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精选6篇）
（七）经十七人次谈话了解到，当年政府和法院处理此事时，都忽略了两上十分重要的证据：一是某村民责任土地证书上虽然包含所争执的三分地，但他实际耕种的水田面积大大超过证书上标明的亩数，超出不止三分地;二是证书上的地界文字发生笔误，“二塆”与“儿塆”因谐音而写误，与村委会原始记录不符。有人提出补充证据申请二审法院改判。我不同意。一是因为二审判决生效已超过两年，再审难度大，太费时;二是改判之后，又会引发某村民与村民组之间的其它纠纷。因此，只宜自行和解。
开始，某村民以“二审判决已生效”为由拒绝和解。我们便摆出新的证据，又向他解释法律有关条文。然后指出如果他与村民组长期关系恶化可能导致对他不利的后果。经十余天的反复考虑，某村民终于同意和解。全体村民补交了三年的公粮，镇政府表示不追究任何人责任。已辞职的村民组长自动复职。一场纠纷就此了结。
清代乾隆年间，湖北提刑按察史冯廷丞总结他在刑部二十余年的经验说：“夫狱者，愈求深则愈深，要在适中而止，则情法两尽。”(见《汪容甫文笺》)。时人誉为一针见血之谈，对今天的司法行政工作来说，也很有现实意义。
这里的调解与前面介绍的民间调解案例不同，已不再是“纯粹的“民间调解”，而是一起行政调解，是政府出面以调解的形式解决一综复杂的社会纠纷。就纠纷的性质而言，纠纷本身表现为”行政性的”——抗缴国税，而起源却是“民事性的”——三分水田的归属问题。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按法律的逻辑，可以根据需要，将这起纠纷设计成两种案件。其一，以乡镇府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这在法律上是完全成立的。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实力较量上，乡镇府必胜无疑。诉讼中如果村民提出三分水田归属问题，法院将会按法律的逻辑，认定“三分水田”归属问题与本案审理的标的——税收法律关系——无关，将水田归属纠纷排斥于行政诉讼程序之外，不予处理，从而达到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效果。其二，以抗税为由将领头人抓捕，杀一儆百。这在法律上也是成立的，被抓的人如果提出“三分水田”问题，公安机关将会以同样理由予以驳回——与本案无关。以上两种方法从法律角度都成立，而且看上去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但正如这位司法助理员所言：“就算补交了公粮，而留下的后患则会引发更大更多的纠纷”。“三分水田”纠纷没有妥善解决引发了全村抗税并导致村委瘫痪，如果再以强制手段解决抗税，完全可能是火上浇油，结果难以预测。
这位司法助理员解决纠纷的手段也是灵活多样。作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他可以正式调查案件事实，取证、制作笔录等，但他偏偏采取不作笔录这种非正式手段。以“乡谈”这种轻松而又颇具实效的手段获取了案件事实真相。如果他采用正式手段，乡民很可能噤若寒蝉，谁也不愿意在笔录上签字。在纠纷解决上，他不是“从法律的眼光”出发，将“三分水田”纠纷排斥于抗税纠纷之外，而是“从生活的眼光”或者说“从村民的眼光”出发，将两者综合起来，统筹解决。为了全面、和平地解决纠纷，恢复村庄的安静，重整村民自治组织，乡镇府动用手中所掌握的行政裁量权——许诺不再追究任何人责任，以行政责任作为“交易标的”，换取了某村民和“弃权”和全体村民与政府的合作。一场一触即发的群体性纠纷就此平息了。颇有兴味的是，这位乡司法助理员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居然从数百年前的一位清代刑官笔记中，汲取了“适中而止，情法两尽”的古训，将不上大雅之堂的调解上升为艺术。
上面介绍的案情展现了在乡村社会里纠纷解决的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一个表面上看来属于民事纠纷承包合同纠纷，背后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计划生育、宅基地等;村民自治权的落实——村干部多吃多占，村民拒交提留;民法上抗辩权的行使——村里不归还欠款，就拒绝承包。这些在学者及法官的专业眼光中互不相干的法律关系，在农民的眼中实实在在地联系在一起。“承包与否”成了农民要挟政府和村委的“质物”。
解决“承包”背后的这一系列纠纷涉及到多种行政权的运用，行政机关在解决这一纠纷中，可以将政府可以调配的各种资源作为筹码，灵活运用到纠纷解决之中。完全可以想象，没有行政权参与其间，这一起纠纷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若仅由法院对承包纠纷进行“快刀斩乱麻”式的审判，不仅裁判难以兑现，而且可能会引来更多的麻烦。纠纷的多样性、复合性决定了在解决复杂的纠纷过程中，纠纷的解决者不能仅以一个裁判者的角色行事，还需要见机行事，不时地扮演管理者、调解人甚至是律师的角色，综合运用多种权力和资源达到纠纷解决这一最终目的。这使我们领会到为什么在乡村社会，法庭解决纠纷经常请政府出面支持，而政府解决纠纷又经常请法庭协助。从批判的眼光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例证，但从现实的角度，这实际上是国家权威的互助与互动。行政需要法庭出面，以增加其解决方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法庭都认为是合法的!法庭则借助行政以增强其裁判的强制力——对抗法庭意味着对抗政府!
必须看到，不同法庭具有不同的功能，相应地就具有了各自的工作重点和独具风格的行事风格。作为国家的正式司法机关——县以上人民法院——如果与行政机关过多地纠合在一起，进行所谓的联合执法活动，将会损害司法的中立性以及权威性，但在基层社会，过度强调司法与行政的两分离是不恰当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我国的乡镇法庭改造成类似英美法系国家的治安法院或其它大陆法系国家的小额法庭。治安法院或小额法庭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机构里的所谓法官往往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资格，从事的并非是单一的裁判工作，而是集司法的、行政的职能于一身，他们与其说是法官，不如说是一定社区的专职纠纷解决人，至于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则因案而异。正如费城首席治安法官Joseph J.Hersch所言，治安法官的工作“更多是社会工作而不是法律工作。”美国的治安法官中很少有律师资格的人，大部分人没有本科学历，有些甚至高尚未毕业。[89]
我国实践中同现的这种法庭与公安、司法所以及其它行政机关共同解决纠纷的所谓“大调解”机制类似于美国社会60年代在政府资助下设立的“近邻司法中心”(Neighborhood Justice Center)以及70年代出现的“纠纷解决中心”(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但两者有一基本不同点在于，“近邻司法中心”属于社区自治性的，而“大调解”因主要依赖于政府，性质上属于行政性的。笔者认为，结合西方国家的小额法庭、行政裁判所设置原理，可以考虑将实践中出现“大调解”机制研究改造成行政裁判所，作为解决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各类纠纷有效机制。行政裁判所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可以集调解、裁判、行政于一身，以多种手段和身份解决纠纷，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小额法庭的一个共同特征。
三、重建的原则
(一)确认行政裁决和调解的效力。我国乡镇司法行政部门解决民间纠纷的功能一直未能充分发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乡镇调解以及裁判的法律效力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乡镇调解或裁判属于当事人自愿，没有调解先行制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参酌我国以前仲裁法规定，采取行政裁决与诉讼并行制度，即对于乡镇司法行政机关裁决的民事纠纷规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内起诉到法院。过期不起诉的，裁决具有执行力，将裁决的正当性建立在“不服可以不从，服了就要听从”之上。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在法定期内不起诉的，说明当事人已经服从，即不得再起诉。一方不履行的，对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然，国家应相应地完善乡镇司法所的裁决程序，使其具备基本的程序要件，如委托律师、进行辩论、阅读卷宗材料、告知权利等，将乡镇司法所改造成行政裁判所，对辖区内的各类纠纷进行裁处。
对于经乡镇司法所调处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乡镇司法所或当事人双方送交法院审核，经法院核准后调解书具有执行力。法院认为调解违背自愿原则或国家强行法规定的，裁定撤销，当事人可直接起诉或重新到司法所申请解决。
此外，对于司法所做出的裁决或调解，法院仍可在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具体可以参照现行法律中有关法院执行公证文书和仲裁文书的制度规定。[90]
(二)有条件地实行行政裁决先行。对于某些纠纷，笔者以为可以比照台湾的做法，对某些类纠纷实行行政裁处先行制度。我国台湾1981年修订的《乡镇调解条例》即规定，对于某些类型的纠纷采强制调解原则，由乡镇市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经乡镇市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立者，得迳行起诉。就我国现状而言，至少对于以下纠纷可以实行行政先行调处制度：
1、不动产相邻关系纠纷;
2、土地承包纠纷;
3、山林纠纷。法律规定必须先经行政调处，如未经乡镇调处的，法院不予受理。德国与荷兰同为欧陆国家，然而，法院的受案比例却大不相同。德国的法院负担远比荷兰重，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于荷兰在处理消费者纠纷争议、租赁纠纷、简单金钱债务支付、劳资问题、交通事故乃至承揽建筑纠纷，都发展有相当有效的调解、仲裁或行政程序，使诉讼相对成为多余，而这些在德国是依赖于法院来解决的。[91]对于其它类型的纠纷是否经过乡镇司法所裁处可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建立行政裁决先行制度尤需注意的是，防止行政或法院以此为借口，限制甚至剥夺当事人诉权的行使。
(三)设置多种类型的行政裁判所。除了将乡镇司法所改造成行政裁判所外，国家应根据社会发展的状况，在纠纷较多的行业设立相应的行政裁判所。以劳动纠纷强制仲裁制度为例，据统计，全国现有劳动仲裁机构3191个，配备有20000名专兼职仲裁员，5年来审理劳动争议案件26.7万件，其中集体劳动争议1.8万件。[92]我国城市职工数以亿计，然而从1995年1月至1997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内，法院仅受理92139件劳动争议案件，平均每年仅约4万件，[93]究其原因，劳动仲裁委员会起到相当大的屏障作用。一项研究表明，二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从废墟之上转变为工业大国，劳资关系和谐安定是关键之一。日本在劳动纠纷领域建立了斡旋、调停、仲裁等系统性纠纷解决制度，罢工或其它激烈性对抗行为较少。国际劳动争议之统计发现，日本劳资争议的件数、继续时日以及劳动损失比起欧美国家轻微的多，以致欧美诸国掀起研究日本劳资关系的热潮。[94]
我国完全可以参照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消费者权益纠纷、城市房屋买卖租赁、教育管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治安行政管理、物业管理、保险、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实施行政裁决先行制度。以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为例，据中消协2000年初公布的数字，1999年中消协系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20410件，解决率97.3%。消费者因经营者欺诈行为而获得的加倍赔偿金额达1044万元，比1998年翻一番。[95] 再以交通事故为例，1989年我国全年发生交通事故257539起，直接损失3.4亿元;1998年为346129起，直接损失19.3亿元。[96]我国现行法律对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处理的原则是：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是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未经交管部门调解的，法院不受理;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中，最终裁判权由法院掌握，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诉至法院，从而保障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这一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法院的案件负担，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
一、经交通管理部门调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不履行的，仍允许当事人再行起诉，调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其
二、交通部门调处的过程缺乏必要的程序规范。对于这些问题皆可以比照前面所言，通过设立行政裁决所制度加以规范。如果交通行政裁判所能够消解90%的纠纷，则法院每年将减少31万起案件。
(四)裁判者不被诉追。我国行政裁决制度不彰的另一原因是立法对于行政裁决的性质认识不清，理论及立法上皆有认其为具体行政行为，一旦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诉诸法院的，裁决机关成了被告。行政机关为免被诉诸法院的风险，对于裁决民事纠纷持消极态度。据宋龙凌等在陕西省某4个市调查，1990年至1993年，政府部门受理的土地权属和土地侵权赔偿纠纷持续上升，但到1994年后则逐年下降，其中西安市政府受理的土地权属纠纷案1994年比1993年下降17%，1995年比1994年下降17%，而1996年则比1995年下降高达56%。调查表明受案下降的一个原因是行政部门担心成被告。[97]笔者认为，假如法律准允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可以另行起诉，则案件一旦被法院受理后，诉讼仍应在当事人之间进行，作为裁决者的行政机关不应演变为被告。理由之一在于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可以另行起诉，则行政机关已无滥用裁判权并强制当事人接受其裁决的可能，相应地司法权对于行政的制约即无必要。再一个根本理由是：为了保证裁决者自由地裁决，不至于在写裁决书时胆颤心惊、忧心忡忡——如果出现差错或一方不满，自已将陷入纠纷的泥溏——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是裁判者免受追究。对于这一问题，英国著各大法官丹宁勋爵在一份判词曾予清晰的解说：
“任何以法官在行使其审判权时的言行对法官进行的起诉都是不成立的。„„对受害一方的补救办法是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或者申请人身保护状，要不就申请再审令或调卷令，或者采取此类步骤以撤销法官的判决。当然，倘若法官受贿或者哪怕有一点点腐化行为，或者法官滥用司法程序，那他将受到刑事法庭的惩处。但除此以外，法官不受赔偿的起诉。这倒不是因为法官有任何犯错误和办错事的特权，而是因为他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而地需瞻前顾后。„„决不能弄得法官一边用颤拌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负赔偿损害的责任吗? [98]”
丹宁的言论虽是针对法官而言的，但应当适用于一切居间调解人和裁判者，当然也包括行政裁决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裁判者免受诉追是指作为裁判者的机构，不应因自已的裁判行为而被诉诸法院，但这并不是说裁判者可以为所欲为。一旦发生裁判者的个人严重违背程序规则或故意枉法裁判等行为，仍可以追究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五)符合程序正义的底线。虽然行政裁判所不以严格的程序规则为要件，但为了保障公民的程序权利并达成有效解决纷争的目的，行政裁判所必须要有基本的程序规范要求，即国家应为行政裁判所设置程序正义的底线，具体包括：(1)中立。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它源自一个古老的法谚——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为实现行政裁判所的中立性，并保证公民有效地参与国家管理，行政裁判所的组成人员应与行政机关保持相对独立，正如韦德在评价英国行政裁判所时所言，裁判所的特性与其说是官僚机构，不如说是民众法庭。行政裁判所应尽可能地吸引民众参与，并赋予当事人选择裁判人员的权利。例如，在劳动仲裁庭之中应当有工会成员及资方成员参与。(2)两造对抗。两造对抗不仅是居间裁决程序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已被一些行政听证程序、复议程序所采纳(如第三人的参与)。两造对抗实为程序民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主体地位的基本体现。这一要求有时也被表述为程序参与原则。(3)程序公开。公开并非是必然要求，从不公开审理有利于纠纷和平解决角度考虑，当事人要求不公开的可以不公开，否则应予公开，以便实行民主监督。(4)裁决应附具理由和证据。行政裁判所解决民事纠纷如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仅须记载双方的协议便可。对于以裁决形式解决纠纷的，应附具基本的理由和主要证据，此也为程序正义的要求，但行政裁决之析理与论证以简要、明确为基本要求，与判决书条分缕析自当有所区别。
(六)接近司法之保障。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的统一执行，而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永远涉及到法律的解释，同样的法律条款完全可能因为解释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执行。为了保障法律执行的统一就必须保障法律解释权的统一，而法律解释权统一的前提是最终解释机构的统一，如果同样一部法律可由两个以上部门进行最终解释，法律势难得到统一执行。法治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法律的最终解释权统一赋予法院，在法院内部再通过上诉制度的整合，使法律的解释权最终地控制在最高法院的少数法官手中。法律统一实施是法院对行政裁判所进行司法审查的最基本理由。司法审查的第二个理由是程序保障。行政裁判所的设立主要出于效率和便捷考虑，程序保障属于其次。为防止行政裁判所独断、擅权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对其加以约束。我国现行法律中赋予商标委员会和专利委员会对一定的纠纷以最终裁决权，由此导致这两个委员会无所畏惧，滥用最终裁决权，形成很多不正常现象。笔者在办理一起商标纠纷案件过程中，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即对笔者坦言，我们的处理决定是最终的，不服你们也没有办法。就该案的实际处理结果而言，明显地无视证据和法律，但结果确实如该同志所言，当事人对此没有任何救济办法，由此反映了法律将最终裁判权交由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构的危害性。
结语
一、环境纠纷概述
(一) 环境纠纷的概念
环境纠纷具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 广义的环境纠纷是指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包含了环境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民事纠纷;狭义的环境纠纷则是只指环境民事纠纷, 指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环境资源的权属纠纷、环境侵权纠纷、环境损害赔偿的纠纷。[1]在此文中所指环境纠纷是指广义的环境纠纷。
(二) 环境纠纷的特点
1. 引起环境纠纷的原因有复杂性。
首先, 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具有直接性的也具有间接性, 促使导致环境纠纷的原因极具多元化。其次, 从环境纠纷原因的间接性延伸而来, 环境纠纷的原因还具备发现的滞后性。许多环境的侵权事件是在经年累月之后才被发现。最终, 环境纠纷的原因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之所以环境问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极为困难, 所以往往牵涉到医学、生物学、化学等高科技知识的综合运用, 并且经常超越现有科技知识的极限, 促使人们在环境纠纷的责任认定上以及责任承担的方式上无法作出准确的裁判。[2]
2. 环境纠纷的主体和客体都具有不确定性。
因为环境概念认定上的不确定性与环境纠纷原因的不确定性, 所以导致其主客体均具有不确定性。
3. 环境纠纷具有广泛性。
因为环境纠纷所涉及的人数众多, 影响力很大, 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很广泛且尖锐, 如果以导致环境纠纷具有很强的广泛性、社会性, 因此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非常难以顾全各方的利益平衡。
二、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指能够解决因环境侵权而引发的环境纠纷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数种能自我调节、自我实现的社会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制度所组成的复杂系统。[3]目前, 我国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诉讼方式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指现已形成了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两种模式。到目前为止,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例如诉讼、人民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和解、信访等。从实践上看, 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同样适用于环境纠纷。
(一) 诉讼
诉讼是最常见的定纷止争的有限途径, 也是最终的以及最基本的纠纷救济方式, 其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等特点。在和平公正的环境下通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使环境纠纷解决的结果具确定性、执行性, 更具保障性。同时其缺点就是费用高昂、程序繁琐、期间延迟等缺陷。随着公众环境权益意识的增强, 环境诉讼已然成为了解决环境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 由于我国传统的环境诉讼制度不完备, 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 造成投诉多, 但提起有效诉讼的却不多的尴尬局面。
(二) 调解
调解, 在我国又称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出面负责主持, 调解当事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纠纷。调解与诉讼相比之下具有责任承担形式、运用手段灵活的特点。调解从本质上排斥竞争, 鼓励合作, 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 把对话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之上。调解需始终贯彻自愿合法原则, 如当事人不愿进行调解的, 不得强行进行调解。调解协议需经法院审核或者公证机关审核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从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
(三) 仲裁
环境仲裁是由引起环境纠纷的当事人预先约定或事后达成仲裁协议, 将纠纷交给双方选定的仲裁机构作出对双方有约束力的裁决。仲裁在解决环境纠纷方面具有权威性和终局性, 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等特点, 有利于及时公正地解决纠纷。但是目前, 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和《仲裁法》都没有明确规定环境纠纷是否能够仲裁, 我国既没有专门的环境仲裁法, 也无正式的环境仲裁制度以及专门的环境仲裁机构。[4]
(四) 和解
和解, 是解决环境纠纷最为通常的方式。在比较轻微的环境侵权纠纷中, 这种方式最为常见。但是我国目前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否能适用于环境纠纷, 没有相关的法律或政策加以确认、引导和规范。
三、我国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问题
上述几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均有所运用, 但是由于我国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立法方面的缺失以及与之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和专业人才的匮乏, 使得我国现有的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总体还是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 主要表现在:
(一) 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的公正性不能得到保障。
在我国, 非诉讼机制还未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且缺失法律的明确规定, 因此, 在程序的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 缺乏对当事人及第三方的行为约束力, 因此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性[5]。
(二) 非诉方式的解决结果的法律效力不明确并且极为复杂。
非诉讼方式的法律效力也是影响和制约非诉讼机制自身发展的主要瓶颈。但是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争议及不确定之中。并且不同性质和形式的非诉解决方式的处理结果往往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四、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环境纠纷的解决方式, 各自存在不同层次的缺陷, 已无法满足目前环境纠纷实践的需要。所以, 我国需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现实的情况, 对环境纠纷解决的机制加以完善。
(一) 宽松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 鼓励环境公益诉讼
1.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有关的组织和机构才能提起环境公益的诉讼, 从起诉方面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
适当的鼓励公民集体诉讼, 可以有效的提高公民对保障自身权利与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 将诉讼主体扩张, 势必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法院的工作量, 对法院的工作水平存在巨大的考验, 也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浪费国家资源,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同公民环境权益的有力维护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相比, 后者的更具有重要性, 从长远角度来看, 公民集体诉讼的模式不仅能促进环境纠纷的有效解决, 而且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状况。
2. 尝试创立检察机关诉讼。
在环境的保护领域事前预防比事后补救更有效。而我国的5行政诉讼法6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的, 应当依法提起抗诉。“可以看出, 人民检察院对我国行政诉讼监督的形式只是审判监督的抗诉权, 就是事后监督权, 而没有规定起诉权与参与起诉权。对比前述英国的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 我国检察院的这种仅有的在事后监督职能显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鉴于此, 我国在实践中应该进行着积极的努力, 尝试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17]
(二) 借鉴外国的ADR制度
1. 充分利用我国环境纠纷解决的资源。
就环境的纠纷而言, 我国有很多可利用的民间性纠纷解决资源。例如人民调解制度。为了这种社会纠纷解决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一方面应在有关人民调解的法律规定中明确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环境纠纷过程中的职责和适用人民调解环境纠纷的范围, 并不断加强人民调解员处理环境纠纷的能力培养;另一方面应在其他相关诉讼外的纠纷解决制度里作一些安排, 用来引导和鼓励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制度, 减少盲目性。行政处理机关在接受适合用民间调解解决的纠纷投诉时, 可先指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解决。[18]
2. 借鉴英国司法ADR对如何维持审判机关的纯洁性的做法。
尽管ADR有助于实现法治的可持续性发展, 但是它客观上也存在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法治化的倾向。目前我国ADR实践处于特定的法治化环境中, 依法治国刚刚被确定作为治国方略, 法治化的水平还亟待提高, 所以, 确立适当的ADR模式固然很重要, 但是同时还应该注意维持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纯洁性。
3. 从ADR实践的人员素质问题考虑, 应该借鉴英国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源建设的做法。
虽然司法审查制度对监控ADR的运作有安全阀的作用, 但不否认ADR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在司法体制之外, 若以人力资源建设对ADR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 近年来我国调解制度和仲裁制度开始逐步发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性。
4. 在制度的保障方面, 学习英国的案件管理制度、诉讼费用补偿、惩罚机制和法律援助机制。
经过法院对案件的分配管理, 使得当事人采取ADR。在案件进入法院之后, 也可要求当事人填写案件的分配调查表, 并且说明案件可供选择纠纷解决的方式, 以及不同方式的利弊与风险;最后依据案件的性质, 由法院依职权、法院建议或由当事人主动提出的三种方式来启动审前的调解程序。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仅适用于诉讼当事人, 对某些需要法律援助而又可以通过ADR程序解决纠纷的当事人而言, 显然很不利, 同样也不利于司法ADR的推行, 所以应当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将其适用于司法ADR程序。
五、结语
关键词：多元化；行政纠纷；非诉机制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
（1）调解力度。调解在很多时候成为当事人双方寻求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可以说，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从纠纷解决制度设计上来看，在行政纠纷解决的方式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能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在解决结果上也比一般的调解机构和第三方调解更具说服力。但是，在现实中，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在行政纠纷解决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优势和作用，一是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程序单一，二是在纠纷解决力度上不够深入。因此，笔者建议，一方面我们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调解程序，撇开以往单纯采独立的程序或机构去调解的模式；另一方面要把调解的力度深入到具体的部门、案件之中，把调解主体，调解当事人，调解的利害关系人的具体情形全方位考虑到。
（2）调解范围。拓展调解的范围。目前，按照行政争议处理的案件主要有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轻微治安案件、劳动争议等。调解的范围与诉讼受案范围息息相关，目前，在行政纠纷中，一些新类型案件、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权益的案件，还未明确纳入到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内，但随着社会发展，法治的不断前进，这些案件明确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是很大。与之相对的，在这些案件中，调解也是可以穿插其中的，我们也应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以多种方式、多种程序提供给纠纷主体，让其可选择的去解决纠纷，这样不仅利于调解主体行之有效的解决这些新类型纠纷，也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有效、节约、高效、便民的方式解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
（3）人员配置。吸纳更多的高素质人员配置到行政纠纷解决中来。可以说，纠纷解决人员在调解中占据中心位置，其处理纠纷能力和水平对于行政纠纷能否顺利解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行政调解上，“调解”更多的体现在人性化的部分，如果纠纷解决人员素质不高，处理能力低，不能全面了解纠纷当事人双方的需求，寻求到有效的纠纷解决路径，那么，纠纷就会一直无限期的拖延，最后达不到我们所追求的调解效果。
（4）机关责任。明确行政机关调解的责任。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纠纷处理的程序和方式应当置于“阳光”下进行，这种“阳光”下的进行一方面可以杜绝权力腐败，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公众的信服力。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结果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同，其主持达成的协议往往也不受法院的认同，处于一种“或有或无”的尴尬局面，这样不仅浪费了行政机关和政府的资源，也影响司法进程。因此，为了实现行政纠纷解决中的公开透明，我们需明确行政机关和相关政府在纠纷解决中的工作责任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行政机关和相关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不及时处理纠纷的怠慢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二、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制度是依法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渠道之一，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处理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同时也是政府对其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进行监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它赋予行政相对人在对行政机关及其机关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请求对自身权利进行救济。在行政复议纠纷解决方式中，为有效贯彻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1.复议范围
现行《行政复议法》对原有行政复议范围有了较大拓宽，其第6至8条对我国行政复议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但仍有若干明显不足。例如，局限于外部行政行为，对于内部行为、行政调解、行政仲裁等行为是否应该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应松年教授认为，立足于公正解决行政纠纷的目标，应当允许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申请复议。同时，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起诉。笔者认为，此观点是可取的，行政复议是行政纠纷诉诸于诉讼救济前的一种有效解决纷争的方式，而且行政复议相比较其他的民间机构调解、协商方式更具公正性、可靠性，扩大复议的范围可以更好的节约司法资源，便捷的解决行政纠纷。
2.人员配置
提高复议人员的纠纷处理水平。复议人员在行政复议中的纠纷处理水平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行政复议制度解决行政纠纷的效果。复议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待遇方面应强化，尤其是在复议人员上，应该选拔一批高素质的具有丰富处理经验、深谐法律规定操作的人员来处理行政纠纷。
3.复议和解、调解
在行政复议中，我们应拓宽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和解、调解的权利，复议机构应该在尊重双方当事人共同意愿的情况下进行和解、调解的程序。充分发挥复议中和解、调解的作用，不仅能够节约复议机关处理纠纷效率，而且可以改善复议决定的质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复议机构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利于当事人定纷止争、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在复议受理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复议和解、调解工作：首先，将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复议中必须进行的调解落实好，强化复议机构和复议人员的调解意识，防止行政复议调解流于形式。其次，各复议机构人员应当根据复议案件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和解、调解方式，使当事人在和解、调解过程中能够对案件处理结果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认知，促使双方决定是否同意和解、调解，并有针对性地接受或提出双方均能接受的和解、调解方案。再次，坚持“能调尽量调、能和尽量和”的原则，以防止复议机构和复议人员在进行复议和解、调解时有所顾虑。
参考文献：
[1]应松年.《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2]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物》，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基金项目：本文获“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YCSW2013061）资助”，“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YCSW2013061）”，项目名称：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研究（YCSW2013061）。
视。我国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人民调解、行政仲裁、商事仲裁等制度，但是在日益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医患关系紧张的医疗纠纷
领域，却没有有效的替代性解决机制，或者是刚刚开始起步。本文并分析了目前我国和世界的医疗纠纷现状，比较了
世界各国
医疗纠纷的替代性解决机制，并指出了在医疗纠纷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建立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医疗纠纷；调解；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6)03—0181—10
医疗纠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医疗纠纷
是指病人或者家属对患者诊疗护理过程不满意．认为
医务人员在该过程中存在过失．对病人造成伤残、死
亡以及在诊疗活动中加重了病人的痛苦等情况．要求
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司法机关追究医方法律责任或者
要求赔偿损失的事件．该事件在未查明事实真相之前
都称为医疗纠纷。这是目前最广义的医疗纠纷的概
念。而狭义的医疗纠纷，仅仅是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
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发生了争议．并向医方、卫生
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提出请求，要求赔偿或者处理的事件。①目前这个医疗纠纷概念，基本上已经得到了
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同。本文所讨论的医疗(患)
纠纷与上述两种都有所区别．即仅仅限制在医疗纠纷
中涉及医患双方的私权利的纠纷，因为只有在这个层
面上才有意义来探讨诉讼外解决的可能性。
一、现阶段我国医疗纠纷的特点
(一)医疗纠纷的对立性突出、暴力化倾向明显
2o05年的各大媒体报道的福建一名患者杀死“国
医堂”名医生戴某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然而这只是众多医疗纠纷演化成暴力事件中的一件．湖北省1999年1月到2o01年7月间．全省
一共发生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568
起．有398名医务人员被打．其中32人致残。②
在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发生后．患方一般都是找
到医疗机构要求给予说明事实的真相并提出赔偿要
求．而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中．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
“停尸病房”．③待医疗机构做出关于赔偿的承诺的或
者解释事件的真相后再搬走等等。
纠纷是由于当事人因为某种原因对现在的状态
怀有不满并要求进行变更而产生的。④对于丧失亲人的患者家属的不满情绪．每个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
是可以容忍和理解的．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积淀所形
成的家族式的及群体性的医疗纠纷模式确实是社会
弊端．在患者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许多医疗机构无论
是否具有过错．都被迫接受或者满足患者方的不同程
度的要求。反之．如果不接受患者方面提出来的要求．
很可能就会出现严重扰乱医院秩序的事件，殴打医务
人员等等。严重的对立性最后的发展就可能是直接采
取威胁医务人员生命的形式，就产生了“杀医案”。或
许这也是医疗纠纷诉讼到法院较少的原因之一。应该
【作者简介】陈美雅(1968一)，女，法学学士，现为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e—mail：qiqi2124@sino．．corn
① 梁华仁：《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② 谢钧：《湖北省医疗纠纷状况调查》；载于《健康报》2002年1月5日。
③ 卫生部、公安部于2001年曾经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通告》，其中规
定：“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后，其尸体必须按规定及时处理”。但是该《通告》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执行．公安机关的工作方式通常只是说服，很少采用强制措施。
④(日)棚濑孝雄：《关系形成型调停的模式》，载《法学论丛)1994年第134卷第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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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事件的发生是对医学界的情绪的一种极端打
击，是对医务人员的职业情感的严重伤害。
(二)采取诉讼途径解决的医疗纠纷只是极少数
部分
2002年国务院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
疗纠纷处理模式实际上设计了3种模式：协商、行政
调解和诉讼，其中协商和调解并非是诉讼的前置程
序，与劳动纠纷不同，启动调解的前提是双方都要“同
意”。可以估计，中国一家三级以上的医疗机构，每年
至少有上百件医疗纠纷，而法院真正受理的数字却是
比较少的，如某市医疗机构比较集中的区法院的统计
数
字，2001年以前每年只有一件，自2002开始呈现增
长的趋势，当年就受理16件，此后逐年递增，至200
5年7月共受理53件。①从这个数字来看，人民法院受
理的医疗数量仅仅是所有医疗纠纷的极少数部分。
二、医患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处理模式的比较研
究、诉讼是以纠纷处理为目的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
制度，而且其核心是民事诉讼。国外学者指出民事诉
讼具有如下特点：(1)作为一个中立的纠纷处理机关，法院主宰着一切程序；(2)纠纷解决的标准适用实体
法；(3)作为对立方的被告因为诉讼的提起即负担着
与自己意思无关的应诉的责任。②但并非所有的争议
都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尤其是医疗纠纷。由于医疗纠
纷具有其特殊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也多数选
择非诉程序来解决医疗纠纷。
1．日本。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厚生
省的内部资料显示：从1989年到2000年3月，全日
本的国立医院、疗养院(所)因为医疗过失而导致医疗
机构赔偿的医疗纠纷有177件，赔偿的总额为36亿
日圆。其中私下和解的超过半数以上，有98件，诉讼
中和解的61件，患方完全败诉有18件。同时这个采
访组也采访了文部科学省，以了解该机构所属的大学
医院的医疗纠纷状况。该省提供的资料如下：从1990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年到1999年共1o年间，其所属的59家大学附属医
疗机构中院方赔偿的53件，其中包括法院诉讼的1
5件．和解的29件，协商的9件。⑨
关于医疗纠纷的受理和审理情况，另有日本学者
统计了1991～2000年间日本法院受理的总的医疗纠
纷数量。以2000年为例，该年新受理767件，结案67
4件，在该年未结案的案件数量达到了1 886件；根据计
算，2000年当年每个都道府县平均受理了16件医疗纠
纷．平均有4o件医疗纠纷没有结案。④关于医疗纠纷的审理结果和审理时间，日本法曹会统计了1991～2000
年间的医疗纠纷资料。该资料显示，在已经提出的医
疗纠纷诉讼中．只有40％被判决，而50％是通过和解
结案的，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一审结案的平均时间在1991年为41．6个月，2000年为35．8个月；患者胜诉
(不含和解，仅指判决胜诉)的比例在1991年比较低，仅为25．6％ ．而2000年达到了新高，但是仍然只有
46．8％。⑤
2．美国。美国学者对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医疗
纠纷诉讼中的问题等有较多研究。有学者指出，实际
上医疗纠纷不只是病人的无理取闹，曾经有3．7％的病
人在住院过程中遭受过医疗伤害，这其中因为医疗提
供者的过失而造成的为28％，也就是100个住院病人
中，有1个就会出现医疗事故，但是其中对医疗机构
提出医疗行为侵权之诉的仅仅为1／8，在这1／8中，患
者方能够得到赔偿的不超过50％。⑥而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数字统计也表明，只有l1．5％的医疗纠纷最后诉
讼到法院解决，其中只有23．7％的案件是患者胜诉，只
有47．2％的案件患者最终拿到了赔偿金。⑦
3．台湾地区。按照目前的台湾地区的法律实践，台湾的医疗纠纷的处理途径主要有：直接向医疗机构
提出申诉、请求民间团体协助、寻求民意代表协助、自
力救济、县市卫生局调解委员会，最后则是采取诉讼的途径。根据台湾学者的统计，最终进入法律诉讼解
决纠纷的，虽然近年来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仅仅
① 孙文鹰：《大调解：“医治”医疗纠纷的“大处方”》；载于：《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3 13。
②(13)秋原今香：《调停委员会的中立性》；载于：《民事调停中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判例时代(别册))1977年第4号《民事调停的诸
问题>，第39 41页。
③ 转引自：(台)詹廖明义编著，《医疗疏失的真相》 ；安立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1页。
④(13)和田仁孝、前田正一著：《医疗纠纷处理与实例解说》，台湾合记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第118 1l9页。
⑤(13)和田仁孝、前田正一著：《医疗纠纷处理与实例解说》；台湾合记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第ll8 119页。
((美)thoms eric j：incidence and types of adve~e events and
negligent care in utah and colorado．med caer forthcoming spring 2000．
⑦(台)卢瑞芬、谢启瑞：《医疗经济学》，学富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只有10％～20％左右，相反，自行进入协商或者通过其
他第三人介入进而解决的仍然是多数，大约50％
70％。①但是诉讼的情况又如何呢?2000年的统计资料
表明，诉讼到法院的医疗纠纷案件中，患者方只有8％
～ l1％的胜诉率，而最终能获得赔偿的比例则为43％。②
三、我国目前医疗纠纷法定解决途径的现状及原
因探析
(一)医疗纠纷协商解决方式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由于我国文化长期积淀的缘故，多数民众心中还
会有“怕诉”的思想，当对医疗过程和结果产生疑问
时，患者方面一般会先找到医疗机构进行索赔，而对
医疗机构的不信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不当维
权、暴力维权也都是在这时出现，因此如何引导和解
决这个过程的患者维权主张，是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关于医疗纠纷的产生原因，按照我国学者的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真正属于医疗事故或者医疗
过失的只有10％～20％．40％左右属于医疗中的无过错
行为，如患者本身的特异体质、不可避免的并发症等，其他的属于服务态度，对医疗过程不理解和对服务态
度不满意的问题。③这也就决定了多数医疗纠纷诉讼
到了法院之后得不到赔偿，而那些医疗机构没有过错的纠纷发生诉讼的话，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
源。所以从化解纠纷的角度来讲，如何能够及时的化
解掉这些不可能得到支持的诉讼请求．也是通过诉讼
外解决医疗纠纷机制应该重点考量的问题。
目前医疗机构对医疗纠纷处理的方式存在一些
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7条
规定：“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
者配备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监督本医疗机构的医
务人员的医疗服务工作．检查医务人员执业情况，接
受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投诉．向其提供咨询服务。”明确
了医疗机构有接受患者投诉的义务．但是，该条并不
能改变在出现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的一贯态度— —
拖延时间、隐瞒真相等。
对医疗机构而言．医疗纠纷是极其机密的、隐晦的、不名誉、不能公开的．因为预示着医疗机构的医疗
服务缺陷，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赔偿，还可能耗费时间
成本．损害医院或者医务人员的形象．影响医院的工
作等等．因而相关事件只有少数管理人员和当事人知
道，一般员工并不了解事实真相，因而也可能导致了
· 183 ·
病历篡改事件的出现。而且当病患或者家属与医院进
行协商时，医方往往不会积极承认错误，甚至会以较
高的姿态要求家属达成和解，并且以抚慰金的方式代
替赔偿金。而且作为当事人的医务人员绝对不会出面
接受家属要求的“对质”等。可以看出在医疗纠纷出现
后．患者家属在了解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一
个庞大的医疗体系，医方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
资源，医务人员退居幕后受到保护；相对地，病患及其
家属由于在医学、法律等专业知识方面不足，或者无
法第一时间掌握病历资料．因而无法获得尊重及对等的协商地位。
在今天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医疗纠纷发生后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均表示最困扰的事情就是患者方
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抗争．通过媒体报道的方式或者采
用威胁、恐吓的方式来维权。而中国的民众也确实往
往采用这种方式，以家族为体系，集体出面，令医疗机
构不堪其扰，最后迫不得已接受让步的决定。可以看
出，医疗纠纷的协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方博弈的过。
程。
抛开法律 从情感上来讲 医疗机构和患者方的信息不对称，在医疗人员有意掩饰弱点或者不名誉事
件的企图之下．病人与家属为了取得谈判过程中的平
衡，极有可能利用身边存在的任何资源，这就是造成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的真实心理因素；反过来看，医
疗机构正是因为担心患者方出现不理性的情况．以及
为了避免在以后的医疗纠纷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才会采取拖延、隐瞒的做法。究竟是医方还是患
者方的行为导致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发生．已经无法
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进行考量，但这是医疗纠纷处理
机制的关键所在。
虽然《条例》规定，患者认为构成医疗事故的，可
以复印并封存病历，但是复印的只是一部分．并非全
部病历；患者对医疗上的知情权并非完全的知情权。
另外．虽然规定了可以向医疗机构提出投诉．但是并
没有规定什么时间才能得到正式的答复．只是程序上
具有了权利，但何时实现，是不可知的。而且，从法律
上如何来认定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协商过程中的“让
步”行为，仍然存在着法律上的空白。目前我国的医疗
纠纷“私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痛苦而大量的存在着。
(二，．)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并非“有效”的纠纷机
制
①(台)姚嘉昌：《医疗纠纷之探讨》；载于《台湾医界》，2o01年44卷第l2期，第64～66页。
②(台)卢瑞芬、谢启瑞：《医疗经济学》，学富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③ 刘振华：《医患纠纷处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l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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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处理本地区范围
内的医疗纠纷，主要包括：(1)处理发生医疗事故的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2)组织调查判断医疗机构发生的重大过失行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3)组织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4)逐级上报到卫生部；(4)组织医疗事
故争议双方进行协商和调解。
《条例》实施以来近4年，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处理
了许多医疗纠纷，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引
导医患双方向医疗纠纷的法制化解决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而且在及时固定证据方面— — 主要是患方复
印病历、及时封存病历和其他证据方面，都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为以后通过其他程序解决医疗纠纷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
但是目前卫生行政部门参与解决医疗纠纷仍然
是问题重重，主要集中表现在：第一，没有法律上主动
介入的理由。要调解也好．行政处理也好，主要看当事
人的意愿，必须要当事人提出，对患者而言是“书面的医疗事故争议申请”，对医疗机构而言，是“重大医疗
过失行为”的报告。第二，范围仅仅限于医疗事故。《条
例》本身对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存在着
矛盾，即仅仅判别是否是“医疗事故”而不判断是否存
在“医疗过失”，①但启动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处理的要
素之一就是医疗机构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报告，因
此可以说是有矛盾的。第三，医疗卫生机构对让卫生
行政部门参与处理医疗纠纷存在着“心理障碍”。卫生
行政部门参与了医疗纠纷处理之后，还是有一项非常
重要的职权，就是处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也就
是说判断为医疗事故后，还要依照《条例》和其他卫生
管理法规对后者进行行政处罚，这就使主动提出报告的医疗行为人面临着被处罚的危险，而且医疗机构的报告行为，《条例》规定的是“重大医疗过失行为”，这
首先就构成了法律上的“自认”行为，是医疗机构自己
认为自己存在着“过失”，让医疗机构处于法律上两难的局面。而且现在的突出问题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
出现医疗事故要处罚，而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即使存
在医疗过失或者重大医疗过失都不会处罚，许多医疗
机构都开始纷纷主动避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卫生
行政部门的参与，宁可通过诉讼和私了也不通过卫生
行政机关解决 ②
整体上评价，现行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先天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上有立法上的缺陷，不能促进医疗纠纷的诉讼外解
决．也不能促进医疗机构主动报告医疗上错误，从而
难以主动改进医疗质量，与现代国际社会所推崇的“医疗缺陷报告制度”精神相背离。
(三)医疗纠纷诉讼解决是一种无夺的选择
单纯从人民法院角度看待医疗纠纷诉讼，存在特
点如下：(1)案件数量方面，医院比较集中的地区，案
件数量增长比较快，而总体则略有下降；(2)案件类型
方面，涉诉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等等；(3)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适用法律不能统一，判决结果差异
较大；(4)结案处理方式方面，判决结案和裁定撤诉的比例较高，而调解结案的少；(5)诉讼标的方面，无论
受案的标的还是结案标的都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
(6)诉讼成本方面．实行司法救助的比例较高，从而导
致部分当事人随意变更诉讼请求．大幅增加诉讼标的额度，增加诉讼成本。③关于医疗纠纷诉讼，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2000年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
规定，实际上包括了3类，即：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200
2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医疗纠纷审判的问题出台
了有关司法解释，其中既有程序方面的，又有实体方
面的，特别是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最高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进行举证”，等于一
下子完全降低了医疗侵权诉讼的门槛，为患者通过诉
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开方便之门。然而，为何实
际上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仍然不占多数呢?笔者以为
可能有如下原因：
从患方角度来看，诉讼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耗费金钱、时间、人力，但是结果却是未知数 医
疗纠纷诉讼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涉及医学
和法律的双重性，所以在这两方面都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
从医疗纠纷的法律层面来看，很少有医疗纠纷诉
讼是患者及其家属独自参加诉讼的，绝大多数案件需
要委托律师参加。国外的统计资料显示，日本的普通
民事诉讼中委托律师率为34．7％，而在医疗诉讼中委
托率达到了90％，完全没有律师参与诉讼的案件，患
① 笔者认为，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并非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前者侧重于从民法的角度，后者侧重于行政法的角度．而且在构
成要件上存在着多种差异。
② 田晓青：《北京：“医疗事故”即将“绝迹”?》；载于《中国医学论坛报》2005年12月29日。
③ 《寻求社会共识促进医患和谐—— 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发言摘录》，载于《人民法院报》，2005年6月15日。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方胜诉的几率为0。①而中国目前的法院诉讼费预缴
制度、律师收费制度、鉴定收费制度等，给许多患者的诉讼造成了巨额的经济负担。
从医学层面来看，多数患者对医学知识都一窍不
通或者知之甚少，究竟医疗机构有何种事实上的过
错，难以把握，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协助。虽然最高
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要求医
疗机构就医疗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患方
仍然要承担一定的举证义务．是作为医学行业中的一
员．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专家愿意作为患方出庭。
说明专业问题．即使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是也没有
合适的人选，这也是患者方经常败诉的原因之一。
从诉讼经历的时间来看．目前几乎所有的医疗纠
纷诉讼都在1年以上。以医疗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为
例，对于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
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法官因为医学知
识的缺乏．不可能作出判断．必须也只能委托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对于患者的伤残等级．也不
能主观判断得出．一般也要委托进行鉴定：另外如果
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疑义的．譬如病历的真实
性，提出要鉴定的，仍然必须进行文字鉴定。可见在医
疗纠纷诉讼中涉及太多的专业问题，需要进行的鉴定
也是各种案件中最多的。
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鉴定问题也是诉讼的重要障
碍之一。鉴定程序冗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刘某诉
天津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案件，竟然用了11年。②
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对于司法鉴定机构的统一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
范，但是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期限等细节问题却未做任
何规定，因此，鉴定报告往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
才能做出，虽然没有超过审理期限，但实际上却浪费
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在现在的医疗纠纷诉讼中，往往
不是只有一份鉴定报告，而是两份甚至多份鉴定报
告。
四、目前医疗纠纷诉讼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纠纷审理的法律适用和鉴定方面存在混乱
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和法规之间存在着明显矛
盾。《条例》是2002年颁布的，其主要规定和其名称一
样，是对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和管理规定。其经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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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攻击的有两条：一条是《条例》规定了“不属于医疗
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一条是《条
例》中确定的民事赔偿标准明显低于我国《民法通则》
中的赔偿标准。很多学者认为，《条例》作为行政法规，不能规定民事责任问题，上述规定违反我国《立法
法》，不应该在审判中适用。
但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义在司法解释中规
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
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
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
则的规定。”③实际上明确了在医疗纠纷的审判中应该
考虑《条例》的适用。
根据上面的司法解释．有法官认为，医疗纠纷可
以分为两类，即因为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
纷案件，另一类是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
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应当分别适用《条例》和《民法通
则》处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当参照适用《条例》的规定计算有关项目的损害赔偿数额，但《条例》未规定的赔偿项目应当适用人身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
赔偿。④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未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原
因”做出明确规定，导致了许多患者都选择了“医疗事
故以外的原因”来诉讼，使得《条例》逐渐被边缘化。而
且按照这个逻辑，在提起诉讼前，或者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之后，都必须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以明确是
“医疗事故引起的”还是“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可见由于出发点和立场不同，导致了审判人员在具体审判中对医疗纠纷的具体适用法律的理解不同，判决结果自然不同，实际上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问题。由于涉及医学问题的专业性，因此绝大多数的医疗纠纷案件都需要通过人
民法院委托进行鉴定，鉴定的重点在于：医疗机构是
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
系，患者可能有构成残疾后果的，还要进行伤残等级
鉴定等。
首先，人民法院委托医学会的鉴定中存在着种种
问题。(1)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还存在于我国目前
司法鉴定机构的统一管理体系之外，难以监督。由于
医学会的仍然按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等
进行鉴定，因此不能与民事诉讼法接轨，程序上不能
满足人民法院的要求，如他要求在鉴定的时候医患双
①(日)和田仁孝、前田正一：《医疗纠纷处理与实例解说》；(台湾)合记图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23页。
② 刘振华《医患纠纷纠纷预防处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1条。
④ 《寻求社会共识促进医患和谐—— 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发言摘录》，载于《人民法院报》，2005年6月15日。
· 186 ·
方要到场进行陈述，接受专家的询问等，实际上是等
于接受了新的证据，与民事诉讼法的要求不符。(2)医
学会的鉴定不能满足人民法院的要求。医学会的鉴定
目前仍然还仅仅限定在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是否
违反医疗常规方面”．不涉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
词语。如人民法院委托进行“是否存在医疗过失”的鉴
定．而医学会则仍会做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等
等。(3)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法满足诉讼的需要。民事
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应该出庭作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鉴定结论采取的是“合议制”，根本无法出庭作证。笔
者以为，作为医疗纠纷案件，涉及医学的专业问题，医
学会的专家群体自然有能力进行判断是否存在医疗
过错，也有利与从审判上发现事实真相，但是由于程
序设计的不当，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不一定能适合诉
讼的需要。
其次，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也存在一些问题。虽
然我国于2o05年10月1日起将司法鉴定机构社会
化．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但目前也是问题多多。
(1)司法鉴定机构种类繁多，司法鉴定人素质良莠不
齐。2005年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是临时
出台的一个决定．在此之前的鉴定机构的统属、资质
等更是混乱，《决定》的出台只是改变了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体制．对于鉴定机构的设立、鉴定人的资质审
查等等，设定的门槛仍然较低。目前许多鉴定机构存
在着必备的仪器设备缺乏、鉴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等
现象，鉴定质量比较差。(2)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纠纷的鉴定并非最能发现事实真相的鉴定。由于医学专业的日益细化。不同的医学专业的其复杂性并不能为其
他医学外专业人员所了解。而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人
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医学专业。因此。许多鉴定人以会
诊、组织听证等理由。甚至私下询问该专业领域内的医学专家，因此其鉴定的真实性、公正性更难保证。
最后，存在着司法鉴定替代审判的趋势。按照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专门性问题需要进行鉴
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
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由此可见人
民法院委托鉴定限制于“专门性问题”．以医疗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为例。笔者认为其仅仅限于医学问题。而
不应该涉及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司法鉴定机构仅仅应
该对医疗机构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医疗过错、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而不应该判断法律上的过错、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鉴定机构．不但解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决了鉴定结论中的“疾病参与度”等纯法医学问题，还
对“责任程度”等进行了分配．而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是
按照这个结论来分配责任。笔者以为，判定医疗机构
有无法律上的过失，确定赔偿责任的分担是人民审判的任务．司法鉴定机构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侵害到了法
院的审判权。
(二)医疗纠纷诉讼解决并不能满足医疗纠纷当
事人的内在要求
1．对于患者方，存在权利主张的难以满足。按照
我国民法的规定，出现侵权行为后，当事人在权利受
到损害后．可以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为停止
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等．
但是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医疗事故以及医疗行为侵
权，通过法院途径解决，目前只能得到经济损失的补
偿，当然其中．可能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可以概括
地认为：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完全演绎成了关于赔
偿金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医疗纠纷并非单单是赔偿金的问
题。根据对提起医疗事故诉讼的当事人进行了调查．
大多数人提起诉讼的理由为要求医疗机构“说明解
释”和“要医师认清他们的侵害行为”，很少有以“报
复”为目的提起诉讼的，而在被调查的301人中．仅仅
有22％的人是以金钱为目的而提起诉讼的。o3台湾学
者统计的资料则更进一步说明了医疗争议个案诉求的目标中，请求赔偿的仅仅为24．6％。要求预防类似不
幸事件发生的为15．4％ ．②由此可见．在医疗纠纷中．
要求给予赔偿金并非是患方的惟一目的或者真正目的，患方的其他要求，如赔礼道歉等，在目前我国的诉
讼制度和民事法律制度下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支持。患
者对医疗机构的要求主要是：公开情报、追究责任、有
诚意的道歉、防止再次发生的对策等等，但一般都难
以得到满足。事实上为了下一步的治疗或者保证患者
生活的需要，经济赔偿是必要的，可是面对生命和身
体受到的侵害的受害人而言。第一重要的是去接受及
克服这种无法恢复失去的生命或者身体价值的事实．
经济上的补偿，不过是人们为了生存下去、恢复了积
极的态度之后。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
2．对于医疗机构方。存在“过失”与“损害”的不平
衡。实际上在现代的侵权法中。关于当事人的主观过
错—— 过失还是故意，对受害人得到的实际赔偿额度
都没有实质的影响，现代社会的赔偿制度。只是考虑
实际的损害后果。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可以简单的认
①(日)和田仁孝、前田正一著：《医疗纠纷处理与实例解说》；台湾合记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第89页。
②(台)林东龙：《医疗纠纷之社会控制：社会学的分析》；国立中山大学学术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年7月。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为．不法行为导致了其他人受到损害就理所当然的要
给予赔偿，但是，在高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大量生产模
式固定后，任何微小的过失或者错误都很有可能导致
大范围损害，个人的行为在组织中成为全体系统化动
作的一部分而越来越无法发挥适当的功能。损害问题的扩大化、严重化，常常会引发加害人个人能力不能
负担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了医疗事故，如果每位医
生或者护士乃至医疗机构都担负其所有赔偿责任的话．实际上会超越其负担能力的极限，以至无法充分
救助被害人的损害。
3．导致了防御性医疗增加，导致国家、社会资源
浪费。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如果医疗事故、医疗侵权的赔偿额度导致医疗机构的负担增加的话．都会引起
“防卫性医疗”的出现，其后果就是病人的医疗费用增
加，造成整个社会资源的浪费。从上个世纪7o年代以
来，美国每位医师要缴给保险公司的医疗责任保险费
用大概占到其年收入的6％左右，因此导致了许多高
风险科别医师纷纷改行或者到其他州执业．同时，因
为医师在执业过程中也会增加了检验项目和治疗程
序，以至增加复诊次数。在1984年，因为防御性医疗
增加的费用，约占全执业总收入的14％。①这种现
状是对有限的国家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评
介
(一)德国
德国是一个医疗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医疗水平
也享有较高的声誉。不过德国卫生部门公布的统计资
料却显示，德国每年的医疗事故总数仍达到1o万起，其中2．5万起甚至会导致病人死亡。对于医疗事故引
起的纠纷，当事人除了通过法院寻求解决的途径外，采用最多的还是庭外解决的方式。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者其家属一般首先与当事医生或者医院进行
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如果
这一措施没有达到效果，病人可以向“医疗事故调解
处”(以下简称调解处)的机构求助。
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
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师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师
协会联合设立．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职责是从调解民
事纠纷的角度来处理医疗事故，以判断医疗事故中医
生有无责任、责任大小以及赔偿数额。
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人士和医师组成。在接
到病人关于医疗事故的陈述报告后，调解处会根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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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而该小组中必定有一名医师与
涉嫌造成事故的医师从事相同的专业，以保证对事故
发生的过程进行专业鉴定。但专家小组必须在得到病
人和医生的双方同意之后才能开展工作。
设立调解处的优点，首先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尽可能免去当事人选择诉讼而会经历的漫长历程与
支出昂贵费用。类似的案件如诉诸法院，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以上或许才能够解决；而调解处的调解一般
都能在1年之内完成；其次，由于该机构的办公费用
都是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支出，因此病人或家属在求
助的时候，几乎不用支付费用。最后．由于避免了患者
与医生之间“对簿公堂”，也有利于整体医患关系的和
谐。
不过，调解处对事故的最后处理意见只是建议性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中的任何一方不同
意该处理意见，仍可诉诸法律。发生医疗事故的病人
或者其家属可以对引发事故的医生进行民事以及刑
事诉讼。不过，病人胜诉的概率太小．而且这一过程复
杂且费用昂贵。统计资料显示，法院裁决的案件中只
有大约1o％判定病人一方胜诉。
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目前在医疗过失侵
权案件中，一般还是要由原告方对“过错”进行举证，除非被认定为“重大医疗过失”．一般都要求病人一方
提出可靠的证据以证明是医生进行了错误的治疗。复
杂的证明过程让许多上诉的病人或者家属疲惫不堪。
此外，由于任何对当事医生不利的判决，都会对该医
生的职业生涯造成巨大影响，再加上许多医疗事故案
例很难判明是医生的错误导致的还是正常治疗结果，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一般都非常谨慎，调查取
证的过程因而也旷日持久。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德国目前已经实行了全民医疗健康保险，因为医疗事
故导致的医疗费用的增加等等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医
疗保险得到补偿，通过诉讼所能够得到的补偿仅仅是
精神损害赔偿金。②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医疗纠纷主
要通过诉讼外解决．是由于诉讼制度设计和社会保障
制度的完善的原因。
(二)美国
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aaa)、美国律师协会
(aba)以及美国医药协会(ama)作为发起机构，联合成立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nchcdr)，并由其实
施“正当程序议定书”(due process protoco1)计划，以
推进adr在解决医疗纠纷过程中的广泛运用。1998
①(台)杨秀仪：《医疗纠纷与医疗无过失制度——美国经验四十年来之探讨》；载于《政大法学评论》20ola第4 13页。
② 郑汉根：《德国这样处理医疗纠纷》；载于《健康报)2oo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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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该委员会向3家发起机构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获得批准并被采纳为3家机构的一项政策。报告
推荐了一系列解决医疗纠纷的adr方式，包括：(1)
监察人制度(ombudspersons)。被指定的中立第三方收
集医疗纠纷有关的信息，并由其进行独立的调查进而
提出纠纷的解决方案．同时，监察人也可以依照有关
程序向当事人收集信息。(2)事实发现(fact—finding)。
由中立人进行调查，并根据纠纷的事实出具一份无约
束力的报告。(3)达成一致意见(consensus—building)。
由中立的第三方(通常是一位会议召集者)，召集纠纷
各方(或其代表)通过有组织的谈判以使各方达成一
致意见。(4)调解(mediation)。纠纷各方在中立第三方的帮助下，通过协商尽量协调分歧，达成协议，但调解
所达成的协议往往不具有约束力。(5)仲裁(arbitra—
tion)。纠纷被提交给一个或多个中立的仲裁员，由仲
裁员根据预先制定的程序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最终裁
决。(6)混合adr(adr hybirds)。多种adr方式的混
合使用，通常按一定的次序进行，如在“调解一仲裁”
中，仲裁员应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即转人仲裁程序。
这些adr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据报告的调查，医
疗纠纷主要还是通过调解和仲裁得到解决，其中85％
左右的争端的解决是采用了调解这一方式。
(三)台湾地区
1．官方主持下的调解
(1)法院调解 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03条第1项
第7款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或医疗纠纷发生争执
者”于起诉前应经法院调解．也就是说所有的医疗纠
纷案件在正式进人审判之前要先行由法官与调解委
员会调解，这就是法定的强制调解。
但是该条在司法实践中几乎不被用到．因为台湾
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当事人都是向检察官提出“业务过
失致人死亡”或者“业务过失致人重伤”．由检察官对
医师提起刑事诉讼．而患者方同时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用交诉讼费，不用对医疗过
失进行证明，而且包含着传统刑罚主义和通过刑事诉
讼逼迫被告和解的意图。据悉，台湾因为医疗业务过
失罪每年获刑的有近百名医师 ①
(2)卫生行政主管机关调解。依照台湾地区旧的医疗法第74条和新修订的医疗法第90条，“行政院
卫生署”设置医事审议委员会，各个县市卫生局也设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l3卷(第3期)
置医事审议委员会，县市医事审议委员会的职能之一
就是“负责医疗争议之调处”。为了配合医疗纠纷的调
解工作．“卫生署”还于1998年4月制定了《医疗争议
调处作业要点》。而有的地方政府也根据自己的特点
制定了相关的条例或者办法．如台北市政府就制定了
《台北市医疗争议调处自治条例》，内容都大同小异，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医疗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
主管机关提出医疗争议调解申请；第二，主管机关应
该在受理申请后交付医事审议委员会，由医事审议委
员会确定调解的人选和调解的日期；第三，调解委员
会由医事审议委员会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组成，并吸纳
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第四，调解的启动只需要一
方申请即可，调解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不接受。
由于卫生局调解委员会在制度上存在着种种漏洞．因
此．被指责为医医相护、故意拖延、压迫患者及没有从
实质上降低医疗纠纷的诉讼几率等，几乎没有调解成功的案例。②
必须要提及的是．面对医疗纠纷日益严重的台湾
社会．立法界和行政机关都给予高度重视，先后提出
多个医疗纠纷处理法的版本．主要有“立法委员”沈富
雄的1998年提出的《医疗纠纷处理及补偿条例》和
“卫生署”提出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草案》，这两个提案
前者已经失效，后者是吸收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 两
个法案的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医疗纠纷在诉讼前都
必须经过卫生行政主管机关的调解。两个法案也都对
现行的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进行了重新修订。
这可能体现了台湾社会的普遍认同的原则：医疗
纠纷如果能够以双方和解的方式达成协议．自然是最
为理想的，由第三者介人调停，不管是公正认识、调解
委员会、法院或者政府卫生主管机关等，以调解或者
调处的方式解决争议而达成协议，与和解一样能够圆
满地让事件落幕；毕竟，相较于诉讼，终究是迅速(没
有审级)、节省成本的，而且具有隐私保障性，对于医
病双方的和谐更是具有正面的作用，值得鼓励 ③
2．民间其他第三人参与处理医疗纠纷
除了上述官方的调解机构之外，台湾还有其他许
多民间团体也参与了医疗纠纷的调解或者协商．如消
费者文教基金会(简称消基会)、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
(简称医改会)、各地的医师公会等，其提供的服务，大
概可以有：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成立互助团体、协助
①(台)吴旭洲编著：《医疗纠纷终结手册》；合记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页。
②(台)邱怀萱：《从医疗纠纷谈台湾病患权益》；国立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2001
硕士论文。
③(台)曾育裕：《医护法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7月第1版，第136～137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病患与医院进行协商或者与家属共同对抗医院等。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简称“消基会”)历年来接受的关于医药问题的投诉都是占所有投诉的第二位，而
且得到大多数的患者的信任。根据调查，有42％的患
者家属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会选择“消基会”处理，虽然
目前“消基会”的服务仅仅限于帮助消费者进行医疗
鉴定、协助病患与医院进行协商、捍卫消费者权利等。①
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自成立之
初就不断有医疗纠纷的患者求助，仅仅成立两年就受
理了307件医疗纠纷申诉。该会不对医疗纠纷个案提
供帮助．不介入个别的医疗纠纷处理，但是提供医疗
信息，改善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等，并编辑整理
了医疗纠纷处理手册，同时定期整理收到的书面申诉
材料，向涉及的医疗机构发放，并密切关注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问题等。②
六、我国目前诉讼外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制度的实践
(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解决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人民调解
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它不但可以根
据当事人的申请调解，也可以主动介入调解。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具
有合同的性质，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而且
只要协议符合合同的订立原则，协议就是有效的．人民
法院将予以确认。但是由于调解人员对医疗专业不了
解，很难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因此，虽然长期以来，人
民调解委员会在其他纠纷领域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对于医疗纠纷这个特殊的领域一直难以涉足。但
是近期已经有些地方在这方面开始了大胆的尝试。
根据媒体报道，上海市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③这可能是中国第一家专门针对
医疗纠纷而成立的调解委员会。据悉，该调委会是由
政府出资成立的，调解员由律师、医师和退休的司法
人员组成，其启动程序需要双方一致同意，受理后在1周之内开始调解，1月内结案，可以多次调解．如果不
能接受调解结果的，可以随时终止。应该来说，这是我国努力探索建立非诉讼机制，促进医患和谐，力争将
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医疗第一线的重要进
步，将医患纠纷纳入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具有如下优
点：正规、调解不收费、方式快捷便利、社会公信力高、· 189 ·
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等特点，在解决医患纠纷时显示
出极强的优势，是一种理性解决争端的平台。而设置
专门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之后由于引进专业的医务人员，调解专家对法律和医学知识的熟悉，有
利于弥补患者医疗信息不对称、法律常识不足等缺
陷．将会促进医疗纠纷向理性化、法制化的方向解决。
由于成立的时间较短．医疗纠纷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
解决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二)其他社会团体参与医疗纠纷的解决
2005年北京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所属的医疗机
构的全部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其后在公开招标中，中
国人民保险(财产)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和太平洋保
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中标，由于北京市推行的医疗责任
保险要求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参与医疗纠纷的解决，在这种背景之下，北京市卫生局下属的北京市
卫生法研究会接受中保北京分公司的委托，成立了医
疗纠纷调解中心，全面参与了医疗纠纷的处理工作，从而开始了我国第一个由社会团体作为医疗纠纷处
理第三人的有益探索。
该中心的“调解员”由退休的法官、医师和律师组
成，实行24小时负责制，主要是接到患者投诉或者医
疗机构的保险报案之后，立刻赶到现场，同时努力把
纠纷尽量引导到医疗机构之外，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医
疗秩序。由于在法律上和医学上都有专业人士的参
与，中心对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具有初步的认识，在经过调查后将结论上报给保险公司，然后直接由保
险公司理赔
根据该会自己发布的消息：2005年北京卫生法研
究会一共受理医疗纠纷500多件，已经结案的300多
件，最快的3个小时，最长的两个月结案，调解成功率
达到98％ ④
七、我国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现阶段仍然应该鼓励、引导医疗纠纷双方当
事人的“协商”
虽然严格意义的“诉讼外解决机制”是指在诉讼
外由第三方来解决纠纷，但是作为特殊的医疗纠纷，绝对不能忽视协商在化解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协商或
者和解不但使对抗在形式上、行为上，而且在纠纷当
事人的心理上都能够得到消融，而和解协议也更容易
让当事人得到履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前文已经
①(台)邱清华：《医疗纠纷的民间团体的角色—— 消基会》；载于《台湾医界》1994年第37卷第6期。
② 参见：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网站，http：／／www．thrf．org．tw／index．html。
③ 参见：上海青年报，2006年5月10日《医疗纠纷有了专门调委会》。
④ 修金来：《第三方化解医疗纠纷的探索》；载于《中国医院院长》20o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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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大部分都通过协商解决的，但是出现暴力事件的纠纷，也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可
见，医疗纠纷协商解决并不能取消，关键问题是如何
引导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虽然有学者认为，和解可
以消除纠纷，也常常排斥了本应介入的公权力机构的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有违法治的精神。①但是，追究
责任人的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并不能阻碍我国医疗
纠纷的协商解决，前者是公法的调整范围，后者是私
法调整的范围，前者应该是公权力机关主动介入的事
情。笔者以为，应该主动创造宽松的法律环境来促进
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主要做法是：第一，从立法上明
确医疗纠纷和解和协商的程序要件、实质要件，明确
协议书的生效要件；第二，从行政上，加强对医疗机构
医疗纠纷协商解决的监督，如定期上报医疗纠纷情
况、医疗纠纷协议书等；第三，从司法上，要放宽对医
疗纠纷协议书的标准审查．严格和解后又重新诉讼的医疗纠纷案件的受案标准等等。
(二)增加社会公信力，培育中立、公平的医疗纠
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第三人”
任何诉讼外解决制度能否具有生命力，其关键在于“第三人”是否是真正中立的。从医疗纠纷的根源上
分析，医务人员与患者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平衡．
从而使得患者自然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所以要缓解医
疗纠纷，就必须要患者在对医疗事故的真相方面获得
平等的地位—— 最基本要做到“形式”上的平衡。譬
如，患者方面能够随时看到自己的病历等。真正查明
或者发现医疗纠纷的真相，需要真正的医学专家参
加，但是作为医务人员，是一个专业的技术群体，有能
力发现真相的人却来自于这个群体，因此其公正性自
然令外界怀疑，这正是令制度设计者感到两难的局
面。这种两难局面最早表现在我国1987年的《医疗事
故处理办法》中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当时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组织的，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机关，其作出的鉴定结论自然不能对社会产生公
信力，虽然现在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已经授权给各级
医学会，但是不难发现医学会的主管机关还是卫生行
政部门，而其中的各个鉴定人员都来自于各个医疗机
构，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因此普
遍来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凡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组织的仲裁、调解，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信任危机，如日本医
师公会属下的医事调解委员会，就被患者看做是维护
医师权利的机构，从而不被患者接受。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l3卷(第3期)
基于医疗纠纷这种无法克服的“专业性”，在制度
中排除医学人士的参与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从程序
上保持其中立性。前文所提及的保险公司委托的“第三
人”其实并没有完全中立，而且其是依附于医疗责任保
险制度的，如果没有医疗责任保险，它就也无法继续存
在，所以笔者不主张全面开展这样的诉讼外调解制度。
(三)基于未来发展，应建立混合的“第三人”医疗
纠纷调解制度处理制度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基本上就是卫生
行政机关的调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两种，这两
种调解模式的前提都是“双方同意”，而且目前的医疗
纠纷调解成功率不高。而作为仲裁．范围仅仅限于商
事纠纷，医疗纠纷不被包含在内，但是仲裁制度的许
多优点可以为医疗纠纷处理模式参考。笔者以为，无
论是调解还是仲裁．关键问题在于能够为医疗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一个便捷、快速、中立的纠纷解决管
道，能够及时发现纠纷的真相，所以名称并不重要。目
前我国有成熟的劳动纠纷仲裁制度，没有成熟的医疗
纠纷调解制度，但是从医疗纠纷较高的和解率来看，不适合仲裁，只能建立“仲裁化”的“医疗纠纷诉前调
解制度”。其特点如下：
l_医疗纠纷诉讼前强制调解。所有医疗纠纷案件，必
须在诉讼前经过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调解不成的才能起诉到法院；调解成功并达成调解协议而当事人
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仅仅审查调解书的法律效力。
2．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在管理和监督模式
上，不应该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应该交司法行政部
门管理，由卫生行政机关给予必要的帮助。
3．调解员的人选。调解员应该包括法律专家、医
学专家，也包括卫生行政官员和司法行政官员。在纠
纷个案处理方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由委员会自
行选择调解员，应该保障必须有医疗纠纷所涉及主要
专业的医学专家参加，同时有法律专家参加：另外一
种模式是由当事人选择调解员，患方选择医学专家，医疗机构方选择法律专家。
4．建立调解员信息库。建立调解员的信息库，向
纠纷当事人公开调解员的资料。
5．实行收取少量费用或者不收取费用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的建立在于方便纠纷当事人的申诉途径，鼓
励纠纷的诉讼外解决，因此不能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摘要】现如今，银行业提供着越来越多元化的服务，一方面使人民的消费权益得到更广范围的实现，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权益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与银行机构的矛盾与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便成了银行业的突出问题之一，但是目前国内对于解决银行业消费纠纷的方式方法尚处在探索阶段。因此，在这里继续对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银行 消费纠纷 表现形式 原因 解决机制
前言
银行消费者是银行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加强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的重要内容，对提升银行消费者信心、维护银行安全与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银行市场改革发展不断深化，银行产品与服务日趋丰富，在为银行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提供银行产品与服务的行为不规范，银行消费纠纷频发，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不强、识别风险能力亟待提高等问题。为规范和引导银行机构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加强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第一章 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的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银行业日渐重视其服务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化水平、总体水平得到较大程度的认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都制订了服务和产品销售行为规范，同时通过内外部机制对服务行为进行暗访和抽查，总体情况纠纷占比不高，基本能得到满意答复。
一、我国现阶段银行业消费纠纷的表现形式
1、矛盾纠纷领域集中化。1、1集中于主观感受。大部分与银行产生争议或进行纠纷的问题是关于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业务熟练程度，目前由于消费者更看重时间效率与自身尊严的被重视程度，所以柜面业务中，常见的纠纷问题出于主观感受问题。1、2集中于主要业务。目前，消费者纠纷主要是存贷款业务纠纷。目前纠纷比较突出的是信用卡业务，由于银行业务人员职业素养不高、面临严重业绩压力、只顾眼前业务提成利润，银行后台监管与风险审核不到位等情况，使得信用卡业务成为银行与消费者间常见纠纷之一。
案例分析：
杜某于2007年向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其填写的信用卡申请表上显示，杜某任某公司采购部主管，年薪为10万元，拥有一辆捷达牌私家车。银行向杜某发放了信用卡，杜某开卡消费后，对信用卡欠款未予清偿。银行起诉要求杜某偿还截至2011年6月22日的信用卡欠款及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
法院联系到杜某。杜某表示，认可签写了申请表，申请表中职业、收入情况是虚假的，其只是一名普通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更没有私人车辆，依靠低保来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计，而且孩子还在上学，无力偿还所欠银行款项。法院发现，银行在发卡过程中，并没有核实杜某工作单位及收入的真实性。
2、矛盾纠纷对象扩大化。由于银行网点的增多与覆盖面积的增加，消费者纠纷案件的比例也在增加，二者呈正相关规律。银行在盲目圈地占领市场的同时也应兼顾其服务水平。
3、纠纷渠道多元化。
从调查情况看，银行业消费者在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一般会向银行机构纠纷以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如果纠纷问题得不到满意解决时，消费者的行为出现多种选择。包括向行业监管部门反映，向行业协会或消费者协会反映，媒体或者网络曝光。
二、我国现阶段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
从国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情况来看，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2013年8月，中国银监会出台《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填补了国内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方面的空白；2013年10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明确将银行等金融服务行业纳入其中，提出将金融服务对象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下加以保护的意图和趋势。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为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法律支持。然而，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能生搬硬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有通过完善与银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给银行业消费者提供有力的权益保护。
同时，各商业银行也积极贯彻落实监管要求，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健全制度流程，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但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消费者购买金融业务与产品逐渐增多，暴露的一些问题比较突出，比如：收费标准不一致、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不充分、客户投诉处理效率低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将威胁到商业银行的声誉。
第二章 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的背景与形成原因
一、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的背景
银行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挑战仍然存在并不断变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压力下，针对银行的外部诈骗和侵害增多，网络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盗刷事件频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对银行业的信任。此外，随着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体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盲目投资引发的纠纷和社会动荡增多，非正规金融冒用银行信用问题突出，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二、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的形成原因
在目前银行业纷繁的背景下，纠纷形成的原因也是多张多样的：
1、从消费者层面来看
一是，消费者需求层次提高。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排列，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银行业消费者纠纷集中于精神主观感受层面，一方面体现了近几年银行业积极完善改进服务中的不足，在产品、设备、流程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有较大改善；另一方面，显示着消费者在基本金融服务得到满足后，希望能够在享受银行服务中得到更好的体验和感受，能够减少等候时间、能够便捷地办理业务、能够享受微笑服务等等，也就是消费者期望值提升。一般来说，消费者纠纷是因为对产品或服务不满意。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包括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期望值、实际感受值等，用公式可以表示为“满意度=实际感受值-期望值”。正是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优质文明服务深入人心，银行业消费者对银行服务有了更高的期望，所以当消费者认为银行服务达不到自身期望时，容易产生服务纠纷从而引发纠纷。
二是，消费者公平和维权意识提高。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消费者群体庞大，消费者差异较大。既有千万富翁，也有低保消费者；既有博士硕士，也有不识字消费者；既有青壮年消费者，也有老弱病残；既有高官金领，也有失业人群。面对这形形色色的消费者和不同的需求，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觉得受到歧视而引发纠纷。比较典型的就是有关银行VIP消费者服务引发的纠纷。目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消费者等候时间，银行机构网点一般没有设立专门的VIP消费者服务窗口，而是消费者在自动叫号机上取号时自动为VIP消费者生成有别于普通消费者的号码，实现优先办理业务。但是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觉得VIP消费者后来先办是插队，觉得受到银行歧视，从而引发服务纠纷。另外，包括消费者纠纷服务效率不高、服务态度不好也基本是觉得自身没有受到银行员工公平对待引发的；以前消费者的纠纷多集中于经济利益受损的情况，对银行服务不满意、自身受到不公平对待等情况一般会忍气吞声，默默承受。随着近年来银行开展优质文明服务规范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广泛宣传，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逐步提升，消费者在认为等候时间过长、受到不公平对待等非经济纠纷时，也开始勇敢地维护自身权益。
三是，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较低。因为消费者金融知识存在不足，导致部分正常的银行规范要求不能被消费者接受理解而引发纠纷，也导致部分利益受损的消费者采取忍气吞声的方式默默承受，还有的采取曝光以及更激烈的方式表达怨气或诉求。
2、从银行层面来看：
一是，银行业务的操作流程与管理更新速度落后于消费者需求速度，漏洞危及消费者基本权益。近年来，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存在两个显著特点，即技术性明显和内部人员参与。虽然行业中存在领先范例，银行业整体上对金融服务流程中的安全技术投入与其客户群体广泛性、服务基础性、影响外溢性不匹配，与新兴互联网金融相比，在追求金融安全技术升级的理念方面显得滞后、缺乏活力。此外，业务流程管控中的“人防”不足比“技防”滞后更亟需重视和加强。银行员工管理是确保金融消费安全、提升金融消费体验的关键。近年来，银行业薪资收入水平下降，同时“飞单”、客户信息泄露和理财与代销产品纠纷等侵害消费者基本权益的类型案件中银行员工涉案身影频现，这一现象提示银行管理者需要重新思考对员工的约束和激励。
二是，银行业对消费者投诉的沟通、反馈机制不足。目前，银行业的一个通病是对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的沟通、反馈不足。这一问题有具体投诉处理工作管理不规范的原因，如现场投诉处理方面未做好投诉登记，未填写投诉受理单，未告知投诉者受理情况、处理时限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也有银行机构不重视金融消费保护，未建立行内统一投诉处理机制的原因，如投诉处理工作涉及个人金融部、信用卡部等多个行内职能部门，而各行内职能部门仅负责各自条线的投诉事项，而在总、分行层面未能定期统一汇总分析各类投诉问题、投诉焦点及客户建议，未能及时发现产品和服务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并进行整改，致使类似投诉重复出现。
综合来讲，目前银行业消费纠纷存在着诸多原因，其解决途径的研究便存在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章 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的处理方式及评价
一、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的常见处理方式
1、金融机构内部提供的处理形式
银行业内部一般采取投诉热线或上级主管处理等方式，对于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纠纷多能够正面有效的解决，但是这种方式缺少外部监督，对于最终处理结果的公平度与满意度缺少有效的监督反馈。
2、银行业协会的化解作用
银行业协会作为是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近年来，银行业消费纠纷不断，作为银行业协会，其作用目前仍未得到较好的彰显，金融消费者呼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呼声业愈见高涨。
3、消费者协会的化解作用
消费者协会是处理消费者纠纷的主要协调机构，但是由于经济纠纷的专业性与银行机构的主导型，对于消费者与银行机构间的化解也尚未起到实质性作用。
4、社会力量、媒体监督的处理方式
目前社会媒体监督主要是通过媒体曝光，但是金融机构一般因较大的公关背景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处理结果也缺乏持续的监督与反馈。
5、诉诸法律----最终解决方案
二、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评价
1、法律概念模糊，难以对“消费者”进行清晰界定，现有法律法规中对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规定不完善。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部专门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条款零散于《商业银行法》等与银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且不全面、不明确；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中是否对于消费者权利加以明确规定是判断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完善度的价值导向。
2、监管缺失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自律机制。银监会是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近年来，银行业消费纠纷不断，金融消费者呼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成为银行业监管框架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现实需要。农村金融机构缺乏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有些部门和机构往往为完成存款、贷款、利润等指标抢占市场，夸大其商品和服务的优点，而忽视了对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内在风险进行必要的揭示，误导了广大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忽视其合法权益，造成农村金融机构投诉和纠纷不断。
3、农村地区消费者缺少必要的金融法律知识、风险防范以及维权意识。
第四章 我国银行业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设计
一、从外部环境改善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
1、健全制度体系。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否适用于金融业务领域还存在争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有关行为进行了规范，但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尚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完善立法，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国家立法是当务之急。通过制定专门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别法，或修订《商业银行法》等现有法律而予以特别规定的方式，将“银行业消费者”明确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或使用银行业产品和接受银行业服务的自然人”，并明确或增加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价值导向。保护城乡居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增强公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
2、健全组织架构与考核机制。农村金融机构要结合自身的法人治理架构，在董(理)事会下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者授权现有专门委员会履行相关职责，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纳入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战略中；根据业务规模、业务种类、网点和客户数量，合理设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岗位，指定营业网点大堂经理兼任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员岗，及时受理客户投诉，收集客户服务需求，确保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有专人、专岗对接；农村金融机构要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纳入对基层机构综合经营绩效考核体系，引导基层机构及员工严格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各项规定。
3、加强行业监管。针对银行的特殊性，中国银监会应建立格式合同(条款)的事先备案审查制度，重视金融产品事先审查权，积极承担此项职责，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防止事先审查流于形式；明确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时限和责任追究，使投诉能得到及时处理。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更应当加强自律机制建设，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尤其是农行、农商行、邮储银行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增强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做到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真正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
(三)从银行机构自身提升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能力
1、提升服务人员综合素养，提高柜面服务满意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柜面服务人员应耐心细致地做好相应业务的引导、分流和解释工作，为客户提供高效快捷的柜面服务。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强化业务流程监督，堵塞管理漏洞，防止内部人员作案导致客户个人信息或资金被盗，减少金融机构不必要的经济和声誉损失。
2、完善内部评价体系，提升管理水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考核评价机制，强化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投诉及从业人员操作行为不规范问题的考核工作，将投诉频次、严重程度、损失大小、舆情级别及满意度回访结果、对金融消费者及社会的贡献度等情况纳入金融监管考核范围，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服务工作进行评估考核，科学运用评价考核结果，并在监管评级中适当予以增加考核分值及占比，并进行分类监管，按照类别和级别准予开展相关业务，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培育健康的金融发展环境。
3、完善监督评价制度与奖惩制度，抓好责任落实。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责任。要通过监督评价工作加强对消费者纠纷处理情况的跟踪管理，定期汇总分析纠纷热点，认真查找产品和服务的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从管理制度、运营机制、操作流程等方面找准问题根源并及时加强完善和改进，发挥纠纷信息的监督纠偏作用，提高服务水平，防止类似消费纠纷重复发生。要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内部考评体系，并纳入对分支机构的综合绩效考评体系。同时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纳入内部审计，加强工作监督。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部门要切实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责任。通过细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要求和评价标准，充分发挥监管评价的激励约束作用，切实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要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监管评级结果与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挂钩。对于消费者保护工作监管评级较低、不能按照监管要求进行整改和问责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必要监管措施予以处罚，可以考虑控制或暂缓其新机构或新业务的准入，暂停其部分纠纷较大的业务等措施督促其改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4、改进投诉渠道管理。金融消费者投诉是金融机构改进经营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外部推力，是声誉风险的重要发源地。农村金融机构要畅通投诉渠道，在营业网点公布人行、银监等监管部门和本行内部投诉受理电话、流程；要按正规信访流程，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高效进行投诉处理，开展投诉调查，及时回复客户，适时回访客户，切实改变单纯压降投诉数量的简单管理模式；对涉嫌违规的及时移交审计、纪检监察部门，严格责任追究，涉嫌违法的及时移交司法部门。
5、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向银行业消费者提供必要的有效信息是农村金融机构应尽的义务。因此，进行信息披露是关乎行业健康发展、银行业消费者权利充分保护之关键所在。通过制度构建规范来引导银行机构恰当地披露相应信息，充分保障银行业消费者的知情权。要彻底改变农村地区信息封闭的局面，利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对农村金融消费者进行充分的信息提示和风险披露，让消费者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金融市场的主动参与者。
浅析我国医患纠纷的解决之道
【摘要】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医患纠纷的处理途径极具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和医患纠纷的总体特点，深入探讨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并在借鉴国外立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之策：加强宣传教育与适当的舆论引导；实行“联调联动”，加强与法院、医院的合作；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关键词】医患关系 医患纠纷 启示 当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医患关系主要是指“医”和“患”的关系，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医”主要是指医疗单位及其医务工作者，医疗单位不仅包括各级各类医院、乡镇卫生院、门诊部，还包括卫生所、医务室等；医务工作者包括各级各科的医生、护士、卫生管理人员、医学科学人员等。“患”主要是指接受医疗的人及与其相关的人或组织，如果在医疗护理中没有导致病人死亡的行为的发生，就必须由病人本人提请医疗纠纷的处理。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病人可以委托家人或者亲友、律师等代理人以病人自己的名义来实施解决医疗纠纷的工作。如果在医疗护理的过程中病人死亡了，那么就由病人的家人取代病人成为医疗纠纷的主体。 随着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一些根本性变革以及医学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经济生活的日益市场化发展，身处其中的医患关系也在发生着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医患关系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医患关系完全技术化。在临床治疗中采用高科技的医疗技术，这大大提高了医生的诊断能力，促进了医生专业知识的增长，但在患者享受高科技技术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也有些医生对高科技技术的使用产生了一种极端思维，片面地认为医疗服务就是采用这些新的医疗技术来治愈病人，从而减少和淡化了医生对病人的关心和沟通，使医患关系演化成了医生―机器―患者的关系。 医患关系不断趋向市场化。从当前的世界医患关系来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将医疗服务定义在商品的范围内，但是在医疗领域内又逐渐有了市场的参与。市场为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特别是在医药方面上更加显著，但是市场对于医疗活动又起了很大负面作用。特别是像我国这种医疗改革还不够完善的国家，少数医务人员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移植到医患关系中来，使本来纯洁的救死扶伤神圣职责成了与病人交换的筹码。虽然将医疗服务完全地转变成为商品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随着市场在医院的不断深入，医患关系市场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医患关系不断民主化。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凭借医生对医疗技术的掌握程度来加以保证的，而病人在治病的过程中只需要绝对的服从。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医患关系中医生的权威性较之前降低了，患者的权利反而得到了增长。在医疗活动中，由传统以医生为主体发展成为了医生患者共同参与的情形。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不再是被动的治疗接受体，而是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己亲自参与到治疗方案的选择中去。医生和患者两者的地位逐渐趋于平等，医患关系也在不断民主化。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医学进步，医患之间的关系还会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然而，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说，医患纠纷正在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 常见的医患纠纷的几种类型及其主要原因分析 一种是病人执意要出院，出院后病情加重，医生未加劝阻担责任。如，某县某镇的刘某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被送入医院，经过抢救后病情得到了好转，脱离了危险，刘某的家属看刘某已经完全苏醒，主动要求出院，医生同意出院，但当时没有和刘某办理相关的手续，并未告知有关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刘某出现反应迟钝、头痛等症状，到医院被诊断为中毒性脑病，刘某的亲属将原先的医院告上了法庭，原因就是医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 另一种是医生没有对病人进行详细全面的检查引发的医患纠纷。如一位妇女一位患有乳腺增生到医院去进行包块切除，手术后患者感觉手术部位还存在包块又去就诊，通过检查医生告诉她没有什么异常的细胞成分。患者不放心，到大医院去检查结果诊断为乳腺癌，患者将原先的手术医院告上了法庭，因为医院误导误诊，在治疗中没有对患者进行病理切片的检查，延误了患者的病情。 以上种种医患纠纷出现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方面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渠道不畅。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医患纠纷有三条解决途径，即：一是医患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二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解决；三是直接向法院起诉。但是相关法律规定均没有涉及到医患关系解决的具体条款。 另一方面，是患者自身的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健全，患者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对于医院医疗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医疗过失，患者都会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是患者和医院两者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受患者自身的知识水平的限制，患者容易对医疗效果产生过高的期望值，对病情的发展过于乐观，一旦发生了医疗事故后或和原先预想的不相符，就会难以接受。 我国现有处理医患纠纷的方式方法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与适当的舆论引导。要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这是防范医患纠纷冲突的基础。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医务人员和病人及病人家属都是共同抵抗和消灭疾病的合作伙伴，病人离不开医生，医生也离不开病人。要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医学科普知识，讲清楚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及预后的一般规律，讲清楚疾病的复杂性和目前医学科学的局限性，让患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大力宣传法律法规知识，依法办事，努力让患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是实行“联调联动”，加强与法院、医院的合作。一般各大医院都设有医患沟通中心，每一起在医院发生的纠纷，医患沟通中心都会及时处理。一些大医院，都会让年轻的、经验少的医生在医患沟通中心学习，让他们了解患者看病时遇到的困难，为以后上岗做出更好的服务打下基础。但是，有些医院的纠纷量太大，无法每一件都能合理的安排、处理，还有部分纠纷在处理不了的情况下，直接移送到法院。诉讼程序对于患者来说，等待时间过长，同时也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法院在受理案件前也会对双方进行调解、沟通，这一过程与医调委的.工作是不谋而合的，医调委作为专业性强的调解组织，可以在这一方面与法院合作。有利于改善法院当前所处的司法环境。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法院不可避免地处于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前沿，为社会稳定考虑，专业性质较强的医患纠纷案件可以移交医调委办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法院信访的压力，为法院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三是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要加强对医院服务质量的管理，从而保障医疗的安全。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生的每一个行为都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因此医生要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除了为病人提供高技术的医疗服务外，还必须加强对医疗服务安全的建设，尽量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为患者提供安全放心的医疗服务。医院要加强人性化的服务管理，创新医院服务的方式，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让患者放心。 日本处理医患纠纷的经验借鉴 在日本，非常重视对医院和医生的管理和监督，并在医院的管理中提倡在法制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的发展，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对医院中出现的医患纠纷问题进行调节。日本在医患关系的处理上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诸如，日本在医院的管理中着力加强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力度；在政府的指导下，日本相继出现了中央级和地方级的医疗评估机构，在运行中一般都是每过一年就由民众、政府官员、医院专家和医院的医生来对医院进行系统的评估打分，对合格的医院颁发合格证书，对不合格的医院要警告整改，并且通过媒体将评估的结果公示；日本的大多数医院都会给医生购买事故保险，当出现医患纠纷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从而避免更大的医患矛盾的出现。 日本在处理医患纠纷的过程中通常都是采用法律的手段来协调医患关系。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不分大小都要上报给政府部门，由政府作为医院和病人之间的中间人来进行协调。采用这种方法能够保障在医疗诉讼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患者和家属获得应有的赔偿。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医德法并重的解决路径，即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医生自身医德修养的同时，综合地运用道德的和法律的手段处理医患纠纷，以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建议研究医德法并重模式下的具体解决途径，并进行可行性分析；然后就如何深化改革、引导医患双方转变思维、如何构建新的医德法并重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进行探讨，以期找到预防医患纠纷、化解医患纠纷、处理医患纠纷的最佳途径。 【作者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SB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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