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会事业管理

村社会事业管理（精选8篇）

村社会事业管理 篇1

2012年以来，明照乡以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为依托，全面深入推进城乡同治工作，城乡同治不断出典型，显成效，做到了全力护环境，广泛惠民生。

明照乡道岭村在明照乡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不断在城乡同治工作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探索出了一条贴合村情、符合民意的新路子，在明照乡树立起了促进城乡同治、加速乡村面貌改善的先进典型。

一、村基本情况介绍：

道岭村原属明照乡明照村的范畴，于1986年划分为独立的行政村。辖区面积2.85平方公里，现有村民房屋210栋，住户205户，常住人口720人，流动人口10人，医院1个，辖区范围内有株洲建兴混凝土有限公司一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杨家寨生态休闲山庄一家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城乡同治工作具备较好的基础。

二、城乡同治具体做法：

（一）高度重视，响应号召。道岭村以创新社会管理为依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将改进乡村面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作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城乡同治工作。支村两委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区乡两级号召，成立了村支书为组长，村长、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为副组长、其它支村两委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为成员的城乡同治领导小组，并明确大学生村官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在乡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结合城乡同治的指导性方案，支村两委制定出《明照乡道岭村城乡同治实施方案》、《明照乡道岭村城乡同治组、户考评实施细则》、《明照乡道岭村大扫除日实施方案》等资料，多次召集村干部、男女组长、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进行学习和领会，并积极应用于实践，为城乡同治工作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二）积极宣传，发动群众。为了营造良好的城乡同治氛围。道岭村发放城乡同治宣传图册等资料达800余份，全面走访入户达20余次，出动宣传车10余次，支村两委多次召开城乡同治会议，宣传城乡同治工作的重要性，将组长、党员、村民代表都发动起来，让城乡同治宣传真正进村组，入农户，传达到个人，在全村范围内营造了良好的城乡同治氛围。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动员大会。全村的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专门邀请乡城乡同治办公室的干部作讲师，在如何科学合理处理垃圾、如何进行农户评比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城乡同治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培训和说明，并在会上介绍其他县市区、其他乡镇的好做法和好经验，结合本村实际进行学习和推广。在会上设置“集思广益”环节，设立意见收集箱，各个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在会上总结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共同讨论解决的办法，对于复杂的问题形成处理方案并应用于实践，将自上而下的知识培训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反馈紧密结合。截至7月底，道岭村收集各类问题共计20个，集体讨论解决14个，在区乡两级帮助之下正在解决的有6个，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城乡同治的热情和积极性。道岭村还通过开展每月一次志愿者大清扫活动、组织城乡同治书法摄影比赛等多种形式，充分营造了爱卫环保的浓厚氛围，开辟了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方法、新途径，实现了环境卫生城乡同治与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互相促进和双向提升。

（三）健全网络，明确责任。支村两委将城乡同治工作不断细化、完善，健全从支村两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各组组长、各个村户共同组成的网络化体系，力求建立城乡同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到村任职干部充分发挥辅助管理作用，积极加入到城乡同治的各项活动和工作中来，全面促推了城乡同治的深入开展。支村两委与到村任职干部一起，经常性走访入户，传达上级政策精神，宣讲城乡同治知识，做好了结合文章，做通了群众工作。另一方面，支村两委将各组组长作为村城乡同治工作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发动各组组长参与到城乡同治工作中来，既当好城乡同治工作的宣传者和发动者，又当好城乡同治工作考评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全面推进城乡同治工作进组入户。支村两委与全村8名组长签订《城乡同治工作责任状》，明确规定组长的责任：一是积极发动各组村民参与城乡同治工作、二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开展组、户考评工作，三是自愿接受村民监督，接受村《实施方案》的各项奖惩措施。与党员、组长、村民代表签订《城乡同治大扫除责任状》，明确规定，若三次未参与公益清扫，将取消党员、组长、村民代表的资格。

（四）细化考评，严格奖惩。建立了一支由6名村干部、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大学生村官、8名村民小组组长、3名党小组组长共21名成员组成的专项考评队伍，划分成8个考评小组对全村卫生情况进行考评。考评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对组的考评。主要针对各组道路卫生状况、卫生死角、垃圾堆放等情况进行相应评分，评选出最清洁组，对各组存在的卫生问题记录在案，限期整改到位，将整改情况纳入考评体系，对城乡同治工作先进组，在村“城乡同治讲评会”上奖励100元，对于工作拖拉、不作为的组扣除工作经费100元。二是对农户的考评。考评项分为10大类，满分100分。考评组对农户的庭院内外、房屋内、厕所内、菜园内等各处卫生进行仔细检查，评出了20%的最清洁户，70%的清洁户、10%的不清洁户。若连续三次被评为最清洁户，村里将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若党员、组长、村民代表被评为不清洁户，则罚款100元。组户考评结果定期在村部公示栏进行公布。将城乡同治工作纳入《村规民约》，明确支村两委将城乡同治考评结果作为村上各项政策、福利待遇和评优评先衡量的重要依据，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优先向积极开展的组、户倾斜。党员、组长、村民代表如被评选为“帮扶户”，将有明确的惩罚措施，促使党员、组长、村民代表做好模范带头作用，从整体上促进了卫生条件的大改善，打造了村级环境的新面貌，全村实现了村容美观、靓丽宜居的总体目标。

（五）强化设施，专人管理。道岭村高度重视城乡同治工作，打破“等、靠、要”的思想，主动摸索，积极行动，强化了城乡同治相关设施的配备和建设。村上自购了一台三轮电动摩托车作为环卫收集车，一天8小时轮番运输，确保垃圾处理及时，环境整治到位；道岭村辖区范围狭小，但为了充分保障城乡同治工作的成效，村里新建了大型垃圾池10余座，小型垃圾池20余座，配齐了硬件设施，规范了垃圾的处理。村里还将大、小垃圾池的使用纳入村规民约，并将大垃圾池的使用权分配到每一个组、小垃圾池的使用权分配到每一户，明确“村民使用，党员负责”的原则，做到专人专管，职责到位。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道岭村虽然建设起了一批城乡同治的基础设施，但设施建设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设施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2、村上保洁员岗位严重不足。道岭村的保洁人员只有1名，且工资水平偏低，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工作需求和群众对生活环境更好更美的迫切要求。

3、后期资金不足。村里在基础设施建设、组户卫生评比以及宣传发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后备资金明显不足，在巩固长期成效方面有较大困难。

四、对以后工作的建议

1、重点建设宋东线道岭段，将其打造成为“党员示范路”。以此段道路为切入点，完善城乡同治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设施管理，充分发挥设施作用，将全村城乡同治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村社会事业管理 篇2

一、管理主体多元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乡村社会急剧分化, 导致乡村社会变得日益多样化、异质化, 乡村基层政府面临的内外矛盾和治理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乡村基层政府无法再是社会的唯一管理者, 它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广大农民来共同管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 也只有这样方有可能达到乡村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运行状态。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是乡村社会管理实践发展之逻辑。

近年来, 我国乡村社会组织体系在调整中转型、在重构中发展, 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社会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新农村建设, 即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也必定对乡村社会管理主体提出更高的要求。为顺应这一时代变革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分工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1]

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这一模式明确界定了执政党、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与角色, 与一元化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有根本区别, 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基本国情, 又在社会管理主体等方面鲜明体现了善治的基本取向。

二、乡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构成及其角色定位

乡村社会管理是指乡村基层政府、社会自治组织以及其它社会组织为了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 对乡村公共事务实施的有效管理。在我国, 乡村社会管理是在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 乡村基层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其它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过程。乡村社会管理的主体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层次的, 主要包括:

1.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社会管理的政治领导主体

党的领导, 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 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 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内容,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实现对乡村的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在乡村社会管理中, 乡村基层党组织居于政治领导核心地位, 所谓“核心地位”, 就是乡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总揽全局 (总揽但不包揽) 、协调各方 (协调但不取代) 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组织领导实现的, 与乡村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民等其它社会管理主体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和实现方式有所不同。

2.乡村基层政府是乡村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责任主体

在乡村社会管理中, 基层政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乡村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责任主体。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管理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一样, 都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乡村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利益关系的协调、社会矛盾的化解、社会秩序的保持、社会活力的激发, 都离不开基层政府积极作用的发挥。二是上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关于乡村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各项主张, 主要通过基层政府来实现。三是作为乡村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的执掌者, 乡村基层政府一方面要适应新的形势, 明确自己的责任, 从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务中退出来, 尽快实现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 它必须利用好手中掌握的这些特殊资源, 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建设。四是乡村社会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民等社会力量能否积极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 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 关键在于基层政府。

3.乡村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协同主体

乡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社会中除党政组织之外的一切社会组织, 包括乡村自治组织 (村民委员会) 和其它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 基层政府的作用虽然是不可替代的, 但它不是万能的, 对于那些基层政府管不了和管不好的问题, 只能交给社会组织去解决。乡村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公益性、自发性、自愿性、自律性等特点, 在包括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在内的不同社会管理主体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合作的桥梁。这些特点和功能赋予了乡村社会组织独特的协同优势。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社会组织, 尤其是村民委员会、行业协会以及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方面的作用, 是健全乡村社会管理体制, 有效配置乡村社会资源, 优化乡村公共服务, 满足乡村社会多方需求的必要途径, 也是增强乡村社会自治, 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的有效措施。因此, 在乡村社会管理中, 乡村社会组织乃是不可缺少的协同主体。

4.农民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

农民是乡村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 乡村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作用的充分发挥。不论是乡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 还是社会组织, 它们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积极作用的发挥都要借助于广大农民及其活动才能实现。因此, 农民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 需要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让农民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三、乡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的主体困境

制约乡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又有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原因;既有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 又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但就主体的视角而言, 制约乡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体制、领导方式、领导素质、执政方式等方面的缺陷, 弱化了其政治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在乡村社会管理体系中, 由于基层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充分动员群众、凝聚人心、引领意识形态, 保证乡村社会管理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等方面。但目前, 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不强, 领导核心地位和战斗堡垒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领导体制不完善。乡镇党委与政府职责权限划分不清, 关系不顺。如江苏省很多地方, 乡镇层面, 书记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现象司空见惯;村级层面, 由于受人民公社体制的传统影响加上乡村基层工作的复杂性, 使相当多的村党支部书记习惯于“一元化”的领导方式, 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决定村中事务权力的“一把手”, 村委会主任则是协助书记工作的“二把手”。“乡镇一级党政企不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摩擦愈演愈烈。”[2]二是领导方式陈旧, 深陷具体事务不能自拔。党对社会的领导应该通过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 具有一定的超然性, 才能充分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三是乡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村党支部成员尤其是书记年龄老化、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较严重, 观念滞后, 创新和发展能力不强。四是执政方式不科学。缺乏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等现代执政方式。

2.乡村基层政府管理理念落后、职能定位不准、管理方式简单, 制约了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乡村基层政府是乡村社会管理的责任主体, 乡村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发挥的程度。目前, 乡村基层政府还普遍存在着管理理念滞后;法制理念、责任理念、民主协商理念、服务理念淡薄;职能定位不科学不合理, “越位”、“缺位”问题严重;管理方式“暴力化”和“经济化”, 难以适应公民社会意识增强和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的现实与趋势。社会管理方式是社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当前, 许多乡村基层政府官员还不习惯于通过官民协商对话、平等沟通等民主政治手段来吸纳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 不习惯于通过依法行政等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在“维稳”理念或思维的指导下, 消解社会问题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往往简化成或异化为“暴力手段”和“经济方式” ( 即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 , 这些社会管理手段或方式的使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却是不可持续的。不少乡村基层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执法时, 往往强调与公安派出所联合执法, 意图借助公安派出所的强制力对社会进行“暴力式”管理。同时, 许多乡村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社会问题时思维陈旧且传统, 习惯对人民内部矛盾或突发事件“上纲上线”。“利用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许多官员来说驾轻就熟, 同时又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3]可以说, 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和维稳思维 ( 实质是“以暴制暴”) 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或矛盾的协调, 反而会激化基层政府与公众的矛盾, 引发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经济方法的核心理念就是“花钱买平安”。郑永年对这种“经济方法”及其效果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济方法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但是, 经济方法在更多的情形下, 反而会鼓励更多的群体性事件或者个体性事件。因为经济方法表现为软性, 不太会出现问题, 只要有财力, 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采用这一做法, 用钱来息事宁人。当然, 这也是地方官员担负政治责任的一种理性选择, 至少这种选择要比使用暴力安全得多。但是因为经济主义的盛行, 中国各地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闹, 无利益;小闹, 小利益;大闹, 大利益。”显然, 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民币”手段是不可持续的。

3.乡村社会自治组织不健全不完善, 行政色彩浓厚, 自主性不高;其它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 难以履行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内部事务自治等职能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 村民自治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实现农民民主权利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村民自治制度、组织体系和法律体系等诸方面还不健全不完善。另外, 在实行“分税制”后, 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 特别是“费改税”已至彻底取消“农业税”之后, 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体系的末梢的乡镇政府可支配收入锐减。与此同时, 伴随着乡村社会的急剧发展和变革, 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乡镇基层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责加大。因此, 乡镇基层政府陷入了权利小、压力大、功能弱、效率低的被动管理状态, 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有所削弱。乡镇基层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发展, 进而强化了对乡村自治组织的控制, 使原本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组织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问题, 村民自治权利方面的功能不断弱化, 影响了乡村的稳定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乡村社会中除了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它社会组织发展迅猛, 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初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整体上看, 这些组织发育还不够成熟,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 [4]普遍存在着独立性较弱、整体实力不强、社会影响力较小、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全、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等方面的不足, 还难以承接基层政府转换的职能, 不能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内部事务自治等职能, 也不能满足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4.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较低, 难以发挥其作为乡村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作用

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 是乡村各项事业的参与者和推进者。但是, 由于受到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 从整体上来说, 目前中国农民政治素质、法律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政治参与能力、市场经营和管理能力、自我发展和创新能力较弱;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大量的进城务工, 使得固守乡村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很少, 乡村的边缘化和空壳化趋势明显, 乡村衰败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广大农民参与乡村社会管理的能动性和主体作用的发挥。

四、善治视域下乡村社会管理主体困境的破解

“治理”与“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 并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国家或组织管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与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灵联系在一起, 是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从政治学角度看, 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 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从公共行政学角度看, 治理理论则强调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公共行政。”[5]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续的互动。[6]

治理和善治理论强调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强调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 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服务, 强调自上而下管理和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合作共管是实现善治的两个基本前提。改革开放新时期, 我国逐步形成并日渐完善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鲜明地体现了善治的基本取向, 它以特有的方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政治优势和政府主导型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既是重大的制度创新, 也是重大的理念创新, 标志着社会管理的理念从统治向治理与善治的转变。我国现行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脱胎于长期实行的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 尽管管理主体已经多元化, 但它们自身功能以及它们之间在乡村社会管理中合作共管功能的发挥还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治理和善治的理念, 完善乡村社会管理各主体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分工协作、良性互动, 架构起主体间社会管理网络。

1.强化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政治领导核心和舵手作用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社会管理的政治领导核心, 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提高其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是提升乡村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首先, 提升乡村党员素质, 加强对乡村基层党委、村支部干部的选拔、教育和培养, 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乡镇层面,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党委干部的培养和选拔, 引入竞争机制, 建立培训和淘汰制度, 保证现有乡镇党委干部素质的不断提高;村级层面, 要重视党员发展工作, 注重将村民中的优秀分子特别是村委会干部吸纳到党组织中来;要通过民主选举将党员中的优秀分子选为村支部领导。

其次, 完善领导体制, 改变传统的“党政不分”的运作模式。乡镇党委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 其职能要从直接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向思想引领、监督政府、培育社会、协调利益回归。

再次, 改进乡镇基层党委的领导方式。党章和党的许多重要文件阐明:“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组织领导”。在思想、政治领导方面, 乡镇基层党委的主要职责是充分动员群众、凝聚人心、引领意识形态, 保证乡村社会管理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在组织领导方面, 乡镇基层党委的主要职责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选好配强村支部班子。重点在基层一线选拔优秀人才进村支部班子、当书记, 大力培养“双高双强”型 (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致富能力强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强) 村级干部。二是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合理规范党组织运作机制及党组织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关系, 强化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村村联建、村企联建、村街联建方式, 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辐射到本区域的企业、农村、街道以及各种组织中, 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 以党组织建设带动其他组织的建设。[7]

最后, 改进乡镇基层党委的执政方式, 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依法执政, 民主执政, 科学执政。

2.强化乡村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充分发挥其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责任主体作用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其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社会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公共生活。善治的构成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等。我们需要按照善治的理念重塑乡村基层政府。首先, 在管理理念方面, 乡村基层政府要以善治为目标取向, 更新管理理念, 树立法治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理念。

其次, 在职能定位方面, 作为乡村社会建设责任主体的基层政府应根据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类型, 选择作为或不作为, 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与社会一起共同推动和谐乡村社会的构建。一是不能越位。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加快从经济管理为主向社会管理为主的转变, 逐步从一些领域中退出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乡村基层政府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包揽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一切事务, 应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的积极作用。二是不能缺位。其一, 乡村基层政府要适应新的角色,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完善自身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社会矛盾调处、利益关系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应急机制、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管理职能, 提升社会管理的能力。其二, 因乡村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而退出的一些领域, 本应由社会组织及时补位, 但由于目前我国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 还不能承担这一职能, 从而出现了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双缺位, 产生了管理和服务的真空, 很容易出现秩序的混乱。在此种情况下, 基层政府一方面要临时承担起相关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加紧对相关社会组织的培育。

最后, 在社会管理方式方面, 乡村基层政府传统的、单一的社会管理方式, 特别是“暴力化”和“经济化”的管理方式, 不仅不能解决当前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问题, 而且还给基层政府招致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 社会矛盾的积累往往导致更大更多的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对此, “社会管理方式信息化、人性化、多样化和社会化及它们的综合运用才能有效回应多变的社会需求。”[8]很多误解的产生和放大源于信息沟通的不畅, 乡村基层政府应努力实现社会管理方式信息化。社会管理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 乡村基层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使相关信息能够及时、准确、有效地为村民所了解;同时, 相关政策内容、管理程序与服务流程等也应该公开, 自觉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消除“暗箱操作”。这样有助于农民形成对社会管理制度的确定性预期, 消除农民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不确定性的疑虑, 提高农民对基层政府的认同度和信任度。为了实现社会管理方式人性化和多样化, 我们需要在社会管理中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尝试运用权利协商式的管理方式、激励导向性方式和管理服务社会化提供方式。针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基层政府应该构建一个充分平等的沟通平台, 使利益各方能充分表达心声, 协商一致。同时, 乡村基层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应当运用激励性手段, 通过对诸如“社会管理模范村”、“最佳社会管理创新先进村集体、最佳星级个人”等典型的树立和宣传, 采取物质和精神的正面激励方式, 来动员、吸引、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到乡村社会管理的各项事务中, 这些正面激励的方式比反面教育和严惩的方式往往效果更好。

3.大力培育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 完善乡村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乡村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意愿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 完善乡村社会组织的功能, 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使其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首先, 完善村民自治, 充分发挥其功能与作用。“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 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 这就是最大的民主。”[9]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功能与作用:一是要理顺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 保障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处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法律依据, 该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要依法保障村民自治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治权,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二是要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和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 使之更加符合现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同时, 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事件时使村民能够投诉有门, 依法保障村民的自治权利。三是要进一步健全以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监督小组、村务理财小组等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等方面的作用。

其次, 努力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努力培育并积极鼓励、支持、引导乡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形成乡村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 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不仅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 而且由于乡村社会组织具有草根性的特点, 乡村基层党委、政府通过与乡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 能够密切党同农民群众的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一是要转变观念, 相信农民, 支持、引导、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乡村社会组织是农民的利益组织, “如果没有农民的利益组织, 农民的利益是不能获得很好的表达的。”[10]因此, 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我们需要把培育乡村社会组织作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一个环节, 以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使乡村社会组织发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力军。二是抓紧制定完善关于乡村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使乡村社会组织存在有据、注册有门、发展有保障, 消除体制上的尴尬。三是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应积极与乡村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乡村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展开与乡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 从各方面支持乡村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四是加大乡村社会组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职责履行, 迫切需要高学历、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但目前乡村社会组织政治地位不高、经济待遇低、社会公信力也不够高, 使人才对这些部门敬而远之, 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更是严重缺乏。人才危机, 严重困扰着乡村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乡村社会组织走不出人才缺乏的困境, 其功能就无法充分发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 乡村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也必将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投身其中。要不断改善和提高乡村社会组织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 使得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并保证这些岗位对社会上高素质人才有适度的吸引力, 不断吸纳优秀人才充实进来。

4.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充分发挥其在乡村社会管理中参与主体的作用

人类发展理念的核心经历了从以物为本——以官为本——以事为本——以人为本, 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这个过程也是人从会说话的工具——依附关系——自由人, 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被迫、消极怠工到实现创造, 也是人不断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发挥农民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作用, 必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首先, 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 引导农民积极有序地参与乡村社会管理。主体意识是农民对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 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权利意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创新意识, 有助于提高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自觉性, 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11]乡村基层党委、政府、村支部和村民自治组织要自觉维护农民乡村社会主人的地位, 引导农民积极地有序地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其次, 重视农民教育, 特别是普法教育和乡村职业技术教育, 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法制教育, 使农民知法、懂法, 能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各项权利;通过乡村职业技术教育, 强化对农民的技能培训, 让农民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 科学技术和经营技能, 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乡村社会管理贯穿于乡村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可以为农民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 赵成福.社会转型中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 何增科主编.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4) 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5) 董克用.公共治理与制度创新——第一届中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7) 林文泰.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四个主体”的作用[J].大连干部学刊, 2012, (02) .

(8) 张开云, 张兴杰.社会管理体制的困境及其未来框架建构[J].江海学刊, 2012, (01) .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0) 于建嵘.让农民行使主体权利[J].中国改革, 2008, (11) .

村社会事业管理 篇3

到了1820年，新拉纳克村已有2500人左右，成为当时英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直到1968年，这个棉纺织厂才最后关闭。今天，新拉纳克棉纺织厂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2001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如今，“新拉纳克”这一名称不再仅仅指称一座棉纺织厂，而是成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实验的象征。不过，讲起“新拉纳克”，很多人都把它和欧文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殊不知，新拉纳克纺织厂的首创者其实不是欧文，而是另一位企业家大卫·戴尔，他也是欧文的岳父。是戴尔一手创办了这家棉纺织厂，开创了“工厂社区”的新模式，并进行着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实践，欧文不过是延续了他的理念并继续推进。

1739年，戴尔出生在苏格兰西南部的爱尔郡，由于出身于杂货商家庭，他10多岁时就被送到靠近格拉斯哥佩斯利的一家纺织手工场当学徒，后来又移居到别的城市。1763年前后，戴尔和别人一起在格拉斯哥合办了一家公司，从事商业贸易。正是在格拉斯哥这个苏格兰的经贸中心，戴尔完成了从学徒工到商人与企业家的转变。1777年，他和爱丁堡皇家银行行长的女儿结婚，这不仅是对他获得财富的肯定，也使他真正走进上流社会，为此后成为卓越的企业家奠定基础。正如有学者如此评价：从1783年之后，大卫·戴尔不再仅仅是个富有的商人，而是在格拉斯哥这个城市里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

为什么1783年对于戴尔如此重要？因为这一年他成为苏格兰皇家银行格拉斯哥分行经理，也在这一年，他在格拉斯哥遇见了著名的发明家、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赖特，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格拉斯哥兴建一家纺织厂。通过考察，最后选择了新拉纳克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地处克莱德河峡谷，可以利用水力提供动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戴尔拒绝了阿克莱特合资的建议，而是另觅了几位合资人建厂。

虽然戴尔有资金上的优势，但在当时，这一选址不算理想，因为工厂四周还很荒凉，人口稀少。企业初创时期，周边居民都不愿意到此工作。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戴尔只好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等慈善机构招收了一批儿童，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据记载，1791年，已有981名工人；1793年底，增加到1334名，其中68%为童工。

新拉纳克纺织厂的建造进一步提升了戴尔的声誉，不仅是因为他获得了经济利益，还因为这是苏格兰的第一家纺织厂，以及这家工厂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当时工业革命时期流行的“血汗工厂”完全不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称赞。

的确，在经营新拉纳克纺织厂期间，戴尔怀着社会良知和造福于社会的理念来进行管理实践，将单纯的工厂变成了新型的“工厂社区”。不过，这一理念并不是他的创见，而最早是由他的朋友阿克赖特所提出。阿克赖特在建设工厂的同时，也一并建造了商店、小酒馆、教堂等，将工厂和工人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形成一种社区。当戴尔在新拉纳克建造工厂时，他吸收了这一理念和做法，也将新拉纳克构建成为一个“工厂社区”。

在工厂社区里，有提供给工人们居住的宿舍，设有出售廉价商品的商店，以及慈善学校。同时，在工厂管理中，考虑到童工较多，戴尔为这些孩子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例如早餐有牛奶，燕麦、面包和起司，午餐和晚餐甚至还供应牛排。工作之余，这些儿童就到学校读书，从课程表可以看到，孩子们都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按照欧文后来的说法，仁慈的厂主不惜投入费用让这些贫困儿童生活舒适，让他们住在清洁宽敞的房间里，室内空气流通，饮食丰富，衣服整洁，还长年聘请医生，为孩子们预防疾病和进行治疗，还聘请了优秀的教师给孩子上课。这样的工厂在当时就像是一个慈善机构，戴尔实际上已将“工厂”“社区”“学校”和“慈善”这些功能三位一体，紧密相连。

这一崭新的“工厂社区”模式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注目，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参观、访问。在1795年到1799年戴尔实际管理工厂期间，每年大约有750人前来参观访问。除了本地区的一些商人和社会名流外，还有很多参观者来自国外，如挪威、美国、德国、西班牙、印度、瑞士和牙买加等国，参观者包括企业家、商人、作家、牧师、士兵，甚至还有学生。

在18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余年间，戴尔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的努力也对格拉斯哥成为苏格兰工业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善用财富给予穷人关爱，将一生都献给了实业、教育和慈善，因此，在英国特别是在格拉斯哥，人们给予戴尔很高的评价。

1799年，戴尔自知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无法再进行实际的工厂管理，由于他膝下无子，于是开始物色继任者。在他看来，继任者必须按照他的理念进行管理，特别是要关注对儿童的教育与进行道德教化。恰巧罗伯特·欧文——这个已在曼彻斯特纺织厂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的28岁年轻人正在向戴尔的大女儿求婚，因此他便决定将工厂出售给这位未来的女婿，价格为60000英镑，以每年5%的利息计，20年付清。欧文当时支付了其中的3000英镑，后来戴尔又把这笔钱作为嫁妆送给了女儿。这样，欧文就买下了新拉纳克纺织厂，从此，这个工厂就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历史学家所说，这一交易既维护了大卫·戴尔的声誉，也成就了欧文此后的一生英名。

1806年，大卫·戴尔去世。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村社会事业管理 篇4

鹤山镇村（社区）村级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招标预备会议程

主持人：村（社区）支部书记

一、由监事会清点到会情况，并由支部书记介绍会议主题及今天到会人员（参会领导、议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村社干部），议事会人员到2/3以上符合开会条件。

二、请镇干部宣读镇政府关于我村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建设项目的批复。

三、村（社区）支部书记按照批复介绍本村村级公共服务前阶段的工作情况（包括一户一票收集的项目情况、联席会讨论情况、票决情况、镇批复情况），并根据批复介绍本村对外招标和议标项目的情况。

四、对招标项目提出建设标准，交由议事会讨论并最终形成结论（水泥路建设包括：长、宽、厚、砼标号、水泥标号、沙石标号、涵管安装等；碎石路包括：长、宽、厚、是否补凼、是否碾压、是否灌浆等；沟渠包括：长度、是否人头石浆砌、U型渠的规格等；房屋建设包括：建设平面图、建设结构、屋面及窗户用材、室内标准、地坝绿化及硬化标准等）。

五、将讨论结果形成决议（包括：治安巡逻员、卫生保

1洁员、议事会误工补贴等项目制定职责范围、人员构成、工资补贴、考核办法等，形成单项材料并由议事会签字认可）。

六、根据鹤山镇《关于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招投标办法的通知》（鹤府发〔2009〕75号），宣布投标公司报名条件：

（一）必须具备该项目相关建设资质单位；

（二）必须在报名时间内报名；

（三）报名时必须持有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盖鲜章）、资质证书复印件（盖鲜章）、身份证复印件、投标申请书、履约保证金缴款凭据（缴款方式：存入鹤山镇村组代理会计核算中心，账号***001215）以及联系方式；

（四）宣布报名的起止时间、地点、报名联系人；

（五）宣布招标方式：竞标单位交投标书，由议事会投票确定中标单位。

七、全体参会人员对议出的项目招投标办法和建设标准签字认可。

村社会事业管理 篇5

物业管理现状调查

牛小风

李 杰

摘要：雁塔区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雁塔区百姓生活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企事业单位物业管理部门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笔者重点就企业自管住宅区物业管理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推动企事业单位住宅区物业管理的规范化、市场化，形成职责明确、产权清晰、谁使用谁付费的市场化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创造一个整洁、文明、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篇6

根据镇党委、政府统一部署，我村两委以掀起“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新高潮和十七大精神大讨论活动为中心，紧紧围绕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根本，紧贴实际、扎实推进我村经济社会发展。经村两委研究，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特制订2012年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一、村级集体经济。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快小区建设步伐，使我村镇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村级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由村集体负担对全体村民进行新型医疗保险，并定期对老年人、低保户、孤儿、五保户、孤寡老人及贫困户发放基本生活补助金，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二、城镇化建设。在市级村庄整治合格村的基础上，加大村庄整治力度，特别是解决村级办公楼建设以及公益硬件设施建设。以创建市级生态村为重点，开展治理村庄环境卫生，全面完成路旁绿化和公益绿化的种植，使村庄面貌和生活环境达到生态村的要求。

三、党建方面。建立和完善有关党建的各种制度，强化自我教育，增强自律意识，狠抓班子建设，创新培养用人机制，及时调整充实了党员队伍，坚持吐故纳新，注意发展新党员，把有朝气、有觉悟、有素质的青年召进党员队伍中来，提高党员队伍的活力。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力度。两委成员进行了分

工，明确了自己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形成抓党风廉政建设人人有份，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局面。

四、计划生育。坚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和“活动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村两委成员以“三三二二”制分工分片负责，坚持对广大育龄妇女进行单月访视、季度查孕查环工作，对未婚青年进行定期教育，定期对流动人口进行清查，并有专人负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村社会事业管理 篇7

(1) “城中村”保留了以家庭为单位、以宅基地为基础的居住用地, 失去了耕地的村民利用耕地补偿金建造的高密度的、用于出租的“牵手楼”, 适应了大量流动人口进城后对低租金住房的需求, 同时亦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政府“绕开村落”的空间拓展思路, 使这里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 呈“镶嵌状”散布在城市新建职能分区内 (甚至在城市CBD周边地区) 的“城中村”恰恰提供了低收入住房, 并使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相重合。

(2) “城中村”是“有根的”, 具有“空间固着性”。它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关系网络构架的村落乡土社会生活共同体, 具有血脉传承和对村落旧址的历史归属感。

(3) “城中村”已形成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运作的“类单位制”的社会经济系统。以村委会为管理层的村集体经济实行“类国有企业的单位制式”的块状管理, 全面负责社区生活, 其管理是有序的。从广州市“城中村”运作来看, 政府并未从资金上对“城中村”的公共服务做出补贴。

(4) “城中村”这种居住模式将是长期的。目前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聚居模式有三种:一是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聚居;二是外来人口以集体户的形式, 在企业集体居住, 形成当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分开居住的“二元社区”, 多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地;三是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 珠江三角洲大中城市最为明显。实质上中国进城的“农民流动人口”处于“无限供给状态”。

政府改造遇到问题:

(1) 在“城中村”土地补偿和村民安置方面支付巨额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2) 在信息沟通方面,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政府、村委会、村民二者的切实交流成为关键。

(3) 在产权方面, “城中村”房屋产权既清晰, 又不清晰, 原则的清晰和数据的模糊并存, 需要摸清家底。

(4) 在资金来源方面, 应放弃“补偿”这种运作模式。

(5) 从利益入手:改造城中村给什么人带来利益?什么人会有损失?哪一部分人的利益重要?

(6) “城中村”成为“问题村”, 即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 影响城市的建设质量和发展秩序。物质空间杂乱无序、成为城市社会的藏污纳垢之地、地下非法经济屡禁不止、出租屋和流动人口难于管理, 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塌陷带”。

大庆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备受人大关注。在10月25日、26日召开的市七届人大十八次会议上, 委员们建议加快取消城中村步伐, 把现在的城中村加快建设成现代化新城区。据有关部门调查, 目前大庆市城市规划区内共有城中村13个, 其中3个位于主城区内, 2个位于建城区内, 其余位于城市规划控制区内。

按照大庆市2004年提出的全市取消城中村工作总体目标要求, 将用5年左右时间, 取消主城区内的城中村, 并建设成现代化新城区, 用8年左右时间取消建成区内城中村, 用更长时间逐步取消城市规划控制区内的城中村。目前, 东城区和西城区主城区内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较快, 其他地区相对较慢。参加会议的委员们认为, 取消城中村是一件大事、好事, 也是一件难事。我市在取消城中村工作上作了很多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规划还应作得更加详细, 同时要做好对农民的安置工作。

市人大主任闵裕道对取消城中村工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态度要坚决, 他说取消城中村是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二是速度要加快, 要加快取消城中村的步伐;三是运作要依法, 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把拆迁农民安置好;四是工作要做细, 比如, 要有更加长远的规划, 要加强宣传工作, 取得百姓的支持和理解等。

改造思路及实践分析:

城中村的演变和形成历史各不相同, 非常复杂和多样化, 各地也出现了不同的改造思路和模式与之相适应。归纳来看, 主要有:

(1) 通过“拆迁—补偿—重新安置”的途径, 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 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 (张建明 (1998) 、敬东 (1999) 等专家提出) 。

(2) 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 即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 期望通过“城中村”集体经济的社区型股份合作制调和“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 建立城乡统一规划管理体制, 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房庆方 (1999) 和郑静 (2002) 等专家提出) 。

这些改造的观点和模式被城市政府广泛地接受, 开展了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改居”等实践工作, 取得了一定效果, 昔日的红旗地区是大庆市典型的“城中村”, 那时夏季臭气熏天, 冬季烟雾弥漫, 安全隐患突出, 各种案件频发, 是大庆市一块顽固的“城市疮疤”, 它东至东环路, 南至东湖小区, 西至龙化路, 北至世纪大道, 区域14.4平方公里。它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 影响了大企业的生产, 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和品位的提高。让胡路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石油石化大企业的全力支持下, 依照“政府牵头、统一规划, 依法征地、妥善安置, 依法动迁、启动配套, 竞价出让、招商开发”的改造思路, 稳步和谐推进红旗地区改造动迁, 共动迁农户1435户, 拆迁平房1599户, 动迁常住人口3453人、流动人口万余人, 拆除平房总面积32万平方米, 累计发放动迁补偿金2.1亿元。红旗地区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 而动迁时间之短, 见效之快, 效果之明显堪称奇迹, 这在大庆市“城中村”动迁改造史上是空前的, 在全国“城中村”改造动迁中也是罕见的。

摘要：针对“城中村”改造进行分析, 并提出政府改造遇到的问题及改造思路和实践分析。

村社会事业管理 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 乡村内部利益 政治机制

1、引言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国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为此作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探寻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乡村关系的对策和路径迫在眉睫。

2、当前我国乡村内部利益关系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在推进乡村内部利益关系建设中主要做法：一是创新组织设置，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两委”村民自治模式基础上，设置了以村民为主体的“三会”结构，形成了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的新型组织体系。二是创新工作机制，为统筹城乡的组织领导提供制度保证。三是创新共建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城乡互动、城乡和谐。

我国在乡村内部利益协调的政治机制方面的概况是：

一是村民的参政议政意识日益增强。调查反映，近90%的村民认为所在村社已具备民主选举的条件或对不久后将具备民主选举的条件有信心。只有14%的村民认为没意思、不想参加。

二是部分村干部存在法制观念不强的问题。在 “村干部的法制观念状况”的调查中，村干部法制观念“一般”的有32.9%，没有法制观念的有3.7%。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正是由于相当部分的村干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法制意识问题，往往就可能与村民的利益诉求互为交织，从而使得矛盾显得更加复杂，更难处理。

三是村民的利益诉求在乡村基层解决的意愿薄弱。调查发现，对“村干部是否对群众关心的事情存在敷衍塞责现象”，68.4%的村民认为“经常有或偶尔有”，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不信任，这就会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利益在出现矛盾时，村干部的仲裁身份受到质疑，人们用协商、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取向就易出现偏离。

四是乡村社会内部矛盾的交汇点仍然集中在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方面，村干部自身问题又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对于“你村村干部有欺压村民的行为吗”，74.5%的村民认为“经常有和偶尔有”。对于干群关系，调查发现，64.4%的村民认为“一般和紧张”。现象表明，在当前乡村社会，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较重的矛盾，而且村干部成为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一旦乡村内部利益出现矛盾，由于村干部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其解决问题的中立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反而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利益矛盾更加不易调和。

以上问题已经深刻触及我国乡村内部利益的一些核心问题，尤其是民主权利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干部教育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

一基层政治运作不合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监督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的造成了对乡村干部的监督容易出现失位、缺位、错位等情况，部分乡村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干群关系、危及乡村社会稳定的隐患。

二基层组织体制不完善，少数基层干部危害群众利益。部分地方对村干部的管理不到位，教育不及时。一些地方的村级组织被家族势力、村痞地霸把持，村级财务、政务不公开，干群关系紧张，歪风邪气盛行。部分部门为其利益，加重农民负担，损害农民利益，引起群众不满、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危及基层政权的稳固。

三部分干部法制观念淡薄，个人主义思想膨胀。由于法制宣传不到位，执法管理不到位，使一些干部存在模糊认识，为了维护稳定，对一些矛盾漠不关心，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常处于无人过问状态，致使矛盾升级和激化。

3、建立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政治机制的设想

着力完善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既是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也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构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府管理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

1、地方政府的角色期待。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和组织建设工作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权益实现的最大承担者，应充分体现维护地方社会公平的职责，作为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自身角色，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

2、激励机制的构建。一是对在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中出现的典型做法，进行制度上的激励和推广；二是抓好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的人才隊伍建设；三是给予社会公众一定的实惠，从物质上激励普通民众对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予以支持；四是要积极引导民众的民主意识以及参政议政的民主生活方式，在精神层面上有对于所在区域、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需要。

3、推行部门联社区帮扶制度。一按照“领导责任到位、工作指导到位、资金物资到位”的要求，通过将职能部门性质与具体社区发展性质进行比较研究，确定驻点工作的规划和经济发展项目。二根据帮扶社区的实际需要，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发挥每一个工作组成员的特长和优势，真正帮助基层群众致富。三着眼于社区实际和居民的长远利益，帮助基层群众找准发展路子培育经济增长点，增强社区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

4、建立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的协调机制。一是建立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逐步建立起政府与基层组织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建立基层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基层组织在基层事务的治理上实行分工合作。三是建立基层组织与公众间的协调机制，让基层组织通过协调机制知道基层老百姓的切实所需，增强社会公众对基层组织工作的认知，降低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感。

参考文献：

[1]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

[2]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3]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