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稿(共10篇)
敬爱的党组织:
在XXXXXXX学习的一年多以来,在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我通过不断学习,思想认识有了新提高,增强了搞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思想上和实践工作中都取得一定实际效果,使自己在岗位上和思想素质得到了完善和提升,但是离党支部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下面我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对照自己的实际,挖掘思想,剖析根源。俗话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深刻的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存在着理想信念方面,存在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忧患意识淡薄问题。对政治理论学习不够,心存侥幸意识。认为只要跟着党组织学习就已足够,积极干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没有将加强自我学习提高政没有自觉和系统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导致自己理论水平不够高。导致对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我改造重视不够,从而使思想水平在较低层次徘徊,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明显不够。
2.学习知识钻研业务精神还不够。没有主动挤出时间来开展自学,满足于能应付过得去、差不多。具体学习工作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况,面对科研任务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完成,而不是做到最好。做事虽有计划,但很难按计划实施,经常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
二、今后努力方向及整改措施
1.加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提高自律能力。充分认识理论学习对于党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学习的系统化和自觉性,坚持搞好自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共产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科研的步伐,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
3.树立集体观念和团结互助意识。从大学生活集体的大局观念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加强与其它党员同志的联系和配合,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本着“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祟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上自查错误和遗漏之处,请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XXX
一、电视剧理论研究:理论批评的滞后与跟进
新时期以来,艺术批评相较于艺术生产的发展与繁荣相对滞后,出现了“艺术无标准”、标准混乱等诸多现象。《新世纪电视剧史论》[1]一书指出其主要根源是批评者缺乏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觉和辩证和谐的哲理思辨。坚持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辩证统一,要防止在历史层面失去宏观价值判断的大智慧而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的细枝末节的小聪明,也要防止离开对艺术本体真切的美感体验,去做火而无当的价值判断。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不断生长发育的可称之为“现代”的审美新质,《凝视镜像:现代性视阈中的影视剧理论与批评》[2]一书试图透过“现代性”话语,为这种“新质”寻求一种具有适切性的审美阐释张力和框架,以期有效传达影视剧艺术对时代生活中“传统———现代”之间递嬗内容及其内在逻辑的审美表征。
梳理总结中国电视剧理论批评史发展、流变的历程,是一种“研究之研究,批评之批评”,《中国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流变》[3]一书将研究视角转向了电视剧批评文本,追溯中国电视剧批评源头、分析其发展动因、对其发展史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特征、描述电视剧理论批评队伍的发展过程、总结电视剧理论批评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并归纳出几种主要的批评方法加以论述。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现象学美学作为理论基础、深入研究电视剧本体美学问题的学术著作,《电视剧本体美学研究:连续性视角》[4]一书以电视剧本体为研究对象,以连续性为切入点,从美学、传播学、文本学、源流学、艺术史论、电视实践各个角度,系统阐述了电视剧本体的存在方式、时间形态、媒介发生、叙事源流、艺术特征、体裁格局、文本建构与编播实现等诸多问题。
电视剧是否属于电视文艺范畴的这一争论被重提,有学者将电视剧纳入到戏剧范畴当中,称其为“后现代”时代的“后戏剧”。作为“后戏剧”的中国电视剧,进入当今观众的精神世界,影响着民众的文化生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历史的索引与缩影。长篇电视剧是当代叙事艺术的主要栽体,其艺术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性。[5]还有学者就长篇电视剧展开研究,对其叙事特征、生产与传播过程以及长篇化趋势、集剧体制以及题材倾向性进行了深入思考。[6]
发生在电视剧批评领域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热潮,是延续了文学领域后现代文化批评的余绪,其主要的策略依然是从现象出发,以电视剧领域纷乱的现象为依据,诠释西方的文化理论。有学者针对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电视剧批评领域的兴起所引发的种种非历史主义价值取向,以及伴随着中国电视剧市场化出现的电视剧的商品属性、娱乐属性、文化产业属性的确认与放大的电视剧后现代文化表征进行研究。[7]
电视剧叙事艺术可以促进电视剧质量的提高,其作用涉及文化、审美、教育、娱乐、心理等方面,它可以提升人的精神素养和境界,促进理想追求和道德完善,净化灵魂。《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8]一书认为要实现电视剧的这些使命,关键之一就是要坚持在创作中注入鲜明、正确的价值主张,不断提高叙事艺术。电视剧叙事艺术还可以推动电视剧市场的开拓,因此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值得向大处、深处与细处发展。
《当代经典美国电视剧叙事案例分析》[9]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剖析美剧创作案例的专著,其内容涵盖美剧进入中国十余年最经典的七部代表作品,追踪世界影视行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解析美剧在世界范围获得成功的叙事奥秘和深刻立意。还有学者以电视剧《绝望主妇》为例,从叙事学的视角,在叙事者、叙事结构、叙事表象下两性关系的建构等,对这一类电视剧的叙事创新进行深入阐述,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像话语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10]
看电视剧日益成为中老年人的文化消费方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似乎越来越小,这无疑己成为电视剧生存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有学者分析了近年来类型电视剧的发展与偏移所折射出的年轻人的优势审美地位,以及如何通过内容创新来争取年轻观众,建设和提升青年文化。[11]有学者认为题材、风格及渠道三方面的创新,是争取青年观众的重要策略。[12]还有学者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多角度考察受众对电视人物的认同心理,总结出体现公众集体寻唤心理的人物类型。[13]
二、电视剧文化研究:多元文化的社会建构
电视剧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它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景观。因其极为广泛的社会受众面,以及与其他文艺形式比较更为出色的文化传播力,电视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学者依据不同电视剧主题内涵的分析与归纳,对中国电视剧创作与传播进行全景式扫描,可以勾勒出中国电视剧整体的文化塑型与建构的板块脉络。从电视剧的文化形态构成来看,主旋律文化形态更显强势,多元文化形态更显丰富,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交叉融合更显自然。[14]
电视剧表现的两种政治即“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张爱凤《论当代电视剧中的微观政治》认为差异政治的多元呈现是当代电视剧中微观文化政治的核心,当代电视剧中“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两者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电视剧秉承家国一体化和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家庭和国家两个叙事空间中再塑镜像人物,在日常生活视角和国家宏大叙事中演绎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巨变,以“家”的模式表达国家意志,家和国就成了相互指涉的表意载体。[15]
当前电视剧创作播出片面追求收视率,在价值引领和文化建设上缺位、失位。有学者强力呼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出民营影视公司要“守身如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敬畏艺术,坚持以艺术为目标的创作道路;要特立独行,坚持用特色塑造民营影视公司品牌;执著创新,坚持用创新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16]还有学者指出当前电视剧播出存在一些问题:忽视文化品质,出现内容低俗化的问题;忽视电视剧的教育功能,出现过度娱乐倾向;忽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出现脱离现实、脱离生活问题;忽视媒体自身形象和公信力,存在无序竞争的问题。[17]
谍战剧是新世纪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学者通过对其历史、审美、心理层面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深入研究,力求呈现谍战剧在21世纪中国电视剧领域的文化生成,旨在深刻揭示某种电视剧体裁及文化的流行与社会语境、民族情感、艺术传统、受众心理的辩证关系。[18]还有学者从家庭伦理剧的价值迷津和伦理危机、谍战剧商业爱国主义面具后的娱乐狂欢、翻拍、宫斗、穿越中的文化心理和资本牵引等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电视剧类型创作中的娱乐泛滥问题进行批评。[19]
当前许多城市意识到电视剧媒介的巨大传播力,并开始尝试利用电视剧来传播城市文化形象。有学者论述了当代电视剧对于城市文化形象传播的作用,并从城市精神、城市视觉以及城市市民等方面阐释电视剧对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进而探讨“通过主题”、“作为空间背景”、“借助历史人物和事件”等三种电视剧传播城市文化形象的具体方法与途径。[20]顺应国家文化大发展的“天时”,借助城市定位、产业规模、播出平台、行业交流及人才资源等“地利”与“人和”,北京打造国家电视剧生产创作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整合”二字,把天时、地利、人和整合起来发挥最大效应。还有学者指出具体可以分为“五大整合”,即价值观整合、产业链整合、投融资整合、制编播整合及产学研整合。[21]
三、电视剧生产研究:生产与创作的类型化
2012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然供销两旺,行业前景看好导致投资热情攀升,推动国产剧年生产量创出历史新高,各级电视台对电视剧的依赖有增无减。有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2012年国产电视剧的生产与传播作一简单盘点和描述。电视剧生产:产量创纪录,有喜亦有忧;电视剧播出:题材集中单一,类型化播出初显;电视剧创作:题材突破鲜见,叙事创新乏力。[22]
当前现实题材电视剧只在现实表层蜻蜓点水,不涉及社会公共领域,不能有效介入社会现实,缺乏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力度,很少出现厚重有力之作,很难起到“推动发展”的作用。有学者批评当代电视剧“模式多、独创少”,指出“使命感是创造力的内在驱动”。模式化带来艺术锐气的减弱,直面现实勇气的减弱,创造性的降低。[23]指出一方面由于文艺理论领域对于现实主义狭隘理解的历史原因,一方面也因为电视剧生产监管机制的不透明导致创作实践对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双重回避。[24]
《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研究》[25]一书通过文本的实证和理论的梳理,为中国农村剧的过往提供理性的认知,为中国农村剧的未来进行建设性的前瞻,寄希望于推动中国农村剧良性健康发展的滚滚潮流中,贡献绵薄力量。《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史论》[26]一书将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史分为:起步时期(1958-1966)、停滞时期(1967-1977)、复苏时期(1978-1985)、兴盛时期(1986-1993)、边缘时期(1994-2001)、复兴时期(2002年以来)等。
在商业化的背景下,人们正面临新的奴役,价值观问题反而被忽略。《乌托邦与人间烟火:主旋律电视剧里的时代人心》[27]一书认为经典的庄严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挑战下分崩离析,但希望通过颠覆与结构达到的理想国却也从来未曾实现过。在一个充满痛苦和冷漠的年代,能够有那样一些发散着理想光芒的、轰轰烈烈的主旋律作品来抚慰人心,温暖人心,也算是一种补救。
近几年中国历史电视剧又呈现热播热议状态,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剧热潮相比较,此番历史剧热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变化,有学者认为题材的市场化导向、类型的跟风倾向、价值取向的娱乐化、历史的消费化,是最值得关注的几种倾向。[28]《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29]一书从文化价值观与文学叙事的关系入手梳理出电视剧对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的重要作用,针对不同类型和题材的电视剧,从当时的文化语境、叙事结构、叙事方式、人物关系及其命运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宏观把握和个案分析,探讨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关系问题。
青年题材电视剧具有可看性、观赏感,却更具有深在的现实主义色彩。有学者认为近年来青年题材电视剧其中包含的有关青年、爱情、家庭和社会的种种表现和反思,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了新的变动不居的社会发展,舒张、发挥了青年人的本质和天性,蕴含着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30]
儿童电视剧的创作者们如何更好地丰富儿童电视剧的语言表达力,增强人物形象的表现力,以适应全媒体时代的竟合需求,也将是未来国家儿童形象打造的又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电视剧的小英雄形象塑造大致经历了“成人化、政治化”(1960年-文革)———“童性化、人性化”(1978年-1999年)———“娱乐化、人性化、成人化多元并进(2000年至今)”叙事模式的演变。[31]
《寻路》、《赵氏孤儿案》、《小麦进城》、《抹布女也有春天》、《我的故乡晋察冀》、《下海》、《全家福》等一些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不仅获得了观众的广泛欢迎,而且获得了相关研究者的大力关注。
重大题材电视剧《寻路》获得了极高评价,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史、思、诗相结合的、颇具新意的史诗性电视剧,在思想上非常震撼,在艺术上备受感染。[32]还有学者认为用细节诠释历史,在矛盾冲突中求得共识和团结,是这部作品艺术上的巨大成功。[33]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讲,这是一个有着传递正能量、助力中国梦的重大意义的剧目,它显示了作为国家媒体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引领、责任以及使命所在。[34]
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充分尊重了经典原著的精神特质,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历史观和正面的价值观,有学者认为它在改编上值得称道之处正在于“准确地强调它的价值观传达”,对“诚信、忠义、责任、担当、气节、坚守、敬畏、牺牲”精神的讴歌。[35]还有学者认为该剧是“中国式悲剧美学”的电视化表达,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上达到了“传统精神,现代化表达”的目的。[36]
电视剧《小麦进城》在城乡交织、家庭争斗、爱恋纠葛中,揭示了一个正向态度,一切都依循美好而化解消淡不幸。有学者认为虽然故事充满争斗,却朝着痛且快乐的舒畅感路途演进,给人不少宽慰。[37]还有学者认为《小麦进城》依托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30年历史背景,塑造出了进城农民的新形象,充满着对底层人群生存状况及人生命运的真诚关注,是一部拥有生活厚重感和历史沧桑感的好作品。[38]
有学者认为《抹布女也有春天》显示了如今的文化意识形态,其实也需要让社会中的个体获得某种社会身份的补偿,从而传播一种价值观。[39]还有学者认为《我的故乡晋察冀》以情节与情感并重的方式,奉献给观众一部与众不同的温情的抗战题材电视剧。作品对于近两年的抗战“神剧”、“雷剧”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40]有学者认为《下海》以陈氏家族的活生生的故事形象地阐释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趋势及其在普通市民家庭中引发的动荡,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生活方式革命的一面镜子。[41]有学者认为《全家福》具有一种让观众深入到历史背后再现往昔真实、深度体味人生的艺术力量,它体现了目前创作中难能可贵的历史深度、生活广度与美学高度,展现了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永恒艺术魅力。[42]
《中国电视剧·导演阐述》[43]一书所收录的是电视剧导演们发自内心的衷言,他们奋斗在电视剧创作的最前沿,用自己的付出建构中国电视剧文化的大厦,让电视剧成为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文化艺术奇葩,使中国在世界电视剧生产领域里独领风骚。《电视剧照明艺术论》[44]一书主要从典型环境的布光、室内剧的照明设计、照明设计操作规程等方面论及了电视剧照明艺术。
四、电视剧传播研究:国际传播与新媒体生存
如何让中国电视剧走出国门,承载起传播国家文化、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使命,这成为学界和业界近几年广泛探索和关注的论题。有学者从整体上指出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力提升的过程中,在传播主体维度,突出民间、行业、专业的主体身份与形象;在传播诉求维度,逐步走向以“传播”目标为主导;在传播渠道维度,走向多媒体渠道融合的立体传播;具体到电视节目传播类型的维度,需要逐步走向纪录片、电视剧、电视新闻“三驾马车”并举的格局,并具体论述了解决中国电视剧价值观吸引力问题的方略。[45]
1993年,一部名为《嫉妒》的韩国电视剧悄然登上中国电视荧屏,拉开了中韩电视文化交流的帷幕,韩剧引进国内至今己近20年之久。《影像的冲击力:新世纪中韩电视剧流变研究》[46]一书和《“韩流”启示录》一文都将研究目光对准韩剧,总结韩剧作为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厘清韩剧输出国外的方式,从中获得启示。搜集国内电视剧产业化发展的细节,对制播链条中的不同阶段进行一种清晰的横向比较,使我们能够用这枚“他山之石”来攻克中国电视剧精品战略的制高点。[47]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世纪,注重交流与合作,特别是本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无疑是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推动电视剧共同繁荣的有益选择。有学者认为电视剧人应具有扩大“文化版图”、实现文化振兴的忧患意识,努力使电视剧与世界对话,用自己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精神,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推出优秀、经典的艺术力作。[48]提高电视剧自身的文化,建立健康电视剧的文化价值观,是促进电视剧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有学者认为当电视剧文化传播的渠道、传播的时间段、媒介的关注度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只有通过电视剧内容的提高,才能够提高观众的注意力,进而形成影响力,以电视剧的成功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49]
电视剧制作机构要加强跨文化的传播意识,有学者认为外销电视剧在策划选题时应多策划反映当代中国人在激荡社会浪潮中的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尽量避免历史剧的选题创作;需要在善与恶、是与非、忠与奸对立的剧情模式中塑造人物;应在外销型电视剧中多挖掘文化符号的内涵和情感,扩大国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深度。[50]国产电视剧的“走出去”要依靠“多买点”和“综合立体多元传播手段”。有学者总结“丑女”系列剧“走进来”的成功经验,发现其在差异化竞争、去类型化呈现、亚文化主流化发展及本土化与国际化转换、多级推广与传播等方面都有值得我国文化企业学习与借鉴的地方。[51]
中国电视剧在东南亚进行跨文化传播时,普遍遵循文化趋同性原则,有效地降低了“文化折扣”,积累起更广泛的观众。有学者指出中国电视剧应强化文化亲缘性元素,实现更有效的传播;输出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电视剧,应该重点突显东方文化价值观;中国电视剧为了便于东南亚地区观众的理解,需要强化彼此的“共同经验”。[52]目前在中国电视剧海外营销的市场中,古装剧、历史剧、武侠剧是优势类型,有学者认为电视剧的创作者和营销者如果能够正视电视剧海外传播中的问题,寻求具体可行的制作和发行策略,再加上国家政策对其扶持和鼓励,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就能够更好地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文化价值观念。[53]
不管是横向上卫视间的强强联合,还是纵向的制播机构间的合作生产,以及经由衍生节目所实施的收视价值挖掘,无不反映出在当前竞争日渐激烈的卫视市场中,各卫视频道以电视剧等内容形态为载体,以构建核心竞争优势为手段的差异化竞争格局正在蔓延中深化。有学者在系统梳理2012年度我国卫视晚间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剧目播出清单的基础上,对各大卫视在晚间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播出策略和效果加以分析。[54]内地荧屏纷繁热闹却难掩颓势,在众类型电视剧亦步亦趋之时,一种新的电视剧模式———周播剧高调亮相,引发了观众和业界的关注。有学者分析了周播剧登陆内地电视剧市场的潜在原因,并从这一年来周播剧屡遭质疑、一路坎坷的现状出发,对周播剧在内地市场举步维艰的原因进行了思考,试图对周播剧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建议。[55]
如何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传播平台同时取得高收视率,视频网站与电视剧制作者如何获得利益双赢,是国产电视剧制作者应谨慎考虑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和电视受众的流失,国产电视剧需要明确的定位、根据市场积极营销。[56]还有学者从网络口碑的主体、交流的介质和讨论的内容三个维度,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中国电视剧网络口碑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电视剧网络口碑的建构策略,以期为电视剧制播方和视频网站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参考。[57]
五、电视剧产业研究:困境突围与动力探寻
电视剧作为我国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产品,在政策利好的大势推动下,其产业链各环节逐渐清晰,产业化基本形成。有学者认为电视剧产业想要改变困境,突出重围,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及时抓住问题关键制定相应对策:协调政策与市场的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制播合作;推动产业升级,强化产业衍生。[58]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但二者的相生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必须进行统筹考虑。
在文化产品中,影视产品的市场化程度最强、普及度最高。影视企业理应成为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主力军。有学者指出了我国影视企业上市的意义,随后又分析了我国影视企业上市的现状,接着作者提到了国内影视企业上市的启示,最后又提出关于促进国内影视企业上市的政策建议。试点采编业务上市,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打破行业区域壁垒,实现影视企业跨越式发展;加强版权保护执法力度,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成果。[59]
我国电视剧产业向着愈加开放式、囊括式的范型延伸,在类型化电视剧映现的同时,电视剧思想内涵百花齐放。有学者指出新世纪以来,电视剧市场探索化—规范化—开放化的流变过程,与本位探寻、民族思索、商业竞争息息相关,我国的电视剧市场必将本着体制与形式、艺术与政治交相融合的平衡点发延。[60]置身分众传播与媒介融合的大时代,电视剧产业的嬗变正在进行中,呈现出内容创作类型化、制播方式差异化、盈利渠道多样化、新旧媒体互动化的大趋势。还有学者以全景视角,客观阐述近几年来我国电视剧产业的新变化、新发展、新问题,并尽量解析表象背后的深层缘由。[61]电视剧产业链的各环节无论如何变化,理解受众、尊重受众、善待受众都是不变的硬道理。
电视剧收视率预估是电视剧市场化运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有学者认为这是预判电视剧产品在收视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价值潜力最为有效及规范的市场化操作手段,对目前电视剧的交易与整体营销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应当受到更多电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62]
关键词:组织;权力;理论模式;批评;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62-02
已有的中外城市社区治理的文献中,对组织与权力虽有涉及,但比较集中地进行专题研究的尚不多见。但是“不管最终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对城市的正确理解都需要跨学科的研究”。①因此,这可能是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视点。对已有的、与本文主题研究密切相关的有影响的文献进行检视,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主要理论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能有助于本文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一、已有的研究与理论的检讨
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研究起源于西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纽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夫妇(Robert S.Lynd,and Helen M.Lynd)对门奇市(Monice)——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境内的一个被林德称为“中镇(Middletown)”的普通小城市——进行长达18个月的实地调查。林德夫妇以这个约3.8万人的美国社区为特定对象,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特定社区的变迁进行动态的综合研究。他们在亲自参与地方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整理历史文献、编纂统计资料、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工作,详细地记录了中镇人的重要谋生手段,住房与家庭、子女教育、闲暇时间的利用、宗教生活、参与社区活动等广大方面的生活及其变迁,并分析了中镇这一社区生活的特点及其变化的原因。1929年,他们研究的名著《中镇—当代美国文化研究》(Middletown—a study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1929)出版。在此书中,他们对这个社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客观描述,并且解释了社区生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几年后,林德夫妇又重返中镇继续研究,并于1937年出版了《转变中的中镇—对文化冲突的研究》(Middletown in Transition—a Studyin Cultural Conflicts,1937)一书,分析了当时美国经济危机对该社区的影响,发现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某个家庭垄断了全社区的经济命脉,从而控制了整个社区。林德夫妇对中镇社区中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描述引发了社区权力研究。
继林德夫妇之后,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F.White)从1937年至1940年对位于波士顿北面的意大利人聚居的贫民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他置身于“街角帮”的环境与活动中,对闲荡于马路街边的意大利裔青年的生活状况、群体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以及与社区内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关系进行了仔细观察、及时记录和分析,并于1943年出版了他的社区实证研究著作《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Corner Society: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一书。书中对这个意大利人的社区高度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作了深入的分析。
二战以后,社区权力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并形成社区权力研究的两大阵营:精英论和多元论。
1953年,作为精英论领军人物的美国社会学弗洛伊德·亨特(Floyed Hunter)出版了《社区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一书。该书以亚特兰大为研究对象,运用“声望法”调查分析了该社区的权力结构。亨特得出两大结论:一是亚特兰大的权力结构由两部分构成——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二是公众只是政策的接受者。精英论的另一代表人物米尔斯(W.Mills)则在其名著《权力精英》一书中,运用“职位法”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主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群体领袖的统治阶级,控制着对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讲所有重要事物的国家决策过程。
与精英论者观点不同的是多元论者达尔(Robret.Dahl)以及他的两个研究助手波尔斯比(N.Polsby)和沃芬格(R.Wolfinger)。1961年,达尔出版了《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与权力》一书,该书运用“决策法”,以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建设、政治任命和公共教育政策这三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最重要领域的决策进行了分析。据此达尔认为美国城市社区内部并不存在单一的权力结构,而是存在着多头民主。波尔斯比的《社区权力和政治理论》、沃芬格的《声望与社区权力研究中的现实》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这一领域,西方的社区权力研究开始关注社区外的组织,如联邦政府或大型企业等对社区权力的重要影响。由此产生了社区政策、社区权力演进和非精英的社区权力等方面的非主流研究[1]。
在中国,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研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研究初期仅是对中国城市社区组织进行的调查。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吴景超、史国衡、田汝康、汪龙等,他们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城市社区组织的内部结构。
20世纪中期,即1949年至197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城市社区研究中断。直到1979年,社会学本土化的倡导,城市社区研究才得以复兴。进入80年代后,中国学者们多从理论的角度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进行研究,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有台湾学者唐学斌的《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1989)、徐震的《社区与社区发展》(1980)、蔡宏进的《社区原理》(1994),大陆学者何肇发主编的《社区概论》(1991)、王振海、王存惠《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1995)、唐忠新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2000)。专门论述社区组织的有王振耀、白益华主编的《街道工作与居委会建设》(1996)。在这些著作中学者们仅在相关章节中论及到社区组织与权力。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研究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实证研究的著作有:扬世荣主编的《五里桥: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新型社区》(1999);林尚立、马伊里等主编的《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研究报告》(2000);戴星翼、何慧琴著的《社区发育与社区生活:上海卢湾区龙柏街道研究报告》(2000);顾骏等人著的《社区调解与社会稳定:上海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研究报告》(2001);雷洁琼主编的《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2001);林尚立主编的《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2003)。理论研究的著作有:徐勇、陈伟东等著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2002);魏娜著的《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2003);王振海主编的《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研究》(2003);尹维真著的《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以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实验为例》(2002);陈伟东著的《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2004);潘小娟著的《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2004)。
由以上回顾,可看出中外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研究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西方,把社区权力或者社区组织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忽视超社区的组织对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的影响;主要关注社区权力结构,对权力与组织的历史考察以及国家、城市、社区三者之间的互动研究明显不足。中国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大都把街道界定为社区;在学者们的论著中只是部分章节论及社区组织与权力,没有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微观经验研究展开论述。
二、主要理论解释模式及其批评
在中西城市社区的研究中,权力与组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焦点。从国家政治体系而言,既有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政治组织,也有以社会权力为源泉的社会组织。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生活。优良的政治运行机制必然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平衡。然而,人们对此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不同的人及不同的理论模式或解释模式对中国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概括论之,可以把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种理论解释。
“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有关中国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探讨中,无论是强调国家对中国社会变革主导作用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还是强调社会和经济行动者所扮演的积极角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对中国社会只是作应然性判断,这些判断仅仅从宏观历史着眼,缺乏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层面的描述,而在城市社区组织行动和社区权力运作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在各种事件及行动中而且依稀可见的是各种不同的行动主体:市、区、街政府、社区居委会成员(包括社区党支部成员)、各级派出机构、社区内的单位以及居民的利益组织。他们从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价值观出发,对此进行评述及至亲自参与,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进程。这样,社区就构成了一个“角力场”。各种力量在其中斗争,结果却偏离任何一个集团的预想,并使得原来不太清晰的国家—社会框架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城市管理权力的下放和政府权力在社区的整合。持这种理论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基层社会功能紊乱的根源在于街——居体系的行政能力不足,而主要原因在于:条块冲突,街道办事处无权管理“条”上的事务,区职能部门派驻机构又没有综合协调的权力解决街居问题,从而大大削弱了街区政府组织的整体行政能力。素质偏低。街道办事处的人员编制、财政能力和干部素质都难以与其所要承担的职能匹配,而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年龄老化和学历、能力、效率问题更为突出。因此,这类研究者提出要将城市管理权力下放,扩大基层政府的权能,进一步强化街、居组织的地位,乃至把街道办事处变革为基层政府,使其由主要承担民政职能转为承担整个街区的社会综合管理。
“社区制”理论。社区制理论着眼于社区共同体的形式,强调社会动员、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持这种理论的研究者倾向于进行操作性政策的设计,但多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假设和分析的基础,因而其研究成果被称为“社区制理论”。他们针对街区社会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而政府方面又因包揽公共事务过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并进一步滞缓了社区的发育。为此,他们提出: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趋向,政府权力向社会转移;通过社区工作促进居民互动,并实现社区动员;将社区服务由政府对居民的单向服务转交为居民相互之间的双向服务,从而营造社区氛围,促进社区发育;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和市场组织,让社会管理自己。对应于街道权力的扩张,这类观点的极端是政府对社区事务干预越少越好。
上述这些有代表性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给后续的分析和研究给予诸多的启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理论的解释性依然有其特定的时效和适用范围,“基层政权建设理论”强调行政化的倾向,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街居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深入了解和强力解释,因而实用色彩较浓,缺少客观和长远的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忽视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因而不能找到推动社区发展的更为丰富的资源。“社区制”理论强调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提供了解决社区行政压力繁重这一问题的思路,适应了社区制建设的初衷。其视野较为开阔,政策思路也更加适应社区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但是他们的对策思路在实践中常常缺乏实施推动的主体。换言之,社区制研究的理论与对策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论上,它主张政府行政权力的淡出,在实践中却又将政府作为预设的推动主体。
整体来看,上述几种理论只能看作有限度的、有其自身适用范围的解释模式,尚未对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作出深入的描述与分析。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社区组织与权力问题,而没有将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多元化的解释来进一步的揭示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的真相。
参考文献:
——靳焕枝
●人们随着阅历的增长,往往越来越“圆滑”,多用赞美、委婉的语言去处理与人的关系。多赞美,少批评;多说好话,少提意见;对不当言行,听之任之,甚至随声附和。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弱化,根源在“患得患失”。领导怕得罪人而不愿批评,同志间怕影响关系而不敢批评,个人好脸面讲虚荣而拒绝批评。批评的话不说,批评人的事不做。久而久之,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同志,在不知不觉中坚持着错误。 这样的风气,人是自由了,舒服了,面子有了,谁也不得罪。但一害自己,二害他人,三误事业。
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到底更是一种勇气和责任,勇于剖析自己和敢于在是非面前亮出自我观点,坚决同不正之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缺点并不可怕,怕的是缺乏自省和虚心接受别人意见的自觉和勇气,拿着不是当理说,枉把缺点当优点。敢于反省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闻过则喜,闻过则改,是人生进步和成长的必备素养。
——祁志刚
●在批评他人的时候,更应该反思自己。人不能总看到别人得缺点,却看不到自身的短处,批评他人更应该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自我总结和自我提升的过程,犯错误在所难免,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知道后不思悔改甚至一味的加以掩饰。我们应该正视而不是回避,应该改正,而不是放任,这是避免犯错的根本途径,也是完善自我,提高自我能力的途径。自从来到办事处以来,虽然认识到自身得不足,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不下来。东西也是丢三落四,心里总是以自己是男孩马虎是通病这一理由搪塞过去。这周得主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给我敲了警钟,告诉自己不能麻痹自己;只有改正自身得缺点,才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
——康俊杰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想听到被别人赞美的言词,殊不知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美言听多了,会迷失了自我,我们怎样才能有自知之明,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地认识自己呢?怎样才能在生活和工作中提高自己呢?我认为:第一应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第二要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第三要彻底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不足。
——尹姗瑛
●庄子在《庄子·渔父》中教给我们:“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人类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我们的缺点能够得到纠正,我们的错误得到补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查找自己的不足,客观评价自己以求进步的最佳途径。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时常审视自己,反省不足,进行自我批评,使我们能够正视自身不足,获得进步的真正力量。
人们在自我批评时往往不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全面,这个时候就需要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常言道,兼听则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是锻炼自己勇气的机会;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是客观地查摆自己的不足平台。同样,“短不可护,护短终短”,对同志进行批评,并不是是讥讽嘲笑,而是以善意的方式,使人们正视自己缺点错误以求不断进步的锐利武器。
——陈雷振
●我们都不愿意接受批评,也总能为自己找到理由,之后在心里想着自己怎么才能做好,下次把事情做到完美无瑕。不知不觉发现:当你听到的批评越来越少,你会发现你前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你不能有效获取正面的批评时,你会发现,你离事物的本原越来越远了。当你不能听到切中要害而又绝非恶意中伤的批评时,你实际上失去了很多走向某些特定成功的机遇!所以我们要乐于接受批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有接受批评的良好心态。我们在接受批评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空杯的心态,要能够容得下批评,不管它是温水,还是凉水,或许是开水、化学品之类的,我们都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也就是说,要先接受,再分析,后消化,最后要在其中汲取营养,把自己变得更好。
——郭晋嫒
●我们必须要有愿意接受别人持续长期批评的态度,并学会快速调节自己的心态。我们必须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并且可能是持续的批评,不是一次、两次的.批评,因为一般人能够接受别人偶尔的批评,但不能接受别人长期的批评,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自暴自弃,以为自己真得不如别人,就会丢失进取心,甚至产生离开现在的单位的想法,这样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一个人就不能真正了解自己,就不能更快地提升自己,而不能更快地提升自己,则会使自己慢慢地被淘汰。自我批评更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会的功课。如果一个人不能学会自我批评,时间长了就会养成目空一切、夜郎自大的心态,自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这样就必须会使自己落后于别人,因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古人云:“日省吾身。”所以我们要想使自己进步得比别人快,就必须学会每天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总之我们只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才能不断地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
——朱云鹏
●批评中成长,反省中进步
幼时的肆意玩耍,父母对我说服教育;少时的叛逆不羁,老师对我悉心教导;成人后的冲动任性,朋友对我耐心开导,面对他们的真诚,我都未理睬,更不要说改变。长大后,才明白忠言逆耳,是他们的批评让我认识的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我才能更好的成长,更快的进步。
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的意思是“更正”。“更正”则是错而改之,对则持之。敢于直面批评,接受批评,让自己向更好的地方改变,让自己在批评中成长。勇于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己一天的工作是否完成,有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适当,真正的接受批评并且做好自我批评,才能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才能让自己在成才,在进步。
——贾丽雅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真正触及问题、促进问题解决,必须了解全面认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别人的批评指正以及自我反省是主要的两种手段,深入具体,不用笼统的抽象问题代替具体的实际问题,具体才深刻。
首先,在工作中积极性还不够,缺乏主动性,所长安排了工作就做,不安排就不做,得过且过。其次,工作中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具体的工作创新思路,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再次,对新的业务技能还不够掌握,熟练程度低,还有待提高。最后,个人性格问题,自己是一个慢热型的人,比较内向,个人主观性较强。
以上这些是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我会努力加以改正,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协同其他同事做好工作。
——客服部 主管 谢玉军
本人自2013年11月入职,在入职的一个多月里,深刻体会公司开展作风整顿的重要意义,为何需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本人来讲,身处于客服部客服主管岗位,却不能进行自我反思,从而在工作中也未能达到原有工作目标。因此对照作风整顿的内容,总结出很多切实存在,而未能引起重视的隐患。具体内容如下:
1、缺少自查:在日常工作当中,缺爱自我检查意识。常常满足于
自己,不能主动去发现和处理问题。常常都是被动挨打。对于这样的工作状态,常常使得部门员工工作纪律散漫。工作绩效不高等状况。
2、部门沟通存有部门墙:团队工作本身来说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特别想物业这样一个整合服务团体,是需要每一个部门无缝的配合才可达成优质的物业服务,然而在日常工作中常常怕别人对自己或者部门进行指点批评,认为这是权力滥用。而后相互攻击或者指责。导致部门沟通链断裂,形成隔阂。从而导致整体工作延后。
3、缺少内部沟通:团队不仅面对外部顾客,更多的是保证内部顾
客的满意度。所谓内部顾客就是员工,当员工拥有者热情饱满、工作积极的状况,工作也就变得简单。因为这样的团队从不缺乏挑战困难的战斗意识。懂得沟通与信任也将成为自己最有利的盔甲和武器。如果内部一团死水,缺乏沟通,员工之间缺乏信任。这样的团队难以创造工作业绩。这样的团队有优秀但却难以卓越。
4、缺乏发现和总结:在日常工作当中,无论员工或者领导都会在公司或许团队找到提升管理的资源。这些是什么,你身边的人和事,或许是社会关系与背景。当你每次从这些资源插身而过 的时候就选择与常人无异,如果将这些支援整合,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工作就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因为你认识可以帮助你的人,这就是一种资源。
5、缺乏集体意识和团队荣誉感,在团队中如果缺乏集体容易,就
会像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无论失去什么都不会觉得疼,这样的团队缺很长创造高品质沟通和优秀的工作业绩。我不能否认这样的团队可以培养哪些适合独立而成为优秀,但是我坚信,这样的团队永远不可能称之为团队。也不能形成团队意识,因此也终将不能成为优秀团队。团队没有灵魂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失去团队动力,一个优秀的团队就像一把筷子,不是随意就能折断,这样的团队也不会害怕所有问题,因为他们是蚂蚁军团,看似散落与渺小,但是往往无坚不摧。
作风整顿是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旗帜,在它的引导下不断的总结和改变总结,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你终将走向属于你的顶峰!
昨天,我们管理科学支部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在会上我针对自己的问题作了一定的分析。在这里我需要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查自纠,使自己看到了存在的缺点及产生的原因,努力做到自我检查,以期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目的。
一、个人存在的问题
1)系统地学习理论方面比较欠缺,大二下的学习压力明显增加,但这不能成为我没有深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的借口,这学期自己挤时间去学的自觉性比较差,导致学习理论知识的学习比较散乱。对于时政新闻也只是简单的浏览,两会的报告虽然去听了吕校长的报告,但是仍然还是不够关心我们社会的发展,目光不够远大,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对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把握,更不能好好的将那些理论知识中国化。
2)群众基础不够牢固。作为一个学生我首先应该扎根于班级当中。自己这学期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特别是跟男生之间的交流,在工作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不能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有时会影响自己的思想及工作情绪。这是作为一个学生干部做的不好的地方,更是一个党员学生干部的大忌。
3)思想观念仍需解放。本人这学期努力的去转变学生会本部门的职能,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各团支部。但在工作中多数是处于奉命行事,落实任务,不能做到想领导之未想,超前思考,提前预测,工作的全
局性、前瞻性还不够,并且在与团支部的沟通和院系老师之间的沟通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出现过班级团支部不理解院系老师的意图,在部门发展上,我应该也鼓励干事自己去敢想,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团组织生活的改革和部门的进步中他们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和党支部的沟通也不够,组织部的工作涉及团建,而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要求我们多跟各党支部沟通,这样才能在发展新的党员的过程中做到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为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二、产生问题的根源
1)对理论学习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足。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没有自觉地行动。也正是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的指导,才使自己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方面做的不够到位。也因此自己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同时始终认为自己事业心比较强,只要不犯错误,思想是不会变到哪里去,尽心尽职地做好工作就行了,因此,也就放松了学习。
2)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解不深、不透。一切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导致自己的群众基础还不够扎实,有一些模糊认识,有时觉得在实际工作中,在具体行动上难以准确把握,没有完全做好与工作实践的紧密结合。3)思维方式不够科学。在分团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支持和帮助下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还有问题。比如没有熟练的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工作忙时,不能做到统筹兼顾,在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主要和次要的关系的能力上还有欠缺。
三、努力方向
1)通过自查自纠,明确学习的重要性和不学习的危害性。今后我会在老师的号召下好好的从党史一步步看起,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真功夫,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在学习的系统性上下功夫。二是要关注时政新闻外,还要多思考,对自己周围的正是社会环境和中国的时政新闻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样才能持一个更正确的观念。
2)深深扎根于班级,不断改进工作作风,牢固树立干部良好形象。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各团支部的声音,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真实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增强工作透明度,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同事统筹安排及时与党支部和院系之间进行沟通。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并及时的让院系知道各支部团建的发展状况。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坚定胜利的信心。
3)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维去发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今后还需要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工作方法,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解放自己的思想,在部门发展上能够看得更远,在院系的团建工作上能够起到带头作用,为院系的建设减少一点困难,处理问题是更好的统筹兼顾,把握好主次,这样才能培养更好的部门接班人,在之后组织部发展中发挥带头作用。
一、攀龙附凤式的比附批评与广告营销
攀龙附凤, 喻依附有声望且已获得成功的人而立名。《汉书·叙传下》云:“舞阳鼓刀, 滕公厩驺, 颖阴商贩, 曲周庸夫, 攀龙附凤, 并乘天衢。”指追随刘邦打天下的樊哙、夏侯婴、灌婴、郦商四人皆封侯名扬天下。在文学批评领域, 批评家常运用攀龙附凤的批评方式, 主要表现弱者对占统治地位强者的攀附, 如词学批评家努力向诗学靠拢、戏曲家向诗词方向努力等。王昶《词雅序》云:“词之所以贵者, 盖《诗三百篇》之遗也……故曰:辞, 《三百篇》之遗也。然风雅正变, 王者之迹, 作者多名卿大夫、庄人正士, 而柳永、周邦彦辈, 不免杂于俳优。后唯姜夔、张炎诸人, 以高贤志士, 放还江湖, 其旨远, 其词文, 托物比兴, 因时丧事, 即酒食游戏, 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 《蒹葭》周礼之思, 与《诗》异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 言者无罪, 听者泪落, 有如陆氏文奎所云者。其为《三百篇》之苗裔, 无可疑也。” (1) 清代词学批评家推尊词体的方式之一即从源头上向诗学靠拢, 提出词乃《诗三百》之遗。戏曲批评家亦如是, 尝言曲乃词馀, 亦言传奇乃古者歌舞之变。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云:“今之传奇, 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 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 (2) 田同之云:“盖诗馀之作, 其变风之遗乎。惟作者变而不失其正, 斯为上乘。” (3) 文学批评家在品评文人时亦运用攀龙附凤方式。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子闰兄舜元, 字才翁, 诗亦遒劲多佳句, 而世独罕传。其与子美紫阁寺联句, 无愧韩、孟也, 恨不得尽见之耳。”苏舜钦, 字子美, 北宋初期著名诗人, 与梅尧臣齐名, 并称“梅苏”。其兄苏舜元, 字子翁, 诗名远不及弟子美。欧阳修将苏舜元与其兄苏舜钦比附中唐韩愈与柳宗元, 无形中推尊苏舜元的诗坛地位。
中国古代文学攀龙附凤式的比附批评教学过程中, 可以引入广告中的攀龙附凤式营销模式, 以便同学更好更深地理解。最为著名的莫过于200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实习生莱温斯基的妙作。莱温斯基攀上世界第一总统,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出书、访谈等形式, 完全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实习女生蜕变成时代“名人”。攀龙附凤式的营销模式其实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让原本弱小、名声甚小的企业或个人迅速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丰田汽车公司在北美推出菱志时, 其广告语为“一样的品质, 一半的价格”, 将菱志与奔驰相比附, 其广告营销较成功地攀附知名度更高的奔驰, 而且在性价比上比奔驰更优越, 故迅速打入北美汽车市场。
二、甘居次席式的比附批评与广告营销
甘居次席式的比附批评, 指明确承认某一文体、某一文人等在某方面成绩斐然, 而自己要推崇之文体或文人落后于此。如王国维云:“苏辛, 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辈, 面目不同, 同归于乡愿而已。” (4) 《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有人解释狂者, 敢想敢做, 大有作为;狷者清高自守, 有所不为。朱熹《论语集注》亦曰:“狂者, 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 知未及而守有余。”相比之下, 狂高于狷, 乡愿层次则更低。欧阳修《六一诗话》曰:“唐之晚年, 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 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 构思尤艰, 每有所得, 必极其雕琢, 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 未及成篇, 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 而今不复传矣。” (5) 笔者认为此类文学比附批评方式乃甘居次席。其特点是给读者谦虚诚恳之感, 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 同时迎合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 从而对所论之人或物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如王国维评姜夔:“古今词人格调之高, 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 故觉无言外之味, 弦外之音, 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6) 王国维先扬后抑, 肯定白石词格调之高, 无人与之相比。惜未于意境上下工夫, 无言外之味与弦外之音, 不能入一流作者。尽管如此, 仍可见王国维对姜白石的揄扬。
在教授古代文学比附批评时, 不妨与广告营销中的甘居次席营销模式联系在一起, 加强学生对比附的印象和理解。此例较为成功的广告营销莫过于蒙牛创业初期的营销策略。蒙牛创业初期的广告营销以追随伊利马首是瞻, 推出的广告语是“伊利老大哥, 只作内蒙古第二”等, 对于创业初期的蒙牛来说是可行的软性策略。甘居次席式广告营销将一部分略低于高品牌消费群体的对象纳入消费对象, 从而让它们实现品牌选择的多样化。当然, 比附的目的是赶超。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甘居次席仅仅是某一阶段广告营销的策略, 当企业各项指标达到一定程度时, 甘居次席式的广告营销肯定会退出营销舞台的。
三、共同领先式的比附批评与广告营销
共同领先式的比附批评, 乃文学比附批评较特殊之方式, 常用于弱势文体或弱势文人进入强势文体或文坛主流, 将弱者与强者混为一谈, 形成具有某一声誉的知名团体, 借强者的光环使弱者熠熠生辉。对于读者而言, 容易造成一种错误认知:即能与强者为伍者必然是强者。中国古代各种文体于统治者而言, 区别较大:以诗文为代表的雅文学长时间占统治地位, 而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不能进入正统文人案头。故戏曲、小说文体想摆脱此等境况, 曲折重重, 戏曲批评家千方百计提升戏曲地位。李渔《闲情偶寄》卷一云:“历朝文字之盛, 其名有所归, 汉史、唐诗、宋文、元曲, 此世人口头语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 汉之赋, 六代之骄语, 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7) 王国维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 鉴于宋元戏曲有沉湮之迹, 称:“独元人之曲, 为时既近, 托体稍卑, 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 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 愚甚惑焉。” (8) 因此, 王国维善于抓住一代文学的特点, 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 从而提升元曲的历史地位, 让更多人接受元曲。黄宗羲《胡子藏院本序》:“诗降而为词, 词降而为曲, 非曲易于词, 词易于诗也。其间各有本色, 假借不得。近见为诗者袭词之妩媚, 为词者侵曲之轻佻, 徒为作家之所俘剪耳。余外舅叶六桐先生工于填词……正法眼藏, 似在吾越中, 徐文长、史叔考、叶六桐皆是也。” (9) 诗、词、曲三种文体于统治者而言, 诗庄、词媚、曲俗。黄宗羲为提升俗曲地位, 特言诗词曲三者各有本色。另外, 叶宪祖, 字美度, 号桐柏, 别号六桐, 黄宗羲外舅, 浙江余姚人。黄宗羲为突出叶六桐之戏曲贡献, 特将之与徐渭、史叔考并为正法眼藏系列。
在中国古代文学共同领先式的比附批评教学时, 不妨引入广告营销中的共同领先式, 加深学生的印象。在广告营销中的共同领先, 无非是将自己弱小企业混入强大的知名度更高的企业群体当中, 以便让消费者加深印象, 模糊本企业与知名企业的距离。最常见的手法就是, 诸多企业会冠名为“某某省十大网络营销企业”、“某某市十佳杰出企业”等称号。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们根本不清楚十大网络营销企业、十佳杰出企业的具体名单, 他们只会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十大”、“十佳”肯定不错, 既然你的企业入围“十大”、“十佳”, 一定还可以, 他们在消费购买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认同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甚至有个别企业还会冠上“中国”、“华中”、“华南”、“华北”、“西北”等字眼, 以便在业内产生更大影响。
四、小结
广告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同时为尽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将文学知识与广告营销相联系, 形成有效的互动教学。以上所述古代文学比附批评与广告营销的互动教学仅仅从三个角度探讨互动教学的可行性和相关性, 为广告学古代文学与广告营销的互动教学抛砖引玉, 从而彻底改变广告学专业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摘要:广告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相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更具有挑战性, 学生更关注广告本身而忽略古典作品的文化精神。因此, 在教授过程中适时引入广告营销的思维方式, 将古代文学知识点与广告营销进行恰当的互动教学是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本文拟在古代文学比附批评攀龙附凤式、甘居次席式、共同领先式的三种模式教学时, 引入相似的广告营销案例, 从而将古代文学与广告营销形成互动教学, 不仅加深学生的古典文学知识, 同时激发学生兴趣, 启发学生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广告内容。
关键词:比附批评,广告营销,互动教学
注释
11王昶.词雅序.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790.
22 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历代曲话汇编 (清代卷) , 黄山书社, 200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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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在很多幼儿园里,都有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活动安排。为了促进孩子的语言发展,让孩子勇于发言,敢于张口,很多幼儿园也鼓励小朋友自己讲故事。我和我的研究小组曾把一所中国幼儿园中“故事大王”的活动录了下来,然后分别请中国、日本、美国三国儿童教育专家观看。
场景
录像记录的是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在午休前讲故事的活动。每天有一个孩子讲自己找来的故事。之后,大家参与评论,最后投票决定当天的“故事大王”称号是否可以给讲故事的孩子。活动之后,班上的老师讲述了“故事大王”活动的起源:“一开始孩子们只是想听老师讲故事。后来,两个喜欢讲故事的孩子问,他们是否可以到前边来讲故事,老师鼓励他们试一试。很快,其他孩子也开始要求讲故事。一个学期过后,很多孩子都想上前给大家讲,还自发讨论怎样组织这一活动,最后达成一致:由当天讲故事的人决定明由谁来讲。有的孩子建议应该由老师来选择,但大部分孩子都不同意这么做。”
“故事大王”的活动是中国常见的幼儿园孩子讲故事的一个例子。这种活动在美国和日本的幼儿园的分享活动中都没有见过。那里,人们一直认为学前儿童在听、说方面不仅发展还不充分,而且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尚不适于讲故事。因此,一群4岁大的孩子能在班集体前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能耐心地倾听他人的批评,并且能给其他孩子提出有内容的意见,给我的研究小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国”专家怎么看?
观看过这段录像的中国学前教育专家们普遍赞扬了这一活动,很多中国各地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做得较好的语言活动。还有许多老师指出,这个讲故事的活动,体现了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完整儿童的理念,融语言、数概念、个性、社会和教育大目标于一体。不少老师特别对该活动在促进幼儿民主意识的作用印象深刻。一位昆明幼儿园园长说道:“当老师问‘你不同意他当故事大王的理由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教师不仅促进了幼儿的思考,更表现出了对幼儿的尊重。”这个活动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正是它体现着中国幼儿园改革的重要原则——尊重儿童。
有意思的是,日本和美国教育同行对这段录像有着非常不同的关注点,引出不少感受颇深的讨论。她们讨论最多的不是对民主价值的强调或者课程完整性的关注,也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而是中国老师对幼儿相互批评的鼓励。在日本,老师鼓励儿童自我批评,但基本上不鼓励相互批评。有位日本教育工作者说:“故事大王活动虽然给人印象深刻,但还是让人感觉不舒服,因为强调批评同学的表现让人难以接受。”京都的一位资深幼儿园园长回忆道:“很久以前的日本也能看到此类现象,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这家幼儿园强调头脑重于爱心,但我们现在强调支持爱的发展。”日本幼儿教育工作者介绍了日本小学里的小组自我反省行为,描述它和中国幼儿园“故事大王”活动中批评方式的不同:
老师很少参与或完全不做指导。
孩子做自我批评,而不是批评他人。
针对集体的缺点进行反思,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
如果把这3条挪用到中国和美国的学前教育活动中,很难想象那里的幼儿教师不会乱了阵脚。在美国幼儿教育中,儿童批评同伴讲的故事被普遍认为是不合适、不提倡的。绝大多数美国教育工作者对“故事大王”的录像片段表示吃惊,很多教师认为,考虑到儿童自我感受的脆弱,感情上伤不起。有个亚利桑纳州的幼儿园老师说:“我觉得让孩子公开批评别人是奇怪的事,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做!”而且美国专家认为批评别人不提倡,自我批评就更不提倡了。可想而知,美国文化中的幼儿教育为什么不采用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教师们见都没见过中国学前教育这种轻松自如的传统。
但是,有些美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看到美国早期教育这方面的不利之处,有位有20多年教龄的老师说:“我45岁,如果是我现在讲个故事被批评了,我肯定会伤心地哭,但那正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中国幼儿这样的机会,在很小的时候就习得批评别人和接受批评的能力。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机会来学习这个,到了成年时,不难想象他们都不知如何应对批评意见。”
思考
虽然中国幼儿园近年来重视从国外引进思想,但是这些学前教育新方法仍然保留了中国式特质。“故事大王”的活动正是中国学前教育实践里涌现的多种教育观念融合的绝好示例,因为它把杜威的进步主义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相结合,既融会了中国文化里注重语言的纯熟掌握和表达,注重语言和性格锻炼的整体性;同时,又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信念。
中国文化中的深层价值
其实,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个特征。儒家传统思想也鼓励将批评作为一种促进学习及弘扬其社会价值观的方式。在中国家庭、邻里、学校、商务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中,批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行为,批评他人并没有像在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中那样动辄就让人难受。为人提意见,强调出发点,是助人的善行;虚心接受他人批评意见,是人之美德。在中国,同伴、同行中的建设性反馈意见不仅可以在幼儿园看到,而且在幼儿教师切磋教案、互相听课、对实习教师试讲的反馈中,随处可见。
如此看来,幼儿园的故事大王活动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深层价值,包括自我完善的价值观。尽管在这项活动中,学前教育工作者融入了许多新的想法和做法,批评和自我批评仍是一种追求,是隐形的,即司空见惯的文化实践的范例。在中国学前教育实践中普遍使用,并在持续的社会巨变及教育范式转换中依旧存在。
看清自己的育儿文化比自然而然地接受更难
文化永远是育儿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我们有时候努力地学习很多国外先进的教育方式,但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依然强劲有力。作为从小在这个文化中长大的人,都会有许多感受,又习以为常。不像从其他文化里来的人,如日本人和美国人,看到、听到后会一脸诧异,觉得不太能接受。文化实践作为历史传统的存在,必然有其深刻的道理。也许,它正是中国人如今能够让世界瞩目的独特气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育儿这件事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使用,早就在我们每个家长和幼儿园老师的教育言行中。也许,我们的确需要日本和美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们用惊异的目光和不舒服的感受,让我们看到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比自然地接受自己的文化要难得多。
专家简介
意义与翻译批评研究
本文在对翻译批评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翻译批评应当切实关注意义这一翻译的核心问题,从翻译的本质中探寻自身理论建构的可靠途径.非理性的、拘泥于“技”的层面的批评不仅阻碍着翻译及翻译理论的.发展,更使翻译批评自身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本文借助语言哲学、现代解释学及文学批评的观点和理论,论述对意义问题的关注为翻译批评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并由此探讨翻译批评研究的可能途径--解释学途径,指出文学翻译批评,作为一种参与对话的对话,在其方法论研究之外更应具有一种历史的、开放的与自省的精神.
作 者:刘云虹 LIU Yun-hong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外国语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年,卷(期):“”(3)分类号:H059关键词:意义 理解 解释学 翻译批评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我加盟本公司至今有164日日夜夜,在这164个昼夜交替的日子里,我有过成功亦有过失败、我有过喜悦已有过悲痛、我有过快乐亦有过无奈;在这个164个朝夕辉映的日子里,我临时历任生产部统计、家具车间主管,现任生产部副部长兼任家具车间统计。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的督促我的工作,了解我的为人,同时也表明我工作的态度、阐述我的工作职责并对症纠正我工作中的错误与不足,现对过去5个多月的工作作如下总结。
一、在担任生产部统计时,先后修改、设计了生产部、销售部、专卖店、成品库、及物件库等部门多种数据表格,力图更加完善公司数据,为公司高层决策提供详细而准确的数据。然而,在此过程中我违反了管理工作与统计工作的大忌,出现了如下错误:
1:我先入为主,设计出了“较理想”的数据表格,造成生产部生产报表格式不符合部分车间使用,一个月才回复正常。
2:我的工作超出了超出了我的权责范围,导致了我的工作重心出现偏移,最后每件工作都没有做到位。我们身在南街村,讲的是红色文化,讲的是集体制。企业管理中讲的是各司其职,讲的是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说只有“在其职,谋其位,才能做其事”,这是自古以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核心,这亦是一名现代优秀管理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从这里暴露出了一个部门乃至公司的一个管理弱点:公司横向沟通不畅,纵向沟通不到位;授权没有原则,指挥随心所欲。
诚恳做人 1 / 4勤恳做事
3:没有认清工作的对象,该说的说了,却没有回复,该写的写了,却没有结果,导致好的意见被忘记,可行的方案被遗弃。然而,现在再提起哪些曾经被遗忘的东西,更显的苍白无力,因为只是因为失去了恰当的时机。
4、没有落实到生产报表与生产指示单相联系,致使生产报表只是一推数字。
二、在担任家具车间主管时我的工作出现了空前的被动与无奈:授权不明确,责权不匹配,处理问题反复异常,遇到问题视人处罚,工作无法按正常程序运行,造成整体工作停止不前,一度个人思想极其沉沦,工作相当消极。经过马经理的淳淳教诲、经过与企划部多次沟通、经过公司对工作的整体调整,最后车间基本步入正规。
三、目前担任生产部副部长,分管机雕刻室,兼任家具车间统计,先就目前的工作情况给大家作如下汇报:
1、改进了作图方法:电脑做图采用新老结合法,利用原图拼图的做图方法、利用灰度图转雕刻图的做图方法(只要保证整幅图画面意义不变),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了做图效率,明确了做图做的是意境,不是杂乱的图案。
2、改进了雕刻方法:结合IE知识就部分重复的花板、梳子、工艺品的雕刻,自制模具,以减少对刀时间,提高雕刻实效。
3、建立了外协渠道:由于之前堆积的花板比较多,时间比较紧,任务比较重,经与生产部商议决定,部分图外协做图。
4、量化了雕刻进度:电脑雕刻室现有的做图与雕刻工作进度已全部量化,在每日量化的工作中明确指出要完成的具体工作与完成时
间,并按计划执行。
5、提高了沟通时效:及时与家具车间吉师傅就雕刻的花板确认、需要的时间、雕刻的顺序进行沟通,避免再次出现家具组装无花板的现象。
6、改变了工作模式:目前雕刻室采取“小白班多夜班”工作模式,白班雕刻工艺品盒、梳子和新家具花板等小件花板,晚上雕刻尺寸比较大耗时比较长的花板,尽量平衡整个雕刻工作。
在以后的工作中
1、我会及时和家具车间吉师傅沟通,尽量做到先雕刻花板,避免由于家具组装没有花板情况,全力将分管的工作做到位。
2、积极主动配合各部门工作,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3、在接受任务时核对任务,及时汇报。
4、合理调配雕刻室生产节奏,平衡生产。
5、就雕刻情况以书面形式每周五汇报生产部。
我相信,只要坚持以生产服务为中心、只要坚持不拉帮结派、只要坚持不明知故犯,我们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才能达到公司与员工双赢。
我相信,只要坚持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按程序办事、只要不隐私舞弊、只要真诚合作,我们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提高公司所有职员工的整体素质。
我相信,只要坚持计划工作、只要控制预算、只要坚持过程控制、只要心中有信念,我们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才能保证生产质量、才能提高工作士气。
我相信,只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量体裁衣,人尽其才”、只要不做“嘴把式,实事求是”,我们才能整体提高工作效能、才能整体改变工作绩效、才能整体增强工作效绩。
生产部:姜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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