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共7篇）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篇1

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习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爱，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乐和幸福的日子了！亲爱的，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读《史记.伍子胥列传》有感。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16年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伟大源于悲悯

——从《伍子胥列传》看《史记》

邹金灿

小说笔法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嚭和吴王夫差的对话，()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嚭在吴王面前中伤伍子胥的那段话（“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在《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无感情，不学问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嚭报祖仇，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悲悯情怀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史记》有小说笔法，但绝对不能把《史记》视为小说来看待。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关：“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他不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为“文章”,然而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文章又如何传诸后世？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可以这样说，整篇《伍子胥列传》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 篇2

刺客，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中国职业刺客最早也就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刺客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短时间内，让目标关键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中国早期的刺客，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大多都怀揣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因此带有一些侠客的气息。他们与今天的刺客们大相径庭，如今的刺客更过的是去追逐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相比之下，觉得中国古代的刺客真是太单纯了。

本文记述了六个人的刺客故事，看似是五个人，其实还有最后一个荆轲挚友高渐离。每个人的刺杀都非个人恩怨，彼此之间的缘由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

太史公花了一半多的笔墨，饱含深情地写了荆轲刺秦王。先介绍了身世籍贯，“好读书击剑”，曾“以术说卫元君”；曾游榆次，“与盖聂论剑”；游邯郸与鲁勾前博。这几段文字，后两段还插入两个精彩的细节描写。这些，不仅对认识荆轲全人是必要的，而且对荆轲传的主体部分起着铺垫作用。之后又引出了与后来故事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两个人物，即高渐离和田光先生。从“居顷之”到易水饯行，是故事的发展阶段，诸多情事，以时间先后为序，逐一加以交待和描述，使荆轲其人的形象越来越饱满。其中易水边饯行一段的场面描写，为突出荆轲的气质、性格、乃至整个精神风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极力地渲染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氛围，也为故事高潮的到来做好必要的铺垫。紧接着“图穷匕首见”的壮烈场面，刺杀未遂后“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无语凝噎，不知该如何评论这位无畏的刺客，比起曹沫、专诸、聂政这三个人来说，荆轲算是死不瞑目，没有能报答太子丹对他的知遇之恩，比起豫让，豫让至少，“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

我同情荆轲，但这六个人中我最敬佩的不是他。我最敬佩的是哪个所占篇幅最短最短的高渐离。没有人要求高渐离去刺杀秦王，荆轲也没有跟他说过“兄弟，我要是没成功，你一定要帮我完成心愿”，没有人，真的没有人甚至是暗示，从没有过。他没有知遇之恩，挚友荆轲也和他的关系仅仅是你击筑我歌唱。但这个小人物太令我感动了，起初只是隐姓埋名，为躲过杀身之祸，只是为了亲近秦王，他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代价呢？代价是什么？被熏瞎了眼睛，只是为了完成知己的心愿，让自己的知己能在地下安息，看完最后的故事，我觉得太史公的安排太完美了，虽说是按照时间顺序，但最感人的故事留到了最后，为整个春秋时的刺客们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超越了知遇之恩，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共鸣、交流，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甚至连生死的界限都阻挡不了他们。

《史记·吕不韦列传》读后感 篇3

史太公在《吕不韦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善于经营之道、善于投机政治的大商人吕不韦以及一些和吕不韦息息相关的人物，如资质平平、毫无主见的子楚，淫荡不堪的赵姬，通过情人立足政治高位的嫪毐，寡薄亲情的秦始皇。很多人认为在这篇传记中没有一人是史太公同情的，我认为值得争议。

初识子楚时，子楚在赵国做质子，“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这样一个落魄王子，吕不韦却慧眼识珠，称“奇货可居”。说明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投资眼光，而且他这种投资还是跨领域的，从经济到政治，可不是简单的贩贱卖贵原理，就能坐等收益。可见一个传奇人物必要的特征在于气魄和果敢。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气魄果敢是源于吕不韦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他弃商从官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整个秦国。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上层阶级统治是不阻碍商业的发展的，后来统治者“重农抑商”也是因为商业势力过于强大威胁政治，所以经商的前途不一定比从官更窄小，经商获取的利益也未必就比从官少。探索吕不韦投资政治前途的原因，不如归结于他的鸿鹄之志，只不过他这种雄心大志是对于政治权利的强烈渴望。

再看吕不韦游说子楚和信阳夫人的姐姐。子楚本对吕不韦一番“吾能大子之门”的妄言深感不屑，但吕不韦却没有立刻倾吐他的计谋策略，而是胸有成足地回应“大君之门，乃大吾门”，即使是平庸的子楚也知道了吕不韦要同他共谋什么样的大事。在与信阳夫人姐姐的沟通中，又提纲挈领的指出立子楚为适嗣对楚系家族的益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成功地获得了华阳夫人的大力支持。这样一个凭商起家的富贾，能对政治形势有如此透彻的解读也是很难得的。

读史记-刺客列传有感 篇4

我喜欢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史诗巨作。我们所熟知的本纪、世家、列传、表等一系列的名词皆是太史公的首创。鲁迅先生眼中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特别喜欢刺客列传，当我再次翻开这本书，我又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感受。

记得专诸吗，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位刺客让世人记住了他。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已经经常呈着一种异样的美。事发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的烹煮与鱼腹中。专诸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掌握着千钧一发，使怨主吴王僚丧命。这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了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书又被我翻了几页。展现在我面前的是那个果断决绝的要离。这个身高不过五尺的男人却显现了他的高大形象。这也许就是侠客的义吧。这一次的主角把他的前辈的开创发展到惊心动魄。杀妻断臂，为求接近公子庆忌。滔滔的江水淹没了要离的腾腾杀气。一柄长长的画戟就让庆忌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这是另一个悲壮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埋藏了几千年的侠义。司马迁并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他的一笔，不仅是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要是自己的著作得到杀青压卷。

历史的轮子又滚到了豫让。他不仅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而且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美的衣服，给豫让完成生命的绝唱。这是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

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然一位剑术不精的普通游侠却留下一段惊世之举-刺秦。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仅仅感慨“彼可取而代之。易水河边，高渐离的筑声显出几分悲凉，一个高大的背影低声吟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历史的车轮并停止，雄才大略的始皇帝依旧一统山河。

史记商君列传读书笔记 篇5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如有不妥，请方家指正。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二是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四是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五是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六是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刑过度。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二）不听进谏。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三）重刑罚、轻德政。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监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五）自身腐败。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史记刺客列传读书笔记 篇6

曹沫，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派他带兵与齐国战，屡战屡败，连失几城。曹沫觉得很惭愧，但庄公仍很信任他，“犹复以为将”。齐恒公与鲁庄公于柯邑会盟，曹沫趁隙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投鼠忌器，无法近前，问曹沫，你想干嘛，曹沫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这时候其实他说什么齐桓公都会答应吧，只要不杀齐桓公，于是齐桓公答应“尽归齐之侵地”，曹沫也干脆，齐桓公一答应，他立马扔掉匕首，回到鲁国群臣的位列中，谈笑自若。齐桓公心里当然愤怒，回去就想背约，管仲劝他，“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这样，“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復予鲁”。

曹沫很有勇气，心理素质好，机智。他是本篇介绍的几个刺客中唯一从刺杀现场平安脱险的幸运儿。

专诸，吴国人。伍子胥了解专诸的能力。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后就向吴王僚游说伐楚之利，被公子光否定了，说伍子胥提出伐楚是为报私仇，不是为吴国作想。伍子胥因此推断公子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这个内事是提公子光有杀吴王僚以自立的图谋。于是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公子光想杀吴王僚自立是有原因的，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的四弟季子札贤，诸樊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子札坚辞不受，于是诸樊不立太子，将王位传给其二弟，二弟死了传三弟，三弟死了准备传四弟季子札时，季子札跑了，于是吴国人立三弟的儿子为吴王，即吴王僚，这下子诸樊的长子公子光就不乐意了，认为王位应该是他的。他很有耐心，等到吴王僚派其弟领兵攻楚，同时派季子出使晋国以观诸侯反应，而楚国虽正值国丧，但并不示弱，派兵从背后断了吴军退路；这时候公子光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就与专诸商量，是出手的时候了。公子光发请帖请吴王僚吃饭，吴王僚也是有防备的，带了一大批护卫来赴宴，大家喝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公子光称脚痛进入内室，专诸将鱼端给吴王僚吃，近前后抽出藏于鱼肚子内的匕首刺吴王僚，“王僚立死。”专诸也被迅速扑来的吴王僚的随从杀死。吴王的人见僚已死，一时惶乱。公子光这时带入事先埋伏的人一拥而上，把吴王僚的人全部除掉。然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的特点应该是刺杀技术好吧，快、准、狠，一发即中。他刺杀成功后被对方杀死于现场，死得其所。

豫让，晋国人。他开初是范氏及中行氏的手下，不受重用，就改投到智伯门下。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死于与赵襄子的`战斗中，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极深，不但与魏韩合谋灭了智伯，三分其地，还“漆其头以为饮器”，这个，有点变态了。豫让逃到山中，立志为智伯报仇。他报仇的手段一直走的悲情路线，先是扮囚犯到赵襄子宫中去刷厕所，想趁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他，被发现并抓住了，赵襄子念其忠义，放了他。然后他就扮乞丐，“漆身为厉，呑碳为哑”，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了，他一个老朋友在街上认出他来，都感动哭了，说以你之才，假装投到赵襄子门下，他一定会收留并重用你的，这样你不是更有机会接近他并杀掉他吗。豫让比较死脑筋，认为我心怀二心投到赵襄子门下并杀他，一是对智伯不忠，二是对赵襄子不义，不能做这种事。他躲在赵襄子的马车必经的一座桥下，结果马惊，赵襄子立即意识到是豫让在附近，于是豫让又被抓住了，赵襄子忍不住指责他，说你也曾经是范氏中行氏的手下，智伯灭范氏中行氏你无所作为，而今我灭智伯你却执意要杀我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的回答比较经典，说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就以常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默然，说我已放过你一次，你这样不依不饶，我无法再饶你，豫让也有他的逻辑，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你要杀就杀吧，临死前希望能刺穿你的外衣来成全我为智伯报仇的意愿，赵襄子感其义气，就脱下外衣让手下拿着，豫让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然后伏剑自杀。

豫让作为一个刺客其实并不专业，他像是一个彻底入戏的演员，专门向世人演示什么是忠义，只专注于表演过程而不计结果，是个失败的刺客。其实他蛮聪明的，很会说话，是个挺有才的文人，只是死脑筋，中毒太深，枉送了性命。想像他连续三次跃起去刺击赵襄子的衣服，然后伏剑自杀的画面，感觉他像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小丑，有点悲怆的喜感。唉，这让我想起一句被篡改的歌词：“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笑点低”。

聂政，轵深井里人，轵在哪里？不大清楚。杀了人后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一起搬到齐国居住，以屠宰为生。濮阳严仲子本来是韩哀侯的臣子，与韩相累侠结了怨，就跑回老家，一心想除掉累侠，到处访求勇士。听说聂政勇，多次去齐拜访聂政，又备了酒席到聂政门前，并送上百金给聂政母亲祝寿。聂政“惊其厚”，“固辞”。严仲子避开他人，向聂政讲了来意。聂政说我是因为有母亲要赡养才避仇在此，“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最终没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既已葬，除服”。这时候，聂政就去找严仲子了，说：“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亲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就把详情说了，并说了困难之处：对方为韩相，且是韩君季父，在韩国宗族众多，护卫严密，我谋划了很久，终不能成。并说“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拒绝了严仲子给他增派人马的提议，说濮阳与韩国相距不远，韩相耳目众多，我们人多了就难免生是非，有是非就容易泄漏机密，若事情传到累侠耳里，“语泄是韩举国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聂政独自去到韩国，仗剑闯入累侠府中，当时累侠正坐在府中，左右护卫甚多，聂政直接冲上台阶刺杀了累侠，左右大乱，聂政大声呼喝，砍杀几十人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其肠，遂以死。”

聂政是个孝义双全，冷血果断的杀手。他的每个决定其实都有其道理，你知道他为什么临死前要自已割面挖眼毁容吗，那是因为他还有个姐姐在，他不想让韩国人查到他的身份去杀他姐姐报仇，可见他心思细腻，侠骨柔肠，乃重信诺有担当的真汉子也。说到他姐姐，也不是个耙角，她在齐国听说韩相被人刺杀，韩国将凶手暴尸街头，悬赏征询凶手身份时，意识到可能是弟弟聂政，就去韩国认尸，伏尸痛哭，最后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荆轲，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刺客，可能要写的会比较多，不如下一篇再写。

关于已写的这几个刺客，一个是在齐鲁会盟时劫持齐桓公胁迫其归还失地的曹沫；一个是帮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后被僚的手下刺死的专诸；一个是立志为智伯报仇结果只刺穿了仇人衣服后自杀的豫让；还有一个是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相累侠后毁容自杀的聂政。四个刺客各有所长，曹沫有勇，专诸有能，豫让有忠，聂政孝义。说到这里，想到中国古代道德观最强调的四个字：忠、孝、节、义，鉴于当今社会节操如水银泄地覆水难收的现状，那“节”字就暂时不提也罢。“忠”是忠君，报君主知遇之恩；“孝”是孝亲，报父母养育之恩；“义”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报朋友善待之情。其实我觉得到现代对这几个字已经不能只从字面上机械解释了，应该理解精神实质，就像豫让说的，彼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实际上就是对方怎样待我，我就以相同规格回报，这才是合理的逻辑，不能死忠愚孝蛮干。

★ 刺客列传荆轲原文翻译

★ 史记列女传原文及翻译

★ 《史记·吴起传》原文及翻译

★ 史记翻译

★ 《史记?曹相国世家》原文及翻译

★ 《史记·穰侯列传》原文及翻译

★ 《史记·晁错传》原文及翻译

★ 《史记·田叔列传》原文及翻译

★ 《史记·管晏列传》的原文及翻译

《史记·刺客列传》原文及翻译 篇7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矢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2、专诸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雠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余祭。余祭死，传夷昧。夷昧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嫡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余、属庸将兵围楚之潘;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余、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

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白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间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3、豫让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上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曰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曰.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

4、聂政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骥，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竞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曰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曰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i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县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谬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

5、荆轲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骥。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

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锻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曰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奠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伉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悃。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武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首以摘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惶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嚯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