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暴力承诺书

反暴力承诺书（精选8篇）

反暴力承诺书 篇1

1、特种作业不开具工作票；

2、车辆违章驾驶；

3、转动设备检维修工作票不落实；

4、吊装作业工作票不落实、人员违章穿行吊装区域。

我代表热电产业，郑重承诺:在20xx年采取有效措施，打好消除重复性安全隐患歼灭战，杜绝以上重复性安全隐患的发生，保证生产安全。

反暴力承诺书范文2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质测量中心

为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递安全风险和压力，搞好安全生产，全面完成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地质测量中心（以下简称“中心”）20xx年安全生产工作任务，依据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切实做好20xx年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神南产司发[20xx]1号）及《20xx年安全生产管理奖罚实施办法》（神产司发[20xx]2号）等文件要求，特签订本承诺书。

1、我承认反“三违”承诺期限为一年，即从20xx年1月1日起至20xx年12月31日止。

2、我坚决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杜绝大面积环境污染或个人中毒等人身伤亡事故。

3、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观念，强化自己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4、在生产作业中，严格遵守劳动纪律，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做到不违章作业，不违章指挥，不违反劳动纪律。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观念。工作中做到“三不伤害”，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

承诺人： 日期：

反暴力承诺书范文3

郑州市热力公司

河南龙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龙源月季家园（西站东街北，朱屯东路西）由于安装的中央空调系统不能按贵公司的标准改造每户的进户阀门，特在此申请使用由贵公司在交换站安装供热计量总表，以抄总表方式收费。同时我公司承诺第一年供热产生的费用有业主（河南电力物资公司）按建筑总面积除去10%支付采暖费用（支付方式一次付清）如果第二年房产证办好则以房产证上面积为准支付采暖费用，如果房产证办不好还是以第一年支付方式为准。如果河南电力物资公司把该小区移交物业公司，则有物业公司支付采暖费用。如果物业公司没有支付采暖费用，则采暖费用还是有业主河南电力物资公司支付，河南龙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xx年11月16日星期一

反暴力承诺书范文4

经双方协商一致，现本人 已收到 支付的 共计 元，本人明确知道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得到更多补偿，但本人自愿放弃，并承诺与公司再无任何劳动关系及工资、补偿金、赔偿金等劳动争议。

（以下无正文）

承诺（收款）人：

反暴力承诺书 篇2

“不放弃追诉”(No-Drop Prosecution Policy)政策起源于美国,指的是在有足够证据支持起诉时,案件的进程不受被害人的意志所左右②。其中又有“硬性(Hard)”和“软性(Soft)”之分,二者区别主要在于被害人是否享有公诉出庭作证的豁免权,实质上也是国家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度区分,区分的前提是将家庭暴力作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2015年12月27日,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并于2016年3月开始实施。该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概念以及主体范围,对家庭暴力的预防、责任和救济作了具体规定。但对其实施前景的可行性和正当性,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现状

自2001年修订《婚姻法》至今,全国性关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文件共有6个③,立法速度呈现出缓慢而艰辛的特点。④截止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市制定了有关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5个省(市区)以多部门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了预防和制定反家庭暴力的政策文件。⑤

2015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15年12月27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纵观整部法律,其充分体现了民主和自由的法律精神,彰显了法律的保障机能。首先,这是一部公权力色彩极其浓厚的法律。反家庭暴力的责任主体从司法机关、政府行政部门等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到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间接受公权力支配的团体和组织,其做出的任何行为都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约。例如人身保护安全令是由公民向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再由人民法院通过行使司法权保护其身体和精神利益或对侵害人的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其次,《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完全阻断公民通过自救行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现代民法理论中存在“禁止私力救济”的原则,目的是防止个人私力对公民财产和人身造成不必要的侵害⑥,而代之以公权力规制以完成权利义务的统一。《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禁止个人私力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反抗,但也绝不鼓励过多的私力救济,同时加强了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上的预防和缓冲作用。再次,《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明确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即同居关系、前配偶关系中若出现本法规定的暴力行为,均可适用本法规定。这顺应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以及世界反家庭暴力的立法趋势,有利于全面的保障人权。最后,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既不是一部单纯惩罚侵害人的“责任”法,也不单单是对被害人给予事后救济,而是建立了以预防、保护、责任等多元素为要件的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法律统一适用既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应有之义,也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内涵”⑦。《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前,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存在零散化、碎片化的现象,基本法与特别法的规定相冲突,地方性立法与全国性立法协调性不强,此法的出台使令出多门的法律无序状态结束,对我国家庭暴力的概念、认定标准和救济措施予以了明确。

二、国外“不放弃追诉”政策研究

“不放弃追诉”政策是国家公权力介入个人私生活领域的代表之一。在这一政策下,当施暴者的行为达到公诉条件,而受害者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施暴者并未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时,公诉机关有权忽略受害者请求停止公诉的愿望而继续进行公诉。此项政策在美国受到了司法机关和警察系统的追捧,在美国圣地亚哥实行了“不放弃追诉”政策后,由家庭暴力引起的杀人案有1985年的13起减少到1994的7起;同时家庭暴力案件的起诉率上升,而相关的犯罪率有明显下降。

一方面,“不放弃追诉政策”有其优越性。“不放弃追诉”的前提是将家庭暴力作为一项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隐私范畴的家务事。传统法学理论认为,“婚姻家庭纯属私人自治领域,不受国家干预;公法领域则执行严格限制的公共职能……公法与私法领域之间界限分明”⑧。但随着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法的社会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法律越来越倾向于牺牲或限制部分私权而保护公共利益。首先,受害者在遭受到家庭成员的侵害后往往抱有侥幸心理,出于感情和道德的考虑,容易宽恕施暴者而将自己再次置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受到二次侵害的可能性加大,部分受害者也并不希望施暴者受到过于严重的法律制裁。其次,国家对于自己辖区内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保护的权力和义务,这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要点,刑事司法体系是维护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并实现社会正义,“不放弃追诉”政策有利于最终实现改变社会态度、预防犯罪和惩罚犯罪的刑法目的。

但“不放弃追诉”政策也受到广泛抨击。首先,该项政策是对受害者(一般是妇女)的自主选择权的严重侵犯。现代法律理论倡导民众本身的意志和行为自由,家庭暴力作为带有明显人身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例如我国刑法将虐待家庭成员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亲告罪。受害者有权选择是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国家公权力的强行介入带有暴力性、强制性的特点,违背了被害人的自主意愿。其次,家庭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由家庭成员的血缘和情感维系与法律的规制共同运作而存在的,是家庭成员的自治空间,强烈的人格色彩使得国家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与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精神背道而驰。最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已经被刑法所规制,所以家庭暴力案件的罪行往往较轻,施暴者受到的处罚也较轻,在施暴者刑满释放后,很难保证其不对受害者进行二次加害,那么“不追诉政策”将成为侵害被害人的“隐形刽子手”。

三、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分析

《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前,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办法虽然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中,但对于家庭暴力的定性和预防缺乏体系化的措施。当家庭暴力造成严重侵害时,施暴者可能受到《刑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裁,但是现实生活中造成严重侵害的案件少之又少,而家庭暴力案件逐渐增多。据研究,全国2.7亿个家庭中约有0.81亿个家庭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所以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工作有其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家庭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暴力并无区别,故意伤害即行为人以暴力方式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者使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处于危险状态,法律有权力也有义务对危害公民身体健康的行为进行处罚,家庭亲密关系并不能改变这一行为的性质从而阻挡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制裁。

其次,从“不放弃追诉”的角度出发,我国将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更具有可行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为贵”、“家丑不外扬”等思想根植于民众的思想中,很多受害者在遭到家庭暴力侵害后选择了沉默,而这种沉默间接鼓励了施暴者进一步的加害。除对本人的侵害外,对于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都将造成严重的影响。有研究显示,成长在暴力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极易形成不良的人格,且在成年后他们自己的婚姻中也容易陷入暴力。同样地,在将“家庭和谐”视作一项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于施暴者的“不放弃追诉”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更多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和稳定,公权力的介入此时就显得正义和必要。

最后,我们承认,国家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不考虑被害人的意愿而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在某种方面可能侵害了被害人的自主选择权以及隐私权,也可能使被害人面临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压力。但此时,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利益的评价与考量。一个案件如果忽略妇女的意愿而不追诉,岂不是纵容了违法犯罪的行为并损害了公共安全利益?家庭暴力现象的出现是男女不平等旧思想的余孽,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是根治家庭暴力的最根本方法。由此看来,惩罚施暴者暴力行为所收获的社会公益效果也将远远大于违背被害人自主意愿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和实施,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在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更加努力避免公权力介入带来的弊端,更好地发挥法律在规范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确保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摘要：2015年底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手段,表明了国家与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低容忍和强保护。本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背景下,从著名的“不放弃追诉”视角出发,对我国目前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梳理,着重分析了此次立法的特点,并对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前景作了可行性分析。总体来说,《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人权的保障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不放弃追诉,反家庭暴力法,前景分析

注释

1夏吟兰.论我国家庭暴力概念---以<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为分析对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2).

2李华.不放弃追诉政策---国家介入家庭暴力的价值选择[J].环球法律评论,2004(26).

3包括<婚姻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指南>、<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

4夏吟兰.中国反对家庭暴力立法进程及发展分析[J].新视角(上),2010(8).

5刘延东.我国反对家庭暴力地方法规、政策比较研究[J].时代法学,2011(2).

6王慧.从复仇看: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历史演变[J].人民论坛,2007(3).

7张洪林.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整合与趋势[J].法学,2012(2).

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篇3

关键词：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

中图分类号：Ｄ923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123－04

家庭暴力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问题（被称为“家庭癌症”），由此引发的相关各种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不利于社会和谐。关于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学术界、社会各界探讨较多。例如，人们往往强调传统文化的影响（历史原因）、心理疾病、社会救助不当等。但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制观念的淡漠，而反家庭暴力及其成功也需要法制观念的强化。我们之所以将反家庭暴力纳入法制观念视域，是因为反家庭暴力相关主体——执法与司法人员、受害人或当事人等均缺乏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认知，使家庭暴力游离于法制观念以外。不仅如此，相关法律法规缺位也在客观上增加了治理难度。建构必要的法制体系是必要的，但法制、法律体系的完善及其落实，需要人们以法制观念为基础。这里所说的法制观念培植；一方面，可以增强人们自觉运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改变传统观念，加快营造根治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顽疾的法制氛围。

一

在治理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提升人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能更有效地在源头上遏制家庭暴力，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略作分析。

（一）克服传统文化与传统法律的负面影响

在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法律中，不仅没有任何的反家庭暴力的概念，甚至对家庭暴力给予某些“鼓励”，许多国家法律给予丈夫殴打妻子的法定特权。例如，古老的英国普通法采用“拇指法则”，允许丈夫使用不超过拇指粗厚的棍子惩戒妻子[1]。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法律文化造就了女性为男性附属物的事实。“夫为妻纲”不仅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也等于公开宣布了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前工业化时代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

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家庭模式从“男性专权”的传统家长制家庭向“两性平等”的现代民主制家庭转变[2]37。但是，制度的飞跃与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变革，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有利于男性家长制的消极因素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家庭暴力问题，比如，在当代中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家庭中男性的封建夫权、父权思想根深蒂固。此外，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习惯制约，人们往往不愿意通过公开的法律手段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当然，仅仅从传统文化负面影响角度考察，并不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法制观念的缺失。

（二）促进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出台

许多情况下，家庭暴力更像社會学、论理学等领域的问题。家庭暴力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试图通过“道德法庭”解决问题。然而，道德法庭对人及其行为举止的约束只能是“软”约束，不可能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同时证明，反家庭暴力既需要道德上的自觉，更需要强化法制、法律体系的“硬”约束。结合我们所探讨的主题，立法的疏空是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淡漠的重要外在原因。

时下，我国现行各项法律中，关于家庭暴力的相关条款规定不健全，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宪法》、《民法》、《刑法》、《婚姻法》、《治安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太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法律中缺乏“家庭暴力”的法律定义；刑法中没有“家庭暴力罪”的罪名，规定的虐待罪等具体罪定罪标准较高，并且不能完全涵括家庭暴力的犯罪态势，不能适应打击和预防家庭暴力的新情况；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均规定家庭成员间造成轻伤的案件“告诉才处理”，而实际上许多被害人出于种种原因而不去告诉，致使伤害程度为轻伤的犯罪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应有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的恶性循环。另外，诉讼过程中，法官大多缺乏对家庭暴力的性质和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和危害后果的了解，不明白家庭暴力行为本身是不可能通过调解来解决的[3]。法律规定存在的“盲点”，造成了“有罪不罚”、“有罪难罚”等现象的存在，也使家庭暴力事件的施暴者逍遥法外，受害人有冤难伸。由于法律条文无具体指向性的清晰规定，绝大多数家庭暴力事件被视为“家庭纠纷”，致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游离于法律处罚之外，致使法律尤其是刑法在调控人们的行为、打击和预防家庭暴力犯罪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影响了法律导向和评价功能的发挥。不仅如此，由于法律惩治不力，不仅造成家庭暴力事件的恶性循环，而且可能导致家庭暴力事件升级为恶性刑事案件。因此，从法制观念视角关注反家庭暴力问题，立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后文专门涉及这一问题）。

（三）法制环境需要优化

法制环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其中，既包括了我们前面论述的法律文化、社会文明程度等宏观环境，也包括家庭环境、个人修养等微观因素。所谓法制环境一定是由繁纷复杂的要素构成的。家庭暴力事件为现代文明所不齿，是落后陋俗文化的表现。对社会陋俗及陋俗文化的批判，有助于整个社会提升文明层次，但家庭暴力事件除了旧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外，还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相背离。由于法律规范上的缺位，通过法律手段打击家庭暴力困难重重的现实，已经说明了法制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之处，而且解决根治家庭暴力首先应侧重的是法制建设和法制观念的构建与普及。

就整个社会大的氛围而言，人们对家庭暴力事件无不口诛笔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人们（包括各种媒体）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关注、批判、抨击大多数还停留在道德、情感等感性层面，上升到法制观念理性层面的认知并不多，甚至包括许多家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也意识不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权益。卓有成效的几次“普法”，的确从整体上提升了公民懂法、用法的意识，但并没有降低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率。究其原委，不难发现，包括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在内，家庭暴力事件似乎是“家庭内部事务”，不发生流血冲突、命案，他人不能介入。这说明，社会的法制观念，尤其是涉及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依然比较淡薄，进而直接影响到了法制环境的优化。

二

（一）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意义

家庭暴力事件虽然属于家庭内部纠纷，但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仅限于家庭内部。从社会危害性上看，理应出台专门法律予以制止。鉴于我国的社会实践、司法实践和家庭暴力存在的普遍性，尽快出台《反家庭暴力法》（有学者称之为《家庭暴力防治法》）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关于制定、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国外已有成型的经验可资借鉴。目前，世界上有四十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尚未出台，仅仅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显然落后于其他国家。同时，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已经滞后于司法实践，落后于社会法律需求。美国的限制令或保护令的实行、丹麦庇护所的普遍设立（33家）[4]136、英国的多机构间合作以应对家庭暴力等成功的经验，均值得我们借鉴。各国司法实践和社会经验表明，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提升，有利于反家庭暴力体系的构建，并促进反家庭暴力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对立法的活动表现为：评价所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是否体现了社会和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法律规范是否具体、明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及对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可实现性进行评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199。

我们应当根据家庭暴力的现状来制定相关的法律，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改革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工作体制，以有利于对家庭暴力的治理。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议案的提出，要求反家庭暴力立法层面的法制观念，即立法者及全体公民要有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积极提出切合实际的立法建议，以完善立法。

（二）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的若干构想

1．立法的目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从根本上防治家庭暴力，引导人们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制止家庭暴力，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是法律。《反家庭暴力法》制订的目的在于，适用依法治家，以德治家，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保障其人权，以维护家庭和谐、稳定。指导思想在于，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家庭暴力法的同时，以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界定家庭暴力罪；在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规范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序法。以实行关涉家庭暴力法律的系统化；确立预防与制裁相结合的原则、保护与救助相结合的原则、立法、司法、社会救济相结合的原则。

2．基本内容

面对家庭暴力立法空白，取证难、处罚难的问题。笔者建议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明确家庭暴力概念的同时，注意家庭暴力范围的确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但是疏忽了经济暴力。而且家庭暴力的范围仅限于家庭成员间，忽视了曾有配偶关系的人之间、同居关系的人之间。因为，据马鞍山妇联的统计，有20％的妇女在离婚后继续遭到前夫的暴力。同时，注意区分犯罪性家庭暴力与非犯罪性家庭暴力。

第二，关于“婚内强奸”的认定。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罚根据。本法应明确“婚内强奸”的要件。将在特定的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交的行为认定为“婚内强奸”。在界定婚内强奸罪时规定其未自诉案件，这更有利于保护受害者，同时，更有利于取证；规定婚内强奸罪的追诉时效不应过长，以6个月为宜。如在这一时期内，妻子不告诉，就可以推定丈夫无强奸妻子的行为，这样可以敦促妻子及时揭露婚内强奸行为；此外，不能忽视婚内强奸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关于家庭暴力损害赔偿问题。在婚姻法中已经规定了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制度。从理论上说，它符合民事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一般原则，从实践上讲，它将使婚姻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主要是女性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护。而且，这种损害赔偿与共同财产分割严格区别。公民应当对他的过错行为负责，其正当财产权益也应受到保护。但是，规定只有在离婚时，才能请求损害赔偿，是不科学的。如果不离婚，就要不停地忍受家庭暴力，而不能提起损害赔偿么？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不能因其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就免于经济制裁。

第四，引進民事保护令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制定了相关的救济途径，如《婚姻法》规定了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基层组织“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予以行政处罚”等。但除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外，其他方式均不能使受害人尽速远离施暴者。而民事保护令却可以解决此问题。民事保护令分为暂时保护令和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由法院在受害人面临紧迫侵害危险时不经庭审尽速核发，事后据受害人或加害人举证判定是否驳回?鸦通常保护令法院经庭审后核发以较长时间地保护被害人。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对此作出了界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国应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

第五，实行司法别居制度。合法夫妻享有同居权。同居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包括共同寝食、相互扶助和进行性生活。司法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内免除夫妻同居义务的制度。这种制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人身安全，它既是一种独立的保护手段也可作为民事保护令的辅助手段，可以给被害人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同时通过隔离和心理辅导缓冲直至消灭暴力。对于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民事保护令、庇护等救助措施来解决，而那些有条件分居的受害人则可依法得到安全保障。

第六，实行非常财产制。家庭暴力发生后，法院应当事人申请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这能够保护受害者的经济权利，同时，使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人损害赔偿的请求具有了现实意义。依现行法，发生家庭暴力时，只要最终没有得到离婚判决，损害赔偿的请求就不予支持，而不起诉离婚就不能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引进非常财产制，在发生家庭暴力时改定为宣告为分别财产制，分割共同财产以保护受害方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家庭暴力受害人能够依法得到相应损害赔偿。

三

反家庭暴力工作是多方面的，仅依靠反家庭暴力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制，更需要人们加强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同时，综合救助体系发挥强大作用至关重要。具体构想如下：

（一）与反家庭暴力相关的执法问题

1．建立家庭暴力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反家庭暴力法》在操作过程中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家庭暴力事件往往与个人隐私联系在一起，甚至无法公开举证。证据不足、取证难、认证难等已经成为是司法部门公认的难点。

建立家庭暴力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势在必行。面对家庭暴力，不能实行一般民事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受害人除了可以进行伤情的鉴定外，往往很难提出非常充足的证据。因此，要求原告负全部举证责任，将使受害人出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又没有现行法律可资依据，这势必造成处理相关问题的困难以及司法审判的尴尬。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家庭暴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也就是原告起诉后，被告人主张自己没有人身侵权行为的，应当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只有如此，才符合家庭暴力案件的实际。

另外，家庭暴力事件往往后果严重，给被害人造成重伤害时有发生。司法部门应对及时对受害人进行司法医学鉴定，尽快获得相关证据。成立家庭暴力鉴定中心，解决取证难的问题。

2．加大警察的警务改革力度

对家庭暴力案件的报警，警察不仅仅是应当赶赴现场，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或对已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现场运用传统的技侦手段去搜集证据，或从目击证人处得到证词等。最关键的是，家庭暴力会在警察离开后再度发生，因此，24小时之内回访行动和“重复到场”，以避免家庭暴力的重复与恶化。同时，警方还要考虑受害者是否还具有危险性，是否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等。故警察的介入，是遏制家庭暴力的最直接的手段。

3．关于对家庭暴力犯罪的追诉权及法定刑问题

现行《刑法》对“虐待罪”公诉条件的规定相当苛刻，如果没有造成被害人重伤以上的极严重后果，国家不主动追究。这种规定的本意在于尊重受害人的意愿，自主处理自己的诉权，但实际上并不利于防止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特别是不利于切实保障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这种对国家追诉权的削弱，甚至会造成纵容某些加害人的不良后果。因此，应当对刑法的有关条款加以修正，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侦查，提起公诉。效仿韩国，任何发现家庭暴力的人都有权报案。另外，虐待罪的法定刑只有5年。而一般大陆法系的国家将其定为20年。显然，我国的这种侵害生命权的暴力犯罪处罚过轻。

（二）促进反家庭暴力执法与司法公正

要做到执法、司法公正，公安、司法人员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具有关键的作用。因为，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的状况与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具有直接的联系。首先，法律适用者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直接影响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运用于法律推理的过程之中，对于贯彻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使我国的法律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要求，推动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公安、司法人员正确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能有效遏制司法和执法腐败现象，有利于实现执法、司法公正。法律工作者的法制观念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补白功能”。法律适用者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能在较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现行社会转型时期法律制度不健全，减少立法的缺陷和立法不公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三）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

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树立可以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对公民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培植，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即法律信仰。而只有公民认识并切身感受到法律确实是维护、保障其权利的基本工具和手段，才会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感，这样才能保证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培植虽然是针对家庭暴力，但对于没有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来说，同样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此观念的培植涉及到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甚至涉及到法律的精神，这不但使公民了解了法律知识，还会激发人们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另外，在公民遇到法律事务、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出于对法律的信仰，人们就会积极的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四）构建完善反家庭暴力体系的思想基础

反家庭暴力体系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既有立法的健全完善，也有司法上的保障，同时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这一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无处不渗透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而且需要具备很强的反家庭暴力法律意识才能使这一系统稳步运行。因此，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是构建完备的反家庭暴力体系的思想基础。如，医生需要具备很强的法制观念，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医生可以提供第一手证据，同时告知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警察应当具备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以便能及时立案调查，必要时对施暴者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为受害妇女提供伤情鉴定，依据派出所便于深入基层的特点，发挥其作用，而不是将家庭暴力当作家务事不予受理；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更应当具备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因为他们要及时为受暴妇女提供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使之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權益；心理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有具备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才能及时提供心理咨询，抚平受暴者的心理伤痛，帮助其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应当具备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以更好地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服务。妇联的工作人员只有具备了很强的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才能在社区宣传和教育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6]122这一社会支持网络的救助，不仅可以使受暴妇女及时获得医生和警察的帮助，减少暴力造成的伤害并及时制止暴力，而且可以帮助受暴妇女解决长期受暴造成的心理问题及经济问题，选择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国需要建立一个以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为基础的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由政府、医疗、鉴定、警察、检察院、法院、妇联、民政、法律援助、心理治疗、庇护所及社会服务机构联合组成，旨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健康，谴责并追究家庭暴力行为。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的反家庭暴力的工作网络和救助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 禹芳琴．家庭暴力的伦理思考[Ｄ]．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

[2] 邓伟志，徐榕．家庭社会学[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 吴美娜．我国现阶段家庭暴力的法律责任及防止对策[Ｊ]．零陵学院学报，2003，（4）．

[4] [丹麦]安尼•林德哈特．丹麦的庇护所[Ａ]．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国际视角与实证研究[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6] 张李玺，刘梦．中国家庭暴力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反家庭暴力 篇4

一、家庭暴力概述

家庭暴力目前尚无统一界定的概念。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建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手段侵犯其他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对家庭暴力行为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家庭暴力行为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至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家庭暴力基本上是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实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男性也开始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中，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家庭暴力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一般暴力和重大暴力，按其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身体暴力。身体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2、语言暴力。是指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语言等，给对方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及痛苦。

3、性暴力。是指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暴力行为。

4、冷暴力。冷暴力是目前出现的一种新的家庭暴力形态，在有些家庭，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等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的比较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低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家庭工作，这些都是冷暴力中较常见的做法，也是现代家庭中一个易被人忽视的问题。

二、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其危害

（一）家庭暴力的成因

1、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是产生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四德”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现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虽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其遗留的影响依然存在。

2、我国惩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也是原因之一。事实上，我国对于家庭暴力并非完全的“无法可依”，我国的刑法、民法、继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对此都有相关的处罚规定，但是并不完善，普遍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这些都成为了家庭暴力滋长的重要原因。

3、生活压力的发泄。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的生活压力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

4、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务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这实际上是对施暴者的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

1、家庭暴力侵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家庭暴力不仅直接侵害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如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还伴随着对妇女精神上的摧残，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在找不到正当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上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

2、家庭暴力造成了子女的人格异常。家庭暴力除了对妇女的危害外，对子女的危害也十分严重，而且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会终其一生。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由于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3、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暴力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三、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建立起一个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对于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尤为重要。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行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护人权的精神；以宪法为根据，整合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要求，将现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

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中；

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

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

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

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各级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

1、采取组织措施。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徒法不足以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应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

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代理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司法机关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

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申请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保护令的内容一般包括，在一定的有效期间内施暴者不得靠近申请人，限时搬出申请人的住所等。违反禁止令的行为人，除了有可能引发其它刑事、民事的诉讼程序外，还可能被处罚款和受到逮捕以及刑事起诉。

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参加诉讼；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

3、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欧美等国家的一些地方，设立了专门的家庭暴力法庭，选派专门人员，依专门的程序来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为受害妇女提供更为及时、方便有效的帮助。同时，也积累了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经验资料和信息，为全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防治起到积极的推广作用。目前，我国山西、湖北等多个省市的法院也在这方面作了有益尝试。

（六）明确家庭暴力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等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黄列：《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号。

[3] 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4] 刘伯红：《女性权利》，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5] 全国妇联蓝皮书：《各地有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政策》，2002年6月。

（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孙海娇）

反暴力承诺书 篇5

——反家庭暴力：如何走出困境

张良广/武婉娴CCZhang Liangguang, Wu Wanxian 2012-8-19 11:29:16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京)2011年12上期第23～26页

【专题名称】社会工作

【专 题 号】C42

【复印期号】2012年04期

【英文标题】Anti-domestic Violence: How to Get out of the Woods

【作者简介】张良广，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总监，曾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国妇联合作的“反对对儿童暴力”项目在广东的试点；武婉娴，香港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督导，香港基督少年军注册社工，在香港和深圳两地积极参与并推进家庭暴力的调处与防治

在今年的“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前夕，社会热议的几单新闻均与家暴有关，其中既包括深圳公务员虐老事件，也包括沸沸扬扬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对妻子的家暴事件。近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4.7%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不应仅停留在旁观、议论的层面，而是要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深刻反思：如何借助专业思维解读和分析家庭暴力？如何介入和调处、缓和、减少家暴事件的发生？本文结合内地的实际并参照香港经验，希望从社会工作实践角度探究家庭暴力处遇的困境及出路。

对反家庭暴力意识的澄清

反家庭暴力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施暴者，也不仅仅是保护受暴者。作为专业社工，需要引导人们在反家庭暴力中增进以下三方面的意识：

首先，强化反家庭暴力的系统意识。反家庭暴力至少包含预防、制止、救助、惩罚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的建立，关系到立法与执法、政府部门联动、各类专业及组织的合作介入以及良好社会氛围与道德文化的净化。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反家庭暴力不是某一部门、某一专业针对某一群体实施的某一方面的干预或教育，它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充分论证、通力合作，形成家庭保护的体系。

其次，在反家庭暴力的过程中，绝不能陷入追求“零投诉、零发案”的怪圈，而是要树立面对家庭暴力“零容忍”意识。经验告诉我们，勇敢地拒绝家庭暴力中的“第一次”，对任何情形下发生的家庭暴力始终保持不能容忍的态度，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良性家庭文化的倡导。

最后，逐步引导社会形成对家庭暴力归因、解决的宏观结构意识。家庭暴力不是简单的家庭问题，而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社会问题。反家暴也要关注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等结构性诱因，注重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并对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对于家庭的影响予以关注、纾解。

当前国内社工处理家庭暴力的内忧外患

在我们看来，目前国内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和处理家庭暴力个案尤其是危机个案时，既存在自身专业训练不足、敏感性不够等内部困扰，也存在缺乏法律、机制等体系支撑的外部困扰，可谓内忧外患。

(一)面对家庭暴力时的专业隐忧

通过与社工的多次沟通，并通过自我反思，笔者发现当前社工在应对家庭暴力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首先，社工实践理论储备不足。绝大多数社工在面对家庭暴力中的受暴者或施暴者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时，不知道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社工实践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也不知道当自身感到困惑时，可以从哪方面的知识脉络中汲取营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国内的社工教育缺乏对具体社工处遇情境的理论指引，许多理论传授并没有实践情境的推演。社工在校学习时并没有习得可供将来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的理论套路，致使其毕业后的专业性大打折扣。我们认为，目前在处理家庭暴力个案时，可分阶段采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危机状态下建议使用危机介入理论，而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可选用焦点疗法，在帮助家庭成员建立正确解决家庭冲突的认识与行为时可以参考认知行为疗法或理性情绪疗法等。

其次，社工行业或机构尚未开发处理家庭暴力的程序指引，在实际操作中毫无章法可循。家庭暴力的处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来制定不同的程序指引，然后按照具体情况列明将要开展的服务流程及风险应对办法，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必要产出。而程序指引本身，也是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最为重要的参考，以此保证处理问题的效率与效果。为此，社工机构或行业协会可以开展专题研讨与培训，提升社工应对家暴的整体能力。

最后，社会工作者的敏感性不够，往往忽略重要人物与信息。目前，国内社工在处理家暴个案时显得过于被动，往往是求助才接案，而且只关注求助者本身，致使我们没有敏感到除了求助者以外有无其他受暴者的可能，例如在已婚妇女求助时必须敏感到其子女有无同时遭受或目睹暴力。在事后介入调处家庭暴力的同时，对社区可能引发家庭暴力的高危风险家庭或事件的跟进与关注度不够，致使预防与提早介入的机会大大降低。

(二)面对家庭暴力时的外部困扰

首先，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基础便是法律，明确、清晰、可操作化的法律法规是实现反对家庭暴力成效的前提。但是，虽然国内多部法律均明确规定惩处家庭暴力，却多属于宣示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无法作为判案的依据，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经常是很高的证据认定标准、中庸的解决方式、极低的处罚措施。因为对家庭暴力司法干预不力，引发的投诉呈上升趋势，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且成蔓延趋势。而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欧美地区均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出台，且大多规定得十分详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处理家庭暴力的成效大大提高。因此，社工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必须参与到推进我国家庭暴力立法的行列中来，熟悉法律、运用法律、完善法律。

其次，在处理家庭暴力时，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缺乏责任主体与通力配合。虽然在全国妇联出台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在应对家庭暴力方面的职责任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沿用过去“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旧理，致使法律条文束之高阁。因此，要想动员各部门加入反对家庭暴力的行列，必须明确责任主体，由其牵头制定可以执行且有问责效力的机制办法，并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完善。

再次，家庭暴力的介入是一个相对严密的链条，而当前缺乏必要的配套体系。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对象，需要医院出具伤情验证证明，需要庇护场所与国家监护(包含带有法律效力的强制保护令)。另外，遭受家庭暴力而不敢选择离婚的妇女大多顾虑自己一旦离婚后无房可住，因此有必要为遭受暴力对象提供开启新生活的廉租住房，等等。如果这些配套体系没有着落，那么承受暴力的个体就仍然是一叶浮萍，漂浮不定。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仍然有滋生家庭暴力的文化氛围，且其根植于人的内心，引导着人的行为。相信每一个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香港应对家庭暴力的方式与方法

下面以一个改编的个案“陈小明受虐案件”来说明香港的家庭暴力个案是如何处理的。

陈小明(化名)，小学三年级，家住香港深水埗区，这是全港家庭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小明一家挤在一个狭小的居室之内，父亲从事一份低收入工作，母亲为内地新移民。从小到大，小明的学业成绩不好，行为有点调皮。母亲表示，父亲一直不太喜欢小明。父亲有酗酒的习惯，每逢不顺心时便喝酒，一回家见到小明便会动手殴打。学校老师多次发现小明身体受伤，经查问得知小明经常被父亲打骂，于是将小明转介给同区的家庭服务中心社工跟进。

社工接手个案后，首先进行危机处理，第一时间停止暴力或防止暴力再发生，尽量防止伤亡，保护受害的孩子及其家人的安全，此为专业介入的首要任务。在评估危险性方面，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四项主要因素：

第一，评估孩子受虐情况。例如，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严重性如何？发生的频率为何？孩子哪些身体部位被殴打？孩子的情绪、行为与精神状况怎样？孩子有没有实时的严重危险？

第二，评估施虐者(即父亲)的情况，包括：父亲饮酒的习惯是怎样的？饮酒后有什么反应？父亲是否有其他精神健康问题？除了打小孩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家暴行为？

第三，评估家庭的关系，包括家人之间如何相处。譬如，父亲和其他的孩子是怎样相处的？孩子与母亲及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如何？

第四，评估家庭的资源。例如，有没有亲戚朋友能支持他们？

在进行危机评估以后，社工需要做的是邀请母亲帮助小明，并且与母亲制订一个实时的安全计划。在香港，处理虐待儿童个案是采用“多专业模式”。处理虐待儿童个案时，社工、医生、临床心理学家、老师等人士会出席多专业个案会议，讨论个案性质，并拟订福利计划以帮助该儿童及家庭。此外，香港社会福利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社工、临床心理学家会联同警方虐儿案件调查组警员就某些个案成立保护儿童特别调查组，用录像会面的方法为部分遭受虐待的儿童录取口供，以减轻他们在调查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

社工在接触小明时，发现他焦虑、做恶梦，由于长期生活在暴力之下，他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感到不安和惊慌。社工通过反映感受和游戏治疗技巧来帮助小明疏解内心的压抑。另外，社工邀请小明参与制订安全计划，想想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并且告诉他可以为他安排暂住宿舍及暂时停学等事宜，使他有一种掌控感以减低他的不安与忧虑。

虐儿个案的处理，与社会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如果社会普遍支持和赞同用体罚或者暴力管教孩子，虐儿的问题便不会被察觉和承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普遍否定虐儿问题的存在，视管教儿童为家务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社会福利署辖下成立保护儿童课，专门处理虐儿案件，修改了保护儿童的法例，编订虐儿个案处理守则，并且明确处理虐待个案时的跨部门合作指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2010年香港警方接获的涉及刑事成分的虐儿案件有1508宗。即便如此，虐儿问题举报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从以往的家庭暴力防护工作中可见，我们需高度关注某些高危社群，包括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负债、赌博、酗酒、童年经历或目睹家庭暴力人士及犯罪者等。香港大学在2003年进行了一项虐待儿童及虐待配偶研究，2005年发表研究报告表示，与虐待儿童有关的危机因素包括：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父母的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经济状况较差、人际关系及社交网络欠佳等。而首次接触家暴个案的接触点，如学校老师、警察、社工、医院工作人员等，应提高敏感度和警觉性，若发现疑似家暴个案，则应转介给专门处理家暴的部门/服务中心处理，实时对受害人及儿童提供支持服务并对施虐者开展辅导计划。

有关对施虐者的辅导计划，由香港社会福利署和非政府福利机构负责，通过改变施虐者的行为和态度，降低他们再次出现暴力行为包括虐儿行为的机会。

应对家庭暴力的出路及方向

(一)锤炼内功，增强社工应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能力

社会工作者在接受家庭暴力处遇训练时，首先要强化对家庭的认识与解读，尤其是强化对家庭结构与家庭系统的掌握，意识到家庭权力结构在家庭暴力产生中的内部运作机制及根本动因，敏感到身处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沟通方式与家庭冲突解决技巧带给家庭的影响，了解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高危风险家庭或个体的特性，加大外展力度，做到预防和干预相结合。

在应对家庭暴力时，最先开始的是保持对家暴问题的敏锐性、警觉性，一旦接手此类个案，则不论任何情况，安全是最优先考虑的；其次便要进行分类，依据不同类型开展不同的服务。在华人文化中，我们鼓励以家庭系统的视角进行家事调解，但也必须警惕以家庭整体利益倾轧个体生存感受的情况出现，反省不同价值立场带给社会工作者及案主的影响。我们主张借助优势视角，发觉家庭成员对于家庭未来的希望，提升家庭应对冲突的能力，从而重建家庭和谐。

社工务必坚持自我检视可能对家暴个案判断造成妨碍的盲点，通过专业进修来增强辨识和处理家暴个案的能力。在处理家暴个案的过程中，保证受害人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适当帮助受害人分析和制定减少暴力发生或远离暴力的方式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也鼓励社工寻求督导及其他同工的专业意见，以降低独自面对和承担家暴个案的风险和压力，保证案主利益的最大化。

(二)组建机制，完善社会应对家庭暴力的系统

我们赞同全国妇联提出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应当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呼吁完善立法的同时，应该更注重执法的细化。此外，应当在跨部门、多专业的基础上制定处理应对家庭暴力的程序指引，明确责任主体，设立专责部门统筹此项业务，增进对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投入，加强回应家庭暴力问题的社会服务，以政府购买专项社工服务的方式推进关注和解决此类问题的社工组织与专业社工的培育。各部门应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保障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必要投入(包括人员、经费、设备、条令等)，制定可操作的处理办法，并纳入考核问责体系，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建立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协调联动和家庭暴力的预防、干预、救助等长效机制，依法保护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长者的合法权益。

反暴力心得体会 篇6

自己得知发生在昆明的事情之后，我既愤怒又痛心：“暴力恐怖分子打着宗教的旗号，犯下了反人类、反社会的罪行，令人发指。维吾尔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一直都是热情好客的，3月1日在昆明制造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的那些人不能代表哪一个民族，他们丧尽天良，没有人性我们56个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携手奋斗，安居乐业，我们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也要对得起这个称号，多做维护团结稳定之事。

暴力恐怖分子制造了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珍惜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不让暴力恐怖分子的分裂阴谋得逞。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清醒认识这些事件的真相，充分认识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不是民族宗教问题，我们应该自觉地、主动地站到反分裂、反暴力斗争第一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的重任。

反暴力承诺书 篇7

一、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案的不足

基于我国国情来看, 家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中国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大男子主义还很严重, 虽然法律上对施暴者的制裁有明文规定, 例如《婚姻法》、《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都对家庭暴力作出规定,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会有缺陷。主要表现在立法的粗糙简单, 可操作性不强, 导致反家庭暴力的司法和执法随意性较大。

(一) 家庭暴力的立法范围狭窄

家庭暴力的立法范围包括家暴的主体范围和暴力行为的范围。

1. 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

家庭暴力主体的规定是在合法家庭前提上, 就是只有合法婚姻建立起来的家庭之间内部成员发生的暴力行为才是法律上认可的家庭暴力, 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身份关系之间的暴力行为。而这对于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同居者、同性恋者、分居者等这些人我国并没有完整的法律依据来保护他们, 但新西兰、美国等这些国家都专门为这些情况设置了相应的法律条文, 所以我国的立法将主体范围仅设在婚姻关系中还是有失公平的。还有一部分人在家暴事件中她们不仅背负着骂名, 而且没有正当的名分, 例如说第三者插足、婚外恋、包二奶等这些并非完全都是她们的错, 她们并不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实施者, 所以对她们的责任追究并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同时, 我们也看到反家庭暴力法案大多数是侧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而忽视了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 例如这几天网上的“阳台男孩”的家暴噩梦, 其父亲在阳台上将孩子推到在地, 把孩子的头往阳台上撞, 在八个小时内十七次殴打孩子,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2. 暴力行为的认定

家庭暴力不仅是指对受害者身体上的伤害, 还包括因此受到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的行为。身体的伤害包括殴打、残害等暴力行为, 还包括婚内强奸、虐待等这些家庭犯罪行为, 但由于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 对家庭暴力行为上的认定还是有一定模糊性, 再加上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受害人取证的困难, 一些硬性的要求使受害者没办法提供相应的依据, 比如说婚内强奸, 因为婚姻关系的存在, 法律一般不予认定为强奸, 这就使受害人有苦难诉。精神折磨和精神摧残等所谓的“冷暴力”也在家庭暴力的范畴内, 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工作中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国际公约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上对家庭暴力做了很多规定, 我国也加入了其中的一些国际公约, 但对于这些公约是否适用于中国, 立法上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全国各地对于“冷暴力”行为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具体操作比较困难。

(二) 家庭暴力的救济方式单一, 制止力度有限

1. 司法救济不力, 法律责任不明确

虽然将公安司法机关纳入其中, 但并没有考虑其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警察在履行职责中, 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从而在客观上加大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负担。如果执法官员未能履行相关职责, 受害人是否能提起诉讼, 这些也都不明确。

2. 家庭暴力犯罪追诉率低

我国在对待家庭暴力案件上往往都是采取调解方式解决, 而且认为调解是最有效的途径, 但往往对受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这不仅不利于家庭暴力行为的控制, 还会让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

3. 缺少专门立法

在新加坡、美国、韩国等国家针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 而我国台湾也在1998年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 但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这让我国在家庭暴力保护上较为落后。

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案的完善对策

(一) 在民事上, 不应局限于法律婚姻家庭的范围, 应扩大到同居家庭中。

针对没有婚姻法律保障的人们, 给他们一个公平的依据;也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 使他们有法可依。

(二) 在刑事上, 家庭暴力防治应将由刑法调整的施暴程度予以明确化。

对婚内强奸和性虐待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比如说归到哪一类罪名当中, 由哪个部门专门负责, 有专门的取证机构来协助受害者等。

(三) 在刑事诉讼中, 在征得受害人同意的前提下, 由公诉机关对施暴人提起诉讼。

调解不是解决家庭暴力的唯一办法, 受害人应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有人认为在这之前必须应该完善家庭暴力的公诉机制, 以使受害人在诉讼中求得最大利益。而且在刑事诉讼制度上, 应把“不告不理”的原则转换成“不放弃追诉”的原则, 就是国家对家庭暴力行为应积极的实行起诉政策, 在刑事司法上也应积极地介入家暴案件当中。

(四)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 使有法可依。

总之, 受害者的权利都基于国家相应的法律上。我们应尽快的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明确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范围和性质, 给受害者法律上的保护, 让司法刑法执法部门明确自己单位的职责。在社会中, 应将受害者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 加强对受害者的法律援助工作, 为受害者提供专门的法律依据和有效保障。

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 还是社会问题。在面对家庭暴力问题上, 不管是法律还是民事救济都不能为其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未来的道路还很长, 我们需要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 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反家庭暴力法案, 改变传统观念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态度。

参考文献

[1]金眉.论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缺失[J].法学家, 2006 (2) :133.

[2]藤蔓.家庭暴力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1.

[3]高风仙.家庭暴力防治法规专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9.

我国反家庭暴力的地方立法分析 篇8

关键词:家庭暴力；地方立法；分析

一、我国反家庭暴力地方立法概况

我国反家庭暴力的地方立法活动早于国家立法。家庭暴力进入国家立法层面，始于2001 年4 月28 日所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而在地方立法层面，自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综观反家庭暴力的地方立法，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反家庭暴力地方立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5 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为契机，开启了反家庭暴力地方立法的先河。反家庭暴力是该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强化了政府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1996年1 月湖南省长沙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规章。此后，一些地方陆续开始制定防治家庭暴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二阶段，以2001 年4 月28 日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为契机，新的《婚姻法》在国家立法中首次规定了家庭暴力，但较为笼统。在上位法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各省针对日益突出的家庭暴力问题，先行制定了反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

第三阶段，2005 年8 月28 日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为贯彻和落实新法，许多省份都结合本地实际，纷纷加强了反家庭暴力的地方立法力度。

（二）反家庭暴力地方立法的形式

从法的形式上分析，我国反家庭暴力的地方立法既有实施性地方法规，也有创制性地方法规。

1.省级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中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

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实施办法中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属于实施性地方法规。截至2008 年2 月，按时间顺序排列，已有新疆、湖南、黑龙江、江西、贵州、上海、安徽、宁夏、广东、天津、浙江、湖北、四川、甘肃、吉林、山西、江苏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新的实施办法。

2.省级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项决议（决定、规定、条例等，以下简称专项决议）

省级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项决议，属于创制性地方法规。2000 年3 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是我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截至2007 年2月，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黑龙江、湖北、山西、安徽、山东、河北、辽宁、广西、贵州、海南、青海、河南、内蒙古、重庆、吉林等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还有一些省份正在审议中。

3.有立法权的市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所通过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专项规定（意见、办法、条例等）

有立法权的市级人大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所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属于地方性法规；有立法权的市的人民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属于地方性规章。1996年1月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制定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规章。

实践中，还有一些地方以综治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和妇联等部门联合发文的形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的规范性文件，对防治家庭暴力起也到了积极作用。

二、反家庭暴力地方立法的积极成果

（一）为国家立法奠定基础

到2000 年为止，全世界已有44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3] 我国反家庭暴力的国家专门立法的缺失，使得地方立法显得紧迫与必要。

现有反家庭暴力的地方立法，是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推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经验。一系列防治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和实施，标志着地方立法正成为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支持的主动力，也为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国家立法积累了经验。

2008 年7 月31 日，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正是将地方性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规范性文件的具体体现。其中许多规定都借鉴了地方立法的成功实践，如加强对公民的法律意识教育、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 出警工作范围、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保障、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等规定，都吸取了现有地方立法的积极成果。

（二）突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权保障理念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人权保护运动兴起，反家庭暴力成为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缺失，地方立法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

1.尊重、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人身权

司法实践中，加强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保障，是落实人权保障的具体体现。2005 年5 月通过的辽宁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第11 条规定，处理家庭暴力的有关人员，应当对当事人隐私予以保密。此后，海南、青海、内蒙古、重庆、吉林等省的专项立法都做出了相应规定，体现了对受害人的救助，彰显人权保障理念。同时，自2002 年以来，先后有江西、山西、广西、湖北等省的专项立法规定，家庭暴力行为人在诉讼期间，继续施暴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司法机关应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由有关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规定可以保护受害人远离伤害，是强化司法干预的具体措施。

2.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紧急避难所

我国已有的反家庭暴力立法，社会救助薄弱，对此地方立法先行：在专项立法层面，2003 年6 月黑龙江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第12 条规定，有条件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家庭暴力受害人救助场所，为受害人提供帮助。之后，山西、河北、辽宁、广西、海南、青海、内蒙古、重庆、吉林等省的都有相关规定。在实施办法层面，安徽、宁夏、广东、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规定，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设立妇女救助站，为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提供紧急救助。

3.为受害者提供心理救助

以人为本，加强对受害人的心理救助和人性化服务，为受害者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是地方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又一个亮点。2007 年4 月通过的上海市的实施办法规定，各级妇联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应当为受侵害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帮助。随后，宁夏、天津、浙江、江苏等省的实施办法都规定妇女组织应当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服务等，体现出立法的人文关怀，符合现代法治发展的趋势。

（三）创新综合治理机制

1.以预防为主，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我国目前的反家庭暴力立法主要以事后救助为主，事前预防不足。开展宣传教育，可以强化事前干预，突出预防为主。在20 个省份所通过的反家庭暴力的专项决议中，都规定了加强法制教育的条款：广西提出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内蒙古提出政府应当将预防家庭暴力纳入普法范围；江西提出增强家庭成员防范家庭暴力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此外，上海、天津、浙江、山西等省的实施办法也都有相应的规定。这对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形成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2.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治理家庭暴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参与。2000 年湖南省的专项决议首次提出，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之后，江西、湖北、山西、安徽、河北、广西、贵州、海南、青海、内蒙古、重庆、吉林等12 个省的专项决议以及湖南、上海、宁夏、天津、浙江、湖北、四川等7 个省份的实施办法也都做出了相应规定。

（四）强化反家庭暴力的司法力度

1.加强警察干预力度

针对目前公安机关在遇到家庭暴力时出警不及时、处置不积极的现状，山西、广西、河南3 省的专项立法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 受理范围，接到报警时，应迅速出警，并做好出警记录和调查取证工作。在实施办法层面，上海市规定公安部门应将家庭暴力案件纳入接警受理范围，并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上述规定，增强了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责任意识、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为保障受害人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2.健全证据制度

家庭暴力举证难，制约着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推进。在完善证据制度上，地方立法做了有益的尝试：江西、湖北、山西、河北、广西、海南、青海、河南、内蒙古、吉林等10省的专项立法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对家庭暴力被害人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的，应当依法提供客观、真实的鉴定，出具司法鉴定书，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可酌情减免司法鉴定费用；山西、陕西、广西、内蒙古等4 省的专项立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自诉家庭暴力案件时，对自诉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有关证据的，应当依法搜集证据；青海、内蒙古、吉林等3 省的专项立法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对因家庭暴力伤害需要治疗的人员应当给予及时治疗，做好诊断、治疗记录，有关机关调查取证时，应当据实出具证明。

3.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初步形成，但家庭暴力案件并不包含在法律援助的范围之中。针对该情况，在专项立法层面，20 个省都先后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也要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

参考文献：

[1]莫文秀.论中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理念的变迁[J]. 妇女研究论丛，2008，（5）.

[2]任凤莲.关于家庭暴力立法的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2004，（5）.

[3]莫文秀.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4）.

[4]刘余香.家庭暴力与法律规制[J]. 时代法学, 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