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精选6篇）
中国政府6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机构进行了六次较大的调整：一是1982年，改革内容主要是干部队伍年轻化、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二是1988年，主要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三是1993年，主要是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四是1998年，以中央政府人员、机构减半为目标；五是2003年，主要以职能划分清晰为改革目标；六是2008年以大部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为主要目标，这个阶段的政府机构改革十分艰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提升公务员队伍素质，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完善公共财政模式，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与公共产品。
1981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臃肿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
1982年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
1988年
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启动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
这次改革着重于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1993年
1993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共59个，人员减少20％。1993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8年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的有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1999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2003年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特别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协调的要求。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经过改革调整为28个，不再保留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商务部。
根据方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组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属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时，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以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以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2008年
2008年3月12日，在中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公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国务院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调整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较目前减少1个。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机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进行过多次精兵简政。
党的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在此基础上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十七大报告特别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
所谓大部门体制，或叫“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它可以化解政府中存在的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有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简化公务手续和环节，提高政策执行效能；也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３年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为２８个。
１９８２年以来的这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实践，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当然也有一些教训。最大的教训在于忽视了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２００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价值导向，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的，以全面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目标，以全面履行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为基本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２００３年以前的改革开放时期，政府既创造环境，又在直接创造财富；新的时代发展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是，“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政务院作出《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其主要内容有：（1）调整紧缩上层，合理充实下层；（2）合并分工不清和性质相近的机构；（3）精简机构，减少层次；（4）明确规定干部与勤杂人员的比例；（5）要求划清楚企业、事业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编制和开支；（6）严格编制纪律。这次机构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到１９５３年底，政务院工作部门增加到４２个。1954年国务院组织机构图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４年，随着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确定和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从当年底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精简。中央一级机关的精简包括：（1）在划清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调整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层次；（2）各级机关根据业务需要，紧缩了编制，明确了新的编制方案；（3）妥善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地方各级机关也进行了精简，专员公署和区公所分别是省、县政府的派出机关，精简比例较大。以后，随依法成立的国务院开始增设机构，到１９５６年，机构总数达８１个，形成了建国以来政府机构数量的第一次高峰。1959年国务院组织机构图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
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这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以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为主要内容，通过国务院精简所属工作部门，下放权力，以达到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目的。这次改革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０年。１９５８年，撤销合并了国家建设委员会等１０多个单位。经过调整，国务院部委减少８个，直属机构减少５个。到同年底，国务院设６８个工作部门。１９５９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又作了进一步调整和撤并，到同年底，国务院设３９个部委，２１个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机构总数达６０个，比１９５６年减少２１个。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
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为了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进行了建国后的第三次较大机构改革。
一是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进行了两次比较集中的干部精简运动。第一次是１９６０年７月至１９６１年９月，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机关。这次干部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对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同时进行精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司局级机关减少１５％，事业单位减少２６％；行政机关精简１．６万余人，事业单位精简６．５万余人。第二次精简从１９６２年２月至１９６４年，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中央国家机关在１９６１年精简的基础上，又精简了１万人。全国共精简８１万人。精简下来的干部大多数充实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二是中央收回五十年代后期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并恢复被撤销的机构，到１９６５年底，国务院的机构数达到７９个，为建国后的第二次高峰。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
“文革”中，政府机构发生非正常的大变动。１９７０年，国务院的７９个部门撤销合并为３２个，其中１３个还由部队管理，达到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数的最低点。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对各领域进行整顿，与之相适应，国务院工作部门恢复到５２个。１９７６～１９８１年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鉴于当时经济上已处于崩溃，故沿用并发展了五十年代后期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到１９８１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增加到１００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１９８２年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此相适应，从１９８２年开始，首先从国务院做起，自上而下地展开各级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历时３年之久，范围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
建设和完善各级机关的改革。这次改革不仅以精兵简政为原则，而且注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对政府机构设置提出的新要求，力求使机构调整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有利条件，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一些条件成熟的单位改革成了经济组织。
１９８１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１００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臃肿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决定，从国务院各部门首先做起进行机构改革，限期完成。１９８２年３月８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２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根据国务院部署，第一批先行一步的有１２个单位：电力工业部、水利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以后，其他部门陆续确定了方案，付诸实施。
这次改革，在领导班子方面，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１００个减为６１个；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５０～６０个减为３０～４０个；直辖市政府机构稍多于省政府工作部门；城市政府机构从５０～６０个减为４５个左右；行署办事机构从４０个左右减为３０个左右，县政府部门从４０多个减为２５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来的５．１万人减为３万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１８万人减为１２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２０％；地区机关精简幅度更大一些。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也有所下降，部委平均年龄由６４岁降到６０岁，局级平均年龄由５８岁降到５４岁。
这次改革历时三年，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建设和完善行政体制的努力。通过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对于行政管理没有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机构和人员都没有真正减下来。这次改革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１９８２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其历史性进步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１９８８年——“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在１９８２年机构改革后，由于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因此国务院决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１９８８年初制定，同年４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是一次弱化专业经济部门分钱、分物、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以达到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转向行业管理目的的改革。此次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再加上治理、整顿工作的需要，原定于１９８９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如，撤消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消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撤消劳动人事部，建立国家人事部，组建劳动部；撤消国家物资局，组建物资部；撤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建建设部；撤消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撤消水利电力部，组建水利部；撤消隶属于原国家经委的国家计量局和国家标准局以及原国家经委质量局，设立国家技术监督局。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４５个减为４１个（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能源部、铁道部、交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商业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物资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直属机构从２２个减为１９个，非常设机构从７５个减到４４个，部委内司局机构减少２０％。在国务院６６个部、委、局中，有３２个部门共减少１．５万多人，有３０个部门共增加５３００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９７００多人。但是，由于经济过热，这次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了。１９９３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
这次机构改革的历史性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１９９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从１９９３年机构设置来看，这类部门合并、撤销的少，保留、增加的多。如机械电子部合并本来是１９８８年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１９９３年改革时又被拆成两个部——机械部和电子部；能源部本来是在１９８８年撤消了三个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建立的，１９９３年改革又撤消能源部，设立了电力部和煤炭部。给人的印象是，目的与目标背道而驰。１９９３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１９９３年实行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的这种做法，是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２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根据这一方案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４１个（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加上直属机构、办事机构１８个，共５９个，比原有的８６个减少２７个，人员减少２０％。其中撤销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物资部等７个部，新组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内贸易部，更名１个（对外经济贸易部），保留３４个部、委、行、署。改革后的综合经济部门中保留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分为三类：改为经济实体的有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后，分别组建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改为行业总会的有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这两部撤销后，分别组建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保留或新设置的行政部门包括：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撤销能源部，分别组建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撤销机械电子工业部，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撤销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
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９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１９个调整为１３个（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土地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海关总署、国家旅游局、民用航空总局、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事机构由９个调整为５个（包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８个（包括：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中国专利局和国家行政学院）。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４年，继续推进并力求尽早完成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重点是转政府职能，并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的职能切实还给企业；二是把配置资源的基础性职能转移给市场；三是把经济活动中社会服务性和相当一部分监督性职能转交给市场中介组织。
到１９９４年底，中国有１３０多万个事业单位，２６００多万从业人员。
１９９５年，机构改革的工作重点是抓好省级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市地县乡的改革，制定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方案和主要措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机构改革工作的一个重点。改革的原则是政事分开和社会化。目标是建立符合事业单位自身发展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是搞好事业单位的分类管理。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实施的关键在于搞好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市地县乡的改革，要认真做到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深化企业改革，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１９９７年，随着１月国家电力公司的组建成立，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其他专业经济部门也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或改为行业管理组织，将原有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给政府综合部门负责。１９９８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的原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１９９８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１９９８年改革历史性的进步是，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其突出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１０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这样，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众多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的载体，是落实经济计划的依托。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类部门的存在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堡垒。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１５个部、委。包括：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邮电部、劳动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组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为了加强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有关部长任成员，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
新组建的有４个部、委：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
更名的有３个部、委：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
保留的有２２个部、委、行、署：外交部、国防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４０个减少到２９个。包括国家政务部门１２个：外交部、国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审计署；宏观调控部门４个：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专业经济管理部门８个：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５个：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党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１９９９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２０００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２００２年６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１１５万名。２００３年——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２００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３月６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３月１０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一、1978-2005年CPI及影响因素的统计数据
通货膨胀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一般价格水平普遍的和持续的上涨过程。此定义有两个要点:第一,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即全社会所有的商品和劳务的平均价格水平)水平的上涨;第二,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持续上涨,季节性、暂时性或偶然性的物价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本文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代表一般价格水平。
变量的实际意义:CPI代表消费者物价指数,CCI代表居民消费水平指数,GER代表政府支出增长率,M2:M2增长率,EXP代表出口总额(人民币:亿元),SALARY代表全国工资指数,MPI代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GDP代表GDP增长率,AIR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PI代表食品类消费价格指数,UNEMP代表失业率。其中所有的指数和增长率均是以上1年为基期(上年=100)。
这些指标是按照通货膨胀的类型来加以确定的,通货膨胀主要分为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表1中的四个指标CCI,GER,M2,EXP是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CCI代表居民消费,GER代表政府支出,M2代表货币供给,EXP代表出口;SALARY和MPI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SALARY代表工资成本,MPI代表要素市场的成本。表2中的4个指标GDP、AIR、FPI、UNEMP是伴随CPI变动而变动的指标,笔者在下文中将分别分析中国历次的通货膨胀究竟是受哪些因素影响较大。
(以上所有数据均为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数据,其中M2,MPI,GDP,UNEXP四项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这些数据的记录,所以用-代表为缺失值)。
二、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首先,绘制CPI和FPI(1978-2005年)的折线图,从图1中初步观察它的变动趋势: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波动,第一次是在1988年和1989年,分别增长了18.5%和17.8%。第二次是在1993年、1994年和1995年,1994年CPI增长率甚至达到了21.7%,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另外,从图1中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食品类价格指数的波动和CPI几乎完全相似,说明历史上出现的两次通胀均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密不可分。最近的一次波动在图1中并没有体现出来,是在2004年,虽然当年的CPI只有101.2,并不算高,但是从当年的月份数据可以看出食品类价格指数一直成高位走势,属于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三、对统计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法,对这些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得到方程如下:
CPI=36.529+0.308FPI+0.44M2+0.359GER+0.187MPIt值(8.552)(5.816)(90.69)(5.178)(2.952)VIF:(4.332)(2.315)(1.698)(3.829)R2:(0.990)
我们得到的回归结果是非常理想的,10个变量中有4个最终进入了方程,系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4个变量的VIF值都较小,说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进入方程的4个变量分别是:FPI(食品类消费价格指数),M2,GER(政府支出),M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其中FPI和M2的贡献率最大,分别达到40.7%和46.4%,说明食品的消费和货币供应量这两个因素对改革开放近30年的CPI影响程度是最大的,政府支出和原材料价格对CPI也有影响,而居民消费和出口对CPI的影响是不明显的,说明改革开放这30来年中国的CPI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特别是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尤其明显。表1中的数据也显示出在1988年、1989年、1993年、1994年、1995年这几年高通胀时期,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均达到30%左右,这期间政府投资也成2位数增长,特别是在1993、1994年政府投资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24%多,由于这期间中国投资增长势头猛烈,原材料价格也随之大幅上涨,在1993年达到了35.1%的增长高峰期,同时食品类价格指数也一路飙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这几年的CPI均成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很快政府意识到经济已经过热,紧缩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政府投资同时也逐年递减,随着政府调控手段的实施,CPI也很明显地下降,政府调控的效果比较理想。这些是我们从数据和分析结果中得到的结论。
四、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的聚类分析
从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5年、2000年、2005年的物价分类指数的截面数据分析各地区在食品、医疗、通信、教育、居住5个方面的物价水平,从而得到各地区在这5个方面的消费差距,补充CPI纵向的时间序列分析所不能解释的地区差异问题。
我们采用的是层次聚类分析方法,类间距的计算采用的是组间平均连锁法,样本距采用的是欧氏距离平方法。初步观察31个样本数据的特征,由于样本差距并不明显,我们对31个省、市、自治区只分成4类,由于我们选取了3年的截面数据,可以对比这3年的聚类结果,分析各地区在这10年来在消费水平上的变化(见图2、图3、图4)。采用直方图的形式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我们聚类的结果,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每一类中只选取一个样本,每个样本只选取两个观测变量,分别是食品类价格指数和居住类价格指数,代表分析这10年来四类地区的物价走势。
通过对图2、图3和图4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时间上来说,食品类价格指数成递减趋势,1995年,各地区食品类物价指数在120%-125%之间,可以说这期间食品类的价格是比较高的,食品类价格的走高对当年的CPI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这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随后2000年和2005年食品类物价指数呈下降趋势,基本维持在100%左右,说明食品类价格已经逐步稳定;居住的物价指数也成下降趋势,1995年的居住物价指数都在110%~120%之间,而到2005年降到只有105%左右。从截面数据来看,各地区在食品类的价格差距并不大,基本持平,北京略高;居住价格在1995年的新疆偏高达到120%左右,而北京的居住价格在2000年以前都呈高增长的态势,近几年才有所回落,其他地区的居住价格差距并不显著。这与我们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这是由于中国的住房消费并没有被包括在消费当中,而是被当作投资,所以近些年来在房价普长的情况下,而我们的居住价格却呈下降趋势的原因,指数编制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恕不详论。
五、通货膨胀的治理对策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最优发展速度
通胀的治本措施之一,是在长期发展战略上真正做到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彻底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高投入、低产出,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在宏观方面,包括正确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使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和企业改革同步实施,使金融、财政、收入分配、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套,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转变,使中国经济在继续增加总量的同时,提高宏观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二)促进市场发育,完善市场体系
市场的不健全,经济生活中的大量垄断行为的存在,是产生通货膨胀的重要体制因素。促进市场发育,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尽快建立和健全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对于逐步消除体制性通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发展大中城市的农副产品市场、生产资料交易中心和大规模连锁店。整顿市场交易秩序,包括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和期货市场,以规范市场操作,提高市场运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三)宏观调控间接化
1. 改革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经济控制体系,建立和健全以间接控制为主的新的宏观经济控制体系,通过经济手段来真正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和消除通胀的影响。在建立和健全新的宏观经济控制体系的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旧的金融体系,建立新的金融体制和相应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其中,货币政策工具改革是关键,同时,要引入竞争机制,发展金融市场。
2. 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经济信息系统和经济监督系统,正确把握经济态势,准确预测经济变化趋势,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国民经济预警系统。同时,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完善会计制度,严格审计制度,对各种宏观经济控制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宏观控制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将选.中国宏观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胡庄君.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对中国的启示
●陆南泉
当前，我国的改革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要解决的问题甚多。在此背景下回顾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集中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二是对中国的启示。
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启示
前苏联经济体制是构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改革进程，以及它对前苏联社会经济乃至对作为前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利弊
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曾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利用这种体制，最大限度地集中全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一些重大项目，特别在工业化时期，建成了大量重要项目。第二，利用这种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往往是强制性的)调整经济结构，快速发展前苏联基础工业，在工业化时期这一作用更为明显。第三，利用这种体制，通过对落后地区加大投资等办法，较快地实现了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意图。加速对资源丰富但经济十分落后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就说明了这一点。第四，利用这种体制，促进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谈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它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如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落后国家从事基础工业的发展和备战或战争时期 (西方往往称苏联经济是备战经济)。第二，就是在这种体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而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第三，借助于斯大林经济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此，很难说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成就，是前苏联历史上的光辉的篇章。第四，随着历史的发展，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并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远，最后，它与构成斯大林模式的其他各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导致苏联剧变。斯大林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难以克服异化问题。这样导致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主人翁感，对生产不可能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难以结合；第三，经济的发展往往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第四，由于缺乏竞争，是低效的浪费型经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第五，出现一批缺乏主动精神的“传声简式”的经济领导干部。
（二）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
1.赫鲁晓夫的改革。面对上述弊端，前苏联在战后应下决心进行改革。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很有利，人们期待改革；战后苏联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斯大林个人威信空前提高。但斯大林不仅不改革，反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战时的经济体制。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了斯大林之后前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抓了农业，因为当时前苏联的农业形势十分严峻。采取的措施是，首先于1954年1月22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纠正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宣布的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的不实之词，明确提出苏联尚未解决粮食问题。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主要有：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个人副业管理制度改革；拖拉机站改组；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改革；垦荒；等等。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从1953年起开始探索改革，在1957年工业建筑业大改组前，先在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是1957年的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其主要内容是改变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达到消除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中央与扩大地方权限的目的。为此，撤销了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141个部，同时成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管理工业与建筑业。
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生了严重后果。然不应由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的改革，他的历史作用突出表现在：第一，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第二，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个人，而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二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第三，改革思路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而不是把改革重心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第四，改革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第五，赫鲁晓夫的个人性格，急性，主观，唯意志论；第六，国际压力，这指的这一时期出现的波、匈事件与中苏大论战。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1]
2.勃列日涅夫的改革。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取代了赫鲁晓夫。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作了调整与修改，目的是克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态。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取消把党分为工业党与农业党的做法，恢复部门管理原则，继续对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试验，等等。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也称为柯西金改革，指的是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与目标为：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但改革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到后期更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第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要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整个改革过程只是在增加或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扭来扭去；第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另外，改革绝不允许涉及所有制问题；第四，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研究苏联剧变，如果不认真、深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少问题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
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了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应该把人作为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非常强大，1988年之前的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有：（1）在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先错了第一步；（2）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的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的结合；（4）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5）将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停步不前。
尽管前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有其不同的原因，但纵观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最后以失败告终，有其共同性原因：一是没有选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取向，从而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是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僵化的教条主义，不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三是没有把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四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同时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总结前苏联7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基本制度后，必须改革经济体制，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2]，“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3]。这里就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谈点看法。主要问题有三：腐败、垄断与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搞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我赞成后一种看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进程应加快；垄断部门应走向市场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化。中国出现的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二）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所谓正确方向，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共同文明的方向，即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
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如果用一个字可归结为“看”，如果用三个字可归结为“不争论”。“看”就是他看准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这三项重要改革政策，从经济学来说，是对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三）坚决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所谓体制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产品经济就形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就形成市场经济模式。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从经济理论来讲，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一直批判市场经济；二是所有制理论，这是苏联历次改革都不能触及的。长期以来不论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化了的或者说苏联化了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侵害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四）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党面临以下极其复杂的局面：体制改革要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要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与重大的变动；各阶层、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分配急需调整；在过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日渐突出，必须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探讨，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应是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4]。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与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第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根据目前情况，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根据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公正、人权、自由、权力制衡等）；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
（五）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前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低以及高浪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粗放型的经济方式，即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金与耗费大量原材料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前苏联经济的脆弱性，亦是前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从目前来说，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都离不开深化改革，必须有体制机制做保证。
（六）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束缚，特别是要冲破斯大林的所谓“共同规律”框框。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以1946年《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1954年出版的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为代表)，留给人们的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得出的“共同规律”。斯大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前苏联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被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这样一来，本来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主义社会，被斯大林的“共同规律”框住了，固定住了，当然也就很难进行改革了。这个“共同规律”阻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误导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对社会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使不少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最后，我想用邓小平在1978年讲的以下一段话作为结语，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这句话，不只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也应该是我们党用来增强执政能力的座右铭。
[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3.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138.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6.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晏蔚青
D73/77
A
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历届领导
1950.7.12 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委员会。
书记 刘亚楼(1910-1965)1950 0712 1956 0527
副书记 吴法宪(1915-2004)1950 0712
1956 0527
常务委员 常乾坤(1904-1973)1950 0712 1956 0527
常务委员 王弼(1899-1977)1950 0712 1951 05
常务委员 王秉璋(1914-2005)1950 0712 1956 0527
常务委员 杨春甫(1913-)1951 04 1953 10
常务委员 王辉球(1911-2003)1953.04
1956 0527
常务委员 徐深吉(1910-2000)
1955.08
1956 0527
1956.5.27-6.8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一届委员会。
书记 刘亚楼(1910-1965)1956 0527
1959.04
第一副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56 0527
1957.05
第二副书记 王秉璋(1914-2005)1956 06 1957 05
副书记 成钧(1911-1988)1957.05
1959.04
副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57.05
1959.04
副书记 王秉璋(1914-2005)1957 05 1959.04
常务委员 常乾坤(1904-1973)1957.05
1959.04
常务委员 王辉球(1911-2003)
1956 06
1959.04
常务委员 徐深吉(1910-2000)
1956 06
1959.04
常务委员 曹里怀(1909-1998)1956 12 1959.04
常务委员 谭家述(1909-1987)1957 05 1959.04
常务委员 周彪(1910-1981)1957 05 1959 04
1959.4.21-4.29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二届委员会。
书记 刘亚楼(1910-1965)1959.04
1962.09
副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59.04
1962.09
副书记 王秉璋(1914-2005)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成钧(1911-1988)
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常乾坤(1904-1973)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王辉球(1911-2003)
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徐深吉(1910-2000)
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曹里怀(1909-1998)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谭家述(1909-1987)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刘震(1915-1992)
1959.04
1962.09
常务委员 张廷发(1918-)1960 08 1962.09
1962.9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三届委员会。
书记 刘亚楼(1910-1965)
1962.9--1965 0507
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65.08
1966.10
第一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66.10 1969 05
第二书记 余立金(1913-1978)1966 10 1968 0322
副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62.9
1965.08
副书记 王秉璋(1914-2005)1962.9
1969 05
副书记 成钧(1911-1988)
1962.09
1967.01
副书记 王辉球(1911-2003)
1968.09
1969.05
副书记 余立金(1913-1978)1965 07 1966 10
副书记 罗元发(1910-)1966 10 1969 05
常务委员 王辉球(1911-2003)
1962.9 1969 05
常务委员 徐深吉(1910-2000)
1962.9
1967.10
常务委员 常乾坤(1904-1973)1962.9--1969 05
常务委员 曹里怀(1909-1998)1962.9 1969 05
常务委员 谭家述(1909-1987)1962.9 1969 05
常务委员 刘震(1915-1992)
1962.9 1966.09
常务委员 张廷发(1918-)1962.9 1966 09
常务委员 邝任农(1912-2003)
1966.10 1969 05
常务委员 刘锦平(1918-2003)1966 10
1969 05
常务委员 曾国华(1910-1978)1966 10 1969 05
1969.5.16-6.4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四届委员会。
第一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69.6
1971.09.24
第二书记 王辉球(1911-2003)
1969.06
1971.09
副书记 王秉璋(1914-2005)1969.6--1971 09
常务委员 邝任农(1912-2003)
1969.6 1971.09
常务委员 刘锦平(1918-2003)1969.6 1971 09
常务委员 曾国华(1910-1978)1969.6 1971 09
常务委员 曹里怀(1909-1998)1969.6 1971 09
常务委员 常乾坤(1904-1973)1969.6 1971 09
第一书记 傅传作(1914-1982)1973 05 1975 10
第二书记 马宁(1922-)1973 05 1975 10
第三书记 张廷发(1918-)1973 05 1975 10
常务委员 成钧(1911-1988)
1973.05
1975 10
常务委员 邝任农(1912-2003)
1973.05
1975.08
常务委员 邹炎(1927-1992)1973 05 1975 10
常务委员 张积慧(1927-)1973 05 1975 10
常务委员 曹里怀(1909-1998)1973 05 1975.10
常务委员 高厚良(1915-2006)1973 05 1975 10
常务委员 杜玉福(1930-)1973 05 1975 10
常务委员 王定烈(1918-)1975 08 1975 10
常务委员 余立金(1913-1978)1975 08 1975 10
常务委员 黄立清(1913-1988)1975 08 1975 10
第一书记 张廷发(1918-)1975 10 1978.05
第二书记 马宁(1922-)1975 10 1977 02
第二书记 高厚良(1915-2006)1977 04 1978.05
第三书记 曹里怀(1909-1998)1975 10 1978.05
常务委员 成钧(1911-1988)
1975 10
1978.05
常务委员 邹炎(1927-1992)1975 10
1977 02
常务委员 张积慧(1927-)1975 10
1978 04
常务委员 高厚良(1915-2006)1975 10
1977.04
常务委员 杜玉福(1930-)1975 10
1976 10
常务委员 王定烈(1918-)1975 10
1978.05
常务委员 余立金(1913-1978)1975 10
1978 04
常务委员 黄立清(1913-1988)1975 10
1978.05
常务委员 吴富善(1912-2003)1975 10 1978.05
常务委员 旷伏兆(1914-1996)1975 10 1978 04
常务委员 刘世昌(1921-)1975 10 1978.05
1978.4.28-5.9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五届委员会。
第一书记 张廷发(1918-)1978.05 1983 11
第二书记 高厚良(1915-2006)1978.05
1983 03
书记 高厚良(1915-2006)1983 03
1983 11
第三书记 曹里怀(1909-1998)1978.05
1982 11
常务委员 成钧(1911-1988)
1978.05
1982.11
常务委员 黄立清(1913-1988)1978.05
1982 11
常务委员 吴富善(1912-2003)1978.05
1982 11
常务委员 王定烈(1918-)1978.05
1983 11
常务委员 刘世昌(1921-)1978.05
1983 11
常务委员 何廷一(1916-2007)1978 05 1983 11
常务委员 叶松盛(1917-1993)1978 05 1983 11
常务委员 黄永贵
1982.01
1983 11
常务委员 王寄洋
1982.01
1983 11
常务委员 王海(1925-)1983 03 1983 11
常务委员 李永泰(1928-)1983 03 1983 11
常务委员 马占民(1932-)1983 03 1983 11
常务委员 毕皓(1927-)1983 03 1983 11
常务委员 刘钊(1924-2001)1983 06 1983 11
1983.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六届委员会。
第一书记 张廷发(1918-)1983 11
1985 07
书记 高厚良(1915-2006)1983 11
1985 07 书记 朱光(1922-)1985 07 1988.12
副书记 王海(1925-)1983 11 1988.12
常务委员 黄永贵
1983 11
1987.01
常务委员 王寄洋
1983 11
1985.07
常务委员 王定烈(1918-)1983 11
1985 07
常务委员 刘世昌(1921-)1983 11
1988.02
常务委员 何廷一(1916-2007)1983 11
1985 07
常务委员 李永泰(1928-)1983 03 1988.12
常务委员 马占民(1932-)1983 03 1987 01
常务委员 毕皓(1927-)1983 11
1987 01
常务委员 刘钊(1924-2001)1983 11
1985 07
常务委员 朱维斌
1985.10
1988.12
常务委员 于振武(1931-)1985 07 1988.12
常务委员 林虎(1927-)1985 10 1988.12
常务委员 高兴民(1928-)1985 10 1988.12
常务委员 王钟琦
1987.02
1988.12
常务委员 于泽民(1932-)1987 02 1988.12
常务委员 刘志田(1928-)1987 11 1988.12
常务委员 许乐夫(1922-1997)1988 03 1988.12
常务委员 丁文昌(1933-)1988 05 1988.12
1988.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七届委员会。
书记 朱光(1922-)1988.12 1992 11
书记 丁文昌(1933-)1992 11 1993.12
副书记 王海(1925-)1988.12
1992 11
副书记 曹双明(1929-)1992 11 1993.12
常务委员 朱维斌
1988.12
1990.06
常务委员 王钟琦
1988.12 1990.06
常务委员 李永泰(1928-)1988.12 1993.12
常务委员 于振武(1931-)1988.12 1993.12
常务委员 林虎(1927-)1988.12 1993.12
常务委员 高兴民(1928-)1988.12 1993.12
常务委员 于泽民(1932-)1988.12
1993 07
常务委员 刘志田(1928-)1988.12
1992 11
常务委员 许乐夫(1922-1997)1988.12
1990 04
常务委员 丁文昌(1933-)1988.12 1992.11
常务委员 杨德春
1990.07
1993.12
常务委员 宋殿毅
1990.07
1993.02
常务委员 杨英昌(1934-)1992 12 1993.12
常务委员 张汉平(1933-)1992 12 1993 12
常务委员 杨振玉(1931-1998)1993 02 1993.12
常务委员 张志勇
1993.02
1993.12
常务委员 陈潜(1934-)1993 02 1993.12
常务委员 辛殿枫(1933-)1993 08 1993.12
1993.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第八届委员会。
书记 丁文昌(1933-)1993.12
副书记 曹双明(1929-)1993.12 1994 10
副书记 于振武(1931-)1994 11 1996 11
副书记 刘顺尧(1939-2002)1996 12
常务委员 杨德春
1993.12
1995.05
常务委员 张志勇
1993.12 1995.12
常务委员 于振武(1931-)1993.12 1994 11
常务委员 林虎(1927-)1993.12 1994 10
常务委员 杨英昌(1934-)1993.12
常务委员 张汉平(1933-)1993.12 1993 12
常务委员 杨振玉(1931-1998)1993.12 1994 10
常务委员 陈潜(1934-)1993.12
常务委员 辛殿枫(1933-)1993.12 1996 12
常务委员 景学勤(1940-)1993 12
常务委员 徐承栋(1942-)1993 12
常务委员 刘顺尧(1939-2002)1993 12 1996 12
常务委员 吴光宇(1940-)1994 12
常务委员 许其亮(1950-)1994 12
常务委员 张东盛(1940-2005)1995 05
常务委员 刘凤山(-)1995 05
常务委员 王良旺(1940-)1997 01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
党委书记：乔清晨
空军政委
党委副书记：刘顺尧
空军司令员
党委常委：景学勤
空军副司令员
王良旺
郑申侠
吴光宇
空军副司令员 空军副司令员 徐承栋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林万海
空军副政委
空军参谋长 邓昌友
空军政治部主任 张东盛
空军后勤部部长 田绍奇
空军装备部部长纪委书记：徐承栋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副书记：邓铜山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十次代表大会于2004年5月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2人）
党委书记：乔清晨
空司令员
党委副书记：邓昌友
空军政委
党委常委：李永德
空军副司令员
马晓天
空军副司令员
汪超群
空军副司令员
李买富
空军副司令员
黄新
空军副政委
刘亚洲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何为荣
空军参谋长
孙俊哲
空军政治部主任
胡传炎
空军后勤部部长
田绍奇
空军装备部部长
纪委书记：刘亚洲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副书记：房建国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空军第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于2009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选举结果：空军党委常委员会委员（共13人）
党委书记：
邓昌友
空军政委
党委副书记：许其亮
空军司令员
党委常委：
何为荣
空军副司令员
景文春
空军副司令员
杨东明
空军副司令员
赵忠新
空军副司令员
陈小工
空军副司令员
刘亚洲
空军副政委、纪委书记
王
伟
空军副政委
杨国海
空军参谋长
王晓龙
空军政治部主任
朱洪达
空军后勤部部长
魏 钢
空军装备部部长纪委书记：刘亚洲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副书记：林红松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空军监察委员会
书记 吴法宪(1915-2004)
1954.05 1959.04
书记 王辉球(1911-2003)
1959.04
1969.04
副书记 王辉球(1911-2003)
1954.05
1959.04
副书记 王秉璋(1914-2005)1955 12 1959 04
副书记 谭家述(1909-1987)1957 06 1962 09
副书记 林接标(1914-1989)1959 04 1961 03
副书记 王平水(1915-1993)1961 03 1967 02
副书记 何廷一(1916-2007)1962 09 1967 01
中国共产党空军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 高厚良(1915-2006)1979 01 1985 07
副书记 黄立清(1913-1988)1979 01 1982 11
副书记 何廷一(1916-2007)1979 01 1985 07
副书记 袁正元(1922-2001)1983 11 1988 07
书记 刘世昌(1921-)1985 08 1988 02
书记 许乐夫(1922-1997)1988 04 1990 04
副书记 陈潜(1934-)1988 12 1993 12
书记 高兴民(1928-)1990 12 1993 12
书记 杨英昌(1934-)1993 12
副书记 黄新(1944-)1993 12 1997 07
副书记 邓昌友(1947-)1997 07
书记 刘亚洲(1952-)2008 01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6人）
党委书记：刘亚楼
空军司令员
党委第一副书记：吴法宪
空军副政委
党委第二副书记：王秉璋
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党委常委：常乾坤
空军副司令员
徐深吉
空军副司令员
王辉球
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共10人）
书记：吴法宪
空军副政委
副书记：王秉璋
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王辉球
空军政治部主任
常委：何廷一
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朱虚之
空军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曾昭敏
空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傅平
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陆政
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李铮
空军司令部组织动员处处长
苏林
民航局政治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4月21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0人）
党委书记：刘亚楼
空军司令员
党委副书记：吴法宪
空军政委
王秉璋
空军副司令员
党委常委：刘震
空军副司令员
成均
空军副司令员
曹里怀
空军副司令员
谭家述
空军副司令员
常乾坤
空军副司令员
徐深吉
空军副司令员
王辉球
空军政治部主任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共7人）
书记：王辉球
空军政治部主任
副书记：谭家述
空军副司令员
林接彪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常委：任学耀
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李铮
空军司令部组织动员处处长
陈达明
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陆政
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62年9月10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党委书记：刘亚楼
空军司令员
党委副书记：吴法宪
空军政委
王秉璋
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5研究院院长
成均
空军副司令员
党委常委：刘震
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兼政委
曹里怀
空军副司令员
谭家述
空军副司令员
常乾坤
空军副司令员
徐深吉
空军副司令员
张廷发
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王辉球
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共7人）
书记：王辉球
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副书记：何廷一
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王平水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常委：徐又彬
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
陆政
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沈敏
空军司令部军务部部长
张铭
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5月16日至6月4日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8人）
党委第一书记：吴法宪
空军司令员
党委第二书记：王辉球
空军政委
党委副书记：王秉璋
空军副司令员
党委常委：邝任农
空军副司令员
曾国华
空军副司令员
曹里怀
空军副司令员
刘锦平
民航总局政委
常乾坤
空军副司令员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78年4月28日至5月9日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3人）
党委第一书记：张廷发
空军司令员
党委第二书记：高厚良
空军政委
党委第三书记：曹里怀
空军副司令员
党委常委：余立金
空军第二政委
成均
空军副司令员
吴善富
空军副司令员
张积慧
空军副司令员
何廷一
空军副司令员
旷伏兆
空军副政委
黄立清
空军副政委
刘世昌
空军副政委
王定烈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叶松盛
空军政治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83年11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2人）
党委第一书记：张廷发
空军司令员
党委书记：高厚良
空军政委
党委常委：何廷一
空军副司令员
王定烈
空军副司令员
王海
空军副司令员
李永泰
空军副司令员
刘世昌
空军副政委
刘钊
空军副政委
马占民
空军参谋长
毕皓
空军政治部主任
黄永贵
空军后勤部部长
王寄洋
空军航空工程部部长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7人）
书记：高厚良
空军政委
副书记：何廷一
空军副司令员
袁正元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常委：高德明
空军纪委专职委员
贾柏森
空军纪委专职委员
刘勋起
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高厚福
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88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2人）
党委书记：朱光
空军政委
党委副书记：王海
空军司令员
党委常委：于振武
空军副司令员
李永泰
空军副司令员
林虎
空军副司令员
刘志田
空军副司令员
高兴民
空军副政委
许乐夫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专职书记
于泽民
空军参谋长
丁文昌
空军政治部主任
王钟琦
空军后勤部部长
朱维斌
空军航空工程部部长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7人）
书记：许乐夫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专职书记
副书记：陈潜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常委：陈辉亭
空军副参谋长
传荣
空军后勤部政委
姚恒
空军纪委专职委员
葛棣
空军纪委专职委员
温奎
空军航空工程部副部长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93年12月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2人）
党委书记：丁文昌
空军政委
党委副书记：曹双明
空军司令员
党委常委：于振武
空军副司令员
林虎
空军副司令员
杨振玉
空军副司令员
景学勤
空军副司令员
杨英昌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陈潜
空军副政委
辛殿枫
空军参谋长
徐承栋
空军政治部主任
杨德春
空军后勤部部长
张志勇
空军装备技术部部长纪委书记：杨英昌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副书记：黄新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 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
党委书记：乔清晨
空军政委
党委副书记：刘顺尧
空军司令员
党委常委：景学勤
空军副司令员
吴光宇
空军副司令员
王良旺
空军副司令员
徐承栋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林万海
空军副政委
郑申侠
空军参谋长
邓昌友
空军政治部主任
张东盛
空军后勤部部长
田绍奇
空军装备部部长纪委书记：徐承栋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副书记：邓铜山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十次代表大会于2004年5月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空军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2人）
党委书记：乔清晨
空司令员
党委副书记：邓昌友
空军政委
党委常委：李永德
空军副司令员
马晓天
空军副司令员
汪超群
空军副司令员
李买富
空军副司令员
黄新
空军副政委
刘亚洲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何为荣
空军参谋长
孙俊哲
空军政治部主任
胡传炎
空军后勤部部长
田绍奇
空军装备部部长纪委书记：刘亚洲
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副书记：房建国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空军第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于2009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选举结果：空军党委常委员会委员（共13人）
党委书记：
邓昌友
空军政委
党委副书记：许其亮
空军司令员
党委常委：
何为荣
空军副司令员
景文春
空军副司令员
杨东明
空军副司令员
赵忠新
空军副司令员
陈小工
1922年第二次全国党代会，划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阶段问题。
1923年第三次全国党代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重大方针，推动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1925年，第四次全国党代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7年的第五次全国党代会，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1928年在苏联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党代会，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1945年第七次全国党代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1986年的第八次全国党代会，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但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
1969年的第九次全国党代会，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总的来说，九大就是把问题搞得更糟的会议，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73年的第十次党代会，由于整个路线方针是错误的，所以，并没有解决题。这种不成功的甚至错误的党代会，或多或少给党的事业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危害。开成这样的会议，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党正徘徊在一段曲曲折折的道路上开得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1977年的第十一次党代会，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为此，报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８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３年内大见成效。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
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明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构想正式表述了分 “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科学概括和评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7年召开的总结了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鲜明地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明确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
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科学地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使党的根本大法更加完善，为新世纪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更加科学有力的指导。
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
历史证明，一次成功的党代会，往往就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党的前进所达到的水准和程度，也标志着党面向未来将要遵循的前进方向。1921年的一大、1945年的七大、1956年的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次党代会等等，都具有这种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成功的代表大会，都对当时甚至之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历次党代会时间、地点、代表及党员数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正式代表 候补或特邀代表代表党员人数第一次1921.7.23-31上海12人50多人第二次1927.1.6-23上海12人195人第三次1923.6.12-20广州30多人420人第四次1925.1.11-22上海20人994人第五次1927.4.27-5.9武汉80多人57,967人第六次1928.6.18-7.11莫斯科84人40,000多人第七次1945.4.23-6.11延安544人208人121万人第八次1956.9.15-27北京1,026人107人(21人未到会)1,073万人第九次1969.4.1-24北京1,512人2,200万人第十次1973.8.24-28北京1,249人2,800万人第十一次 1977.8.12-18北京1,510人3,500多万人第十二次 1982.9.1-11北京1,510人145人3,900多万人第十三次 1987.10.25-11.1 北京1,936人61人4,600多万人第十四次 1992.10.12-18北京1,989人5,100多万人第十五次 1997.9.12-18北京2,048人5,800多万人 第十六次 2002.11.8-14北京2154人40人6600多万人 第十七次 2007.10.15-21北京2,237人60人7336.3多万人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9月～1959年4月）一次会议(1954年9月)
二次会议(1955年7月)
三次会议(1956年6月)
四次会议(1957年6月)
五次会议(1958年2月)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9年4月～1965年1月）一次会议(1959年4月)
二次会议(1960年3～4月)
三次会议(1962年3～4月)
四次会议(1963年11～12月)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9年4月～1965年1月）
一次会议(1964年12月～1965年1月)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1月～1978年3月）一次会议(1975年1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8年3月～1983年6月）一次会议(1978年2月～3月)二次会议(1979年6月～7月)三次会议(1980年8月～9月)四次会议(1981年11月～12月)五次会议(1982年11月～12月)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3年6月～1988年4月）一次会议(1983年6月)
二次会议(1984年5月)
三次会议(1985年3月～4月)四次会议(1986年3月～4月)五次会议(1987年3月～4月)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8年4月～1993年3月）一次会议(1988年3月～4月)
二次会议(1989年3月～4月)
三次会议(1990年3月～4月)
四次会议(1991年3月～4月)
五次会议(1992年3月～4月)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一次会议(1993年3月15日～31日)
二次会议(1994年3月10日～22日)
三次会议(1995年3月5日～18日)
四次会议(1996年3月5日～17日)
五次会议(1997年3月1日～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8年3月～2003年3月）
一次会议(1998年3月5日～19日)
二次会议(1999年3月5日～16日)
三次会议(2000年3月5日～15日)
四次会议(2001年3月5日～15日)
五次会议(2002年3月5日～15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03年3月～）
一次会议(2003年3月)
二次会议(2004年3月)
三次会议(2005年3月)
1、届：因为一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换届选举中央委员，大会完毕也就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所以几届几中的届是第几届委员的届，而非第几次会议。比如十七届一中全会，并不是因为十七大才叫十七届，而是因为十七大产生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才叫十七届。可能有人要说，这有什么区别？当然，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但这并不代表没区别。假设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某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换届流产，那么会后老一届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只能延续上一届的“届”。例：党的19999届中央委员已经开了5次全会（19999届五中全会），而在第2000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没能换届成功，中央委员还是第19999届的，那么他们在此后召开的全体会议只能叫19999届六中全会，而不能叫20000届一中全会。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5年。但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九大直到1969年才召开，而十大、十一大均比党章规定提前一年召开，到了1982年的十二大及以后各次党代会，才真正按“八大”确定的党章的规定，5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某次党代会的中央委员会议为“几届几中全会”。
2.“中”：是指中共中央委员会议，如“七届二中全会”就是指七大的党代表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委员会议。
八大二次会议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八大二中全会 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一个是全国的党代表参加，第二个是全部的中央委员参加。
一、党的会议
1、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大会5年召开一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六大”
2、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中央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解释：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意思是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五次全体会议）
二、人大会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简称：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开的第三次会）
2、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
(简称：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解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开的第22次会）
三、政协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简称：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解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十届委员开的第三次会）
历任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刘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庆龄，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董必武（1972年2月24日—1975年1月17日）（以代主席名义行主席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1981年5月16日授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2年以后）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杨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泽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锦涛（2003年3月15日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机构中的一种。自1954年开始设立。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它对外代表国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必须是年满45周岁并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实践上则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级干部。
宪法第三章第二节界定了主席的职责与义务。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根据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它组成人员、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员令、授予国家勋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或废除与外国缔约等。
按宪法，主席职务仅仅是象征性的国家的元首。如果主席同时任别的职务，其实际权力则来自其他职务，自杨尚昆开始，国家主席一般都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国家主席出缺，由国家副主席继任；如果正副主席都出缺，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代理主席职位至新的国家正副主席人选产生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设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此时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职；1954年国家主席的设立至1975年第二部宪法对国家主席的撤消；自1975年国家主席在宪法上的缺位至1982年第四部宪法对国家主席的恢复；以及1982年至今国家主席制度的稳步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新中国建国初期到1954年，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主席，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的国家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名，委员56名，秘书长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和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不是国家元首，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过在实际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行使了一部分属于国家元首的职权。因此，在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相当于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置国家主席开始于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取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国家主席是政治体制中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同时第一部宪法还对国家主席的产生、任期、地位和职权等一系列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
1954年至1965年，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基本上得到正常运转。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刘少奇两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1954年至1965年期间，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了大批的法律法令，召开了多次国务会议，接见外国使节，并进行了其他许多有关的职务活动。1966年至1975年间，由于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
取消国家主席时期。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部宪法。宪法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部宪法。该部宪法仍然坚持不设置国家主席。不过，1978年宪法把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由国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职权，包括：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的重要职权，改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行使。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部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副主席。1982年宪法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和2005年4月经过了四次修正，每次都继续坚持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设置，从而使国家主席制度得到确立。
第一届（1954年——1959年）毛~~泽~~东为国家主席
第二届（1959年——1965年）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第三届（1965年——1975年）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第四届（1975年——1978年）未设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五届（1978年——1983年）未设国家主席，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华~~国~~峰为国务院总理
第六届（1983年——1988年）李 先 念为国家主席
第七届（1988年——1993年）杨 尚 昆为国家主席
第八届（1993年——1998年）江 泽 民为国家主席
第九届（1998年——2003年）江 泽 民为国家主席
第十届（2003年——至今）胡 锦 涛为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954年9月)
邓小平(1983年6月～1988年4月)
邓小平(1988年4月～1993年3月)
江泽民(1993年3月～1998年3月)
江泽民(1998年3月～2003年3月)
胡锦涛（2005年3月～2010年3月）
中央局书记：陈独秀（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二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共四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１９２７年４月至５月中共五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中共六大选举产生）
（注：１９３１年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１９８９年６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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