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判决书

合同纠纷判决书（精选8篇）

合同纠纷判决书 篇1

原告广西靖西县壮锦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小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彩旦，住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东笋路23号。

被告赵忠作，。

原告广西靖西县壮锦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赵忠作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瑞娟适用简易程序，于20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黄英钰担任记录。原告广西靖西县壮锦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彩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忠作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赵忠作于1月23日乔迁新居，在壮锦大酒店摆宴席38台，共计人民币13248元。经酒店的工作人员多次催收结账，但被告总采取无理由的推诿，形成欠款近两年一分未还。原告无奈之下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还清原告欠款本金13248元、利息1713元，合计14961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明，证实原告的诉讼主体身份情况;2、酒水单、菜单，证实被告欠款的事实。

被告赵忠作没有答辩，也未提供任何证据。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被告赵忠作于201月23日乔迁新居，在壮锦大酒店摆宴席38台，共计人民币13248元。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还清原告欠款本金13248元、利息1713元，合计14961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被告到原告经营的酒店摆宴席，原、被告之间形成了餐饮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在原告处设宴席38台的餐饮服务费共计人民币13248元，被告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应当履行支付原告餐饮服务费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1713元，利息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段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赵忠作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

一审诉讼期间的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视为对原告所起诉事实的默认，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赵忠作支付原告广西靖西县壮锦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餐饮服务费人民币13248元、利息1713元，合计14961元。

本案案件受理费86元，由被告赵忠作负担。

上述款项，限义务人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直接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数额视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数额确定，户名：待结算财政款项--法院诉讼费专户，账号：60510101200139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百色分行营业部)。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黄瑞娟

二O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合同纠纷判决书 篇2

无独有偶, 2008年11月, 江苏储户王先生同样因为账户余额遭人异地冒领起诉当事银行。但江苏宿迁市中院对此案开庭二审后却认为, 双方责任“四六开”, 王先生对自己存折密码保管不善, 应承担次要责任;银行未能证明已尽到全部的专业审查义务, 应承担主要责任。

案情相似何以判决不同?孰是孰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就这一案情接受媒体采访。

洪道德:案情是很相似的, 存折也好, 卡也好, 都是假的, 但是输入的密码和真正的存款人预留的密码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 存在的不同的判决主要是来源于双方对法律关于储户和银行之间应该承担的义务理解的先后顺序上不一样。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他们双方签订的储蓄的合同来看, 银行识别真假存折存卡负有100%的全部的彻底的责任。换句话说, 银行首先承担一个对存折或者存卡是否是真的这一点审查的义务, 也就是说银行如果在假卡、假存折面前不能够识别的话, 仅此一点它就要负全部的责任。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取款是先要向银行方面提供存折或者是存卡以后, 在银行通过了对存折存卡的审查以后才由储户输入存折或者是存卡的密码, 密码在后, 存折在先, 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责任要大家来分担的问题, 就是说前面如果挡住了, 根本就没有后面的事。

在江苏宿迁王先生的纠纷当中, 当地法院二审认为, 存款密码只有本人知道, 即便是开户行操作人员, 也无法通过计算机调取他的密码, 因此, 王先生对密码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正是因为他的不小心, 才使密码被他人知晓。王先生违反储蓄合同的保密约定, 对存款被冒领具有一定过失,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但是, 洪道德教授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洪道德:储户本身并不承担证明自己的密码有没有泄漏, 以及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下泄漏。比如说是故意泄漏, 还是过失被别人知道了, 还是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过错。这个证明责任应该是采取倒置原则, 应该由银行方面来承担。

换句话说, 银行方面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密码是储户个人由于故意或者过失, 导致了密码泄漏被别人所掌握。如果银行方面拿不出这样的根据来证明密码就是储户故意泄漏的, 或者储户在密码被别人获取这个事实上面有过失的责任, 那么我们只能推定, 储户在密码被别人知晓这个问题上面并无过错。

宿迁当事银行在上诉理由当中提到, 判决具有导向性, 如果按银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判决执行, 储户泄露密码而不担责任, 容易诱发金融诈骗等针对银行的犯罪。洪道德教授认为, 银行所担忧的这种情况客观上并不存在, 因为如果要判决银行负全部责任, 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依法判决一起翁媳遗产纠纷 篇3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刘军诉称，2006年10月，儿子刘波不幸因工伤亡，遗留下婚前单位房改的住房一套，以及因工死亡一次性给予的困难补助费、抚恤金、公积金及社保金，共计约38万元。在与儿媳分割儿子的遗产时，未能达成协议而诉至西湖区人民法院并申请：自己年纪大了，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在判处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儿媳程维维则说，公公刘军在上世纪80年代曾离家出走，对刘波有遗弃行为，没有尽到抚养义务，而且现在还在赣州开店，又享受抚恤保障，生活上没有特殊困难。反观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没有工作，女儿刘惠（4岁）是学龄前儿童，现在年幼，又患有川崎病，很难治愈，治疗需要花很高的费用。请法院予以考虑。

经法院审理认为，刘军夫妇作为父母，享有对儿子的遗产继承权。同时，刘惠年幼且所患的川崎病仍需继续治疗；程维维确实无固定职业，收入不稳定。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和各继承人的实际情况，作出以下判决：刘波的遗产由刘惠继承二分之一；其余遗产由刘军夫妇与程维维共同继承，即各得全部遗产的六分之一。

江西国威律师事务所徐硕友、雷志强律师点评：

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对于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判决书 篇4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商初字第3号

原告（反诉被告）：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昌县城关镇横街33号。

法定代表人：金云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斌、姚毅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仙居县南峰街道环城南路（财政大楼）。

法定代表人：陈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江波，男，1970年4月3日出生，该公司办公室职员。

委托代理人：毛侃，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公司）为与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浙江省仙居县资产经营公司，2009年9月15日经仙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仙居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0年3月10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于2010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金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斌、姚毅琳，被告（原审原告）仙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健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江波、毛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昌公司诉称：2000年6月15日，金昌公司与仙居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仙居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医药）的570.076万股，占浙江医药总股本的2.47％，全部转让给金昌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1468.14万元，同时协议还约定，仙居公司在转让股权的同时将其拥有的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益一并转让继受。协议签署后，金昌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给仙居公司，仙居公司也将基于浙江医药股权而拥有的收益权、董事及监事推荐权、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授予金昌公司，并承诺不再将上述权利授予其他任何主体。但仙居公司在收取股权转让款后一直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即股权过户。由于仙居公司自始未向主管机关提交股权转让审批所需材料，导致金昌公司股东权益始终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仙居公司的不作为行为不仅使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至今未能实现，也使诚信守约的金昌公司蒙受重大经济损失。金昌公司于2007年12月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请求判令仙居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过户义务，将全部股权过户至金昌公司，并办理完成股权转让过程中约定的所有义务。经杭州仲裁委员会审理，于2008年8月5日作出（2007）杭仲裁字第411号裁决书，裁决仙居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但上述裁决生效后，仙居公司一直未予履行。2009年7月14日，金昌公司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赔偿的请求重新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后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金昌公司与仙居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仲裁程序终止。由于仙居公司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金昌公司的股东利益，造成金昌公司重大经济损失。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仙居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2.判令仙居公司赔偿金昌公司损失315674180元；3.由金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金昌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

一、工商证明，证明金昌公司与浙江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系同一公司；

证据

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仲确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证据

三、杭州仲裁委员会（2009）杭仲决字第232号决定书，证据二-三证明金昌公司、仙居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之仲裁协议无效，仲裁程序已经终止；

证据

四、股权转让协议，证明金昌公司、仙居公司双方权利义务受此协议约束，本案仙居公司未依约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户工作； 证据

五、关于行使浙江医药11.47％股权的协议书，证明仙居公司负有股权过户之义务，同时仙居公司将浙江医药股份的相关股东权利亦已委托金昌公司行使至今；

证据

六、付款凭证，证明仙居公司早已收取金昌公司所支付的合同项下全部股权转让款；

证据

七、承诺书，证据

八、授权委托书，证据

九、分红凭证，证据七-九证明仙居公司已将基于浙江医药股权而拥有的收益权、董事及监事推荐权、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授予金昌公司，金昌公司实际行使浙江医药股东的权利和权益；

证据

十、杭州仲裁委员会（2007）杭仲裁字第411号裁决书，证明仙居公司一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之内容，截止目前仍未能办理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证据

十一、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2007）杭仲裁字第411号裁决书生效后，金昌公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仙居公司仍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

被告仙居公司答辩称：

一、杭州仲裁委员会对相关纠纷已于2008年8月5日作出裁决，金昌公司就同一纠纷再次提起诉讼于法无据。

二、股权转让协议系草签协议，是意向性协议，且未获审批生效，不能作为双方权利义务之依据。

三、根据我国国有资产、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法定生效条件的合同，由于法定生效条件并未成就，故合同没有成立。无论合同是否成立或者合同是否生效，本案均属缔约纠纷，而非履约纠纷。

四、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迄今未生效，系因政策调整因素而非可归责于仙居公司的事由造成，仙居公司不存在缔约过失责任或违约责任，金昌公司主张违约赔偿没有依据。

五、金昌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计算不合理。

六、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生效，且已无法生效履行，金昌公司按照协议已履行的情况计算可得利益主张违约损失，显然不合理。

七、金昌公司要求判令仙居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系滥用诉权。2010年4月15日，仙居公司已将股权转让款全额汇入金昌公司账户，4月19日，金昌公司却全额退回。综上，金昌公司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仙居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

一、仙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变更登记情况表，证据

二、浙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浙国资企（1997）75号•关于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证据

三、仙居公司与金昌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一-三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系草签协议，尚不能作为股权转让的依据；按照协议约定的生效先决条件和法律适用原则，该协议未生效，不能对双方权利义务形成有效约束，也不构成违约责任；而协议未生效，造成股权不能过户，系因法律和政策障碍，非仙居公司过错；

证据

四、关于行使浙江医药11.47％股权的协议书，证明行使股权协议书系股权转让协议的从属协议；

证据

五、杭州仲裁委员会（2007）杭仲裁字第411号裁决书，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已由生效裁判文书确认；

证据

六、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仲确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行使股权协议书是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属于附属协议；

证据

七、关于股权出让及仙居新公司设立的合作意向书，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和行使股权协议书实际上是受让方为规避要约收购之法律规定而要求进行的设臵，金昌公司作为受让方在股权转让协议订立、报批的过程中均处于协助办理的地位，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生效及履行存在的潜在法律风险应有共同的认识，现金昌公司起诉推卸自身责任，要求仙居公司承担所谓的不履行申报义务造成其巨额损失，系不尊重事实，其诉请不合法、也不合理。且证据七的证明内容与证据八、九相互印证；

证据

八、关于金昌公司持有浙江医药股权有关事项的说明，证据

九、关于仙居公司向金昌公司转让浙江医药股权后续事宜之建议方案，证据八-九证明浙江医药证实本案涉讼的股权转让是受让方为规避要约收购的规制而由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联手金昌公司共同收购仙居公司所持浙江医药11.47％的股权，其中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收购9％，金昌公司收购2.47％，故股权转让包括前臵审批，均由受让方主导和推动，仙居公司只是协助办理。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各方已上报审批材料，但因财政部审批停止等事由导致股权转让未获批准。可见，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及不能履行非仙居公司的过错及主观意愿造成。证据八、九中，关于委托行使股权的表述，与事实存在出入，受托人系张国均是浙江医药的员工，从受托人的身份也可看出浙江医药与金昌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证据

十、金昌公司致仙居公司的函及仙居公司的汇款凭证、金昌公司的退款凭证，证明仙居公司已全额返还金昌公司支付的所谓股权转让款；

证据

十一、仙居公司与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报批材料目录，证明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方在报批过程中的应尽义务，对此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亦有明确界定。

反诉原告仙居公司反诉称：2000年6月15日，仙居公司、金昌公司草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仙居公司向金昌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浙江医药570.076万股股份，占浙江医药总股本的2.47％。同时，协议第2.3条约定，该协议经财政部批准后，再由双方正式签署生效。但其后因国家政策调整，股权转让未获批准，该协议未经正式签署生效。协议草签后，金昌公司收取浙江医药2005股权股利287410.53元。基于双方草签的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金昌公司取得浙江医药股权股利无法律依据，应返还仙居公司。请求：1.判令金昌公司归还仙居公司股权红利人民币287410.53元，并计付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暂算至起诉之日两项合计人民币325352.74元；2.由金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反诉原告仙居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浙江医药电汇凭证，证明金昌公司收取仙居公司名下股利287410.53元。

反诉被告金昌公司答辩称：仙居公司红利款的请求反映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实际履行，股权红利款的支付是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及义务，进一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仙居公司的反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原告金昌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仙居公司经质证认为，对十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一，对三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但该证据反映出金昌公司系社会法人公司，此系涉讼之股权转让协议未获审批、生效及履行的根本原因；证据二、三，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2007）杭仲裁字第411号裁决书是基于无效仲裁协议作出，依法可撤销，但双方均未申请撤销，该裁决书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之效力认定，仍具有拘束力。金昌公司未穷尽仲裁裁决书下的救济手段，即提起本案诉讼，有滥用诉权之嫌；证据四，股权转让协议系草签合同，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该协议未生效，不能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形成有效约束，而协议未生效即股权不能过户，系因法律和政策障碍造成，非仙居公司过错造成，该证据不能证明金昌公司的证明目的； 证据五，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该股权行使协议书依附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相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内容上的补充性，合同目的上具有从属性。该股权行使协议书约定在国有股权转让经依法审批前即实际转让国有资产相关权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应属无效合同。该协议不能证明协议的履行情况，仅能证明双方的约定；证据六，付款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且仙居公司已将该款全额归还金昌公司；证据七，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承诺书项下反映的相关授权、授意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承诺书亦体现涉讼股权相关的申报事宜由金昌公司主办，仙居公司仅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审批事宜亦如此； 证据八，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授权委托书项下的授权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应属无效，受托人张国均等并非仙居公司员工，其系浙江医药的高管，受托人身份亦可间接说明本案涉讼之股权转让与新昌国有工业总公司受让的9％股权有密切关联，本案涉讼股权转让系因受让方要求，基于受让方的利益作出，受让方在转让过程中是主导方，应承担申报的主要义务。授权委托书亦说明在订立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后，仙居公司有履约诚意，协议未能生效、履行非仙居公司主观愿望；证据九，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金昌公司取得分红无合法依据，仙居公司已反诉要求返还，分红凭证本身亦证明金昌公司显然怠于行使其所谓的股东权利； 证据十，该裁决书依法可撤销，按裁决书内容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金昌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十一，申请书本身不能证明金昌公司是否提出申请，事实上，金昌公司并未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金昌公司拟提出强制申请，但未穷尽本案项下救济手段，提起本案诉讼系滥用诉权。

对被告仙居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金昌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性，仙居公司系国有法人股东并非国家股东；证据三，双方对股权转让的内容、价款、支付方式、各方权利义务等均达成一致，该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并非草签协议，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国有法人股的持有单位负有向相关权力部门申报股权过户的报批义务，由于仙居公司不作为行为，即没有履行报批义务，导致股权转让协议至今未获权力部门的批准，仙居公司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即便如仙居公司所述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生效，没有生效的原因也是因仙居公司恶意拖延报批时间，即不作为行为导致；证据四，是股权转让协议的从属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该协议有关基于股权转让而产生的董事委派权、分红权以及股东大会参与的表决权均已实际履行，该协议事实上对双方已具有约束力，并非无效合同；证据五，该裁决书已经明确，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如主管部门批准，协议就会生效，但无论协议批准与否，都必须以当事人提交相关材料为前提。仙居公司并未履行法定及约定的报批义务，其不作为行为阻碍了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的成就；证据六，裁定书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了确认，并没有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作出判断；证据七，金昌公司并非该意向书的当事人，该意向书也反映不出有规避要约收购法律规定的嫌疑，如有规避嫌疑，其责任也应由仙居公司承担，与金昌公司无关；证据八，经与原件核对真实性无异议，浙江医药并非司法、行政机关，其不能判断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的原因，且说明中也明确仙居公司一直未向有关管理部门申报，致始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证据九，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辨别；证据十，仙居公司占有金昌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长达十年，并将该笔款项用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且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仙居公司从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仙居公司不履行股权报批、过户义务，迫于金昌公司的起诉，仙居公司仅将股权转让款本金返还给金昌公司，这种严重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金昌公司不接受；证据十一，仙居公司与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的股权转让系国有企业之间的股权变更，与本案股权转让性质不同。上述材料也能够进一步反映，仙居公司作为国有法人股持有单位应就股权转让事宜先行向有关部门进行书面请示方能进入实质性审批阶段，且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仙居公司负有报批义务。

对反诉原告仙居公司提交的证据，反诉被告金昌公司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关联性看，可以反映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已实际按照协议履行，金昌公司基于浙江医药股权享有分红权，表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除仙居公司提交的证据九系复印件，金昌公司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外，对各方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且仙居公司已当庭表示对证据九不作主张，故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均可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仙居公司还向本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经审批生效的直接事由是，财政部因国有法人股减持政策调整而停止此类股权转让审批事宜，该客观事实对于厘清仙居公司责任至关重要，是本案关键事实。因停止审批的情况系由审批机关内部掌握并未向社会公布正式文件，仙居公司客观上无法取得，故申请本院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局调查取证。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约定了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批准生效要件，应该预知不能批准的风险，因此，本案即使如仙居公司主张的审批机关出台了相关文件停止对相关股权转让事宜的审批，并不能改变仙居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完成相关股权转让审批事项的事实。另外，如果仙居公司主张的审批机关出台的相关文件是公开的正式文件，则不需要法院依职权调取；如果仙居公司主张的审批机关出台的相关文件是内部文件，则不宜作为确定本案当事人责任的相关依据。因此，仙居公司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00年6月15日，仙居公司与金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股权转让内容，仙居公司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浙江医药570.076万股股权，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2.47％，全部转让给金昌公司。仙居公司向金昌公司转让股权的同时将其拥有的根据•公司法‣及•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益将一并转让继受，包括但不限于推荐董事的权利；价款及支付方式，以目标公司经审计并按照证券管理部门规定后的1999年底每股净资产值2.44元为基础，按照每股2.53元，计1442.3万元，加上2000年1月1日至6月25日的清算收益25.84万元，共1468.14万元的转让价格进行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在协议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金昌公司应将上述股权转让款项汇至仙居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股权转让的授权与批准，此次仙居公司向金昌公司转让目标公司2.47％发起人国有法人股，尚待报告浙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并待取得国家财政部的批准。本协议经上述机关批准而由双方正式签署后二日内，双方及目标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即至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协议项下转让股权的登记过户手续；违约责任，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情形外，任何一方出现违反上述条款的行为，致始协议无法履行时，必须向另一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总金额的10％的违约金；终止，在各方未获得协议所述的生效的先决条件，或协议签署后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前，适用的法律、法规出现新的规定或变化，从而使本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法规不符，并且各方无法根据新的法律、法规就本协议的修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时，经各方书面同意后可解除协议；争议解决，本协议下发生的任何纠纷，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各方应将争议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附则，各方同意本协议替代所有原先各方的口头承诺而成为一份完整反映各方共识的协议，本协议须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获得批准后生效等。

同日，仙居公司、金昌公司与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三方签订关于行使浙江医药11.47％股权的协议书，约定：仙居公司依法将拥有浙江医药11.47％股权的9％行使权利授予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2.47％授予金昌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仙居公司将基于其股权而拥有的收益权、董事及监事推荐权、在股东大会上表决权各授予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和金昌公司，并在必要时根据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金昌公司要求出具单项的授权委托书，仙居公司承诺不再将上述权利授予其他任何主体。仙居公司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法人内部行动，以批准本协议下的股权行使及批准和授权一代表签署交付本协议，仙居公司保证将其拥有的股权按照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给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和金昌公司，仙居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促使标的公司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及履行一切必需的程序，提供所有相关资料，以便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获得本协议项下转让的股权，并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之一。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一条款或不及时、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担的义务即构成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纠正该等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损失。如因本协议下的或有关本协议的任何争议，或对本协议的解释而产生争议，三方同意应尽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等争议。如在一方就该争议书面通知另两方后的三十天内三方仍不能满意地解决争议时，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判。

上述协议签署后，金昌公司于2000年6月21日向仙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至今未办理。2006年8月31日，仙居公司书面通知浙江医药，要求将该公司2005红利款计287410.53元划入金昌公司账户，同年9月6日，浙江医药将上述红利款支付金昌公司。

2007年12月4日，金昌公司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仙居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过户义务，将全部股权过户至金昌公司名下，并办理完成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约定的所有义务。2008年8月5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07）杭仲裁字第411号裁决书，裁决：仙居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2009年7月14日，金昌公司又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解除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由仙居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及赔偿损失2.42亿元。同年8月12日，仙居公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请求确认仙居公司与金昌公司于2000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仲裁协议无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仙居公司与金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同日由仙居公司、金昌公司与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三方签订的关于行使浙江医药11.47％股权的协议书，不仅在内容上相关联，也存在内容重合之处，两协议无法割裂。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发生争议“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关于行使浙江医药11.47％股权的协议书则约定“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判”，上述两份协议关于股权转让争议裁决机构的约定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9月15日作出（2009）浙杭仲确字第6号民事裁定：确认仙居公司与金昌公司于2000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之仲裁协议无效。2010年3月1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09）杭州仲决字第232号决定书，决定：仲裁程序终止。

2010年4月15日，仙居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全额汇入金昌公司账户。4月19日，金昌公司将款项全额退回。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金昌公司已向仙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等基本事实不持异议。本案争议在于，在杭州仲裁委员会对相关纠纷已作出仲裁情形下，金昌公司能否再提起本案诉讼；仙居公司与金昌公司于2000年6月1

516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金昌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有无依据；仙居公司的反诉请求能否成立。

一、关于金昌公司能否提起本案诉讼问题。

在本案诉讼前，金昌公司曾先后于2007年12月4日、2009年7月14日两次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虽然涉及两次仲裁是否属于同一纠纷，以及在仲裁机构作出仙居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的裁决后，金昌公司能否再提起本案诉讼，当事人存在争议，但基于诉讼中当事人均认可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上述裁决无法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并结合仙居公司提出反诉的行为，故本案由本院受理，并无不当。

二、关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律效力的相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本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看，对股权转让的内容、价款、支付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均作了明确约定，协议落款处由双方当事人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故双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已协商一致，且意思表示真实，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仙居公司辩称的股权转让协议系草签协议、仅有双方意向性约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中涉及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持有的股份，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国发„2001‟22号•国务院关于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本办法实施后，上市公司国有股协议转让，包括非发起人国有股协议转让，由财政部审核等。国资企发„1994‟81号•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转让国家股权须遵从国家有关转让国家股的规定，由国家股持股单位提出申请，说明转让目的、转让收入的投向、转让数额、转让对象、转让方式和条件、转让定价、转让时间以及其他具体安排；第三款规定，转让国家股权的申请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省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国资企发„1996‟58号•关于规范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国有股股东和作为发起人的国有法人股股东转让其拥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不包括向外商转让股权）时，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逐级审核（中央企业由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或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以上批准文件是国家证券监管部门批准股东过户的必备文件。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等规定，涉及国有股权转让必需经有权机关批准才能生效。同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本协议须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后生效，该约定亦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由于本案仙居公司所转让的股份为上市公司国有股，依照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该转让合同必须经有权机关批准才能生效。但根据本案事实，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至今仍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结合金昌公司本诉并不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以及仙居公司反诉要求金昌公司返还股权红利的行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认定未生效。金昌公司提出的解除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金昌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问题。

对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争议在于造成股权转让协议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原因何在。从股权转让协议及关于行使浙江医药11.47％股权的协议书的内容看，对具体由哪一方申请办理股权转让批准手续并未作出约定。根据国资企发„1994‟81号•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转让国家股权须遵从国家有关转让国家股的规定，由国家股持股单位提出申请等。因此，本案应确认仙居公司为申请办理股权转让批准手续的义务方。仙居公司辩称双方约定由金昌公司主导股权转让报批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仙居公司辩称本案系因政策调整导致股权转让不能获批的理由，因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履行相应的申请批准手续，申请是前提，在未申请的情形下根本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协议能否获得批准，故仙居公司该主张亦缺乏证据佐证。由于仙居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办理申请批准手续，故对由此造成的损失仙居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就合同的附随义务而言，金昌公司亦负有协作履行义务。而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金昌公司亦已履行相应的协作义务，诸如督促仙居公司积极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等，故金昌公司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基于金昌公司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成立，据此，金昌公司要求仙居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涉及金昌公司主张的损失问题。金昌公司主张由仙居公司赔偿其损失共计315674180元，从金昌公司提出的计算依据看，该损失系以金昌公司于2010年3月10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按照浙江医药在此日前20天交易日的平均价格即每股32.95元，乘以目前涉案股权数量即9580400股。综合本案事实，考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有关背景、造成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的原因、相关公司发展现状以及涉案股权市值的变化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仙居公司赔偿金昌公司损失计5000万元。

四、关于仙居公司的反诉请求能否成立。

鉴于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予解除，故仙居公司反诉要求金昌公司返还其所支付的股权红利款287410.53元并支付利息，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00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返还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468.14万元；

三、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赔偿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损失5000万元；

四、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返还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87410.53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自2006年9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上述款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逾期未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驳回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93578元，由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422606元，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担 27097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090元，由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696668元，款汇最高人民法院（中央财政汇缴专户），账号：1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崇文区支行前门分理处。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审 判 长 章 恒 筑

审 判 员 徐 向 红 代理审判员 孙 光 洁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吕

返还原物纠纷判决书 篇5

原告吴XXX，男，1988年11月18日出生。

被告武XXXX，男，1975年4月14日出生。

原告吴XXXX与被告武XXXX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同日作出受理决定，并将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送达被告。依法由审判员张XXXX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XXXXX、被告武XXX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1月23日，被告因与案外人赵XXXX借款纠纷，将其拥有的牌号为豫UXXXX的小型轿车扣押，拒不返还。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其车辆。

被告辩称：是原告和案外人赵XXXX一起向其借的钱，由于该款未还，赵XXXX把车放其处。现在车在哪其不知道。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机动车行驶证一份，证明豫UXXXX牌号的小轿车是其所有。2、录音证据一份，证明被告认可将其车辆扣押。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原告在套其话。

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虽有异议，但该证据系河南省济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放的机动车行驶证，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3年11月23日，被告称与案外人赵XXXX、原告存在借款纠纷，将原告所有的牌号为豫UXXXX的小型轿车扣押，至今未予返还。

本院认为：豫UXXXX牌号的`小型轿车系原告所有，有原告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为证，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将原告的豫UXXXX牌号的小型轿车扣押，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车辆，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与案外人赵XXXX共同向其借款未还，其才将原告的车辆扣押，因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向其借款的事实，故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武XXXX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吴XXXX牌号为豫UXXXX号的小型轿车一辆。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被告负担，暂由原告垫付，待执行中一并结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七份，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XXXX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合同纠纷判决书 篇6

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泌民初字第01936号

原告李富义，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钟启，河南盘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超，男，汉族。

原告李富义与被告杨超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马富周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钟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富义诉称，2013年原告在被告开设的矿厂上务工，应得工资款15000元。2013年9月17日被告杨超及其合伙人李达兴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条，但至今却不支付工资。万般无奈下具文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50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超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副本、本院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后，在法定期间内未提交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原告在被告开设的矿厂上务工，应得工资款15000元。被告杨超给原告出具了一份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到工程款（工人工资）壹万伍仟元整（15000.00）杨超.2013年9月17日”。原告李富义多次向被告杨超追要，但被告拒不支付，为此原告李富义起诉来院。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书证及有关证据在卷佐证，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李富义为被告杨超所开设的矿厂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经查被告杨超欠原告李富义工资款15000元的事实清楚，被告杨超应承担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因此，原告杨超请求被告支付劳务报酬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杨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富义劳务报酬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马富周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兴淼

合同纠纷判决书 篇7

金绍达:登记行为被人民法院撤销以后,登记机构毋须再做出撤销登记的决定,也不能应周某的要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理由如下:

第一,某一行政行为通过司法程序被撤销以后,这一行为就不再成立,所以登记机构毋须也不能再作出撤销登记的决定。登记机构应当依据法院的这一判决将李某的登记事项从登记簿中删除,李某的房屋权属证书如无法收回,登记机构可公告作废。

第二,行政诉讼的标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会通过行政审判确认某一房屋的权利归属。因此, 本例中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撤销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而《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房屋权利归属或者权利内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的”, 登记机构可以按照法律文书办理相应的登记。这一规定的前提是法律文书确定房屋权利的归属。因此,本例不能适用这一条规定,不能直接凭该判决书将房屋所有权登记为周某所有。

在某些情况下,登记机构可以凭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办理转移登记,如:人民法院判决登记机构作出转移登记这一行政行为。

第三,违法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除登记机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外,相当于未发生过一样。李某虽然申请并取得了登记,但在这一登记行为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就等于没有登记,而转移登记时,出让方应当办理过权属登记并持有合法的所有权证。李某的房屋所有权证无论是否由登记机构收回,都已丧失效力。《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依据《物权法》的规定,确定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不得办理房屋的其他登记”的原则,《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有类似的表述,所以登记机构不能为周某办理转移登记。

合同纠纷判决书 篇8

判决书上网的最初动议,来自于判决后引起的上访。张立勇上任一年后,河南省赴最高院上访率前三跌至全国第八

河南省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清亮这几天有点窝火。他代理的一起案件的判决书上了网,但该判决书不仅把自己当事人的名字写错了,也把自己所在律所的名称写错了。

这是王清亮第一个判决书上网的案子。该省从2008年10月份开始试行判决书上网,在王清亮看来,这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问题依然很多。

2009年10月9日,河南省高院发布《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管理办法》,取代半年前的试行文件,力图解决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各级法院博弈上网率

判决书上网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对判决书上网标准的把握问题。“有些人对哪些判决书需要上网还把握不准,”河南省高院研究室主任李剑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此前的试行文件中,对判决书上网有两个例外规定:一是法定情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不上网”。二是两种特殊情况。一种是“敏感性、群体性案件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案件的裁判文书,主管副庭长认为有必要推迟上网公布的,经主管副院长审批,可以推迟上网”;另一种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明确要求不上网公布其裁判文书,确有正当理由的,由承办人呈报主管副院长审核批准,经主管副院长审核,可以不上网”。

“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其尺度的把握决定了上网率的高低,”河南省某基层法院法官胡敬文分析。他说,从利我的角度考虑,除了少数改革的力推者,大多数法院和法官都会下意识地对这一标准作扩大化解释,河南省高院和各中院、基层法院的博弈在所难免。

胡敬文说,规避判决书上网的路径主要有二:一是扩大对敏感性案件的解释,二是与当事人协商,由后者提出不上网的申请。

在河南省某中院,记者看到了该院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的上网月报。月报中,在不上网的原因一栏,这两个理由占据了大部分比例。该中院所属各基层法院的上网月报,也显示出类似的特点。

胡敬文说,对于敏感性案件的认定,有时要兼顾相关方面的感受,河南省高院很难搞一言堂。而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较之前一种做法,既避免了可能的争议,又显得冠冕堂皇。

河南省高院对此心知肚明。在近期召开的有关判决书上网的研讨会上,该院政治部主任袁永新在列举判决书上网遇到的问题时说:“有的法官怕当事人上访、怕文书质量出问题,态度不积极,还有法官甚至直接动员当事人‘要求文书不上网。”该院研究室主任李剑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别人上网率高,就你特殊情况多,那肯定是把关不严。”

从制度设计上看,判决书上网的决定权,在作出判决的法院:上网的决定权在主管副庭长(中院和基层法院则多由庭长把关),不上网的决定权则在主管副院长。“这一设计的本意,就是通过提高审批的级别,对不上网严格把关。”李剑非说。

但在河南省政协委员、省高院监督员张树才看来,不管是审判员,还是副庭长,还是主管副院长,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文提到的中院及下辖各基层法院的月报,都呈现出明显的先抑后扬的特点:开始上网率偏低,后来逐步提升。张树才说,前者反映了各法院的自觉行为,后者则反映出河南省高院的强势介入。

河南省高院介入的方式,是上网率与各中院和基层法院的绩效考核挂钩。河南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办每个月要对各中院和各基层法院的上网率进行统计,排名靠后者通报批评,并扣掉考评分。若该上网的没上网,一旦发现,也“狠扣”考评分。

郑州市中院研究室副主任朱世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判决书上网在考评中所占分值约有20分,约占考评总分的十分之一。

在河南省高院的强力介入下,河南省各中院和基层法院的上网率逐渐上升。郑州市中院的上网月报显示,近两个月,一些业务庭室的上网率已经达到90%。

但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树才说,河南省高院领导与中院和基层法院之间的博弈,还会持续。“在人、财、物上都不受高院约束的各中院和基层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理由听从高院的调遣。”

上网与调解的纠葛

判决书上网的强势推行,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为了规避上网,有些法官将重点转向了调解。

李剑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判决书上网之初,调解书本在上网之列。“后来发现不妥。因为调解是对自己权利的让渡,很多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另外,也容易引起效仿。”与调解书一起从网上被拿掉的,还有裁定。原因是“裁定都是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法官这一下意识的转向,却与河南省高院的改革思路不谋而合。2008年1月份,原任咸阳市委书记的张立勇转任河南省高院院长后,开始了很多改革,包括奥运前夕的5次大接访,推广马锡武审判模式,成立社会法庭,以及将今年定为河南省法院的“调解年”等。改革中“重调解”的思路清晰可见。

但这一转向也产生了一个问题。据胡敬文透露,各个法院的调解任务本已很重,这一挤压,压力更大了。

他说,自己所在的法庭一年审理300个案子,最终判下的只有10来个,调解率高达90%多,但在全县的排名仍然不高。他说,调解的任务经过层层加码后,到了最下层,几乎已不堪承受。

胡敬文说,过于重视调解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法院对调解的过度重视,正在培养出一大批讨价还价的当事人。”他说自己做这些事情时权谋用尽,有时还低三下四,全然没有了法官应有的尊严。

胡敬文担心,过于重视调解,可能会最终扼杀调解:“按照现在的架势,再过3年,可能就调解不动了。”

他说,以现在的压力和风险权衡,他现在宁愿上网,也不愿陷入无休止的调解中。

与此同时,在试行了1年后,判决书上网并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很多风险。李剑非说:“刚开始有顾虑,担心网上会不会有谩骂呀。现在看来,效果非常好,无理取闹的比例非常低,这有点出乎意料。”

律师王清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上网之前相比,现在的判决书“最主要体现在说理部分,比以前更有说服力了”。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史艺娜说,现在她作出一个判决后,并不急着发出去,而是先放两天,沉淀沉淀,看能不能再做一些改善,再发出去。

但瑕疵依然很多。与判决书的公开相配套,河南高院开通了一个对判决书进行评价的平台——“网评法院”。《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今年9月24日到10月24日的跟帖进行统计,发现有9个判决书被挑出了问题,除了字句上的错误外,也有适用法律的问题。

河南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评法院”现在是“三级网站,一个口袋”,判决书在各自的网站上公布,对其评论则统一到省高院。他说,考虑到格式不对、社会影响等因素,现在发布的帖子只占来帖的十分之一。

“非典型院长”

判决书上网能有今天,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树才认为,张立勇的强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郑州中原区法院研究室主任曹媛媛说:“如果高院不强硬,这个事就会流于形式。”其“强硬”所指,就是张立勇。

“他(张立勇)是一个说了就要落实的人,”河南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说。去年5月份,张立勇开始对媒体谈及判决书上网,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立即着手与中国法院网联系网络空间。“他要的是结果。没有结果,就拿你是问。”

判决书上网的最初动议,河南省高院研究室主任李剑非说,来自于去年大接访中发现的很多问题。“有的人拿着判决书来上访,判决书上错误百出。”

涉法涉诉上访一直是河南省法院系统的现实压力。在张立勇来河南之前,该省赴最高法院上访率多年来高居全国三甲。

就任河南高院院长后,张立勇说自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法院做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群众还是不满意?”他给自己的答案是公开不够。“公开是一种态度,老百姓有时候要的就是个态度。”

这一体会,他早在咸阳做市长时就有。2004年,群众上访两次堵住咸阳市政府的大门,他不得不从密道偷偷溜走。这种仓皇出逃的感觉让他非常郁闷。“从这个小过道溜出去,实在不像一位市长的样子。”

后来,他有机会与访民面对面接触。发现此前的担心纯粹多余,“看到市长走出来与大家见面,上访者的气就已经消了大半。”上述两种经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人们找市长,并不是要他包办一切,人们要的是一种态度。”他从此不走密道,“要堂堂正正地走大门。”当了咸阳市委书记后,他要求市委9名常委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都要在媒体上公布。

也有人对张立勇“把本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省高院与地方法院之间的关系,搞成了纯粹的上下级关系”不满意。“奥运之前,他说周末要加班,全省的法院都要去加班。”一位中级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此不无抱怨。

张树才却感觉张立勇与一般的官员不同,“一般的官员都很低调,张却是一个积极作为的人,他也敢于为此承担责任。”

张树才说,对于法院的改革,张立勇其实有一套系统的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在于真正地解决纠纷。”

“要解决纠纷,就得知道纠纷的‘结在哪儿,”张树才说,在这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结多在利益,而中国人的‘结除了利益,情感也占据很大比例,特别在农村,有些人打官司就是为了出一口气。”

“这就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心中的‘理,与以理性人为假设的法律的‘理存在差异。张立勇倡导的马锡武审判方式,就是试图将法律上的‘理与老百姓观念中的‘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