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确认单（共5篇）
工程签证单是图纸以外发生的工程内容，因为没有图纸的依据，为了准确描述所发生的内容而做的签证，这里包括了工程量确认以及附加图等 工程量确认单是现场经过实际测量而确定某项工程发生的量，常见的有甲方代表和监理的认证 你的问题，你只要按实际的情况做个技术变更单（改变线路是变更），不要做签证，那这个是因情况需要而必须做的，在审结时就没有别的麻烦，在画上图，让甲方监理签字认证就好了 另，在工程中，能做技术联系但的，就不要做签证，技术联系单是图纸的补充，不可变，签证则是可变的，就是甲方给你人证了的签证，如果不合理，在审结时照样减掉，技术联系单就不行，你明白吗
关键词：高管薪酬结构,商誉,企业合并
一、引言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于2004年颁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 (简称IFRS NO.3) 作为国际通用准则处理企业合并事务, 我国于2006年初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 (简称CAS NO.20) , CAS NO.20为如何计量企业合并业务提供了深入指导, 该准则要求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和大型国企从2007年1月1日开始执行相关规定。
企业合并方式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分别采用权益结合法与购买法。CAS NO.20为企业合并业务提供了有效指导的同时, 也给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准则规定,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准则中关于商誉的确认存在很大程度的可操纵性, 公司高管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和资产评估的随意性, 影响购买方公司的商誉确认, 合并后商誉的减值测试也具有相同问题。目前CAS No.20与IFRS No.3对合并商誉的处理一致, 摒弃了原先采用分期摊销的方法, 而是每年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做为一项资产, 避免了必要的折旧和分期摊销费用, 从而可以有利地提高公司的利润水平。而管理层可以通过确认更多的商誉, 创造更多盈余操纵的空间。因此,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更多的商誉可能会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从而增加高管与公司业绩相关的短期薪酬。
薪酬是指员工向其所在单位提供所需要的劳动而获得的各种形式的补偿, 是单位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按照支付的时间, 薪酬可划分为短期薪酬和长期薪酬。短期薪酬是工作任务完成后或在较短时间内发放的薪酬, 通常不超过1年, 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福利和保险等, 本文选取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作为高管短期薪酬。长期薪酬是指员工可以长期获得或组织延期支付的利益, 如员工持股计划、MBO模式、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 员工通过持股与股东利益一致, 致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同时通过公司盈利水平的稳步提升, 推动股价上涨来提高自身长期报酬水平, 因此, 本文将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持股数所对应的市值作为长期薪酬。短期薪酬强度是指短期薪酬占所有薪酬的比重。本文旨在研究高管薪酬的结构问题, 即不同模式的薪酬结构是否会对合并商誉的确认产生不同影响, 以及短期薪酬强度是否只在某段区间内才会影响公司高管对商誉的确认, 以期为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Hamberg等人 (2011) 测试了一组瑞典公司样本后发现, 当公司采用IFRS NO.3处理企业合并业务, 在合并中商誉的确认数量存在突然提升的迹象, 同时指出拥有大数额商誉的公司能取得超常盈利的现象是因为商誉不会产生摊销费用而使得收益增加, 投资者把这看作是公司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现金流的信号。Detzen等人 (2012) 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大多数学者集中研究合并以后商誉的价值计算和减值损失 (Beatty and Weber, 2006;Hayn and Hughes, 2006;Li, Shroff, Venkataraman and Zhang, 2011) , 这些研究的基本观点指出, 确认过高的商誉, 后期的减值风险越大, 对公司的长期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国内以实证方法研究通过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文献极少, 陆正华等人 (2010) 指出, 净资产收益率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具有较大商誉规模的公司操纵利润的空间更大, 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更多。综上所述, 商誉的确认和减值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Larcker等人 (2007) 的研究指出, 与财务指标相关的薪酬比重越大, 公司未来的业绩表现就越好, 现金奖金等短期薪酬和企业的业绩息息相关。陈志广 (2002) 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高管人员的报酬情况进行了研究, 发现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绩效、企业规模、法人股比例等显著正相关。莫冬燕等人 (2010) 根据检验结果发现, 公司高管通过提高公司经营绩效来使得自身年度薪酬达到最大化, 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管倾向于与股东的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重视公司的长期发展, 提高自身的长期报酬。可以看出, 公司业绩和高管薪酬紧密相关, 公司业绩的好坏对高管薪酬产生直接影响。
Johnson等人 (1988) 指出, 高管利用会计政策的随意性增加会计信息的内容, 同时高管也是投机的, 他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多样性以实现个人利益。Gordon (1964) 主张, 高管通过选择会计程序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Landsman (2007) 认为, 高管资产评估的随意性和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合并商誉确认, 给高管利用特殊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机会。Watts (2003) 指出, 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其相应的商誉都无法客观地估量, 而是高度主观和便于操纵的, 运用的估值技术越不可证实, 估值的结果就越不可靠。不难发现, 高管为了个人利益具有盈余操纵的动机, 同时商誉确认和计量的随意性以及减值测试的困难程度都为高管盈余操纵提供了机会。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 本文认为确认更多的商誉可以减少购买方公司每年摊销费用的金额, 有利于提高公司短期业绩, 进而增加高管短期绩效薪酬, 同时考虑到商誉科目的可操纵性, 如果公司高管短期薪酬比重较高, 则高管会更看重短期利益, 从而愿意确认更多的商誉。而长期薪酬的发放年限, 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司的未来的表现和股票价格, 确认过高的商誉, 后期的减值风险越大, 对公司的长期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公司高管的长期薪酬比重较高, 则高管更看重个人和公司的长期发展, 就不会在企业合并中确认更多商誉。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如果购买方公司高管薪酬是以短期薪酬为基础, 那么他们在企业合并时就会确认更多的商誉
假设2:如果购买方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越高, 那么他们在企业合并时就会确认越少的商誉
Healy (1985) 最先批判了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完全线性关系。他指出, 可能只存在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内短期绩效薪酬激励着高管进行盈余管理。他证明了在该区间之外, 高管不存在盈余操纵的动机来获得额外薪酬。因此当高管薪酬在某段区间的上方或下方时, 他们并不会有投机行为。Detzen等人 (2012) 运用Healy的框架, 证明了现金薪酬的强度只在一定范围内才会使高管确认更多的商誉, 大于或小于一定的临界值, 高管就不存在操纵商誉的行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即使确认更多的商誉, 薪酬的增加也不显著, 也可能是因为一旦商誉的确认达到某个程度, 从长期来看, 存在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 从而影响公司的收益。因此, 本文得出了假设3:
假设3:短期薪酬强度只有在某段区间内才会影响购买方公司高管对合并商誉的确认
(二) 样本选取
本文收集全部A股上市公司在2011-2013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事件中购买方公司的财务数据, 以此作为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与合并商誉确认相关性研究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巨潮网。
考虑到数据研究有效性, 本文对收购公司数据进行如下筛选:剔除一年内发生多起并购事件的公司;剔除并购后商誉数额未增加的公司;剔除并购主体为子公司, 而非公司本身的公司;剔除并购数据不齐全的公司;剔除购买方公司高管不持有股份的公司。经以上条件筛选, 符合标准的样本分别是2011年86家, 2012年109家, 2013年125家, 共320个样本数据。
(三) 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的变量选择如表1所示:
(1) 商誉。因变量商誉表示合并商誉的金额加上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之和除以总的收购价款。商誉是并购交易中最大的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 相比之下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具有相似属性, 因为两者都无需分期摊销, 只需每年年末进行资产减值测试, 如有减值情况发生, 则计提减值准备。
(2) 高管短期薪酬强度。短期薪酬强度是关键的自变量, 它是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发生前两年内收购公司前三名高管短期薪酬占所有薪酬的比率的一个平均值。用两年的均值是因为短期薪酬是变动的, 而平均值更能够代表高管的期望, 更能表示短期薪酬的激励作用。短期薪酬是在收购前制定的, 它代表公司高管对于收购后薪酬的期望。此外, 合并前的薪酬不会受到潜在收购事件的影响。
(3) 高管持股比例。本文认为更高水平的现金薪酬会激励高管确认更多的商誉, 同时也需要一些对冲因素。这里选择高管持股比例变量, 即并购前一年收购公司前三名高管在公司中的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高管财富的象征, 同时也代表着高管操纵报表数字的意愿。如果一个企业高管在公司中拥有很多股本, 其财富的增长边际比他只拥有少量公司股票时的要低。因此, 高管股本被认为是高管短期投机行为的一个对冲因素。
(4) 协同效应。企业合并产生的协同效应是确定商誉的经济决定因素。企业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可以定义为并购双方目标财富变化的总和。本文假设这些变化都是因为投资者预期企业合并会形成协同效应而产生的。由于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并购类型属于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 而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无法获取, 因此本文通过计算收购方公司的股票超常收益来衡量协同效应。本文使用公告日前[-100, -5]的时间窗口数据来估算公司股价正常收益, 同时计算并购活动公告日前后[-5, 5]的股票收益, 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为投资者所期望从企业合并中获得的协同效益。
(5) 行业。Morck等人 (1990) 的研究显示, 如果收购双方不在同一行业, 购买方很有可能超额支付。因此, 本文把“行业”定义为一个哑变量, 如果合并双方同处于相同的上市公司行业, 取值为“1”, 否则为“0”。本文预期行业变量和商誉呈负相关, 因为当行业变量取值为“1”时, 说明收购者不太可能支付过高的收购款, 这样就会确认更少的商誉。
(6) 股份支付。Myers等人 (1984) 发现, 如果高估了收购价款, 购买方很可能用股票作为对价进行支付。因此, 当收购价款中部分包括股票支付, 那么该变量就取值“1”, 否则为“0”。本文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 因为对价中包括股票支付, 说明有更高支付对价的可能性, 此时就会有更多的商誉。
(7) 规模。规模因素也会影响本文的结果, 因此回归方程中包含“规模”变量, 它是指总收购价和收购前购买方资产价值总和的比值。在代表目标公司规模差异影响的同时, 这个变量也代表着收购对买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果收购一家资产相当大的公司, 收购就会对购买方公司的财务状况有更大影响, 同时就不愿支付更多的对价。因此, 该变量应该和商誉呈负相关关系。
(8) 年份哑变量。本文选取2011-2013年的上市公司合并数据研究, 共计3个年份哑变量。
(9) 行业哑变量。参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共计19个行业哑变量。
(四) 模型设计本文首先建立了商誉经济模型, 其中只包括经济因素:
通过测试该模型, 以得出并购中决定商誉数额的经济方面因素。根据前人研究, 预期Synergy、Stock和GW呈正相关的关系, Ind、Size和GW呈负相关。
为了证明本文的假设, 笔者还建立了一个关于薪酬变量的模型, 该模型以上述的经济模型为基础扩展而来, 增加了Pay和Intrerest两个变量, 具体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数据中, GW的均值是47.21%, 其中最大值为118.17%, 最小值是1.21%。高管短期薪酬占所有薪酬的比值的均值是90.47%, 其中最大值约等于100%, 最小值是1.19%, 该均值的数值远高于国际水平, Synergy的均值是0.39%,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95%和-0.94%。高管持股比例Interest的均值是0.29%, 最大值5.05%, 最小值约等于0。最后, 作为购买价和收购前公司资产总值的比值Size, 其均值是3.53%。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11.55%和0.0046%。
(二) 高管薪酬结构与商誉确认相关性分析
表3是关于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 关键自变量短期薪酬强度Pay和GW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关系, 支持假设1, 即高管短期薪酬比重高, 会倾向于确认更高的商誉。商誉的经济决定因素Synergy也与GW呈显著地正相关的关系。行业变量Ind和GW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表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双方是否属于同一行业与商誉的相关性不明显。Stock和GW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我们还发现Interest和GW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这表明高管近期个人持股数量的影响是存在的, 持股比例越高的高管越不可能确认更多的商誉。该结论支持假设2, 即长期薪酬比重高的高管倾向于确认较少的商誉。最后, Size和GW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下同)
(三) 高管薪酬结构与商誉确认的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模型 (1) 为商誉确认的经济模型, 只包括商誉的经济决定因素。320个观测值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经修正的R2为24.7%。变量Synergy呈现1%水平的显著, 变量Stock呈现5%水平的显著, 变量Size呈现10%水平的显著, Ind的显著性水平大于10%, 对商誉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模型当中的显著系数可以看出模型1中的变量总体上对商誉确认存在显著影响。Synergy的系数为0.316, 表明其变动对GW变量的数值会产生重要影响。Ind代表并购双方是否同处一个行业而支付超额对价的可能性的变量, 可以发现当双方同处一个行业时, 支付超额对价的可能性更小, 因此就会确认更少的商誉, 但结果并不显著。Stock的系数较为显著, 说明买方支付方式会对GW产生重要影响。此外, Size因素对商誉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综上所述, 模型 (1) 可以看出关于商誉确认的经济决定因素。
模型 (2) 扩充了模型 (1) , 增加了Pay和Interest变量。本文基于320个观察值运行模型 (2) , 得到修正后的R2是25.9%。在经济决定因素依然显著的情况下, Pay的正系数值为0.45, 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当短期薪酬强度每增加1%, 商誉或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就会被多确认0.45%。本文发现的证据能够说明高管持股比例Interest是一个商誉确认的对冲因素。Interest在5%的水平上显著, 高管在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越高, 他们就确认越少的商誉。模型 (2) 的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2, 即高水平的短期薪酬强度意味着购买方公司高管会确认更多的商誉, 高持股比例意味着购买方公司高管会确认更少的商誉。
表5的回归结果证实了本文第3个假设。本文把高管短期薪酬强度进行分类统计, 根据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和集中程度, 本文将数据划分成三个区间。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的确存在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中高管薪酬结构象征着他们进行盈余操纵的动力, 当自变量Pay的比重在85%以上时,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系数, 持股比例Interest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系数。同时F值和调整后的R2都为三类样本中的最大值, 同时随着短期薪酬强度的减小依次递减, 说明在该区间被解释变量GW和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最显著, 同时与现实数据拟合程度最高。更具体地说, 当高管短期薪酬占所有薪酬比重达到85%及以上时, 商誉的确认和短期薪酬强度呈显著的线性关系。在该情况下, 高管短期薪酬强度每增加1%, 商誉或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就会被多确认0.59%, 同时高管持股比例每增加1%, 商誉或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就会被减少0.74%。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把85%作为短期薪酬强度上限有利于重新调整股东和高管的利益矛盾, 因为它能使高管更加厌恶风险, 减少盈余操纵的动机,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2011-2013年度报告公布的高管年度薪酬和合并商誉等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验证了在企业合并中, 如果购买方公司高管薪酬是以高短期薪酬为基础的, 那么他们就会确认更多的商誉;同时如果购买方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越高, 那么他们就会确认越少的商誉;而短期薪酬强度只有在某段区间内才会影响高管对商誉的确认。实证结果还显示, 收购前短期薪酬比重高于85%的公司高管, 在企业合并中, 并不以交易实质为基础来确认商誉, 而是确认相对更多的商誉。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应引入新的薪酬管理制度, 设置合理的高管薪酬结构。公司应该把85%作为短期薪酬比重的上限, 加大长期激励的力度, 增加高管的持股比例, 使委托者和经营者的经济目标趋于一致。同时严格遵守CAS NO.20企业合并处理原则, 提高商誉的估值技术和公允价值应用水平, 加强对商誉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力度, 减少高管通过企业合并操纵商誉确认的机会, 以获得更合理的合并商誉。
参考文献
[1]陆正华、戴其力、马颖翩:《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财会月刊》2010年第4期。
[2]陈志广:《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实证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2002年第5期。
[3]Hamberg, M., Paananen, M., and Novak, J.The adoption of IFRS 3:The effects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s.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1, 2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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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在本《购房意向单》上所签署的姓名须与认购、签约客户姓名一致，不得进行更
名（直系亲属除外）；
5、乙方依据选房顺序确定购买房屋后即签署《认购书》，诚意金转为定金，该购房意向单
同时收回；乙方成功认购本项目房屋时享受《意向登记单》优惠￥元人民币，诚意金优惠折，上述优惠限于乙方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签约有效；
6、诚意金客户参加内部认购，未选中房屋者可参加下一批放房选房，选房顺序、价格及折扣优惠按照下次放房时规定执行；
7、放弃购买本项目的诚意金客户，在项目正式开盘后十日内持《购房意向单》、交款收据及选房号码卡至销售中心填写《退还购房诚意金申请书》。甲方在收到申请书十个工作日内电话通知乙方无息退还购房诚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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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陕西金泰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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