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域水污染整改方案

小流域水污染整改方案（精选5篇）

小流域水污染整改方案篇1

****年**月**日，****人民政府和**村委会、监理公司、施工单位三方到小流域治理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计量、查找问题并提出整改方案。

一、存在问题如下：

1、***干沟1#、2#、3#拦砂坝（大挡墙）均不同程度的出现副坝吊脚（基础被水冲刷后悬空）现象。经现场检查，1#、2#、3#拦砂坝（大挡墙）都已按设计图纸施工。其中，1#、2#拦砂坝副坝的基础已经由施工单位处理稳固，3#拦砂坝副坝的基础还没有处理，还有被水冲毁的危险。

2、***干沟其他22道拦砂坝，都出现主、副坝的前后面填缝不满，表面不平整等外观质量问题，部分拦砂坝还出现吊脚情况。

3、其他干沟的拦砂坝出现的问题与**干沟拦砂坝出现的问题基本一样，主要是外观质量问题。

二、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1、施工单位：首先，项目负责人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不按照施工设计图纸和**小流域治理实施方案施工，不听从业主和监理的指示。存在随意选拦砂坝位置、基础开挖后没有经业主和监理验收合格后就自行入基、随意变更拦砂坝设计尺寸等问题。其次，施工中存在就地取材的问题，部分石料较差，砂子含泥量较大，难以保证工程质量。再次，施工单位为了省工，在冲沟内大石头或老挡墙上加固修复，也使拦砂坝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设计单位：设计深度不够，图纸与现场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图纸所示尺寸只能在比较平缓的河道上实施，但是在比较陡的冲沟内就无法按设计尺寸进行施工。拦砂坝的副坝（消力坎）基础埋置深度不足，因为在冲沟内无法开挖到硬基所以容易出现吊脚现象。

3、监理单位：存在监理不到位、力度不够的问题。工程点多、面广，有时候难以做到随叫随到。针对工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曾多次发《监理通知》给施工单位，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

4、业主单位：订立的施工合同不合理。导致该项目是先拨款后施工，不拨款就不施工。失去资金控制权，很显然，监理单位也是无能为力的。

三、整改方案：

1、**干沟3#拦砂坝副坝基础已经现场确定处理方案，由施工单位处理完成，给予计量；

2、**干沟和其他干沟的拦砂坝，由施工单位逐一对照检查，对于主副坝前后面填缝不满的问题用砂浆填满；表面不平整的拉上工程线，用錾子修平，确保外观质量合格。对于出现吊脚的挡墙，由施工单位自行加固处理。上述处理费用由施工单位自己承担。

3、对于所剩余的工程，我单位将严格按照监理规范监理。首先是请业主（**村委会）和施工单位到现场指定需要打拦砂坝的位置，确保施工与设计相符，达到设计效果。实行原材料进场检验和基础验收制度，对基础等重点部位进行旁站监理，并在施工中采取巡视、平行检测等方法，确保拦砂坝工程质量。

4、在必要时，请业主找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说明情况，希望能得到重视和支持。

总之，希望工程参建四方能通力合作，加强沟通联系，认真积极整改，使工程能达到设计意图和效果，圆满完成****小流域治理工程的施工任务！

小流域水污染整改方案篇2

一、流域水污染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传统经济理论对污染的成因及治理思路的分析有两个重要思想渊源:一是由庇古提出的外部性理论, 他认为, 由于排污主体的成本-收益不对称, 污染的负外部性由他人承担, 而收益则归排污者所有, 因此微观排污者缺乏内在的激励去减少排放或有效治理污染, 此时, 通过征收排污税可实现排污者的成本—收益平衡;二是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及其在污染治理中的运用, 其主要逻辑是只要排污权界定清晰, 市场交易即可有效实现减排或污染的有效治理, 而污染治理之难多在于产权不清晰上。于此, 可以由政府人为地创造一个排污权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 以最低成本减少污染排放。

在流域水污染问题上, 上述理论的运用面临明显的障碍。首先, 水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系统, 具有单向外部性的特征, 即上游排污的外部性单方向地作用于下游, 而非相反。因此, 流域水环境不是纯公共物品, 而是一种区域公共物品, 是权重总和技术的公共物品 (Sandler, 1998) , 结果是, 单一的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费体系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为解决这一问题, Montgomery (1972) 、Tietenberg (1974) 等研究曾经提出, 应针对污染点位置建立相互独立的许可证体系。但问题是, 完全依排污位置不同设计的相互独立的许可证体系及其市场交易极其复杂, 无法进行具体的操作,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也鲜有成功的案例。因而流域排污权交易市场具有特殊性, 单纯的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费等手段都很难实现有效的污染治理。

其次, 无论负外部性矫正还是产权界定, 都需要相应的水污染治理体制能在分散化信息下良好运作, 并具备良好的激励相容特性。而在国内, 环境管理采取科层制治理结构下的属地化管理模式。流域相关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个体, 其治污的政策力度和激励强度要服从于地方收益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由于单向外部性的存在, 流域上、下游之间缺乏强激励去正确披露污染信息, 并以流域内收益最大化为其政策目标。因而, 不对称信息和科层制下的地方收益最大化才是真正影响流域污染治理效果的最大动力或最大约束。故而, 在缺乏适当的融资激励和污染治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排污税和排污权市场交易难以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得以有效运用。

除单向外部性特征之外, 流域水环境的自然地理属性也影响到流域水污染的形成和治理。一般而言, 流域上游 (源头) 多在山区, 与流域下游相比, 往往交通、通讯等经济发展条件较差, 经济承载力弱, 经济发展条件先天不足。如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治污, 上游污染治理的支付能力大大弱于下游。而从公共物品角度进行分析, 由于水流域的单向外部性特征, 上游对水环境的污染、保护或治理会明显影响到全流域, 特别是下游, 即是为全流域提供水环境公共物品。上游的污染治理及水土保持等行为形成正外部性, 其污染排放形成流域水环境的污染和负外部性, 但按照现行体制, 无论是保护良好的水流域环境, 还是治理已经污染的水流域, 恢复流域生态环境, 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都要由其地方自己承担。因而, 一方面流域上游污染治理的融资能力差, 居民、企业和政府支付能力弱;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污染治理上严重的成本—收益不平衡。二者相结合极大地削弱了上游融资、治理和监督排放的激励。同时, 在“污染者付费”原则下的成本—收益不平衡又为流域下游搭便车消费流域水环境公共物品提供了激励。于是, 上游缺乏融资、治理和监督激励的结果是制约了下游非排他性的消费, 这是流域水污染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

更进一步分析, 流域水污染形成及其治理取决于三大因素:排放、监督和融资。工农业污染排放只是流域污染形成的投入, 其最终对流域污染的影响还依赖于污染治理和监督激励所隐含的生产函数“产出”, 这是因为有效的治理和监督可在排放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最终流入水体的污染量。即使随着经济的增长, 污染排放量增加, 只要存在有效的治理和监督, 仍能将污染的负外部性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问题是, 在科层制的分散信息条件下, 有效的治理和监督的实现还依赖于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 而激励机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融资。融资的功能在于, 一方面可减弱上游区域污染治理中的支付能力约束, 另一方面可改变上游主体的收益最大化目标函数, 促使其为了自身利益目标, 提高治理水平和监督执法强度, 最终有效减少排入流域水环境中的污染量。

由此, 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 融资是联系排放和监督的桥梁, 可作为生态补偿和激励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在融资促进流域内不同区域间激励相容的背景下, 庇古的排污税和科斯的市场化排污权交易仍能有效发挥作用。融资激励政策和市场机制可统一在流域水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的框架之中:微观层面, 污染者付费及其交易的市场化可在区域内作用于微观排污者, 用以矫正排污者的成本—收益不平衡;宏观层面, 融资补偿机制作用于流域内的上下游地方政府, 用来矫正不同政府间污染治理上的成本-收益不平衡, 为其提供有效治理和监督的激励。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现实经济条件的差异, 融资补偿的形式和范围还受到不同区域间达成融资补偿协议的交易成本, 流域单向外部性的范围以及受益受损者辨识难度等因素的影响。

将以上分析思路与我国近年来的流域水污染治理进行对照, 可发现, 目前我国跨行政区域流域水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主要原因即在于, 在科层制治理结构和环境管理属地化原则下, 由于未考虑到流域内各区域和各地方政府的理性动机, 现行体制未能实现行政区域间污染治理的激励相容。因而, 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中, 污染治理的着力点多在于微观排污者, 而忽略了宏观层面流域内上下游各地方政府之间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理性目标的差异, 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治理信息供给偏差、激励不足和监督缺乏等问题。结果是, 往往环保政策越到基层, 扭曲愈多, 执行愈难, 即使在经济手段外增加命令手段, 也是当时治理卓有成效, 事后依然如故。例如, 我国2000年采取的治理污染的“零点行动”计划, 也难以在长期内持续提供良好的治污效果, 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的爆发就是最直接的体现。为此, 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应考虑在污染治理信息分散条件下, 怎样实现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相容,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流域水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实现流域水污染的有效治理。

二、流域水污染及其治理的浙江案例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中国的经济大省, 其多项经济指标均名列全国前茅。但一方面,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其污染排放量和流域污染程度也呈逐年加重的趋势;另一方面, 浙江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表现为“七山二水一分田”, 山地众多, 小流域分布较广, 流域上游经济发展条件差, 污染治理的支付能力弱, 流域下游的经济较发达, 融资补偿能力较强。因而总体来看, 浙江的流域污染及其治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 浙江省的流域水污染成因分析。

中国现行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突出表现在浙江的流域污染及其治理中。浙江省印染、化工、造纸等行业的发展规模均居全国前列, 但恰恰是这三个行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到浙江省工业污染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60.2%。浙江全省被划定为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的16个区域和被划定为市、县两级环保重点监管区的48个区域, 都以重污染产业的集群地为共同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得益于流域内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目标收益最大化的激励。在这一激励的诱导之下, 以印染、化工、造纸等行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重污染行业区块经济迅速发展, 但所产生的单向负外部性却外溢到流域下游, 因而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却可以获得成本外部化的明显优势。这与流域内通过合理布局以实现流域整体收益最大化目标相冲突。

以钱塘江流域上游衢州市的沈家开发区为例, 由于紧邻大型化工企业巨化集团, 具有交通、技术、原料和产业链等便利条件, 几年时间内已发展起49家化工企业, 年产值达5.31亿元, 占整个开发区总产值的22.6%, 开发区内化工企业年创税收3000余万元, 平均年净入库数1600多万元, 是所在地衢江区政府财政收入最重要来源之一。虽然这些化工企业规模小、档次低、污染重, 并存在安全隐患, 但由于实施整治会影响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相关企业的成本, 面临着区域收益最大化目标与流域水环境的冲突。因而, 地方政府缺乏强有力的融资激励启动搬迁并重新进行产业布局。即使利用指令手段, 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的支付能力很弱, 而该开发区仅化工企业搬迁补偿就需要超过2.3亿元的资金, 因此地方政府很难为启动资金进行融资, 污染治理存在激励和支付能力上的双重约束。

另一方面, 对已建立的污染治理设施, 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也存在明显的激励不足状况。如三次“百厂千次”飞行监测的结果显示, 浙江省内工业企业的排污达标率仅为50%～60%左右;环评制度执行率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均不尽人意, 特别是“三同时”执行率尚不到50%;已经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的作用也没有很好的发挥, 监督监测和在线监测发现的超标排污行为没有全部、及时地得到依法惩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结论相一致, 也再次凸现了在科层制和环境保护属地化管理原则下, 缺乏适当激励的流域内各相关政府明显追求地方收益最大化目标的个体理性行为。因而, 现行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变成了软约束, 它并不反映在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 这样的软约束进一步恶化了流域污染水平。

浙江省流域水污染治理绩效不佳的案例表明: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 各行政区域间的有效治污合作机制需要考虑到流域的单向外部性和流域水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 也需要将“受益者补偿”与“污染者付费”两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在区域间和区域内同时应用, 为矫正外部性效应提供适当的激励, 在科层制治理结构下的流域各主体之间构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激励相容机制。对这一点的忽略也是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体制效果不佳的经济动因。浙江的案例表明, 排放量的增加、流域污染的加重直接与流域内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和流域自然地理条件相关, 因而, 通过一定的融资补偿机制设计有可能改变各相关主体的目标函数, 实现流域整体的福利优化。这一机制就是:在流域范围内, 以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为主, 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 而在区域内则通过排污税和排污权市场化交易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2. 浙江省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创新。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水资源瓶颈的日益突出, 浙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性日益迫切, 在流域不同主体之间的融资补偿问题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制度创新———“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模式。流域内不同区域之间通过自主协商及相应的横向资源转移, 可实现激励相容基础上的流域范围内产业布局优化, 实现包括上下游主体在内的福利改善。一种主要的方式是, 通过改变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生产区位, 将生产和排放从上游重新布局至下游, 同时不改变其原有的收益归属, 从而较充分地减弱单向负外部性效应, 充分利用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 同时兼顾到各行政区域的收益最大化目标, 因而对流域整体而言实现了帕累托改善。另一种方式是, 通过“内居外迁”的模式改变原有的要素区位, 将居民等要素进行迁移, 直接改变其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位置, 这样一方面通过移民等政策促进扶贫开发, 增加目标群体收入, 另一方面又有效地减弱其对流域水环境的负面影响, 最终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格局。

“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政策在浙江的实践有效地激励了流域各行政区域之间的治污合作。金华市建立了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利益补偿机制, 在浙江省内率先实施源头地区在下游异地开发建设的机制:为作为钱塘江、曹娥江和瓯江水源的磐安县设立了“金磐扶贫经济开发区”, 作为该市源头地区磐安县生产用地, 在这里产生的所有经济收益和税收都归磐安县所有。因为有了这块“飞地”, 磐安拒绝150多家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入住, 关闭了当地37家效益良好但污染严重的企业, 显示了该政策对上游区域良好的激励作用。其他的案例还包括, 绍兴市在袍江经济开发区设立新昌医药化工园, 用于新昌县异地发展, 有效地减轻了上游新昌江的水污染;景宁县与鄞州区建立的“景鄞扶贫经济开发区”实施了跨市域的成功探索, 景宁县每年从该开发区获得利税5500万元;安吉、德清、宁海、临安等县 (市) 都出台了“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政策, 规定上游地区镇 (乡) 的招商引资项目进入县 (市) 开发区, 产生的税利全部返回给上游乡镇。除此之外, 浙江省为治理流域水污染, 还采取了“内居外迁”的居民迁移政策, 以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双赢”。到2007年为止, 将25万人口迁出一些特殊生态功能区和环境敏感区, 以保护区域、流域生态环境。

浙江“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的案例表明, 除在区域内广泛应用排污税和排污许可证等制度之外, 在流域内各行政区域之间采用这一治理模式进行融资, 可有效地改变上游区域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函数, 促使其产生了很强的监督激励和水污染治理激励, 实现了流域上下游整体上的激励相容。通过行政主体之间的自主协商和横向转移政策, 可推动流域治污合作, 有效地促进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的改善。浙江案例中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 这种制度设计可较好地激发上游区域的经济发展动力, 避免了完全依靠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时易出现的支付额难以确定并正确调整的问题, 也避免了融资谈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小流域融资补偿谈判中的交易成本较低, 因而这样的创新模式在浙江省内广泛分布的小流域内尤其适用。

三、结论及启示

流域水污染的单向外部性特征和分散信息下的激励相容要求, 使传统环境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外部性和产权安排等因素及相应政策不能有效解释流域水污染的形成及其治理。本文认为, 在环境管理属地化原则下, 流域水污染的形成及其治理与相关各地方政府的理性目标直接相关, 通过区域间的横向融资激励机制来改变或强化其污染治理和监督激励强度, 才能实现流域上下游整体上的福利优化。本文提出, 有效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实现成本—收益的平衡:微观层面上通过污染者付费及其交易的市场化在区域内作用于微观排污者, 以矫正排污者的成本—收益不平衡;在宏观层面上通过融资补偿机制作用于流域内的上下游地方政府, 用来矫正不同政府间污染治理上的成本—收益不平衡。

本文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 在中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 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 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同时浙江流域污染治理中“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模式的成功实践也表明, 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 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 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这是本文最重要的制度启示。

但还需注意, 本文虽提出了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的分层激励问题, 并对浙江省小流域内自主协商模式进行了分析, 但并未在政策层面考虑到涉及众多参与方和地方政府的大流域水污染治理。由于自主协商的高交易成本, 大流域的治理模式可能是不同的, 需要将纵向、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 将多种政策工具进行组合使用方比较有效, 对这一问题全面、系统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但本文的分析为此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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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水污染整改方案篇3

发布时间：2011-6-9 11:19:40 中国污水处理工程网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是湖南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湘江水质保护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湖南人民的头等大事。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和衡阳市人民政府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按照“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路子，加强湘江和其他重点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为落实衡山县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确保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保障湘江流域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改善人居环境，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整治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保护饮用水源安全为中心，综合治理，重点突破，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强化工业污染防治，突出总磷、氨氮污染整治，加快城市生活污染源治理，强化农业面源环境污染控制、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保障湘江流域水环境安全。

（二）整治目标

用三年时间（2008年—2010年），解决湘江衡山段水污染问题。到2010年，湘江流域水环境质量达到功能目标，饮用水源地主要污染物指标达标，流域生态良性循环，经济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同步提升。再用两年时间（2011—2012年）对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巩固提高整治成果。

（三）基本原则

1．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的原则。以冶炼、化工、造纸、畜禽养殖业和生活废水污染治理为重点，综合治理水污染。

2．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分门别类采取取缔关停与工程减排措施相结合，既要快见成效，又要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多还旧账。

3．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原则。将结构减排与工业布局、产业结构优化相结合，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4．创新机制，巩固成效的原则。政府牵头、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形成合力，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

二、主要任务

（一）以结构减排为重点，从源头削减污染排放总量

1．严格环境准入

切实加强规划、区域开发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和区域流域建设、开发利用规划，在报批时须同时提交有关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引导有水污染物排放企业向工业园集中。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对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项目，对选址、布局不合理的项目，对饮用水源等环境敏感地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项目，对排污总量已超过控制指标、生态破坏严重或都尚未完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的新增污染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产业限制类项目，现有生产能力确需改造升级的，其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必须实现“增产减污”。对于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必须通过企业、区域等量削减予以平衡。

全面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要求建设项目中污染防治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污染防治的设施必须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建设项目方可投产使用。同时大力推行“三同时”保证金制度，按“三同时”要求完成建设并投入正常运行，经验收合格的，及时将保证金返回建设单位。否则“三同时”保证金将充作环保治理专项资金，环保部门不予项目竣工验收，有关部门不得发放准予生产的相关证照。

2．取缔关停污染严重企业

对未经环保部门审批且不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企业一律取缔。对已经环保部门审批，但污染防治设施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超标排污的企业实施停产治理。对治理无望或实施停产治理后仍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实施关闭。停产治理的企业完成治理任务后，需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3．淘汰落后产能

对已列入国家和省淘汰退出的工艺、设备、产品和企业名录的企业，必须在期限内淘汰退出。

被取缔关停和淘汰退出的企业，有条件的可退二进三，也可转产等。转产的企业必须符合国家和省里的产业政策、产业布局，经有审批权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以工程减排为重点，加速重点污染源治理步伐

1．限期治理重点工业污染源

对生产规模较大，部分污染因子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或达标排放后排放总量仍然较大，因环境容量限制需要进一步削减污染总量的企业，依法实施限期治理。列入限期治理的企业，要把治理内容项目化、工程化，限期完成治理任务，在限期内没有完成治理任务的，实施停产治理。开展污染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全面提高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扶持建设一批污染物“零排放”示范企业。

2．加快推进污染集中治理

工业园区要配套建设工业废水排污管网等环保基础设施，对工业“三废”实行集中处理置。引导各类排污企业向园区集中，加强统一监管，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3．加大重点污染源监管力度

对重点排污企业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装置，与各地污染源监控中心联网，实行实时监控、动态管理。健全完善企业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做到持证排放、按量排污，把各项减排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工业点源。

（三）积极开展区域、流域综合治理，消除重点地区水污染威胁

1．以进一步削减排污总量为总目标

对衡阳莱得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湘华厂废水、金贝尔化工有限公司碳酸氢氨废水进行深度处理，改造完善排污系统，实现清污分流。

2．集中整治采选矿区，恢复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整治以生态系统恢复、努力减少人为破坏为重点内容，巩固和提高植被覆盖率，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采取整顿矿业开采秩序、取缔关闭非法采选企业，集中选矿，集中建设尾矿库等措施，全面整治钾钠长石矿区开采区采选污染，恢复采选区的生态环境。

3．提高工业废渣处理处置

以采选、冶金、化工废渣为重点，以综合利用为基本途径，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设施，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推广循环经济。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强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制度，从源头控制工业废渣的二次污染。有危险废物产生的企业必须建设规范的防水、防渗漏、防风渣场。2010年，全县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达到90%。

4．加强造纸行业的综合整治

进一步加强造纸行业的综合整治工作，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废水排放量大，没有达到国家产能要求的小造纸行业坚决予以关停取缔。落实和泰、鸿城、宇科、湘江、浩天5家再生造纸生产企业治理工程，在2008年12月底必须全部治理到位，通过环保验收，否则一律实施关闭。

（四）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全面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

1．加强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

一是坚决杜绝在饮用水源区新建排污口；二是严厉打击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倾倒垃圾的违法行为；三是结合城市道路改造，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将城市污水引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2．加快县城污水处理厂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建设

县城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2万立方米/日，计划2008年9月20日前动工建设，2009年底建成投入使用，污水处理率达到50%以上。污水处理厂要采用除磷脱氮工艺并安装在线监控装置，并与污染源监控中心联网。尽快完善污水管网，保障污水处理厂建成投入运行一年内处理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60%以上，三年内不低于设计能力的75%。同时迅速启动县城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的选址、规划、设计建设工作，2010年底以前全面建成运行。

（五）以规模化畜禽养殖废物资源化为重点，全面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1、深入开展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

积极推广集中养殖、集中治污。对规模化养殖场，要按照工业污染源的污染防控要求，实施排污许可、排污申报和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在2010年年底以前，完成规模在500头猪（或折500头猪）以上养殖场的污染治理。鼓励建设生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通过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和无害化畜禽粪便还田等综合利用方式，重点治理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到2010年，畜禽养殖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

2．积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控制

建设新农村工程中，要同步做好环保工作。积极开展农业清洁化生产技术推广，实现农业清洁生产，加快有机产品、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认证工作。鼓励农民多用农家肥、生态肥，少用化肥、农药，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农业污染减排。通过实施乡村清洁工程，分户或联户设置垃圾收集、建设沼气和污水净化设施，削减农村废水污染物排放。

三、工作步骤

县人民政府根据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进度，分期分批公布取缔关闭、停产治理、淘汰退出、限期治理、搬迁等企业名单，并开展督查考核。

2008年—2010年，县人民政府按照《衡阳市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企业名单》中的时间进度要求依法对方案中的企业分别实施关停、淘汰、限期治理。衡阳莱得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湘华厂在2008年10月底前要停止生产开展治理工作，未按时间进度要求完成治理任务，将列入第二批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淘汰退出名单，实施淘汰退出；衡山县金贝尔化工有限公司和衡山湘旗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在2009年12月底未按进度要求完成治理任务，将列入第二批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名单，实施停产治理。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治理任务，将列入第三批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淘汰退出名单，实施淘汰退出。

2011-2012年，强化对整治企业的监督检查，深化湘江污染整治成果，严防污染反弹。按照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要求，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废水深度处理及循环使用活动，进一步削减排污量。

湘江水污染综合整治涉及的行业多，企业类型多，情况十分复杂，在采取整治措施时要对污染企业的分布和生产、排放情况认真清理排查，发现属于整治范围或与已列入整治名单企业的情况相类似的企业，要一并纳入整治范围，并将排查情况及时报告环保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宣传，舆论引导

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大力宣传湘江流污染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大力宣传湘江整治的先进典型，定期通报湘江整治工作阶段性进展；公开曝光环境违法行为。全方位、多层次推广适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

（二）落实责任，强化考核

县人民政府根据衡阳市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企业名单公布衡山县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企业名单，实行县级领导、职能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联系帮助企业完成整治任务的工作制度。工业园区管委会、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明确目标任务，并将工作责任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具体工程项目、落实到具体工作人员，统一行动，统一考核标准，建立问责制，对整治行动进行跟踪督办和考核。

（三）部门联动，协同作战

综合整治湘江水污染是湖南省污染治理的重大战役，各相关职能部门必须相互配合，协调行动。环保部门要负责湘江整治行动的综合协调，统一监督管理，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各项目审批部门要把环保准入作为项目审查的前提条件，严把环保准入关；发展改革、经济等部门要结合整治工作提出产业布局、产业整合、产业发展等有关政策措施，促进结构调整优化；财政、发改委、环保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争取上级污染治理资金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工商部门要对取缔和责令关闭的企业依法予以注销或吊销营业执照，对无证经营的企业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门要维护好取缔和责令关闭企业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电力部门要对取缔、关闭和淘汰退出的企业停止生产供电；金融部门要对实施取缔关闭的企业停办信贷业务，及时将取缔关闭企业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财政、劳动保障、民政部门要落实促进就业再就业各项优惠政策措施，指导帮助关闭淘汰和停产整治企业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农业部门和畜牧水产部门要提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国土资源部门要做好取缔关闭企业土地回收、评估、利用工作和矿业秩序整治工作；水利部门要加强对湘江水资源保护的监督，合量有效调度流域水资源；监察部门要加强整治行动中的行政监察，维护政令畅通；县政府督查室要加强整治行动中的督察，督促落实整治任务完成。

（四）加强调研，用好政策

工业园区管委会、各职能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按政策法规处理好整治行动中出现的问题，用好用足现有的有关污染治理、企业搬迁、退二进

三、转产、淘汰退出、综合利用、技改等方面的优惠、鼓励政策，并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有利于整治行动的激励、扶持政策。做好取缔、关停和淘汰退出企业的稳定工作。

（五）落实资金，保障投入

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投入较大，需要资金作保障。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方针，多渠道筹集治理资金，要加大企业治污主体的投入。同时，采取鼓励和优惠措施，吸引国内个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投入到湘江污染整治中来。要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财政要加大对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的投入力度，有效整合环保、节能减排、水利建设、淘汰落后产能、科技创新、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资金，确保湘江领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加强领导，严密组织

小流域水污染整改方案篇4

三峡库区典型小流域非点源氮磷污染的来源与负荷

摘要：选择三峡库区典型小流域--忠县石宝镇石盘丘小流域,通过对其2007-2009年主要土地利用类型降雨径流中氮磷流失形态与含量进行连续监测,研究三峡库区非点源氮磷污染的来源与负荷.结果表明,三峡库区非点源氮磷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居民点、柑橘果园和坡耕地,三者累计贡献了76%以上的`小流域氮磷污染负荷,因此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关键是拦截居民点、柑橘果园和坡耕地的暴雨径流.水稻田作为三峡库区主要的农耕地,对径流、泥沙和养分具有显著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对来自居民点的氮磷去除效率都在56%～98%之间,因此水稻田合理管理与化肥高效利用是三峡库区非点源污染负荷减控的重要途径.作者：朱波汪涛王建超鲍玉海贺秀斌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41期刊：中国水土保持 PKU Journal：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CHINA年，卷(期)：2010,“”(10)分类号：X592关键词：非点源污染小流域负荷三峡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