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精选8篇）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1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生意社10月14日讯 新中国60年：农药工业的发展历史回顾

我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

生意社10月14日讯 新中国60年：农药工业的发展历史回顾

我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农药工业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选派专业人员出国深造、培训、技术考察、技术交流、探试技术和装置引进与合作、投资建厂和装置技术改造到必需进口的农药和专用中间体、加工助剂所需外汇都得到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重视、落实和逐以解决。

至目前，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艰苦奋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已研发和生产300多个农药品种，创制出30多个已获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的新农药，还有我国创新的但未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农药品种6种，已获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的制剂，6000多个。其中常规使用的品种250多个，制剂3000多个，完全可以满足我国农林牧渔及卫生防治的要求，另外，我国每年向欧、美、日、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40~50万吨农药，进出口额多年都为顺差。作为农药行业的工作者，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国农药工业的业绩而自豪。

也正因为如此，回顾一下我国农药工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农药工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对于坚定信心，使我国农药工业由生产大国转变为生产强国、创新强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1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起步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所谓起步，指现代有机合成农药和生物农药所需高级人才培养、研发和生产等的起步。

所谓起步，不是很准确，仅是笔者个人想法。

1.1世界现代农药的起步

1874年，德国Zeidler合成了滴滴涕(仅为有机化学制备理论的研究)，于1936～1939年瑞士Miller发现其杀虫效能和使用价值，1943年传播国外，1944正式发表，1945年Ciiba-Geigy公司实现了产业化。权威人士一般把1945年作为世界现代农药的起点。

早在1825年Faraday发表了合成方法和化学性质，Van der Linden发现了4个异构体；1947年发现?异构体，1952年又发现了2个异构体，1942～1943年发现了六六六的杀虫效力(?异构体效力最大)，很快实现了产业化。继滴滴涕、六六六产业化之后，有机氯农药狄氏剂、艾氏剂、异狄氏剂、异艾氏剂、氯化莰、氯化蒎等相继出现。

德国Schrader在1943年就合成了一系列磷酸酯类化合物，并发现了对昆虫的强烈触杀作用，如TTPP、HETP、E600、E605..。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机磷农药出现了，而且发展的最为突出。最早出现的是特普(TEPP)、对氧磷(600)，其后是对硫磷(1605)、甲基对硫磷(甲基1605)。1948年德国Schrader又合成了内吸磷(1059)和甲基内吸磷(甲基1059)，二者都是内吸性杀虫剂，它们的出现和应用是农药使用方式上的重大发展。继后，高效、低毒和较低毒性的氯硫磷、敌百虫、敌敌畏、马拉硫磷、乐果、二嗪磷、杀螟硫磷等相继问世。

这一时期，美国研究杀虫剂和植物化学仍在继续，因为对植物性药剂所含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的了解，对于有机合成药剂方面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随着研究除虫菊素的化学结构的成功，美国自1950年开始生产了几种拟除虫菊素。拟除虫菊素对防治病媒害虫有很好的效果。1950年前后又合成了杀鼠剂“安妥”和“华弗林”。

杀菌剂出现了有机硫类的福美铁、福美双、福美锌、代森锌、代森锰，六氯苯、有机汞类，克菌丹、敌菌丹等。

除草剂出现了2，4-滴、2，4，5-涕、2甲4氯、2，4-滴丁酯、敌稗、除草醚等。

1.2我国现代农药的起步

我国现代农药的起步，从时间上不算晚多少年，但是，总体上起步要比国外晚5~10年。

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四川的中央工业实验场(厂)曾开始滴滴涕的合成研究，1950年四川泸州化工厂新建滴滴涕车间，1951年投产，产量113吨，主要用于卫生防治。

早在1949年，黄瑞纶、邢其毅、周长海等对用做种子消毒剂的醋酸苯汞杀菌剂的试制进行了合作研究，用它作为种子消毒剂。1950年黄瑞纶、邢其毅、周长海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种子消毒剂有机汞化合物的试制，汞制剂的制备》一文。

中国研究磷酸酯类化合物的合成并引用到农业生产上，则以胡秉方、陆钦范等为最早。1950年，胡秉方将合成对硫磷的四种方法加以研究比较，认为Fletcher的五硫化二磷法最为简单经济，其反应条件较易控制，为我国大量生产对硫磷打下了基础。陆钦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设计，开始了对硫磷的小型生产。

20世纪50年代初，南开大学杨石先先生和他的助手首先合成了我国独特的生长调节剂。

华北农科所、上海病虫药械厂研制的六六六也于1951年投产，之后浙江化工研究所研制的毒杀芬在浙、闽、皖等省投产。

1952年沈阳化工研究(原东北局化工研究室)为了抗美援朝所需开发的六六六也在沈阳投产。

滴滴涕和六六六的研制和生产标志着我国现代农药工业发展的序幕就此拉开了。紧接着，1957年在天津农药厂建成投产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生产装置，它标志着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序幕进一步拉开。

但是，现代农药的起步还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黄瑞纶先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农业药剂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及其发展的趋势》一文，该文全面论述了农业药剂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外发展情况，我国农药的发展方向和今后的趋势，对于农药毒性、对人畜安全性、残留毒性、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远见卓识，对我国农药的研究和生产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胡秉方、陈万义先生在《化学学报》上发表了《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1958年南开大学陈茹玉、邱桂芳先生在《化学学报》上发表了《几种α-烃基取代烷基膦酸-(β-氯乙基)酯的制备》，1959年《化学学报》上发表了陈茹玉、杨华静先生的《马拉赛昂类型化合物的制备》、杨石先、陈天池、李正名、李毓桂先生的《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I》、胡秉方、陈万义先生的《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V》等研究报告。

1962年，杨石先先生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我国农药生产，特别是有机磷生产的几点意见》，针对有机磷农药一般毒性大的特点，提出选择毒性较低的几个品种优先进行生产，同时注意采用先进的药械，以提高药效和降低成本，对使用人员要进行严格的培训，以确保安全。

同一年，杨石先先生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筹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有机磷化学及有机氟、有机硼等领域的研究，为开辟我国发展农药的道路做出了贡献，至1966年，研制的久效磷、螟铃畏等三种有机磷农药以及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壮素等新农药，先后投入生产，有的还成为我国农药的主要品种。

在现代农药起步阶段，相应的有关农药学科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已开始创办。

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已开设了农药方面的课程，1948年该校系已有卞绍庄、韩熹莱、李范、李进等毕业生，1949年以后，先后有宋振环、叶秀林、屠豫钦、刘孟英、陈馥衡、陈万义、高中兴、焦书梅、经致远、冷欣夫、李伟格、刘伊玲、钱传范、尚鹤言、王笃祜、高永根、黄尚容、刘书琴、厉墨宝、费有春、黄显臣、徐映明等毕业生，1963年以后的本科毕业生就更多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农业大学、南开大学相继开始培养农药专业的研究生。1951年屠豫钦先生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的第一位农药专业的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位农药专业的研究生，紧接着1952年的邱国雄，1953年的陈万义、刘伊玲也就读了研究生……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国内第一个农药博士研究生授予点，不断地向国家输送一批批硕士生、博士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李正名先生等也成为杨石先先生的农药合成专业的研究生，1962年南开大学元素有机研究所成立后，更是不断地培养了大批农药专业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

这些有远见的举措，为农药行业输送一批批高级专门人才，为农药创制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期间，沈阳化工研究院继六六六研究成果产业化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改进六六六生产工艺，实现连续化生产(1954-1975)，杀螨砜(1965-1966)、三氯杀螨砜(1963-1966)等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如乙基内吸磷(1957-1964)、对硫磷(1961-1965)、敌敌畏(1966)、甲基内吸磷(1964-1970)等；除草剂，如2甲4氯钠盐(1959-1965)、敌稗(1963-1964)、五氯酚钠(1956-1962)、燕麦敌2号(1967-1971)、除草醚(1964-1969)等；杀菌剂，如代森锌(1963-1966)、代森锰(1965)，2，4，5-三氯酚铜(1959)、克菌灵(1959)等的研究，成为我国农药研究的最早、最主要的部属研究院所，省市化工(农药)研究单位江苏所、浙江所、四川所、湖南所、安徽所、上海所、山东所、广州所等也做了大量仿制工作。

在有机农药合成工作起步的同时，我国开展了粉剂、可湿性粉剂、油剂、乳油和复配剂以及相应加工助剂的研究工作，对农业贡献巨大的甲六粉(即3%γ-六六六+1.5%甲基对硫磷)是复配制剂中最成功的一个典范，其杀虫谱广、药效好、使用安全，又不易产生抗药性。

江苏南京钟山化工厂是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最早专门生产农药加工所需的化学助剂的生产企业，为我国的农药乳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乳化剂，直到今天，也是水基性制剂加工助剂的主要供应商。

上述说明，我国农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我国农药事业的科研、高等教育和研发产业化方面的工作，已为后来的从仿制到仿创结合直至创制为主打下了初步基础，是一个较好的开端。

2三次“禁产禁用”促使了我国农药工业的发展和提升

2.1禁产禁用有机汞促进了低蓄积性慢性杀菌剂的发展

——1972年禁产，1973年禁用——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稻瘟病和小麦锈病的防治主要使用高毒、高残留、高危害的醋酸苯汞(赛力散)和氯化乙基汞(西力生)，使用方式是以其粉剂拌种。但是由于拌过药的种子，被多种方式误食，曾经在浙江等地发生了多起有机汞中毒事件(此前，日本曾因水银碱生产引起过汞中毒——水俣事件)。有机汞中毒事件和防治病害的迫切需要，引起了政府、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关注，农业部门提出了中国作物和果树的十大难治病害(水稻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小麦条锈病，棉花黄萎病、枯萎病，玉米大小斑病，甘薯黑疤病，柑桔黄龙病，苹果腐烂病)，并在国内组织攻关，寻找其代用药剂。

这一时期的科技攻关，大家目标明确，工作开展得扎扎实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梅斌夫先生研发出防治甘薯黑斑病和水稻苗期病害的有很好效果的乙基大蒜素(随即开发出抗生素401、402)、上海农药研究所沈寅初先生研究出抗生素井冈霉素，对纹枯病有很好的效果，直到如今仍为防治水稻纹枯病的首选药剂，它效果好，价格便宜，又不产生抗性。

1970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张少铭先生等人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1971年完成中试，1973年投产，比BASF公司至少早两年。多菌灵是内吸性杀菌剂，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几种内吸性杀菌剂之一。多菌灵在防治小麦赤霉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长江中下游小麦赤霉病极其严重，感病麦粒食用或作为饲料会引起人畜中毒，当时在无药可用的情况下，多菌灵的问世解决了这一防治难题。后来多菌灵的使用范围扩至其他粮食作物、果树、蔬菜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病害防治。

这期间，仿制农药稻瘟净、异稻瘟净、克瘟散等也相继问世、投产，稻瘟病的防治也做到有药可用。再加上代森锌、代森锰等复配剂的生产，以及氟硅酸钠等在小麦锈病地区的使用等，这就为禁止生产、禁止使用创造了条件。1972年我国宣布停止赛力散、西力生等产品的生产，1973年禁止使用，一类药效好、使用方法简单，成本低的高效药剂就这样退出了“农药界”。

禁用有机汞以后，根据农业病害发展的情况，又不断研究出其它高效杀菌剂，例如托布津、甲基托布津、硫菌灵、甲霜灵等高效内吸性杀菌剂，以及三唑醇、三唑酮、烯唑醇、丙环唑等并产业化，所以禁产禁用有机汞，促进了我国杀菌剂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也使农药工作者对蓄积性慢性毒性的认识有了飞跃。因此这是我国杀菌剂发展中的关键时期之一，也在我国农药工业发展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2.2禁产禁用六六

六、滴滴涕，促进高效低残留杀虫剂的发展

——1983年

自20世纪50年代六六六生产以来，在我国发展迅速，70年代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5万吨，加上滴滴涕年产量达2.5万吨左右，以及艾氏剂、狄氏剂、异艾氏剂、异狄氏剂、七氯、氯丹、毒杀芬等多种有机氯农药，年产能力和产量共达40万吨左右，这个时期，是我国有机氯农药发展的昌盛时期，也有人称为“有机氯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很简单，原料简单易得、工艺流程短、杀虫谱广，既有触杀又有胃毒作用；另外，所有有机氯农药都消耗氯气——就是氯碱工业中氯平衡的主要产品，占我国氯气消耗的35%以上，当时国家缺少烧碱(氢氧化钠)，要想多产烧碱，必须有能“吃氯气”的产品。

但是到1964年，浙江省海盐县及附近的几个县出现了水稻螟虫对六六六的抗性，表现为药效差。黄瑞纶先生考虑到我国有机磷杀虫剂的生产已初具规模，提出以有机磷农药取代六六六粉剂中一半的有效成分配制成混合粉剂的想法并与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的王君奎先生以及湖南化工研究所紧密协作，研发出甲(乙)基对硫磷和六六六混合粉剂，即“甲(乙)六粉”来代替单一的六六六粉，并亲自带领教师、学生赴农村进行药效试验，观察人体中毒情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6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奖。

1966～1981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对甲六粉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77年获沈阳科技大会奖。甲(乙)六粉剂的年产量达数十万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农药品种(制剂)，其吨位占到制剂总产量的40%以上，在农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既有触杀、胃毒作用，又有内吸性，既有速效性又有较长的持效性，既降低了各自用量，又提高了防效，使用方便、安全，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成为当时的“巨无霸”。它也是两种作用机制不同的杀虫剂混配加工成功的典范。

滴滴涕、六六六+滴滴涕在防治棉花、林业害虫，特别是对鳞翅目害虫以及在防治卫生害虫虐蚊、跳蚤、虱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他有机氯杀虫剂七氯、氯丹、艾氏剂、狄氏剂也是防治地下害虫的骨干品种。

六六六等还是我国频繁发生的蝗灾的主要克星。

应该说有机氯农药的生产和使用为我国农业、林业、卫生害虫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随着六六

六、滴滴涕等有机氯的大量使用，相应带来的累积毒性(残留毒性)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逊首先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比较夸张地描写了滴滴涕给生态带来的危害，促使一些农药工业发达国家加强了对滴滴涕、六六六类农药的管理，它们纷纷制定了食物中的残留标准。美国于1977年宣布禁用六六六，滴滴涕的使用仅限于虐蚊防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农、副产品出口因六六

六、滴滴涕含量超标，每年都有多件受阻事项发生，货物不能上岸或就地销毁，且情况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也很不好。

为此，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部以(75)油化长字节9号文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石油化工厅局《征求关于划分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概念的初步意见的函》，它以文件的形式对农药提出了高效、低毒、低残留概念和划分标准，并将六六

六、滴滴涕、毒杀芬、艾氏剂、杀螨砜、三氯杀螨砜、杀螨酯等列为高残留农药。此函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更好地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以适应农业需要和保障人畜安全、环境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

1978年化工部在张家口召开了取代六六

六、滴滴涕座谈会。会议分析了这类农药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加强对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品种的研发和扩大生产，以尽早停用六六

六、滴滴涕等。

也是1978年，为了加快发展高效、低残留农药，化工部于7月底至10月初组织氯碱及农药中间体生产技术考察团，考察了法、美、德、瑞士、瑞典等国的五硫化二磷(有机磷农药中间体)、甲基异氰酸酯及甲萘酚(甲萘威的中间体)及甲萘威、间甲酚(杀螟硫磷的中间体)、苯酚、顺酐(马拉硫磷的中间体)、邻仲丁基酚(巴沙的中间体)、氢氰酸及三聚氯氰(均三氮苯类除草剂的中间体)、二氯苯及氯甲苯等。这次考察是寻找替代六六

六、滴滴涕的有机磷类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为主要目的。由于国外大公司的技术垄断及要价过高等原因，只引进了一套1.2万吨/年的间甲酚生产技术和装置，建设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向阳化工厂。这反映了化工部为取代六六

六、滴滴涕等农药在认识上的思考和在技术装备上的探索。

紧接着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批准化工部关于引进农药和中间体的建议，专门批准数亿美元(要知道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是很少的)。

1979年2月底、5月初化工部又组织了更高规格的农业化学考察团赴美、日、意、荷兰、瑞士、英国的36家公司，主要考察了杀虫剂和中间体呋喃酚、克百威、涕灭威、甲萘威及异氰酸酯、二嗪磷、亚磷酸甲酯、吡啶、低碳脂肪胺以及除草剂、杀菌剂及中间体。此次考察的杀虫剂及中间体也多是为了取代高残留的六六

六、滴滴涕而做准备。

由于国际上的压力和我国农药工业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一定的农药品种生产基础，1983年在由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果断作出决定，于1983年4月1日起停止六六

六、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仅保留天津化工厂和扬州农药厂用于出口非洲等地防治虐蚊的滴滴涕(世界卫生组织允许使用)和沈阳化工厂、天津大沽化工厂林丹(六六六中高纯度有效成分γ-体)的生产(法国等国家订货)，相应保留其提纯γ-体后的无效体六六六用于六氯苯(杀菌剂)、三氯苯(溶剂及中间体)、五氯酚钠(杀灭血吸虫寄主钉螺用药)、五氯酚(铁路枕木防腐)的生产。

六六

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禁产禁用后，1983年我国其他农药品种的年总产量(90%以上为杀虫剂)，按100%有效成分计算只有13万吨左右，而年用量要21~23万吨，需求差距较大，而且有机氯农药的大量停产，影响了氯碱生产中氯气的去处，所以直接影响了烧碱的产量，这对国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压力还是很大的。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办公室(后改名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抓紧高效低毒(包括加工后低毒化的品种)、低残留农药及能够多“吃氯”的产品的生产、基建、扩建和改造。

国家批准了三套5000吨/年杀螟硫磷生产装置的建设(只建成天津、宁波两套)；两套1000吨/年的久效磷生产装置(南通、青岛)及配套中间体亚磷酸三甲酯装置的建设；新建湖南临湘的氨基甲酸酯厂(叶蝉散、仲丁威等及配套的氯碱、光气、邻异丙基酚、邻仲丁基酚、异氰酸甲酯)；100吨/年克百威及配套中间体异氰酸酯(湖南)、5 000吨/年乙酰甲胺磷项目的建设(湖北，后缓建)；1 000吨/年涕灭威及光气、异氰酸酯配套装置的中试成果产业化项目(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先后投入建设资金)；还有1 000吨/年醚醛，为拟除虫菊酯配套(江苏)等。

国家还批准了多套甲基对硫磷、对硫磷、甲胺磷、马拉硫磷、辛硫磷、敌百虫、敌敌畏、乐果、氧乐果的技改或扩建。

以上项目的基本建设加技术改造，国家投入资金10亿元以上，其中仅技术改造部分，国家经贸委每年出资1.5亿元，连续几年，其效果明显，生产能力增加很快。

国家每年还批准成亿美元进口几万吨农药以及配套原料中间体，连续几年。1984～1986年，我国杀虫剂年产量达18万吨，较快地解决了六六

六、滴滴涕的取代问题。这是我国农药发展史上值得歌颂的篇章，从那以后，不仅不再发展高残留农药，而且由于几年的努力，使我国杀虫剂从数量上、品种上满足了农业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对人民负责任的精神。

2.3禁产禁用五种高毒有机磷杀虫剂，促进高效、低毒、安全与环境友好的农药产品的发展和产业提升

自1998年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粮农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发起的PIC公约(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及农药在国际贸易中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中，目前列入PIC公约清单的农药品种有22种，其中包括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POPs公约(限制某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列入POPs公约清单暂定有9种农药，列入欧盟高毒、高残留禁用名单的高达450余种，其中包括氧乐果、丁草胺、稻瘟灵等60个品种。

这些国际公约或法则的生效对我国农药企业和产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加之国际社会“责任关怀”理念的提出和不断得到国际国内的认可，以及我国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以及要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节能减排企业。因此，近十年来，我国有关部委和农药行业对于这种形势十分关注并不断采取措施，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和科研开发的投入，逐步创造条件并从2007年1月1日起，我国禁止生产和禁止使用上述五种高毒有机磷农药。

这是继1973年禁用有机汞杀菌剂、1983年禁产禁用六六

六、滴滴涕以来又一次大的产品结构调整。它使农药行业和农药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不仅高残留农药要“禁”，高毒农药也要“禁”，也会被淘汰，是“时机未到，时到必淘”的。因此这次“禁”，大大提高行业内外的认识，促进了高效、低毒、安全与环境友好的农药产品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同时又没有给农业造成损失，而是平稳、安全地实施，也有人称为“和平过渡”。之所以能“和平过渡”过来，很重要的一条是及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有大量的农药可供选用。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农药总产量翻了近两番，其中可以替代高毒有机磷农药的品种多达20~30种，例如吡虫啉、啶虫脒，杀虫双、杀虫单、杀螟丹、敌百虫、敌敌畏、毒死蜱、二嗪磷、乙酰甲胺磷、乐果、氧乐果、马拉硫磷、杀虫畏、三唑磷、硝虫硫磷，丁硫克百威、灭多威、克百威(低毒化加工制剂)，还有高效氯氰菊酯、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丁烯氟虫腈等。而且数量足，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大量出口。

这次“禁”，只“禁”了五种，可以说仅仅是开始，还远未结束。在2008年2月26日国家环保部公布的第一批双高(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目录中，农药类涉及24种，包括毒蝇磷、甲拌磷、氧乐果、异柳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克百威、涕灭威、灭多威、杀螨醇、三氯杀螨醇、杀鼠灵、乙酰甲胺磷等。对其中一些品种，例如，乙酰甲胺磷、克百威，尽管企业和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提出了不同看法和建议，但是总的发展趋势，高毒品种、“双高”品种在今后会受到政策的限制或被逐步禁产禁用的。因此农药工业仍面临着如何解决“高毒”、“双高”品种问题，任务还是艰巨的。这就要求我们科研还要先行，加大投入，继续做好下一步的取代工作。如果说“禁产禁用”五种高毒有机磷农药品种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那么要完成其他高毒、“双高”品种的“禁产禁用”，那还有很多路要走的！

2.4改革开放促使我国除草剂飞跃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已有少量除草剂生产，到60、70年代，我国除草剂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品种已有2甲4氯、2，4-滴及2，4-滴丁酯，2，4，5-涕、敌稗、除草醚、茅草枯、五氯酚钠、五氯酚、敌草隆、利谷隆、绿麦隆、氟乐灵、燕麦敌、新燕灵、阿特拉津、西玛津、扑草净等。但是1978年总产量只有22 047吨(原药)，只占农药总产量的4.1%(杀虫剂占90%以上)，使用面积在1.2~1.5亿亩之间，最大用户主要是生产建设兵团，农垦系统，如黑龙江农垦局，广东(含海南岛)、云南等省、市的农垦局、国有农场，广大农村还主要靠人工除草。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逐步实行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结果地不够种，节约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不断填补城市和乡镇经济日益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岗位，以致于不少农村劳动力不足，加之农村渐渐富起来了，农村对除草剂的需求量愈来愈大，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山东、辽宁、上海等沿海省、市以及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至2007年，我国当年除草剂的产量达56.2万吨，出口26.15万吨，进口1.82万吨，国内表观消费量约30万吨。除草剂产量占农药产量的比例比1978年增加了8倍左右。

目前，我国农药生产总量中的比例已有很大改变，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之比例(%)为45∶13∶41，其中除草剂产量的45%以上用于出口。

我国农药消费结构也有了较大改变。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之比例(%)为45∶26∶24。但是这个消费比例，与世界的差别较大，世界农药消费中，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的比例(%)大至为25∶24∶47，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促使了我国除草剂飞跃发展，产量比例和消费比例都有很大改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有极大的消费市场空间要我们去占领和挖掘。

现在，我国已拥有磺酰脲类、酰胺类、均三氮苯类、脲类和硫脲类、有机膦类(草甘膦等)、吡啶类、多种杂环类等多种产品的生产技术和日益良好的原料和中间体的配套条件，加之一批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品种。例如新安江化工的草甘膦和有机硅共同最大循环利用氯元素技术，红太阳股份的吡啶生产技术、山东农药所的百草枯生产技术；还有丙酯草醚、异丙酯草醚、绿草膦、单嘧磺隆、单嘧磺酯、甲硫嘧磺隆、双甲胺等专利品种。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除草剂会向更高水平发展。

2.5实施专利法，促进了创新能力的增强和水平的提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过程中，屡屡发生知识产权保护纠纷，有的国外企业直接找到我国政府，甚至告状到国务院领导。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在知识产权方面不能与国际接轨，势必挫伤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影响我国科学技术、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为此，1984年3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自1985实施。但是此专利法中的有关部分只保护化合物的生产工艺，不保护化合物本身，也就是说，仿制国内外的农药产品是合法的。现在看来，那部专利法是过渡性的。当时，我国农药研究的主要精力是“抢仿”，国外出现的大量新品种、好品种，如何尽快打通工艺路线，实现产业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进行，这部专利法已不适应国内外形势，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增加各种技术堡垒，贸易纠纷接连不断，特别是给我国加入WTO组织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为此，1992年9月4日我国修改了专利法，从1993年1月1日起，不仅保护生产工艺而且保护产品。对于农药来说，就是保护化合物，只要在专利保护期内，就不能仿制。以前已在中国登记的仍在专利期的给予一定的时间的行政保护(在中国市场已出现的产品不在此例，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例如吡虫啉)。

专利法的修改，从而与国际进一步接轨，加速了我国由仿制 以仿为主，仿创并举 向自主创新的新时期的到来。这是我国由农药生产大国走向农药强国的关键一步，也是必由之路。因为这一步既给我国农药工作者以压力，又是机遇，它引起了我国极大的政府重视，又极大地激发了农药工作者和农药工业战线广大决策层与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的爱国热情。

“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年)，国家计委出资5000万元，国家科委出资1亿元和地方相应部门按相应比例出资以及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自筹资金，先后建成了北、南两个农药创制(工程)中心，形成了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为主的北方中心；以及以江苏、湖南、浙江、上海院所为主的南方中心；共形成了六个农药创制基地。并有选择地支持了一些其他有研发能力的高等学校(中国农大、华中师大、华东理工大、浙江大学、浙江工大、贵州大学、武大、南京农大、北京理工大、北京工商大、上海交大、武汉工程大学等)和科研院所(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大连化物所、北京过程所、安徽院、北京农科院植保所、农业部药检所、山东所、广州所、南通联合国剂型中心)，以及40余家企业(扬农化工、南通江山、南京红太阳、江苏克胜、钟山化工；浙江新安化工、温州龙湾化工、海正化工、升华拜克、杭州庆丰农化、新农化工，山东侨昌、科信生化、大成股份，大连瑞泽，河北威远生物，上海生农生化，广东原丰生物等)建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中间试验车间或产业化示范企业。

继“九五”，“十五”、“十一五”，国家都将农药创制、科技攻关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列为重要课题，国家发改委还把其中一些技术先进和成熟的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政策。……国家这样大力支持，使我国农药新品种的研发和关键技术开发工作出现了扎扎实实又欣欣向荣的局面，出现了一批创新品种和关键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由科技攻关和技术支撑项目取得临时登记证的创制品种近30个，处于“三阶段开发”但尚未获得临时登记证的具有高活性的化合物10个，开发了一批新技术，共10多项。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2

一、我国广播体操60年发展回顾

(一)早期发展与退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体育事业没有任何基础。鉴于新中国的成立经过许多战火的洗礼,人民经过连年征战,已经身心疲惫,急需一种运动来提升斗志,锻炼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广播体操就应运而生了。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是借鉴改编于日本的广播体操,虽然推广到了全国,但由于其动作太过单一,不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不断地改革创新,很快就来到了第四代广播体操的时代。中国第四套广播体操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时代在召唤。第四套广播体操是中国体操历史上的一次飞跃,标志着广播体操的适用对象已经由工人转换到了学生。中国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颁布带来了一套沿用至今的眼保健操,为中国青少年儿童的眼部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相对而言,中国第五套广播体操的动作难度增加了,虽然加入了两首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但其严肃程度比之前的几套更甚。无论是学校,还是工作单位,大家都积极参与,可以说达到了全民参与的程度。

(二)淡出与重返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们越来越看重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教育的程度,忽视对自身的身体素质的培养,再加上现代迪斯科、健美操的涌入,广播体操越来越不被重视。为了重新唤起人们对广播体操的记忆,体操专家特意编写了比前几套更规范易学、活泼可爱的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奥运体操冠军李宁来制作挂图。后来随着体育理念的发展,广播体操作为锻炼身体的唯一途径,基于这一想法,中国第八套广播体操就诞生了,在保持传统的体操特点的同时,还引入了其他的元素,例如保龄球、游泳等等,突出了“健康,欢乐,时代”的特点。在过去的50年中,广播体操被认为是过时的,不再受宠了,甚至在全运会出现过八次的广播体操,在2001年的全运会上也消失不见了。幸运的是,在2010年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播出广播体操的配乐。

二、我国广播体操六十年发展展望

(一)我国广播体操历史发展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正式的广播体操发布。当时的群众只要一听到广播音乐声响起,就会立即跟随着音乐跳动起来,其为群众带来了生活的乐趣和锻炼的新方式。到目前为止,中国共发布了九套成人广播体操,七套青少年广播体操及三套幼儿广播体操。我国广播体操的实行在历史的道路上曾经有空白的时期,但这些空白也无法对现在广播体操在我国群众的地位造成影响。现在不论是小学,中学,甚至是各企业,都在推行广播体操,原因是广播体操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而且能够舒缓人们的压力。现在流行的广场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广播体操,它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大众的娱乐方式。

(二)我国广播体操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广播体操类型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幼儿广播体操,这类广播体操旨在促进幼儿生长发育,强健他们的体魄并让他们从小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而这类体操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针对孩子的锻炼以及习惯的培养。第二类为青少年广播体操,此类广播体操最基本的意义是为了使学生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并且每天的体育锻炼也能让学生缓解学习压力,在未来,青少年广播体操将会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国家将更加重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第三类广播体操便为成人广播体操,这类广播体操是中国广播体操发展的重要步骤。首先,对于成年人来说,广播体操也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其次,与前两类不同的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学习体操就是为了以后的生存,广播体操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项职业。除此之外,成人广播体操以后将会着重于培养更为专业的体操人员,让他们趋于专业化和中国化。既然是中国的广播体操,就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不论是在动作上还是在音乐节奏上,这对成人广播体操来说又增加了难度,既要保留中国的文化又要添加自己的创新元素。总的来说,中国广播体操正在向创新与国家化方向发展。

三、我国广播体操当今现状

(一)发展中的广播体操

60年前的杨烈从苏联访问回国后,向体总筹委会提交了第一份有关全民体操的报告,在他和同事刘以珍的共同创作下,第一套广播体操终于面世。截至今天,广播体操已有60年的历史,在2011年8月8日第三个全民健身日的时候,第九套广播体操正式面世。随着第九套体操的现世,实行长达14年的第八套广播体操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现如今,第九套广播体操盛行在全国各地,虽说人们对它的激情没有以往的那么浓烈,但是总的来讲影响还是巨大的,因为它有着更加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人。

(二)如今的广播体操

现如今,做广播体操不再是一个命令,也不再是一种形式。它不要求人们必须聚集在一起,有秩序有条理的,必须全神贯注地去做。现在的广播体操,它就是人们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一种形式,它不要求时间、场合和人数,更不要求人群,它更偏向于自由和随性,当然了学生除外。它还着重于吸引那些90后人群,而且在现行的广播体操中,加入了更多的下体运动和腰部运动,为那些上班族们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和方法,让他们能够在长时间的坐着上班后能够放松一下腰部,锻炼一下身体,预防腰部疾病。这套广播体操不但具有针对性,同时更具有科学性,它能够有效地预防肥胖症,帮助改善人们睡眠和培养好的饮食规律。所以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且喜欢去做广播体操。做广播体操不要求年龄阶段,不论是老年成年还是青少年,任何人都可以做。但是目前,做广播体操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生,大学生很少会去做广播体操。所以,现如今看来,广播体操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应该去落实它,去传播它,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它以至于喜欢上它。

四、如何提高我国广播体操水平

(一)创新是基础

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我国广播体操的现状,了解到现今存在的不足,那我们的观注点就应该着重放在怎么去解决这种现状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高速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广播体操水平?

在广播体操的舞蹈上,别出心裁的创新往往能给那些被老旧且失去新意的广播体操影响许久的群体带来耳目一新的新体验。像是在久别阳光的寒冬突然吹来一阵清新的春风,带来无限的发展与生机。好的创新会让人觉得有兴趣去参与,去学习。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自然就有了学习的热情与动力。将枯燥乏味的广播体操变得有趣,受欢迎,关键就在于如何做有创意会创新。例如有的高校把时代流行的音乐、舞蹈元素,融入学生日常的广播体操锻炼中,这些都是很好的创新。

(二)练习:勤练是完美发展的基石

任何好的创意在汇聚成一个完整的实体化工程之后,没有勤苦的练习,那就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架子。没有勤练的付出,就不能达到符合我们高期望值的结果。没有练习,再好的创意都如一江东水长逝而无遗留。如同我们在学校学习,老师时常教导我们“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勤加练习总不会有坏处,反而你会在这一次次练习中收获不一样的宝贵经历。对于广播体操的勤加练习,一是需要老师积极配合,督促学生把每一次练习做好,每一个动作做到位。并且要让学生从心底里喜欢去做广播体操。这样才能使他们认真地锻炼,提高他们的广播体操水平。二是需要向大众普及勤加练习广播体操对身体、心理的成长发展的益处,提高大家对广播体操的重视度,并能够在心理上产生加以练习的想法。创新的广播体操,结合付出汗水的勤加练习,必定能够为广播体操的发展铸就辉煌的新篇章。

五、结语

我们倡导终生锻炼,广播体操作为锻炼方式的一种不仅有益身体健康,也能促进我们大脑的发育。我国广播体操经历退出再重返的过程,依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成为人们强身健体的有效手段。而通过不断的创新,我国的广播体操越来越适应人们的健身需要,也越来越能激发出人们的健身兴趣,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广播体操也将有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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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3

一、2007年中国期刊产业发展的总体概况

2007年我国期刊业获得了稳步增长，不同类型期刊的运作模式日益成熟，公益性和经营性期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非时政类期刊的产业属性进一步凸现。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7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68种，其中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期刊5068种，社会科学类期刊4318种。期刊业已成为年产值超170亿元的一大文化产业。若加上广告、会展等经营收入，期刊产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规模。可以说，期刊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较强思想舆论引导能力、文化信息传播能力、社会资源聚合能力和文化市场开拓能力的重要文化事业和产业形态。据慧聪媒体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2007 年全国报刊广告市场总额为808.71 亿元，其中报纸广告为 728.56 亿元，杂志广告为 80.15 亿元，报纸、杂志的广告经营额之比为 9.9:1，而2004 年这一比例为 11.3 ：1，由此可见，虽然杂志的广告总量仍然较少，但其在报刊广告中的比例却在不断提升，报纸、杂志广告之间的不均衡性正在逐步改善。从增长情况来看，2007年报纸广告比去年同期增长 6.82% ，而杂志广告的增长率为 15.73% ，杂志广告增速是报纸的2.31倍。

当然，杂志广告的分布并不均衡，广告收入增长较大分别是机动车行业、体育健身类、社会新闻类、旅游休闲类、母婴类、城市生活类、健康类、财经类杂志，这些杂志的广告增长率大多在 15% 以上，其中，机动车行业增幅达43.0%，体育健身类增幅达39.8%。原因在于，2007年机动车消费增长迅速，广告需求旺盛；在奥运会之前，体育类产品消费成为时尚，故而体育健身类杂志广告走俏。相比之下，计算机行业和电子行业的广告增幅有所下降，显示出这类杂志的广告需求在减弱。

二、2007年中国期刊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⒈世界期刊大会在京召开，中国期刊迎来世界目光

国际期刊联盟（简称FIPP）成立于1925年，是世界期刊业界自发组合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的国际期刊行业组织。2007年5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北京市人民政府、国际期刊联盟主办的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期刊出版业精英汇聚一堂，把脉世界期刊业发展态势，共同探讨期刊界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本届大会以“杂志丰富你的世界”为主题，会议议题主要围绕“传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商业与专业期刊：从传统出版业向多媒体的转变”、“提高期刊广告在整体广告中的份额”、“期刊从传统出版向媒体服务的转型”、“期刊高效发行的战略布局”、“发展中国家的期刊市场”、“期刊读者阅读品位和阅读习惯的变化”等热点问题展开。中外知名期刊的负责人，包括美国IDG国际数据集团创始人麦戈文、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副总裁特瑞斯·阿德逊、美国赫斯特国际期刊集团总裁乔治·格林，法国桦榭媒体集团总裁奎洛特，日本小学馆总裁相贺昌宏，日本讲谈社副总裁野间省身，以及来自中国的《读者》《家庭》《知音》《时尚》《瑞丽》《故事会》《特别关注》《中国国家地理》等就各自的期刊运营交流了经验。

世界期刊大会素有“期刊界的奥运会”之称，此次期刊大会也是继1997年在日本举办之后第二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其他34届均在欧美发达国家召开。世界期刊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体现了国际期刊界对中国期刊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对富有潜力的中国期刊市场浓厚的兴趣，也有利于中国期刊业与国际同行的沟通与交流，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对今后中国期刊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⒉整体转制，期刊经营体制创新迎来新曙光

2007年，期刊出版体制改革获得重要进展。机电商报社在2006年被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后，经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小组审议，被批准改制为文化企业。2007年年初，改革方案获得总署批准，经北京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机电商报社整体转制成为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这年9月，机电商报社整体转企改制并正式挂牌。这是国内首家集报刊主办、出版、经营于一体的报刊出版企业，同时也是第一家实现整体转制的科技类期刊出版单位。卓众出版作为由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独资设立的国有文化企业，拥有《机电商报》《农业机械》《汽车与驾驶维修》《车主之友》等1种报纸和10种期刊的出版权。

国内目前的科技期刊虽然数量庞大，但多数“大而不强”，或者由于分散在不同的体制内而成为“散兵游勇”，体制上的束缚，包括人才、资金、经营自主权的限制，严重制约着科技期刊的做大和做强。作为首家完成转制的科技期刊社，卓众出版的“试水”必将带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一模式，为解决中国本土科技期刊在新环境下如何生存这个命题迈出了第一步。转制后的企业，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探索转变机制，加强生产经营管理、高新科技应用和集约化经营，重塑市场主体，实现竞争能力显著增强、两个效益不断提高的目的。

⒊电子杂志持续高涨，《开啦》引领风骚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电子杂志”、“互动期刊”等新媒体业态从理念变为现实，并成为期刊新一轮发展的热点。2007年，电子杂志呈现双重格局：一方面面临着资金链断裂、裁员、易主、转型等经营“阵痛”，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传统杂志继续推进电子杂志革命。2007年电子杂志中表现最突出是徐静蕾主办的《开啦》。其下载量已经超过7000万，阅读量突破1亿大关，并获得可观的广告收入。尽管业界有人对《开啦》充满争议，但其快速发展的局势无疑值得传统杂志反思。其实，《开啦》成名不仅仅是由“徐静蕾”的名人效应所带来短期内知名度的飙升，而在于她独创性的内容。《开啦》从第一期就陆续推出王朔、韩寒的专栏文章以及徐静蕾以记者身份进行的独家专访，另外它还成立了专业的团队来负责制作、营销和推广。可以预见，在专业团队的经营下，电子杂志凭借网络低成本传播平台所赢得的强大注意力，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⒋走出去经营再成热点，《中国新闻周刊》登陆日本

期刊传播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著名期刊都已经发展成为跨国性的传媒集团。我国的《读者》《女友》《中国国家地理》《知音》等期刊虽然已经开始探索“走出去”经营的方略，但总体上困难重重，事倍功半。2007年5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的日文版《月刊中国新闻》在日本东京上市，吹响了中国期刊“走出去”运营的新一轮号角。《月刊中国新闻》在吸取中国同行的经验教训，参考美国同行的出版路径后，为《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选择了一条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道路。《月刊中国新闻》确定了“日本腔原汁原味”的编辑原则，将原版文章打散，重新组织结构。日本刊物很讲究边边角角的新闻做法，将原版内容重新细化，以专栏形式增加背景式资料，帮助读者阅读。日文本身文风谦和，论述讲究谦和与客观，没有强加于读者的感觉。因此，《月刊中国新闻》编辑部先对原版内容进行自我消化，然后再以符合日本读者口味的形式出版。

中国国力的强大成为《月刊中国新闻》得以在日本出版的必然条件，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需要“走出去”。近年来，中日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尽管依然政冷经热，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度却日渐高涨。日本主流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新闻，主流杂志（政治、时事、娱乐类）也都要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大，这为《月刊中国新闻》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因而，中国期刊走出国门的条件逐步具备，如何运用多种语言符号，传播中国的声音，成为摆在中国期刊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2007年期刊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⒈期刊结构仍不够合理

期刊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模仿、盲目跟风品牌期刊，如《格言》《意林》走红后，一些诸如《智言》《箴言》《智慧》《妙语》《笑语》《意汇》《百花意林》等数十本类似刊物跟进效仿；《特别关注》成功后，出现了《特别文摘》等大量刊名近似的文摘刊物。另外一些期刊在编辑思想、栏目设置、内容稿件等方面变相模仿。盲目跟风导致期刊内容严重同质化，扰乱了市场秩序，造成巨大浪费。二是面向一些特殊群体的期刊，如针对农民、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公益性期刊依旧缺乏。如美国非营利组织AARP Foundation于1961年创办的主要为老年人服务的《Modern Maturity》双月刊，现已是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期刊，单期发行量达2000多万份。在我国，面向老年人、农村、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公益性杂志明显偏少。

⒉期刊“一号多刊”问题严重，新闻出版总署集中整治

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颁布实施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期刊，不得用同一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须按创办新期刊办理审批手续。但近年来，国内期刊“一号多刊”现象愈演愈烈，一些期刊由双月刊变成月刊，分为两个内容和定位完全不同的版本；月刊变成旬刊，成为三个内容迥异的版本；甚至月刊有变成周刊，分为四个版本。一些学术机构主办的期刊不按照期刊出版管理规定随意出版增刊，且未在封面注明“增刊”字样。或是以出版增刊或出版专辑、论文集等形式，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牟取钱财。此外，刊号出租、转让、期刊封面标识混乱、版权页表述不全面等问题较为严重，给期刊市场管理造成困难。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对全国9000多种期刊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出版规范检查。督促各刊社对照检查，规范出版行为。对于轻微不合格的期刊，要求限期改正；对买卖刊号、一号多刊等严重违规的不合格期刊，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当然，政府主管部门亦将调整刊号审批政策，适度加大刊号供给，制定更为科学的期刊进入和退出制度，以维护期刊业的健康发展。

四、2008年期刊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⒈期刊产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广告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2007年我国期刊广告占广告市场总份额的5％左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巨大差距。如2005年香港地区共有752份期刊（包括多份电子报刊），据香港广告商会提供的数据，2005年香港地区广告市场总投放额为455.24亿港币，其中杂志拥有16％的份额。此外，法国杂志产业占有20%的市场份额，美国杂志产业占有广告市场15%的市场份额，日本也占有12%的市场份额。由此推断，我国杂志产业还将保持比较快的增长，杂志广告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⒉期刊产业规模化、集团化发展进程将加快

我国期刊从20世纪80年代不足3000种发展到今天的9468种，数量上的激增使我国成为期刊大国，但我国期刊中，发行量超千万册的仅《读者》一家，超百万册的也只有20余家。目前仅有《家庭》期刊集团一家正式挂牌成立的期刊集团，《知音》虽然已被批准成立期刊集团，但未正式挂牌成立，《读者》属出版集团而非期刊集团。这种状况与发达国家期刊集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国外一些著名品牌期刊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跨国、跨地区、跨媒体兼并、规模滚动发展的历程，许多出版集团还拥有自己的电视台、电台、出版社等，而不是单一的报纸或者杂志。就发行量和总收入来说，国外名刊大都有上千万份或上百万份的发行量，美国《电视指南》发行量1500多万册，总收入全美居首，达到10亿多美元；法国《妇女周刊》总发行量曾达到2000万册，收入也达数亿美元；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年营业收入高达200亿欧元。国内期刊集团化建设进程缓慢，无力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国内大多数杂志社规模小，实力较弱，无法应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国家文化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给新闻出版单位更多的自主权，鼓励意识形态不强的期刊进行改制和运营创新，此举将推进期刊产业的集团化发展。

⒊期刊出版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加快

虽然传统期刊在此前受新媒体的冲击并不很大，广告收入和经营状况还比较稳定，但新媒体一直在致力于寻找期刊市场的突破口，2007年电子期刊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今后传统期刊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进一步朝“无纸化”方向发展，网络杂志、手机杂志和互动多媒体杂志等新型阅读市场将成为热点。目前各界对电子杂志发展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电子杂志已从早期的发行渠道为王，步入到技术和制作至上的成熟阶段，不远的未来电子杂志将取代传统杂志。也有人认为电子杂志“赚了眼球却没赚钱”，它虽然发展很快，却存在资金不足、商业模式不明晰、盈利模式单一以及公司治理不足等问题。但无论如何，电子杂志作为新媒体的一员，融合了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众多元素，具有互动、直观、丰富等优点，而内容和品牌是传统媒体的优势，两者虽然存在一定竞争，但如果从内容扩展，进而增加媒体商业价值的角度看，两者的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共赢。

注释：

①张乐：《中国期刊业成为年产值超170亿的文化产业》，新华网，2007-11-17

②佚名：《美国杂志零售市场分析》，《世界经理人》[J]，2004（4）

③秦朔：《中美杂志比较研究[OL]》，新传播资讯网，2001-10-6

我国鹿产业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4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养鹿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鹿保定制剂研究推广应用，CA增茸素的推广应用以及鹿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应用，饲料添加剂的开发利用等诸多科研成果推广，都给鹿业生产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一、鹿业发展回顾

建国初期为发展阶段，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粮食短缺，控制发展数量，淘汰一批梅花鹿，实行成量饲养。65-76年，十年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号召下，鹿业发展得到恢复，社队养鹿热潮兴起一哄而上。而受文革错误路线干扰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市场发生变化，鹿茸滞销，社队养鹿全面下马，国营鹿场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第二次实行减量饲养，淘汰一大批繁育母鹿及低产公鹿，鹿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这段低谷持续时间较长，1983年-84年第三次实行减量饲养，连续二年打死仔母鹿，出现后十年茸价、鹿价至高不下。1987年以后，对外全面改革开放，加上外贸体制改革，外商纷纷来我国订购鹿产品。

1987年-96年连续10年辉煌，鹿价逐年攀升茸价持续上涨。当然一是政策灵活带动了产业发展，同时也不排除前苏联核污染的影响。

1997年由于东南亚经济**的影响，茸价逐年回落，国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新西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以及波罗地海沿岸，各养鹿国产业发展迅速，其产品纷纷进入东南亚市场，而且以低价倾销，对我国养鹿业构成极大的冲击和威胁。而我国经销商又通过不同渠道进口驯茸、赤茸达百余吨，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国内制药业投料及市场原茸片，薄茸片其原料全是进口的赤鹿茸、驯鹿茸，获取暴利。

国内养鹿遭受沉重打击，尽管市场变化莫测，鹿业发展历尽喜忧，几经波折。

二、第三次养鹿热潮兴起1、1995年-2004年10年间由于国内各行业转制，粮食就地转化，畜牧业迅猛发展，茸鹿饲养业再次兴起热潮，为发家致富，鹿走进千家万户，股份、私企、个体饲养量成倍增长。从长城内外至黄河两岸及沿海发达省区大量从东北引种饲养，虽然茸价平衡运行，但鹿价持续逐年上升。

2000年-2004年花仔鹿4000-5000元，花成母6000-8000元马仔母1-1.2万，马成母1.5-2.5万元花种公2-12万，马种公3-85万元花仔公0.1-0.5万，马仔公0.6-1万元生产公0.3-0.5万，马生产公0.8万-1.5万元尤其是母鹿炒得更热，价格至高不下。

2、盲目片面一哄而上

由于炒倒火爆，鹿市场一片混乱，有的省份已列为坑农事件，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以老充少，以低充高，一些老龄鹿、病态鹿、清群淘汰鹿大量流入市场。其原因投资方起步错误，图便宜，买贱不买贵，购入劣质鹿，也不排除一买、一卖，伴随*，购入劣质鹿多，优质鹿少，经营亏损，跌价卖掉，所以出现南方个别省区大批梅花鹿降价卖回北方，而北方马鹿返乡，又运回黑龙江，市场一经发生变化，导致今天鹿积压、降价，鹿价与茸价相比，极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使个别养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三、重组鹿群，减鹿增效，净化鹿市，扼制炒倒

市场经济残酷无情，任何一种产品畅销与滞销时相对而言的，优质鹿群是发展产业进程的保证，茸鹿饲养业是高效，长效特色养殖业，具有珍贵、稀有，而且产品具有保健长寿之功效，闻名海内外。

1、国际年需求量300余吨，国内年需求量150余吨不止，面对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茸鹿饲

养业是很有发展的特色养殖业，目前的低谷意味着高潮的到来，沙漠尽头是绿洲。

低谷也不排除几十年来在种群组合繁育上，产品收取加工及营销网络上几个主要环节上存在的问题需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梅花鹿应以7个审定新品种为准，其各有主要突出形状与特点，如枝头大小，肥嫩上冲等茸重性状表现不一，有的适合出口，有的适合内销，有的适合带血加工，有的适合排血加工。总之，利用其高、优质、早熟、晚衰的遗传基因，重新组合选育，加快步伐，走出低谷。马鹿应以审定过的清原天山马鹿为主，及阿尔泰马鹿、塔河马鹿，三大优良品纯繁，或搞二元、三元杂交。坚决控制东北马鹿继续繁殖，或用东北母本改良繁育，当前鹿市场一片混乱，倒买倒卖异常频繁，如个别户，几头鹿，常年都有卖不完的大小鹿，所以应建立防伪标识，条型码及档案。

坚决控制老龄母、低产母、病态鹿继续繁殖，提高繁育质量，繁育优质高效群体，生产高档鹿产品才能占领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考验。

2、净化鹿市场要打持久战

净化鹿及鹿产品市场需要全社会关注，养鹿单位从我做起，不能再搞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买卖交易。自身着手清群，淘汰一批低产鹿、老龄鹿、病态鹿、亏损鹿、残次鹿，决不能在市场流通，坑害投资者。投资者如果不保持清醒头脑，往往受骗上当，花高价，买低产鹿，加上异地饲养，缺乏经验，导致经营亏损或亏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3、地方政府及协会应阻截进口，扼制炒倒。

整顿鹿市场秩序，对那些走私进口的赤鹿鞭、赤鹿茸、驯鹿茸改头换面，冒充花鹿鞭、花茸片，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影响鹿业发展，应予以制止。

整顿鹿市场秩序，对未经批准的名不符、其不实的良种场及种鹿繁育基地实行摘牌，取替那些以假乱真的鹿产品及鹿的营销，应真实注明产品产地，做虚假广告宣传危害之大，个别地方虚假广告琳琅满目，圈里养的却是破烂鹿，长的都是残次茸，以低价或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几十头、几百头，一天添凑够不用愁，投资方往往愿意上当受骗。

养鹿形势是大好的，前景是很有发展的，务必清醒认识目前发展中的转折点，找出差距，求真务实，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找出市场低谷的切入点，开发国内大市场，解决好发展与营销二个环节主要突出的矛盾。

4、淘汰一批，净化鹿市场，实行减鹿增效

低谷与高潮是客观规律发展的必然结局，中国养鹿业发展必须淘汰一批，实行减量增效，去劣存优，发展优质鹿群，生产优质鹿产品。

经过淘汰净化鹿群，才能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正确对待，着眼未来，贵在坚持。

实行减量增效，淘汰一批，永保生存活力，目前市场经济大潮，是以量求发展，以质求生存。量与质的差距太大，劣质鹿太多，优质鹿太少，繁殖母鹿多，生产公鹿少，青年鹿太多，壮年鹿太少。3-4等鹿茸太多，1-2等鹿茸太少，投资太高，回报太少，必须实行减量饲养，扼制炒倒。

目前鹿产业发展面临着一场革命，出现二级分化，鹿及鹿产品出现优质优价。从近几年看，具有明显突出优良性状的花马鹿销售还是高价，并未受到影响，这是市场定位的必然结局，否则市场发生变化经受不住考验。

发展优质鹿群，生产优质鹿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更高利润。

四、适时合理掌握取茸种类和收取标准，提高产品加工质量。

1、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产品与质量的竞争

1998年-2004年间，鹿业发展平稳正常，鹿及鹿产品购销二旺，价格稳中有升，1998年-2004年鹿茸销售一空。仅花茸二杠降价是量与质的关系，一是盲目年产二杠茸，二是二杠细小，瘦老、超长，市场爆满，需慎重生产二杠。而马茸同二杠一样，稳中有降，也是量与质的关

系。

如东北马茸，杂交马茸，小马四杈茸，马四杈不开嘴茸，倒开车的嘴头茸，及超长马三杈，超长马四杈和马五杈均无市场，是马茸滞销的主要原因。

近十几年受高潮粗放的取茸种类和收取标准的影响，普遍被忽视，造成产品质量下降，价位偏低，应引起每位养鹿工作者的高度注意，提高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

2、花三杈也存在质量问题，除品种因素外，地老、灰份含量高，上少穿尖，扭嘴，超长等不规范的收茸标准，导致降等、降值，1-2等品率不足30%，3-4等品高达70%。而马茸，头二锯收四杈茸，只追求产量，不考虑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

头二锯应收三杈户子，四杈应收人字角。

严禁收五杈茸，我国的取茸标准与新西兰、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收取标准相差悬殊，相互搞重量竞赛，花三杈80天，马茸90—100天收取，个别110天才收，骨头一样。外商对中国马茸反感，特别是东北马茸，超长三杈或四杈不开嘴和超长四杈及五杈茸，特别是大门桩，小嘴头、细长杆、大屁股、质地黑红没毛的铁杆茸，不受外商欢迎。正确掌握收茸标准是发展鹿业占领国际市场、或高额利润的可靠保证。

3、花茸收取标准：嫩三杈嘴头不超12公分，小三杈嘴头不超10公分，对鸭子嘴、兔子嘴、多生枝、燕子嘴、大门桩、主干长、上少穿尖、提前拉勾扭嘴击骨豆超过茸体全长50%的不易生产三杈荣或提前收取，保证顶端爆满，肥嫩上冲。

对质地松嫩、色泽鲜艳、带血充分、排血洁白为高档产品，保持我国传统的鹿茸出口标准，经久不衰，永远保持鹿业有序发展，参与市场竞争。

二杠更为突出，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再生二杠畅销，而价格可观，超过头茬的主要原因是头茬二杠超长到极限，拉勾扭嘴，上少穿尖，而且瘦条、细老，特别是头二锯尤为明显，不排除品种和营养因素对鹿茸生长的关系。4.6寸为佳品，无论成鹿或青年鹿二杠茸主干全长不能超20公分，灵活掌握，因鹿制宜，因茸制宜。

近几年鹿茸市场二杠爆满积压，价格持续下滑，应压缩二杠生产量，提高二杠质量。其次是加工质量，也是价格前提的保障。

目前马茸存在问题是含血是否充足均匀。东北马茸季杂交马茸骨化程度大，含血少，加上锯口和宣皮排放流失部分血液，质量太差，外商挑剔的主要毛病，几乎是锯断看货，含血无骨化圈走货，其余按残次下段处理。再次是花马鹿必须保证茸头加工饱满，不抽头、不瘪头、含血足、排血彻底、不破皮、不糟皮，各加工场点应引起高度重视，确保产品加工质量，保持产品威望，才能起死回生。

五、加快科技养鹿步伐，促进产业发展

1、加快育种进程步伐，提高鹿群质量

鹿生产性能高低与品种密切相关，大力推广人工授精与本交相结合繁育技术手段，首先应组建优质鹿群。

组建标准、血统来源、体型外貌、背毛颜色、年龄结构、健康标准，遗传性能为基础条件，有条件的场家可采用本交，要求马种公15公斤，花种公5公斤，为种用公鹿，确保繁殖质量的提高，巩固扩大种源基地建设，马鹿以清原为主，花鹿为审定的7个品种为主，新疆除农二师外，有待加强育种繁殖工作及改善饲养管理方法。

2、加强饲养管理，是做好育种工作的保障，给予合理的营养标准，鹿在幼龄期、青年期决不能忽视的关键环节，也是成鹿保持优良性状的基础条件，防止营养型退化，巩固育种成果。其次是鹿茸生长5大因素不能低估，鹿茸生长受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制约，如品种品系因素，气候条件因素，如光照、温湿度、营养标准、管理措施、遗传显性密切相关。

而饲料种类、饲喂方法、营养水平、个体发育和健康标准直接影响生产性能的正常发挥。反之品种再优良，饲养粗放、管理不当、老少混养、饲料不变常年不变，就会导致茸体干瘦，产量低，上少穿尖无潜力，生长出小老茸，病态茸，一等鹿、二等鹿长的三等茸，卖的四等价，得不偿失。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5

以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财政体制不断迈进的30 年，是促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30 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财政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30 年。

一、30 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1978 年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则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呈现高度的行政性指令状态，资源配置则采用行政性的计划安排；国民收入分配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财政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财务体制；财政收入由企业利润上缴形成，财政支出呈现“城市财政”特征，对城市大包大揽，对“三农”仅是农业生产有专项扶持渠道，地方和企业无财力自主权。1979 年，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国的财政体制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一）前15 年：艰辛探索改革方向。

为解决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先后经历了分级包干、分税包干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三个阶段。1980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经济体制与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按照划分的收支范围，核定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地方上缴比例、中央定额补助等收支指标，原则上5 年不变；按照核定的指标，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多收可以多支，少收相应支少。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缺陷明显，收支指标的核定缺乏客观性，“鞭打快牛”和“机会主义”并存，中央、地方“计价还价”的现象频繁发生。实行分级包干体制期间，实施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国家财政收入由利税并重转向以税为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1985 年和1988 年先后两次改革财政体制。1985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利改税”后的税种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类。1988 年实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全国3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西安的财政关系仍分别与广东、陕西两省联系外，对其余37 个地区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前，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财政改革不可能走向清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准确对接的体制目标。多种体制并存，中央与地方“一对一”的谈判机制，难以解决财政体制的规范性和透明化问题，因而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失调，以至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明显下降。

（二）后15 年：建立分级分税制体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正式明确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财政改革作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1994 年，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经验，我国建立了分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原包干体制确定的地方上解和中央补助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分一返”的形式，重点对财政收入增量进行调整：一是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各级政权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二是根据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按照税制改革的税种设置，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将涉及经济发展全局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是与分税办法相配套，分别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中央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四是税收返还承认现状，分省分别确定税收返还的数额。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 年为基期年，按照1993 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 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保证地方既得财力。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此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还有针对性地对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安排。包括1997 年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1997年、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多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2002 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按市场经济原则，将企业所得税由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改为中央、地方统一按比例分享；2004 年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第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1995 年起，中央对财力薄弱地区实施了过渡期转移支付，2002年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合并因分享增加的收入，统一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 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1999—2004 年，安排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资金；2005年开始，实行对县乡“三奖一补”财政奖补转移支付制度。同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要求，为配合实施中央宏观政策目标和推动重大改革的要求，新增了一些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如对农村税费改革、天然林保护工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专项补助等，初步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体系。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事实证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一是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93 年的4348.95 亿元增加到2007 年的51304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9.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从957.51 亿元增加到27738.99 亿元，年均增长27.2%； 地方财政收入从3391.44 亿元增加到23565.04 亿元，年均增长14.8%，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双赢”。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由1994年的10.8%上升到2007 年的20.8%。

二是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1993—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从22%上升到54%。财力的适度集中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993 年以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国家财政相机抉择，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张取向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以转移支付为主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机制，大幅度地缩小了东、中、西部的财力差距，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

三是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革完善税制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条件，又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基础。1994 年，与分税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税制，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机制上推动了政企分离，推动建立了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加快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步伐。截至2007 年8月，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重已达到64.2%。

四是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步入依法组织收入的轨道，同时，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财政补贴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从而保证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有序竞争，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1994—2006 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产值从16100 亿元增长到48798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1.94%提高到61.19%。

五是支持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94 年以来，财政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支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突出表现在6 个方面：一是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建立了“四免除、四补贴”的强农惠农制度，即免除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对种粮、良种、农机购置、农资综合实行补贴；二是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度；三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六是不断加大支付体制改革成本力度，支持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一是注重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在改革前15年的探索中，财政体制一直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寻找平衡点，始终未能解决体制的科学性、规范化问题。分税制改革首先确立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新理念，通过明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界限，促进了各级政府的理财思路从短期“博弈谈判”转向长期“增收节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各级政府在狠抓财政收入的同时，不断强化财政支出管理，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突出财政增收与财力相对集中两大主题。从分税制国家的一般经验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在60%以上，许多在80%以上。我国分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 为重要目标，1994 年到2006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达到52.4%。虽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我国地方政府级次多、承担事权较多的实际看，比较适合国情。实践证明，财力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办大事，也办成了多年来想办而没有能力办的大事；同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

三是注重明确政府“出资人”与“管理者”两个身份。1994 年以前，我国始终在“税利合一”的分配框架中徘徊，每次改革都走向极端。伴随分税制改革进行的“税利分流”改革，清晰界定了政府“国有资产出资人”和“社会公共管理者”两种身份，财产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两种权力，利润和税收两种收入，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稳定财政收入的同时，实施国有企业利润免缴政策，有力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四是注重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两个关系。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深刻体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职能作用和活动范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运行中涉及的经济关系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突出“市场功能”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向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五是注重兼顾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大目标。财政是庶政之母，财政工作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方面。财政体制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体制改革的基础。因此，支付改革成本，财政责无旁贷；支持重大改革，财政义不容辞。分税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财政始终着眼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在不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同时，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主动埋单”，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总结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历史性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政府间事权划分与政府支出范围尚不够明确，省以下财政体制仍不够完善，转移支付结构还不够科学，专项资金的设立存在交叉重复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发展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快建立起一个“财源巩固、分配科学、管理规范、充满活力”的体制，继续放大分税制的体制能量与功效。

以公共产品层次性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以效率优先、节约行政成本为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性质的支出责任应由中央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国防、外交、司法、本级行政等纯公共产品，以及高等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同时，立足国情，对农村义务教育等给予引导和补助，待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后再下放地方。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应由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应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做好本地区行政、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事业发展的支出管理。对中央与地方共同承

担的事务，要明确各自负担的比例。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或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承担，如跨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和流域治理等。以发挥市场基础功能作用为原则，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界定政府与市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责权边界，明确政府主要行使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为原则，凡是市场能够办得了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尽快退出；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财政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对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投资，地方政府应该完全退出，中央政府只适当参与一些特大型、长周期、跨地区的项目，以及高科技等对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增加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有战略性意义的项目，并增强风险投资功能，转变政府投资运作机制。财政支出加强的主要方面应是优化结构和协调发展，如：以增加“三农”支出为重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增加教育、科技支出为亮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增加节能减排支出为着力点，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以减少预算级次为突破，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层级较多，建立规范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收支划分解决，必须依靠预算管理体制创新。当前，要加快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保持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尽可能将预算级次从五级减化为三级。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减为三级政府架构，并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通过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建立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省级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6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具体到保险，从某种角度讲，它是我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田”，许多改革创新的措施与方法都是在这里实验成功之后推向全国，为我国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

业紧紧抓住深圳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有利时机，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在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深圳保险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够、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大做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圳保险业的主要战略目标。

一、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深圳保险业起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1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宝安县支行设立保险代理处，同年11月代理处改为宝安县办事处。1953年11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将该办事处升格为宝安县支公司。1958年，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这一机构被撤销。从此，深圳保险业进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阶段。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深圳保险业才得以恢复，并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发展时期。在29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保险业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创下了诸多国内第一，在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曾在《保险业创新与发展》一书序言中指出：“深圳保险业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前沿阵地。从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至今的20多年间，深圳保险事业走的就是一条改革创新、持续发展之路，而且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从改革开放至今，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全面恢复阶段（1979年－1992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南巡讲话）

1979年－1992年是深圳特区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深圳特区的开创时期，深圳保险业也正是恢复于这一开创时期。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深圳的保险市场率先对外开放，中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先后在深圳成立。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从1980年起恢复已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当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在深圳设立支公司，保险业务开始全面复苏。1980年，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28.7万元。1982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香港民安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从法律意义上看，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进入大陆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相比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1992年进驻上海市场，深圳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早了整整10年。1984年2月，人保深圳支公司升格为分公司。1988年3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同年5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这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人保多年来独家经营保险的体制。1992年6月，平安保险公司改制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由地方性公司拓展为全国性综合保险公司。1992年12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标志着深圳保险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到1992年末，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6.71亿元。

这一阶段，我国的保险法制建设也逐步加强，198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对财产保险合同作出专门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与保险有关的法律规定。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对规范保险经营、促进保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初步发展阶段（1992年－200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至党的“十六大”召开）

从1992年深圳保险市场“三足鼎立”格局确立开始，深圳保险业从垄断走向竞争，从混业走向分业，从幼稚走向成熟，开始真正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诞生，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专业化经营体制创新，保险中介机构出现。

1993年4月，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同年7月签发了深圳市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1996年，人保投资的寿险公司实行专业化经营改制，分别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1996年7月，以华安

财产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2000年1月，美国国际集团下属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和美亚保险公司两家外资保险深圳分公司开业。2000年7月，华泰保险深圳分公司成立。2000年9月，中国再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截至2002年底，深圳共有保险总公司5家，经营性保险分公司17家。同时，这一时期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了7家保险代理、保险经纪和保险公

估等保险中介公司。深圳市保险行业组织也于1996年开始实体化运作，积极发挥作用。深圳保险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到2002年末，全市保费收入突破60亿元。10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2.94倍。

十年间，整个保险业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对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有法可依、依法管理阶段。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保险司，具体负责保险监督管理工作，深圳分行也设立了保险科，增加了专职保险监管人员，保险监管工作得到加强。1998年11月，根据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200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深圳市相继设立了31个地方派驻机构，全国保险监督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保险监督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科学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年－2007年，从党的十六大至国务院23号文件发布及贯彻落实）

这五年，是深圳保险业蓬勃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深圳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市场体系建设为基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强化监管、防范风险为保障，以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为目标，开创了深圳保险业科学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建立、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地位的确立、深圳市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创建全国保险业创新发展实验区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2003年，深圳市政府制定颁布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金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设立了市金融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组成了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开辟了为金融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的绿色通道。市政府对保险业尤为关注，2004年专门制定了《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建立了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的协调机制，成立了以深圳市市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组成的“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小组”。只要有需要，领导协调小组就可以召集会议，保险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日常机制中加以解决，这在全国是首创的。市政府在不同层面上，多次召开协调会，解决保险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对保险业的扶持力度，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06年3月，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对深圳保险工作作出专门指示，要求深圳保险业“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同年5月，中国保监会与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共同把深圳建设成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2007年8月，2007年8月，许宗衡市长、陈应春副市长率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深圳保监局调研，深入研究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问题，明确了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全力为保险企业排忧解难。同年，市政府相继下发了支持责任保险发展、加强保险宣传的若干个重要文件。各区政府、各部门与保险业的沟通也更加紧密顺畅，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业的关心、参与程度不断加强。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深圳保险业开始走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全市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5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1.8倍，累计保费总收入595.3亿元。

深圳保险业恢复和发展29年来的历程，是特区经济金融发展史在保险业的缩影。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为深圳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力地推动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深圳保险业29年来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保险业的各项体制改革、经营主体数量的增加以及业务的快速增长等，都充分表明深圳保险业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因素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运作开始与国际保险市场规则接轨，所有这些，标志着深圳已经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及主要特点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也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保险市场由人保广东省分公司深圳支公司一家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28.7万元。到2007年末，深圳各类保险公司达到52家，总资产达到371亿元（不含总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市场规模增长6万多倍。深圳已逐步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圳保险业沿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保监会所确立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路线，开拓创新、奋力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深圳实际、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保费收入平稳增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保险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一）业务持续平稳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深圳保险业从2002年以来始终保持高位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3%，高出本市生产总值增幅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3个百分点（参见图1）。保费收入连续实现每年一个台阶，2005年突破100亿元大关，2007年保费收入达到183.70亿元，是2002年的近3倍。五年来保费规模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与全国相比，深圳市场增长情况在之间表现出了持续稳定性，增幅基本保持在15%－30%之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参见图2）。保费收入在全国的份额由2002年的2.16%上升到2.61%。保险深度由2002年的2.22%上升到2.72%，保险密度由1352元/人上升到2132元/人。2007年，深圳保费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高于深圳市gdp增长水平22.2个百分点，较深圳2006年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在全国的排名比2006年上升了3位。寿险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参见图3）。产险市场增速创下5年来的最高水平，较2006年高出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参见图4）。

（二）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机构数量迅速增加，由2002年的29家增加到2007年的225家，机构增加数量超过了以往20多年的总和。尤其是深圳启动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随着市政府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出台与深化，深圳市场对保险机构的吸引力更是与日俱增，2007年新增保险公司10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38家，是深圳保险业历史上新增保险机构数量最多的一年（参见图5）。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参见图6），形成了涵盖国有、股份制、外资保险公司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门类齐全的市场组织体系，并呈现出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再保险公司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市场格局。

（三）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业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稳妥地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创新保险产品。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发展较快。意外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3.63%，健康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18%上升到2007年的6.20%。产险中非车险业务的占比达到32.68%，比全国高出3.82个百分点，其中责任险保费已占到产险市场总保费的3.95%，成为产险市场第三大险种（参见图

7、图8）。寿险中期缴业务占比逐年提高，由2002年的50%提高到2007年的7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其中新单期缴保费占比达4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表现出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性。

（四）保险中介发展领先，市场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专业中介经历一段基本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时期，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2007年，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为124.35亿元，是2002年的3.6倍；占保费总收入的比例达到67.69%，比2002年提高15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保险公司营销模式的转变。保险公估公司实现公估费收入3.2亿元，是2002年的10倍，占全国公估费收入40%；车险公估费收入占到全国的60%以上，70%以上的车险理赔工作都是由保险公估公司完成。全国排名前10位的公估公司有5家在深圳（参见表1）。营销员队伍稳步发展，目前达到2.8万人，是2002年的2.8倍，成为保险市场稳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外资保险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深圳外资保险经营主体由2002年的4家增至目前的12家。外资公司保费收入从2002年的3.7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1.99亿元，年均保费增长率达53.53%（参见图9）。2007年深圳外资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04.37%，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4个百分点。外资公司市场份额由2002年的5.7%增加到2007年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其中，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达29%，比全国高出21个百分点，深圳已成为全国外资寿险市场份额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保险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中外资公司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了深圳保险业经营理念、管理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深圳保险业向国际化方向迈进。

（六）保险功能不断增强，服务和谐社会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业累计为深圳经济建设提供了30万亿元的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超过2.6万家，其中为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50亿元。支持对外贸易和投资30亿美元。为2000多万人次提供人身保险保障。五年累计赔款和给付支出130亿元。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6年深圳保险业与交管局共同推出道路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提升城市交通文明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保险已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七）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司管控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深化改革，在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顺利完成了分业经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深圳分公司按照总公司股份制改革和境外上市的要求，顺利完成了体制和机制改革。资本市场和战略投资者对上市保险公司的压力逐步转化为保险公司深化改革的动力，促进保险公司不断改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通过五年来的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有11家公司成为境内外上市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八）行业创新成效显著，发展活力不断提高

2002年以来，各保险公司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行业创新成效显著。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7年全行业共推出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305项，比2006年增长了60%。自2005年以来，共有45家次寿险分公司、产险分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深圳市保险创新发展领先企业”称号（参见表2）。同时，平安保险（集团）的平安后援集中项目、平安产险的车险全国通赔直赔服务和万里通紧急医疗服务、平安人寿的外汇保险产品、中国人保的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中国人寿的国寿通电子商务平台和“美满人生”保险产品、民太安保险公估公司的汽车配件信息暨汽车配件报价系统和汽车保险理赔服务管理系统分别荣获市政府颁发的金融创新奖（参见表3）。各公司在产品、服务、经营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力，也为全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九）保险市场秩序明显好转，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保险市场已基本建立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内控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体系。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深圳保监局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维护公司正当权益；行业自律不断加强，同业公会服务会员公司的意识提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建立了保险中介行业自律组织；企业内控建设水平提高，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保险宣传和诚信建设进一步推进，行业形象不断改善。通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深圳保险市场运行平稳、健康、有序。

（十）外部条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进入最好时期

五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出台支持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近30个，市领导对保险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和专门召开协调会议50多次（参见表4）。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把深圳确定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随后市政府专门成立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各区政府相继建立与保险业的联席会议机制。社会各界对保险业的关注和支持程度越来越大。营销员的社保和税负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政府推动问题、保险宣传进社区障碍问题等一些制约保险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每一次发展进步，都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尤其是与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一方面，深圳的改革开放为深圳保险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1980年至2007年，全市gdp年均增长33.62%。2007年，深圳gdp突破跨越6000亿元大关，达到6765亿元，财政收入达277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287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连续15年保持全国第一。全市高科技产品总值7500亿元，金融业总资产2.8万亿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2110万标箱，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高科技、金融、物流和文化为支柱的四大产业。全市人均gdp为10628美元，首次跨越1万美元的“发达”状态标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开始更多地追求安定和谐的生活品质。政府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以提升民生净福利为核心，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直接激发了全社会巨大的保险需求，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另一方面，深圳保险业自身的改革开放为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建立了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开拓创新、自强自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得到锻炼提升，在竞争浪潮中成长出了一批优秀企业。通过监管制度改革，监管效能不断提升，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全面对外开放，形成了中外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启示：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就难以获得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没有自身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难以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就难以取得今天的成绩。

三、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保险业的必然选择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深圳保险业站在了新起点，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向未来，深圳保险业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正迎来新一轮的高潮，以地铁轨道交通工程、大运会建设工程、深圳港区新建和扩建工程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优化不断升级，以户籍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农民工保险保障制度改革等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工作不断推进，以加快深港澳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为突破口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深化，支撑保险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不断增强。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更加主动地承担起行业的历史使命，更加全面地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为促进和维护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服务。

（二）推进保险业的改革开放，是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内在需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深圳保险业取得了明显成绩，但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保险的覆盖面与渗透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服务的水平与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业市场化程度与深圳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风险管控水平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监管水平与新形势和保监会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纵观当前深圳保险业所面临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要求，“深圳的保险业不能用一般水准要求自己，而是要力争向发达国家的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应当用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保险发展水准要求自己，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力争做中国保险又好又快发展的典范，发挥好排头兵和领头羊的作用。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做全国保险业的排头兵”。深圳保险业实现这一要求，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进行改革开放：要克服自满情绪，居安思危、居安思进、居安思变；要克服小富即安思想，志存高远、追求超越、永争第一；要克服狭隘视野，瞄准国际一流水平，以世界眼光思考和谋划发展蓝图，实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上更大的科学跨越式发展。

四、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深圳保险业的改革开放

深圳保险业坚持深化改革，努力扩大开放，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推动为助力、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为探索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道路探关闯路。总体目标是：按照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的要求，建设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保险业。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加快深圳保险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从市场局部开放到全面对外开放，从单一服务功能向多重功能转变，从相对独立发展向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转变，努力使深圳成为各类保险机构的聚集中心、强有力的保险市场辐射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的研发中心、保险人才的培养输送中心、保险资金的运用中心，全面提高深圳保险业在全国范围的竞争力。立足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经验，努力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根据上述目标，深圳保险业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深圳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争取在发展水平、创新活力、服务能力、市场体系、管理水平、诚信规范、监管水平、队伍素质等方面在全国保险业处于领先地位、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充分利用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优势地位，努力实现深圳保险业的跨越式快速发展，推动深圳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体内容包括:

（一）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发展水平领先。

坚持科学发展，正确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实现发展速度与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统一。力争未来五年保费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合理调整业务结构，满足深圳经济社会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切实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稳步提高经营效益，增强保险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创新活力领先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用创新来推动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主动向总公司提出创新方面的需求和建议，争取更多的创新在深圳先行先试,努力使深圳成为全国保险业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创新保险产品，开发更多具有深圳区域特色、适销对路的保险新产品。创新销售渠道，探索与银行、中介公司之间一对一的排他性营销合作模式，积极拓展电子商务、电话营销、门店直销等销售方式。创新保险服务，推进保险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服务能力领先

突出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紧贴深圳经济社会特点以及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切实把行业、公司自身的发展融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不断提高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支持深圳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升保险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为跨国企业、国际化人士提供保险服务，支持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发展各类责任保险，发挥保险辅助社会管理的作用；发展个人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企业年金，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服务和谐深圳建设。发展为高科技产业、各类创新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产品，支持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四）不断完善市场分工结构，实现市场体系领先

借鉴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顺应保险市场分工的专业化趋势,进一步优化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和再保险公司等主体之间的梯次专业分工结构，完善各类主体之间以技术、业务、人才等为纽带的专业协作机制，努力形成充满活力、功能互补、多元发展、门类齐全、国内领先的市场组织体系。发挥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各自的专业优势，走展业、理赔外包的保险业务经营模式。加强再保险公司的技术输出，为直保公司产品开发、风险管控提供支持。争取政策扶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力度，促进出口信用保险的更快发展。积极发展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银行保险等专业性保险公司，丰富市场组织体系。

（五）切实改善市场经营环境，实现诚信规范领先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市场不诚信、不规范行为，努力在全行业形成诚信守信和规范经营的浩然正气。坚持以效益为导向，倡导成本与规则约束下的理性公平竞争，塑造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健康保险文化。加强对基层单位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加强从业人员保险法规培训和保险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诚实守信和依法经营意识。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专业化的产、寿、中介行业组织，更好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大力推进保险宣传进社区活动，提高公众保险意识，树立行业诚信形象。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市场约束。依法查处扰乱市场秩序以及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险机构，加大失信、违规成本，创造出一个“诚信规范受益，失信违规受惩”的氛围和环境，让违法违规、欺诈误导、弄虚作假者无地立足。

（六）大力加强内部管控力度，实现管理水平领先

加强深港保险业以及深圳中、外资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流，借鉴国际保险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内控建设水平，确保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强化制度执行力，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建立和完善内控责任追究制度，强化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责任，以及公司对下属机构和营销人员的管控责任。建立内部稽核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内控评价机制，不断推动内控制度的完善。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中的积极作用。

（七）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实现监管水平领先

结合深圳经济社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的监管经验，探索有效监管方式和方法，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前沿保险市场的朝气和活力。更新监管理念，尊重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时，不断加强市场调控，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创新监管模式，建立信访投诉处理、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联动机制，切实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问题通报制度,把政府监管、法人管控、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改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努力营造有利于保险业发展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

（八）积极实施人才兴业战略，实现队伍素质领先

我国农村工业化回顾与展望 篇7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发展阶段,实现途径

工业化过程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说, 农业国工业化包括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部分, 农村工业化又包括农村工商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三个方面。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一条全新的工业化道路。但与此同时, 人们往往忽视这样一个问题:我国工业化目前是两条主线——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并行发展, 而农村工业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工业, 这种工业化的“二元结构”终将成为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农村工业化的内涵

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 在一定历史时期, 城乡工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城市与农村是相对的空间存在, 因此按工业布局地域进行划分, 就有了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分。但在不同国家, 二者的界限和差异不尽相同。例如发达国家视农村工业为城市工业的扩散, 是城市工业的延伸, 除了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外, 与城市工业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我国农村工业由社队企业发展而来, 是农村自发产生的工业, 无论其成长环境, 还是技术与管理水平, 都无法与城市工业相比。因此, 农村工业一开始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先天不足导致后天发育不良。然而城乡工业都是国家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单一发展城市工业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 制约国家工业化的最终实现。目前我国工业化水平不高, 工业化进程不快, 主要不是城市工业落后, 而是农村工业发展滞后。因此, 要解决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必须加快发展农村工业, 实现农村工业化。对我国来说, 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改造为工业国的关键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只有占人口70%和国土绝大部分的农村走向工业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妥善安置, 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现我国工业化的关键是农村的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并不单纯等同于在农村地区办工业, 而是在农村社区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 并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农村社会, 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一元化的过程。就行为主体而言, 农村工业化是以农村集体和农民为主体力量的工业化过程, 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发展非国有性质的乡镇企业。就空间概念而言, 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对应, 是散布于广大农村地域空间的工业化过程, 而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是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外资企业等。衡量农村工业化的主导指标有两项:一是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 这两项指标均达到60%以上时, 通常即认为基本实现了农村工业化。

二、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探索徘徊阶段。1958年,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当时认为公社工业的发展, 不但能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 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这种急于过渡、急于实现工业化的思想指导下, 各地根据各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 逐步把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领域。利用土钢铁、土机床、土原料、土设备、土办法, 举办各种工厂。《决议》的出台, 标志着公社工业作为农村一种相对独立的产业地位被确定, 已不再是附属于农业的副业。1960年, 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公社企业也进行了调整、收缩、清理、限制, 农村工业退回到附属于农业社的副业地位和范围。在此过程中, 有些社队企业被整垮, 然而也有些生产经营和效益较好企业得以生存。

第二个阶段:高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后, 国家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计划、供销、贷款、税收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扶植政策, 成为农村工业发展的制度保证, 农村工业进入了全面振兴的阶段。1978年到1983年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迅速推广,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为农村工业的迅速兴起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起飞阶段。首先, 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开办各种形式的企业提供了初始的启动资金。其次, 政府取消了农业合作社, 并放松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再次, 价格双轨制的建立使企业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必要的生产资料。然而, 由于政府宏观经济的紧缩政策, 导致1989年到1991年间对农村工业开始采取保守的态度, 农村工业开始出现了衰退, 这一下降的趋势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得以逆转。农村工业发展速度快, 但效益低下。很多地方把农村工业增长速度放在首位, 不惜工本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村村布点、处处冒烟”是我国农村工业布局的一个基本特征, 全国乡镇工业与城市大工业在行业、产品结构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 兼之社区村落各自为政、信息渠道不畅, 一个地区内也形成了产品结构、技术档次、质量水平同构化问题。这种“同构性”必然导致资源耗用的过度和竞争的激烈, 难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形成规模效益。

第三个阶段:调整重组阶段。1992年,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使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村工业化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繁荣, 而且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据统计, 1978年只有9.5%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工业活动, 非农部门所创造的收入只占整体农村收入的7.6%, 而到1996年, 有29.8%的农村劳动力参与到当地的工业部门之中, 34.2%的农村收入来自于非农收入;1978年乡镇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1%, 1997年则上升至57.9%。农村工业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三十几年吸收劳动力的总和。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国内经济呈现出整体短缺向结构性过剩转变的态势, 同时其社区性、产权制度、投资结构以及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农村工业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挑战, 如发展速度减缓、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滑等。

三、乡镇工业是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途径

改革开放之后, 农村工业迅速崛起并长期持续高速增长。曾经在20年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农村工业, 在随后20余年的发展中, 其增长速度几乎一直领先于国有工业一倍以上。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引起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但作为农村工业化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 却是在怀疑与争议、困难与挫折中不断地生存和发展起来的, 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在我国农村工业化以及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 直至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国民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才引起人们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全面反思和重新认识。如今, 农村工业化的进程远没有至此结束, 正确认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推动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50～80年代, 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 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 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 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 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 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 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 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 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意想不到的是, 乡镇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 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 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 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 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从数量增长方面看, 乡镇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 从1978～2005年这段时间里, 乡镇工业企业的数量从79.4万户增加到632.99万户, 从业人员也从1734.36万人增加到8452.06万人。乡镇工业创造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 1978年乡镇工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1]的9.18%, 2005年这一比重达到67.06%。乡镇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 而且还是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据典型调查表明, 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 约1/3～2/3来自于乡镇工业。目前,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镇工业。

从结构改善方面看, 乡镇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 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从“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 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 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 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 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 在改革之初, 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然而, 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 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 为此, 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 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此时, 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镇工业异军突起, 据统计, 在1980～1988年期间, 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 乡镇工业的贡献率占32%。同时, 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 可以说, 乡镇工业的发展为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社会发展方面看, 乡镇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镇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而且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 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一方面, 乡镇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增加了农业投入,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增添了农业技术设备。另一方面, 乡镇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 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 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 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 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对农村工业化的评价

是什么因素促使农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 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在解释促进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 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 其中林毅夫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是源于, 在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 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而城市 (国有) 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 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 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

我国农村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却是建立在高昂的成本之上, 概而言之, 就是由于布局分散,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据农业部统计调查, 2002年全国经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批准的乡镇企业园区累计达8, 699个, 入园企业个数达107.2万个, 仅仅占全国乡镇企业总量的5%。首先是分散布局导致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其次是基础设施利用不经济, 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 农村工业发展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气, 以及交通、通讯、仓储等设施, 几乎每个乡村甚至企业、农户各搞一套, 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三是农村工业受发展条件的限制, 在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监测技术和废料处理等方面的落后, 其污染强度明显高于城市企业。世界银行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国家环保总局曾分别以1984、1989和1995年为基准年对乡镇企业的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一时期内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长。1984年全国乡镇工业有污染源18.16万个, 1995年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增加到121.6万个, 1995年有污染的乡镇工业企业个数及其产值分别占当年乡镇工业企业总数和总产值的16.9%和37.6%。可以说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五、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

我国农村工业化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推动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业发展、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诸如资源浪费、布局分散、投入产出效果不佳等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趋缓, 而且面临着资源约束、市场竞争加剧等严峻的复合环境, 迫切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推动农村工业化路径的调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新时期我国的工业化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是实现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

首先, 需要依靠科技进步, 推动实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一要推动农村工业技术路线从“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技术”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升级的方向不断进步, 提高对稀缺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二要加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科技攻关, 尤其是农产品加工成套装备技术攻关, 为农村加工业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三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 为新型农村工业化输送合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其次, 需适时调整产业政策, 消除体制性障碍, 给农村工业化创造平等的国内发展环境, 使农村工业享有与城市国有企业基本平等的金融、税收、财政等政策, 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并最终实现向城市一元工业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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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8

摘 要:教育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分析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教育信息化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结合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和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试图对我国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 发展特征 过去 未来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09)17-0014-03

1989年,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总体规划纲要》,从1993年着手建立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2000年开始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和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2001年开始教育政务信息化的建设工作,重点建设教育政务“三网一库”。a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辅助高等教育管理和教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背景

1.信息技术发展已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现代化程度、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教育事业作为科教兴国的核心,其信息化普及和建设的程度至关重要。社会发展对信息化的需求也日趋强烈,世界各国对信息化的发展己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我国政府同样高度重视信息化的发展与建设。

2.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为教育信息化奠定了基础。高等教育信息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宏观角度看,它涉及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从微观来说,它包括高等院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教学资源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6月底,中国CN域名数量为1190万个,同比增长93.5%,家庭上网计算机数量为8470万台,2008年上半年增加了670万台,半年增长率为8.6%,中国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数达到493729Mbps,年增长率为58.1%。

3.关于教育信息化的大量研究促进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从1989年至今,我国的教育信息化研究历经二十个年头,按照篇名检索方式,以主题词“教育信息化”为检索点,我们发现1989年至2008年,中国期刊网共计收录教育信息化方面的论文2569篇(2008年10月18日检索)。教育信息化研究论文数量的不断增加,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当中,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也随之开展和加深。

二、我国教育信息化20年来的发展特点

如果从1989年国家正式颁布了《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总体规划纲要》算起,时至今日,正好20年。在这二十年里,我国的教育信息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期间表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快、使用效率比较低、教育信息资源管理分散、信息化人才队伍与优质资源比较短缺。

1.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特点之一——快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快。我国教育信息化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飞速发展。计世资讯研究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教育行业IT投资总规模为304.8亿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1.8%,从教育信息化投资结构来看,硬件投资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份额在68.0%,CERNET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座城市,联网的大学、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超过1800个,用户超过2000万人,各校进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共享。这些数据说明,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很快。

2.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特点之二——低

(1)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虽然教育信息化在我国发展近20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信息化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和校级之间的差异较大,我国很多学校在开设信息技术教育时只是教学生基本操作功能,而没有将信息技术操作规程与各学科整合起来,没有使信息化渗透到每一门课程的学习中。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教育信息化还处在较低层次。

(2)教育信息化投资利用效率低。由于教育信息化建设时间较短,优质教育信息资源和优秀教育技术教师不足,致使有限的教育信息化投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部分学校自行开发了一些教育信息资源,国内有些企业开发出一些商品化的教育信息资源,但数量不足,学校有的教育信息资源是图书情报信息、科研项目信息、科研成果信息、教学信息、教育统计信息、学校教务管理信息等,真正能够符合课程改革理念、满足课堂教学需要、适合网络特点的教育信息资源很少;再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利用常规的幻灯演示、单机课件和电子邮件等,未能充分发挥出信息技术的教学效能,使多数校园网络处在闲置、没有充分利用的状态,而能运用硬件普及性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课的较少,教育信息化的有限投资没有实现预期的效率和效益。

3.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特点之三——散

(1)CERNET与INTERNET自成体系,互访困难,资源分散。目前中国教育系统使用的都是CERNET,而学校场所之外的网民主要使用INTERNET,然而CERNET与INTERNET之间互访困难,这是国内造成网络之间相互隔离,优质资源不能共享的主要原因之一。

(2)教学信息化平台自成体系,管理分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内部的信息化平台,特别是高校内部,各平台一般有学校师生自行设计,自行维护和使用,平台之间编码、技术、用户不一,数据结构不同,造成数据无法实现共享,系统平台之间无法实现对接;二是企业生产的信息化软件没有统一的教育技术标准,软件之间不能实现数据共享,相互独立。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学校内部各教育信息化平台之间相对分散,各自独立,难以共享。

4.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特点之四——缺

(1)信息化人才队伍短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要素,教育信息化所需要的人才:一是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建造人才;二是各种管理软件的集成和开发人才;三是信息系统的维护和应用人才,无论是哪一类人才,都是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所急缺的,尤其是既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又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缺乏。尽管近年来,许多高校相继设立了信息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但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能力,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需求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就目前来讲,培养一大批具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信息技术人才,乃是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2)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国家《“十一五”教育发展纲要》将教育资源的建设列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信息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我国普通高校、远程教育学校和中小学校自行开发了许多教育资源,但这些教育资源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不尽人意。能够真正符合课程改革理念、适合学生主体化学习的教育资源更是严重匮乏。

三、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参照欧美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国目前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现状,对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出几点展望:教学信息资源进一步整合、教育信息化的管理标准趋于统一、社会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和教育信息化投资效率进一步提高、不断完善教育信息化的评价体系。

1.未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之一——整

(1)教育信息资源的整合。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教育信息资源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形式将越来越规范,质量也越来越高。例如:香港理工大学于2001年9月建立了网上课程开发部,负责开发、维护网络课程,推进网上教学。香港中文大学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推出之后,到2006年已有750余门课程利用网上教学平台的各种功能进行网上讨论、辅导、测验,以至呈交作业、评估学习进度和分发笔记,大大加强了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不过国内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与传统教材的整合等已经全面展开,今后必然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热点。

(2)教育信息化平台之间的整合。信息化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资源共享,国内教育信息化平台之间相互独立、信息孤岛现象将逐渐消失。例如:从微观层面上看,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将促进校园管理系统的高度集成,数字化系统覆盖了学校的主要管理部门,包括人事、招生、注册、成绩、考试、贷款、财务、学生事务、科研信息等等,数字化管理几乎延伸到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教学信息全部集成共享;从宏观层面上看,数字化校园建设的不断推进,所有学校都将在CERNET平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CERNET与INTERNET完全互访,国内教育资源与国外教育资源的完全共享,逐渐构建全球化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2.未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之二——统

(1)统一管理标准。教育信息管理的标准化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是实现教育信息资源交流与共享的必要条件,以标准化保障信息化,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以此带动相关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有了统一的规范标准,才能有效地避免因为信息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信息共享、信息交换过程中的障碍。为此,2004年教育部正式发布了《教育信息化管理标准》,并作为教育信息化行业标准实施。教育信息化的标准问题仍将是未来发展的主题。

(2)统一规划信息资源。统一规划是从信息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各省教育系统的整体优势和整体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共享。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各学校将会根据全国和各区域的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建设各具特色的信息化设施和应用系统。对于已经建成并较为完善的教学信息化平台,通过建立数据库交换中心等多种形式,实现数据之间的共享和交换,以符合国家和区域教育信息化的整体规划。

3.未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之三——高

(1)提高全社会学习者的信息素养。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素养”的理解也更趋完善,认为“信息素养”不仅包括能自如运用信息工具有效、高效地获取信息;熟练、批判性地评价信息;精确、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即技能方面),同时还包括态度、品德、社会责任等方面要求。所以,笔者认为,随着网络的延伸,更多的学习者都将通过教育信息技术获取、处理和利用有用的教育信息,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

(2)提高教育信息化投资效率。无论是教学信息化、科研信息化还是管理信息化,都离不开数据丰富、分类齐全的教育信息资源库的支持。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点。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资源正处在大规模建设阶段,如教育部的精品课程库、精品教材库、教学名师库、多媒体资源库等的建设,这些优质教育资源的积累必将满足更多网络教育教学的需要,实现学科与教学思想、内容、体系、方法、手段的全面创新,全面提高教育信息资源的质量,将开发出来的教育信息资源用于全社会,达到资源共享的效果。

4.未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之四——评

教育信息化评价就是指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教育信息化的价值作出判断的过程,目的在于促进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教育信息化评价能为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检查教育信息化的实行情况,以确保教育信息化目标的实现。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但基本认可“微机化加外文化”的基础评价标准,对于“微机化”的评价,主要在计算机使用技术和网络技术两项指标上予以较高要求。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依据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和发展的四大支柱(连通;硬件;数字化内容;专业发展)开发出著名StaR(School Technology and Readiness)评估量表,已经被美国一些州和学校所采纳,成为衡量该地区和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标尺。美国的EDUCASE公司与AACRAO和NACAC合作推出了一套评估体系The Student Guide to Evalu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Campus,主要为美国中学生选择大学提供参考。200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组织各界对美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状况进行评价。国内相关的研究较晚,在实际的评价体系操作方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曾在2002年在中国高校首次进行了“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现状调查”。以此可看出,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关于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相信未来20年,国内关于教育信息化的评价和研究工作将会有较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日趋科学完善,也将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一大亮点。?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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