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族研究（精选8篇）
提要：明代的宗族发展是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宋明理学家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的具体实践。在本文中我们会探讨祠庙祭祖制度在明代的平民化过程，了解宗族结构的组织化乡约化，了解明代宗族发展特征。
关键词：明代，宗族，祠庙，族规
学术史简介：
关于明代宗族的研究，宗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居于主导，李文治发表了《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是明代宗族研究的重要论文，作者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度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常建华发表《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对左云鹏、李文治提出的明朝取消庶民不得立家庙禁限的观点重新考释。曹凤祥《论明代族田》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认为大礼议导致了宗族史上的重大变化，尊祖观念成为最重要的宗法原则。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世族论”》探讨了士人宗族论的一种形式“世族论”，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阶段，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王惠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举族进行祠墓祭祀活动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区域与个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宗族的形成原因，其中有关于徽州与广州福建的研究比较多。
明代的宗族祠堂发展与祭祖权的平民化：
明代非常重视祠庙祭祖问题，多次对此进行讨论，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礼》中祠堂之制的影响，明朝政府鉴于家庙制度未定以及民间以及民间祭祖的实际情形，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规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大明集礼》规定庶人祭祀祖父两代祖先，而且还说“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明人汪循也说：“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颁制示则，每以家礼为准，宜乎声教，而家置一庙矣。”朱熹《家礼》列
入国家典制，使祭祖的身份进一步放宽。洪武六年公布家庙制度：“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官议：凡公侯品官立为祠堂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这可看出新的家庙规定还是沿袭朱熹《家礼》的祠堂之制。洪武十七年，明朝重新对官民祭祖制度调整，其中将庶民祭祀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也有祭祖的内容，需要讨论，里面强调子孙赡养祖父母、父母，“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 《教民要款》还针对民间规定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允许庶民祭祀四代祖先。
明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曾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认为品官应只立一庙，不许违制多建，还应改进祖先牌位的摆放顺序。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提出三议“请定功臣配享仪”“乞诏天下臣民冬至得祀始祖议”“请诏天下臣工家庙议”夏言建议采纳程颐的主张，在节日祭祀始祖、先祖：另一方面禁止百姓建立家庙，以防逾分。嘉靖十五年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祭祖，要求官员建立家庙，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允许在家庙设临时祭始祖的纸牌位，加上又允许“以今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世祀则不迁”。嘉靖十五年诏令规定使崇拜祖先进一步合法化，另外在外人不进入的家庙中设置远祖牌位，政府也无需核查，所以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宗祠遍天下。小结：明代是以官方传播朱熹家礼的时代，明朝政府以及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是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明官方正式的祭祖礼制一成不变，但诸朝的一些祭祖礼制的变动却在社会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远祖，更在客观上位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明代宗族的形态特点：
明代宗族主要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等活动来加强宗族内部联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学的兴起与族田的管理使得宗族更加兴盛。
1、族谱：明代修族谱的修撰非常频繁，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有十年一修的传统，修族谱使得族谱体例完善，族谱体例加强教化。明代族谱重视对族人的劝诫，通过褒贬以教化族人。万历时福建建阳《考亭朱氏文献全谱》说：“尊祖莫先重谱，重谱莫先表贤。”除了教化功能，士人们还把族谱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明代的一些士大夫视修族谱、宣传族谱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修谱，读谱，记录族人善恶之行，通过“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通过族谱的修撰，建立尊卑长幼的血缘等级社会结构，以确定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地位，从而增加宗族的一体化。明代族谱还加强了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及对族人充当贱业等行为的削名，将伦理法制化，如方孝孺在本族族谱中对族人行为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天伦也。天伦者，天之所诛，人之所弃，生不齿，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谱不书其名。”明代族谱体例成熟，尤其是万历以降的族谱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志”的内容，还增加了族规家训，祠产的具体内容。除此外，会通谱，统通谱的出现也是族谱体例完善的表现。2、3、4、乡约与族规：明代宗族组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宗族乡约化，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度宗族规范，设定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明代的乡约初见于洪武年间的《教民榜文》，改造于王阳明，重建于嘉隆万时期。明代的乡约相当程度也是官府与宗族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持，是宗族组织化，由此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东风互动关系。明代乡约与宗族互动十分明显。像温州府要求宗族各自为约，统一设立《族范》。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总之，一般来说，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嘉靖以降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乡约化全面展开。宗族乡约化也表现在族规的兴起明代族规通过祠祭聚族实行教化，设立族规强化宗子、族长的作用，圣谕教化及乡约制度是族规的政治保障。族规一方面惩恶，另一方面扬善。如提名和推荐旌表之人族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族人行为，移风易俗，反映了风俗变坏的现实和宗族采取的对策。族规赋予了祠堂族长以宗族司法权力来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解决宗族内部各种纠纷。而到明中后期，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
族学：为了提高族人的文化素质，达到科举入仕的目的，提高社会地位，明代许多宗族都提高设立义学来培养宗族知识分子。总之不想是从宋代就沿袭下来的，宋代以降社会的上层流动主要通过科举实现，纵谷要强盛不衰，必须多出科举人才，进入政界，并带来经济利益，是宗族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甚至成为地域社会的领袖。族学对学生来源有一定要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面向一般族人的，而是面向本族内因贫困无力上学者。族学具有宗族所有性质。在聘任教师方面，主要看是否聘任族人。宗族学校多设在祠堂内，一般是小孩虚岁七八岁入初级蒙馆，主要教授协助和基本知识，更深一级的是十五岁入学，为了应付科举及从事学问而设。族学的教育内容大致学《二十四孝》、《孝经》、千家诗》、《三字经 》、《弟子规》之类儒家伦理政治类书籍。族学的管理较为严格，宗族里有相应的规定来维持族学秩序，宗族内海定期举行考试，检查学生的学业。族学的兴办为下层社会成员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是造成社会流动活化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族田：用族田来赡养赈济族人，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贫困族人生计，是族人不至于成为游民而铤而走险，这是维护宗族声誉的措施。明代的族田氏宋元族田形态的延续，在数量与地区分布上也超过了前一个时期。族田的来源主要有：一是族人捐置，捐田最多的是官僚，也有地主和商人；二是遗产入公；三是分家的提留，在闽北地区，为祭祀某一祖先，后人在分家之际提留土地；四是族产收入的续置。族田收入的发放由一定原则，原则之一是赡养老弱病残及贫族，另一原则是一句族人的亲疏关系而定。族田一般另设管理机构来管理，它的收入用途主要有完纳赋役、祭祀祖先、赡养族人、资助族学、储粮备荒等方面。宗族设置族田除了通过赡族以收族外，也是土地所有者保证地权稳定性的手段。设置族田可使私有土地所有权稳定化，子孙就可自享收获。
明代宗族的特征：
明代宗族是宋元宗族形态的延续，但是随着宗族的发展及明代特有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环境，宗族形态又有不小变化。其一是宗族制度的民众化。明清宗族组织普遍出现，尤其是盛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民间可以自主祭祀始祖，宗族的规模必然扩大，强化了宗族的凝聚力。宗祠民众化，使得宗族形态了有了新变化。其二是宗族群体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宋元时期讲求小宗法，而且受人口繁衍规律限制，规模不大。自明代以降，最终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化，宗族由出了服的同宗族人构成已是普遍现象，拥有上千人的宗族不在少数。其三是宗族的政治化及于政权互相作用的加强。宗族的普遍化及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间乡里组织，这自然引起当时政权的重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权对基层社会方的控制势必与宗族组织发生相互这样。明政府希望宗族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齐家，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要求族人忠君爱国，缴纳赋税，培养顺民，为政府服务。但是另一方面，宗族作为血缘与地缘想结合的基础社会组织，家庭和地方的利益时第一位，所以难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
结论：
关键词：文人结社,《明代文人结社考》,成就表现
文人结社风气兴于隋唐, 与科举选官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至明一代, 文人结社风气达到鼎盛, 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巨、种类之繁,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并肩。结社不仅成为明代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还直接制约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群体心态。正因如此, 对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重, 成为明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自明末清初以降三百七十余年间, 记述描写、考订整理、剖析研究明代文人结社的著述不胜枚举, 仅民国以后的专著就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 、朱倓《明季社党研究》 (商务印书馆1945年初版) 、 (日)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和复社》 (同朋舍199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第1版) 等。近年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何宗美教授亦出版过多部著作:《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公安派结社考论》 (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 (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 、《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人民出版社2011年3第1版) 等, 成果不可谓不丰。
在这些成果当中, 关于“明代文人结社到底有多少”这一最基础的问题,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 答案在不断改变。上世纪30年代, 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钩索出明清之际的社事129个, 40年代郭绍虞考订出明代文人集团177个 (1) , 这一数据为学界沿用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李圣华在郭氏基础上, 增辑晚明社事97个 (2) , 紧接着何宗美提出超过300个之说 (3) , 至2011年何宗美又在《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中以编年形式辑考出明代文人结社680余个 (含元末) , 将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大步。新近出版的李玉栓副教授的《明代文人结社考》 (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 在全面考察、细心爬梳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答案。该书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 周密考证明代文人结社情况, 大量翻检明人诗文集、明人年谱、地方志乘及相关史料、笔记、杂传、墓铭等各类原始文献, 搜罗爬剔, 披沙拣金, 共考得明代文人结社930个, 这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最翔实的统计结果。该书是作者在优秀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 其研究成就可称后出转精, 其后来居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考录全面, 文献翔实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所做的最全面的一次考录。从时间上看, 本书所收社事活动涵盖整个明代, 即从明太祖洪武元年 (1368) 朱元璋建立明朝到南明永历三十七年 (1683) 台湾郑克塽降清, 共计316年间的大小社事活动, 本书都细加搜考。从空间看, 本书所收社事几乎遍布整个明朝版图 (广西除外) , 甚至连郑氏统治的台湾地区和清室管辖的吉林地区的社事也有所考及。再从类型看, 本书以创社宗旨、活动内容和社事功能为依据, 将明代的文人结社分为赋诗、研文、怡老、宗教、讲学、其他等六种类型, 其中除讲学类结社因其数量众多、性质复杂而未予专门收录外, 其余各种类型的社事都做了分类辑考。与此前已有成果相比, 本书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考录显然更全面, 搜考的社事数量更多。书末所列《征引与参考文献》涉及相关古籍700余种, 可见本书的考录文献范围之广, 也可看出作者所下的考录工夫之深。
二、结构严谨, 体例完备
本书不仅将明代文人结社的总体数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能将所考社事有机组织形成一个整体, 使读者能够对明代文人结社有更宏观、更清晰的认识。本书以明代历史发展为顺序, 依据文人社事推进的特点, 将明代文人结社分为明前期 (1368-1487) 、明中期 (1488-1572) 、明后期 (1573-1644) 和南明时期 (1645-1683) 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设为一章, 依次排列, 非常清楚地反映明代文人结社的大致走势。在每一章内, 依据该期社事状况, 按数量由多到少排列结社类别, 每一类别设为一节, 从中可以看出各期社事的主要特点。在每一节内, 再依据社事发生的时间先后予以排列, 反映各类结社的历时发展状况。本书虽然考录的社事数量很多, 但结构很严谨, 既不是流水账式的呆板罗列, 又没有散乱随意之感。不仅如此, 本书在搜考社事时, 对于收录标准、社事分类、结社命名乃至资料使用等, 都有明确的界定和通盘考虑, 充分体现作者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宏观理解和整体把握能力。此外, 本书还有多张附表, 如将社事时间大致可考的结社按年编系,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年表》;依据《明史·地理志》, 将社址可考之社事按照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进行统计,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地域分布表》;对性质可考之社事进行统计,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分期与分类统计表》;将结社时间难以确考的社事按音序排列,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补录》等, 这些附表不仅自身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而且是对正文的重要补充与进一步丰富, 其记载内容与正文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使全书既经脉分明又浑然一体。
三、态度审慎, 考订细致
本书在事实考订、材料援引等方面多经反复推敲方下论断, 用语稳当, 体现出较为审慎的学术态度。在资料的使用上, 本书涉猎文献虽多, 但有着明确的使用原则:“博采兼收”、“取前舍后”、“原始呈现”。对于文献记载非常丰富的结社, 尽量广采众家之说, 以窥其全貌;对于文献记载前后抵牾的结社, 尽量以时人记载为准, 而舍弃后人资料, 在找不到时人记载的情况下, 本着先记为主、后记为辅的原则对资料加以辨别使用;对于文献记载很少的结社, 尽量将所见资料以原生态形式保留于文中, 以俟来者补正。这种广收、慎取、开放的文献使用原则既符合本书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 又是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循的基本治学理念。在具体的内容表述方面, 本书细致入微的考辨随处可见, 如对“北郭十友”与“北郭十才子”的辨析;对王世贞、李攀龙诸人所结之社并不沿袭钱谦益、朱彝尊等人的“七子社”旧说, 而是依据具体史料仅称为“六子社”;对赵介参与南园诗社、蓝田参与海岱诗社等一些历来存有疑窦之事细加考辨;对清初以来缠杂不清的有关复社成员的记载文献进行梳理, 整理成三个系统六种著作;以复社为中心, 将明末清初关系复杂的众多结社绘成图表, 使人一目了然, 等等。澄清这些问题既需要查阅大量原始文献, 又需要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及方法才有可能拓展, 形成见解。此外, 在社事考订过程中, 本书还为数千明代文人撰有小传,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一则明代社事繁盛, 涉及文人数量众多、工作量很大, 二则大量人物姓名、字号、里籍、履历、著述等都需要借助各种方志、传记、史料、墓铭及工具书等, 进行广泛查阅、仔细比对和反复核校, 非如此难以完成人物信息的准确定位。
四、守旧出新, 稳中求进
本书绍续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的研究路径, 采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明代文人结社进行全面考核﹑辨订, 治学方法极为正统, 而研究结果意义很重大。本书围绕明代文人结社的事实进行考订, 通过翻阅大量第一手资料, 广泛涉猎, 旁征博引, 力争将每一家结社的社长、社员、社约、社时、社所、社会等具体问题考证清楚, 尽量勾勒出它们的原始状貌, 对于一些前人研究过的结社也不是尽信其言, 而是依据所见文献考其真伪, 正其讹误, 做了许多补充和纠误。作者博而求实, 重视证据, 文风踏实, 不尚空谈浮说, 这与乾嘉学派推崇的汉学精神一脉相承。作者历经八年, 不断积累和补充, 最终完成这部著作, 是在真做学问, 做的也是真学问, 对于一个活在当下、难以躲避各种困惑及诱惑的青年学者来说尤为难得。本书的研究结果将考订出来的明代文人结社数量提高到930个, 并根据掌握的资料在《后记》中提出了“千数以上”的说法, 文献翔实, 结论可靠, 切实推进了相关研究。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期, 明代文人结社已不是个别区域或个别时段的社会现象, 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雅集活动, 而是一种与政治党争、八股选文、讲学思潮、文学流派、宗教风气及节日风俗等都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 可以说是勾连朝野、影响国势及大局兴衰的重大活动。长期以来治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社会史、风俗史等都必然涉及文人结社, 本书研究成果可以为这些研究的拓展提供更坚实的文献及论述基础。
当然, 本书有一些尚待完善之处, 如所考社事虽有一定的排序原则, 文末附有按时间、地域、类型编成的表格, 但是由于明代结社的数量繁多, 读者在阅读时仍然会感到不方便, 若以结社人物为线索再编一份索引以供读者查阅, 则会更便利。又如, 由于本书为作者一人独立完成, 时间有限, 查阅明代文献的范围尽管已经很广, 但仍比较有限, 因此所考订出的“930个”这一数据肯定不是明代文人结社的最终数量, 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言, 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事尚未涉及,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 相信这一数据将会被不断刷新。此外, 受作者设计的整体研究规划的限制, 本书的特长在于考据翔实, 而义理辨析比较薄弱, 这在以后研究中有待补足, 我们期待着本书作者能在文人结社这个领域再出成果、多出成果。
注释
11 参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本文最初发表于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 (上) , 后编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上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2 参李圣华《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拾遗》, 载《文教资料》2001年第1期;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附录一《晚明文人结社简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科道；监察；明代政治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萌芽于商周，初创于秦汉，经过魏晋唐宋以来的不断发展，至明代已日益完备。本文通过探讨明代科道监察的创立及科道官的职掌，分析其参与政治之得失，力图对明代的科道监察作出具体的说明。
一、明代科道监察的创立
明代的科道监察体系主要包括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二者合称“科道”，亦称“台垣”。所谓的科道言官，就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科官指六科给事中，道官指十三道监察御史。
1.六科给事中。明朝初年，明太祖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初设，只负责记录和收发文案。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罢除宰相，分相权于六部，使其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地位提升后，明太祖担心六部权力过大威胁皇权，于是裁谏官，唯以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及百官。至此，六科给事中成为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在职能上，据《明史》记载，“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由此可知，明代给事中既掌封驳，又主监察六部之职。明代六科给事中制度的创制，不仅限制了六部的权力，同时也分割了都察院的职权，是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发展。
2.十三道监察御史。明太祖建国后，仿照汉唐盛世建立官制，置御史台，并与中书省、大都督并列，成为最高国家机关之一。但是“三大府”职权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统治，于是明太祖改组御史台为都察院。都察院又称“风宪衙门”，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以肃政饬法为职。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共一百一十人，正七品，其职责是“各理本布政司，及带管内府监局、在京各衙门，直隶府州卫所刑名等事”。明代的监察御史是设置最多的职官，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监察范围较前代也有所扩大。
科官与道官的区别在于：科官属近侍官，主要是在內“表里六部”，而御史的活动范围较广，可以延伸到内外各衙门、各地区。《明史》记载“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所以给事中和御史又合称“言官”。
二、科道官的职掌
明代的科道官品秩低卑，人数众多，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一支活跃在明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队伍，其职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处理章奏，谏诤建言。科道官要对皇帝的政务负责，帮助处理章奏。六科每日派人到会极门取回皇帝的诏旨和已经批复的奏章，审核无误后抄发有关部门，如有失当，给事中则行使封驳权。六科给事中“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王天有在《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中提及了六科的封驳职能，不仅可以匡正君主的失误，维护诏令的严肃性，而且对政事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
科道官除了处理政务外，同时要规谏皇帝，左右言路。《明经世文编》记载：给事中、御史皆有言责，上而君身，朝政得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听。可见给事中和御史谏言的范围之广。
2.考察官吏，纠劾百司。明代对官吏的考核，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由皇帝委任吏部、都察院考核；另一种由科道官考核。《明史》记载：“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中、御史纠劾，谓之拾遗。”对考核中的不公及疏漏之处提出纠举，被拾遗者不论官居何职，均得马上引退。
纠劾官吏是中国历代职官监察的主要内容，明代的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六科给事中有责任监督弹劾大臣，对“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连署奏闻”。被弹劾者要明确表态，上章辩解或待罪听审。
3.参与议政，裁决大事。科道官议政的范围很广，凡举军国大事，廷推高级官吏，裁决重大刑狱等，科道官都有权反表议论，具疏奏请。《明会典》记载，“凡内阁及吏、兵二部尚书，在外总督、总兵奉旨会推，掌科官皆预。”明代统治者授予给事中“议论政事，建言兴革”的职权；而御史“有大政，集阙廷予议焉”。御史与六科一样，虽品秩较低，作用却不容小觑。科道官以正从七品品秩参与议政，往往能牵制高级官僚，以平衡不同的政治力量，保证皇帝决策的可行性。明代的科道官都有参与议政的职权，区别在于：六科给事中侧重于稽查六部，对中央政情更为了解；十三道监察御史侧重于巡按地方，对地方的利弊得失更为熟悉。
4.巡历地方，监督外官。巡历是“代天子巡狩”，即由中央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到各个州县，了解民情，以此监督地方官吏和地方行政。在明代，除了都御史和监察御史要巡察各道外，给事中也被授予了这样的职责。永乐元年（1403）“遣给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抚安军民，有司奸贪者逮治”。明成祖还曾任命给事中充任巡抚，以后巡按专差御史。《明史》记载“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巡关，儹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由此可见，科道官对外巡历涉及的范围之广，职责之重。
以上就是科道官的主要职掌。作为皇帝“耳目之寄”的科道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纠劾，能以小制大，上下相维，加强了皇权，调和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维持了大明王朝的统治秩序。
三、科道官与明代政治
明王朝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与此同时，一种“以小制大，以下制上，大小相制，上下相维”的监察系统应运而生。明代的科道监察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创新，顺应了皇权不断强化的历史要求。明代的科道官是一支人数众多，组织完备的监察队伍，不仅对朝廷的决策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对明代中后期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就科道官参与政治之得失进行简单论述。
科道官以低品秩的身份参与政治，规谏皇帝的政务德行，纠劾百司，遏制权臣和宦官势力，强化了君主集权，保证了吏治的清明，使一些正确的决策得以施行；科道官巡按地方，对底层农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反对过度搜刮农民，帮助农民平理冤狱，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明代社会的发展秩序。科道监察作为明代监察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之初对于推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們还要看到问题的实质，科道官毕竟是皇权高度集中下的产物，因此其参与政治的一些局限性也就不可避免。
究其根本，科道官设立之初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他们的一切活动必然要受到皇权的制约。皇权凌驾于监察之上，科道官虽有进言规谏之责，但其作用只是制造舆论，皇帝并没有听从的义务。明代中后期，皇权日益腐朽，宦官、权臣把持朝纲，科道官职能受到限制，而同样作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科道官也深陷官场的腐败之中，素质日益下降。面对明中后期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科道官往往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结党，他们参与政治都从各自的党派利益出发，派系斗争愈演愈烈，政局混乱不堪，科道官的政治作用也难以为继了。
结语
总而言之，明代的科道官在封驳文书，规谏君主，考察纠劾官吏，评述政事得失和巡历地方事务等几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维持了明代前期较为清明的政治局势。科道监察毕竟是专制皇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设立的初衷是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一旦皇权衰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其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明帝国落下帷幕，明太祖苦心孤诣建立的监察体系就此崩溃，新的国家政权随之建立，新的监察体系随之形成。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05-1806
[2]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40
[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12
[4]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1962
[5]徐克勉.明代监察制度探析[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5：5-6
[6]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74
[7]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85.
陈定模
一、什么是宗族
（一）宗族的内涵和特点
宗族是指共祖先的人群集合，在同一聚居地形成的聚落。宗族从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房份结成的亲缘集团和社会群众组织，在宗族关系中，家庭为最少单位（家长），集若干家为户（户主），若干户为房（房长），若干房为支（支长），若干支为族（族长），由下而上，有条不紊，同宗同族为宗族，宗族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宗族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和活动中心，宗族从奴隶社会开始就始终从各种形式存在，构成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在一定条件下的社会文化。宗族机构分为五级：族——堂（支）——房——家——户。
陈姓有三大派，南朝派、太傅派、龙湖派，堂号有聚星，德聚，余庆、兴木、绳武、存诚等堂号，摩天各后分田、王、陈三大姓。陈满公后裔有袁、文、陆、胡、孔、孙等53个姓。苍南最早是妫满公69世孙瑄公迁居拓园，最迟的是1945年马站城门村溪边陈氏，多数是从福建闽南和闽东迁居苍南。
二、宗族的组织表现和特征：
宗族组织由以下四方面组成，（1）族谱（家谱），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档案局、国家宗教局曾发文，指出正史、方志、族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是 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传承积淀，是炎黄子孙根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有维系血亲，载录家史，规范伦理等特殊功能。它蕴藏着有关社会学、经济学（中国的GDP1750年占世界24%，2011年居世界第二位，GDP总量458217.58亿，折合69884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10%，2004年只占4%，人均GDP33989元人民币，折合5184美元，位居世界第90位）、人口学（公元前205年，战国未年，全国人口2000多万人，公元前195年，秦末汉初只有600多万人，10年间减少1400多万人。公元2年，西汉末年人口5959万人，到公元57年只有2100万多人，55年人口减少3859万人。159年5007多万人，经过三国战争，208年只有2500万多人，49年减少2507多万人。265年两晋人口4000万人，经八王之乱，人口只有1200万人，减少2800万人。611年隋朝890万户4000多万人，经过隋唐战争减到1500万人减少2500万人。唐朝5300万人，经守史之乱到760年人口只有1628万人，宋朝人口11000万人，蒙古族入侵，人口只有5883万人减少5113万人，清朝1851年人口4.3亿人，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到1864年人口只有3.47亿人，损失8300万人。1949年人口4.47亿人，1968年7亿人，1977年8亿人，1982年10亿人，2011年13.39亿人）。历史上没有统计局，也没有计生委，人口统计主要靠农村族谱上报。还有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资料，民风民俗等珍贵资料，不仅对开展中国历史研究有重要有价值，而且对当前经济发展和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说族谱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宗祠，最早建于殷商时期，称祖庙，到周朝逐步完善，天 子七庙，诸候五庙，大夫二庙，平民百姓只在家中设置牌位木主，七代、五代、三代、一代以上祖先是亡灵。到宋朝，民间开始建宗祠，宗祠的作用①祭祀祖宗的地方；②宗亲议事的场所；③是团结联络的地方；④是开展文误活动的基地；⑤是宗亲避难的地方。南北有别，北方很少，南方尤其是温州地区，苍南、平阳，宗祠多且豪华。
（3）族规：国有国法，族有族规。是弘扬优良传统的章程，是教育后代爱国爱族爱宗亲的学校，是规范宗亲行为的基地，是敬宗睦祖，助人感恩场所。
（4）族产：是保证宗族活动有足够的经费，助学济困的资金。宗族，要有族长作为宗族的内外代表，主管内外事务调解仲裁族内矛盾，行使宗族的各项权力，同时协助政府对宗亲进行教育，帮助政府排忧解难。
只有宗祠、族谱、族规、族产的有机结合，维系着宗族的存在和运转，构成了一种完备的宗族制度，得以履行宗族的功能，实现自身的目标。
宗族作为一种血缘社会群体和组织存在于国家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它宗族组织和国家政府发生种种关系，要正确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是现代宗族生存、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
三、宗族的合法性
1、宗族是平民组织（宋代开始）。
2、宗族始终是合法组织，宗族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生来就是合法的，它是宗法制度的弘扬，由政府允许的祭祖权，它也就是合法的 民间组织，宗族不只是合法，更受历朝政府的鼓励，历代政府以孝治天下，如举孝廉，旌表义门和孝子贤孙等政策，政策层面的实施，客观地促进了宗族的凝聚力，在法律层面的“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实行连坐法，宗亲法，正是扩大民间祭祖权的一种依据。宗族不仅是合法组织，而是中国历史上几乎唯一的历史最高的合法组织，只有在20世纪的后半叶的30-40年间，遇到不合法的麻烦，政府视宗族为非法，宗族公产被没收，宗祠被侵占，族谱被消毁，一些宗族管理人员被处理。
3、宗族内的忠孝论理，附合于主流社会。
宗族观念的核心尊祖敬宗睦族。孝顺长辈是基本要求，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兴大门庭，是最高层次，因此孝与忠是一致的。
4、宗族的自治性和社会中介作用
历朝皇帝在农村治理中是不到位的，不象现在有健全的村乡政权组织，皇帝对农民是不关心的，山高皇帝远，皇权管理鞭长莫及，百姓的事只好由百姓自理。教化是一种权力，是宗族自我管理权。①其内容包括内部管理事务，主要内容是登记族人户口，将房人按房系编制起来，以此作为内部管理的基础，以便开展活动，作为祭祀祖先（吃祠堂酒）修谱，发放救济的依据；组织祭祀，凝聚族人的手段，制定族人行为规范和施行家法。过去法律不健全，管理宗族公产（过去有众田）和发放救济粮 组织修谱，调解纠纷。管理村落的公共事务，进行村落建设，如修建宗祠、寺庙、修桥、建路、水源和水利设施。②维护社会治安，调解宗族之间的冲突，组织民俗节日活动，如 抬佛、演戏、舞龙等。③政府允许宗族参与政府事务，司法上送审权，参与权和执行过程中的协助权，还有一些细小的民间事务的处理。
四、宗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讲宗族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意义，尤其在清朝以前，国家政权不是很强大的情况下，宗族起了国家治理天下的补充作用。如①收粮、收税费、造桥修路，助学济困，调解社会纠纷。兴修水利，抗灾救灾，发展生产，开展文娱活动，兴办学校，抵抗外敌入侵，平息内患等等。②还有宗祠有抗灾避难功能，族人无房，暂住躲避风雨，聚众议事，主持公道，执行族规。但是过去有许多非法族规，如族长可以刑罚宗亲，甚至处死，女人不贞要填海，还有强制性的族规，不入谱，死后木主不入祠。现代族规要符合法律，与法制社会同步。
第二讲现实意义：①联络海外8000多万华侨的纽带，②反对台独，统一中国的依据；③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桥梁；④沟通互利，实现双赢的平台；⑤构建和谐社会的群众组织；⑥以法维权的团体；⑦协调宗亲内外矛盾的民间组织；⑧展示宗亲光荣历史的窗口；⑨有事大家帮宗亲族叙友情之家；⑩凝聚宗亲，提高宗亲整体素质的学校。
五、要注意事项：
1、①不要妨碍各级政府正常工作；
②不要妨碍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③不要妨碍乡村法制社会的形成； ④不要危害农村社会治安； ⑤不要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 ⑥不要干扰农村选举。
2、自身建设：
①自愿性：联谊会是一个自愿参加的群众性组织，不能强迫，他的宗旨是加强宗亲联络，发扬宗亲互助，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促进社会主义文明、进步、和谐、团结。
②包容性：所有人机会平等，我有利益，他有利益，允许你说话，也允许我讲话，共享成果，各个支、村、房、家、户都要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相互帮助，兼容并蓄，和谐共处，良性循环，是一个宽松的、自由的大家庭。在对外不能损人利己，以邻为友的政策，不能强权霸道，以强凌弱。
③要团结，不要分裂，团结不团结是每一个爱不爱族的试金石。团结就是力量，人心齐，泰山移，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易断。不要赌气，不要互相不服气，要顾全大局。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成立联谊会，他的宗旨、权力、义务是什么。四方面：A研究陈氏历史文化；B联络宗亲，增进感情，互相交流；C公平公正；E扶贫济困，培养人才。不团结就会散沙一般。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原因是军阀割据，派系林立，后来日本侵略，国共战争，其主要源因是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的中央会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要内耗，不要讲不利团结的话，不做不利团结的事。苏联1918年20万党员，取得十月革命成功，1941年200万党员打败法西斯‘1991年2000万党员一夜成为非法组织。这是一个血的教训。④发扬民主，联谊会没有特权，会长是大家推选。会长在大会规定的权限内行使权力，重大事项要由全体宗亲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室议决定。会议采取少部服从多数的真正民主的办法，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大家要学会开会，要按举手发言，别人发言不要插话，不要在下面议论，这是尊重发言人的基本礼貌，讲错了不要紧，别人发言可以纠正，但不能人身攻击。不要急躁，不要发牢骚，不要浮躁，要以礼相待，要讲文明，讲礼貌，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很多时候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往前多想一点，或者在别人的肩膀上再往远处看一点，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任何人，任何机构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又一个的无知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看不到全貌，容易片面性，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处在不同位置的一个点，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自己的认识，不能代表他人的认识，只有大家充分发言，发扬民主，才能集思广益。
⑤不埋怨、不当看客，普京这次赢得大选时说，我们需要共同找到某个能团结整个多民族的俄罗斯的因素，我认为除了爱国主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做到，现在我们陈氏要发展壮大，就要靠团结，要有同宗的认同感，爱我们这个陈氏，只有大家爱宗亲，热心宗亲事业，不要从埋怨陈家人不争气，鸭多不生蛋，一般散沙，首先要问自己为陈家做些什么，我也做得很不够。不要指责别人，不要埋怨别人，这样无益陈氏团结，无益于我们的发展，一定要抛弃一切个人恩怨，一切埋怨情绪，人人爱陈氏，个个管闲事，陈家无难事。过去各地有理事会、青年会存在，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做了大量工作，出了钱出了力，是有功劳和苦劳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还不完美，不完善，这不是我们埋怨指责的理由，相反正是每个姓陈的人应该承担起的责任，陈氏联谊会的未来不属于看客，更不属于失去爱心的骂客。
这次成立江南片区陈氏宗亲联宜会，不是想吃掉各地已成立的陈氏理事会，青年基金会，陈氏企业家协会等组织，而是把各地的游击队统一起来，组建集团军，使它更有战斗力，更有凝聚力，更有亲和力。这样就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的决策，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的目的是爱国利民，服务宗亲，不是争职务高低，争名夺利，这里没有官，也没有利，只有奉献，只有出力、出钱，有时还要受气。希望大家要服从联谊会的领导，维护联谊会的权威，执行联谊会的决定，千万不要各自为政，另立山头，另搞一套，这样做就对不起陈氏列祖列宗，对不起各位宗亲，也违背了自己成立理事会的宗旨。如果觉得联谊会的调解纠纷时不够公正、决策上不够完善，可以提意见，但不能背后乱讲，搞挑拔离间。只有这样才能把联谊办好，更好地为宗亲服务。
六、财务制度问题、族产管理问题。
财务的公开和公正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兴亡的大事，由于财务开支不合理，财务制度监管不严，用钱无计划，用后无审计，无公布，大家怀疑，导致内部矛盾，今后一定要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成立财产管理机构，每一笔开支一定要有会长办公会议开会通过，大的开支要常务理事会通过。每一笔开支，要有经手人，证明人，分管财务的副会长审批后才能支出，不按规定开支的，由出纳承 担责任。理事会办不下去一个主要原因，是财务不清，办事不公。今后出借的资金要有财产实物抵押，或有二个以上常务理事担保，若资金收不回来，担保人要承担责任。开支每年要审计后，向全体会员公布。若有贪污挪用者，按族规办事，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审理。财务制度另行公布。我建议过去各地的理事会、青年会等的财务也要进行一次清算，向捐资者有一个交代。
今后开支年初要有预算，年终有决算、公布，向捐资者交代。今后我建议资金主要用于助学、救生不救死，天灾人祸主要靠政府，政府也应该为人民生老病死买单，助学也要有一个标准，博士、研究生、重点大学，助学金多少，有的家庭有钱，只给荣誉，做到电视有名，送一个匾。人情问题，开会吃饭问题，不要动不动就吃饭，一年吃了好几十万。全国公款吃掉3000多亿元，财务制度不严格容易出事，给贪污分子有机可乘。2011年全国职务犯罪32567件，44506人，其中贪污大案18464件，县处级以上干部10604人，厅局以上771人，省部级25人，目前外逃干部2万人左右，带去赃款一万亿多元，内蒙古乾坤
精炼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宋文代贪5290多万元，挪用公款2100万元，贪污黄金60公斤，白银1.4吨。
江西万载县两个宗族因墓地起纠纷，当地政府反应迅速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械斗。随后，政府决定多管齐下取缔“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的宗族组织，同时清理全县的宗族祠堂。
这一做法引起很大震动，村民提出异议，有的人甚至联想起了40年前的那场运动。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如何看待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宗族复兴？如何正确处理宗族问题？当地政府的行政能力正面临考验。
在重修完族谱十余年后，株潭镇亭下村的张氏宗族终于有钱修建祠堂了。他们将村民所居的一所危房拆掉，每人筹款百余元兴建了“张氏祺公祠”。祠堂刚刚建好，祠堂内的神龛上依次摆了历代宗亲的灵位，两个石狮也被安放在了祠堂门口。而他们没想到，一项取缔宗族组织、清理祠堂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于全县开始了。
张姓村民说，4月28日上午，株潭镇和万载县的十几位政府工作人员突然来到祠堂，要把这里改为“文化活动 中心”。他们把祠堂门上的牌匾和神龛上张氏的祖宗灵位全部带走了。第二天，政府工作人员再次现身，这一次他们用树干将祠堂内用砖石砌成的神龛捣毁。
他们最初让村民自己动手，但村民没有答应，他们就自己来了，嘴上说着：“我们动你的神龛，别人动我们的。”
村民们相信他们没有说谎，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所属宗族的祠堂也正面临同样的命运。江西省万载县近年来随着宗族势力的复兴，各乡村的大姓几乎都重修或新建了自己宗族的祠堂。而如今，它们都将在短时间内变为“文化活动中心”或“农民夜校”。所有的宗族组织也在一夜之间被“查禁取缔”。
系别：历史系年级：班级：姓名：蒋景涛学号：
10届 01班
2010091121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 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 分析了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关键词: 宗族;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特别是进入20纪90年代以来, 宗族与农村自治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很多学者都从实地案例出发, 分析了宗族在农村自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的历史演变的角度, 对宗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20世纪初中国乡村治理模式
(一)20世纪初, 即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认识, 国内学者主要有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无为政治下的乡绅社会模.和秦晖为代表的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模式。乡绅社会模式认为自秦置郡县以来, 历史上从来都是皇权止于县政。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 传统政治的无为主义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 不使他进入人民日常的地方公益范围, 地方上的公益由自治团体管理。大共同体本位模式受到马克思对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看法的影响, 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过分强大, 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 乡村社会的权利结构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 1]。如上所述,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权力渗透下的乡绅社会模式。因此,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依靠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权赋予的权力;二是在乡村长期蕴育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法制度的国家, 国家将道德法律化、宗教化, 家法和国法的本质是统一的。乡村治理最终是通过中央在乡村的代理和乡村自治团体共同管理的。由于中国乡村的特点, 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在乡村有治理经验的宗族首领或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作为自己在乡村的代理。因此, 在20世纪初宗族在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占有主导和重要地位。
(二)乡村治理中宗族的功能。由于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功能单位, 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因此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是多元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功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 宗族中有威信的族人是政府笼络的在乡村的代言人。清朝晚期在乡间的乡正、里正等都是由族长担任或是由族长推荐人选;在民国时期亦是如此。族长或是族长推举的人的首要标准是德, 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作为族人的代表。一方面,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他们在村中收取赋税、传达上面的旨意。另一面, 他们又作为乡间利益的代言人, 当族人或是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服从上面的旨意, 或是代表族人或村民向上面反应情况。
2.经济功能。宗族的经济功能是指宗族利用族产的经济收入开展宗族内部的公共活动的功能, 同时族人内部形成社会保障的功能。冯尔康认为, 宗族经济主要是土地田产即族田
[ 2 ]。研究者一般认为族田作为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清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关于族田的管理和经营, 学者们普遍认为, 族田由地主阶级管理, 其经营方式因具体情况不同, 分别采取佃仆制和一般的租佃制, 只有少数采取族人轮耕的轮种制。族田主要有庄田和祠堂田两种形式。在江南地区, 祠堂占有土地比义庄少, 其收入主要用于祭祀及族人聚宴。而义庄则主要由官绅阶层所建, 故规模较大, 其收入除用于祭祀外, 还用于族内办义学及救济族内贫民等 善举[ 3 ]。当族人内部家庭出现变故, 族人内部会相互扶助。父母双亡的孤儿, 族人会收留这个小孩, 把他抚养成人。
3.组织功能。宗族的组织功能是指以血缘为纽带, 以宗族组织为载体, 以广大族众为基础, 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 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的功能。费孝通说:“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 经营各种事业。[ 4] 族人社会传统的中国农村, 组织功能是宗族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它使族众在血缘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整体, 必要的时候在行动上达到一致, 使宗族势力得到张扬。从一定意义上说, 稳固的宗族群体能给族众提供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在有外部侵扰的情况下, 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
4.协调功能。宗族的协调功能是一种以宗族权威为主体、以族规祖训和乡规民约为基础, 协调宗族内部关系、调解族内纠纷的功能。宗族都有自己的权威, 这种权威象征着祖宗的法杖, 对广大族众有很强的约束力。诚然, 族权具有浓厚的封建糟粕, 但其作为协调宗族内部关系和调解族众纠纷的功能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农村历来是法律难以延伸到的一个角落, 乡间社区的各类关系及其纠纷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的法制来协调, 相当一部分是靠宗族内部自我调节的。
5.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是一种以传承乡间传统礼俗为特征, 以形式多样的宗族活动为载体, 唤起广大族众历史感、道德感和归属感的功能。在乡村社区, 宗族活动是传承村落家族文化的有效形式, 如舞灯、赛龙舟、祭祖、唱族戏、修族谱祠堂、婚丧嫁娶等等。在一系列宗族活动中, 族众既满足了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 也受到了传统礼俗的熏陶, 从而使宗族进一步增强了内聚力。
二、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模式在这一阶段, 超强社会控制与单一权威格局下 宗族功能萎缩。这一时期, 中国的党政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表现在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无情专政, 经济上的高度集中, 思想上的高压禁锢。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社区只存在单一的党政主体权威, 其他任何非主体权威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族权作为旧秩序的典型代表更成了重点专政的对象, 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被视为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被视为旧势力和旧观念。于是, 宗族的功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 从表面上 看, 宗族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 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乡村地区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宗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只是其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了, 功能日益萎缩了, 影响力下降了。这一时期的宗族仍保留了其有限的组织和协调功能, 乡村社区时而出现的宗族械斗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 我国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放松了政治控制。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 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被打
破了。此后, 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 宗族组织逐渐活跃起来。但是, 宗族组织的功能还是十分有限, 其很多功能都已经转移到政府机构或是实现了市场化, 其功能的分化如下:
1.作为上级政府与村民的纽带的功能。建国后, 我国在乡村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结构。1990年, 国家立法要求各村实行村民自治, 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的管理机构, 自此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成为村级事务的管理部门, 同时也成为村和上级部门联系的纽带。政府的事务, 如收税收费, 计划生育等各项事务都是村两委来具体执行。在现有村级民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 村两委不能充分代表村民的利益和意志, 特别是在村两委的组成人员是由上级制定的情况下。因此, 在遇到与村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后, 村民的利益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
2.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前, 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宗族的集体财产不复存在, 宗族的经济功能也完全瓦解。改革开放后,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的经营权划归所有, 也不存在集体的经济。虽然大部分地区的宗族活动有所复苏, 但是经济功能仍是十分薄弱。不过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一些宗族内部集资或是某些族人捐资设立了新的形式的族产, 形成了新的宗族经济。但是这些族产的规模一般较小, 主要作用是为宗族祭祀、祠堂维护提供经费, 若有多余用做救济族内的贫困家庭或是扶助老人。如地处珠江三角洲鹭江村中的车氏宗族, 1985年其在香港的族人车榕柏捐资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厂房, 1989年宗族在原厂房的北侧又建了两栋四层的厂房。其每年的收入主要的支出内容为: 族祭10万左右;村中车氏居住地带的公共设施7-8万元;平均分给车姓的四个经济合作社20-25万元;给农民退休的老人(55岁以上)每人500元/月, 共10万元左右。同是鹭江村的莫氏家族, 2000年保留了祠堂原有的门面, 并使之与拆除主体后新建的五层出租屋合为一体, 获得了客观的效益[ 8]。但是由于失去强烈的宗族一体的意识, 加上经济基础的分散, 宗族社 会保障的功能也已经基本丧失了。在农村家庭有人患了重病, 只能通过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借贷筹款, 族人的概念已经疏离了。
3.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由于村两委的建立, 宗族作为正规的组织机构和村民关系的协调机构已经退出了。但是宗族隐形的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还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在姓氏构成比较单一或是宗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
4.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的专政的环境下已经完全萎缩。改革开放后虽然环境有所放开, 但是随着新一代人成长环境的变化, 传统文化的流传出现了断层。除了婚丧嫁娶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还保有传统文化的方式, 以及显示宗族存在的祭祖活动, 宗族内部相互扶助, 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已经陷入停滞。鹭江1948年时族祭的种类主要有开灯、清明祭扫和春秋二祭等。一些仪式为宗族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象征。因为共同的崇拜、共同的仪式证明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而今, 昔日的神诞庆典远逝了, 岁首开灯和添丁报喜的仪式未见恢复。令老人们兴奋不已的舞狮场景, 也已变成了对阖族同庆生活的追忆。[ 8] 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 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的农村新文化根基是十分浅薄的。电影进农村、样板戏进农村都成了昔日的回忆, 电视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唯一的文化活动方式, 很多农村地区的集体文化生活近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农村地区赌博等不良的文化风气趁虚而入, 在农村地区形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国以后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宗族组织存在的基础,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宗族组织的功能完全由政府承担。改革开放后, 政府的力量逐渐退出了农村
治理的范围, 但是农村社会保障、道德教育、文化功能既没有由宗族承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又没有新的机制来保障这些功能, 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道德教育和文化都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
参考文献:
明代是我国封建王朝时代后期的重要朝代, 其在行政体制和政府行政管理等许多方面多有建树, 在历代王朝的基础上又有诸多发展和进步, 对于大一统王朝有效的运作和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公文邮驿制度便是当中十分突出的一项。
明代疆域辽阔, 和汉唐时期不同的是, 在辽东、西域、内蒙古等地, 明政府都设立了正式的政府管理部门, 有明确的行政划分, 而不再是以“属地、控制地、都护府”等形式出现, 国家的行政管理和信息传递真正涵盖到了整个控制区域。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 明代十分重视公文邮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同时整个有明一代都处于和蒙古势力的激烈交战与对抗之中, 军情传递和政府指令的高效互动对公文邮驿系统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因而明朝的公文邮驿制度, 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强化, 逐步发展到了比较成熟时期, 对后世公文邮驿制度也有很深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 明代公文邮驿制度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涵盖了组织、制度和律法等层面, 比较完善和科学, 不论是邮驿组织管理的严密, 公文传递各项制度的规定逐步完善, 还是公文律法的规定更加科学, 都表明明代公文邮驿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高度, 也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二、公文邮驿制度的组织管理
1. 中央管理组织。
明代管理公文邮驿的中央机关是兵部车驾清吏司, 邮驿在明代有中央和地方之分, 京师的邮驿被称为会同馆, 而地方则称为驿馆, 兵部车驾清吏司便全权负责会同馆的日常运作管理和全国的邮驿事务, 即“凡马政, 其专理者, 太仆、苑马二寺, 稽其簿籍, 以时程其登耗, 惟内厩不会”。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提炼出, 兵部车驾清吏司作为管理公文邮驿的中央机关, 其权责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管理京师会同馆的日常事务, 对京师和全国各地之间的公文往来进行分类和传递; (2) 制定符验事项, 即制定和管理各个驿站的验证符, 保证公文传递的有效和真实, 即“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3) 管理地方各级驿馆的设立兴废之事, 并对其日常运作进行监督管理; (4) 制定并执行公文邮驿相关的律法和制度。
2. 通政司。
兵部车驾清吏司作为中央管理机关, 其对公文邮驿系统的管理是宏观层面的, 而通政司则是联系皇帝和中央部门、地方公文的纽带。按照明代体制, 包括奏章在内的各类公文, 京官体系可以由皇极门进入奏报, 而地方官员和外官的公文, 则不能直接呈报给皇帝, 通政司就在这一公文传递中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角色。一方面统领天下公文, 上报给兵部车驾清吏司和皇帝, 同时也负责誊写副本, 交与“六部”等部门, 即“出纳帝命, 为朝廷之喉舌;宣达下情, 广朝廷之聪明”[1]。具体来说, 通政司在公文收发邮递方面的主要任务是, 对各地到达京师的公文进行查验、分类和整理, 并登记造册, 核对无误之后, 转交于相关部门, 对奏折则上报给清吏司, 再递交给皇帝批阅。皇帝批阅之后, 再由通政司下发, 即“凡内外街门公文到司, 必须辨验允当……堪合用验正之记, 关防毕, 令铺兵于文簿内书名画字递送”[1]。
3. 六科。
清吏司和通政司共同构成明政府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纽带和邮驿系统的管理, 而地方之间公文邮驿的管理, 则由六科具体负责。六科是六部中专职负责公文邮驿事宜部门的合称, 初属通政司管辖, 后来发展为独立于通政司之外的机构。六科按照所属的部门负责各自范围内公文邮驿事宜, 其规定和制度与通政司大致相同, 地方具体管理邮驿之事的为布政使和按察使, 公文到达六科后, 报送布政使和按察使, 当场开拆, 仔细检查, 核对无误后转发相应部门。此外, 六科还担负着筛选的责任, 当发现公文内容涉及调拨军马、贡臣方物, 急缺官员、外国来降、军情报奏等事宜, 则即刻在底簿内营写节略缘由, 而将原件封好, 上发京师。关于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职责, 《明史》中记载为“参政、参议, 分守各道, 及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扶民等事”, 也就是说上述事宜公文, 都由布政使和按察使经办负责。
三、明代公文传递的方式
明代公文的传递大致与元代相同。公文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传送:一是递铺;二是驿站。即“常事入递, 重事给驿”。这里的递, 就是指通过急递铺传送, 驿指驿站。这两种传递途径的划分, 主要根据公文重要程度的差异:普通的公文为“常事”类;飞报军情、紧急军政事务、救济饥荒、上报灾异、索取军需等属于“重事”类, 一律交由驰驿传递。
1. 急递铺传递。
(1) 急递铺的建立。明代驿递系统由会同馆、水马驿、递运所和急进铺组成, 其设置都有固定的任务。永乐六年 (1408) , 建北京会同馆。会同馆的任务是接待各地进奏人员、云贵土官以及朝鲜、日本、安南等国使臣。水马驿的普遍设立是在洪武元年 (1368) , 当时沿袭元代称站, 寻改站为驿。水马驿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运送物资、人员和公文, 另外, 因海外诸国来朝使臣较多, 永乐三年 (1405) “命于福建、浙江、广东市舶提举司各设驿以馆之, 福建曰来远, 浙江曰安远, 广东曰怀远”[1]。递运所亦从洪武元年 (1368) 开始设立, 皆设于驿道可通、运输繁重之处, 主要任务是运递粮物。急递铺也是洪武元年 (1368) 设立的, 专职公文传送。急递铺设置的目的主要是用于普通公文的传递, 它与驿站、递运所等机构相比, 具有以下特点:明代驿站的任务是为了传达政令, 飞报军情, 接送使客;急递铺则是专门传递一般的公文。急递铺和其他邮驿机构相比设立更加普遍, 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急递铺的普通公文传递主要靠步递, 而其他驿站、递运所则用马匹船只。
(2) 急递铺的设置。明代急递铺的设立一般以州、县前总铺为中心, 向四面辐射, 铺与铺相连, 形成遍布全国的网络, 并与水马驿相连接。在极递中, 铺长主要管理本铺的铺务, 接收公文, 登记簿历, 分派铺兵走递公文, 和前制没有太大的变化。州、县所在地的急递铺称为“县前铺”或“总铺”。县总铺一般要设铺司一名, 负责巡视县内各处递铺的情况。各布政司和两京也设“总铺”, 并在这两处增设铺司二名或三名。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专一赍送旨意公文, 如有稽违依例问罪”[2]。明代的铺兵实际上并非兵勇, 由贫穷农民来充当。但是对身体条件有要求, 一般要选择“少壮正身”的人来充当, 从递铺附近的地方来指派。铺兵的任务就是负责公文的递送, “常川走递”。每个急递铺设立12时的日晷, 用来验证时间。递铺门前设立牌门, 与前朝大致相同。
(3) 瞪铺。在明代北方的一个边防重镇———宣化府, 还设有另外一种递铺———瞪铺, 它与急递铺在职责上有些差异, 除了递送官方文书外, 还要“用来沟通邮驿, 接待蒙古使臣及过往的官员”[3]。另外, 还有一些递铺设在驿站内, 兼做馆舍用, 不再以递送公文为主要任务。如山东夏津, 在原有的四处的急递铺之上, 又增加了两铺。这些新增加的铺“专于送迎, 而传命不与焉”。
(4) 铺递公文的速度。尽管急递铺一般是用步递来传送, 但是从其全传递过程来看, 速度也不比专人驰驿慢很多。如接力传送, 昼夜不停地赶程, 是古人在通信工具不足或不发达的情况下, 提高传递效率的重要方法。一般来说, 铺递的传递速度可以达到每昼夜300里, 公文到铺后并不询问有多少角数, 只是在送到后立刻再接着传送, 昼夜不停, 鸣铃走递。下铺听到铃声后, 铺司先出来接收, 并在封皮的格眼内写上到铺的时间, 铺兵的姓名, 然后迅速派本铺内的铺兵用包裹夹板包好, 带着小回历一本, 接着往下铺传递, 到下铺时还要由下铺的铺司在回历上注明到铺时刻。
2. 驿站传递。
明代的公文通过驿站递送的, 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专用递马来传送公文。如明末的漕运街门, 在漕运的沿岸, 60里设置一递马, 专门用来传送往来河漕的紧急公文, 逐程接力, 每天可以行程300里, 但是公文交接的制度并不严格。这种方法, 具有一定的优势, 可以提高传递的效率, 减少驿站负担, 同时又保证公文及时地传递, 克服邮传延误公文的弊病。除了递马之外, 也可通过驿站直接传递公文。一般来说, 明代驿站的职责只是提供交通工具, 不直接传递公文, 但是也有例外。如, 明代辽东地区的驿站, 除了招待过往的官员、递运官物、押送犯人外, 还要负责传递公文。公文的封皮注明“马拨飞递”, “昼夜需行三百里”字样。公文到达驿站后, 随到随发, 依次接力传递。另外一种是顺带公文。这是沟通中央与地方之间双向传递的一种方式。成化五年 (1469) 九月规定:“凡军马钱粮等急务公文人进者, 动辄经年方到, 事多稽误, 乞令六都都察院公文, 凡系军马钱粮、河渠等务, 遇有驰驿便令顺赍。”
嘉靖十八年 (1539) 规定, 在京各衙门常行公文照旧例送交给兵部, 发给各公差人员顺赍。各地的公差人员凑够了20件公文后, 就可以持勘和乘驿出发。如果公文一时间内数量少, 又不能久呆, 则可以看情形出发。至于紧急公文则随到随发, 不受限制。顺带公文, 其实也就是差人传送, 本意是为了提高紧急公文的传递速度, 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也有许多弊端, 反映了明朝的公文邮驿制度较之后代有所缺陷。首先, 公文传递时限无保证, 在传递过程中经常被挤压延误。其次, 公文传递安全性无保证, 在传递途中由于经常换人, 造成了遗失和私拆事件, 难以保证公文的保密性。
3. 邸报及塘报传送。
邸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报。在明代, 诏令和奏章传下后, 需要经过六科或通政司汇编成朝报, 来使朝政知晓于天下。《明会典》载:“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 逐一抄写成册, 五日一送内阅, 以备汇纂。”各省派提塘官常驻京师, 来进行军情和文报的上传下达。邸根由提塘从六科抄出后, 再通过驿站或塘站传送到各省首府或驻地的军政长官。塘报则是一种由下至上的文报, 用于地方向中央汇报军情。塘报由塘传递, 塘为明代的基层军事组织, 用来进行军事侦察和军报传送。塘报就是经据传送的军报。
四、公文的封发
由各衙门将需要人递的公文用坚固厚重的纸封裹牢固, 然后转发给各铺。没有印信的文字, 不能人递。另外还要在封皮附历上写明投递的地方, 注明没有破损, 没有拆动过。如有拆动过的, 必须在封皮上注明责任铺兵的名字。军事公文等紧急重要的公文, 其套封上印有“本镇公文, 多系紧急, 马拨昼夜须行三百里, 递至协守中路开拆, 敢有槽迟操损致 (误) 军机者, 定以军法追究”之类的文字, 以表明其重要性, 这一制度在清代被继承和发展起来。
明代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极其发达的封建王朝, 其政府管理运转系统逐渐脱离皇帝之外, 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亦可正常运转, 而公文邮驿制度作为封建王朝行政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 地方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传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明代在这一领域的建树, 公文分级制度和相关配套的完善, 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对后世邮驿制度, 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不论是邮驿组织管理的严密, 公文传递各项制度的规定逐步完善, 还是公文律法的规定更加科学, 都表明明代公文邮驿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高度, 本文就将对明代公文邮驿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明代,公文邮驿
参考文献
[1]叶小明.谈谈明代邮驿制度[J].教育与职业, 2007 (7) .
[2]程宜康.明清时期公文传递系统的探索及思考[J].人文, 2006 (9) .
衍庆堂是培田祖祠。在古代，培田宗族组织的管理机构就设在这里，祖祠平时有专人管理，并按照祠堂规制，设香火、器物。培田子孙也纷纷捐献田产作为祖宗尝产，衍庆堂内还设有救济村民的义仓，由专人进行看管。到了近代，宗族组织以培田理事会的形式继续存在。
对于客家人来说，“求神不如拜祖”，源于他们对于宗族意识的一种传承。对于因为躲避战乱，不得不离开家园故土的客家人来说，异乡的神明已不再熟悉亲近，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更好地去建设家园，让自己和子孙后代能够在异乡扎根。对于培田人来说更是如此。务实的性格，让培田人能够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因为吃过苦，就更能明白生存的不易，再加上家族人口不断增多，吴姓逐渐成为村子里的单一姓氏。宗族社会的形成让管理变得尤为重要，首先制定家训、家法，作为管理村落的法律依据；在各个房派之中选出族老，协同管理宗族事务；确立家族总祠，让族人有精神依托；进而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宗族管理方式，让整个村庄上下更为团结。
当时正赶上宋明理学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尺度的时代。培田的家法、家规中，第一条就是“敬祖宗、孝父母”。现在培田的祖祠衍庆堂中厅的两面墙壁上，朱熹所崇尚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赫然在列，类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样的儒家八德，也能在培田宅邸的装饰中轻易找到。可见宋明理学作为宗族统治的规范对培田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
在现代，培田的宗族体系虽然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走向没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的培田村不需要宗族管理。现在的培田村中依然以吴姓族人为主，宗族管理的需求依旧存在，从前的宗族理事会在形式上变成了现在的“培田理事会”，村中耄老担任理事会的管理者，相当于现代的“族长”。但凡村两委不好管理的村中矛盾，都需要培田理事会出面协调。村中各类大型的祭祀、民俗活动也无一不需要理事会出面组织，那些看似繁杂却庄严肃穆的流程，没人听得懂的祭文祷词，人情社会里以柔克刚的管理方式，在农村社会里，都只有宗族理事会才能四两拨千金地做到。他们就像是现代管理体系与村落家庭之间的润滑剂，不仅在精神上成为宗族社会在现代的重要依存，更承担着宗族体系在现代社会繁衍的重大责任。
【明代宗族研究】推荐阅读：
明代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