,形成风气。历史上,石崇、王恺斗富比阔,引来晋武帝嫉恨,石崇终因来路不明的财富招致杀身之祸;南宋权臣贾似道贪恋娼尼美色、古玩珍宝,国事荒废,终在流放途中被杀;陈后主搜刮民脂,醉生梦死,落得亡国被俘。在其位不谋其政,贪恋物质,贪图享受,一时风光,终将迎来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一钱太守”刘宠,调离时百姓筹钱挽留,刘宠投钱于水中,分文不取,后人建“清水亭”以示纪念。清代两江总督于成龙,供职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粗粮青菜,无钱买茶,引来布衣效仿,“清节之操,白首弥厉”是康熙皇帝为其点赞。
习总书记曾说:“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来当官”,二者不可兼得。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无欲则刚”,唯有作风俭朴,没有太多物欲,才能腾出心思做学问,干事业。
纵观古今,戒欲有利于戒贪,俭朴才能保持清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不变之理也。塑造风清气正大环境,比法律、制度更为有效的,是天长日久形成的习惯与自觉。播种勤俭节约的习惯,将收获清正廉洁的自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唐太宗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才开辟了大唐盛世。
《鉴史问廉》从春秋的百家争鸣,到汉唐盛世,清帝国的衰败,把一个个历史上生动的例子,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发人深省,为当下中国共产党保持党的先进性,以法治国树立了一面镜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后盾,只有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团结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顺利推进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官员的廉政和自律。
廉政是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团结群众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石。官员廉政可以树立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同时做出表率,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的不懈追求,也是为官从政者一生戮力奋斗的终极目标。在古代,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其中的廉洁、修身、勤政的思想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了传统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通过文化艺术颂扬光明与希望,鞭笞黑暗与腐朽,彰显着中国人对清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这种蕴含在文化深处的巨大能量,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历史是天下苍生书写的。每一种文化符号的背后,都有对现实的警示与告诫。
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贪污腐败,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见证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在惩治贪污腐败方面都出现过科学规范的廉政立法,制定过行之有效的廉政法令,出现过许多典型的人物和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完善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从秦汉到明清,法律对贪污腐败的惩处越来越严厉;而越来越严密系统的法律,也成为惩治贪腐的有力武器。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研究和借鉴历史经验的珍贵财富。
秦帝国结束7国并立的局面,建立了以秦帝国为中央集权的大统一。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就是因为严苛的刑法,致使官员执法严明,丝毫不敢逾越法律的束缚。
历史曾近记载,秦国的一个乡长要挑选一名里长,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给县丞,数天后乡长收到县丞回信,信中斥责乡长糊涂,里长刚刚上任不久。这只是一个小故事,然而一个小小的竹签报告上,不仅记载了制作的工匠名称,监督负责人,邮差姓名,乡长和县丞的姓名。严格的级级责任制,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做到有据可循,如此的严谨可见一斑。
在严苛的法度下,官员廉政自然变成了常态。追溯我党建国以来有不少清官和赢得民心的好官,例如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任长霞同志,坚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的作风,当然也不乏贪官污吏。然而法律就是监督和惩治失德官员的有力手段。
成为一名廉吏,不仅仅要依靠官员的自身约束,也要从文化,德行,制度,法律上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约束。
1·兴衰之思·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在中国大地上反复上演。一个王朝的鼎盛与辉煌,转瞬之间就化为历史陈迹。古代廉政建设与惩贪措施曾经有效地刹住了腐败现象,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一些青史留名的盛世。盛世的出现有赖于胸怀天下的君主励精图治,和官员的清廉干练。奋发有为的君主和贤明的大臣们胼手胝足,齐心协力,开创了一个个传诵千古的盛世。
但是,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官场的贪污腐败总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乱和改朝换代,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孟子曾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描述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对“人亡政息”的叹息,体现出了古人对此的反思。
面对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现象,解读历史或许有各种答案。但是,一条始终不变的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贪腐不会导致一个王朝迅速衰亡,但一定会导致这个王朝灭亡。管不住腐败,国家就有危亡之虞;遏制了腐败,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清晨,刘春迎带领考古队员,来到了开封城摞城考古现场。经过两年多的挖掘和清理,清代的开封城墙已经显露出来,在它的下面,还依次掩埋着明代的开封城,金朝卞京城,北宋的国都东京城和唐代的汴州城。由于战乱和黄河水患,两千多年来,开封曾经多次被掩埋在黄河的泥沙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城摞城景观。在乱世与盛世的更替之中,毁灭与重生的命运在开封城反复出现,治乱循环的历史印记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如同一幕剧情重复,缺乏新意的戏剧,在中国大地上反复上演。一个王朝的鼎盛与辉煌,转瞬间就化为历史陈迹。那么?历朝历代兴亡更迭的逻辑在哪里呢?
(片名):第一集 兴衰之思
解说词: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这座巨大陵墓,就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墓——秦始皇陵。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即位不久,就开始动工修建这座陵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各地征发数十万百姓,为他继续营建这座宏大奢华的陵墓。
公元前212年,居住在咸阳的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在渭河南岸为他修建新的宫殿。这个巨大的宫殿,后来被人们称为阿房宫。为了修建这项工程,帝国先后征发了70多万人,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然而几年之后,这座巨大的宫殿还没有完工,农民起义的烈火就吞噬了秦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蔡运章:“秦朝的亡国,是因为修长城、修驰道、建骊山,老百姓徭役太重,不堪重负。”
解说词:秦始皇集全国之力,用百姓血汗修建阿房宫,是中国历史上奢侈浪费的耻辱代表,也是封建王朝挥霍无度无所至极的极端表现。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帝王,自称始皇帝。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只传至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对他这种亡国的教训,后人在不断反思。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到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也如宏钟大吕,余音犹在。
几千年来,战乱和统一,盛世和乱世的交替,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面对历史翻天覆地的风云变幻,人们只能用一句“千古兴亡多少事?”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感慨和无力。
盛世荣光被人们长久地感怀,而乱世的黑暗与杀戮,更在中国人记忆深处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4世纪,西晋灭亡后的300多年,是中国古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乱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乱世的出现呢?
洛阳是西晋王朝的首都,一千多年过去了,今天在洛阳街头,人们可以看到许多用金谷园命名的地方,这是那段历史留给今天洛阳城的唯一印记。在洛阳市西工区,还有保存至今的金谷园遗址。在牡丹盛开的时节,人们还可以欣赏到花艺师们精心培育的金谷春情牡丹花。那么,在金谷园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呢?
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蔡运章:“金谷园是西晋宰相石崇在洛阳西北营建的一座豪华别墅。这座庄园北倚邙山,面临金谷,规模宏大,园中财富山积,楼堂馆榭,奇花异石,琳琅满目,可谓富丽堂皇。”
解说词:今天,金谷园和石崇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石崇和他同时代的富豪斗富比阔的故事,却被《晋书》记录了下来。
石崇出生于世族大家,多次与晋武帝的舅父王恺进行比富,王恺总是以失败告终。为了帮助自己的舅舅,晋武帝送给王恺一批极为罕见的奇珍异宝。不料,当王恺把这些东西拿给石崇看的时候,却被石崇当场打碎。随后,石崇从家中拿出许多更为昂贵的宝物,让王恺任意挑选。这次斗富,又一次以王恺的失败而收场。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知道石崇到底有多少财富,但它无疑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它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卞宪群:“你看从皇帝到大臣,大家都在比谁奢侈?谁富有?你想想看,这样一个王朝,它能够治理得好吗?”
解说词:那么,石崇到底是如何成为当时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呢?在当时的西晋王朝,无论是石崇,还是与他斗富的富豪,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官员。《晋书·石崇传》中说,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的时候,对路过荆州的商人大肆抢劫。依靠着这明火执仗的抢劫,石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巨富。不过,这位高调炫富的富豪官员,很快就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公元300年,石崇被送上了刑场,临死之前他才意识到,正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巨额财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拜金的政权之一。西晋文学家鲁褒在《钱神论》中辛辣地讥讽道:“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这种自上而下,大面积的恶性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那么,为什么西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陷入整体性的腐败和社会的溃败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卞宪群:“在政治上,它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用人只看门第,看血统,而不看才能,把做正事的、干实事的这些人当做俗官、浊流,被社会所看不起。那么在经济上,它施行占田制。所谓占田制,就是当的官越大,经济利益就越大。所以这样一个王朝,它不可能长久。”
解说词: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被少数民族政权推翻。西晋王朝总共只存在了51年,是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是西晋灭亡后,长达近三个世纪的乱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个空前的乱世,一直到隋王朝和唐王朝相继建立之后,才宣告结束。
公园643年正月的一天,长安城笼罩在一片紧张与不安的气氛之中,唐太宗李世民下了一道命令,停止为自己营造宫殿,用这些材料为魏徵修建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只用了5天时间就盖好了。但是此时魏徵已经身染重病,即将不久于人世。为什么唐太宗会下这样一道命令呢?原来,当唐太宗去看望病重的魏徵时,发现一身清廉节俭的魏徵,家里的住宅竟然没有正厅,就下令用给自己修宫殿的建筑材料为魏徵盖一个正厅。皇帝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一位能臣廉吏的感怀与褒奖。但是,房子刚刚盖好,魏徵就去世了。魏徵的死,使太宗皇帝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他亲自前往家中吊唁,并下令停朝5天,以示哀悼。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所以唐太宗感慨地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去世,我失掉一面镜子了。’”
解说词:在大唐王朝的初期,无论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位有抱负的君王,还是魏徵、房玄龄这些千古名臣,都经历了隋末的乱世。面对隋炀帝骄奢*逸而导致身死国灭的历史教训,唐太宗以身作则,提倡节俭,严格要求朝中的贵族和大臣。同时,制定了一套有效的监察制度来预防贪污,皇帝率先垂范,官吏安守本分,贪腐和滥用职权的现象比较少见,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在李世民和魏徵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伟大的时代出现在了中国大地上。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贞观之治’的时候,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盛世,甚至我敢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盛世里头几乎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贞观之治’,它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一个国家安宁的时代,是一个和谐向上的时代。”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贞观之治’,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系列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再加上切切实实的措施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卞宪群:“唐代的法律制度关于廉政监察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应当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保障民生,安定边防,选拔人才,法制公平,有这些东西是支撑着的。”
解说词:在中华数千年的古代史中,“贞观之治”所造就的那个盛世,也许是最让中国人怀念的时代,这是一个吏治清廉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空前安定的时代。
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唐的盛世景象还留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上海博物院收藏的这幅明代画家绘制的《十八学士图》,为人们描绘了那个贤臣辈出,国泰民安的大唐盛世。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成为唐帝国新一任皇帝,改元开元。据《新唐书·睿宗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年初,唐玄宗命人将宫内一批珠宝、玉器和锦缎刺绣烧毁,表示不再用奢华物品。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位有着雄心抱负的皇帝。在经过一系列动荡之后,这个王朝即将迎来最辉煌的时期。面对吏治的混乱和腐败,唐玄宗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任宰相。在这些历史上著名的能臣廉吏的辅佐下,唐玄宗开创了唐帝国一段强盛辉煌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天宝13年,全国人口数量达到5200多万人,创下历史的新高。生于这个时代的诗人杜甫,曾经用这样的诗句描述唐玄宗时的盛世繁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公元734年,唐玄宗任命一位叫李林甫的大臣担任宰相,李林甫虽然不学无术,却精通音乐,他结交太监和皇帝的妃子,掌握了皇帝的喜怒哀乐,想方设法满足皇帝的嗜好和享乐欲望,逐渐取得了唐玄宗的信任,甚至依赖。于是这位皇帝把朝政大事交付给了李林甫,开始沉溺于享乐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早先开创盛世时,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节俭之风就这样消失了。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既堵塞人才晋升之路,又遏制不同意见的表达,所以万马齐喑,这才是李林甫使玄宗后期的政治走向黑暗的一个原因。”
解说词:李林甫前后当了19年宰相,在他的操控下,正直而有才能的大臣遭到了排斥,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受到了重用。在腐败的全面侵蚀下,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唐帝国的根基逐渐被腐蚀一空。作为当时最大的权臣李林甫,住在京师长安最好的别墅之中,他使用的车马、衣服都极其奢华。晚年的李林甫沉迷于女色和歌舞享受之中,家里蓄养了大量的侍女和姬妾。然而此时的李林甫已深陷恐惧之中,由于他陷害过的忠良正直之士实在太多了,最终李林甫在惊恐忧惧中死去。死后不久,李林甫全家就被流放岭南,他的家产也被没收,生前一切官爵都被朝廷剥夺。但是此时的唐王朝政治全面腐败坏死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公元755年,洞悉唐朝内部空虚腐败的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中原大地顿时成为战场,这就是前后持续7年多的“安史之乱”。开元盛世,从此成为遥远的回忆,整个帝国此此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这场延续200年的乱世,夺去了数千万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整个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完成了从治世到乱世的又一个循环。
在洛阳匾额博物馆这块旋马家声的匾额引发了许多猜想。
洛阳匾额博物馆讲解员:“咱们看这一块,旋马家声这块匾,这块匾是悬挂于李氏家族祠堂上方的一块匾。它讲的是北宋人李沆,这个人家中非常的贫寒,因为这个居住环境非常狭窄,就是说只有马头和马尾的位置,所以称为是旋马家声。但是呢,因为他非常地勤奋好学,所以最终步入仕途,坐上了宰相。”
解说词:北宋初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对经历了两百多年战乱的百姓们来说,过上太平日子竟然是一种如此难得的奢望。此时的北宋,刚刚结束中原的分裂局面,国家百废待举。那么,北宋王朝是如何选贤用能,再创盛世繁华的呢?
翻开《宋史》,我们就可以追寻到这个名叫李沆的宰相。公元980年北宋统一的第二年,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李沆成为北宋王朝的一名官员。此时的北宋王朝,迫切需要整顿吏治,实现国家的兴盛。朝廷对于官员的婚丧、宴饮、车马、服饰有着严格的限制,对有违反者严加制裁,终身不得为官,对于贪污受贿的,则处以极刑。据记载,李沆端庄持重,勤政廉洁。宋真宗即位后,李沆成为宰相。经过多年的治理,此时北宋国都开封,已是一片盛世的气象,即使是普通人家生活,也开始讲究起来。而身为宰相的李沆,家里却异常狭小,议事大厅的门前只能让一匹马掉个头,家中的墙壁也年久失修,破损严重。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李沆就说,这个厅室啊,今天作为我宰相的厅室是小了,来来去去客人多。以后作为我的子孙,我的子孙难道代代是宰相吗?做一个低级的官员,太祝、朝奉郎,作为他们,这个厅室绰绰有余,不能让子孙从小就过惯这种奢侈的生活。”
解说词:李沆去世后不久,即有圣相的美誉。旋马家声的故事,也被李沆后人一代代传了下来,这是对祖先清廉勤政的追思。在北宋历史上,圣相李沆的身后,还有王旦、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名字。
在皇帝和贤臣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宋进入了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这是中国古代又一个盛世。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在北宋第一次突破了1亿,而整个国家的耕地,则超过了7亿亩。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宋代的整个的社会发展情况超过前代,在当时的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来说,宋代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是全球最发达的。”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宋朝应当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知识爆炸的时期。具体指什么呢?就是印刷术。”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印刷术发达,印刷业发达,图书可以说是空前的多见,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读书人多,文化人多,所以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比前代,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
解说词: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这样评价北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但是,这个空前富裕的盛世,却最终消逝在历史的深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朝代走向衰败呢?
2009年,一幅北宋时期的古画《写生珍禽图》,在北京一场拍卖会上,以5510万的天价成交。这幅被誉为国宝的作品,出自宋徽宗之手,这位在书画方面造诣极高的皇帝尊信道教。当上皇帝后,他开始在开封修建一个供自己修道的园林——艮岳,这就为北宋的衰亡打开了一个缺口。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宋徽宗应当是说是一个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但是把这么一个真正的有才华的艺术家放在皇帝的位置上,麻烦就大了。他的欲望,就这个位置会放大他的欲望,权势会放大他的欲望,而且他遇到的宰相,蔡京会告诉他说,天下这么大,这么广,你就应当丰亨豫大,你就应当享受。”
解说词:为了修建艮岳,这个规模宏大的园林,宰相蔡京在苏州设立苏杭应奉局,在江浙一带四处搜罗奇石巨木,奇花异草,用船运往开封。运送花石的船沿着大运河,每十船为一纲,络绎不绝,被称为花石纲。这些远道而来的奇石异木,赢得了皇帝的欢心,采办花石的负责人朱勔也很快从一介平民晋升为节度使。朱勔快速晋升掀起了一投采办花石的狂潮,各地官员争先恐后地向皇帝进献花石,花石的运送范围从江浙扩大到海南、安徽、四川等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汪圣铎:“有的石头特别大,像太湖石,一个船都装不下,还得另外造专门的船,沿路把桥都要拆掉,才能运到中央。”
解说词:大量运送粮食的漕船和商船都被官府强征,用来运送花石。《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百姓服花石纲之役的,中产人家都会破产。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花石纲是跟朱勔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追求享乐,不顾民生的做法。”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汪圣铎:“给国家运钱运粮食的船都被运花石纲的船给耽误了,这样的话,国家国库里就出了问题。地方上呢,运费也增加了,再加上这些成本都摊到地方,江浙地区的老百姓就感到忍受不了。”
解说词:此时宋朝的国力已经无法支持整个官僚集团的奢靡生活了,帝国境内民变四起,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布大江南北。在南方,因为朝廷征发花石纲,清溪人方腊,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江浙一带顿时成为战场。此时北方一个名叫女真的部落也正在攻城略地,北宋的北部边疆已是狼烟四起。
公元1125年,在女真军队南下攻宋的战火中,宋徽宗勿忙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赵桓,在痛哭中不情愿地登上了皇位。徽宗这位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享乐上的皇帝,在危机来临之时,逃避了自己的责任。
公元1126年冬天,北宋首都开封被女真人攻陷。第二年4月,女真军带着俘虏的北宋皇帝和皇室显贵3000多人,以及搜刮来的金银礼器和文物撤回北方。这场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的巨大变故,在历史被称为“靖康之耻”。北宋王朝至此灭亡,建成不到5年的园林巨制艮岳,也毁在这场战乱之中。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汪圣铎:“宋钦宗一上来,就上来一批新的大臣,新的宰相。这批新的宰相,新的大臣就开始总结经验教训了,就总结为什么搞成金朝的军队打过来。”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大家觉得天下腐败透顶,亡国,主要是蔡京为首的六贼和宋徽宗的责任。”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汪圣铎:“其实蔡京这时候已经很老了,但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帮助宋徽宗挥霍钱财。”
解说词:六贼之首,徽宗皇帝最为信任的宠臣蔡京,这位对吏治腐败负有直接责任的宰相,最终没有逃脱这场危机对自己的打击,他被罢官流放。蔡京掌权的时候,每吃一次鹌鹑羮,就要杀300只鹌鹑,一顿饭就相当于几十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然而随着北宋王朝大厦将倾,这位北宋著名的贪官终于等到了最终的报应。据说蔡京被罢官后,百姓们对他非常憎恨,以至于流放途中的蔡京很难买到足够的食物。到了长沙后,蔡京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贪官,死后甚至没有棺木,在停尸数天之后,蔡京的尸体被草草埋葬。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但这个故事折射出了人们对于贪腐和亡国权臣的愤怒,老百姓千百年来的口口相传,是一个巨大的舆论场,也是对清廉与贪腐,正义与邪恶的最终评判。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以前的皇帝,没有一个皇帝像宋徽宗这样追求享乐,追求奢华。”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汪圣铎:“这样无止境的挥霍,就造成了,首先是社会矛盾就激化了,社会矛盾激化造成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又加速了国家的灭亡,加速了各种矛盾的激化。所以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过程当中呢,北方的少数民族来了,内乱,再加上外边的入侵,很快北宋就灭亡了”
解说词:北京北海公园,曾经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御苑。如今在这里漫步听歌,已成为许多北京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北宋灭亡后,中原延续了3000多年的国都史戛然而止,另一个都城北京开始崛起。公元1163年,金世宗完颜雍开始在中都修建大宁离宫,北宋首都开封艮岳遗留下的太湖石、灵璧石,被拆了下来运转到中都北京,这些艮岳遗石大部分修了北海的琼华岛。元明清时期,这里经过多次扩建和重建,形成了颇具气派的皇家御园。熟知这一段历史典故的元代诗人郝经,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
1752年,刚过不惑之年的乾隆皇帝游历北海,望着一块块来自北宋皇城的艮岳遗石,不禁发出了:“摩挲艮岳峰头石,千古兴亡一览中”的感叹。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廉洁和腐败,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
作家二月河:“腐败不会导致速亡,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这种腐败导致速亡这种社会效应,但是腐败导致必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卞宪群:“腐败并不一定直接跟它灭亡那一刻有关,但是与它的灭亡是一定有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要让这个社会、国家长治久安,那么官员,首先你要能够把持住自己,能够做到洁身自好。”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吏治不清,浊浊尘世,吏治一清,清平盛世就有希望。”
解说词: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历史上,盛世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梦想,盛世的出现,有赖于胸怀天下的君主励精图治和官员的清廉干练,奋发有为的君主和贤明的大臣们胼手胝足,齐心协力,开创了一个个传颂千古的盛世。不过,人在政举,人亡政息的悲剧,也在历史上一次次上演。随着时间的流逝,统治集团由胜而骄,上劳而逸,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面对盛世与乱世的更替,王朝崛起与灭亡,解读历史或许有各种答案。但是,一条始终不变的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管不住腐败,任其泛滥,国家就有危亡之虞。遏制了腐败,国家就能长治久安,稳固而昌盛。
·2·清官之念·
内容简介
跨越历史的长河,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包拯、狄仁杰、海瑞、于成龙等著名清官,在他们的传奇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绵延数千年“青天情节”。《清官之念》将通过对这些历史上著名清官及他们背后的故事的探究,解读中国人千年“清官情结”背后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就是对公平正义和政治清廉的不懈追求。
包公是中国清官廉吏的符号,青天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时代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青天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清官情结”和“青天文化”对现实社会仍具有启示价值,《清官之念》将通过对中国人“清官情结”的解读,探寻青天文化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意义。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初一、十五,焚香礼拜,祈求丰年和平安,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每逢这两天,家住开封西坡街的常四改都会早早起床,收拾停当,拿上早已准备好的贡品,来到附近的包公祠拜祭包公。位于包公湖畔的包公祠,是开封最有影响的建筑物。
一千多年来,开封包公祠一次次毁于黄河水患,又一次次被人们重新修建起来。每天无数的人们在这里瞻仰包拯的风采,更有一些虔诚的百姓在这里焚香跪拜,在他们心中,包拯就是执法如山,清正廉明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代明臣包拯,早已经成为清官的化身。
千百年来,包拯一直被尊称为包青天。人们对清官的尊崇和期盼,已经凝聚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盛不衰的青天文化和清官情绪。那么,在清官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呢?
(片名):第二集 清官之念
解说词:今天,老艺人李志强要做一方端砚。做一方好砚,选一块好的砚石尤为重要。端砚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而闻名于世。
广东省肇庆市,在古代这里叫端州,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就产自这里。经过半个月的纯手工精雕细刻,一方精美的砚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方砚的名字叫做“包公掷砚”,它讲述了一代名臣包拯在端州为官时的一个民间传说。
被历代中国视为青天的包拯和端砚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1040年,42岁的包拯来到端州担任知州。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当时端砚是献给皇帝的贡品。过去端州的地方官都以进贡的名义层层加码,肆意索取砚台,用来贿赂上司和权贵。包拯到任后,要求工匠严格按照进贡的数目制作砚台,不允许多做。民间传说中,当包拯离开端州的时候,感念包拯清廉的下属,将一方端砚愉愉藏在了包拯的行李中,以作纪念。包拯发现之后,径直将砚掷于水中,于是包拯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初到端州,包拯就在州衙的清心堂墙壁题下了一首诗,“书端州郡斋壁”,作为他为官和做人的座右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首诗的意思是,居心清正是官员为政清廉的根本,正道直行是做人做事的准则。好木终成栋梁,好钢宁折不弯,历史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教训,为官者千万不要做出让后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包拯用这首诗告诫自己,为官者当谋正直之道,去除贪欲。这是包拯流传下来唯一一首诗,可谓吉光片羽。但却成为包拯一生为官做人的光辉写照。包拯在端州为官三年,离任时不带一方端砚的故事,很快传了出去,成为朝野上下的美谈。一时间,清正廉洁的包拯一举成名,包青天的传奇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每天上午,开封府内,一出大戏准时开演,这出戏的名字叫《铡美案》,讲述的是北宋时期包拯将负心人陈世美送上龙头铡的故事。
(同期声):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
解说词:京剧《铡美案》自诞生以来,大概是人们最喜爱的京剧剧目之一。这出戏之所以久唱不衰,就是因为它道出了人们心中的清官情结,将善良平民告倒作恶权贵的畅快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千多年前,开封是北宋王朝的首都,包拯曾在这里长期为官。那么,历史上的包拯和舞台上的包青天,又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呢?
公元1057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刚一上任,他就下令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百姓可以直接向他递交状子,陈述冤情,不再受衙役的刁难和欺骗。此时,年逾六旬的包拯早以清正廉洁,判案公正严明,铁面无私而闻名全国,他已经成为百官的楷模和百姓心中公平正义的化身。出任开封府尹4年之后,包拯与世长辞,仁宗皇帝赵祯亲自上门吊唁,并宣布停止视朝一天,以示哀悼。包拯临终前,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按例律将门荫入仕,便留下了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的遗嘱。包拯在去世前留下的遗嘱,成了包拯后世子孙必须恪守的一条家训。在包拯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成为清廉贤明,享誉一方的模范官员,而这条家训在包拯去世后,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成为后人景仰和学习的对象。
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包拯画像,这幅珍藏在故宫的画像,就是当时人们为缅怀包拯而作。画像上的包拯与人们熟悉的舞台上的黑脸包公的形象截然不同,包拯是如何由白脸变成了黑脸呢?
河南省曲剧团导演李 杰:“戏曲的脸谱,它有自己特殊这个寓意,颜色有寓意,形状有寓意。”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 祯:“那么包公这个黑脸,其实这个黑,是象征着一种正义。”
南京大学教授董 健:“黑颜色就表示他第一个强,第二个坚定啊,刚正不阿。”
河南省曲剧团导演李 杰:“实际上他的脸儿真正的勾画呢,是黑里透红,白色的月牙,一轮清月。”
(同期声·导游讲解员):“所以包大人在大家心中的地位攀升速度非常之快,后人见了这个碑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用手去触摸一下包大人的名字,那么久而久之呢,硬是在他的名字上面„„”
解说词:在今天的开封包公祠内,还有一块仿北宋时期的题名碑,上面刻着北宋时期历届开封府尹的姓名。这里原来刻着包拯两个字,由于经常被后人抚摸,石碑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指痕,包拯两个字今天已难以辨认。
作为能臣廉吏的包拯告别了人世,但是包拯作为包青天的传奇故事才刚刚开始。在南宋时期,包拯的故事就被民间艺人搬上了艺术舞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说唱节目。从那时起,包公铁面无私,断案公正的故事,开始被人们广为传颂。在漫长的岁月中,包公的故事不断地被加进各种神怪和奇案的元素,在民间流传越来越广,后来人们将这些被搬上舞台的包公传奇统称为包公戏。
包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廉吏,开始成为民间崇拜的精神偶像。在人们的心中,包拯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在中国,只有为数极少的官员能够像包拯那样跨越古今,在历朝历代的艺术舞台上被不断演绎。
2013年,一部以唐朝宰相狄仁杰为主角的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票房突破5亿,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国产电影之一。近年来,许多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影视剧播出后,都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在徐克的电影中,还是在《神探狄仁杰》等电视剧中,狄仁杰都被塑造成了能文能武,英俊倜傥的能臣廉吏。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还要归功于一名荷兰人,他叫高罗佩。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了《武则天四大奇案》,他对小说中的主人翁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于是高罗佩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后来高罗佩又以狄仁杰为主角写了一系列断案小说,编写成《大唐狄公案》出版。这篇小说面世后,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发行了1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狄仁杰很快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历史上的狄仁杰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以至于今天仍然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狄仁杰这个人呢,在历史上是被归为叫能吏,也就是说非常有才干,同时呢,这个人还是一个很廉洁的人。”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他的仕途呢,一直还走得比较正。当个地方的、中央的司法监察方面的官吏。”
南京大学教授钱大群:“他依法办事,他不冤枉一个好人。”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当地方上官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给他树立生祠,用来纪念他。”
解说词:据史书记载,狄仁杰担任大理寺丞之后,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将历年积压的案件全都清理干净,涉案的17000多人都得到了公正处理,没有一个人鸣冤告状。断案数目之多,质量之好,在当时传为佳话。狄仁杰断案如神的名声,迅速传遍了全国,成为朝野上下备受推崇的大法官。
公元676年的一天,唐高宗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不小心砍了唐太宗陵墓的柏树。砍伐皇家陵园的树木,这在当时是大不敬的罪行,朝野上下有人主张将权善才等人处死。但是,主审此案的大理寺丞狄仁杰却认为,根据律法,权善才等人不应被处死,而应该免官,最终权善才等人被依律免官,唐高宗还命令史官把这件事记入史书,并将狄仁杰提升为侍御史。为官正直,才敢一心为公。明察秋毫,方能断案公道。直到今天,狄仁杰的传奇故事还在被人们不断演绎。
戏曲、电影、小说里的包公、狄仁杰,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清官形象。事实上,历史上的包拯和狄仁杰能力和职权并不像戏曲、电影和小说里那么夸张。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却凝聚了中国老百姓对清官有着强烈的期盼,在这种集体心理的背后,是历朝历代的百姓们对政治清廉和社会公正,法纪严明的向往,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就这样产生了。随着历史的前行,这种寄托着中国人对公平正义强烈期盼的情结越来越强烈,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能臣廉吏可谓灿若星辰,他们名垂千秋的人生足迹,丰富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到底什么样的官员才能成为清官呢?清官的标准是什么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清官,是要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第一是清廉,清廉就是不贪。第二就是清正,清正就是要直。”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清官往往能够做到不徇私情,大义灭亲,执法如山,刚正不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那他还必须有清正、清洁、清明。清明在古代又叫循吏,这种循吏呢,就是能造福一方百姓。”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也就是说呢,清官往往代表着老百姓的一种愿望,也代表了老百姓的一种民心和民意。”
解说词:2014年9月1日,一部根据东汉名清官董宣的故事,重新创作改编的曲剧《洛阳令》,在洛阳新区歌剧院上演。作为洛阳曲剧团的保留剧目,这部戏在舞台上已经连续演出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是洛阳老百姓最喜爱的传统剧目之一。2011年,洛阳曲剧院根据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开始对这部传统剧目进行新一轮的改编和排演。
河南省曲剧团导演李 杰:“董宣,洛阳令的形像,可以说是深入民心。50年来,洛阳市曲剧团一直换了几代演员在演出这出戏,可见老百姓对这个人物,对这出戏的喜欢。”
解说词:在今天的洛阳市东面,有一座巨大的古代城市遗址,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就在这里。一千多年前的东汉时期,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是这里也是当时全国治安最为混乱的地区,居住在城里的皇亲国戚,豪门贵族骄横跋扈,横行街市,就连他们的奴仆也仗势欺人。当时朝廷一连换了好几任洛阳县令,都没有改变豪门大族横行不法的局面,最后,69岁的董宣被任命为洛阳县令。这位以执法严格,清廉刚正而闻名的官员,将要在这里迎来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考验。一天,董宣率领一批衙役在洛阳街头突然围住了一位公主出行的车队,并当场将这位公主的一个家奴杀死,这位公主就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
河南省曲剧团导演李 杰:“当时,公主门禁森严,作为七品县令的董宣根本就进不去公主府,没有办法去缉拿凶犯。董宣呢,就在公主外出游玩的时候拦住了凤驾,要求公主给予一种说法,公主呢,就不干了。董宣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时候再放这个人走,那就是放虎归山。所以说董宣就当机立断,在公主驾前,大庭广众之下,施行了他自己的权力,一个执法者的权力。”
解说词:愤怒的湖阳公主立即直奔皇宫,向刘秀告状。光武帝刘秀听了姐姐的哭诉,立即派人去捉拿董宣,准备在朝廷之上将他处死。不料,董宣的一席话使事情发生了改变。
洛阳市曲剧院院长刘联合:“董宣说,我在捍卫大汉的律法,这个律法是谁写的呢?万岁一想,自然是寡人所定啊!既然是你所写,我依照你所写的律法去斩了人,就如同你万岁亲自杀人一样,我有何罪呀?一句话问住了刘秀,这就是据理力争。”
解说词:作为一代明君的刘秀,当场接受了董宣的意见,但考虑自己姐姐的感受,刘秀命令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不料董宣竟断然拒绝。这时,在东汉皇宫里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皇帝命令身边的武士按住董宣的头,强迫这位大臣给公主磕头认错。然而董宣的反应却用双手撑地,挺着脖子坚决不肯低头。最后刘秀只好下令释放了这位硬脖子大臣,并赏给他30万钱。强项令董宣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洛阳城的治安一夜之间迅速好转。
这里曾经就是祭祀董宣的祠堂,这位执法如山的清官,直到今天,依然受到洛阳百姓长久的思念。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清官廉吏,他们为官清廉,执法公正,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忠于职守,报国为民,清正廉明,惩恶扬善。
公元1709年,张伯行出任江苏巡抚,当时江南一带官场上浮华奢靡之风盛行,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现象是各省中最为严重的。张伯行上任之初,就写了一篇《却赠檄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通过这篇檄文,张伯行向各级官吏公开宣布谢绝一切馈赠。张伯行的这篇短文,被称为《一字诗》,很快不胫而走,成为提醒官员们为政以德的座右铭。直到今天,张伯行的《一字诗》还被人们长久地记住,成为砥砺道德,提高修养的格言警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因为一贪一腐,就容易出很多的事情,实际上法律也没有办法执行了,你本来要依法给这个人治罪,但是他给官员塞了钱,这个人就可以脱罪,这个法它的公信力就没有了,实际上整个政治就败坏了,所以历代的百姓都尊崇这个清官。”
解说词:两年后,江苏发生辛卯科场案,由于牵涉出了两江总督噶礼,案子迟迟没有结果,张伯行愤而上奏弹劾噶礼,不料,噶礼却串通同伙上疏诬告张伯行。督抚互相弹劾的故事,一时间成为轰动朝廷的奇闻。江南是朝廷的钱袋子,为了维护地方稳定,康熙皇帝不得不下令将张伯行和噶礼同时解职。据史书记载,杨州百姓听到张伯行被免职的消息之后悲愤异常,哭声震动了整个杨州城。第二天,杨州的老百姓拥到张伯行的住处,前来为他送行。人们知道张伯行一向清廉,从来不接受礼物,就带来水果和蔬菜,张伯行婉言谢绝。百姓们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君在此,只饮江南一杯水。在我们江南做官,只喝了江南的水,什么都没拿。现在君要走了,多少要带上百姓的一片心啊!所以最后老百姓送的东西,张伯行只收了一棵青菜,两块豆腐。一青二白。”
解说词:张伯行为官40多年,在当时就以清廉和爱民闻名天下。张伯行曾经多次受到恶意的诬告,但总是因为他个人走得正,行得端,为官清廉,而让这些诬告不攻自破,并没有影响康熙皇帝对他的重用和提拔。
清官,是百姓们赋予官员的美誉,它既反映了官员的政治道德理想,也反映了老百姓对清官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期待。
公元1558年,担任福建南平县的教谕海瑞接到吏部公文,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明朝历史上第一清官的传奇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据史书记载,海瑞来到淳安县之后就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陋规,一概废除。正税之外的火耗等,所有杂派一律不准征收,所有除朝廷俸禄之外的钱,也不能拿。在县衙其他官吏们惊讶地注视下,海瑞一家搬入了县衙。每天海瑞的妻子亲自下厨做饭,老仆上山砍柴,海瑞在县衙里开辟了一片菜地,浇水施肥,他和家人每天吃得青菜、豆腐。平时不升堂的时候,就穿着自己仅有的几件破衣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海瑞住得很简单,吃得很简单,用得很简单,他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过生日,海瑞在当地做了一件新鲜事,让别人都感到十分惊讶的事,就是他买了二斤肉。”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结果卖肉的那天都高兴疯了,海大人居然买肉了,买了我们家的肉,这事儿当时胡宗宪,闽浙总督都知道了。”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宏杰:“胡宗宪在一次全省的会议上对大家说,海瑞居然买了二斤肉。海瑞买肉成了一个轰动性的新闻,这就证明他们全家平时根本吃不起肉。”
解说词:海瑞废除苛捐杂税的结果是,仅淳安县征收的用来支应县衙各项开支和招待费的税收,就从原先的每年白银1万多两,下降到每年900两左右,百姓们的负担大大减轻。而刚刚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海瑞,也在浙江迅速地声名鹊起,成为远近闻名的清官。
公元1570年,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前往苏州就职。史书记载,海瑞担任应天巡抚的消息公布之后,当地许多官员如临大敌,一些平日贪污受贿的官员甚至自动离职逃跑,大户人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出门就穿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旧衣服,以符合朝廷法律的规定。海瑞的到来,受到了百姓们的热烈欢迎,但是大半年之后,海瑞就被调走了。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因为海瑞当初在江南的时候打击豪强,包括清丈田亩,反垄断的时候触动了江南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宏杰:“海瑞搞的这个退地呢,就从徐阶身上开始,他要求徐阶你把你家大部分土地退给老百姓,而徐阶感到很生气,说我是你的伯乐,我推荐了你,结果你呢,到这儿以后,你先对我开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以海瑞的做法,当然得罪了这些权贵,他们就弹劾海瑞,海瑞被迫罢官。”
解说词:十多年后,海瑞在南京担任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职务——南京吏部侍郎。此时的海瑞已经成为万民膜拜的青天,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一睹清官风采的民众。
公元1587年,海瑞在南京病逝。万历皇帝下诏在南京、北京为海瑞举行公祭,同时派遣官员护送海瑞灵柩回乡,并督造墓园。
明史记载,海瑞的死讯传出后,南京的百姓悲痛不已,纷纷歇业悼念海瑞。当海瑞的灵柩用船往家运的时候,披麻戴孝,祭奠哭拜的人,站满了两岸,绵延百里不绝。
今天,海瑞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人们景仰的清官之一,和北宋的包拯一样,海瑞的传奇故事,也被后人多次编成戏剧在舞台上演出,一直持续到今天。
古往今来,蕴藏在中国人心中深厚的青天情结,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慕心情,也折射着人们对清明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强烈期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清官情结是我国历史上广大人民群众对廉洁政治的一种渴望,一种盼望,它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社会基础,思想文化基础。”
解说词:今天,以包公为代表的青天形象,依然长久地存在于舞台和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上,以清官为题材的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仍然受到最广大中国人的喜爱和追捧,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伟大文明的民族,对清廉以及正义的不懈追求。
3.清浊之辨
内容简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和浊常常成为忠与奸、正与邪、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的代名词。那么,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人又是怎样去激浊扬清、追求公平正义的呢?《清浊之辨》通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展示在历史上的转折点上清官能臣和贪官乱臣不同的人生轨迹,剖析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向观众讲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价值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邪不压正,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中,腐败从来都是被唾弃和否定的对象。在贪与廉、清与浊上辨明大是大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进步发展的条件。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清廉与否,不仅仅决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君王和各级官吏,而是需要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中华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几千年来,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坚守和戮力牺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发展兴旺。这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之中。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公元1727年1月,清王朝陕西、河南等地的官员们发现,在数千公里的黄河河段上,昔日浑浊的黄河水突然变得清澈见底,这个罕见的自然现象在朝廷引起了震动。远在北京的雍正皇帝特意写文章感谢上天,并派人到河南焦作武陟县的嘉应观祭祀河神,在此立碑纪念。
几千年来,在黄河水清浊这个自然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政治清明和太平盛世的向往。历史上尽管不断泛滥的黄河水一次次给人们带来灾难,但是人们仍然用海晏河清来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期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和浊常常成为忠与奸、正与邪、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的代名词。那么,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人又是怎样去激浊扬清,追求公平正义的呢?
(片名):第三集 清浊之辨
解说词:汩罗江,一条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河流。每年端午,汩罗人都会用这种隆重的方式,来纪念两千多年前的一位楚人——屈原。南北朝梁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吴钧在他的《续齐谐记》中这样写道:“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这也是目前我们找到的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这一说法的最早出处。
汩罗江和屈原,早已在历史的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使这里成为屈原最后的归宿。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兵大举进攻楚国,入侵的秦军一举攻占楚国经营了几百年的都城郢,这个几百年间称霸南方的大国,从此一蹶不振。此时的屈原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已被放逐江南。郢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屈原耳中,当意识到自己深爱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希望的时候,这一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怀着绝望和悲愤的心情,来到汩罗江边,抱石投江自尽。相传屈原在流放途中,在江边偶然遇到了一位渔夫,于是他们之间有了这样一段对话。“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众人都沉醉,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为什么怀抱美玉一般的品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谁能让自己洁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尚的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屈原怀着这样的信念,投进汩罗江,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一个走向腐败和灭亡的政权作出了最后的抗争。在清浊之间,屈原用生命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尽管屈原所效忠的楚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屈原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却被一代代中国人所铭记。他的高贵人格和道德信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座丰碑,直到今天还在照亮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拷问着后人,那就是在清浊是非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
与汩罗江一年一次的祭祀屈原不同,在广东新会三江镇新江村,每到傍晚,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便喜欢拿起乐器,从村子的四面八方赶村中的赵氏祠堂,大家坐在一起,弹几首乐曲,缓解一天的疲劳。他们弹的乐曲名叫《崖山哀》,描写南宋王朝灭亡时的一段悲壮历史。曲调清幽哀怨,如泣如诉。
7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这里还是珠江入海口零丁洋的一部分。
公元1279年,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和元朝水师,在离这里不远的崖山海面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黄昏时分,宋军战败,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让妻子跳海自尽,然后背上幼帝昺蹈海殉国,演绎了惊心动魄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一幕。接着,杨太后及随从官员、宫人纷纷投海而死。据《宋史》记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而南宋的历史也因此在新会画上了句号。
在南宋生死存亡的最后阶段,一位清廉而有操守的官员面对危局挺身而出,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中的一座丰碑。
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在南宋王朝濒临覆亡的时刻,担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财,起兵勤王。此时南宋的覆亡已经难以挽回,明知不可而为之,文天祥成为悲剧英雄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就在文天祥起兵勤王的时候,把持朝政十多年的权臣贾似道在人们的唾骂声中被罢官流放。
公元126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南宋军事重镇襄阳,时任右丞相的权臣贾似道束手无策,竟然向朝廷封锁了这个消息,以至于在襄阳被围困多年后,皇帝和大臣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在元军向南宋加紧进攻的时候,边关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但是贾似道仍然沉湎于西湖的湖光山色和宫人娼尼美色之中,以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这位喜爱蟋蟀的南宋末代权臣,聚敛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和奇珍异宝,他还曾经专门写了《促织经》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贾似道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满朝哗然,举国震惊,当时纷纷地要求就是要杀掉贾似道,以谢天下。那么朝廷无奈只得把贾似道贬到了现在广东这一带。”
解说词:公元1275年9月,贾似道在流放途中,被押解他的官员杀死。这位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贪腐和生活奢侈而被记入正史的贪官,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
公元1278年12月,文天祥兵败被俘,当押送他的船只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时,元军首领张弘范逼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陆秀夫。于是,文天祥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七言律诗《过零丁洋》表明自己的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几百年来,文天祥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么一种精神和他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大无畏、大丈夫气概,成为历朝历代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面对外敌和入侵,能够做到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所以他这种民族的精神,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解说词:在历史的天空中,无数的中华优秀儿女,用自己的苦难、牺牲和奋斗,展示着坚贞不屈的道德操守和清浊分明的立身之道,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校正着是非清浊的定海神针,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在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屈原和文天祥是君子的代表。而陷害屈原的权臣和像贾似道一样的贪官,则被视为小人。正是这些小人,使危难中的朝政更加腐败、混乱,从而加速了这个国家的灭亡。中华文化对个体道德的清浊之辨,集中体现在对君子和小人的褒扬和鞭笞上。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那么君子和小人之分,在孔子以前,主要区分的标准是社会的地位。那么到了孔子时代,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主要就是道德标准。”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是《论语·里仁篇》的一句名言。什么叫义?义者天理之所宜。什么叫利?利者人情之所欲。”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君子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以道德,以道义为先。而小人他在往往做事情看到的是利益。”
解说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是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在为纪念诸葛亮而修建的武侯祠中,21块石碑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走廊,它们完整镌刻下了诸葛亮的传世之作《前后出师表》。在这篇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文章中,诸葛亮用贤臣和小人这两个概念,对西汉和东汉400多年兴衰沉浮的历史规律作了一番总结。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贤臣一定是有利于这个政权健康的生存这样的人,小人一定是危害这个社会,危害这个政权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是要告诫刘禅在用人的问题上是关系到王朝的兴亡这样一件大事。”
解说词:“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作为东汉末年乱世和衰亡的亲历者,诸葛亮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人们忘记。
西汉初期,经历过秦末农民战争的国家,满目疮痍。汉高祖刘邦乘座马车出行的时候,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而他手下的大臣和将军,只能坐牛车。面对这个国家一片残破的景象,开国皇帝刘邦和他后面的几位继承者,任用萧何、曹参、周勃等贤明的大臣治理国家,他们吸取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尽快恢复生产。西汉立国之后,很快就出现了群贤毕至,政治清廉的崭新气象。刘邦之后的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以勤俭从政而被后人传颂。据《史记·孝文纪》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准备修建一座露台,然而在动工之前,汉文帝却决定停止这一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因为在古人的思想当中,认为天上露水有长生不老的这样一个作用,汉文帝当然他是一个皇帝,他有这些想法也很正常。但是后来他找人算了一个账,说建这个露台需要百金。需要百金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在西汉大概相当于中产以上十家人家的财产。那么汉文帝一听,太贵了,那就算了吧,我就放弃了。”
解说词:诸葛亮曾经说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西汉建立之初,皇帝崇尚节俭,宁静澹泊,选贤用能,践君子之行,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经过60多年休养生息,天下承平既久,百姓安居乐业,人们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西汉王朝就这样造就了中华民族第一个盛世辉煌,中华文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西汉王朝之后的东汉,也延续了西汉的辉煌。然而到了东汉后期,整个国家却走上了衰亡的不归之路。那么历史上的东汉最终是如何败亡的呢?
公元185年2月的一天,东汉王朝首都洛阳的皇宫突然发生火灾,大火过后,皇宫成为一片废墟。此时,帝国境内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早已崩溃的财政预算,汉灵帝怎样才能筹集到巨额资金重修宫殿呢?这时,皇帝最为宠信的几个宦官提出了一个建议,全国田赋每亩增加10钱,除此之外,各级官员在升官上任之前,也要先向朝廷交一笔钱,用来修建宫殿。汉灵帝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帝国官员在上任之前,一律要向皇帝先交一笔钱。当时,钜鹿太守司马直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根据皇帝的命令,司马直上任前要向朝廷交一笔钱,这位因为清廉而享有声誉的官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后汉书》记载,司马直接到任命诏书以后,不愿意靠剥削百姓去缴纳买官钱,但又不能不去上任,于是在赴任途中,司马直服毒自杀。《后汉书》说,当时有很多人选择了自杀,汉灵帝也暂时停止了修宫捐的征收。不过此时的东汉朝廷,在宦官和外戚交替掌权的恶性循环中,已经过了将近100年,清官廉吏和有操守的人不断被淘汰出局,到司马直自杀的时候,东汉已经进入死亡的倒计时。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在外戚和宦官的最后一次争斗中,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大**时代。在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中,无数的百姓在战乱中死去,十室九空,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人命运的真实写照,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经过了4个多世纪,这种分裂和战乱才宣告终结,那些开创盛世的明君贤臣,长久地受到了人们的赞誉,成为后世政治家们效仿的楷模,而那些导致国家衰亡,揭开乱世序幕的亡国之君和贪官污吏,则被后世的史官记入史书,接受历史的审判。
公元1329年,一场大旱降临陕西关中平原。灾情传来,元文宗下诏任命隐居多年的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济灾民。张养浩隐居8年间,朝廷六下诏书封官。然而,这位以清廉正直闻名的官员均不为所动,而这次,已年近六旬的张养浩接到诏书后,旋即散其家之所有,星夜奔赴陕西。
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张养浩这个人是元朝中期比较有名的一个,也是比较廉洁刚直的一个北方的士大夫。”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杨建祥:“他19岁开始做官,他做过县尹,做过监察御史,也做过礼部尚书等职。”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他59岁那年,陕西发生大旱灾,这个时候张养浩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是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生命。”
解说词:张养浩到陕西就任之后,目睹了饿殍遍地、饥民人相食的悲惨景象。于是他竭尽全力去赈灾济民,最终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据《元史》记载,张养浩去世之后,关中的老百姓异常悲哀,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在清浊之间,张养浩恪守着为官做人的本分。在清廉与贪腐之间,张养浩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那个腐败成风的时代,张养浩成为难得一见的清官楷模载入史册,被后人长久地铭记,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为官者在清浊之间,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一生清廉为官的张养浩,还为人们留下了一部著作《为政忠告》,告诫后世的官员们要为政以廉,勤政爱民。在张养浩看来,一个朝代惟有吏治清廉,官员体恤百姓,忠于职守,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为政忠告》后来被多次印刷,成为为官者为政修德的教材。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为政忠告》它分三个部分,所以也叫《三事忠告》。《为政忠告》它第一个部分叫《牧民忠告》,就说你做地方官,你应该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叫《风宪忠告》,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你的这个位置,赋予你的职责是什么?你就应该勇于地要去承担。还有一个就是《庙堂忠告》,就是在庙堂上面,你直接面对皇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宋代的时候,范仲淹讲过一个名句,就是你当官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就是你私罪,你品德上的事情,为了自己去贪污一下,挪用公款,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能做,私罪不能有。但是公罪不可无,什么叫公罪不可无呀?就是你要有担当,你要敢得罪人。这是《为政忠告》。”
解说词:一生为官清廉、正直的张养浩,始终言行一致,在《为政忠告》中,张养浩从自己的仕途经历出发,告诫官员们要勤政爱民,廉洁公正。张养浩认为,对官员来说,自律、修身是第一等重要的大事。张养浩说:“忠以事上,正以处事,廉以律身,勤以率百僚。”这是最好的为政之道。
位于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每天这里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在衙署二堂前挂着的这块匾,给许多前来参观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块匾上的文字,就是第十四任直隶总督孙嘉淦写的《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他告诫为官者要做到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兴利除弊;说话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保持清政廉明。短短的42个字,孙嘉淦却概括了为官做人的基本原则。孙嘉淦家境贫寒,一生正直清廉,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直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在宦海的风风雨雨中,孙嘉淦始终保持着敢言直谏的优秀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几千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屈原、文天祥、张养浩、孙嘉淦的故事,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他们用自己的人生沉浮,告诉人们什么是清?什么是浊?在清与浊、正与邪之间,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不仅拷问着居于庙堂之上的官员,也摆在了无数市井百姓们的面前。
在江苏省苏州市繁华的闹市区,有这样一方幽静的空间,这里埋葬着五位为正义而慷慨赴死的普通百姓,它记录了300多年前数万苏州市民一次震动全国的抗争,他们的对手是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明朝最黑暗、贪腐和残暴的阉党集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明朝天启年间,朝政由宦官魏忠贤掌握。魏忠贤不遵法纪,在地方上袒护了许多黑恶势力。周顺昌在苏州担任知府,这时候和这些黑恶势力过不去,这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就弹劾周顺昌,皇帝偏听偏信,就派人到苏州去捉拿周顺昌。周顺昌是一方的清官,他是为了百姓而得罪了这些黑暗势力,所以当锦衣卫的缇骑前往苏州去捉周顺昌的时候,激起了当地市民的激烈反抗。为首者是谁呢?颜佩韦。当时闹事的很多,朝廷要平息这个事端,怎么办?颜佩韦等五人,说我们挑的头,我们主动承担责任。”
解说词:事后,参与这场抗议运动的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人被官府处死。于是,当地人将他们合葬在苏州虎丘的旁边,这就是一直保存到今天的“五人之墓”。明代文学家张溥特意为他们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五人墓碑记》。张溥《五人墓碑记》中说,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要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文章告诉人们,生死的意义很重大,即使是一个普通百姓,对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苏州城里这方饱经沧桑的墓地,就这样成为中国人与腐败和邪恶抗争的见证。五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也因此受到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敬仰。
正义可以迟到,却不会缺席。不到一年,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就被新即位的崇祯皇帝一举清除,走投无路的魏忠贤在流放途中上吊身亡。随着魏忠贤阉党集团的覆灭,冤死的苏州市民和那些遭到陷害的正直官员也全部得到平反。
公元1695年,一代大儒顾炎武的遗著《日知录》在福州刊印成书。在这部书里,顾炎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梁启超将它概括为一个让中国人热血沸腾的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清廉与否,不仅仅决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君王和各级官吏,而是需要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中华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
几千年来,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奋斗牺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发展兴旺。也许,这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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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之力·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的不懈追求,也是为官从政者一生戮力奋斗的终极目标。在古代,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其中的廉洁、修身、勤政的思想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了传统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通过文化艺术颂扬光明与希望,鞭笞黑暗与腐朽,彰显着中国人对清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这种蕴含在文化深处的巨大能量,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历史是天下苍生书写的。每一种文化符号的背后,都有对现实的警示与告诫。《文化之力》通过剖析古人创作的经典艺术作品,展示传统文化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和力量。
穿越历史的风雨,文化的力量历久而弥新。
解说词
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回到故乡鲁国。回到鲁国后,鲁衰公问孔子,请问怎样才能把政事治理好?孔子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意思是说,国家的管理者行得端,做得正,百姓就会跟着走正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儒家文人士大夫的不懈追求,也是为官从政者一生戮力奋斗的终极目标。
几千年来,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弘扬,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其中的廉洁、修身、勤政的思想,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了传统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通过文化艺术颂扬光明和希望,鞭笞黑暗与腐朽,彰显着中国人对清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这种蕴含在文化深处的巨大能量,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
第五集 文化之力
(同期声·小学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解说词:河北省河间市诗经村乡,被人们称为诗经文化发祥地。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版本,就是汉代大儒毛苌叔侄在这里注释传授而来,这里因此得名诗经村。在这里,《诗经》在乡间村民中备受推崇。
两千年前,源于中原大地的《诗经》,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呢?
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蔡运章:“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诗经》全篇,它表达的都是正音,包括为官要清正,为官要廉洁。像硕鼠这些都是对那些贪官的鞭挞。”
解说词: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诗歌。在《诗经》中的《硕鼠》一诗中,百姓们将搜刮赋敛无度的统治者,比喻成贪婪可憎的大田鼠,编成歌谣抨击,直到今天这首诗还被人们所熟知。
回望大地,我们不难发现,在从古到今的诗歌、歌谣、对联等民间文化中,讽刺、鞭挞贪官污吏与赞美清官廉吏,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和生命力。
张满堂,河南省宝丰县马街村村民,他的一个头衔是,马街说书研究会会长。为了守护好马街这个曲艺家园,传承好这个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十多年来,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带着摄像机,奔走数万多公里,四处收集民间曲艺节目。
(同期声·马街说书研究会会长张满堂):“余老师啊!”
(同期声·余老师):“哎!来了!”
(同期声·马街说书研究会会长张满堂):“在家呢?”
(同期声·余老师):“好好好!”
解说词:在有着中国曲艺之乡称号的宝丰县,700余年来,始终保留着颂廉诛贪的文化传统。
《包青天》、《清明烈》等50余部传统历史曲目,一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人们在经久不衰的传唱中,表达着自己对清明政治以及社会公正的期盼和向往。
(同期声·余老师):“唱的是监察御史谢振定,他清正廉洁,执法如山出了名„„”
解说词:和张满堂一样,广阔的乡间也是河南省鹤壁市豫剧团常年活动的地方。这是剧团今年以来的第100场下乡演出了,和每一次下乡演出时一样,一路上金不换团长在认真地给演员们,讲演出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同期声·豫剧团团长金不换):“„„点击率最高的一个看家戏,把这出戏呀,给大家,给群众演好,有信心没有?”
(同期声·演员们):“有!”
解说词: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剧团有了文化下乡的流动舞台车,告别了当初“大地做舞台,天空当幕帘”的艰难时光。但是老百姓对传统戏曲的热爱始终没变,人们心中对戏曲形象中的七品芝麻官的角色寄托始终没变。
(同期声·演员唱):“锣鼓喧天,齐把道喊,青呀么„„”
解说词:1979年,一部戏曲电影风靡了整个中国,这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豫剧《七品芝麻官》改编的电影,成为当时中国人一道精致的文化大餐。当时剧中扮演七品芝麻官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得草,正是如今鹤壁豫剧团团长金不换的恩师。为什么一个小小芝麻官的角色,能够成就两代艺术家?为什么根据豫剧这个地方性戏剧改编的戏曲电影,会在中国人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呢?
河南省鹤壁市豫剧团团长、表演艺术家金不换:“所以它已经是扎根在几代人的心目当中,到现在,小孩们提起了《七品芝麻官》,他都知道是谁演的,已经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的心目当中,很难以被他忘掉,这就叫演活了。”
南京大学教授董 健:“因为中国的传统戏,喜欢通过讽刺幽默,而不是正面的悲剧,因为一些黑暗的反动势力,是不怕老百姓哭,而怕老百姓笑的。”
解说词:在奸臣当道的时候,人们敢怒不敢言,无法反抗像严嵩这样的大贪官,只能牢牢记住贪官的恶行。严嵩倒台之后,民间艺人们编排出了《七品芝麻官》这样的故事,来表达人们对贪腐的愤怒。民间流传的这位正直、机智的唐知县与严嵩亲戚斗智斗勇的故事,寄托了人们对公平正义和清官的向往。
(同期声·演员唱):“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南京大学教授董 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老百姓听来还是很顺的,这是一种为民请命,典型的为民请命,为民请命就是为民作主。”
河南省鹤壁市豫剧团团长、表演艺术家金不换:“所以说现在是老百姓希望这样的官员多多出现,所以演了《七品芝麻官》,它不但让群众受到教育,现在我们的干部也受到教育,七品芝麻官、包青天都是一面镜子。”
解说词:和《七品芝麻官》一样,另一个由戏曲而改编成的电影剧目《窦娥冤》,同样也向人们传达着这种公平和正义的力量。不同的是,《窦娥冤》的传唱历史更加悠久,影响也更加深远。《窦娥冤》是关汉卿最有名的代表作,它被称为中国十大悲剧之一。在当代中国的戏曲舞台上,《窦娥冤》先后被改编成八十多个地方戏上演。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窦娥”已经成为冤屈的代名词。在元代的戏曲和小说中,像《窦娥冤》这样类似题材的作品非常多。在元杂剧中,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成了主要角色,而贪赃枉法这些反映社会不公的故事,则成了大部分元代杂剧的主要情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元史研究会会长李治安:“他们可以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自然有这方面的诉求,现实上得不到展现,就通过这种戏剧的形式,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间得到一种展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 祯:“元杂剧,元代的戏曲作品,出现大量的批判社会,揭露现实的作品,那么它确实是,元代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
解说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元朝的腐败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严重。元代赋税繁重,官吏贪赃成风,呈恶性发展态势。到了元末,官吏贪腐进一步恶性发展。他们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仅办事要靠钱打通关节,逢年过节、迎来送往也成为搜刮敛财的借口,甚至连皇帝派来颁布旨意的使臣都会向地方官索贿。最终,这个严重腐败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不到100年,就被农民起义的烈火吞噬。
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感受到了官场的黑暗和污浊,于是,元代剧作家们在剧本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官吏形象,来揭露当时吏治的腐败,以及人们对清明政治的向往。
宋元“说话”技艺发展到明代后期,逐渐被说书所代替,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冯梦龙是今天最有影响的明代作家之一,他创作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被后世称为“三言”。“三言”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成为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三言”中,有许多断案和清官的故事,它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公平正义和清廉政治的向往。包公以及南宋著名的贪官贾似道的故事,也出现在了冯梦龙的笔下,成为“三言”众多短篇故事中的精彩篇章。
苏州市冯梦龙研究会副会长侯楷炜:“他那些文学当时讲起来是吃不香的,不但吃不香,而且要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压制的,所以他接触的都是最基层的,最大众化的。”
解说词:崇祯7年,61岁的冯梦龙来到荒僻的山区小县福建寿宁任知县。冯梦龙初到寿宁,见到的是一片破败景象。冯梦龙知道,在一个贫穷而又偏僻的山区小县做官,很难有显著的政绩。尽管如此,他还是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据《寿宁待志》记载,上任之后,冯梦龙在县里筑城墙、建谯楼、设司更、办学堂,为寿宁的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因为敬佩前任县令戴镗,冯梦龙在县衙修建了“戴清亭”,并写了这样一首诗:“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这首诗实际上是冯梦龙的自我表白,他希望自己也能像戴镗一样,做一个清明廉洁的地方官。
冯梦龙在寿宁担任县令的4年间,本着“治官如治家,一念爱民如爱子”的为官理念,得到了“遇民以恩”的赞誉。在如今的寿宁,人们不仅编排出了很多戏曲剧目来纪念冯梦龙,而且还把他的形象供奉在了文庙,虔诚地祭拜。
福建寿宁县文联主席李 安:“应该讲他到寿宁来的时候,正是晚明时期,社会是动荡,到处都是烽烟四起,他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寿宁担任知县。”
原寿宁地方志委员会主任黄立云:“百姓们对他念念不忘,哪怕是已经过了三百多年了,还把他当成神一样来供奉他,把他称之为神了,因为他做了对百姓非常有益的事情,所以人们就以这种办法来回报他。”
解说词:清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郑板桥,有着和冯梦龙相似的人生经历。位于江苏兴化市区这座小小的院落,就是郑板桥的故居。晚年辞官回乡的郑板桥,在这里走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不仅以诗书画闻名于世,更以为官清廉、勤政爱民而被地方上的百姓所铭记。在山东潍县出任知县时,郑板桥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的人生和宦海生涯历经坎坷,但是郑板桥并没有改变自己为官处世的准则。他曾经作了一首名为《竹石》的诗勉励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善于画竹的郑板桥一生喜爱竹子,在他看来,宁折不弯的竹子是自己清廉和操守的象征。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板桥竹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一个象征。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那么他为什么喜欢画竹呢?因为竹子那种宁折不屈,空心如玉的品格,恰恰符合或者契合于郑板桥清正廉洁的内心。所以说板桥竹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他见惯过浮华,也了解过贫苦,在这时候他选择的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站在这个出发点上,体现自己文人狷介高格的一面。”
解说词:除了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意境中,梅花、兰花、菊花也受到的偏爱,它们被称为“四君子”。梅、兰、竹、菊是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古代诗画中最常见的题材,人们常用梅兰竹菊这“四君子”来象征文人士大夫的清高品德,和为官者的廉洁清勤。
除了戏曲、小说、绘画等,在中国古代的建筑、对联等文化中,我们也能感受历史深处的浩然正气,体会积淀在传统文化中的力量与正义、清廉与操守。
在河南内乡县衙,这里大量的楹联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县衙三省堂挂着这样一副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来到县衙的人们都会在这里驻足观看,细细地思考其中的微言大义,体味道德文化的厚重力量。
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王晓杰:“这幅楹联是清康熙十九年,我们内乡的知县高以永所撰写的,他到内乡之后,看到我们内乡经济很箫条这种场面,他自己感觉到责任重大,撰写了我们现在三省堂所悬挂的这幅对联。”
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蔡运章:“内乡县衙的这幅对联,其实它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典型反映,楹联文化它事实唱的都是正气歌,都是正面地引导激励人们向前进,它对那种贪腐、**,或者社会邪恶事实是一种鞭挞。”
解说词:据清康熙《内乡县志》等志书记载,康熙十八年,高以永出任内乡知县,由于常年战争,百姓或死于战火,或逃亡他乡,内乡县内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高以永刚一到任,就开始赈济灾民,向流民提供种子耕牛,组织他们返乡开荒,6年内不收赋税。
《内乡县志》记载,在高以永的努力下,数年之内开垦荒地40多万亩,百姓家有蓄积,全县社会安定,民风淳厚。当高以永离任的时候,百姓们自发在县衙前为他立碑,以示感念。高以永为官一共11年,他在任上勤于政事,生活清苦。最后离任时,全部财产只有随身的衣服和几本书。
河南省伊川县许营村,北宋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安葬在这里。每天,70多岁的范钦忠老人都会出现在这个叫做范园的地方。作为范仲淹后人,他已经在这里守了20多年墓了。这里地处偏僻,平时很少有人光顾。今年82岁的范章老人,无疑算是光顾范园最多的一位客人了。作为范仲淹第28代孙,他正在找民间的画家帮忙,绘制范仲淹的生平事迹,计划在范园增设一个叫“忧乐亭”的景点。
与范园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湖南岳阳的岳阳楼。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一座亭台楼阁盛名远播,缘于范仲淹的一篇千古名文。
(同期声·导游):“也正是这一句,把全文的思想升华到了全新的高度,同样也是成为了儒家文化的一块丰碑,所以《岳阳楼记》呢,也就成为了岳阳楼的灵魂所在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同登楼去看一看这篇千古雄文《岳阳楼记》。好的,里面请!”
解说词: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篇文章是范仲淹在距岳阳楼千里之外的河南邓州写的。一生没有去过岳阳楼的范仲淹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机缘巧合?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范仲淹一生的仕途浮沉始终与百姓疾苦有关。
公元1043年,宋朝对夏战争惨败,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被迅速点燃,整个国家民变和兵变四起。范仲淹奉诏调入京城开封,在宋仁宗的支持下,以整肃吏治为核心的改革“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亲自审查各路监司的名册,发现不称职者,便从名册上一笔勾掉。并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批贪官污吏。枢密副使富弼对范仲淹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回答说:“让一家人哭总比让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和贪官污吏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国家开始有了起色。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范仲淹文化研究会会长范国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庆历新政实施以后,无论在官场还是在社会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官场广开言路,真正实施了北宋的君臣共治,大家来提建设性的意见,提错没关系。”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很多时候改革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今天认为它不合理的很多制度,需要改的制度,可能当它在被制定出来的时候,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是真的起到过作用的。”
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可以说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裁减冗员,精减机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可以说触动了当时官僚阶层的利益。”
解说词:最终,这场革除弊政的改革失败了。范仲淹被解除了参知政事的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州。此时,范仲淹已近58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河南邓州做知州。
公元1046年9月的一天,范仲淹收到了他的朋友、被贬官到湖南岳阳的滕子京送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面对这幅气势磅礴的巨幅山水画,范仲淹难掩心中的激情,在触景抒情之外,他将自己多年政治生涯的思考,熔铸在这篇题记之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最终范仲淹写下了这句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忧,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的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不仅浓缩了范仲淹一生的人格境界和政治理想,也成为有良知、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的追求。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范仲淹文化研究会会长范国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千古绝唱,范公的先忧后乐,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宋代是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高涨的一个时代,朱熹说这样的一种精神风貌,是范仲淹带来的,就是一种敢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精神。”
解说词:在邓州,当年由范仲淹兴建并写下《岳阳楼记》的花洲书院,已成为邓州人最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范仲淹清正廉洁的人格魅力以及“忧乐”思想,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同期声·小学生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解说词:北京天安门前的这对汉白玉华表,已经静静地在这里矗立了5个多世纪。在这对华表上人们看到了时间的痕迹,更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凝重与深邃。
今天,华表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相传在上古尧舜时代,人们会在交通要道树立一个木柱,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行人还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这就是后来华表的由来。
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在华表上老百姓的建言也被这种云龙文,各种形式的东西所代替,但是它所表现的象征意义仍然没有消失,它仍然反映着老百姓对清廉政府的一个向往。”
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蔡运章:“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或者说中华民族文化的标识,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解说词:历史是天下苍生书写的。每一种文化符号的背后,都有对现实的警示与告诫。穿越历史的风雨,人们感受到了历史深处传递出来的声音。走过时间的长河,文化的力量历久而弥新。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力量影响造就出了一代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清官廉吏。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他们始终胸怀天下黎民百姓,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彰显着文化的力量和正气。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产生着无以伦比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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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度之重·
廉政制度建设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工程,对反腐惩贪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如何遏制腐败和滥用权力,历朝历代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大量有效的尝试和努力。纵观历代王朝,在选任以廉、考核以廉、依法监察(官吏选举任用、官吏考核管理、官吏监察监督)三方面都出现过科学规范的廉政立法,一些行之有效的廉政法令制度,对于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廉政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善了古代政治道德环境,造就了一大批为官公正廉洁、为人刚直不阿的清官廉吏,他们廉洁清正、奉法循理、刚直无私、勤政爱民的政治品质与操守作风,不但深受后世为政者的推崇和民众的爱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之重》通过挖掘古人在廉政制度上的探索和努力,将这些历史的镜鉴展示给观众。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梦县进行的一项考古发掘,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一座秦代墓葬中,人们发现了1000多片竹简。这些竹简的主要内容,是两千多年前秦帝国的律令条文,它们对官吏的职责、考核与处罚作了明确的规定。云梦县出土的这些秦简直观地向人们展示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在两千多年前,国家就开始运用律令和制度,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管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以监察制度、官吏选拔制度和回避制度为主的制度设计,构成了防止和遏制腐败的制度保障。这些凝聚着古人政治智慧的制度设计,直到今天还在启示着我们。
第七集 制度之重
解说词:吴艳军是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庭长。一直以来,吴艳军将“人生的最大失败是失去自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如今,吴艳军的座右铭和全院其他法官的座右铭一起,被醒目地立在法官们开庭时必经的走廊里,这些独特的座右铭采用的是秦代竹简的样式。
在云梦县法院还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这个小小的博物馆里,秦简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馆藏物品。在云梦县,秦简是这里最为瞩目的文化名片。云梦县博物馆收藏的睡虎地秦简,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珍贵的秦代文献资料。通过这些文献资料,人们发现秦朝的地方官吏要负责管理一方的农业、市场交易、徭役、手工业、治安,甚至还要负责兵器生产和工程营造,不论是没有完成职责,还是借职务之便从中牟取私利,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今天,我们透过这些秦简上的律令条文,可以看到秦始皇是如何管理这个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一统帝国,以及帝国庞大的官吏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治国先治吏,因为吏是什么呢?吏是管理国家的人,首先把官,有一种法律把官管好,就治国先治吏。我觉得这批云梦秦简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能够对官吏的考核,在秦律里头已经体现出来了。”
解说词:为了更有效地监督管理各级官吏,惩治贪腐等渎职行为,秦始皇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中央有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御史大夫再派出监御史常驻地方,监察郡县一级的官员。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我国的监察制度主要是官僚制度形成以后,大致的时间是在战国时期,但是秦统一以后这个制度被推广到全国,那么根据文献的记载,秦代中央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那么这个御史大夫主要的职责就是监察的这个职能。那么在秦代,地方一级设有郡戒,郡戒的职能主要就是监察。”
解说词:从秦始皇时期开始的监察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
公元前140年,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大事。这一年10月,刚刚当上皇帝的汉武帝刘彻,在皇宫向一批学者询问治理国家的大计。根据皇帝的询问,学者们将自己的回答写成文章呈交上去。在这些文人当中,一位叫董仲舒的学者独特的见解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董仲舒给皇帝的治国大计就是实行大一统思想,“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它使儒学成为以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作为民间学者的董仲舒是如何进入皇帝的视野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牛润珍:“董仲舒能够进入皇帝的视野,这和汉代的察举制度有关,察举的科目有方正贤良,还有敢言直谏之士,被举荐之后,他要经过皇帝的策问、考核,然后才能做官。”
解说词:被地方官举荐的董仲舒在给皇帝的文章中说,现在吏治不贤明,这是选才不当造成的。他的建议是,根据才能和品德来选拔官员。这就是后来汉代察举制度中最重要的孝廉科,地方官每年要为国家举荐贤才,品德优秀、孝敬父母、学识过人、富有才干的人都可以被举荐。那么,汉武帝建立的这套官吏选拔制度,对这个帝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以推荐为主的察举制度,能够避免腐败的侵蚀而为国选出可用之才吗?
公元前36年,西汉军队在西域的郅支城与匈奴展开了一场决战。两天之内,匈奴全军覆没,西汉帝国与匈奴的最后一次战争落下了帷幕。立下这个不世奇功的,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将陈汤。陈汤原先只是一个出身普通人家的平民。年轻时,陈汤曾在长安流浪,他的才能被富平侯张勃发现。于是,张勃便向朝廷推荐了陈汤。不料,在等待分配期间,陈汤的父亲去世,而陈汤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原来,得知父亲死讯的陈汤没有回家奔丧。负责首都监察工作的司隶校尉因此检举陈汤缺乏起码的孝道,不符合举荐当官的标准。于是,陈汤被拘捕下狱,举荐人张勃也因为举荐不当受到了处罚。几年之后,陈汤又一次被人举荐。这一次他担任了西域都护府副校尉,奉命出使西域。他的才能终于在遥远的边疆得到发挥,为西汉和匈奴之间的战争划下了一个漂亮的句号。陈汤的人生沉浮让人们对察举制度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西汉王朝通过严格的考核和检举,极大地压缩了选拔官员过程中舞弊和腐败的空间。
河南省内乡县,这里拥有上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这里,不同朝代的县志被精心地保存到了现在。这些县志记载了上至公元前6年下至清朝末年,在内乡任职而且有名可察的180多名官员,人们发现,这其中没有一个是河南人。这是为什么呢?
早在汉武帝时期,官员异地为官的籍贯回避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此后,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做官成为历朝历代一以贯之的制度。到了宋代,回避制度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作为一种有效的反腐制度,回避制度在中国古代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所谓回避制度,从我国历史上来说,我认为有三种回避。一种是避籍,就是回避籍贯,籍贯回避。第二种是避亲,就是亲属的回避。第三种是避近,就是相近的关系的一种回避制度。这三种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有存在。”
解说词: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发布了一道诏令,将全国分为13个州,并向每个州委派一名刺史。此时在西汉帝国,地方已经有郡县两级行政单位,皇帝在全国设州并委派刺史的目的,是监督地方官吏和豪强。自此,刺史制度成为国家的主要监察制度。那么,为什么汉武帝要设立这么一套全新的针对各级官吏的监督机制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吏治腐败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那么,吏治腐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各级官僚勾结豪强势力,导致了各级地方官,出现了一种不执行中央的政策和命令,鱼肉地方百姓,各种独立于国家法律秩序之外的这种社会势力横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汉武帝就下决心,设立了以刺史为标志的,这样一种巡视监察制度。”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你看在秦始皇那个时候,他没有这套东西。他就到全国,到各地去巡查、他老自己到各地去,天子巡狩,说巡狩并不是真打猎,他到各地,他就要去看,这儿怎么样?那儿怎么样?就是保持中央集权的。你看秦始皇活活累死了。你看到汉武帝之前,郡国并行,汉帝国管的地方还相对比较小,郡,好多诸侯国,也不要你去直接管,尽管相这些东西也是中央派的。所以汉武帝时期觉得,它又含的这些郡县了,他就设13部州刺史,要到各地去监察。”
解说词:汉武帝建立的刺史制度不仅要发挥监察地方官员的职能,还是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开端。刺史长期流动到各地去巡查,监察地方官员是否廉洁称职,不在一个地方长期驻扎。从汉武帝开始,巡视制度被历朝历代继承了下来。巡视工作主要由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负责,成为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朝,中央政府专门委派监察御史分别巡视各省,考核吏治。这种专门负责巡视地方的御史被称为巡按御史。在民间,巡按御史被百姓们视为清廉而权力极大的官员。在民间传统戏曲和小说中,巡按御史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八府巡按”。这种文化现象,折射出了百姓们对巡视制度和监察御史惩治贪腐的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巡视制度在汉代形成以后,在历代的监察制度当中都有巡视这一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像西晋时期、曹魏时期、唐代都有,一直可以说是到明清时期。巡视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基本都是作为肃清吏治、澄清社会风气的一项比较有效的制度。”
解说词:公元581年,北周皇帝禅位给丞相杨坚,他将这个新朝命名为“隋”。8年之后,隋统一了分裂400年之久的中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朝代。
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全国各州每年推举三个有才学的读书人参加考试,应考“秀才”,这被认为是后世科举制度的雏形。几年之后,隋炀帝杨广下诏设立进士科开科取士,中国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位于南京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这个今天人们休闲观光的旅游景点,曾经承载了无数文人学子一生的梦想。2014年中秋节,江南贡院上演了一出别开声面的“状元游街”。与人们想像中不同的是,游街的主角是位女状元,在她的身后是陪同游街的各级官员。这场演出艺术化地再现了公元1853年中国唯一的一位女状元傅善祥被点中状元后游街的情形,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看。
科举考试这种公平的制度设计,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提供了上升的途径,这是中国古代最为公平的官吏选拔制度。从此之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一再上演,“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为人们教育子女的金科玉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怎么样能够从用人制度上保持政治的廉洁性、公平性,始终是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说科举制度的出现,是在历史上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产生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用人制度。”
解说词:作为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促进了古代社会稳定和发展,也为防止官员选拔中的贪污腐败提供了制度保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它保证了,每一个有理想的个体,都能进入达者兼济天下的社会行动层面,执行层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他。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这一点和西方很不一样,西方的一般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界限分明对吧。中国的你看古代的文学家,大多数都是政治家。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全是什么王安石啊欧阳修,苏东坡,这些人都是政治家,是不是?这就叫文人政治。文人政治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基础,而科举是为文人政治提供一个重要的渠道保证,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华夏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
解说词:摆在隋文帝杨坚面前的,不仅仅是官员选拔制度的革新,而是包括监察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行政制度的重建。这位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央设立了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御史台不仅要负责监察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而且还可以与刑部、大理寺联合办案。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进,到了隋朝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体系。
湖南大学教授贾玉英:“隋朝中央监察制度里面重要的发展,第一是御史脱离了晋中,御史台成立了专职监察,不再管宫中事情了,脱离了宫禁,成为专职的监察机构。这个变化对中国古代中央监察制度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唐朝、宋朝、元、明、清基本上承袭了这个制度。隋朝中央监察制度的第二个变化是门下省成为审议机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门下省成为监督决策的封驳机构。所谓封驳就是监督朝廷决策的机构。在隋朝之前没有专门的封驳机构。在汉代的时候虽然有封驳的事例,就是这样的例子,丞相可以封驳这个诏书,但是没有专门的封驳机构,隋朝以门下省作为专门的封驳机构。自此以后,中国古代一直到明朝之前,这个封驳制度基本上是存在下来的。可以说隋朝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解说词:隋朝创立的包括监察制度在内的整套国家管理体制,许多都被后来的唐朝继承。源于秦汉时期的谏官制度,在后来的岁月中经过多次变革,到唐代进入成熟时期。谏官和御史可以较前朝相对自由地行使职权,表现优异的监察官员还可以升迁为宰相等高级官员,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制度,监察官才能有效地监督百官。也正是这样的监察制度,才使魏征、宋璟等许多能臣脱颖而出,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名臣。
中国唐史研究会原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我觉得这一种政治设计是很了不得。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它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制度,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决策集中,最后拍板,只有一个人。但是君王个人的知识有限,而君王是世袭的,他未必贤、他未必能。但是大臣是选拔的,这样世袭代表政治的秩序,选贤与能代表操作的能力。所以这样既能保持政治的稳定,又能保证国事处理的有效。”
解说词:到了宋代,皇帝开始亲自选任中央监察官,这不仅体现了皇帝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重视,更使得监察机关摆脱了宰相的干预,能够相对独立地行使监察权。在宋代,监察体制相对完备严密,监察官的素质要高于前代。宋代的许多名臣学士,都有过担任监察官员的经历。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宋朝的言官非常有力量,他们通常都是科举出身,读过很多的书,关键都是一些能坚持原则的,像包拯就做过,司马光也做过,还有范仲淹,欧阳修,他们确确实实起到了在内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促进解决这样一种自我修正的作用,也就说他当时的政治体制当中存在着一个自我修正的,自我修复的机制,这个机制其实我们放长远看就可以保证让他这个王朝、这个国家不至于烂掉。”
解说词:在宋朝,像包拯这样闻名于世的监察官员并不在少数。负责监察的官员甚至可以根据传闻来举报有贪腐嫌疑的大臣,这在当时叫“风闻奏事”。有宋一代,监察官的职权得到了皇帝的尊重,留下了许多被载入史册的佳话。
到了元朝,谏院被取消,谏官上书言事的职能划归到了御史台。隋文帝杨坚设立的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在明朝的时候,改称都察院,全国13个省级行政区设立了13道监察御史,中央6部也设有6科,一起承担起了监察百官的职责。清雍正元年,6科被并入都察院,国家的监察机构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几千年来,监察制度一直被历朝历代视为治国治吏的法宝,是国家治理腐败有力工具。有所作为的皇帝都努力使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纠察弹劾职权,让监察官更加有效地行使监察百官的职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我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2300多年,虽然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比较频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制度能够延续2000多年,这个说明我们封建社会的这些政治家在早期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时候是有比较完备的地方。一个是制度设计,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说让监察和行政分离,是保证了监察的相对独立性。那么在法律制度方面,历朝历代,特别是一些延续时间比较长的王朝,比如像汉、唐、明、清这样一些延续了几百年的王朝,都非常重视这个制度建设。”
解说词:1628年,刚刚即位的崇祯皇帝,有一天收到了监察官户科给事中韩一良的上疏。崇祯读后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上疏。那么,韩一良到底写了什么,让崇祯据皇帝如此重视呢?韩一良的这篇《劝廉惩贪疏》给崇祯算了一笔细账。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要五、六千两银子;一个道台知府的美缺,要二、三千两银子;而下面州县衙门的大小官位,也都各有定价。在当时,几乎每个官位都是明码标价。在这篇奏疏中,韩一良还以自己两个月内推掉500两银子的官场交际费为例,说明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当崇祯要韩一良检举行贿者的时候,这位监察官宁可冒着被皇帝惩处的风险,也不肯说出行贿者的名字。为什么这位监察官会做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如此反常的选择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韩一良在那个官僚阶层里面,他做了一个离经叛道的事,把那个潜规则都暴露出来的。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做到底,真正让他检举揭发的时候,真正让他做反贪急先锋的时候,他又没那个勇气。所以最后被罢职被免官,所以虎头蛇尾,但是事实上我研究明代文化,我觉得到晚明的时候,到崇祯年间,那个腐败已经经过万历朝,然后经过我们知道后来魏忠贤,已经大厦将倾。”
解说词:韩一良的故事,直观地反映了明朝末期贪腐现象普遍和严重的程度。监察制度是遏制腐败蔓延的防火墙,监察制度的失灵,意味着明帝国官员队伍的腐败已经无法遏止,帝国的死亡已经无法避免。韩一良在上疏中还说,现在很多官员都是靠钱弄到官位的,地方官薪水微薄,他们要孝敬上司、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也要几千两银子。这怎么能让官员们廉洁呢?明朝官员们薪水微薄,这成为许多官员贪腐的借口。这种情况,在清王朝的时候并没有改变。
公元1724年7月的一个深夜,在圆明园里忙了一天的雍正皇帝还没有休息,一封白天收到的奏折使他难以入睡。这封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交上来的奏折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把山西全省的耗羡全部上交归公,同时发给官吏养廉银。高成龄在奏折里提到的“耗羡”,是从明朝开始实行的一种附加税,是地方官府在征税的时候额外收取的部分,和必须上缴国库的正税不同,耗羡不需要上缴,留给地方官作办公费用。为什么高成龄的奏折会引起皇帝的注意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这个火耗,包括粮耗,就是明末以来的,公开的贪污,公开化的贪污,收缴一条鞭法之后,不是交银两吗,那么银两拿到炉子里重新熔炼的时候肯定有消耗部分,那么你提前就要把这个消耗部分交上来,你多收的税收部分官员就把它贪污了。粮耗,淋尖踢斛,你交的粮食,那个收税官员上来要猛踢一脚,踢出来的米作为损耗,中饱私囊了。”
解说词:让雍正皇帝和地方大员们为之苦恼的这种“耗羡”,实际上构成了官员们生存潜规则的基础。州县的官员们打着征收“耗羡”的幌子,在朝廷的正税之外任意征收,然后和上级瓜分这些民脂民膏。在当时,地方官送给上级的钱叫“陋规”。上下勾结的后果是地方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各地财政都出现了巨额亏空。中央财政也出现了危机。这一年年初,户部只有存银800多万两。
康熙时期的一位监察御史曾经向皇帝报告说,每年民间缴纳1两银子的皇粮国税,那些贪婪的官吏就会加收3两、4两甚至10两的耗羡,这种无穷无尽的杂派使百姓们苦不堪言。高成龄的奏折,使皇帝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这一年,雍正皇帝决定,在全国推行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自此,“耗羡”由附加税改成了法定正税,各地的征收额度均有明文规定,地方官吏在收税时任意摊派的行为从此得到了遏制。
据史书记载,雍正皇帝设计的“耗羡”归公等制度推行之后,官吏之间的各种馈送和陋规多被禁止,其他贪赃侵蚀行为也有所收敛。短短几年,澄清吏治就初见成效,贪污侵盗公款的大案有了显著的减少,官吏队伍的面貌大为改观。“耗羡”归公等改革举措在全国的推行,很快改变了中央财政极其困难的处境。雍正末年,户部存银由雍正皇帝即位初期的800万两猛增到6000多万两。“国家财用充足”的良好前景,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733年,雍正皇帝颁布圣旨宣布,由于河南已经补足历年积欠的皇粮国税,全省财政结余70多万两白银,今年河南本年地丁钱粮镯免40万两。河南全省的百姓就这样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在当时,很多地方都因为推行“耗羡”归公,百姓们的赋税负担大大减轻。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如何遏制腐败和滥用权力,历朝历代在包括监察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大量有效的尝试和努力。
历史赋予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各自的使命,任何人都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的探索和努力,把它们作为历史的镜鉴留给后来者。
面对历史的是非成败,今天的人们当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让历史的智慧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8·千秋之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人有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和敬畏感,历史有终极审判的功能。历史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的能力,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是古代中国为官者和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文天祥曾有这样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国历史上传统读书人都看重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千秋之评》将通过讲述保存在史书中的清官和贪官的典型故事,探寻中国廉政文化背后的历史逻辑,并探求中华文明战胜一次次危机而不断浴火重生的历史文化密码。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这座位于陕西省乾县的陵墓,就是埋葬着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乾陵。1000多年来,乾陵神道东侧这块巨大的石碑引起了无数中国人的注意。因为,这块石碑上竟然没有刻一个字,这是一块无字碑!有人认为,碑上无字,是武则天有意让后人和历史去评价自己的功过是非。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像武则天这样敢于打破历史常规的一代女皇,还是千千万万的官员和士大夫,都要面临百年之后历史这块无字碑的最后评价,以至千秋万代,最终成为盖棺定论。
几千年来,无论是皇帝还是各级官员,大多在历史的如椽之笔面前心存敬畏。在岁月的长河中,历史承担起了终极审判的功能,公正地记录着一代代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是非功过。
第八集 千秋之评
解说词: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据说,晚年的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后回到故乡鲁国,开始着手整理编撰这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伟大著作。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他为什么要编写《春秋》这部书,孟子讲了,在春秋那个时候,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孔子很害怕,这个社会这样下去怎么办?他就作了《春秋》这部书,要让这个上面的人接受历史的审判。”
解说词:在后来的岁月中,《春秋》的作用和影响早已超出史书的范围。在这部书中,用于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语言非常简练,但是几乎每句话都有明确的褒贬之意,这种“字字针砭”的独特文风,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成为历代史家效法的经典。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242年这部春秋史,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邪说暴行,把它记下来了。他每个字都有褒贬,什么事情是错误的,什么事情是正确的,我们看一部《春秋》全部都有。所以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
解说词:从孔子修《春秋》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历史学具有了记录历史事实和辨明是非、评判历史人物的双重职能,史学和史官承担起了价值评判和终极审判的功能。
在孔子修《春秋》300多年后,历史学家司马迁在编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时候,特意开设了《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和《佞幸列传》,为清官廉吏和贪官污吏分别作传。那么,被司马迁记入史册的第一个清官是谁呢?
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就诞生在这里。淮滨县文广新局的尤新峰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兴趣,早在2003年,他就开始搜集有关孙叔敖的历史典故。
河南省淮滨县文广新局尤新峰:“这个拓片,它主要是介绍孙叔敖生平事迹的一个碑,他的生平介绍主要来自于司马迁《史记》里的循吏传。”
解说词:流经河南省固始县的史河,是淮河南岸最大的一条支流。春秋时期,这段河流洪灾频发,百姓们常常流离失所,生计无着。于是,孙叔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率领民众在史河安闸筑坝,引水灌溉农田。经过改造的史河,直到今天还在造福着当地的百姓。
公元前601年,楚庄王任命孙叔敖担任楚国的国相。在孙叔敖的悉心治理下,楚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尽管对国家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孙叔敖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家里没有积蓄,死后儿子只能依靠打柴为生。
在司马迁的笔下,循吏是仁厚爱民,清正廉洁,严守法纪的官员。那些用酷刑峻法统治百姓,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官吏则被称为酷吏。那些无才无德,恃宠骄横而为祸一方的官员则被称为佞幸。自此,为清正廉洁的官员和贪官污吏分别作传就成了中国古代编撰国史的一个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万民景仰的清官,还是千夫所指的权奸贪恶之辈,在百年之后都会面临历史的评价,成为后世景仰或唾弃的对象。历史上,许多清官廉吏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总是坚信历史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带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
公元147年岁末,一天,东汉帝国的首都洛阳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之中,兴奋的百姓们走上街头,迎接一位官员的出狱。这位官员就是担任太尉的李固,因为反对外戚梁冀专权祸乱朝政,这一年11月,李固被梁冀诬陷入狱。不过,让这位在《后汉书》中被称为“跋扈将军”的梁冀没有想到的是,李固的下狱,在洛阳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数十位大臣戴着铁铐木枷在朝廷上为李固辩护,准备与李固一块坐牢。于是,李固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但是,看到这位清廉耿直的大臣在百姓中享有如此之高的声誉,梁冀恼羞成怒。于是,刚刚出狱的李固再一次被捕入狱。在遇难之前,李固给朝廷中屈服于梁冀的几个大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后世的史官记入了正史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卜宪群:“这封信是写给胡广等人,其中就说到现在国家这么艰难,如果说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还不作为的话,历史、史学家今后会做一个公正的裁判的。”
解说词:在李固的这封绝命书中,人们看到的是他对历史公正性的强烈信念。在李固看来,当朝政败坏、贪腐横行的时候,有责任、有修为的官员如果不挺身而出,一定会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记入史书,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而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远远胜于苟且偷生。
10多年后,公元159年,把持朝政20多年的梁冀被皇帝下令灭族。但是朝政的腐败已经无法挽回,李固所担心的东汉王朝衰败的命运再也无法扭转了。东汉王朝灭亡之后,历史学家范晔将李固和梁冀的故事写入了《后汉书》,成为后世官员们的镜鉴。
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历史记载它其实一个很重大的功能,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功能,它有舆论监督功能,他舆论监督不是当时,它是延时的,身后的,想建功立业的人的永恒就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历史其实本身是一种记述,它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就是道德的褒贬,是在未来你的历史形象是什么样的,但是前提是说这个历史记载要真实,要正义。”
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也就是把道德,把道义放在首要位置。”
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要注意气节,要注意门声,门声就是这个门厅的声誉。”
解说词: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是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它还存在于口口相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中国人的情感里,它是另一部史书。
1999年,吴启民第一次听说了召公的故事,听到了《诗经·甘棠》这首古老的诗歌,从此,他的生活和甘棠树融合在了一起。2001年,吴启民来到三门峡市黄河边,在汉代召公庙的遗址上修建了这座甘棠苑。
(同期声·吴启民):“这棵树和召公,召公是廉政之祖,它这棵树就是清风之源。”
解说词:《诗经·甘棠》被称为千古去思之作,纪念的是西周时期一位勤政爱民的官员召公。召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叫姬奭。文王病逝后,召公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时,召公与周公分陕而治。《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下乡视察的时候,地方官吏要老百姓把房屋腾出来让他休息,烧茶备饭招待他,召公说:“不劳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就在甘棠树下办公,倾听百姓的诉状,解民之忧。史称“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这种大爱,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连成一片,所以老百姓披其德,这身上都有他道德教化的光泽,悦其化,本来这老百姓不是这么好,不是这么完美,这么善良的,教化,教化,把他教化了,老百姓觉得我么受了他的德教,被教化成了这样,都非常高兴,那么在他死了以后,思其人,人不在了,想念他,敬其树,因为他有一个东西留下来了,就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棠树。”
解说词:后人为了纪念他,舍不得砍伐此树,歌咏之,作《甘棠》之诗。也留下“甘棠遗爱”、“甘棠之思”的成语典故。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中国这种圣贤和道德之教,我觉得他比宗教起的作用还要大,中国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们不是靠宗教,而是靠道德、正义、公道我们来引领社会的,我觉得他是高于宗教,具有更高的一种力量。”
解说词:72岁的陆光荣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工作,编写《钱清镇志》。
绍兴钱清镇退休教师陆光荣:“刘宠清廉,而出钱清这个地名,所以这个地名我们要把它记录。”
解说词:作为汉室宗亲,刘宠没有生在大汉的盛世,做官时正赶上了东汉最黑暗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朝廷官员的贪腐,横征暴敛已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
浙江会稽山的老百姓朴实拘谨,常年被官吏欺诈。百姓不堪其扰,纷纷遁迹于深山老林。刘宠担任会稽太守后,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兴修水利,发展农桑生产,使郡中秩序井然。刘宠离任,两袖清风。几个住在若邪山山谷的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每人带了100文钱,前来为他送行。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卜宪群:“并且想挽留他,说你在这里为政的这段时间,我们老百姓很安宁,夜不闭户,狗不夜吠,说明会稽这个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的安宁,有的老百姓说,我很多年都没有见到官吏了,在我国封建社会,见不到官吏就表示他是一种日子过得好,幸福。”
解说词:盛情难却,刘宠在老人们的百钱之中挑选了一钱之后,与老人们依依惜别。出了山阴县界,刘宠把这一枚钱投入到西小江中,将这枚绍兴百姓赠予的铜钱又留在了绍兴。后人传说,这段江水自从刘宠投钱后,就更为清澈了。后来,绍兴人把这段江更名为“钱清江”,还建了“一钱亭”、“一钱太守庙”。
绍兴钱清镇退休教师陆光荣:“实际上就是崇拜清廉,我们希望这种问题让后人去评,让他们去理解。”
解说词:岁月流逝,72岁的退休教师陆光荣还在找寻着东汉太守刘宠曾经在绍兴的经历。开学了,镇中学的初中生们和往届一样,召开了主题班会,来纪念这位勤政廉洁的东汉官员。
1000多年后,明朝兵部侍郎于谦有感于“一钱太守”刘宠的廉洁,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胡椒八百斗,千载遗腥操。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这首诗于谦引用了几个典故,一个是唐代宰相元载,在任期间贪污腐败,后来被抄家时,仅抄得胡椒就有数千斤,所以他因此遗臭万年,相反东汉太守刘宠,在任期间,两袖清风,清正廉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你生前占有的再多,你也不带走,胡椒八百斛留下的是恶名,一钱太守刘宠留下的是清名,你身后自然有人评判你。”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通过这两个故事,于谦想表达和抒发自我内心的一种愤慨,同时以示自己清正廉洁的一种志向。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表达,对于谦本人影响很大,所以后来他在任期间,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浩然正气。”
解说词:1449年8月18日,明帝国首都北京被一片紧张和不安的气氛所笼罩。10多天前,明军主力在河北土木堡被来自蒙古高原的瓦剌军队歼灭,皇帝朱祁镇也被敌军俘虏。乘胜而来的蒙古骑兵很快出现在北京郊外,明帝国顿时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此时,于谦临危受命,他在朝堂上严厉驳斥了一些大臣迁都南京的主张,坚决要求固守北京。在新皇帝朱祁钰的支持下,于谦整饬兵备,亲自督战,指挥22万军队,取得了北京保卫战大捷,瓦剌军队被赶到了长城之外。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在最危难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于谦的。于谦为什么这么有号召力呢,首先一个他的廉洁,他在晋豫巡抚任上做了18年,任劳任怨,两袖清风,能力很强。当整个官场开始腐败的时候,像于谦这样的人,他们立刻在整个官场上显现出来了。他的个人品质,他的政绩,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精神的标杆作用,旗帜作用。而这种旗帜作用,在大明王朝最危难的时候,使得整个国家的力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
解说词:明帝国终于从一场巨大的危机中走了出来,于谦也成为拯救国家的功臣。然而,8年后,这位曾经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朝廷栋梁和英雄,却被昏君佞臣罗织罪名处以死刑。于谦遇害之后,负责抄家的官员发现于谦家里除了生活必需品和御赐的蟒袍、宝剑之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据明史记载,于谦在巡抚地方的时候,经常回京师处理公务,每次两手空空地回去,从不送礼。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手下就给于谦说,大人就是家无余财,清官么,也应该带点土特产,蘑菇呀,老陈醋去呀,是不是?”
解说词:为是,于谦写了一首《入京诗》表明自己的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从此,后人就用“两袖清风”来形容为官者的清廉之风。“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一生的追求,在他看来,历史不仅存在于浩瀚的史书之中,也存在于天下芸芸众生的良知和公正的评判之中,他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自己的奋斗、牺牲和气节。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成化初年,于谦得到平反,诰文是这么写的,于谦在任期间,曾经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却遭到权臣的排挤和迫害。这诰文颁布全国以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出望外,他们认为公正终于得到了伸张。”
解说词:公元1489年,明孝宗下令在杭州于谦墓旁建“旌功祠”,来纪念这位拯救了国家和无数百姓的英雄。333年后,一位来自福建的清朝官员林则徐重修了于谦祠墓,并写下了“百世一人”的大字,悬挂于祠墓之上。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现在你去西湖,到于谦祠,你就可以看到林则徐这句名言,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所以袁枚有句诗我特别喜欢,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西湖为什么美,不光是因为自然景观美,是因为西湖背后的精神,因为岳少保、于少保葬在这个地方。”
解说词: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无论是在乱世,还是在盛世,中华民族对道义、忠信、名节的追求始终在延续着、继承着,这就是蕴藏在历史深处的崇高和力量。
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之一。这是900多年前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利用疏浚西湖的淤泥构筑而成。百姓们感怀苏轼勤政爱民的功绩,就将这道堤坝称为“苏公堤”。苏轼一生,曾经在多地为官,每到一地他都留下了清廉、勤政、爱民的美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在4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苏轼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在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后,苏轼在城东的一片坡地开荒种田,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由于经常辛勤耕作,时间一长,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寄情于劳作和诗词的苏轼,为这块地取名东坡,自称东坡居士,苏轼因此又被后人称为苏东坡。
在黄州每天精打细算的苏轼一家,日常花销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农户。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苏轼却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寄托和乐趣。他在黄州先后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80多首流传千古的诗词散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这样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苏轼看来,天下万物,如果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儒家一直认为,物欲的张扬是会对精神有损,而物欲的控制自我节俭,是会促使精神的张力,进行彻底的打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修身修的是什么?修的是别人的身么?不是,修的是自己的身,而且修身的本质是为了什么?是修心。就是说要克制身体对物质的欲望,这样心灵才能够强大。”
解说词: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人们称为“三苏”。苏轼和弟弟苏辙去世后,安葬在河南郏县,后来父亲苏洵的衣冠冢也从四川老家迁移到了这里,就形成了今天郏县的三苏坟。
900多年来,一代代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在苍凉而寂静的氛围中感受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深处的浩然正气,体会积淀在苏轼诗词歌赋中的高尚、清廉与气节。
诚实地面对历史,坦然接受历史和后人评价,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和正直的大臣对历史的共同态度。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费尽心机地篡改历史记录、掩盖历史事实的奸臣墨吏。
公元1142年,南宋第一权臣、宰相秦桧的儿子秦熺考中进士。原本掌管国史编修工作的秦桧,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了秘书少监的职位,直接负责编修国史实录。那么,为什么秦桧会给自己的儿子安排这么一个清苦而又没有多少权力的官职呢?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秦桧他自己做了那么多恶事,然后又有那么多人反对他,他自己也是一个读书人,而且他早年的时候,还曾经是一个非常敢言的御史,他选择了利益,放弃了是非,放弃了正义,但不等于说他不知道,秦桧让自己的儿子做这件事情,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形象是正面的,所以他要改呀。”
解说词:据史书记载,秦桧把持朝政10多年,“喜赃吏,恶廉士”。在宰相任上秦桧“贪墨无厌”,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当时,如果想要当地方官,必须先给秦桧送几万贯钱才能得到任命。整个国家贪官赃吏横行,“百姓愈困”。
据《宋史》记载,秦桧积累的家财富可敌国。他的儿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置办古董字画。每年各地官员进献给秦桧的生日礼品,就价值几十万贯钱。
除了贪腐之外,对秦桧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一手罗织罪名、杀害抗金名将岳飞更难以面对历史的了。公元1142年1月27日深夜,在秦桧的一手策划下,岳飞在**亭遇害,年仅39岁。再过几个时辰,就是新年除夕了,这一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岳飞的冤案,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痛的冤案之一。
据史书记载,当制造这起冤案的万俟卨等人逼迫岳飞在一张捏造的供状上画押时,岳飞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相信在冥冥之中,自有天理存在,是非善恶终将会被分辨清楚。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岳飞要被害死了,但是直到临死的时候,他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他喊天日昭昭。我想他喊这句话不只是说鸣冤,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信,他相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会给他的正义的行为以一个正面的评价。”
解说词:岳飞一生生活节俭,全家甚至没有人穿丝绸衣服。当宋高宗要为他建豪宅时,岳飞拒绝了皇帝的赏赐,他说:“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他率领的岳家军更是不侵犯百姓的一丝一毫,“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
(同期声·老艺人张连生):“这雕刻的是岳飞和杨再兴,打金兵么。这个岳飞朱仙镇留下了最好的印象,好象就和神一样。”
解说词:在岳飞曾经取得抗金大捷的开封市朱仙镇,老艺人张连生还在认真的印刷着有关岳家军的木版年画。将岳家军搬上木版年画,在朱仙镇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清廉的敢于担当的,浩然正气的,光明磊落的官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目中。”
解说词:公元1155年,曾经费尽心思构陷岳飞的秦桧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在他临死之前,宋高宗赵构发布诏书,将秦桧祖孙三代全部免职。这位曾经家财富可敌国的贪官,这位曾经陷害岳飞并苦心孤诣地串改国史记录的奸臣,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竟然会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臣贪官之列。
秦桧死去27年之后,一位官员来到秦桧曾当过郡守的永嘉,公开捣毁了为秦桧修建的祠堂。这位官员,就是理学的创始人朱熹。自此,历史对秦桧的清算正式开始了。
1345年,在元朝史官修撰的《宋史》中,秦桧的长篇传记进入了《宋史》奸臣传的行列,秦桧作为宋朝第一奸臣的地位从此再也无法翻案。
1513年,明朝地方官员在杭州西湖岳飞墓前设立了陷害岳飞的秦桧等四人的跪像。此后,这些跪像被游人不断地击毁,又不断地重新铸造,迄今为止已经铸造了12次。岳飞墓前的这幅对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就这样成为历史的终极审判。
1450年,人们在岳飞的家乡河南汤阴修建起了这座“宋岳忠武王庙”,作为永久的纪念。在这里,人们也会看到秦桧的跪像。每到清明时节,人们都会来到这里,祭拜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岳飞对天下太平的理解和守护,也让他成为世代敬仰的英雄。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2000多年前,孔子曾经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文明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千百年来,公平正义始终是镌刻在中华文明史上最耀眼的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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