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精选7篇）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篇1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１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２００７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８００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５００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１８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００万大学生和１．５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１６００万学生„„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１０３４个。

３０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２６２所，分布在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４６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篇2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方针。其中, 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 而企业改革则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自此, 全国各地掀起了国有企业改革浪潮, 经历了漫长探索, 最终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国企改革理论基础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国企改革先后实践了三个理论:两权分离理论、所有权改革理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理论。

(一) 两权分离的理论

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同权利和职能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 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 产权制度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只要设计好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 将企业交由经理层来管理, 就会产生效率。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两权分离理论的运用和实践。国有企业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把政府与国有企业分开, 使得政府回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职责, 促使企业发挥主动性, 谋求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把企业交给企业家来管理。国有企业, 特别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 通过奉行成本导向型原则, 加强经济独立核算, 可以在成本和价格上避免政府的干预和政府官员的过度管理。

(二) 所有权改革的理论分析

所有权革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私有制是竞争制度的前提, 有效的竞争制度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 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保证自由的合理分配, 发挥劳资双方的积极性, 私有制是保障自由竞争的基本必要条件。此外, 供应经济学也主张实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 反对国家过多过细的干预经济, 其理论核心是减少干预和恢复市场自由。该理论实际表明不赞成政府直接参与管理企业。

两权分离的理论只是指出了国有企业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的改革方向。新自由经济学理论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所有权制度改革上有了理论突破, 明确了从根本上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竞争性企业应该走私营化或集体化的道路。

(三)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

1. 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 不少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 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樊钢 (1997) 指出, 由于我国已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既定的改革目标, 所以如何评价既有的制度变迁方式, 以及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 才能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 以尽可能低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重点。李晓西 (1997) 明确提出, “两权分离”不足以搞好国有企业, 还需要“两者分离”, 即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李晓西还认为, 现代企业制度不过是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空间,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应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2.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

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企业数量众多, 范围广, 规模不一, 普遍存在着用人机制、分配机制不活, 产品技术含量低、品味低, 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弱, 管理落后、效益低下, 融资困难、政策扶持少等问题, 因此我国企业的改革其指导方针是采取多种方式放开国有企业。

20世纪90年代的股份合作制引发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股份合作制所特有的企业职工全员入股和联合劳动的原则, 坚持了企业职工平等的权力, 避免了转制时企业职工思想上的障碍, 减少了改革的成本。职工由于拥有了企业的股份, 对企业的关切程度大大提高, 劳动的努力程度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 企业的产权结构得到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转变为以买断国有资产实行股份合作制为主。

二、国企改革的三大阶段

依托两权分离理论、所有权改革理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理论, 国企改革走过以下三个阶段。

(一) 放权让利阶段 (1978年12月—1984年9月)

其基本思路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通过扩权让利, 即扩大企业自主权, 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财力, 增强企业活力。

1.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给企业人权、财权;实行民主选举厂长;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后的产品有处理权, 可以实行产销见面;赋予企业作价权

2. 利改税和税利分流改革。

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用税收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企业纳税后剩余的利润, 全部留归企业支配使用。通过扩权让利的改革, 初步改变了国有企业之前那种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统购包销、吃“大锅饭”的局面, 企业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

(二) 转换经营机制阶段 (1984年10月—1991年12月)

在强调对企业扩权、减税、让利和创造外部环境的同时, 更侧重于改善企业自身经营机制。具体措施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 明确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 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1. 经济责任制改革。

实行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厂长负责制和厂长 (经理) 任期目标责任制, 确立了厂长的法人地位和中心地位, 强化了以厂长为核心的生产经营行政指挥系统。。

2. 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改革。

国有企业推行联销联利承包责任制, 计有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定额承包、多超多奖、利润承包、效益挂钩、联利提成等。

国有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搞活企业内部承包, 对企业经济效益带来了明显促进。1987年, 国有企业产值增长16.6%;销售增长30.7%, 利润增长66.3%, 税收增长11%。

(三) 现代企业制度创新阶段 (1992年1月—2002年12月)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向着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方向迈出了重大步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突破口, 把企业改革由政策性调整转向制度创新。

1. 抓大放小的改革。

抓好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同时从实际出发, 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和股份制、出售等形式, 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

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不拘形式, 实行“一厂一策”的方针, 不断加快转制工作步伐。其转制形式主要有:

三、企业产权改革的具体模式

(一) 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国有企业转制的主要形式, 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模式。股份合作制, 具体来说就是职工股东共同出资、股份制管理、共担风险, 是我国中小企业改革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是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的摸索期, 股份合作制的建立也经过了几种形式:

(1) 国家、集体和职工混合持股的股份合作制;

(2) 集体、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

(3) 以职工赎买为主的彻底的股份合作制产权制度改革。

(二) 内部竞价

部分企业由于职工人数少, 且对经营前景不看好, 多数员工不愿意出资参股实行股份合作制, 但由于企业资产额较少, 少数员工愿意购买该企业, 政府采用职工内部竞价方式改革。

(三) 公开转让

该种改革方式主要是针对较大型的国有企业, 由于该类企业资产额大, 职工不易购买, 且该类企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 对地方经济发展或民生有重要影响, 政府希望能做大做强该类企业, 这类企业多数采用公开转让的方式转制。

(四) 关闭停业

(五) 破产

四、国企改革对社会的影响

通过30年轰轰烈烈的改革, 依托两权分离理论、所有权改革理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理论, 国企改革经历从放权让利, 转换经营机制, 到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三个阶段, 优化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国企改革对社会产生了以下变革。

(一) 国企改革是职工思想的变革

改革首先转变了职工的思想观念。对于员工, 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使企业的员工真正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主人, 关心和爱护企业不再是以往道义上的呼唤而变成现实中权利的要求。对于经营者, 他们由股东选举, 不再对上负责, 而是对下负责, 对自己负责, 对企业的未来负责。

(二) 改革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企业的产权关系, 极大的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经营者与职工利益高度统一, 追求资本效益最大化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转制后的多数企业的销售收入、税金和利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 改革后的企业加大科研投入, 重新技术革新

不少转制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在转制后不断在增加科研经费, 加大技改力度, 开拓新的产品。转制后销售额大幅增加, 销售收入增长。

(四) 有效地遏制了一批亏损企业持续亏损, 政府将财政资金用于其他的社会、民生建设。

(五) 推动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行政职能部门不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精简政府部门, 减少了行政成本。同时出台政策解决城镇职工的养老、医疗问题, 最终推动了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六)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

全国国有企业户数虽然减少了4.36万户, 但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分别年均增长18.7%、36%和20.4%。国企改革完成了破冰之旅, 实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胜利。

展望未来, 国企改革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改革步伐, 国有企业这艘巨轮会攻坚破难路更宽, 必将继续又好又快地破浪前行。

参考文献

[1]盛阿芳.国有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5.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篇3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

中国分类号：G811.5文章编号：1009－783X(2009)04—0446—03文献标志码：A

30年的历程与发展，30年的努力与奋斗，见证了中国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的辉煌，点燃了中国体育教师队伍壮大与专业的新引擎，燎原了学校体育改革与创新的火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复合型、专业化体育人才。盘点回顾我国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历程和实践探索，研究思索我国体育教师队伍的发展问题和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全面推进我国体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构建有中国特色、民族特点的学校体育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30年来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的简要回顾

1.1 恢复与全面发展，规范与合理化阶段(1978～1987年)

1977年我国全面恢复高考以后，体育教育专业重新纳入本科教育的培养轨道，1978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1982年，首次开展了“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评选活动”，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总结表彰发奖大会，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国家教委体育可1986年10月印发《高师体育专业教学计划试点改革方案》，体育专业逐步步入正轨，为今后体育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85年我国体育院校研究生招生达到119人，同年我国还建立了首批学位授予单位和授予点，标志着我国体育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建立。1986年2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学校体育的任务和培养体育师资的要求、加速培养中小学体育新师资的系列解决措施。此阶段，国家以及各省市将体育师资的培养和提高纳入工作日程，把函授列入正式学制，举办了多期短训班、助教班、岗前培训班、单科进修班、教学研究班等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职后培训，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了改善，体育教师的培养、培训和研究生培养进入了恢复和全面发展、逐步规范和合理化的阶段。

1.2 落实与加快发展，深入与规模化阶段(1988—1998年)

1990年以后，各地、各专业点的改革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文化成绩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体育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培养和培训体育师资工作的重点，转向提高体育专业毕业生和在职体育教师的素质，即从基础性培训和学历补偿教育逐步转变为着眼于更新知识、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的继续教育。为此，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本专科体育专业和教学改革措施。1997年2月，国家教委制定《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专业课程方案》试行，迈出了培养新型体育教师的第一步；通过举办全国体育教育专业基本功大赛，突出了体育教师和师资队伍建设的特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加速了体育学博士和硕士的培养进程。同时，改进培训与进修学习，主要体现在学历进修、教师全员培训、开展教学研究、举办学术研究会、开展教学评估、体育教研员培训、提高青年体育教师教学基本技能竞赛等，把观摩、学习、检查、交流、研讨结合起来，目的是取得教师资格、合格的学历或学位，加强骨干教师队伍的建设。

1.3改革与创新发展，系统与专业化阶段(1999—2008年)

21世纪面对体育教育人才的要求和市场竞争的挑战，体育教育专业师资以培养体育教师为本、辐射其他体育相关领域。教育部于2003年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为培養“厚基础、宽口径、广适应、强能力、高素质、重创新”的复合型体育教育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2005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促进了体育师资培养更加科学、规范、人文。2005年在我国建立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为我国体育学研究生的培养开辟了新的培养渠道。高等学校体育领域出现了高级访问学者、高级研讨班、学科带头人高级研修班、教授学术班等高级职后培训形式。中小学体育教师在组织学历进修的同时，开展了体育师资系列培养计划和培训行动：“跨世纪园丁工程”、2008西部中小学骨干体育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体育教师远程培训计划、各类体育科学大会或学术研讨会、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等，为优秀体育教师和体育工作者搭设了发展平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教师。此阶段，体育学科结构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心从培养知识型、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体育师资培养具有向中西部农村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倾斜、充分利用远程教育手段实现更大范围教师培训优质资源共享和实效性强、专业化突出的显著特点。

230年来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成绩

2.1 我国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蓬勃发展，为学校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体育教师队伍快速壮大、学历达标率显著提高，基本满足社会需求。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专任体育教师近50万名(包括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初中)，见表1。教师队伍得到壮大，教师队伍素质得到提高，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基础知识扎实、实践技术过硬、教学教法新颖、科研能力突出的体育教师，基本解决了体育教师“精专业、懂教学、通技能”的问题。

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显著提高，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形成教师队伍高层次学历、高水平教学的良好格局。1981年我国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大学体育教师只有5 406人，占总数的47％；到1993年就上升到14 003人，占总数的67％。2000年，我国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大学体育教师达90％以上。1987年我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高、初中体育教师分别为19 607人和23 512人，分别占总数的62％和23％。到2000年底，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291 596人，总的学历达标率51.27％，其中小学体育教师130 681人，学历达标率61.84％，缺额9万人；初中体育教师129 705人，学历达标率占57.90％，基本满足需求；高中体育教师31 210人，学历达标率为36.76％，基本满足需求。到2007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433 352人，总的学历达标率81.2％，其中小学体育教师196 476人，学历达标率为67.6％(专科以上)；初中

体育教师166 033人，学历达标率为94，9％(本科以上)；高中体育教师70 843人，学历达标率为82.2％(本科以上)；高等学校教师54 992人，学历达标接近100％(本科以上)，解决了体育教师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的问题，满足了学校和社会对各层次体育教师的需求。

2.2我国体育师资培养成绩显著，为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体育师资培养能力明显增强，注重高层次人才，结构发生变化。目前，我国已有109个体育本科专业点(其中体育教育专业点67个)和100个体育专科专业点。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体育本专科毕业生22 607人，体育本专科在校生92 526人，体育本专科招生数25 909人。每年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类进修培训和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体育硕士、教育硕士)博士学位等形式培养了大批人才。

研究生人才培养显著增加，注重高层次专业化的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生的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截止到2004年，我国体育学有74个体育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8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和12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培养院校从单一的体育专业院校拓展到师范类和综合性院校，呈现出多样的人才培养格局。体育学科结构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心从培养知识型、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3我国体育教师培训深入推进，为实现体育教师的专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化”师资培训特点，满足了体育教师和社会的需求。改革开放30年以来至1983年，根据“教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了以教材教法过关为重点的教师培训工作。1983—1989年，为了帮助各级学校教师达到应有的合格学历标准，在教材教法过关培训的同时，举办各系统的、短期的文化进修班，实行《专业合格证书》制度，进行了以教师学历补偿教育为重点的培训。1991年以后，我国师资培训由学历补偿教育为主转向教师培训为主，进入了学历培训和教师培训交叉的时期。经过多年的努力，体育师资培训呈现出“五化”的特点：即培训对象的全员化、培训层次多样化、培训渠道多元化、培训形式创新化和培训影响社会化，体现了体育教师培训的科学、专业、有效。

2.4 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促进了体育教师专业化

体育教师专业化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和发展第一要素，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体育教师自身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发展。为进一步深化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交流各地实施新课程标准的经验和体育教学经验，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了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业务素质，举办的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以及全国十城市体育教学观摩研讨会等活动，为全国优秀教师和体育工作者搭设展示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教师，对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了体育教师对新课程的教与学研究，强化了体育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和基本运动技能，探索了提高学生体质健康的途径方法，积极转变教学行为以适应新课程的要求，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

2.5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逐步完善，走上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等相关法规陆续出台，有关教师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对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资格和任用、培养和培训、考核、待遇、奖励、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全面的法律规定，为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奠定了法律基础，增强了法制效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重视，制定了政策法规与制度，通过建立中小学体育教师专门的进修培训机构，例如，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的体育系科，使中小学体育教师在职培训工作越来越规范化和制度化。

330年来我国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体育师资的建设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欣慰、鼓舞。这是中央、教育部、各省市部门正确领导的成果，也是我国学校体育战线广大体育教师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的结果。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有几个基本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3.1 坚持正确的指导方针，与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紧密结合

30年来，我们取得显著的成绩，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教育部、体卫艺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与健康为宗旨，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根本，以实现体育教师专业化为核心，有效实现体育人才培养与体育师资队伍壮大的结合、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体育发展的结合、体育教师专业培训与体育教师改革创新的结合。

3.2 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遵循体育人才培养的规律

30年来我国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的历程表明，只有不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去研究体育人才培养的规律，坚持把体育教师内涵发展、提高质量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战略，遵循体育人才培养的规律和客观要求，才能推动学校体育可持续、健康地发展。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和完善就业与招生、改革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3.3 坚持育人为本，注重提高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体育教师素质是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的第一要素，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体育教师，才有改革创新学校体育的能力。由于近几年来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生源448质量下降的趋势，我们需坚持教书育人、服务育人，重视思想教育，重视理论实践的结合，注重技能教法，注重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专业人才融合的问题，确保体育师资培养中知识、技能、素质的辨证统一。

3.4坚持教学实践环节，突出教学能力培养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是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基本因素。分析近年来体育教师资格考试中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会上体育课、不会进行教材教法分析、不会有效组织课堂教学等问题，体育院校需进一步思考教育体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办学特色需突出实践性特色，需关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加强体育教学能力与体育实践能力培养的结合，突出教学环节实践与学生运用能力培养的结合。

3.5 坚持解放思想，充分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

建設一支具有高尚的师德修养、先进的教育思想、良好的业务素质、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相对稳定的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是确保体育教育改革和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我们要把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的地位，切实保障和提高体育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更多关注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加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和先进个人的评选与表彰，提供一定教学科研经费，充分激发广大体育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学校体育工作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3.6加强体育教师培训，持续推进学校体育改革创新

针对体育教师教学实效性差的现状，分析其教学组织、方法、手段不丰富的原因，定期加强体育教师各层次、各阶段培训是首要解决要素。要确保培训机构、培训课程、培训方式、培训教师的专业化；培训观念上要以是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出发点，是否能调动教师积极性为基础，是否能引导教师自主反思为目标；培训要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技能运用，掌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手段方法，引导体育教师的有效教学行为转变，指导体育教师怎样进行教学反思，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最终推进学校体育不断改革、突破创新、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1]杜俊娟，50年来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培训[J]，中国学校体育，2003(3)：70.

[2]杨贵仁，中国学校统一改革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9.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0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32-33.

[4]陈爱霞，董国永，体育师资培养的团队合作模式探讨[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2)：105—107.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篇4

——十六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历程述评之五

喜讯还在耳边回响：

神九飞天，对接天宫，创造中国精度，首次载人航天交会对接圆满成功。

蛟龙入海，载人深潜突破7000米，创造中国深度，大洋深处留下中国印迹。

创新就在我们身边：

重大成果提升国家实力、改善百姓生活，焕发创造活力。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10年，是中国智慧照耀前行的10年。

自主创新凝聚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引领自主创新。硕果累累，中国智慧支撑中国发展

科技强，则国家强。广大科技人员奋勇攀登，潜心攻关，基础研究、前沿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成果丰硕；自主创新为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

这些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仿佛就在眼前——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2008年5月8日上午9点17分，‚火炬院士‛刘兴洲带领团队应用航天技术克服低温、低压、缺氧、大风等难题研制的奥运火炬，首次在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熊熊点燃，全世界观众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这一壮观场面；

2010年11月17日上午，在国际TOP500组织正式发布的第三十六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以每秒２５７０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取代美国‚美洲虎‛，跃居世界第一；

2012年7月16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为我国第100万号授权发明专利签发证书。我国仅用27年时间就实现了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从1件到100万件的目标，成为世界上实现这一目标历时最短的国家……

10年来，广大科技人员奋勇攀登、潜心攻关，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上取得累累硕果，中国智慧为支撑发展、改善民生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冰的切身感受颇具代表性：10年前，如果有哪位博士能在国际期刊上发一篇论文，就非常了不起；如今，中国科研人员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已是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变化如此之大，一切像是幻境。‛

事实的确如此。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突破100万件，10年来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6.8％；2001年至2011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数量增长的背后，更有质量的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取得诸多重大突破，有些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团队利用先进的冷原子量子存储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纠缠交换，展现出可观的应用前景；科学家周琪和高绍荣等人首次利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ｉＰＳ细胞）克隆出活体实验鼠，证实了ｉＰＳ细胞与胚胎干细胞一样具有全能性，为克隆成年哺乳动物开辟了道路；新型铁基超导材料，将我国凝聚态物理研究推向最前沿；中微子振荡新形式的发现，拓展了对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新认识，对中微子物理未来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

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原始创新，是科技发展的源泉和根基。我国科研人员的出色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中国智慧。

与此同时，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获得突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飞腾1000国产中央处理器芯片在‚天河一号‛上得到验证和应用，标志着我国超级计算机核心芯片自主研发取得重大进展；我国自主研制的65纳米介质刻蚀机，比世界上最先进设备的芯片单位投资产出量高35%—50%，成本降低30%—35%，显著提升了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提交的ＴＤ—ＳＣＤＭＡ和TD—LTE—Advanced技术提案先后成为国际3G、4G标准，不仅使我国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更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通讯产业链条。

更为可喜的是，一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华为、中兴、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联重工、三一重工、东方电气、海尔、TCL、吉利、比亚迪、联想、中芯国际……不仅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而且走出国门，让中国智慧光照世界。

科技改变生活。自主创新的许多成果，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生命健康、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民生领域大显身手，显著提升了百姓生活质量。超级杂交水稻技术在国际上持续领先，不仅解决了中国人自己的吃饭问题，也为非洲、亚洲的贫困地区送去‚救命稻‛；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为粮食连续八连增和农民收入八年涨发挥了关键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打破国外垄断，市场占有率扩大到95%以上，取得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双丰收；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的攻克，使我国提前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高原铁路；系统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使我国的高铁速度不断创造世界纪录，极大方便了百姓出行；SARS病毒的迅速确定、相关检测试剂的快速研制，成为战胜非典瘟疫的关键；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宽带无线应急通信系统，架起了汶川、玉树抗震救灾的生命线；航天科工自主研制的安保系统，为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完美保驾护航……

10年自主创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安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再次证明：创新展示中国高度、精度，智慧创造中国速度、跨度。

国家战略，中国智慧引导中国未来

党中央、国务院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作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国家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全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征程。

新征程面临新挑战。

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质量和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日益严重。连续20多年平均增速在9％以上的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际，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不断引发新的创新浪潮，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既给我们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让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科技占优的发达国家，中国如何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不重视科技，谁就要被淘汰。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业，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国际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科技的竞争，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的核心技术市场换不来、花钱买不到，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抢抓机遇、奋发有为，加快自主创新，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智慧催生国家战略。200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作出了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建设，核心明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创新型国家建设，重点突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创新型国家建设，内容丰富：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创新型国家建设，路线清晰：国务院专门领导小组带领2000多名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企业界专家历时3年制定的国家科技发展蓝图——《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方针，对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

国家战略蕴含国家智慧，国家智慧推进国家战略。党中央、国务院真正把科学技术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铿锵有力、扎实坚定——

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大幅增长。自2006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实现每年20%以上的增长，从当年的300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6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2%提升到1.83%；

知识产权保护有力支撑。2008年6月，国务院把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着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大幅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科技重大专项强力推进。2008年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科学判断：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中央财政预算安排628亿元，加快实施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１１个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研发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党中央、国务院敏锐洞察世界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潮流，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出台，就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出全面部署，全力予以推进；

农业科技摆到更突出位置。2012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以‚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为主题，明确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凝聚着中国智慧的自主创新国家战略，正激励亿万人民释放更加绚烂璀璨的中国智慧！

人才为本，中国智慧凝聚中国力量

人才强国战略吸引八方人才，激发科技队伍活力。本土人才茁壮成长、海外人才翩然归来，各路人才尽显神通

创新是智慧的竞技场。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谁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吸引、凝聚创新型人才，谁就能够掌握实现发展目标的第一资源；谁抢占了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

10年来的‚人才节点‛，频繁敲响人才强国的强劲鼓点—— 2002年，党中央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人才强国的重大战略；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同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立，协调整合各部门工作力量，研究解决人才工作重大问题；

2006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专章，被列入‚十一五‛规划纲要；

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人才强国战略被写入大会报告、载入党章，人才强国战略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2008年底，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党中央果断启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201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2011年8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制定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大力引进青年优秀人才……

如果说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种子‛，那么支持、激励其成长成才、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就是肥沃的‚土壤‛。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从高校到院所，从城市到企业，围绕人才的培养引进、创新创业，纷纷出台了含金量颇高、操作性很强的政策措施，为他们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优厚的待遇，搭建起大展宏图的舞台。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才汇聚、专家云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本土创新人才年龄日益优化、队伍不断壮大。老一辈科学家老当益壮、志在千里。袁隆平、孙家栋、王永志、王振义、吴孟超、李振声、吴良镛、屠呦呦……他们生命不息、攀登不止，依然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青年才俊不断涌现，日益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在中科院庞大的科技队伍中，4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占60%；在‚天河‛超算创新团队中，挑大梁的是30—45岁的年轻人；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不到30岁就已经在《自然》、《科学》发表论文的‚毛头小子‛有好几位；在载人航天科研队伍中，骨干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美国为50岁左右，俄罗斯则高达60岁左右；在近些年评选出的两院院士中，45岁以下的越来越多，不断刷新着‚新科院士‛的年龄纪录。

海外高层次人才源源归来，成为人才强国浪潮中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开全国海外人才引进先河的无锡市，自2006年实施‚530计划‛以来，已吸引海外留学归国人才超过7000人，目前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东方硅谷‛。2007年，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全职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美国科学界引发轰动；在他的感召下，该院已从全球引进优秀青年科学家近百名……据不完全统计，‚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已引进海外高层次领军人才1600多名，青年人才数百名。

‚千人计划‛专家的回国，带动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回流，大大充实了高校院所和地方、企业的创新队伍，人才质量显著提升。一大批以‚千人计划‛专家为核心的高水平创新团队正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知名专家集聚、优秀成果频出的重阵。

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生力军。

‚回顾回国工作以来的历程，我不由感叹：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时代。‛正如‚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潘建伟所言，‚‘千人计划’使中国引进人才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以更宽的眼界、思路和胸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科学发展事业中来。‛

百川汇海，有容乃大；‚土‛、‚洋‛激荡，风光无限。两院院士、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超过4000万人的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已跃居世界首位。其中，中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科研队伍的主体，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约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约80％，科技队伍人才‚断层‛的现象基本消除。

四海贤聚，八方来风。由各路人才组成的创新大军浩浩荡荡，正为中国智慧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体制创新，中国智慧释放中国活力

科技创新离不开体制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现代科研机构运行机制成功尝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探索，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增强

知识、技术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科技事业迅速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制约十分严重。为此，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完善而具有活力的科技体制，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科技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重要保障。必须围绕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

相比单项的知识发现和技术突破，事关全局的体制、机制改革难度更大。为此，中央有关部门按照先行先试的思路，开始了上下结合、由点到面的试点示范。

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我国现代科研机构的改革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于2005年底挂牌亮相。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等7部门和北京市共同组建的北生所，自成立之初就采用全新的运行机制：学人治所的管理机制、稳定的经费支持机制、学术自主的研究机制、匿名的国际同行评估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新机制催生新活力：截至今年6月，北生所的科研人员仅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就发表高水平论文24篇，在国内同类研究结构中遥遥领先；在今年2月揭晓的首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机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中，北生所的4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在全球28名获奖者中独占1/7。正如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所评价的那样：北生所是一个绝好的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发展，是对研究所初建阶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如果说北生所是科研机构改革的成功范例，那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1+6‛科技新政，则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探索。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中关村针对制约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体制弊端和政策障碍，于2010年底开始推行‚1+6‛改革：打破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旧格局，搭建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平台——‚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突破现有政策制约，实行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改革等6项创新政策。这项改革举措有力推动了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大大激发了科研单位、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明显加快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11年中关村新创办研发型科技企业近4000家，比往年增加近千家；企业研发及科技活动经费总额超过750亿元，同比增长近20%；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1.9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

与此同时，其他创新单元的改革也风生水起。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火车头，中科院锐意改革创新：为解决产学研合作中的渠道不畅、效率不高等‚老大难‛，他们先后建立了常州、嘉兴、佛山等29个育成中心，以此为桥梁，使研究所与地方企业实现高效对接，合作效率显著提高，成果转化明显加速；为从源头上解决研发项目与企业需求的脱节问题，他们与烟台、宁波、苏州等城市合作，新建11个研究所，很快成为引领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策源地。作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两只领头羊，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创办了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在人事制度、科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系统改革……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既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激活高校院所创新活力、激发科技人员创造积极性的同时，相关部门和地方相继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助推企业加快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出台了企业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投入、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863‛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技术应用类科技计划面向企业敞开大门，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申报、承担的科技项目越来越多；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制定《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鼓励政府采购等财政性资金采购优先选购进入‚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国资委专门出台《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鼓励中央企业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国各地联合金融部门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措施，不断拓宽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源头活水……在这些政策的联合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技术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崛起。

在国家层面，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也开始破冰。针对科技界普遍关注的指南编制和发布、项目评审、经费预算管理和信息公开4个关键环节，科技部与财政部等研究出台了责任追究、优化支出分类、绩效激励等10项改革举措，着力完善国家科技计划科学化管理、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体制创新的先行先试充分说明，有遵循科技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作保障，中国智慧就会时时涌流，创新活力就会处处迸发。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篇5

70年披荆斩棘，70载波澜壮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壮丽发展进程中，教育装备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其不断丰富的内涵与价值伴随和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

且行且歌

相随教育发展70载

应用导向，从统购统配逐步走向多元装备。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不例外，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6%。国家力量全面投入办学，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普遍基础差、底子薄，仪器设备严重短缺。为满足加快恢复教育事业、开足开齐课程的需求，国家教委以“统一管理、统一目录、统一配备、统一划拨”的集中型方式，逐步构建和形成全国教学仪器生产和供应体系，初步解决了教育装备产品短缺的问题，保障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求。1952年，新中国首次颁发普通教育教学仪器配备目录，用于指导全国各地中小学校的教学仪器配备，并逐步由一般理化仪器扩大为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的教学仪器设备。1964年，教育部成立教学仪器研究室，专门负责教学仪器的研究和设计工作。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部生产供应管理局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普教仪器展销订货会（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前身），开启了教学仪器供配从完全计划调节向发挥市场作用的转变，实现了供需双方直接见面，择优选购，促进了教学仪器生产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199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发布《教学仪器设备行业“九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教学仪器生产定点厂为骨干，统筹规划”。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2001年，全国教学仪器定点厂完成历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教育装备供配进入公共财政制度下的政府采购阶段。当前，以学校需求为基础，按财政体制开展政府采购是教育装备工作的主要供配方式。

围绕中心，紧密服务师生教育教学需求。满足教学需求是教育装备工作发展始终坚持的原则。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全国教育事业进入全面加快发展的新时期。课程改革、普及义务教育等先后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词。为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普及实验教学成为这一时期教育装备的重点工作。1987年，第一次全国中小学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把加强实验教学研究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来抓，应当重视实验室和仪器设备以及教具的开发研究工作”；

1988年，国家教委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工作的若干意见》等7个文件。全国各地也纷纷全面加强加快实验室建设和实验仪器配备。浙江省从1981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分期分批建立农村初中实验中心；

四川省全面开展中小学实验教学普及县试点工作。其中，教育装备工作的标准化还对促进教育均衡和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为加快教育转型，适应信息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教育装备在内容和形态上都不断丰富，以支撑研究性学习、跨学科教学和基于真实情境的创新实验室、学科教室、网络学习空间等新型学习空间成为重要的装备内容和趋势。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全面推进创新实验室建设，积极探索课程实施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载体。截至目前，浙江49%的中小学校建有创新实验室；

到2020年，上海市每所中小学校将至少建有一个创新实验室，为选课走班、探究性学习和混合式学习等提供有效支撑。

自主创新，大力鼓励教师自制教具。自制教具是教育装备工作中原始的创新点。为解决教学仪器设备生产和供应不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国家就坚持自力更生和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鼓励教师发挥自身能动性自制教具，推进教具革新，满足实验教学需要。1950年，教育部配合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的召开，举办了全国初等教育展览会，其中１万余件展览品多是小学教师和学生亲自动手创造出来的。同时，自制教具也是推动教具革新、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重要路径。河南省全省动员自制教具，以自制教具入手推进实验教学的普及。1986年，国家教委组织开展第一届全国优秀自制教具评选，并举办展览。1995年，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强调，“教师制作教具是一种教研活动，自制教具是一项教育科研成果”，对自制教具在教改工作中的重要性作了深刻阐释。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教育理念、内容、方法、手段和评价的日益创新，教师自制教具在技术应用、教学设计、课程融合等方面都进一步深入，呈现出“从以解决器物不足为目的向支撑教学创新的教学设计转变，从破解单一知识教学难点向跨学科融合转变，从辅助学生学习向激发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转变，从知识教学工具转变成为个性化成长的有效载体，从废物利用转变为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等特点，对教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技术引领，不断促进教育的变革。技术革命和创新，是教育装备工作一直以来的自觉追随。从电影、录音教学到幻灯、投影，再到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教育装备从传统的教学仪器设备拓展至电化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其教育教学价值从展示、演示、验证知识和教学逐步走向运用技术学的思想、手段、方法，来研究和探讨如何有效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的具体问题。197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央电化教育馆；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学校电化教育工作暂行规程》，要求学校应统筹规划好电化教育器材建设。“两机一幕”、音像教材、农远工程、三通两平台，电化教育和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创新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动力，也实质性地扩展了教育装备工作的内涵和作用。当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装备在教育装备中的比例不断加大，并注重以技术延伸和拓展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变革教学评价、改变教育供给方式。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信息技术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2018年，教育部启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通过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促进教育的变革”成为教育装备的时代内涵。

标准保障，促进教育装备工作规范科学。标准化工作是教育装备工作的基础性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小学教学仪器的种类不断增加，因缺乏相应标准规范和指导，企业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极大影响装备绩效。1981年，教育部成立全国教学仪器标准化协作组，后扩充为力学和热学、电学和磁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生物学四个组。到1988年，共发布教育部标准299项。1987年，经原国家标准局批准，全国教学仪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大连市成立。1988年，设立力学和热学仪器、电学和磁学仪器、光学和原子物理仪器、生物学仪器、化学仪器、小幼教仪器6个分技术委员会。一系列标准的制定和发布，为提高教育装备产品质量、规范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截至目前，全国教学仪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发布7项国家标准和301项教育行业标准，覆盖1900余种中小学教学仪器，规范了教学仪器的质量要求。

专业服务，推动行业持续发展。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和行业管理是教育装备工作的重要保障。1986年，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在天津成立，负责教学仪器设备行业的管理，并先后更名为中国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和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现名）。30余年来，协会以服务教育为宗旨，致力于开展行业发展调查和研究、开展行业交流和合作、规范行业标准和行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为产业和行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积极贡献。自1980年开始，目前由协会主办的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已连续举办了76届。成为了教育行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装备产品展示和交流合作平台。自2003年以来，每两年组织一次产品推荐，积极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自2014年开始，开展专题业务培训活动，至今已培训行业骨干3000多人次。自2016年开始，开展团体标准试点工作，共发布12项教育装备团体标准，参与制定8项行业标准。截至2019年7月，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共有幼儿教育装备分会、高教装备分会、教育信息化装备分会等9个分支机构，会员单位3800多家，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装备品种涵盖传统教学仪器、学校后勤装备和最新的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等。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成为我国教育装备行业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社会团体。

坚守初心

技术装备服务教育发展

70年砥砺奋进，70载步履坚实。70载栉风沐雨，教育装备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配备不足到不断丰富、从辅助教学到引领变革的过程，笃行致远，不负韶华，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截至2018年底，全国中小学校理科实验仪器配备基本达标，生均仪器设备值小学达1558元，初中达2453元；

小学、初中和高中建立校园网的比例分别为67.56%、77.29%和88.05%。移动终端、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不断融入学习空间和学习内容，教育装备的工作内涵也不断深化，从单纯的器物配备为主转变为支撑课程实施技术环境构建为主的装备，从验证知识的正确性和重现知识发生过程为主转变为服务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为主，从标准化装备为主转变为以核心素养作为逻辑起点的多样化和特色化装备为主，具备和体现“促进教育理念更新、支撑教育资源链接、提高学生认知效率、推动教育精准管理、增强学生学习内驱力、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六大功能。

70年风雨兼程，70载情怀如初。回望教育装备发展的辉煌历程，“立足技术进步，服务教育发展”是我们始终坚守和传承的初心。我们始终围绕改革大局，服务教育发展。70年来，全国教育装备工作始终以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局为中心，站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明晰发展方向，丰富工作内涵。从新中国初期的以“器物配备”为主到着力普及实验教学、推进多媒体技术应用、实施“农远工程”，再到当前以促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创新为工作核心，每一阶段教育装备工作的定位和方向，都源于该时期教育发展的需求和实际。我们始终紧跟技术进步，推动教育创新。在70年的实践探索中，教育装备工作一直紧跟技术发展前沿，“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进步”贯穿于教学仪器、实验教学、教具发展、电化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始终；

一直深入研究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探寻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的策略和路径、指导技术与教学融合的实践，着力以教育装备创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为立德树人、培养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不懈努力。应该说，每一个前行的步履，都印记了技术的进步，都焕发着深厚的教育创新禀赋。我们始终传承专业素养，保持开放视野。教育技术装备工作是融技术和教育于一体的专业性工作。70年来，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与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以专业的素养，指导各地科学开展教育装备工作，推动行业蓬勃发展。《中国教育技术装备》《教育与装备研究》《行业通讯》《中国教育装备行业蓝皮书》、教育装备展示会，都为广大教育技术学者、师生、管理机构工作者和企业搭建了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以专业、开放的视野碰撞思想、合作交流、兼容并蓄，形成多方参与的良性发展机制。

勇担使命

技术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伟大的书写者。70年的光辉岁月，仿佛只在弹指一挥间。过去的道路，我们豪迈走过，硕果累累，用行动诠释了技术的力量；

站在新起点，我们紧握时代机遇，勇立潮头，着力发挥技术对教育变革的内生变量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面对滚滚而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科技浪潮，教育现代化肩负更艰巨的时代使命。作为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积极促进者和推动者，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因势而谋、顺势而为，用“开放、跨界、融合、共享”的互联网思维，从“技术作为内容丰富课程资源、技术作为工具创新教与学的过程、技术作为思维改变教育活动形态”三个方面，准确把握技术和教育的关系；

积极促进教育装备的情境化、课程化、多样化，以学为中心，大力推进“支撑知识学习，完成基本教学的装备；

支撑深度学习，基于问题探究的装备；

支撑创客学习，实现知识创新的装备；

支撑个性化学习，促进潜能发展的装备；

支撑自适应学习，基于数据分析的装备”五种教育装备的配备和普及，实现技术重构学习环境、丰富学习内容、扩展学习方式、感知学情特征、优化学习评价；

通过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服务和教育治理模式，实现每个学习者都能通过技术受益，获取人生的成功和发展。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篇6

——30年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翻天覆地大变化的30年，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大发展的30年。30年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伴随中国改革发展的雄劲步伐，在开拓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人民政协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政协事业呈现出新辉

煌。

一、人民政协事业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政协是继其初创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一辉煌灿烂时期。人民政协工作有许多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

1、人民政协理论新成果。一个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一项事业的开拓与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支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创立，是建立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长久以来，学界、政界大多认为统一战线理论就是人民政协理论，政协没有独自理论，她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部分。这样认定虽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客观性，但是，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民主政治制度，仅只统一战线理论难以提供全面科学的理论支撑与指导。因此，30年来，人民政协理论研究最为活跃，其成果有创造性发展，集中体现为贾庆林在全国政协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暨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贾庆林从关于新时期人民政协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依据，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关于新时期人民政协的任务，关于人民政协的职能，关于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关于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原则和作风等八个方面，对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的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阐述，并且对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了理论概括。贾庆林讲话回答了人民政协有没有理论和有什么理论的问题，且初步构架了人民政协的理论体系。中共中央《意见》，是党关于人民政协理论和方针政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其重大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人民民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人民政协理论源于三者，但又不是三者的简单拼图，而是在从属与拓展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意见》还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重要形式。这是又一创造性的重大理论概括。理论的价值和作用是全面的综合的长期的。这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成果，既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又对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

2、人民政协性质新定位。30年来，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体现是关于人民政协性质的定位。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组织”。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政协章程采用同样表述。1978年的章程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1982年通过的章程认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1994年通过的章程修正案，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2004年章程修正案进一步修正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共中央《意见》对政协性质的定位与2004年章程修正案一致。

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对政协工作的开展和政协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3句话的定位赋予人民政协新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功能，既是30年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成果，又是推进政协事业新的强大动力。虽然对人民政协性质的认识仍有差异，有学者提出，一个组织的性质只有一个，不可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笔者认为，3句话的性质统一人民政协，既生动地体现了人民政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制度独创性，又科学的概括了政协组织的历史特色和政治功能，对人民政协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篇7

关键词：改革开放,公共档案事业,发展憧憬

一、对公共档案事业的理解

对“公共档案事业”这一概念, 迄无直接的论述。1996年, 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o库克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档案事业正在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受这一观点的启发, 笔者认为, 如果以档案工作直接服务的对象为标准来衡量,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档案事业都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两种类型:一是为各级领导层和国家职能机构服务的部分, 可称之为“国家模式”或“机关型”档案工作;一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部分, 即所谓“社会模式”或“公共型”档案工作。只要国家存在, 这两种类型的档案工作都将同时存在, 不可或缺, 不可互相替代, 共同构成国家档案事业的整体。基于这样的认识, 可以说公共档案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组成部分, 是国家档案事业整体中, 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部分。承载和运行公共档案事业的社会体系是以公共档案馆为主体的, 与其它有关公共服务型档案组织、机构共同构成的社会服务系统。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档案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公共档案事业”发展迅速, 成就巨大, 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公共服务功能拓展, 公共服务时限提前, 公共服务平台扩展, 公共服务新机制开始萌生。

1. 各级、各类档案馆形成网络, 基础设施和基础业务建设普遍得到加强, 大大提升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能力。

我国档案事业的主体是各级、各类档案馆。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档案馆不仅类型、数量大大增加, 而且分布日趋合理, 形成了遍及各地的档案馆网, 河南等省还出现了乡村档案馆, 使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更加基层化。

各省市普遍按照档案馆建筑设计标准新建、改建了档案馆, 许多县市档案馆库也更新、扩容, 有了较大改观。国家重新修订《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标志着档案馆建设水平的提高, 有些省市近年来新建的档案馆同世界先进国家档案馆相比毫不逊色。各级档案馆的设备、设施, 日臻完备、先进, 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 加强了档案信息化建设, 建成了一批数字档案馆, 进一步使档案管理的方式、技术同整个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协调, 进一步扩大了为社会服务的范围, 提高了服务效率和水平。

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的结构大大突破了单纯接收党政机关档案的窠臼, 广泛收集、征集能满足公众多方面需求, 有助于人民群众维护权益, 解决疑难问题和追求文化情趣的档案资料, 如:房地产档案、婚姻档案、移民档案、知青档案、家谱、族谱档案、公证档案、书画艺术档案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等等, 使各级档案馆服务于社会公众的资源基础更加雄厚。

2. 服务功能向公共性方面拓展, 公共档案馆意识开始形成。多年

来, 各级档案馆不仅依法向社会开放档案, 而且以多种形式展开公共服务, 把公众引进档案馆, 把档案馆推向社会。如上海市档案馆专为青少年学生举办的《走进档案, 解读上海》暑期活动套餐及《从档案中发现上海》系列讲座;广东省档案馆实行的公共开放日活动;浙江一些县市推出的流动档案馆;深圳市档案馆的巡回档案图片展览等。近年来各地国家档案馆不仅力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而且已经从爱国主义教育扩展到社会教育, 许多省、市档案馆成为学生的校外课堂、实习基地等, 成为公众利用公共档案资源的场所。

与此同时, 建设公共档案馆的意识开始形成, 一些经济较发达和沿海开放省、市档案部门及档案专业高校组织了对公共档案馆的深入探讨, 有的甚至在法规建设上实现了突破。

3. 档案为公众服务的时限前移———政务信息公开。

按照常规各级机关的档案移交进档案馆后才能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档案形成满30年才能对社会开放。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健全, 社会公众知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档案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时限提前了。最早是深圳于2000年试行现行文件向社会提供利用, 后来全国普遍开展了非涉密现行文件公开查询服务。今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档案馆是当地政府信息查阅的场所, 并要求各级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从而使政府文件在尚未转化为档案之前, 就提前为公众服务, 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知情、议政、维权的条件和依据, 更好地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

4. 档案为公众服务的平台扩大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企业改革和新企业制度的运作, 使社会对档案服务的方式、方法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促使档案领域诞生了新的公众服务平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深圳市1998年就率先依托档案馆首创了档案寄存中心, 2000年又首创了文档资料服务中心;继而全国各地档案寄存中心、文档中心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上海等地还出现了与外资合作型的档案寄存中心。与此相伴随, 首先从沿海省市, 继而在各地产生了各种档案中介机构, 从而使国家档案机构可以将一些纯事务性业务剥离出来, 由中介机构承担, 其中相当多的中介机构还依托档案局馆扶持, 为公众提供档案业务的技术性服务, 大大拓展了档案公共服务的平台。

与此同时, 在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倡导下, 以沈阳、上海等城市为先行, 家庭档案、社区档案工作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使档案的社会公共服务深入到了社区民间。

5. 在大档案管理理念指导下, 以综合档案馆为主体的多类型档案集中管理的新机制开始萌生。

改革开放以来, 为满足公众对档案信息不断提升的需求, 适应整合城市档案资源, 提供综合性档案服务的需要, 在大档案管理理念指导下, 以综合档案馆为主体的多类型档案集中管理的新机制开始萌生。例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在全国首家建立了综合、城建、房产档案三档合一的档案馆新体制;深圳市、内蒙古赤峰市实行了城建档案馆与综合档案馆的合并;上海浦东新区将原综合档案馆、城建档案信息管理中心整合成新的综合档案馆;天津市建设了多元化档案结构的泰达档案馆;安徽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 试行了由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各种档案的模式。与此同时, 深圳和上海市闵行区进行了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档案中心筹建工作。这些举措的实施, 大大提升了档案馆整合城市档案资源, 为社会提供各类档案综合服务的能力。

三、“公共档案事业”管理体制的发展憧憬

我国公共档案事业今后的发展, 应该并可能在管理体制方面有较大的变革、进步,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公共档案馆机构及其功能的法律确认。

由于种种原因, 尽管各级国家档案馆的服务功能已经向公共性方面大大拓展, 但离成熟的公共档案馆还有距离。由于党政档案统一管理, 使得一个档案馆内大量的党内机密档案不具备公共性。同时由于立法不到位, 我国公共档案馆还不具备足够的社会认可度。但国家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应该并可以促其实现。

国家档案局近年来提出了“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 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 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造福民生。这一战略性的决策, 是进一步完善档案馆社会功能建设的巨大推动力, 是我国公共档案馆进一步走向成熟的大好机遇。当此之际, 政府应该明确向社会宣称自己所管辖的档案馆是公共档案馆。各级档案馆应以服务社会、造福民生的理念, 进一步充实反映普通平民活动, 适应社会公众需求的档案材料, 加强档案资源的多元化建设。进而建立公共档案部, 专门负责对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构建名副其实的公共档案馆。

重要的是国家应对公共档案馆的机构和职能予以法律确认。这一点深圳已经实现, 其它有些省市也开始在立法上取得了相应的进展, 相信国家也会尽快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2. 形成以公共档案馆为主体的多种模式档案中心并存的格局。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日益多元化, 社会呼唤档案资源的科学整合和大档案管理模式的创建。从各地整合档案资源, 改革档案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看, 今后将逐步形成以公共档案馆为主体的三种档案中心模式并存的格局:

(1) 完全集中管理模式。其特点是将一个区域内各机关、单位的所有档案全部集中到综合档案馆统一管理, 如安徽省一些县市。这种模式适合于小型城市。

(2) 部分集中管理模式。其特点是一个区域内只有若干专业部门的专门档案, 集中到综合档案馆统一管理, 其他部门的档案仍由各自管理。如广东顺德、深圳, 上海浦东新区, 内蒙赤峰等地将城建档案馆 (顺德还包括房产档案) 合并入综合档案馆。或将原来的专门档案馆以综合档案馆分馆、综合档案馆某专业档案管理中心的方式置于综合档案馆名下, 如安徽省的某些城市。这种模式比较灵活, 视实际需要和条件许可, 任何城市均可采用。

(3) 档案城模式。其特点是政府统一规划,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以综合档案馆为中心, 各专业部门的专门档案集中在该区域储存, 由各部门派专人管理, 并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行政监管。如上海市闵行区的档案中心和深圳市正在筹建的档案集中储存基地。这种模式较适合于大中城市。

在深圳市档案集中储存基地储存档案的包括市档案局、市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以及公共服务功能强、专业档案数量大的40余个市属单位, 其规模预定为10万平方米。该基地的名称初步定为:“深圳市档案中心”。深圳市档案中心的管理原则是:集中储存、分类管理、资源共享、行政监管。

集中储存指的是储存档案的范围———市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的全部档案;公共服务功能强、专业档案数量大的市属单位的专业档案以及各进驻单位的行政管理 (文书) 档案的电子版。汇总各进驻单位全部数字化档案信息, 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 进行资源整合, 实现资源共享。

分类管理指的是管理的方式———公共档案馆和各进驻单位的档案分别储存, 分类管理;公共档案馆由市编委按需要核定工作人员;各进驻单位的档案, 由各相关单位派人管理, 其行政和组织关系仍在原单位, 其业务运作统一由档案局监督、指导。

资源共享指的是服务机制, 主要表现为服务平台的分层实现———公共档案馆为中心服务平台, 按有关规定, 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并对有专业服务需求的用户进行分流、导引。各进驻单位为专业服务平台, 按相关行业规定, 在一定范围内提供社会服务。

行政监管指的是管理体制———档案局作为行政监督部门, 下设服务型管理机构, 统一监管和运作档案中心的各项事务。制订“档案中心”管理办法及有关业务规章制度, 对各部门档案管理的规范运作实施监督、指导;对中心的档案利用服务、档案技术服务、档案展览服务、后勤保障及系统正常运行和维护服务等方面进行管理、协调。

上述不同类型的档案中心是以大档案观念改革档案管理机制的具体方式, 各地必须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 采用或创造适用的模式, 切不可盲目套用某一种模式。

3. 文档一体管理的最终实现———建立统一监管文件与档案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