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对象（精选12篇）
1、形式主义：工作疲沓，落实不力，以经常开会为由，在工作上未尽全力。例如你今天在政府开会,明天在政协开会,后天在县委开会,而昨天确实是在人大开会。并且你在开会时又不接听电话,我们找你汇报工作都无法,更不要说很多工作要等你安排后才好落实。
2、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要到上面跑项目为由，下乡调研、解决问题的时间偏少。与职工交心谈心少.例如你今天才从毕节回来,明天又去贵阳了,有时还要去北京。一个星期一趟毕节一趟责阳时间就没有了。你刚来发改局时还款天阔地的说要一星期召开一次班子成员会，一个月召开一次干部职工会。而实际上是一个月我们都很难见到你，更不要说一般职工了。你来了两三年了，单位职工的名字你能背全吗？
3、享乐主义：思想空虚，不求上进，认为自己年纪大，当正科级的时间长，安安心心等到改非或退休，缺乏上进心。例如有招考正处或副处级职位时，我们建议你报名时你说“报毬不起，反正老都老毬了”。你还说“如果想争取副县级的话早在好多年前就可以得到了”。你说你是不是不求上进? 批评对象：xxxx
1、形式主义：工作拖拉。例如你作为常务副局长，徐局长又经常不在单位，徐局长不在单位时你应该相当于主持工作才对，而你只注重自己分管的事情，我们向你汇报工作要求决择时你总是说“等倒，等倒，等倒徐局回来再说”。造成上级交办的事不能提前做好，到时候再组织人力加班。
2、享乐主义：纪律松懈，不思进取。认为自己能力强，资格老，又没有得到重用，有时有迟到早退现象。还有的是你作为全县唯一的国家级注册咨询师，应该有很好的前途，而你自认为工资已够用，该子又遵气，考上重点大学。从来不去争取，怕别人把自己“毛遂自荐”当成“跑官要官”。批评对象：xxxx
1、形式主义：工作疲沓。例如：向上级争取以工代赈项目资金力度不够，没有经常性地与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同事勾通，即使有，也是电话勾通的多，直接勾通的少。致使我县所争取到的以工代赈项目资金没有达到全市最高水平。
2、官僚主义：预先谋划项目不力，等上面催要资料时才急忙上报。例如在项目谋划过程中，不主动地谋划项目，认为自已谋划的项目不一定得到上面的认可，也有可能被县里面的领导否定，造成做无用功，浪费精力又觉得丢了面子。
3、享乐主义：脱离群众。深入群众和项目一线督导不够。例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督导项目而督导项目，只会到项目点进行督导，只注重质量和进度，而一般不会过问成在的问题和困难，觉得这些东西不关自己的事。特别是项目验收后就很少回到项目点深入群众了解项目所产生的效益情况。批评对象：xxxx
1、形式主义：精神松懈。由于年轻，玩心较重，对工作不主动，只要觉得能够完成就可以了，没有想完成得更好。例如在工作中，刚刚接手时会看完成时限要求，如果时限不急，就可能先放下，等等在做，而不是先做完，后检查，再核查定案。
可正当这种好评如日中天的时候,各种恶评也渐渐出现,其发展过程就像一股龙卷风,势头是越来越大,这一阶段即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期。大量恶评主要集中于三个焦点。第一是文章抒情太过,近乎矫情。 如李书磊认为相比于客观描写,《文化苦旅》中有了太多的主观倾诉,“他的文字有太强的表演性,表演得可以说有些做作了。”3第二则是媚俗的写作模式。如朱国华指出在看似理性思考的表述中,余秋雨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基调都是“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4另外,他还批评余秋雨“故事+ 诗性语言+ 文化感叹”5的散文创作将散文模式化了。第三则是《文化苦旅》中的硬伤。许多评论家指责余秋雨在解读历史时, 缺乏学者应有的严谨性,过于随意。其中《抱愧山西》、《阳关雪》《笔墨祭》、《洞庭一角》等多篇文章都被指出了“硬伤”。“硬伤说”兴起之后,学者们似乎开始有意地带着挑剔的眼光阅读余氏散文,甚至将研究目光转向余秋雨本人,“忏悔说”“文化人格说”等一系列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开始越来越多的占据着人们的视野。这一批评直到新世纪以来才渐渐归于平静。
以上研究者们对于《文化苦旅》态度的转化,基本是由褒到贬,先是《文化苦旅》的宏大视角,深刻的思想内容, 后又开始诋毁之前的赞扬,认为这种写作看似深刻,但却是模式化十足,缺乏真情实感,充满了造作的痕迹,甚至从批文转向批人。批评者对于一本散文集的态度在短短十几年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究其关键必然是批评价值观的变化, 而批评价值观的变化则必然反映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
1990年代,正是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 大众传媒强烈冲击着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几乎将其排挤到了边缘的角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作家为了与新媒体争夺受众,不得不千方百计吸引大众的眼球。散文这一文体为了求得生存也在这种商业化的侵蚀下变得日益“快餐化”,可是,物极必反,这种描写生活琐事的文学作品由于数量过多、质量平平,没有多少养分可以供读者吸取,很快便遭到了人们的厌弃。广大学者和读者十分期待高质量即思想深刻、内容广博、宏大,形式新颖的散文出现。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散文环境中,余秋雨携《文化苦旅》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可以说,余秋雨正是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才获得成功的,即他满足了读者阅读“文化散文”的愿望;打破了散文为政治服务的局限;表现了作家应有的个性;充分运用了知识分子赢回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功是社会转型时期精神风貌的体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们也不再沉溺于自身危机,他们开始严格审视造成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即将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到文学作品本身,希望通过改善文学作品的质量来赢回自己的读者市场。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从而引出了“硬伤说”“模式化”等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科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文学形式也随之产生发,如短信文学、网络文学等,在这种新文学形式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有了更加宏大视野,他们渐渐摆脱了盲目浮躁的心理,开始客观地看待散文这一文体的发展,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客观化。
综上所述,《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的评价变化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整治政策的变化是批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经济的发展变化则是造成批评变化的直接原因,社会转型给文化带来的冲击则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变化。也就是说,1990年代初期文学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批评边缘化,批评价值观则倾向于具有宏大意义的作品;199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对作品本身的价值的深入研究,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就开始在精英立场与大众文化立场之间挣扎,并逐渐形成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局面。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文学样式的生发及批评主体派别的林立, 批评价值观也就更加多元化,以至于形成了“自说自话”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可见,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环境直接影响了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观。
摘要：文学批评价值观是指批评主体的文学价值观,即批评主体从哪个角度肯定文学,从哪个角度否定文学。文学批评的价值观相当于文学批评的批评标准,而批评标准的确立却和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就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来说,它在1990年代初期、后期及新世纪得到的不同评价都反映了社会历史环境发展变化对文学批评价值观造成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文学批评,价值观,社会历史环境,余秋雨,文化苦旅
参考文献
[1]朱国华,别一种媚俗[J],当代作家评论,1995(2)
[2]萧朴,感觉余秋雨[M],上海:上海文江出版社,1996
[3]雷鸥,余秋雨突围[J],当代作家评论,2000(6)
在媒介批评研究中，有的学者的观点很有见地，认为媒介批评的本质是“价值的判断”。（1）价值判断所产生的观点，有褒扬性的，有批评性的，也有中性的。负性心理抵抗往往是在批评性的意见之下产生的。本文从媒介批评所引发的社会刺激角度，着重探析负性心理抵抗问题。
一、负性心理抵抗的类型
透视负性心理抵抗，应先将其进行分类。笔者认为，负性心理抵抗包括显型抵抗与隐型抵抗。
显型抵抗大体有：
常态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伊里调查中对IPP指数进行分析后，除了提出“既有政治倾向”的观点外，还提出了“选择性接触”的观点，即受众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2）这必然会远离或拒绝那些与自己立场、态度相悖的内容。当媒介遇到批评性的意见时，因其与自己原有立场、态度不一致乃至相对立，其采取远离或拒绝接受的态度，也就较为多见了。“忠言逆耳”一词对这一现象的见证，不仅囊括的事例难以数计，而且这种见证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常态型心理抵抗较为普遍，它往往以潜在形式存在于包括批评对象在内的普通人的心理之中，对于批评对象常态型心理进行刺激与诱发，就易于使其从潜在形态转化为显在形态。因而，常态型心理的出现，固然有批评对象素质的问题，但媒介批评主体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考虑，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媒介批评中，不乏这种现象：一是较少对批评对象进行必要的心理引导；二是批评方法欠当：例如批评性的意见或者不着边际，或者不关痛痒，甚至出现批评不确指的非批评化与以吹捧、拔高为特征的批评的变异等等，助长了常态型心理抵抗的频发，也刺激其心理抵抗强度的加大。
逆反型。指的是信息接受者的态度向传播者意图相反方向变化的心理状态。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体经过不愿接触、不愿接受、反感、拒绝、对抗等阶段的演进，逆反心理的强度也随之而递增；从其覆盖面来看，由点滴反感到局部反感再到全面反感。这类心理状态的产生是复杂的。就批评主体来说，批评者居高临下，缺乏平视的角度与话语的推心置腹；批评意见浮于表层，或者结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武断性，使批评对象难以信服或不喜于接受。就批评对象来讲，对媒介批评的内质尚欠正确的解读与把握，往往以“挑刺儿”、“无事找事”的误解来看待媒介批评，抵触情绪也就伴之而生了。当遇到批评性的意见多次出现后，抵触情绪进入情感层面，演化为心理抵抗。
幼稚型。其表现是，传播者越肯定的，传播对象就越远离；传播者越否定的，传播对象也就越接近。于是，出现了越批评、越否定就“越香”、“越出名”的奇异现象。这样的心理虽然“幼稚”，但其产生的原因是多维的：第一，这一心态萌芽于好奇心。因为大众传播所肯定的，较常见；而所否定的，较少见。“少见多怪”与好奇心的一拍即合，滋生了“看个究竟”的心态。第二，源于盲目性。有些人的性格易于冲动，常诱发心理上的盲从与行为上的盲动，未将事物弄清，便表现出明显的好恶态度。比方有些人对于受到批评的一些出版物，常在不了解其内容的情况下就情有独钟，进而产生趋近行为。其三，这一类型的心理，在年轻人中极易激起并蔓延迅猛。之所以如此，与青年人这一群体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们大都涉世未久、缺乏历练。当今，人们处于社会环境信息化、信息环境环境化的背景下，对于外界事物较少亲身感受，大都通过拟态环境的提供来体验。这导致年轻一代对于电子媒介尤其是对电视、网络的迷恋。当然，这对他们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有着某种促进作用，但对他们在社会化进程中布下的阴影却不可少觑。不少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其中日本学者林雄二郎、中野收等人提出的“电视人”、“容器人”等概念颇有代表性。（3） “电视人”、“容器人”沉湎于电子媒介而不能自拔，其行为方式是“跟着感觉走”，孤立、封闭，较少与现实世界互动，不善于对事物进行思考。幼稚型心理，正是不善于思考的产物。在缺乏思考的情景下，“跟着感觉走”也就成了他们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选择。
利益型。一些媒介产品格调低下，一些媒介有意无意地违规违纪，大都源于利益的驱动。当外界依据伦理要求与相关规定，对其提出中肯的批评性意见时，媒介的利益往往对媒介的态度取向起着主导作用，其结果常常是媒介对于批评意见不做是非判断便将其搁置一旁；有的即使进行了是非判断并感到批评意见有根有据、切中要害，但却为了自身利益，逆着批评意见而为，出现了屡受批评但依然我行我素的现象。此外，利益型心理抵抗还表现在，媒介往往将媒介批评同自己发行量与广告量链接起来，误以为批评性的意见会影响自身这方面的经济收益，因而泛起反感或抵抗心理。利益型虽然有时表现为隐型心理抵抗的形式，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显型形式出现的。
隐型心理抵抗，主要表现为顺从与屈从。
虽说顺从、屈从与服从、从众、众从，均属于相符行为的范畴，然而顺从、屈从与后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二者是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行为上相符，内心的态度并未改变，依然处于不服状态。其中，顺从是面对舆论压力所采取的应变性策略，屈从则是在舆论压力面前妥协退让的无奈选择，其不服状态中还夹杂抱怨与不满的成分。当批评对象以这样的心境对待批评性的意见时，则处于隐型心理抵抗状态。一旦舆论压力减弱，隐型心理抵抗就会丢掉表面相符的面纱而转化为显型心理抵抗。此时，夹杂着抱怨与不满成分的屈从，在压力释放时，其转化的速度与强度会超越顺从状态。但当这种现象发生，媒介批评已经取得的效果，也就开始消弭乃至冰消雪散，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反弹，即隐型心理抵抗者在错误的道路上比原先走得更远。
二、负性心理抵抗产生的深层原因
在对以上心理抵抗分类与梳理中，笔者试图站在第三者的客观立场上，对其分别进行浅层归因。在媒介批评的实际进行中，批评对象对上述问题的归因，往往是站在本媒介的立场进行的。常出现的情况是，媒介对自身的业绩进行“个人倾向归因”，即认为主要由于自身的努力所致，将社会情境为其业绩取得所提供的一切，置于次要的或十分次要的地位；媒介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则往往进行“社会情境归因”，认为问题主要不是出于自身而是出于客观原因。这样的归因，必然放大了自身的业绩并掩饰了自身的问题，在评价标准的把握与评价结果的判断上，和站在客观立场正确地进行观察、评价与判断，存在较大的分野。因此，对于媒介批评主体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就难以接受了，这是上述各种类型心理抵抗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
构建和谐社会是个动态过程，即对于不和谐因素与现象不断消除、对于和谐因素与现象不断增强的过程。因其处于“进行时”状态，不和谐因素与现象必然存在并且发挥作用，浮躁心理便是其外显性的突出表现，它是与物质上尚不和谐同时并存的精神上的不和谐现象。作为媒介批评对象，其浮躁心理的表现，一是对于批评性的意见并未进行正确解读与确切把握，便急不可耐地迸发出不服心态；对于批评性的意见把握后有一定的认知，但仍在情感态度层面扭不过来；一旦听到有什么批评性的意见，不分青红皂白便产生暴跳如雷、兴师问罪等情绪化行为。二是对于吹捧、拔高，不但欣然受之，而且心存感激。“吹捧、拔高”与“心存感激”的碰撞与融合，更加助长了心理的浮躁程度。因而，精神上尚存在的不和谐现象，是各类心理抵抗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二。
此外，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媒介心理抵抗的又一深层原因。学者们对此已有深论，在此故不赘述。
三、媒介批评应从心理层面切入
媒介批评，带有一定的动机性，即通过批评，帮助批评对象弃劣变良或者由良变优。如果批评对象产生心理抵抗，批评主体的正确意图与良好愿望就难以实现乃至出现相反的结果，媒介批评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意义。
媒介批评的动机性，是借助一定的舆论压力实现的。这种舆论压力的形成，就其横向讲，可能是某一批评主体与某个批评对象的一对一地进行，也可能是多个批评主体与单个批评对象的多对一地进行，从而使批评对象感到压力而自愿或不自愿地改变自己的理念与行为；就其纵向讲，随着媒介批评的开展，逐渐形成良好的媒介批评氛围，使批评对象在这种批评氛围的浸染中自觉改正自身的不足。舆论压力不仅要使批评对象消除显型心理抵抗，而且要使媒介批评对象心悦诚服而不出现隐型心理抵抗。若要如此，媒介批评主体在施行批评时，就应从心理层面切入。
要从心理层面切入，就不能不对批评对象的心理状态予以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方式进行选优。笔者依据上述分析认为，批评方法的选优大体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首先，加强与批评对象的心理沟通。经常了解批评对象的所思所想，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并让对方了解批评主体的心理状态，以达互相间的心理零距离接近。这样，可避免各类误解的发生，便于扫除媒介批评实施过程中的心理障碍。
其次，进行移情式的批评。所谓移情，较权威的说法是“不仅能看到他人的情感，而且还能用心灵感受到他人的情感” 。（4）移情式的批评，一是包括将自身的情感移入对方，即在进行批评时注入自己的情感，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避免教训人的口气与带有霸气的话语；二是“能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设想，体验对方的情绪情感”，（5）与对方进行感情交流。这样，方可在心理整合原则、心理相容原则的基础上互相理解、彼此协作、密切配合，（6）形成互补的心理和谐气氛，从而将媒介批评的效果推向最大化。
注释：
（1）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2页
（4）孟昭兰：《情绪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5）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6）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363页
自我批评与批评：
工作上：没有协调好我们班支部成员的工作的分工，导致我们支部某些支部成员谋受“打酱油”之嫌，他们也好容易有了这个锻炼的机会，但由于我的不合理安排而几乎没有给他们锻炼的机会。进而导致我们整个支部的工作效率不高。进而影响我们班的影响力。在此向班上的每位同学致以深深的歉意。
作为学生干部自我定位不当：学生干部？何为学生干部？就是学习在前，干事在后，先要做好一名学生在做好一名干部。而我，自进大学到现在（也就是自当这个支书以来），没有调整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比较差，特别是英语。在学习上都没有起到一个表率作用，那么何谈工作呢，我也有十分的愧疚，在此再次向大家深表歉意。学习上：一直都没有注重对英语的学习，一直以来我上英语课都在干其他的事，比如做高数呀，概数呀哪些与英语无关的事，更改值的批评的是：有时我上课不紧没认真听讲，反而再耍手机，还有些时候为了逃课，装病请假，及其的对老师的教学成果不尊重。在小组学习生活中也没有积极的支持组长的工作，没有为组长管理小组学习出谋划策。
生活上：没有坚持长期叠被子，衣服臭袜子都没有及时清洗，床上到处都是书本，电线，衣服。桌子上也到处可见矿泉水水瓶，还有书本，食物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放的也是杂七杂八的。凳子上也被我踩过，但几乎没有擦过。也只有等检查的时候才开始收拾。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起好带头作用吧，在生活上我寝室里的所有同志几乎都和我一样懒。在这儿我想指出who同学，还有who同学，你们两位喜欢看相亲节目。我不是说不可以看而是希望你们少看，把你们看相亲节目的时间来多关心国家大事，多关心我们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还有who，who，who，你们也要积极参加班上的团组织生活，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希望who同学不要太去关注“老一辈的经验”（这个老一辈指的是大二，大三的学姐师兄，经验指的是如何不参加团日活动，反正就是不好的经验吧，）还有就是当我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你总爱煽动别人不去参加，还总爱拿“老一辈的经验”来宣讲，给人一种无理取闹，哗众取宠的感觉。还有who你也不要经常吸烟这样对人对己都不是什么好事，不要整天痴迷于网络游戏或体育锻炼中，锻炼是可以的，但太多就会挤占其他时间，除非你是相当运动员，就是希望你多放点时间在学习上。还有who，你也不要一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就算某些科目对你比较难懂，但我想多听一些总是好的。况且你都不认真地去学怎么知道学不懂呢，是吧？我说who呀，你有时也起得比较早，还有who，你呢是谁的比较迟，但你们起得早还是睡得晚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看小说。
我对你们提的问题不一定都是你们有的，但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统计局周绿
各位领导、党员同志们：
我通过对照《党章》中的党员义务、党员修养、党员要求的内容和习主席系列讲话，我认真分析自己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自身找原因：
一、存在问题
1、学习上还不够注重，理论水平还不够高。有时只顾忙于一些具体的工作，自觉主动地挤时间学习还不够，闲时学得多，忙时学得少，学习还浮在表面，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
2、对待工作的标准还不够高。对待工作有时只满足于认真完成学校领导交给的任务，常常只是根据学校布置的工作，说一步走一步，开拓意识还不够，常常求稳怕乱。
3、在工作上积极主动性不够强，创新还不够多。在工作中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不够积极主动，缺乏灵活机动性。
4、平时只顾忙着尽力去做好本职工作，不太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对自己关系不大的事还不够热心、不够主动，对同事的事没有热情主动地关心，与一些领导交流还不够。
二、整改措施
本人在各方面存在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因素，有客观影响，有内因也有外因，但究其根本，还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今后要努力改进。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争取坚持每天看半个小时的有益书籍，把这变成自觉的行为。
2、加强业务学习，努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
3、在工作中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认真仔细地研究。
总之，在这次“两学一做”活动中，通过学习自己在思想深处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决心以此为契机，不去强调客观，以高标准、严要求地从眼前做起，从自身做起，真抓实干，改进工作，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自我批评
1、形式主义方面。一存在工作不实的问题，没有过多的考虑安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缺乏深入研究，导致个别项目实施起来较为困难，如鄱阳县第二保育院项目，该项目由于征地困难而难以开工，没有及时地发挥项目资金的效益。二学习不够积极主动，刻苦钻研精神不强，如教育部对《中小学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后，对一些会计科目进行了调整，我只是大致了解变化的内容，而没有认真分析为什么要进行调整，调整前与调整后会对财务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2、官僚主义方面。一是对下属要求不够严格，很少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动态，如个别股室被县纪委执法部门立案调查，作为分管领导的我在平常工作中虽然有过提醒和警戒，但在及时深入地了解下属思想动态和更好地监督下属等方面是做的不够。二是拘谨于职位角色，服从安排多，主动思考少，认为自己是个副局长，在工作中过于谨慎，总是担心自己有“越位”的行为而引起领导不高兴，如教育园区项目建设，由于征地工作没有到位，总觉得项目推动难，协调其他部门难，所以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二是领导过问一次就协调一次。三是工作中出现过把握原则有松动的现象。
3、奢靡之风方面。有时接待对口单位来客时存在陪同人员过多，讲究场面热闹，生怕怠慢了客人，为把客人陪高兴而超过了接待标准的现象发生。
二、批评
工作中有时存在流于形式现象，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盒走形式走程序的现象。
平时上班时间偶有迟到早退现象，在节假日值班时有时不按时上班。
6、对于XXX校长的批评
主动担当精神不够，工作上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但面对一些扯皮难事不愿多管，存在回避矛盾、和稀泥、当老好人的情形，导致出现了一些工作安排部署周密、要求明确，但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力的现象。
存在精神懈怠、进取意识减退的情况。在工作中，一直都是很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不自觉的滋生惰性思想，甚至有时还出现发牢骚的情况。
7、对于XXX主席的批评
存在经验主义现象，常提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思路，但在实际工作中，凭经验做决策的时候多。
有时存在官僚主义，主动服务意思淡化、深入一线调研少。
8、对于XXX副主任的批评
缺乏开拓创新精神，虽然工作责任心和进取心较强，但工作作风还不够大胆、不够扎实，大多数时候还仅立足于传统的工作形式，视野不够宽广，思维较为局限。
为民服务的宗旨不强，督导理念不新，在督导基层学校工作中主动性不强，不够深入，缺乏为学校，为师生服务的宗旨意识。
推、绕、放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时处理问题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办事急躁，不够细致、稳重。
14、对于XX主任的批评
有时工作主动性不强，存在经验主义思想。
在公务接待中超标准的现象时有发生，碍于情面，也曾参加过基层学校的宴请。
15、对于XXX副局长的批评
在工作中有时会“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公务接待方面有时会超标准接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6、对于XXX副局长的批评
有时存在把布置当落实，把开会当执行，对上级精神和部署有照搬照套现象，结合实际不够。
一.视角转换:叙事距离带来的不确定性
从整部作品的视角来看, 《红字》的叙事是以一个不愿承担叙事责任的全知叙事者的视角或无限制视点展开的。全知叙事者不想明显地表露同情犯通奸罪的女主人公, 让自己与她保持一定的情态距离, 回避用“我”的身份把要讲的故事直接告诉读者, 而是把“我”隐藏在”我们”背后, 如“……当我们的故事开始时……”这个“我们”只是形式上的全知叙事者, 他既不是故事中的人物, 也很少表明白己的观点。由于这样的“回避”策略, 作者与书中人物和读者这两方保持着安全距离, 一方面不扰乱书中人的发挥, 让他们各自无预期地走下去;一方面不影响读者的阅读观点, 让读者发挥主体能动性。这种带着叙事距离的手法与传统叙事手法讲求的“读者-人物-作者的情感态度交融”完全相反, 因此读者不能再按照传统的阅读方法一味揣摩作者意图或者跟在作者设定好的观点上, 而应当接受这种非聚焦型叙事视角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阅读过程中进行一步步的认知重建。
很多情况下, 《红字》叙事者还采用内聚焦型策略, 利用故事人物的视角来表达情感态度。我以丁梅斯代尔在受刑台上的一段忏悔的演说为例:
“新英格兰的百姓们, 他叫喊着…你们爱我, 把我视为神圣之人, 现在却看见我站在这儿, 人世间的一个罪人, 我终于, 终于站到七年前就应该站的地方来了, 在这里, 和这个女人站在一起;在这个可怕的时刻, 是她的手臂扶持着我, 使我不至于匍匐在地…看吧, 海斯特所戴的红字, 你们看了不寒而栗的红字, 无论她走到哪里…她所背负的痛苦不堪承受----这红字就将畏惧和极度厌恶的寒光投射在她周围…可是你们中间站着一个人, 你们至今还未曾看到他身上的罪恶与耻辱的烙印而发抖…现在他要告诉你们, 尽管海斯特的红字显得非常神秘可怖, 但它只不过是烙在他自己胸口那个印记的影子而已;即便是印记…也是烧烙在他心灵深处的印记的标志…看吧, 看看这个可怕的罪证吧……”
这一大段剖白不仅激起了围观者的情感, 也激起了读者对于丁梅斯代尔的同情, 或者说读者们就是刑台周围的群众, 我们都在书中, 而作者却在书外冷眼旁观。这种阅读体验使读者不得不在各种人物的性格中徘徊, 并且很难判定正义或者邪恶的一方。这也是《红字》的魅力所在。
霍桑同时使用两种叙事视角造成了读者阅读视角的变化, 我比较喜欢把这种视角转换称为“摄影型变化”, 意思是这种聚焦就像摄影中镜头拉近拉远一样, 一开始可能是全知全能的远视角, 看到所有风景、人物、事件, 然后在集中写人物内心世界时采用内聚焦, 也就是近景镜头, 展现人物的细腻内心而不露作者心绪。霍桑就像一个不合格的向导一样, 把读者带入这部作品然后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又时不时地抛下一条线索引导读者视角, 剩下的路程却要完全没有预知的读者完成, 于是受众只好自己去体验所有人物的内心冲突, 在种种不确定性中左支右绌, 并且很难从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类似的形象, 唯一的优势就只有作者给定的近或远的叙事距离。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 在“作者已死”的环境中, 读者不会受作者本身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的影响, 而是通过自己的阅读, 结合自己的认知内容得出结论。也就是说, 每个读者都能读出自己的味道。
二.含混:象征意象的多重解读导致的不确定性
含混, 是西方文论的重要术语之一, 它既被用来表示一种文学创作的策略, 又被用来指涉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既可以表示作者故意或无意造成的歧义, 又可以表示读者心中的困惑。作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术语, 含混通常带有褒义:它显示了一个诗人或其他文学体裁作者高超的技艺, 即巧妙地运用单个词语或措辞来指涉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差异的物体, 或者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态度、立场、思想或情感。在《红字》中, 霍桑为每个象征意象都安排了几个不同的“身份”, 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红字”这个贯穿小说始终的象征意义。
据公认的观点来看, 小说中的红字有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 红字A代表Adultery, 即通奸。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和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 生下一个小孩, 为了保护牧师, 海斯特独自一人承担了罪过, 被“示众”三小时。并被惩罚戴上红色的标志A。第二层含义, 红字A代表Able, 即能力。海斯特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孤独地生活, 把唯一的爱都放在孩子珠儿身上, 她以做针线活养家糊口。这时A代表海斯特的能力:生存能力以及高超的手艺。第三层含义, 红字A代表Angel, 即天使。海斯特并没有因为受白眼而怀恨在心, 而是热心地帮助别人。后来, 由于她的这种美德, 大家认为A是美好的象征。Angel还应该代表着海斯特的女儿珠儿, 一个纯真无邪的生命。
在这里, 霍桑对于基督教“原罪”观念的态度通过“红字”这个象征意象的多重解读表现了出来。一方面, 霍桑给海斯特安上通奸的罪名, 让丁梅斯代尔不敢承认, 使齐灵渥斯阴暗的报复, 可以说每个人都在犯罪;但另一方面, 霍桑又直面罪恶, 让海斯特通过自己的努力洗刷罪名, 否认人类有“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在我看来, 红字的多重意义正是霍桑想表达的观点, 红字是一个标志, 是别人赋予的, 是约定俗成的。罪, 只是别人, 乃至自己对自己的束缚。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着一个, 或者更多的“letter A”, 问题是, 你的是哪一个, 或者说, 你希望拥有哪一个。
除此之外, 在“刑台”这个象征意象的解读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霍桑在“原罪”这个基督教意识上的含混手法的使用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含混产生的效果:
“这座台架实际上是整个刑法机器的一部分。从上溯两三代人时直到现今, 这种台架只是作为历史与传统的遗留物被我们保存着, 但在以前, 却被当做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有效手段, 就像法国恐怖主义者使用绞刑架一样。总之, 这台架是一个示众台, 上面竖着一个定型刑架, 定位架可以将人的头部紧紧夹住, 这样, 罪犯就只能仰脸朝向观众, 耻辱的概念就是用这个木头和铁的装置体和显示现出来的。” (第二章《市场》第十页)
“请以如此可怕又如此慈悲的、在这最后时刻赐我以神恩的上帝的名义, 来做那件———为了我自己的深重罪孽和可耻痛苦———七年前我没让自己做的事吧, 现在请到我这儿来, 用你的力量给我以支持吧!你的力量, 赫丝黛;但是, 让它接受上帝授予我的意志的指导!这个卑鄙讨厌的老头竭尽全力———用他自己的全部力量和魔鬼的力量———在阻止我这样做!来, 赫丝黛来吧!扶我走上示众台!” (第二十三章《红字的显露》)
在第一个例子中, 刑台是审判与受难的地点, 是罪恶和耻辱的象征, 是传统意义上的刑台, 代表着基督教的原罪意识, 因为刑台本身的设置就是为了提醒人们人人生来有罪。但在第二个例子里, 作者却赋予它与罪恶完全相反的作用, 这里的刑台成了丁梅斯代尔重生的“神坛”, 这也是对原罪意识的反驳:只要勇于直面罪恶就能洗刷罪名获得超脱。于是, 含混的效果显现出来, 丁梅斯代尔是罪人还是圣徒?我们是否应当肯定罪恶的存在?究竟霍桑认不认同“原罪观”?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使得读者的思维从意象本身向四周无限辐散, 织成一张名为不确定性的网。在这种半开放的系统中, 具有多重性的象征意象既是线索也是困惑, 我们必须在意义的流动性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真知, 但不须准确也不须与谁一致, 只取一瓢饮即可。
三.总结
《红字》中的不确定性代表了作者对于20世纪美国精神的困惑与解答, 因为这时的美国正处于发展的分叉口, 所以人们需要在这种困境中审视自我,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也是美国文学的时代任务。霍桑表达的困惑就是这种种不确定性, 而他给出的解答正是问题的来源———以含混应对迷茫, 以多元视角应对情感冲突, 在不确定中得到对精神原初的剖视, 即超越《红字》中所有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回归人的精神的本源, 以人本主义的思想驳斥清教传统, 直面人生而有之的矛盾性, 在人物的多重人格中探讨人生的方向。虽然霍桑在情节处理上带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 但这并不影响作品本身想表达的意义, 反而因为没有放眼于庞大的社会历史之中才产生了对于社会历史的特殊意义。我想这也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众多文学流派中的特殊地位, 在无意义的世界里追求意义, 于理想中探索现实的出口。
摘要：霍桑的《红字》自问世以来便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青睐, 更有甚者将其誉之为霍桑小说创作中最杰出的成就, 美国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它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名声,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确定性的运用。本文将从叙事批评和语义批评的角度分析《红字》中的不确定性及其表现出的作品的思想意义。
关键词：不确定性,叙事距离,含混,象征,《红字》,刑台,精神原初
参考文献
[1] .霍桑:《红字》, 姚乃强[译], 译林出版社, 2000年版
[2] .王先霈, 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对照总书记指示精神，反思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必须直面两个关键词，即“不够大胆”“不够经常”。“不够大胆”，是指一些领导干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顾虑重重：害怕批评领导给小鞋穿，批评同事伤和气，批评下属丢选票；担心自我批评丢面子、失威信、损形象，影响仕途。“不够经常”，是指一些党组织政治生活不规律，民主生活会很少开，领导干部间缺乏开诚布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缺少相互监督的平台和互相提醒的機会。
正因为“不够大胆”“不够经常”，导致一些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呈现弱化、钝化之势，甚至变形走样。概括起来有四：其一，“明哲保身”。批评别人兜圈子，八面玲珑，假批评、真讨好；自我批评放空炮，顾左右而言他，假检讨、真摆功。其二，“移花接木”。把别人普遍存在的问题简单加以“拷贝”“克隆”，将其移到自己身上，结果“千人一面”，找不到自己的真实问题。其三，“推手太极”。对照检查绕弯子，空话套话虚话连篇，泛泛讲认识，抽象说问题，夸夸其谈，虚头巴脑，毫无意义。其四，“漫无边际”。开会时客套话开头，奉承话居中，希望话结尾，批评与自我批评隔靴搔痒，把民主生活会开成了聊天式的“神仙会”。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原则不强，因私利而废公心，以己利而夺公益，内心少了思想交锋和火花碰撞，久而久之，丧失锐气，积羽沉舟。
令人欣慰的是，在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认认真真地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拿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抛开面子揭短亮丑，诚心诚意沟通思想，推心置腹交换意见，有交流、有交锋、有交心，有共识、有共振、有共勉，既尝到了忠言逆耳的辛辣味和“刺刀见红”的火药味，又达到了“红红脸、出出汗”的功效。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消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既需要积极的、坦白的、严正的、尖锐的、诚恳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亦需戒除“文革”式的那种大揭发、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防止批评与自我批评“走神散光”“跑调变味”。
首先，要出以公心，实事求是。正确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不着眼于私利，不以个人的恩怨、得失、利害、亲疏看事待人，摘掉有色眼镜，摒弃成见偏见，真正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其次，要丢掉顾虑，勇于担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在延安时期，对于审干工作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毛泽东同志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他还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向毛泽东同志答礼。实践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治病救人的“手术刀”，不是伤人和自残的“凶器”。只有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一名共产党员党性强的表现。
文/李盈
时光飞逝，转眼间来公司已经半年多了，回首这半年的时光，有笑也有泪，有得也有失，种种经历难忘而又深刻。针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做了以下几点总结：
一：对自己的工作不能做出承诺。一是没有目标承诺，一天不知道该做什么，从早上开完晨会、打扫完卫生、交完账之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光等着领导安排工作，导致工作非常被动。二是没有心态承诺，自己不会积极主动的想怎么去完成一件事，而是满腹牢骚，抱怨领导怎么又把事情交给我做了，殊不知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
二：没有自我责任心态。作为一名营销人员，我没有及时掌握产品价格的变动，没有及时关注园区活动的一些细节，有的甚至是直接复制粘贴活动内容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自己对里边的活动内容一无所知，导致有的游客问及我的时候，总是一头懵，回答不上来，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公司的不负责，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可估计的。虽然公司的工作标准，工匠精神每天都背，但是还没有真正记到脑子里去，没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工作态度不端正。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态度直接决定他的行为，决定他对待工作是尽心尽力还是敷衍了事。领导给开会，当时听的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心里想必须从此刻开始改变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公司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积极性也就那么几分钟，之后就该怎么干的还是怎么干，不能将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实处。在工作中，我有时会牢骚满腹，不积极，跟风随大流，总会抱怨他人与环境，认为自己的不如意是由环境造成的，常常自我设限，不能将学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整天活在负面情绪中，享受不到工作的乐趣，整天都没有活力。
活动总结
2010年11月9日晚，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第七党支部全体学生党员齐聚13号楼315教室，融入到一场寓教于乐活动中，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决策部署上来。
全体支部成员心得体会：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把握正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增进团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人为善，治病救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要以改进和推动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要求，实事求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准党员和党组织中存在的影响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以提高党员素质为出发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和鼓励广大党员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讲党性、讲原则、讲真话、讲实话，自觉地经受党内生活煅炼，自觉增强党性修养。这次活动，不光是一次批评教育活动，同时也是加强学生党员之间以及各个支部之间交流的活动，大大地增强了同志们的集体凝聚力，我们一定会在此次成功的基础上，多加思考，争取在以后多开展类似的教育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生动实践，加强党性煅炼的严肃教育活动就一定能够扎实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第二学生党支部
请看某年轻教师的做法。当他接手初二某班的班主任工作时，已知该班的不少少男少女正在谈恋爱。显然，扭转这一局面是个极其棘手的难题，那么，他是怎样与大家见面的呢？请听他的开场白。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你们的新老师，也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既然下决心要当你们的朋友，就理应开诚布公地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现在就请大家每人提一个问题，把它写在纸条上传上来，然后我会选其中最难回答的一个公开，好吗？”这可是个别开生面的建议，大家窃窃私语后果然递上来不少纸条，而他也就选择了其中最敏感的一个。请听他的回答：在我收到的纸条中，有一个同学问得挺有份量，这就是，如果你们悄悄地谈恋爱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怎么办？既然你们是“悄悄地”，我也就“悄悄地”问你们一声，“青苹果”“红苹果”哪个好吃？你们肯定会说，是红苹果！对。既然是红苹果好吃，那就千万别吃那个青苹果。而且，我也想趁这个机会问你们一个问题，又踢足球又吃冰激凌，能踢好球吗？你们肯定会说，踢不好！你们说对了，既然如此，作为你们的朋友，我就要“悄悄地”告诉你们一声：学生学生，当然应当以学为生，要是我，就肯定不干这种既踢球又吃冰激凌的糊涂事！
这的确是一段极妙的批评，一下子就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它不是居高临下做训诉，也不是狂风暴雨的批判状，而是平等地提“建议”，友好地讲道理，不仅温暖，而且得体。大家听了，也会快活地笑了。
周作人每次正式发表的文学见解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都是一种创见，他在五四时期发表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都颇具眼光，是为代表，不得不说，在这一方面他是高人一筹的。
《人的文学》大约六千字，文章一开始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文章结尾则表明：希望通过“人的文学”的提倡，使人们“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封建时代的载道文学是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者首先要打倒的对象，但他们在思想上尚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不能做载道的工具，也同样不能做其它任何目的的工具，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周作人之所以主张人的文学，是因为他以为文学无非是人生的表现，就应该用来批判改变人生。提出自己上述的激进主张不到一年，周作人就有所察觉，于1923年在《自己的园地》中对自己在《人的文学》一文中的很多观点进行了修正。
周作人1920年前的文学批评作品基本上都收录在1926年出版的《艺术与生活》一书中。1920—1923年的作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中。为什么1920年前出版的作品拖到1926年才出版，而1920年以后的作品却在1923年就出版了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尚不得而知，但观其内容可以发现，《艺术与生活》里面的内容是周作人已经放弃了的观点，而《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则是周作人大彻大悟之后的认识。
二
周作人在当时客观形势的影响下，虽然开启了文学功利主义之门，但他似乎一开始心里就不是很塌实，觉得有些道理还没有弄清讲透。例如周作人在1920年1月6日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中就说了这样的话：“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的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巧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学艺术为客观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作者的情思，而与人生有接触。换句话说，便是作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术与人生的外貌。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的艺术派的文学。”其实，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作者只要把个人的情思，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用文字作媒介，艺术地表现出来即可。这样一谈文艺，人生和艺术就都在其中了，因此为人生、为艺术也就都是偏曲之见。这些道理，周作人到了三十年代才圆熟通透。
1920年12月他在所拟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就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艺，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周作人由一个为人生而艺术的人，逐渐变成了两无所袒论者，其文艺思想的演化轨迹清晰可寻。
1921—1927年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觉醒和建树阶段。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绝望和激进相互交织的循环之中，那时，最冷静的人也难以保持理性。例如胡适，竟也附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周作人当然也未能免俗，但他觉察较早，反省较快。
这个时期有关周作人文艺思想的文章主要收集在《自己的园地》(1923年)、《雨天的书》(1923年)和《谈龙集》(1927年)三本散文集中。《自己的园地》这本集子的书名就是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与功利主义文艺观决裂而又找到了个人的园地，迎来了个性的风光。
这时期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有：第一，自我的个性的文学观;第二，民族的或国民性的文学观。关于第一点，周作人在《文艺的宽容》中有这样的话：“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我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的派别都在其次。”周作人在确立文学是自我的表现后，认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观点都不合适。周作人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整合，虽然做得不是很彻底，但已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所以他在《自己的园地》中说道：“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对于此，司马长风感到周作人做得不彻底，因为他还拖者一条功利论的尾巴，一触及功利论，艺术的独立性便不稳固了。关于第二点，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中主张尊重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它在文艺上发展起来，形成有活力的国民文学。同时，周作人也指出不要害怕欧化，只要有自觉的国民性，欧化就是强化国民性的必要手段。
个性与民族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是社会的一分子，而民族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个体应有个性，民族也应有个性。因此，文学需有个性，也需有民族性。个性与民族性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是创作的前提。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那么就永远不能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
个性与民族性的连贯性、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作家的创作自由，都是周作人关注的内容。他在《地方与文艺》中谈道：“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这样的作品，自然具有他应有的个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也即使他的生命。”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曾借用尼采的话向人们呼吁：“我恳求你们，我的弟兄们，忠于地。”这便大力倡导了文学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他觉得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中，他希望人们能够脚踏实地写出有个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文学作品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由于他模仿任何外国名家，而是因为他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日本的民族传统。缺乏鲜明的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在国际文坛上永远不会有一席之地。周作人在文学上这种自觉的个性意识和民族意识出现在欧化思潮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三
周作人1928—1935年间的文艺思想既成熟而又存在不足。这一时期能够反映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著作有：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散文钞》和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史的一次系统的梳理。本书着重探讨新文学的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衔接贯通，颇可见作者的学术功底。《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则是周作人对自己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结，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互为表里。《周作人散文钞》里的《陶庵梦忆序》、《草木虫鱼小引》、《莫须有先生传序》几篇都包含有重要的文艺思想。
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两方面可圈可点：一是对两组关键名词的阐释：言志与载道，即兴与赋得。周作人用即兴阐释言志，用赋得比附载道，使自己有关个性的文艺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周作人毕生追求的显然是即兴的言志。二是研究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承，他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作是中国明朝末年公安派的复兴。
周作人谈文学理论或有关见解的文章很少有浪漫主义诗人的激情喷发，也没有繁复的形象，夸张的词句，以及凌厉的气势或震撼力。他一再申明自己不是情热的人，凡过火的事情他都不以为好，一切都应出于自然流露，随意抒写，才能既有诚意又有风趣。这一理念，使得周作人的文章在家常式的谈话中有一种平等亲切之感，“亦未可知”、“亦未见得”之类不确定的委婉语词随处可见。他的态度不是玄学的，而是谦虚与真诚的二重内美，这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
周作人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平和冲淡，这并不是说周作人没有激情，只是说他的激情是内蕴的。正如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所说：“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是以美文家名于世的，这与他在评论文学时没有板着批评家的面孔有很大关系。
四
出类拔萃的追求达到高度境界的时候，人们的思维往往会趋向朴素、真挚的回归，从而唤起一种自查式的清醒和自觉式的检索，这时人们极愿意正视自己的缺憾与不足，置自己于平实淡泊的境地，一切自诩、得意忘形都消解化作对自我的客观审视，也正是在这时，大家气度萌发了，大师风范出现了。
周作人对文学的看法渗透着人情物理，知识变成了智慧，成就了一种明净的观照。周作人1918年提倡“人的文学”，20年代初开辟“自己的园地”，到30年代又推崇“言志的文学”，都继承了五四时期的人学传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张扬自由、平等的博爱精神。而他对文学个性的推崇，文学趣味的提倡，平民意识与贵族意识的区分也无一不体现了周作人“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
美国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哈特曼继德里达消解文学与哲学的界限之后，提出“把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同样看待”的观点，从而消解了批评与文学的界限。哈特曼认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文本，因为它具有创造性、充满激情、具有理性，也是作者心灵的表现，与文学文本并无区别。可以说，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就是哈特曼这一理论的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小说月报.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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