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精选5篇）

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篇1

由于不同民族语言中文化预设的差异,以及理解的历史性,使得误读成为翻译之必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源语文化预设的茫然无觉会导致无意误读.有意误读则是译语文化预设与源语文预设碰撞后所产生的扭曲与变形.我们认为这种有意误读不仅是译者对源语文化预设所做的个人选择,同时也是译者所处时代两种文化张力斗争的结果,因而也是一个时代的选择的侧影.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源语文化预设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记录了两种文化从冲撞、矛盾、抵触到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以及到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的交流过程.因此,误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性,我们应从文化交流的目的.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翻译中的误读,正确评价译文,从而提高翻译批评的质量.

作 者：夏锡华 XIA Xi-hua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56 刊 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7 34(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文化预设   翻译   误读   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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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篇2

关键词：阐释学,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误读,文化过滤

一、引言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蜚声海内外的小说。这部小说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对假、丑、恶的讽刺, 尤其是运用比喻来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围城》英译本由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合译为英译本后, 在英语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 英译本中这些讽刺性比喻是如何翻译的?翻译后的效果如何?原文与译文的不同与差异应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从中找到答案的同时, 也会对类似文学作品的翻译、或者同一部文学作品的再译做出贡献。

二、理解的历史性与误读

伽达默尔 (Gadamer, 1975) 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认为理解是历史的, 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人是历史的存在, 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客体, 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 而是正确的去评价和适应它。从这个角度讲, 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理解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无法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原文加以客观理解。因此, 理解必定是不完善的、相对的。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是不能脱离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当译者对原作进行理解和阐释时, 其理解和阐释无疑是历史性的。没有人能充分的证明其理解与原作者的意图是完全切合且丝毫不差的。例如, 在《围城》英译本中有如下的翻译:

例一、元朗摊开扇子, 高声念了一遍, 声调又像和尚施食, 又像戏子说白。 (Ch’ien Chung-shu, 2003:148)

Yuan-lang opened the fan and read it aloud in the tone of a monk begging alms or an actor reciting the spoken part of opera. (Kelly&Mao, 2003:149)

在这个讽刺性比喻中, 钱钟书先生想用“和尚施食”这一场景来达到讽刺元朗读诗歌时声音的难听和献媚的丑态。“和尚施食”体现的场景、形象可以帮助读者从听觉、视觉角度感受到元朗——这位接触了西方文明却丝毫没有领会其真谛、适得其反哗众取宠的窘态。

译者在理解和翻译“和尚施食”时, 对应的译文是“a monk begging alms”, 这从语义层面上已经出现了错误。“和尚施食”真的是佛教中的一种法事行为, 通常指和尚布施给恶鬼众生。在施食过程中, 和尚们会诵文念经、敲打法器, 发出声音。这样的声音和场景来形容人的吟诗作对, 其讽刺意味可见一斑。然而此处由于对佛教文化背景的不熟悉, 译者将“施食”理解为了僧人的“化缘”行为。后者的意思是僧人向世人求施舍。这种理解的错误可谓是译者“无意识的错误理解”, 因为在具体的、不同的宗教中会有很多知识和文化方面的概念和限定, 译者很容易张冠李戴。这种现象从理解的历史性看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对原文的误读, 其根源是译者的理解与原作者在创作原作时的历史时代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任何人想完全理解“施食”这个佛教用词的意思都必须深刻了解佛教, 甚至要亲眼、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法事才行。反过来我们再看译者误译的“a monk begging alms”, 它也是和尚的一种行为, 有声音、有动作。它给人们产生的意象虽然与“施食”有区别, 但是本质上都是和尚在发声、祈求。虽然“施食”和“化缘”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是译文读者读了译著, 在领会原作者的讽刺意味上不会有大的偏差。所以, 译文是可接受的。

例二、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 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 知道得不宽假地详尽, 仿佛只有一套出客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斑渍和补订。 (Ch’ien Chung-shu, 2003:130)

His acquisition of a new love two days ago had made him meticulously aware of every last blemish in his appearance in the manner of a poor man with only one dress suit who knows its every spot and patch. (Kelly&Mao, 2003:131)

在此例句中, 译者翻译原文“这两天”的时候再次体现了译者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和误读。

“这两天”中的数词“两”表示不定的数目, 和“几”差不多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110年纪念版, 2007:852) , 类似的表达还有“过两天”、“有两下子”等等。而译文中却直译为“two days ago”, 译者理解和使用的是汉语“两”的“一个加一个是两个”的确指意义。所以, 此处译者对“这两天”的翻译是误读。这样翻译后, 英语读者在理解小说内容方面毋庸置疑会被误导。事实上, 汉语原文中方鸿渐并没有在确切的“两天前”才认识他的意中人;钱钟书先生只是想用一个大概的时间来交代方鸿渐与苏小姐认识的时间。英译文的翻译却让英语读者在脑海中有了一个错误的、确切的时间概念。这是非常典型的由于译者理解的历史性导致的误读。译者首先要对原文进行阅读和理解, 然后经过自己的理解、判断和选择之后, 得出翻译译文。那么, 在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判断的过程中, 译者难免会带着自身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甚至是认知特点去阐释原作的。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产生的偏见关, 在理解过程中起着选择甚至定向的功能。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 继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事实上, 此处的“这两天”似乎译为“a couple of”, “a few”或者“some”更贴近原文意义。由于有了误读和偏见, 重译活动才显得尤为必要。

由此可见, 理解的历史性揭示了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存在的。理解, 其实就是主体对文本所做的一种特殊的历史逗留, 要完全纯客观地理解文本, 进行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语符转换是不可能的 (张德让, 2001:23) 。理解的历史性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历史性或者文化性误读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批评模式。

三、视域融合与文化过滤

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 无论是作为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作为理解的客体——文本, 都是历史性的存在的。两者都具有各自的视域 (Horizon) 。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他的著作《Truth and Method》 (《真理与方法》) 中提出了关于理解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 即“视域融合”。他对“视域”做出了说明:“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 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 (伽达默尔;洪汉鼎, 2002:388) 。在理解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视域:一种是理解者的视域, 由阅读者自己的历史文化境遇所赋予;一种是文本的视域, 其由作者创造文本时留存的, 它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说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 即在翻译中, 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域, 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 (谢天振, 2000:55)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实际上,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过程里, 译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经常互相碰撞、磨擦甚至排斥。例如:

例三、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 口角流水, 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 (charcuterie) , 因为只有熟食铺子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 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Ch’ien Chung-shu, 2003:14)

When men students saw Miss Pao, they burned with lewd desire, and found some relief by endlessly cracking jokes behind her back.Some called her a charcuterie----a shop selling cooked meats----because only such a shop could have so much warm-colored flesh on public display.Others called her“Truth, ”since it is said that“the truth is naked.”But Miss Pao wasn’t exactly without a stitch on, so they revised her name to“Partial Truth.” (Kelly&Mao, 2003:15)

原文中, 作者用“心头起火”来形容当男同学看到鲍小姐那性感而又几乎全裸的身体时的心里反应。这里的“火”, 实际上是指“某种烦躁”。因为“性”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禁忌, 所以钱钟书先生的描写避免了直白露骨。但是, 英文译文却加上了“lewd” (粗野下流的;淫荡的;猥亵的) 来强调出“desire” (欲望) 的具体所指, 英译的结果与汉语原文的措辞则有着很大的不同, 结果也有很大差别。原文中的“火”, 本意是“火气”, 中医指引起发炎、红肿、烦躁等症状的病因。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110年纪念版》, 2007:621) 在此语境下实际指男学生看到性感暴露的鲍小姐而产生的烦躁不安的情绪。比较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的字面意义我们不难看出,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理解了原文的意义, 但是在译成英语时却加入了自身的考量。因为在讲英语的美国, 人们当众谈论性或者与性有关的话题相对中国人是很常见的, 美国作家很少在描写与性有关的话题上三缄其口, 这是由他们的文化所决定的。所以, 当译者理解了汉语原文之后, 经过自己的思考, 在英语译文中做了一些改变, 以在译文的接受性上达到更好的效果。可见, 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视域碰撞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视域必须代替另外一个视域的过程, 最终应该是包括两个视域的交集和交互作用后的产物。

英译文中另外一处调整便是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而后加上去的“found some relief”。汉语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含蓄隐晦。中国人讲话、汉语作家写文章往往希望听众和读者自己去揣测话外之音、弦外之意, 而并不总是把话说得十分直白明了。与此不同的是, 西方人更愿意让说话者或者是作家讲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最大可能说得直接明了。于是, 在英语译文中出现了汉语原文中根本没有的解释性翻译内容, 其目的是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这里, 译者的审美取向以及目的语读者的预期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

例四、这一章文凭, 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 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 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 没有包裹。 (Ch’ien Chung-shu, 2003:24)

This diploma, it seemed, would function the same as Adam and Eve’s fig-leaf.It could hide a person’s shame and wrap up his disgrace.This tiny square of paper could cover his shallowness, ignorance, and stupidity.Without it, it was as if he were spiritually stark naked and had nothing to bundle up in. (Kelly&Mao, 2003:24)

在此讽喻当中, 汉语原文说的是“树叶”, 说的很直白简单, 假如中国读者没有亲自读过英文版的《圣经》, 对《圣经》故事也不甚了解的话, 他们不会对“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中的“树叶”的具体形状、样子有什么特定的联想。或许每个读者都会有一个自己理解的树叶的样子或者颜色。钱钟书先生早年留学欧洲, 对西方基督教的《圣经》自然十分熟悉, 此处的讽喻可谓西为中用, 中西合璧, 妙不可言。那么英译文中, 为什么译为“Adam and Eve’s fig-leaf”呢?“树叶”难道必须是“fig-leaf” (无花果叶) 吗?事实上, 读过英语版《圣经》的读者都会知道, 其中描写亚当、夏娃遮身体用的树叶就是“fig-leaf”。“fig-leaf”是英语《圣经》中的原词, 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十分熟悉。这里钱钟书先生用的又是西方典故, 所以在译成英语时, 译者自然会翻译成符合自身民族文化意象的“fig-leaf”, 从而让英语读者能够马上领会作者的讽刺意图。在理解此讽喻的效果上, 一定程度上说, 英语读者读了译文比汉语读者读了原文要更清楚、更好。由此可见,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说, 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 意象的相互取代就是两个视域磨擦、碰撞、寻求融合的体现。在伽达默尔看来, “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 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 因此, 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域。” (Gadamer, 1975:271)

结语

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对跨文化翻译研究具有诸多启示。由于理解的历史性, 人们对于某一文本的解释是多元的,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以及不同的视角都会产生不同的误读和偏见。在翻译中, 由于人与人的视域不同, 想要不同的视域相融合, 译者和作者的视域相互碰撞、排斥, 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从意象、内容、形式等方面归化、过滤原语文本。但是, 这并不是说译者可以随意发挥, 任由自己的理解和视域去归化原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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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文丽, 谭云飞.论阐释学理论和现象学意向性原则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启示[J].外国语文, 2011, (3) :108-110.

[3]钱钟书.围城 (汉英对照)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4]屠国元, 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 2003. (11) :8-14.

[5]査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 2003. (1) 19-24.

[6]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110年纪念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7]朱献珑, 屠国元.译者主体性的缺失与回归——现代阐释学“对话模式”的启示[J].外语教学, 2009. (5) :97-99.

[8]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篇3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文化误读；文化记忆；文化冲突

【作者单位】李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要求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更加紧密的交流与合作，跨文化交际在文化丛林中愈发彰显其突出地位。然而，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由于传播者和受众各自文化的差异性引起传播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在不断进行文化输出与导入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文化差异及导致的相关问题也产生了相应的文化记忆。

一、中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在思维方法上，中国人长于辩证和整体思维。古人在世间万物中发现事物都有对称性，如阴阳、男女、天地等。因此，要认识、洞察、改变世界就需要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看待对立；西方人则长于个体、分析思维，言行也不受繁文缛节的约束，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生意见相左、相悖甚至冲突时，敢于直抒胸臆，遵循事实的是非曲直，形成了直接面对和解决冲突的个性。

文化更像一个磁场，有着无所不在的磁力。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同的分布，而处于同一个磁场中的两种文化必然会碰撞出火花。

二、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是比较文学迁移研究的名词术语，是指对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某些普遍发生的问题产生错误理解的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文化误读是指文学作品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因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而形成的误差，是文化过滤的结果。这种文化誤差也必然会带来文化创新。文化误读包含基于文化错位的误读和基于文化冲突的误读两种类型。

1.文化错位

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错位往往表现为情感的错位。情感错位是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相同事物或者现象所依附的情感存在着错位的现象。

情感错位一方面包括微观层面的情感错位，即人们对具体事物情感倾向的错位，如中西方对颜色的情感错位，中国人的喜庆色——红色，在西方社会里则是危险色；中国人的丧色——白色，在西方社会里则是喜庆色；中国人的庄重色——黑色，在西方社会里则是丧色；中国人的高贵色——黄色，在西方社会里则是怯弱色等等。再如，中西方对动植物的情感也出现了错位，如喜鹊被中国人当作吉祥鸟，乌鸦则被当作是有不祥预兆的鸟，而在西方社会里恰恰相反，喜鹊是被西方人厌恶的一种鸟，而乌鸦则被西方人当作一种吉祥鸟。

情感错位另一方面包括宏观层面的情感错位。受深层的哲学理念影响，中国和西方国家因对相同事物或者现象的情感倾向差异而导致了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中国人的情感往往是内敛而含蓄的，通常以对方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强调共性；而西方人的情感往往是外露而直白的，通常以自己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强调个性。这种情感倾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待人接物和礼貌原则上。比如，中国人的贬己尊人、称谓得体等；英国人的慷慨、赞誉准则等。

2.文化冲突

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着其自身的结构、层次和层面，通常具有物质表现形态、社会制度呈现、精神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其中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是文化的核心。

一个国家面临一种新文化时，首先出现的是文化震惊，而后才会出现更为严重的文化冲突。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冲突发生以前，我们有时间、有余地提前把文化冲突解决好，把它们消除在潜运行中。我们面对一种新文化时，首先就要研究和探索它的文化模式、文化特质和文化规律，再把它和本土文化加以比较。不同的文化相遇会导致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对策，切不可一概而论，统一对待。

对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处理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外来文化是本土文化中不完全存在的，且又是优秀的，与本土文化有一定的互补性或关联性，我们在考虑内文化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在本土文化中找一个“嫁接点”或找一个适合其生存的空间，引导其与本土文化发生“反应”，进而生成一种新文化。

第二种情况，当外文化是本土文化中完全不存在的，而且又是优秀的，但它又对本土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和压力时，我们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使之移入本土文化，但要控制它与本土文化接触的渐进程度，避免产生剧烈“反应”，以实现平稳过渡。

第三种情况，当外文化是本土文化中不存在的，并且又是糟粕时，我们首先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准入度，对于一些已进来的糟粕文化，那我们就要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其与本土文化发生接触反应，并且找机会消灭它或改造它。

3.跨文化意识

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隔阂，可能会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无法有效地协商解决冲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最有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都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享廷顿冷战思维中，文化的冲突似乎不可以避免，只有激烈的争斗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但他忽视了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正是跨文化传播的迅猛发展，才使得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没有带来大规模的战争与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西方的文化记忆与反思

学界关于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多数学者认为，文化除了物质层面的有形部分，还包括观念、行为和制度等精神层面的部分。文化的“记忆”与传承依赖三种途径：一是人的传承，包括相关生活习俗、技艺和信仰的代际相传；二是借助文字传承，用文字来记录无形文化的部分；三是借助文化的物质载体。

1.西方的文化记忆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信息化社会，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信息量急剧增加，并且信息获取的方式更为快捷多样。在这样的浮华与匆忙中，一些历史的、文化的和传统的东西正在消失和异化，弱势文化面临着被强势文化挤压、排挤和同化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西方的博物馆承担起了责任，记录已经消失的或即将消失的文化，为维护文化记忆、保存和传承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博物馆通过剖析文物的内涵揭示其文化价值，通过有特色的展览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并让这种记忆渗透到社会公众中去，帮助公众形成对一个城市、一个区域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并让公众参与到保存与传承文化的过程之中。

2.文化反思

东西方各自的文化记忆和彼此文化之间的碰撞，必然会创造出深刻的记忆痕迹及新的多样化状态。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在他的《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中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尼斯·阿尔文（Hannes Alfvén）博士在闭幕会上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西方学者开始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转向东方并重视中国哲学。法国汉学家于连·法朗索瓦（Jullien Francois）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绕过中国》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哲学，他说：“中国文化由于具有自我反思的特点，所以与人类学是对立的，却能够让我们进入哲学。”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对自身文化的认知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作为参考系的。因此，我们应更好地对自身文化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并且很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包括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他人角度自我反思，并理性解决文化差异问题。

跨文化交流中普遍存在三种状况：一是交流双方持不同的观点参与文化交流，但是两种文化观念、价值标准不能相互融合，从而导致交流失败；二是交流双方能够将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堆砌在一起，但是交流时仍各持不同的文化观念，从而发生冲突，导致文化间的交流失败；三是交流双方将不同的文化、价值标准融合起来，并对文化差异达成共识，促成交流成功。不言而喻，我们的努力方向和最终目标应为第三种情况。

跨文化交流当中文化的差异不是重点，态度才是关键。我们只有怀有谦虚之心，在弘扬自己优秀文化的同时，虚心学习多种文化，不惧别人指出自己的短处，勇于面对，取长补短，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

[1] 庄小华. 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原因探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143-144.

[2] 张同乐. 中西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75-77.

[3] 王绚.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差异及启示[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8）： 62-64.

[4]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 拉里·A·萨默瓦，查理德·E·波特. 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篇4

“预设”（presupposition）一词由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Gottlob Frege于1892年首次提出，指的是一种潜在的，对于交际双方来说是预先存在不言而喻的已知信息。在实际的语言交际过程中，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成员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知识，人们往往把已知的、熟悉的信息加以预设，而不会把文化内涵的具体内容说出来。所有这些与之相关的潜在的假设、信念和观点，对原语读者来说都无须解释，但对目的语读者甚至译者来说，这些文化预设对于信息的传达无疑是一种障碍。所以正确理解源语中的文化预设传达交际信息至关重要。

二、字幕翻译的定义及特点

字幕有两种：语内字幕和语际字幕。语际字幕也就是在保留影视原声的情况下将源语译为目的语叠印在屏幕下方的文字，即通常所说的字幕翻译。“字幕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类型：原声口语的浓缩的书面译文。”（Nedergaard-Larsen, 1993）。译者必须参照影视的画面和声音才能进行文字操作。字幕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约束性。字幕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和语境的约束。技术上的约束主要指字幕翻译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三、从《唐顿山庄》为例解读文化预设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1、共有文化预设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共有文化预设让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对话变得顺畅，译者只需经过简单的解码和编码过程，就可保留字幕的原汁原味。

汉语中音译的英语地名和人名是共有文化预设的一种标志。音译的地名和人名与汉语的命名方式不同，体现了英语文化鲜明的特色。如在《唐顿山庄》中，其姓名采用了习惯音译或“形意对应”。如Mrs Crawley（克劳利太太），Lady Gratham（格兰瑟姆夫人），Mr Matthew Crawley（马修克劳利先生）等等。

再如，格兰瑟姆夫妇就小女儿刚出生的婴儿的洗礼问题展开辩论时，格兰瑟姆夫人说，“not everyone chooses their religion to satisfy Debrett’s.”译为“不是每个人都为合乎礼仪而选择信仰。（德布雷特为英国贵族年鉴，英国贵族礼仪权威读物）”，再如，Mary与克劳利先生对话时说，“I have been studying the story of Andromeda.Do you know it?”这句被译为，“我一直在研读安德洛默达（希腊神话公主）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译者通过异化策略以及添加注释的方式，将这一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观众，使观众在欣赏美剧的同时，也对该部文学著作有所了解，同时增加了影片的趣味性。

2、非共有文化预设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1）明示与阐释。

对于字幕翻译注释功能有限的一个处理策略，就是将本该注释的内容以明示的方式融入字幕。源语对白中的某些文化负载词，目的语受众短时间内难以认知，此时，明示不失为一种迂回的再现策略，能起到相仿的语用效果。将源语文化预设以简要明了的阐释方式展示在目的语字幕中，既保留了典故的宗旨，又缓解了解码压力，让受众轻松融入剧情。如《唐顿山庄》中，多次出现谚语，典故或俚语等的字幕，如“a cat can look at a king”、“got a bee in his bonnet”和“Take a leaf from his book”分别被译为“谁都有好奇心的”、“卡森先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和“你得跟人家学学”等。这些谚语具有很浓的原语文化特色。通过采用明示法，直接阐释原语的信息，而不是通过直译，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电影中人物的交际信息，在更短的时间内再现影片的再切面。

(2）替换和重构。

在字幕翻译中，替换和重构在频繁地被用于这样的情况，即原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对同一类事物采取不同的立场时，也可以借助替换的办法。或者影片人物的一句台词在无语境的情况下翻译出的版本与语境下影片人物的意思不符，这时我们就需要理解影片人物在特定语境下的隐含意义，替换成符合语境的真实内涵。如在《唐顿山庄》中，崔维斯先生到格兰瑟姆伯爵家做客，宴席期间，崔维斯先生挖苦并嘲讽汤姆的天主教信仰，说道：“Not as pleased as he is by the worships of the Anglicans.No.”被译为：“他更满意英国人对他的崇拜，是的”。这一处采用了替换法，由于中西方表达差异的不同，英语的否定句式“Not as pleased as”，“no”在译成汉语时，替换成了肯定句式，以符合目的与读者的表达习惯。再如：吉米对卡森管家说，“I don’t believe in orthodoxy.”（我不相信正教）。卡森的回答是，“that’s a long word.”（这词你都懂啊）。吉米这个仆人知道“orthodoxy”这个词令卡森管家感到惊奇。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这是一个长单词”就不能体现影片人物卡森管家的真正意思，所以必须采用替换的是手法，译为“这词你都懂啊”。

(3）增补与删减。

当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预设的差异有碍交流时，译者会采取增补或者删减的手法以达成语言交际的策略。如克劳利先生对布兰森先生说，“you don’t make it easy for them.Doyou really think you could recruit Cousin Robert for Sin Fein?”

例14中，Sin Fein译成“新芬党”，以及后来老妇人和Mrs Crawley谈话中提到的the Bourbons被译成“波旁家族”，这些译例都是在专有名词后增补了物质属性，使汉语受众直接抓住本质涵义。

删减法是因为文化专有项的存在，文化专有项指的是“在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时，只在其中一种文化中以某种形式或功能存在的现象”（Nord, 2001:34）。

如：Travis神父对伯爵和女儿为婚礼排练时说，“if I could ask you to come down to the aisle again?”（请你们再走一次红毯）。再如，老夫人的话“not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uppose wrongly.”也被简要的译为“我只能说，你又想错了。”字幕容量有限，对译语读者没有多少交际价值，或者无关剧情的，可以选择删去不译，以减轻电影受众的解读压力。

四、结语

字幕翻译要简洁易读，并保持剧中人物的语言风格，这也是字幕翻译的独特所在。通过对《唐顿山庄》字幕翻译的解析发现，文化预设对字幕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共有文化预设下，我们采取直译，来保存源语的文化内涵；在非共有文化预设下，采取明示与阐释、替换与重构、增补与删减等手段，打破重组，创意缩合。这样，字幕译者在忠实传递原对白的语言文化信息时，也照顾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审美情趣和接收能力。

参考文献

[1]Gottlieb, Henrik, Subtitling:Diagonal Translation[J].Perspective, 1994 (1) .

[2]Nedergaard-Larsen, Birgit.Culture-bound Problems in Subtitling[J].Perspectives, 1993 (2) .

[3]李婕.论翻译中文化预设的三种特性[J].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6) :514-517.

[4]李运兴.字幕翻译的策略[J].中国翻译, 2001 (4) :38-40.

[5]贺鸿莉.文化预设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6 (4) :105-108.

[6]彭志瑛.文化预设与字幕翻译[J].科教文汇, 2012 (中旬刊) :122-124.

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篇5

后殖民理论家萨伊德 (Edward W.Said) 在其1978年发表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或译《东方主义》) 里揭示了两种误读背后有隐含着的权力关系。他的理论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颂扬或是贬低华人, 都与西方殖民过程中逐步建立的社会经济及政治体制的相互勾连, 是从西方知识霸权的话语笼罩下剥离出一个“真正”东方。而他进一步地提出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对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反省, 是通过检查现代西方知识在形成中与作为殖民地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来重新评价其知识观念和话语构造背后的权力关系、考察西方是如何把东方作为一个“他者”来进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对照和控制的, 由此创建不仅关于对象也关乎自身的知识和文化机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华人的形象关涉到是否对华人的误读反而是次要的,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对华人形象的细致考察进入到西方的言说体制里, 从中读出其自身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由此, 笔者考察了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华人形象, 发现马克·吐温在表述华人形象时其真正的目的在指向自身的文化思考与文化追求, 而对于华人形象造成的负面写作, 实际上也仅成为其理念的载体, 并不能成为确认马克·吐温对华人的真实态度的凭证, 由此反思基于东方学的批判立场, 试图以文化视野重新看待西方人笔下的华人形象。

一、文化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与形象建构

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环境中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因此, 不同的民族其文化就必然由于环境与历史的差异而表现为不同的文化特征。然而, 文化又是超越性的, 他有其人类的同类性。各种文化的本质是统一的, 不同文化表现出的共性正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具有超越性价值的文化之存在。共性使文化的对外传播成为可能, 个性、差异则赋予这种文化传播和交流以价值和意义。正如萨伊德所认为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 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已” (alter ego) 的存在。自我的构成最终都是某种建构, 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 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创造最初的“他者”。①

如从这一意义上来看, 华人形象在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时始终都是一个“他者”的想象。从“异国形象”角度看, 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 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 是“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 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异国形象属于一种对于别处、异域、他者的想象与解读, 它并非现实的异国的写真集、复制品或相似物, 而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②西方人就是从其自身的文化角度选择出发认识与审视华人世界的变化的。

在西方人眼里, 19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个富强、文明和发达的国度, 是个由“哲人王”统治的东方“乌托邦”。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 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滑落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和邪恶。19世纪的中国, 清王朝腐败无能, 1839到1842年, 中国经历了两次的鸦片战争, 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从此开始了英国对中国的条约式的剥夺。1810到1822年之间, 英国不断扩大其鸦片出口量, 每年竟有数千箱之多。周宁教授在其《鸦片帝国》一书中指出, “19世纪的中国形象的核心象征便是鸦片, 它不仅在观念中统一起中国与东方性, 而且, 在特定的话语体制中, 协调起知识与权力。”“中国就是一个抽鸦片的国家”。西方首先在现实领域中通过贸易与战争制造一个鸦片中国, 然后又在观念领域中制造了一个抽鸦片的中国形象, 并将这个形象置于西方的东方形象背景中, 使中国成为某种“东方性”的代表。鸦片似乎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必然东方性, 而中国就是那种鸦片制造与象征的东方性代表。在马克·吐温这一代西方人眼里, 中国就是一个吸食鸦片的国家。上至唐人街里有点小资产、开个店铺的小老板约翰, 下至背井离乡到美国寻梦的苦力劳工阿洪, 无不吸食鸦片。国力的变化导致了对华人形象认识的变化, 这里不得不说是由于文化权力发生极大变化的关系。在中西交流里, 鸦片战争前东方还是处于一种文化优势地位, 因而其形象也较为崇高;而打开中国国门后, 西方突然发现东方的落后, 随之对自己的文化极度自信, 华人形象也就迅速发生了变化。

当代形象学认为, 以自身文化立场出发来解读“他者”就难免出现“误读”, 即“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去理解与借鉴异国文化, 而出现某些认识上的错位、理解上的误释、评价上的偏向、以及为已所需的文化选择、批语、改造和接受。”而这种误读对于“他者”来说, 肯定就存在着溢美的想象与丑化的想象, 实际上, 在西方社会发展里, 作为“他者”的中国经历了从美好转向落后的过程, 在马克·吐温那里, 华人与鸦片终于联系在了一起。马克·吐温对中国形象的解读, 其作品所塑造的中国——一个梦幻中的鸦片帝国——就是这样的一种“误读”, 以一种负面话语来描绘他对华人世界的感知。而这背后实际反映出来的是西方世界对于华人世界权力关系的变化, 以一种“污名”的状态来命名与看待东西, 甚至以本质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他者”的世界,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知识结构体系里的权力关系。

二、马克·吐温笔下独特的华人形象

马克·吐温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富有个性的华人尤其是移民美国的华人劳工形象。在《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 (Goldsmith’s Friends Abroad Again) 一文中, 通过阿宋喜 (Ah Song Hi) 写给国内朋友的七封信, 塑造了一个单纯而又可怜的华人苦力形象, 主人公阿宋喜抱着天真的想法来到“天堂美国”寻梦, 结果屡遭锉折与屈辱, 最后理想辛酸破灭。马克·吐温和哈特合著的戏剧《阿信》 (Ah-Sin) 塑造了当时美国社会里的华人移民形象———异教徒形象。在《艰苦岁月》 (Roughing It) 的第五十四章里, 马克·吐温结合自身当记者时的部分经历与印象和理解中的华人, 塑造了勤劳、聪慧而又带有几分神秘与费解色彩的华人形象……在这些作品中, 马克·吐温在其所塑造的积极的华人形象中, 表达了对华工的深切同情。但是, 当人们仔细分析文本时, 就不难发现在《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中, 马克·吐温描写的阿宋喜漂洋过海所带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襄中竟然还有一小包鸦片;剧本《阿信》 (Ah-Sin) 的标题字面意思就是, “啊, 我有罪!”;《艰苦岁月》更是成段地描写华人吸食鸦片的情景。

实际上, 马克·吐温就是从鸦片这一角度来认识华人的。不论是在他的《高尔期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还是《艰苦岁月》, 几乎在马克·吐温有关中国形象的重要作品中, 凡涉及中国人的地方似乎就必然涉及鸦片。在《高尔期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中, 在洪五与阿宋喜共有的两包极为简单的行囊中, 竟然搜出了一小包精心隐藏的鸦片, 引出了主人公阿信 (A-Xin) 的一串可怜的遭遇:

“马上来了另一个人, 搜查我们的网篮和铺盖卷, 把每件东西都抖落在肮脏的码头上。然后, 这个人和另一个搜我们俩身上。上上下下搜个遍。他们搜出出了洪五缝在辫子假发里的一小块鸦片。他们没收了鸦片, 将洪五逮捕, 交给另一位长官带走了。因为洪五犯了罪, 他们也没收了他的行李, 而我们俩的行李是混在一起的, 他人分辨不出哪是他的, 哪是我的, 就一古脑全没收了。我提出帮他们把我的行李分出来, 他们踢我, 希望我留心点。”③

马克·吐温似乎对中国人走私鸦片的心态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曾风趣地把暗藏鸦片与中国人的头脑智慧扯在一起, 他是这样描写中国如何走私鸦片的:

“海关曾经查到鸦片被藏在双层的瓶子里、藏在铜制蛋中、或是绑在身上的带子里, 以及其他不同的方法, 最近被查到的隐藏方式是在香肠中装满着鸦片。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具有假底的锡罐, 锡罐下层的三分之一是装满着鸦片, 其他部分装的是油。下一步可能是需要把老中的身体打开来, 无疑地他是装满着货物的。”

《艰苦岁月》更是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华人与鸦片:

“……烧鸦片是件不舒服的事, 需要全神贯注。一盏灯放在床上, 离烧烟人的嘴刚好有烟袋杆那么远;他把一丸鸦片插在一根铁丝尖上, 用火点着, 抹在烟袋锅上, 就好象基督徒用灰泥抹破墙一样;然后, 他把烟袋锅凑在灯上, 开始抽起来——那烟丸的煎烤焖炸, 以及烟管里汁水的吱吱响声, 几乎会使泥塑木雕的塑像翻肠倒胃, 不过, 约翰喜欢它, 鸦片对他起安神顺气的作用, 他大约连抽二十多口, 然后翻身过去做梦, 天知道做些什么梦, 因为我们不能看着那个瘫软的家伙就凭空想象。也许在他的幻觉中, 他离开了这个碌碌世界, 告别了他的洗衣活计, 到天堂去享用有滋有味的老鼠和燕窝去了。”④

在此, 笔者试图寻找的是为什么鸦片成为了代表华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物证、从什么时候开始华人与鸦片连结在了一起。

三、文化氛围的浸染与普世价值的分歧

马克·吐温从未到过中国, 他的一切有关中国的知识除了通过来自第二手的当时描写中国的书籍、报刊外, 很主要的一部分当然就是同时代人的描述了。他对华人形象的想象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西方文化立场出发, 对华人的有意的误读;另一种是从理解与同情被欺压民族的立场出发, 贴近现实想像华人。

与马克·吐温同时代的布雷特·哈特是第一位关注中国移民命运的美国作家, 同时也是关于中国的套话“异教徒中国佬”的缔造者。这对马克·吐温华人认知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布氏的想象成为马克·吐温后来创作的一个重要启发点。哈特以西方的强势文化立场出发审视华人时, 就必然得出华人极为负面的形象, 而这些认识又通过交流传达给马克·吐温。1870年, 哈特写了一首《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 (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 的幽默诗, 发表后逗得美国公众捧腹大笑, 随即被大量转载, 甚至贴在理发店的橱窗上。从此, 中国人便与“异教徒”牢牢地连在了一起。哈特虽然对当时美国普遍流行的种族歧视现象持一定的批判态度, 却接受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视中国人为异教徒的观点, 同时在作品中流露出了附和主流的讥笑和丑化中国人的论调。在哈特眼里, 中国人始终是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被审视的, 并无主体性可言。因此, 哈特所显现出的中国形象里往往是负面的:迷信、拘礼、墨守成规、无为和懒惰。同样, 在马克·吐温与哈特合作的《阿信》这个剧本里, 描写的也是一个负面华人的形象, 虽然事实证明被搬上舞台的《阿信》是不成功的, 但这说明哈特是马克·吐温对了解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 哈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吐温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马克·吐温自身也受西方文化的浸染, 很难说他能超越西方文化自身, 以一种更为宽容与理解的态度来对待陌生的东方。马克·吐温在《企业报》当记者时就曾深入唐人街观察中国人的聚居地并写了相关报道, 后来在他的《苦行记》 (Roughing It) 里被再次引用。他的观察是实在的, 但他的理解和判断却不一定总是公允的。就如马克·吐温在说明中国人善于学习、善于模仿时, 他就夸张地形容中国人当看到主人生气把桌椅摔碎了时, 下次就会把家俱劈了当柴烧。在他的理解中, 中国人什么都吃, 老鼠当美味, 于是当中国老板好客地请他吃中国火腿时他决不尝试。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崇拜祖先到了近乎不可思议的地步, 房前屋后都是坟地以便随时可以祭拜祖宗……⑤如此等等。马克·吐温带着自己先入为主观念的选择“他者”的观察结果, 带着自己的想当然来理解中国人和一切有关中国的意象, 更进一步地, 他有时甚至带着一贯的夸张和反讽来向他的读者解释中国。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就带有了文化歧见的选择。

就这种想象而言, 其指向的是其自身文化霸权的一种反映, 也是西方不理解东方, 以一种傲慢的态度来指责东方的一切, 并不尊重文化间差异的结果。但正如周宁在其《鸦片帝国》所指出的那样, 西方不同历史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在这一前提下理解中国形象, 就可以摆脱反映论或符号论的误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历史结构的生成物, 它无所谓有关中国事实的客观的描述, 因此也无所谓误读或歪曲。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创造与交流中国意义表现系统, 是西方人在西方文化中赋给中国意义并体现这种意义的文化方式。⑥在马克·吐温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形成中, 中国形象的准确与否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们的表现能够说明本土的价值, 本土文化在它所构筑的“他者”形象中的界定与认同本身。由此, 马克·吐温展开他对华人的另一种想象。马克·吐温从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担负起了社会评论家的责任, 他声援中国和其他弱小民族, 声称“在这个意义上, 我也是义和团员”, 他写作、发表《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私刑合众国》等文章, 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与对西方列强的谴责。

汉学家顾彬在他的《关于“异”的研究》中就很到位地指出, 西方关注异国的原因不外乎两点:西方人想寻找一个与自己的社会不同的异域, 异域是他的乌托邦或精神避难所;西方人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原始社会, 他们想通过对这个原始社会的描绘来批评社会。中国是西方的异已世界。它帮助西方文化确定自身存在的位置、意义, 确定他们自己历史的起点与终点。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东方之“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 从而回归到“本真”状态。表现为社会危机感意识以及从文学和哲学上对现代工业的反思与批判。⑦

这两种想象都直指西方人的文化思考。他们以一种高不可及的高度来表现他们理解的中国, 华人这个“他者”只是用来被证明强势文化面对弱势文化的心理优势之佐证。马克·吐温的笔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好奇、偏见、轻视与排斥的色彩, 然而他也有超越性的一面, 他从对弱小民族的同情和对西方列强暴行的抨击立场出发, 体贴华人世界的苦难, 真诚面对华人世界的艰难, 同时也利用华人形象来讥讽本国人的无知和暴行。应该说, 这种一体两面的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也很好地反映了马克·吐温所处时代的特征, 从中映射出西方文化既有的傲慢与偏见的文化认识, 也有基于普世价值的关怀与贴近的文化选择。这些, 都统一在马克·吐温的身上。

注释

1 [美]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东方学》, 三联书店, 1999年版

2 同注释61, 第118页

3 《Goldsmith’s Friends Abroad Again之第三封》信, 北大英文名著3000 CD版

4 马克·吐温著, 刘文哲、张明林译:《苦行记》,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11月版, 第321~322页

5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版, 第89页

6 周宁:《鸦片帝国》, 学苑出版社, 2004年5月版, 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