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民心得（通用9篇）
齐桓公之贤，在于能将治国大任交付给管仲。而从管仲的立场看来，齐桓公的确需要他煞费苦心，才能由一个平庸之君，摇身一变，成为天下之霸主。他曾经用尽方法来开导桓公，使他具备霸者的风范与能力。
这种君主教育，往往是良相所不可缺少的能力。管仲在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被任用为相，却始终不得人心。为了使国政上轨道，得到全国上下的支持，就想方设法博得齐桓公的青睐和众人的信赖。管仲任职不久，有一天，桓公与他交谈，桓公问他：“现如今，国政怎么样?”
管仲答道：“小臣出身贫寒，没有办法让名门豪族听顺于我。”桓公听罢，即刻封他为“上卿”。过了一段时期，国政依然如此，桓公便再度召来管仲，问道：“我已经封你为上卿，但是国家仍无发展，理由何在?”管仲答道：“微臣贫无立锥之地，如何驱使富豪之家?”
于是，桓公把一年的国税收入赐给了他。又过了一段时期，国政仍然未见起色，桓公心急如焚，又问管仲：“我已经屡次依你所愿，国政却依然如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管仲答道：“君主您还不完全信任我，我不可能控制您身边的人。”
中国人口在增加,消费能力在增强,零售业为什么反而进入了冬天?
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认为导致零售增长出现下降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技术革命使产品和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产品供给没有跟上消费需求的改变;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跟不上技术和产品的变化;三是商业地产的野蛮生长导致市场无序的竞争。
时代在变,消费者在变,零售业必须跟上变化,转型升级、跨界融合,重构新版图。
那么,“新版图”到底是什么?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认为版图就是视野范围。
零售版图就是以消费为代表的市场份额,是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业态,在不同阶段所占有的比例。在实体零售时代,在零售企业快速发展的前10年,扩张、开店、跑马圈地是零售企业非常重要的策略。但是这几年市场网点饱和,在很多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剩,而且人均营业网点面积,很多城市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发达国家。所以零售的店铺效益在下降,有的甚至出现亏损难以为继。所以关店是市场的一种必然,其原因,一是资源发生了变化,二是市场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关店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为没有线下实体优势的企业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零售格局和版图也发生了变化。
重构零售新版图、跨界融合将成为趋势,跨界融合从外延意义上讲是指各个传统业态聚集在一起如何合作,从内涵上来讲就是一个零售商如何从自身实现全渠道。
零售企业的经营模式可以各有千秋,但如何赢得消费者、建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供应链和生态圈却是商业经营的核心。放眼国内真正成功的零售实体,无不如此,例如迪卡侬、宜家,这些企业都牢牢抓住了消费者的心,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回顾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史，旧王朝腐朽不堪而使民心背离，这时新王朝就顺应民意而夺取天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而且，因为“下应民心”，所以得到天下也是一种在理论上无误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把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扩大成一条绝对的规律，否则就会扭曲历史的真相。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得到天下的王朝，有许多并非都得到了民心。先说近的，如果说“得天下者必得民心”，那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时又得到了什么民心?相反，由于不得民心，所以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可以说当时明朝太腐朽，把天下让给满族建立的王朝至少好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至少清朝在得到天下之际，是毫无民心可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关外的民族并非很了解，只知道是那种比较荒蛮的游牧人，对一个还不是太了解的民族，而且还带着“骑马民族”这一“恶劣”形象，当然不存在民心所向。真就民心而言，老百姓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朝的天下，也不愿被文明程度很低的，而且因为陌生而难以揣测、预料的异族所统治。
同样，元朝得到天下、金朝得到北方都是谈不上什么民心所向的。如果说明朝太腐朽，失去天下是活该的话，那么北南两宋相对而言就很冤枉了。两宋时代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极度发达的时代，普通人只知道唐代繁荣，其实在经济、科技上，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据统计，北宋一年的国库收入就相当于十八世纪整个欧洲的生产总值。而且北宋每年的收入有几成要进贡辽国，但它依然经济繁荣，国富民丰；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后，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使得南方经济达到了北宋的规模，后来南方的繁荣与南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呜呼！若照“得天下者必得民心，失天下者必失民心“的逻辑，难道说这样一个王朝还比不上契丹、女真、蒙古更得老百姓的民心吗？！如果有人居然认为女真、蒙古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广大汉族百姓的民心，那就是在痴人说梦，缺乏历史常识，或者是混淆视听，哗众取宠。当时这些少数民族活动于边缘地带，与汉族百姓没有多少交往，汉族百姓对他们的印象只限于野蛮剽悍、嗜杀成性而已。不要说民心所向，简直就像面对豺狼虎豹般避之犹恐不及。
如是观之，在很多时候，得天下者并非得民心者。事实上，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定麻木性，当权者即使不得他们的民心，只要不把他们害得太苦，老百姓是不会打破这种局面的。历史上很多时候，政府与百姓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这就是人民的性格，有一定麻木性，或者说惰性。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靠的是篡逆，一点民心所向都谈不上，相反，西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朝代，每一年都不是太平的，最终在各族人民的反抗下，被异族起兵从内部攻灭。
每一个朝代往往不会在其刚失去民心之后就灭亡，而是能继续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直到它对人民的压榨越来越严酷，老百姓才会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它，从而爆发农民起义，社会陷入动荡。
既然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依然可以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那么一个本来就不得民心的政权依靠强大的武力及权谋，用违背民心的铁血手段建立一个短命的统一国家就完全可以實现。秦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秦国，这个文化基础最薄弱，嗜武残暴的国家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人民的拥戴，秦朝完全是靠强大的武力与征服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所谓暴秦，其性格在统一之前与统一之后从未有何改变。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万士卒是其残暴的体现，因此统一之后也必然要残酷地压迫人民。由于受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思维暗示，今天许多人硬要说六国代表着腐朽残忍的奴隶主阶级利益，而秦国代表着先进方向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以秦国顺应历史潮流，统一了天下。好像天下百姓的民心都归向了秦国，都盼望着秦国来解放他们，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至少后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今天的史学家指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奴隶社会时代，所谓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上世纪前叶人们将西方的历史发展框架强行套在中国历史之上得出的。秦国绝非比六国先进，它的变法只是一套完备的对于发动战事或其他大规模活动很有效率的体制而已。虽然可取，但这仅仅是一种枝末，谈不大的文化。事实上，秦的文化与当时六国相比是比较粗陋的，人文精神领域甚至可说相当荒蛮。那些一厢情愿地说秦统一六国符合当时人民意愿的人们，忽略了恰恰是这个秦朝，是历史上最藐视民心的朝代，它的短命与它对民心的藐视是成正比的。秦朝所欣赏的仅限于那些“机制性”的死玩意，如暴力、法制、集权等，其他稍有一点人文气息的东西都是它藐视的对象，所以就有了焚书坑儒，限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如果说中国先秦时代多少还有一定民主、自由精神的话，那么随着秦对中国的统一，这些精神从此消失殆尽。对于一个从不知民心为何物的国家，硬说其得到民意所向，是一种荒谬。也即我前面说的把“得民心者得天下”扩大成一种规律性，就将导致书写错误的历史。
关于秦，可以专门撰文评价，本文主要讨论跟民心有关的问题。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同理，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得天下。三国时官渡之战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为什么曹操会胜利，袁绍会失败？长期以来史学家总是强调袁绍代表的是腐朽的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曹操所代表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地主阶级，对人民比较宽和，试图说明曹操更顺应历史潮流，比袁绍受人民拥护。其实，在汉末军阀混战时期，每个军阀的兵士、粮草物资等都是从百姓处强行征集而来，很难说谁是真正的正义之师。百姓受这些军阀所害，流离颠沛，家破人亡，这些军阀在他们眼里都没有什么两样。曹操绝非比袁绍更得民心。官渡之战，曹操坑杀袁军八万降卒，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这样的人，难道会得到河北百姓的民心吗？相反，袁氏在河北也不是人们想当然的以为是不得民心的。袁绍对待农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宽仁。袁尚、袁熙败退乌桓时，幽州民众十余万户都随之迁移。曹操的谋士荀攸就曾对曹操说，河北百姓多受恩于袁绍。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消灭袁绍？而是等到两年后袁绍亡故，其子内部火并时，才出兵河北?以曹操的性格，应该是最善于抓住进攻机会，不会拖泥带水的。其实，曹操征服河北之所以专心致志用了五年时间，就是因为袁氏在河北的基础很雄厚，所谓基础雄厚，也就包括得到人民拥护，辖内安定同心。在袁氏势力已经元气大伤，而且北方已经没有其他势力对曹氏产生困扰的情况下，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艰难的花了五年时间才平定河北，这正是曹操不得河北民心的外在反映。因此，袁氏势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远大于曹操，但由于他们的个人能力与曹操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虽然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败。
看过《建国大业》，你应该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个历史反复的年头风云诡谲，充斥着尔虞我诈和暗地纷争，党中央和毛主席用胸怀回应纷至沓来的利剑，毫无计较本方的利害得失。从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的和平时光，到烽烟再起、内战轰鸣的残酷岁月，作为中国旗帜的共产党屹立不摇，靠的是领导人的气魄，以及人心向背的逐渐升级。黄建新的任务基本上是在还原历史，他抛弃了明暗对立的固有模式，更多的安插了第三方，即民主党派的历史视点，主席说的好：民族资产阶级有种两面性，我们要把他们争取过来所以这部片子的重心，并不是耍枪杆子玩炮灰炫耀武力，而是以千千万万革命者的气场、无穷无尽国民军的沮丧、隔岸观火的民主党派之转变来看待人心问题，这个江山并不是打来的，而根本是以民心换来的。
民心所向，意味着大多数人支持，《建国大业》在数量这个字眼上做的尤其漂亮，除了参与出演的人数创下了国产片记录，其他诸如布景、道具、服装也都刷新了历史，一百七十二位明星都是独挡一面的好手，摆在一起都能开春节联欢晚会了。如此全民皆兵的演出自然也离不开主旋律的号召力，它证明了我们党依然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这绝然不是空话，譬如说《建国大业》省下了三四个亿的演员工资，大腕只拿饭盒分文不取，除了高尚的爱党爱国热情驱动，真想不出其他合理解释的理由了。当然有些猥琐舆论会批评这些演员摆姿态、唱高调、假热情、马屁精&&我想说这话的人要不是心理阴暗，就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如今社会开明世风日上，方才会放他们一马，要是换阶级斗争时代，估计早就拖出去枪毙掉了。
当然，数量是人心最有利的表达形式，蒋公能坐下来和伟大毛主席心平气和的谈判，就是因为咱有几十万条破枪，那时候还是双十协定，国共定下了互不侵犯的盟约，末了蒋公反悔开火，民主党派开始认清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在情感上倒向了我党一方;国际友人也同样识趣，不管是杜鲁门、马歇尔、司徒雷登还是斯大林，都缓缓的开始对失落的蒋公说不。环境的颠覆更映衬了双方的多助寡助，毛主席身边团绕了无数赤胆忠肝的角色，有范伟扮演的厨子、黄晓明扮演的解放军，登高一呼开城牵马的傅作义，战功显赫无人能及的林副统帅&&甚至在淮海战役之后，主席和周、刘、朱等几位统帅醉酒当歌，更是难能的洒脱和气魄。张国立扮演的蒋公虽然足够压场，能表现的却只是落寞惆怅，一个在风雨飘摇中守不住寸土的亡国之君，脱了军服坐在冰冷的石级上，胜败也早已一目了然，编剧不会忘了给蒋公的痛处撒把盐，于是又安排了冯玉祥的灯笼会、蒋经国与孔家大少的互掐、以及蒋公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掰手腕，意在告诉我们国军内部早已不合，从而不动声色的反衬我方同志大团结的和谐局面。
片中战斗打响的篇幅不多，但是只要一出来就是人山人海，《大决战》曾经给的最宏大、最全面的视角，《建国大业》用一个全镜头就可以压倒这种气魄。西苑机场的阅兵式成就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毛主席气镇全局，俨然揭开了历史新的篇章;闻一多慷慨激昂的演讲台下同样是人头攒动，这个中学课本上描述过的场面讲的还是数量的意义：杀了李公朴，还有闻一多，杀了闻一多，还有后来人&&革命先烈是永远杀不完的，所谓的前仆后继就是这个道理，闻一多死在明亮的灯光下，等于竖起了一个大大的丰碑。黄建新当然不是百分百的歌功颂德，至少他在片中安排了一个向毛人凤出卖主席寓所位置的奸细，后来一出现就被枪毙掉了，历史上的争议人物也没有给与回避态度，譬如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就受到毛主席肚子里吃下国军百万兵的夸赞;对国民党高官的刻画，黄建新基本上是宽容化的，不过一旦转到毛人凤和特务分子，就总是阴险和奸诈，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于蒋家父子被描写的有血有肉，可能是在照顾台湾同胞的情绪，不过就我目前看到的这个版本来说，去宝岛上映的概率应该是零。
比较揪心的是在两个多小时里讲完四年多的故事，实在是一件和抗战同样艰巨的任务，剧情赶得很紧，事件、会议、人物一个接一个，看着压根就不嫌烦，就是有点短了。如果能延长到十几个小时(指环王三部曲就这么干的)俺就更愿意看，而且乐的再多买两张票支持票房。片中会议贼多，压缩了故事情节和人物戏份，就免不了走马观花的感觉，腕儿们在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本人都能当做标签，即使人物贼多，我们也压根没法认错。影片中对历史会议、历史人物，都用了字幕解释法，显得有点臃肿，不过为了普及中国人的历史知识，这些标注又有存在的必然性，我纳闷的是字幕还能讲历史，那些贴片广告是干啥用的呢?一部主旋律电影的片头贴上十几分钟的广告，实在是够我崩溃的，如果是宣传国产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看来看去好些外国牌子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话说回来，《建国大业》的雄浑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在质量上，在电影里，那就是气场。唐国强演毛主席、演帝王都好多年了，压住场自然不成问题，张国立也演过帝王，当然也不差，这二位爷摆在一起，估计谁都不敢再上镜头凑热闹。爱飚戏的孙红雷号称抢戏王，平日抢的人家主角惨白，这次跟二位爷打了个照面，就输的很惨，戏没抢到还换的贱相百出，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姜文这个戏精倒还是老辣，挺挺胸脯就抢了张国立不少风头，甚至是那位帝王专业户陈道明，在车里密谋的一场戏中也黯淡下来。冯小刚的气场是假的，陈凯歌却是真的，只可惜那版冯玉祥一脸贱相，狠狠的颠覆了人们对这位枭雄的崇高敬意，片中凯爷朝特务脚底开枪，命令他们不许搞暗的，耳边不自觉的又冒出当年那句话：做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国军的军装还是比咱的漂亮，据说腕儿们今年抢着做国军，就是为了跟剧组要一套衣服，整部剧中的明星大体扫一眼，两伙阵营还是分得很明显：我党领导人还是那些特型演员，基本特征就是形神俱备，名气就基本上扔一边了;扮演国军的诸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明星，范儿要紧，像不像就不算问题了，王学圻、尤勇、胡军、李连杰、陈宝国、刘德华等人赫然在列，就是为了能压得住场。还是有些演员的戏份被剪掉了，比如侯勇版的陈赓，李幼斌版的报社记者、邓超版的徐悲鸿都没了，那些有笑点的演员却都还保留着，范伟、葛优、王宝强、郭德纲、冯巩等人出来就是让你乐，这也反映了咱们的主旋律影片向主流电影的跨越，《建国大业》告诉我们革命历史题材不必瞪着眼握着拳看，咱们完全可以靠着椅背伸懒腰，可以大笑，还可以吃爆米花，所谓的严肃，都可以丢垃圾桶了。
要想激活大众消费群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来消费产品就必须与他们建立有效沟通，并建立正面认同感。在计划经济的政治背景下，很多中小酒厂无论是从历史、地缘、产品，还是从人文、渠道、政策和社会关系上，都在当地拥有明显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并以此建立了很强的大众消费群的认同感，比如浙江台州金山陵酒厂，他的主力产品是糟香型的糟烧白酒，当地消费者更喜爱糟烧白酒，虽然酒厂在全国范围的知名度不是很大，但在当地却拥有庞大的消费群。
八部营销认为现今中小酒厂的消费者工作可以从三个角度开展：第一，想之所想，区域中小酒厂更了解当地消费者正在想什么，就可以从当前的显性需求着手开展系列工作；第二，做之所做，区域中小酒厂更了解当地消费者正在做什么，就可以从当前热门的事件着手开展系列工作；第三，谋之所谋，区域中小酒厂更了解当地消费者未来的需要是什么，就可以从产业格局和消费格局的变化趋势着手开展系列工作。
一、想之所想
做为中小酒水企业，在当地具备地利与人和的优势，能够从人文不对称的角度熟知当地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熟知当地消费群的消费习惯、地域习惯等，还能够从情感不对称的角度抓住当地消费群的乡土情感、地域情感、社会情感、消费情感、渠道情感、合作情感等，
从人文不对称、情感不对称的层面了解消费群的所想，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习惯生产不同价位、不同口味、不同包装的产品，比如通过对消费群体的了解，60%的消费者喜欢芝麻香型的酒，那么区域中小酒厂若以芝麻香型为主竞争产品，可能更容易切入市场，这就是适应了大众消费群体的口感需求；再比如在安徽霍邱，逢年过节，当地的老百姓更喜欢拎着四瓶装的礼盒酒去走亲访友，他们认为这样既实惠又有面子，若区域中小酒厂能够把握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则可能会在节庆日抢占很大的市场份额，比如当地的临水酒厂就能够很准确的把握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推出多款礼盒装的产品，很受当地消费者的欢迎。而作为外来品牌，却不具备把握当地消费者心理的优势，便会失去节庆日的消费群体。
中小酒厂能够了解和把握当地消费者的地缘情结和消费情结，便能够针对消费者的这种地缘和消费情感生产具备本地特征或者能够代表本地特点和情怀的产品，开展针对性的活动，比如某地出了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当地的老百姓很敬仰这位历史人物，那么作为当地的中小酒厂，则可以以此历史人物或者与其相关的事件来命名产品，消费者喝到酒就想起人，以酒缅怀先人，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开展与该历史人物有关的纪念或者其他形式的公益活动，激发大众的情怀，激发大众的参与度，与消费者形成互动，在大众面前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建立大众对酒厂和品牌的好感，传播企业的美誉度。比如河南南阳的卧龙酒厂，就以三国时期著名人物诸葛亮的号为名，同时开展系列的武侯文化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外来品牌，则不具备开展与当地历史人物相联系活动的文化和条件，也便少了一次与当地消费群很好沟通的机会。
湘西在沈从文的文字里是一个美丽甜蜜的地方，山歌回荡在青山绿水间，人生蜿蜒在画卷中。然而电影一开头，郑培民行走的湘西，在一条被称之为路却看不见路的村道上，迎面从银幕里跑出了一头叫做迷惘和贫穷的怪兽，把看电影的人猛地撞了一个晕头转向。
美丽的湘西，那个有凤凰、有小翠的梦一般的湘西，就是如此贫困、如此的生活的噩梦之地么？难道美丽只能与贫穷为伍，难道秀致只能与困苦相伴？为什么有美丽山水，美丽故事的地方却没有美丽的生活呢？
难道抚育舒适的生活只能和灰色的天空、污浊的流水在一起？为什么就不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宽宽绰绰、整整齐齐、体体面面的生活在山青青、水蓝蓝的世界里呢？
每个观众估计都会有这样疑问，影片中虽然没有讲，估计郑培民的心里也这样问了，才有了他拼劲生命也要给村民修通公路的努力。
郑培民给生活在山水画卷中的火龙坪的村民修通了一条路，也就修通了希望、修通了富裕、修出了山水画卷中的幸福生活。可是山后还有那么多座山，那么多座山后面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山村，许许多多的风景如画的小山村里还有更多生活在贫困泥淖中的村民。
一个郑培民让大山中的火龙坪美景中有了美的生活，那众多的大山中的美丽小村的美丽生活呢？这些美丽乡村的美丽生活也一定会出现，因为郑培民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像郑培民一样的党员却有千千万万个。
郑培民以一人之力，做了一人之事，成就了一个山村，党则以全党之众，集全国之力，为全民谋福祉。
谋时而动, 深松整地作业水到渠成
2005年, 保护性耕作开始在莱州推广应用。当地农民俗称“懒汉种地”, 因“懒汉种地”无需翻耕土地, 既能保护农田土壤免受侵蚀, 又能改善土壤的部分理化性状。同时, 还能提高土壤有机质, 改善土壤结构, 协调土壤水、肥、气、热, 为作物高产奠定了基础。另外, 免耕播种简化了播种的工序, 操作简单易行, 省时、省工又省力, 农民乐于接受, 一直受到农民的追捧。
但附带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懒汉种地”连年耕作, 连施化肥, 重型免耕播种机和大马力拖拉机频繁进出, 加之传统犁翻方式, 导致土壤“荒、硬、瘦”板结问题突出。同时, 保护性耕作失去了翻耕除草的作用, 加上有的杂草受秸秆遮盖, 除草剂不易喷洒到杂草上, 影响除草效果, 加大了人工除草的难度。
作为该技术的主要内容之一, 深松整地可以有效解决土壤板结问题。深松整地是通过疏松土壤, 打破犁底层, 改善耕层结构, 增强土壤蓄水保墒和抗旱排涝能力的一项耕作技术。开展深松整地作业可提高土壤的蓄水能力, 土地深松后, 增加了肥料的溶解能力, 减少化肥的挥发和流失, 从而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深松作业可以消除由于机器进地作业造成的土壤压实, 土地深松后, 土壤疏松,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可大大提高农作物产量。
为把握时机推广, 莱州及时举办了“深松整地秀”。为增强演示效果, 举办方特意将传统耕作与深松作业进行对比试验。在现场, 一台小四轮拖拉机配套一台旋耕机耕地, 浅浅的泥土被缓慢翻了上来。对这种传统耕作技术演示, 前来观看的人寥寥无几。
驾驶小四轮拖拉机的农机手介绍说, 小四轮拖拉机整地, 深度只有10~15厘米, 这样的深度不仅达不到作物根系的生长要求, 而且使土地耕层逐年上移。过去, 由于多年没有深松机具, 再加上农民不愿意对农业投资, 能够进行深松的地块寥寥无几, 日积月累使很多耕地形成一层又厚又硬的犁底层, 它隔离了土壤表层和土壤深层, 导致地力逐年下降。
而在另一侧, 现场展示的深松机械, 包括震动深松机、震动深松免耕施肥播种机和震动深松施肥联合整地机。几款大马力拖拉机特别吸引农民的眼球。来自莱州四面八方的农机人员和农民分别把这些新型机具围得水泄不通, 纷纷观看深松整地机械的精彩演示, 其先进的作业方式和出众的表现令现场150多名农民瞠目结舌。而这样的演示, 莱州在过去三年, 在各镇街演示了20多场次, 内在的需求, 外在的出色表现, 深松整地与保护性耕作同频共振, 一起被推广开来, 既顺理成章, 又相得益彰。
顺势而为, 深松整地作业势不可挡
从2013年开始, 山东省每年都要确定一批重点县作为土地深松试点单位, 莱州也连续2年被确定为山东省机械化深松整地作业项目试点县, 借助这一强劲东风, 莱州各级农机部门不断加大推广力度, 累计推广深松土地25万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莱州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关规定, 根据机具规模、作业能力、信用程度等因素, 采用公开竞标的形式确定深松作业的合作社。在莱州注册的140多家农机合作社当中, 最终有62家中标,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6万亩深松任务。
在去年深松的基础上, 莱州今年的深松整地作业既快又好。在一组事实面前, 农民朋友说出了心里话。
今年夏天, 在程郭镇后王门村的一片花生示范片里, 绿油油的花生长势喜人。这个村今年对500亩土地进行了一次深松, 并全部种上了花生。为了检验土地深松的效果, 种植户林梅生从示范片里随机拔取了部分花生, 与未深松地块里的花生进行了对比。
“我右手这墩是没深松的地里长的花生, 同样的化肥、同样的种子, 同样的管理, 同样的技术, 产量明显的看出来了, 这一墩结了10个 (双粒) 花生果, 并且籽粒不饱满, 左手拿的是深松的地产出的花生果, 既成实又饱满, 现在都可以吃了。”林梅生说。
而在城港路街道郑家村, 100亩大棚生姜叶片宽大肥厚, 丰收在望。今年春天, 王晓海将他流转的100亩土地全部进行了深松作业。
“你看这生姜, 一亩地长出16000斤没点问题, 比别人家的生姜多产一倍, 而且块大齐整, 今年姜价低迷, 一般的生姜每斤销售价在1块钱左右, 而我这生姜每斤销售价在2.5元左右, 一斤生姜就多一块五毛钱, 而且销售不愁, 这与深松土地有很大关系。”王晓海说。
农机深松技术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储水保墒、抗旱防涝, 而生姜又喜欢大肥大水。再加上今年春旱, 土壤吸收水分后根系更加发达,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据测算, 实施深松作业, 可增加土壤储水容量15%左右, 同等条件下可减少浇水1-2次。而且深松地块的小麦、玉米根系生长更发达, 茎秆更粗壮, 抗倒伏能力显著增强, 果穗长度和粗度均有明显增加, 小麦、玉米每亩增产10%左右。以小麦、玉米亩产505公斤、520公斤计算, 即小麦增产50.5公斤/亩, 玉米增产52公斤/亩。今年我市实施深松整地作业15万亩, 即可为全市增加粮食1.53万吨。
在实实在在的成果面前, 土地深松变成了农民的自觉行为。虽然今年莱州只承担了6万亩的深松整地作业任务, 但实际完成了15万亩的深松土地, 在没有每亩40元的深松补贴的情况下, 其余9万亩全是在农民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展开的, 去年整整一冬天, 深松作业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乘势而上, 深松整地作业遍地开花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 土地是不可更换和替代的生产资料, 耕地质量的好坏, 对于增产增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开展深松整地, 是提高耕地质量的有力举措, 这项技术有市场, 有前景。那么, 莱州农机部门又如何将深松整地与其他技术融合在一起, 做到遍地开花的呢?
土地深松与秸秆还田无缝嫁接。秸秆还田覆盖, 能在土壤表层形成一层“被盖”, 减缓深松后土壤与大气水分的交换强度, 有效抑制土壤水分蒸发, 增强土壤保墒效果。为防止深松作业时秸秆拥堵、缠绕, 莱州市农机部门在机手教育培训时, 经常要求联合收获机驾驶员适时调整割台高度, 将小麦、花生的秸秆还田长度控制在10cm以下, 玉米秸秆还田长度控制在5cm以下, 并且抛撒均匀, 很多机手都在深松机前后加装了深松铲, 以提高深松机的通过性。
深松整地与保护性耕作形影不离。莱州开始保护性耕作始于2005年, 大部分农田土壤底部硬度、密度已增加, 急需进行深松作业。为此, 莱州一些开展免耕播种的农机合作社都配置了多台深松机, 并给予政策与经济上的扶持, 对于开展保护性耕作较早的三山岛街道孙家村云荣农机合作社, 今年一下子就购置了3台1304型大型拖拉机及配套的深松机, 整个秋季共深松土地1500亩。
1877年至1879年间，受李鸿章推荐，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就学于法国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广泛涉猎国际法、商法、西方政治制度，获得法律学位，同时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更为可贵的是，马利用在法国三年时间广泛读书交游，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经济进步根源，指出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此论与当时洋务派局限于练兵、制器及器物改良自不可同日而语，也一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耻于言商的陋习。回国后马建忠入李鸿章幕府，致力于外交与商业，生前最后几年潜心著述《马氏文通》，该书为中国语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游学以自强
三年法国留学生涯，大大拓展了马建忠的视野。在一封给李鸿章的“读书报告”（1878年）中，马建忠记述道：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五月下旬，乃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八条：第一问为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为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为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第四问为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第五问为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第六问为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第七问为各国吏治异同……。第八问为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此八条者考试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细目盖百余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此亦西人与我华人交涉日浅，故有一知半解，辄许为奇，则其奇之，正所以轻之也；忠唯有锐意考求，讵敢以一得自矜哉！
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即使对于今天的留洋学子们来说也非易事。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这种印象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法国友人劝道，“名之不扬，则所学不彰。故华人与西人交涉，时时或被欺蒙，非华人之志短才疏也，名不扬而学不彰，则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盖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划格物之学”。马通过转述译介其法国友人的建议，给中国传统中对功名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注解：这里，“名”既不是狷介轻狂之士自视清高而所鄙视的粪土，也不是无数“只读圣贤书”者所梦想的有朝一日的功成名就，而是对所受专门训练的精通，是借以与同道交流，获得承认和尊重的工具。
游学在外，马建忠对事关中国国际形象者尤为关注。在一次游览巴黎万国博览会（“炫奇会”）中，马建忠注意到“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之委之西人之咎乎？”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危机意识无时不刻在激励着马建忠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预示着他日后将重视中国工商业，发展丝、茶贸易。
专修国际法并兼任当时清政府驻法国使馆翻译的马建忠，对清政府驻外使馆外交人员不修炼外交技巧、不主动结交当地人士深为不满。在“马赛复友人书”（1878年）中，马建忠写道，若驻外使臣只是遵循呈递国书等例行礼节，对其他事战战兢兢，碰上当地人士宴请，也是“一往不返，闭门不出，不交一人。即问有酬酢往还，又皆彼国所谓夤缘之辈，致使门庭多俗客，见闻悉庸流，辄徒为西人见笑，以为东方之人，不可予语”。这种身在异国而仍闭关自守的状态也导致观察学习西方强国机会的丧失，等到“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谓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
寻求富强之源
何为西方富强之本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建忠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绝大多数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先的认识。他说：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币藏自足；得民心则钟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综合各国政事，马建忠指出西人经验“以利为先，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而终之以联邦交焉”。从此，富国厚民成为马建忠坚信用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良方，这种思想在他1890年写的《富民说》得到集中体现。该文开篇明义：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马建忠论述以前的中国，商业往来主要内循环于国内，财不外散；而开埠通商之后，出口远不抵进口，每年外流银两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何止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何不磬，民何不贫？”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闭关锁国，不对外通商，“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他进而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是降低国内赋税和出口关税，增加出口货物，同时提高货物质量，尤其是中国传统强项丝茶类。二是提高国内生产能力，以国产品替代大量进口的外国货物。“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机”。三则是更多开发国内矿山等自有之财。
马建忠将重商求富作为强国之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国富与民生紧密联在一起，并进而提出独立民权和三权分立思想，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为惊世之论。他指出，西方百年来“政治聿新，商贾通而生路日广，议院创而民情可达，赋税则实收实报，无侵吞之虞；狱讼则比事比情，无刑求之虐。其民安居乐业，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搅”。西方政体，或是君主，或是民主，或是君民共主，而其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尽管在马建忠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民权思想的萌芽，如黄宗羲撰写的《明夷待访录》，但将商业发展与普通民众安居乐业、各事其事，得享“人人自立之权”贯通起来，无疑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将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达尔文等人的著作翻译到中国的严复认为，在西方，个人利益的鼓励与强大富强的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连接。相比严复，马建忠所崇尚的个人自立和自爱似乎更为纯粹和独立〔1〕。而与王韬在传统的框架中为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和建立现代议会制寻求合法性相比，马建忠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西方社会制度本质的认识来推介西方的政治经济民主，合法性已存在于其能富国厚民和培养民众自立之基之中。
有趣的是，一方面马建忠精心研读以理解欧洲各国富强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并非盲目崇洋。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他与同学师长反复辩论，“发现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从出。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似乎公正无私，但是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每次总统变更则内阁尽换，任人唯亲，治国基于党派私利；法国号称民主之国，似乎为官者不由世族，但也是结党营私，除少数杰出之士，若非同一派别，欲谋得一好的职位也是难上加难。这些应该算是中国人较早批判西方政党政治的例子。马建忠的这种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辩证求知，客观评价西方的态度，值得每一个研究西方的人所效法。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建忠的各种上言和著述中，他一以贯之地使用“中国”这个词而非传统的“天下”来指称中国，看似一词之变，反映的却是整个世界观和历史格局的变化。面对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挑战，中国再也不可能是“中央之国”和“家天下”了。思维敏锐如马建忠（后继者如梁启超、孙中山等），开始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之林中寻找中国新的坐标。这种现代性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产生，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变革形成了巨大的助推力，直到现在仍对国家认同、国民意识的塑造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处理产生持久的影响。
实干家：投身外交与商界
与同时代的很多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相似（如容闳和王韬），马并不是囿于书斋的空谈家。他的给李鸿章的不断上书进言，一方面是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的所学能得以运用和社会抱负能得以实现。当时的洋务运动，尽管有很深的局限，多多少少也给这些新学之士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历史舞台。
1880年马建忠学成回国，入李鸿章幕府。1881年，奉李鸿章之命前往印度，与英国印度总督黎彭等多次交涉鸦片包销及税收问题。1882年，鉴于当时日本正阴谋入侵当时为中国属邦的朝鲜，丁日昌向李鸿章建议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1882年马建忠受命出使朝鲜，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由马建忠“监盟”，朝鲜与美、英、德订成商约。日本对中国国内有此外交能人襄理订约之事，甚感惊奇。
不久，朝鲜国王生父李应发动政变（“壬午兵变”），日本使馆遭袭，军人被杀，日本派遣陆海军欲乘乱控制朝鲜。马建忠与海军提督丁汝昌东渡应变。等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兵到达朝鲜后，马建忠建议诱擒大院君，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借故追查人凶武装干涉，又可维持中国所册封的原国王的王统秩序。其后政变平定，马建忠功不可没。
1884年，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至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担心法国截夺招商局的船只，向李鸿章建议将轮船换用他国旗帜行驶以保存产业和实力，日后再按协议收回。时任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亦同意此方案，具体操作由马建忠进行。马建忠秘密邀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调查各国律例成案，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乃是“万国通行之公例”。1884年7月，招商局产业，包括轮船二十六艘，小轮、趸船及其他设备等，作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押给美国旗昌洋行。此次售产换旗未及禀报朝廷，属秘密进行，给当时对李鸿章不满的人士以口实，指责马建忠私自出售招商局产权，骂李鸿章为“大汉奸”，马建忠为“小汉奸”〔2〕。中法战争结束后，招商局向旗昌洋行以原价收回产业。
1890年，李鸿章请马建忠出任上海织布局总办。马建忠权力的扩充引起招商局督办盛宣怀的猜忌，1891年马建忠被迫离开招商局。1893年织布局毁于一场大火，种种因素，使马建忠决定去职回籍。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协助李赴马关议和。事实上马建忠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已移至著述学问之上。
勤于著述，以报国粹
马建忠“奔走域外，时有论说记叙之作”。他虽然自谦为“就事论事，以承下问备省览而已”，但读其著述，可见其“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他的主要言论思想，如《富民说》和他给李鸿章的多篇上书，收录于《适可斋记言记行》中。他的出使朝鲜和日本的见闻，也被名为《东行三录》出版，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的珍贵历史资料。此外，马建忠还编纂了八十八卷的关于各自然科学理论的《艺学统纂》〔3〕。
马建忠的著作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其语法巨著《马氏文通》。在留学时期马建忠就作为第一个东方人考取法国的“文词秀才”。对西方各国语言（包括古典语言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精深了解使他能借以对比中国古文，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马建忠以拉丁文语法为参照，又借鉴中国传统训诂学中对实词和虚词的研究，对古汉语词法和句法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
在研究中，马建忠得以与其四哥马相伯互相交流切磋。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为复旦大学（前身为天主教背景的震旦学院，1905年独立成建复旦公学，1917年后用现名）以及北京的辅仁大学（1926年）的创建者，马相伯亦精通西方多国语言，曾教蔡元培拉丁文，其时正编订《拉丁文通》。马相伯回忆道，马建忠平时留意收集有特殊语法的例句，《马氏文通》是他“经二十年长期的记录”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4〕。
《马氏文通》总计十卷，分为“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1896年书成，“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1898年和1899年商务印书馆分两次刊行其木刻本。后来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商务印书馆正式以教材的名义出版了《马氏文通》。
1900年，李鸿章再次邀请马建忠襄理文案。8月30日，在连夜赶译一篇俄国专电后，马建忠猝然去世，时年仅五十五岁。
1896年，在为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出版所作的序中，梁启超写道：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君之所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查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源，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
观照中国过去百余年的风云变幻，马建忠的真知灼见，如富国为先和权力制衡，又岂止是“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只是商业的进步似乎不难达到，而如何让“人人有自立之权”，在二十余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仍是深刻而艰巨的话题。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Paul J Bailey, "Introduction" in Strengthen the Country and Enrich the People: the reform writings of Ma Jianzhong (1845-1900),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Paul Bailey, Durham East Asia Series, No.2, Curzon Press Ltd, 1998, p19.
〔2〕〔4〕薛玉琴、刘正伟：《马相伯》，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县委书记XXX
同志们：
现在开会，根据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安排，今天我们学习《人民公仆郑培民事迹》。
首先，请县委常委、组织部长XXX同志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人民公仆郑培民事迹》，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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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XXX同志带领大家深入学习了《人民公仆郑培民事迹》。郑培民同志1943年出生在吉林省海龙县，他先到部队服役，后到工厂工作。1983年起，先后担任过湘潭市委副书记、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十三至十五届人大代表。
2003年4月14日，由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组织的郑培民先进事迹报告团在浙江杭州举行首场报告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开展学习郑培民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作为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一把手’要亲自抓学习活动的组织领导，运用多种有效形式组织好各层次的党员干部特别领导干部的学习，通过学习对照检查，找出差距，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2013年1月27日，时隔十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选登了总书记《之江新语》文章，总书记指出，‚要-1-
学习郑培民同志的责任感，学习他始终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郑培民同志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他身居领导岗位，心系人民群众。向郑培民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做官先做人‛行为准则，学习他‚万事民为先‛的公仆情怀，学习他‚对待身外之物要铁石心肠‛的廉政意识。
下面，进行第二个环节——交流发言。
首先，请县委副书记、人大主任XXX同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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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政府副县长XXX同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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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XXX乡党委书记XXX同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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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XXX同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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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县卫生局局长XXX同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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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XXX等5位同志围绕本职工作，对学习人民公仆郑培民事迹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完全赞同。
下面，再请几位同志发言。
下面，请XXX同志发言。（根据会议时间随机点3—5名同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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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刚才，大家都说得很好，郑培民在工作期间，无论在哪里，无论官职高低，他都始终坚持爱民、亲民、为民，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有人说，他是一个高官，但他更像一介平民。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深爱妻子和儿女的普通男人，他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民公仆。为官数十载，他从未用权力谋过半点私利。在湘西的大山深处，歌唱他带领群众修路致富的故事还余音绕梁；在湖南的长江边上，他指挥建起的防洪堤垸依然坚不可摧。2002年‚感动中国‛颁奖词说道，‚他身居高位而心系百姓，他以‘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德风范，他在人民心里树立起一座公正廉洁为民服务的丰碑。‛
下面，我也结合工作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党的宗旨是全县全意为人民服务。关于正确的权力观，本是老生常谈。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是我们党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同志认识并不到位，也有很多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郑培民同志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鲜活的榜样。他始终坚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决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学习郑培民，要学习他“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做执政为民的好公仆，就要像他那样时刻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臵，心系人民群众，深怀爱民之心。就要像他那样恪守为民之
责，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不懈的人生追求，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忘我的敬业精神，干实事求实效。昨天我说过，大家都要问问自己，为什么当官？当官干什么？离任留什么？在此，我给活动办提一个要求，你们要尽快拿出在全县深入开展‚为什么当官？当官干什么？离任留什么？‛大讨论活动方案，在全县开展大讨论活动，深化先进典型学习成果，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其次，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郑培民从不贪图安逸，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带头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不畏艰难，带头弘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随着物质条件和办公设备的改善，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惰性在增强，有些人的工作作风日益漂浮，遇到困难就退缩，见到重担就避让。总书记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好干部的标准中明确指出，好干部要‚敢于担当‛。我们作为党员干部，要切实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从自身做起，虚心向先进人物学习，树立吃苦精神，牢记“两个务必”，永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再次，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与时
俱进，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时俱进，核心是创新。江泽民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作为XXX的一名党员干部，肩负着XXX的发展稳定，肩负着全县农牧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本职工作中贯彻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努力实践群众路线，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积极投身事业，对党和人民负责，从每件小事做起，始终保持一种奋发有为、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满，都不能懈怠，都不能停滞，努力做到奋发有为、大有作为。要向郑培民同志那样，干一行、爱一行；管一行、兴一行。不计名利与得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断学习政治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断学习新的业务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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