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销售纠纷预案

商品房销售纠纷预案（精选6篇）

商品房销售纠纷预案 篇1

对商品房销售面积差异纠纷处理的探讨

陈靖枫

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交易日趋活跃，但相应的立法却比较滞后，这使得有些房地产交易纠纷的处理缺乏依据，给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约定面积与实测面积之间发生差异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引发的商品房面积“缩水”纠纷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当前商品房面积差异的处理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规范发展商的市场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房地产市场的有序运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商品房销售面积差异产生的原因

面积是房屋使用价值和交易价格的基础，但由于误差的客观存在性，房屋在施工和测量中产生误差是不可避免的，故商品房交易中约定的销售面积与房屋的实际面积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可是，目前出现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差异处理纠纷中，误差却往往不是引起纠纷的主因。

由建设部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第三十四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前按项目委托具有房产测绘资格的单位实施测绘，测绘成果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用于房屋权属登记。”也就是说，商品房的面积应当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登记的面积为准，这部分面积称为产权登记面积。但是在实践操作中，开发商在与消费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大多没有请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对商品房面积实施测绘，或者虽有测绘但测绘面积未经房管部门的审核确认。因此，排除测绘单位的技术原因后，商品房销售面积差异往往来源于开发商的自身行为，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开发商在商品房建设过程中对房屋设计进行了变更。有的开发商为了牟取暴利，不仅擅自变更规划设计，甚至重复计算共有面积，人为地增大分摊系数。这样，在进行产权登记时，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面积就很可能与房管部门审核确认的面积发生差异。

二、有关商品房销售面积及其差异处理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有关商品房面积的名称不统一

商品房面积的测绘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而进行精确测绘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各部分面积都有统一和确定的名称。可是，目前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却对某些同一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表述，当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的不一称谓。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商品房按‘套’或‘单元’出售，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购房者所购买的套内或单元内建筑面积与应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之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另外，由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中还有一个“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的概念，后来建设部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暨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指南》中才明确指出：“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就是指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显然，“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以及“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指的是同一概念，就它们的实质内容而言，彼此间没有任何差异。一些别有用心的发展商便在这表述不一的名称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在与消费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对这些专业名称颠来倒去，借此瞒天过海，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一个真实案例中，发展商把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解释为由“共有分摊面积”与“另有小区分摊”两部分建筑面积组成，将不应计入共有建筑面积的“另有小区分摊”部分也计入了销售面积。其实，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与共有分摊面积本属同一概念，发展商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法的，但由于有关“共有建筑面积”的名称不统一，这使得发展的伎俩极具迷惑性，即使是专业的房屋测绘单位和房管部门也未必能识破当中的把戏，更何况是缺乏房地产专业知识的一般消费者呢?

(二)多种计价方式让商品房面积差异处理纷繁复杂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也就是说，商品房的.销售计价方式有以下三种：按套计价、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和按建筑面积计价。三种计价方式各有个的优点，但不存在完美的计价方式，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就按套计价而言，其特点是计算简单、直观、便捷，使当事人双方易于结算房价款;其缺点则是房价款与面积数没有直接关系，难以解决房屋“面积缩水”问题。至于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其优点是概念内涵明确，独立性强，测量简便容易;但是由于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房价款与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没有直接关系，购房者对于这部分的面积差异很难主张权利。而按建筑面积计价的优点则是能保证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完整性，可是在这种计价方式中，虽然套内建筑面积与应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之和(即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固定的，但二者的比例却是可变的，如果发展商在保持房屋建筑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虚增共有建筑面积来减少套内建筑面积，购房者就很难保障自己的权益了。

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不同的计价方式会对商品房面积差异处理的结果产生不同的直接影响。多种计价方式并行虽然丰富了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但也使房屋面积差异纠纷的处理变得复杂起来。同一种面积差异情形，因为计价方式的不同，处理的原则和结果也往往不同。计价方式的多样化增加了面积差异纠纷处理的复杂性，消费者在选择计价方式时很难预料到计价方式对面积差异处理的不同影响，在签订合同时往往因为无所适从而听任开发商的引导。不良的开发商则将引导变成误导，千方百计地让消费者选择对开发商自身有利的计价方式和面积差异处理方法。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设计存在漏洞，有欠公平

为了规范商品房的市场交易，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简称《示范文本》)。如今，《示范文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得到广泛推行和使用，有的地区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还将使用《示范文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房屋产权登记备案的前提条件。《示范文本》的颁布确实对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促进了住房消费的发展。不过，《示范文本》并非十分完善，其设计上的漏洞给了发展商“钻空子”的机会。

第一，《示范文本》的设计思路过于理想化，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双方所处地位和知识结构的重大差异。《示范文本》的设计是建立在买卖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的，旨在避免因合同缺款少项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不确切而出现显失公平和违法条款。可以说，《示范文本》在理论上对当事人而言还是比较公平。但是，现实并不是理论，一般的消费者与拥有雄厚资产和充足房地产专业知识的开发商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当事人双方的经济实力和知识结构间的重大差异导致了他们地位的严重不平等。虽然《示范文本》对消费者而言不属于格式合同，但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购房者拿到的合同一般都是经过发展商事先选择好或者修改的，除了一些不会触动到开发商既得利益的事项，消费者几乎没有机会与开发商进一步协商的余地。因此，理论上公平的合同，却很难在实践中充分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例如，《示范文本》没有对“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套”、“套内”等一系列专业名词作和术语作任何解释，可见，《示范文本》的设计者是在确信买卖双方都充分理解这些用词的基础上才使用它们的。作为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专门企业，开发商对业内的专业名词和术语必然十分熟悉，加之他们长期接触并使用《示范文本》，对当中的条款内容也不可能陌生;可是，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者，要完全理解这些专业名词和术语的内涵是相当困难的，而依靠开发商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给他们解释清楚更是非常不现实和不可靠的。因此，《示范文本》理想化的公平恰恰导致了现实中的不公平。

第二，《示范文本》条款设计中的技术漏洞让不良发展商谋取私利有了可乘之机。笔者选取《示范文本》中最典型的两处技术漏洞加以说明：

1、《示范文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说明”部分对合同的签订事项作了一系列的说明和要求，可是却没有明确在没有按这些说明和要求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条款的效力和含义。这样，发展商就有可能故意不按说明要求办事，有目的地留空合同条款，甚至以另行约定为由拒绝适用对己方不利的条款，当发生面积差异纠纷时，受害的往往还是消费者。

2、《示范文本》的附件二是“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这部分内容是由开发商自己填写的。根据《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公用建筑面积(根据前文所述，公用建筑面积等于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的构成应当是确定的，为什么《示范文本》要将已经确定的内容留作空白而由开发商填写呢?这样做无异于合法地赋予了开发商肆意分摊公用建筑面积的权利，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第三，各地在适用《示范文本》时并非完全引用当中的条款，条款不一的地方可能会产生漏洞和冲突。例如，《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就没有采用《示范文本》有关三种计价方式的条款，其第一种计价方式是这样表述的：“该商品房属预售，按【套】【整层】出售，按【套内】【整层内】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______币)每平方米______元，总金额(______币)______仟______佰______拾______万______仟______佰______拾______元______整。”根据文意，该条是将预售商品房的计价方式限定在“按套内建筑面积”和“按整层内建筑面积”计价两种选择内，可是法律并没有规定“按整层内建筑面积”计价这种商品房计价方式，如果当事人选用了该计价方式，或者对两种计价方式都没有明确约定，那么当面积发生差异时，当事人处理纠纷就很可能于法无据，各自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三、解决商品房销售面积差异纠纷的建议

(一)明确法律责任，莫让法定义务变成空谈

国家在立法上应当注重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要实现这一点往往需要对强势群体的权利和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者科以其较多的法定义务。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预售商品房的，还必须明示《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本条款的设置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避免发展商利用自身强势地位暗中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是在规定发展商法定义务的同时，却没有明确违反该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条款的设置就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对发展商产生有效的约束力。国家在进行权利限制或设置法定义务时，必须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法律义务对义务承担者的拘束力是有限的，它只能为违反义务者应当受到法律强制和制裁设置一种潜在的危险;而只有为法律义务配以相应的法律责任，使这种法律强制和制裁实实在在地落在违反义务者身上，才能对义务承担者形成有效的拘束力。因此，有义务不能无责任，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二)规范和统一专业用语，避免歧义和矛盾

作为专业性用语，最忌讳的就是名称不统一，使用不规范。可惜我国部分有关商品房面积的专业名称偏偏犯了以上毛病。国家在今后的立法和法律修订中，有必要纠正这种失误，并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力求让每一个专业性用语都有一个含义清晰和固定使用的名称，避免用语间的矛盾和冲突，使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购房。

(三)克服《示范文本》的漏洞和缺陷，追求面积差异纠纷处理的公平公正

《示范文本》设计思路上的漏洞，造成了其现实的不公(对此上文已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决不能让设计上的不公蔓延至面积差异纠纷的处理上，有关部门反而应当更加重视保护因为设计不公而遭受损失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是，有的学者认为必须严格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事项办事，将三种法定的商品房计价方式鲜明区分开来，除非双方另有详细约定，否则必须根据不同的计价方式适用各自相应的面积差异处理方法，即：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只能就建筑面积差异情形主张权利;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只能就套内建筑面积差异情形主张权利;按套计价的，一般不能就面积差异主张权利。(参见梁书文：《商品房销售面积误差纠纷的处理》，《法律适用》第1-2期。)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下面以一个真实案例进行论述。

18位原告(均系某小区业主)与被告(某小区开发商)签订了《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对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以及共有建筑面积的大小均有详细约定，案件的焦点集中在原告房屋的面积误差和计价方式上。18位原告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无一例外的比合同中约定的销售面积要小，但套内建筑面积却比约定要大，面积减少的部分完全来自共有建筑面积。对于面积差异的处理，合同中仅约定了套内实测面积与预售套内面积发生差异这一种情形下的处理方法。而在房屋的计价方式上，双方在“按【套】【整层】出售”中选择了按套出售，但在“按【套内】【整层内】建筑面积计算”一栏中，双方没有根据合同要求以划√方式作出选定，也没有在选项上打×，以示删除，造成了房屋计价方式的不明。原告诉称，他们一直是根据房屋建筑面积与被告协商房款的，现在房屋的建筑面积与销售面积发生了严重误差，被告应当承担退还多收房款的义务。而被告答辩称，根据文字的对应性，房屋既然是按套出售，就应当理解为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也就是被告只对套内建筑面积减少的情形负责，如今面积的减少是发生在共有建筑面积部分，而套内建筑面积则比约定的增大，故被告无需承担任何退款责任，原告反而必须向被告补足增加的套内建筑面积部分的房款。

如果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将三种法定计价方式严格区分开来的话，那么在本案中，一旦认定了原、被告是选择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原告非但不能就大幅减少的共有建筑面积主张权利，还必须向被告补足增加的套内建筑面积的房款，这样的处理结果可以说是严重的显失公平。笔者认为，既然原、被告已经对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以及共有建筑面积的大小进行了详细约定，那么被告就应当根据该约定向原告交付符合合同要求的房屋，否则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就算是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且原、被告只对套内实测面积与预售套内面积发生差异这一种情形下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并不代表被告可以对房屋出现的其他面积差异情形(如分摊的共有面积或建筑面积的差异)完全免责，否则，被告便可随意控制原告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的大小，即使原告实际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与合同中约定的面积相距甚远，甚至根本不存在，被告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这种理解不仅使得合同约定的共有建筑面积意义全失，也显然有悖于合同的原意和公平原则。另外，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房价的商品房，其应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的建设费用实际是计入套内建筑面积销售单价内的，购房者并非无偿获得共有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原告在购买诉争房时，已经就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付出了相应的价款，只不过这部分价款是暗含在套内建筑面积的价格之中，而现在该部分面积发生差异，从而导致了诉争房实际的建筑面积比约定的建筑面积大幅减小，根据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被告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退还多收的价款。

此外，《示范文本》设计技术上的漏洞也必须加以弥补，比如对合同涉及的专业术语进行必要的解释，规范协调各地合理地适用《示范文本》，以及避免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事项留作空白等等，尽量防止不良开发商利用合同漏洞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取消多种计价方式并行的商品房计价制度，原则上适用单一的计价方式

法定的三种商品房计价方式各有利弊，设定不同的计价方式只是为了方便当事人根据自身不同的需要来进行选择，使用任何一种计价方式，最终计算出来的房屋总价值应当是一致的。()因为房屋的价值不是由计价方式决定的，计价方式的不同不会导致房屋价值发生变化。根据前述，目前多种计价方式并行的商品房计价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必须对这项制度进行改革。在三种计价方式中，按套计价最简单便捷，但因其与房屋面积没有直接联系，故最不利于商品房面积差异纠纷的公平处理;而按建筑面积计价则是三者中“资格最老”的，过去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一直使用这种计价方式，但由于其涉及的共有建筑面积的测算规则复杂、技术专业，一般的老百姓难以掌握，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也不十分有利。综合各方面因素，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方式的优点最明显，它既保护了与人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套内建筑面积部分，又将购房者从复杂共有建筑面积计算中解脱出来，便于其在面积问题上对开发商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因此，北京市率先在于年底启用的《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商品房的计价方式进行了强制性规定，除用途为非住宅的商品房外，其他性质的商品房一律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北京市此举值得其他地区参考借鉴。

商品房销售纠纷预案 篇2

2008年4月, 王先生购买位于常州城南的一处期房。购房时, 销售人员向陈先生出示了数份售楼广告, 称开发商将为小区准业主建造最先进的运动配套设施, 还将建造一流的娱乐休闲场馆。因此, 相对其它楼盘, 该楼盘性价比高, 并且广告中附有这些配套设施规划图。王先生看后很满意, 当即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协议。然而, 今年开发商交房后, 王先生发现小区内根本没有标准的运动场馆, 王先生及很多业主认为开发商利用虚假广告使其受到了欺骗, 而开发商却称广告只是一种宣传, 且没有写进购房合同, 对购房双方没有约束力。开发商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对此, 小区内业主后悔不已, 但又拿开发商没办法。最终王先生等业主对开发商提起诉讼, 要求开发商承担违反广告承诺的责任。

二、评析

长期以来, 对商品房销售广告的法律性质就存在着邀约邀请和邀约两种看法, 但二者显然有着明显区别, 也存在不同的法律责任。

1、属于要约邀请性质的商品房销售广告

《合同法》第15条第1款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由此可见, 商品房销售广告原则上是要约邀请。

商品房销售广告是开发商向购房者发出购房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邀请的内容是模糊的, 不具体的, 这种情况下, 商品房销售广告中开发商所作的允诺不能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款。要约邀请不能直接作为合同的内容, 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购房者与开发商最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并未将广告宣传的内容写入其中, 购房者就不能就开发商的广告内容向开发商主张合同权利。

2、属于要约性质的商品房销售广告

《合同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 视为要约。”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商业广告才是要约呢?根据《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且该意思表示要内容具体确定,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 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 应该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 当事人违反的,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目前的商品房买卖活动中, 所销售的商品房大部分是期房, 购买者做出购买决策主要依赖于开发商所披露的信息, 而广告披露信息则是目前主要披露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较好的保护了购房者的利益。该司法解释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遵循我国《合同法》中诚实信用的原则, 规定了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虽然属于要约邀请, 但是在具备一定法定条件时, 将被视为具有要约的法律性质;而且即使未被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

本案中, 开发商在销售广告中允诺为购房者提供具体的运动配套设施和娱乐休闲场馆, 但实际上开发商仅仅是提供了两块露天的篮球场。这显然违背了其在广告中对购房者所作的有关相关设施的具体允诺。从消费者需要的角度看, 开发商在售楼广告中明示说明的小区配套建设的运动场馆和娱乐休闲场馆满足了购房者对生活质量的需求, 甚至认为配套设施对日后房产的升值潜力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此, 购房者认为该楼盘性价比高, 才按照开发商的定价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应当说, 该楼盘的销售广告直接影响了王先生是否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正是开发商销售广告上的配套设施让王先生最终与之订立买卖合同, 所以广告上的配套规划设施应当视为要约。因此, 开发商声称的“售楼广告只是要约邀请”以及以“未写入合同为由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是站不住脚的。王先生等购房者完全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 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

三、小结

尽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对于商品房销售广告的性质还存在争议, 但只要开发商针对商品房销售所作的宣传广告内容具体、确定, 那么对于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存在约束力。商品房交易中的买卖双方如能对此有正确理解, 那么就能有效减少日益突出的商品房买卖纠纷, 切实维护各自合法利益。

摘要：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 房地产商不惜重金投放大量销售广告, 与此同时, 因房地产广告隐瞒真实情况的虚假宣传和误导购房人而引起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围绕商品房销售广告的性质也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应属于要约邀请, 有的则认为应属于要约。本文将以一起案例, 从合同法层面就商品房广告的法律性质作了初步的探讨, 希望对买卖双方有所启示。

商品房购销合同纠纷案例 篇3

委托代理人张春桂、李相周，河南怡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亨（河南）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经七路35号。

法定代表人翟金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乾馨，男，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路41号院，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王英群、中亨（河南）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因买卖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02）金民初字第2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97年10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原告向被告购买南阳路2号院17栋东三单元1-2层商品房一套，建筑面积312、87平方米，房屋售价2708元平方米，总金额844749元，被告代收契税4%、交易税1%、配套费30029、60元、印花税262、43元，房价总金额按实际面积调整。原告应按时交付房款，付款时间为：1997年10月31日前支付房款281127元，97年12月30日前支付156400元，97年12月30日前

支付350000元，98年止交付使用前付清余额。被告须于98年10月前，将经竣工验收合格并符合合同规定的装饰和设备标准的该商品房交付原告使用，如被告除特殊情况外，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将商品房交付原告使用，原告有权向被告追究违约利息，逾期超过12个月，视为被告不履行合同，被告按原告累积已付款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履行前，原告已向被告支付房款281127.55元（1997年5月29日交款20000元，同年7月9日交款90000元，7月10日交款171127.55元），1998年1月25日，原告交被告房款507080元，2000年3月9日，原告交被告房款56621.87元、配套费30029.60元、印花费262.13元，同日被告将房屋交与原告。同月10日，原告交契约税33790元，付滞纳金5000元。2001年7月7日，原、被告双方就房屋质量问题达成协议，被告同意一次性付给原告质量缺陷补偿金9.8万元，10日内付至王爱华帐户，被告同意即日起一个月内办妥并交予原告中亨花园二院17号楼3单元19号房之房产证书，房产证上之面积如超出合同规定之面积，多出部分房款被告予以免除，办理房产证契税原告已交，其它费用由被告负责，另附加：以后房屋出现质量问题，一切由原告自行解决。因被告未按约交付房屋，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78812.75元，返还多交房款27945元及利息，赔偿契税滞纳金5000元及利息并协助原告维修房屋。另查明，原告1997年7月10日前所交房款281127.55元原系购被告南阳路2号院7号楼房屋一套所交，后因故原告又调换购臵了现住房。

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购房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履行各自义务。原告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而被告却迟迟未交付房屋达一年之久，对此，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原告诉请被告退还多收房款之请求，因被告实际交付原告的房屋面积按阳台未封闭，一半计算面积亦超出原合同约定的面积，被告并未多收原告房款，另外，被告交付房屋时，原告亦未提出异议，视为被告所交房屋符合约定；关于契税交纳一事，虽双方约定由被告代收，但未约定具体交纳时间，后原告自行交纳契税时被罚滞纳金5000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此款，无有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其对房屋进行维修，没有根据，且双方已有约定，以后房屋出现质量问题一切由原告自行解决，故亦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亨（河南）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英群违约金78812.75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王英群不服，称，被上诉人实际多收了房价款，其所交付的房屋阳台未封闭，按有关规定应按一半面积计算房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1年7月7日达成的协议是对上诉人分摊共有面积过多而约定的，并不包括多收的一半阳台面积；由于被上诉人未尽到通知义务导致上诉人交纳契税时被罚5000元滞纳金，该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房屋质量达成过协议，但上诉人维修房屋自然涉及相邻各方利益，被上诉人作为开发商有义务予以配合。故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中亨（河南）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人辩称，交付给王英群的房屋面积实际超过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即使阳台按一半面积计算，中亨公司也未多收其房款；契税是王英群自行交付的，中亨公司已尽了告知义务；房屋的维修是王英群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协调的问题，与中亨公司无关。上诉人中亨（河南）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上诉称，其并未迟延交付房屋，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故也提出上诉，要求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改判。王英群答辩称，原审关于中亨公司迟延交付房屋的问题认定正确，判决其支付违约金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期间，王英群向法庭提交了2000年3月7日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该房竣工的时间为2000年3月份。在法庭限定的举证期间内，上诉人王英群未向法庭提交原件，但向法庭提交了郑州市商品房屋产权登记备案证，该证记载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307号院17号楼竣工日期为2000年3月7号，间接证实该楼的竣工日期；还向法庭提交了郑州市房产产权监理处房产测绘管理科证明一份，证明王英群的住房阳台未封闭，按有关规定，阳台建筑面积按一半计算；向法庭提交照片四张，证明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如果维修需要协调。中亨公司的代理人对郑州市房产产权监理处房产测绘管理科证明无异议，但辩称，17号楼按设计要求是全楼封闭阳台，在交付房屋时王英群未提出异议，应推定交房时王英群的阳台也已封闭；对四张照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王英群的主张。在法庭限定的时间内上诉人中亨公司未能提交该楼相关的竣工手续。

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二审另查明，双方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为312.87平方米，王英群的房产证上的产权面积为324.76平方米，共有分摊面积为36.76平方米。

本院认为，从原审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中亨公司迟延交房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诉人中亨公司的上诉理由，证据不力，不予支持。上诉人王英群关于中亨公司多收房款应予退回的上诉理由，经查，中亨公司确未将其阳台封闭，按有关规定，应按一半建筑面积计算价款，王英群已按双方合同的约定交付了全部价款，虽然双方后来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房产证比合同约定多出的面积中亨公司不再另行收费，但该约定并未涉及未封闭阳台多收的该部分费用，故上诉人王英群要求中亨公司退还多收的阳台面积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王英群要求中亨公司支付交纳契税滞纳金5000元的上诉理由，经查，中亨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其已尽到了告知义务，本院予以认定，故王英群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王英群要求中亨公司协助其维修房屋的上诉理由，经查，双方在2001年7月7日的协议中已作了明确约定，且该协议双方均已实际履行，故上诉人王英群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02）金民初字第215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即“

一、被告中亨（河南）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英群违约金78812.75元。”

二、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02）金民初字第215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二项，即“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上诉人中亨（河南）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退还上诉人王英群购房款27945元及利息1353.27元。

四、驳回上诉人王英群的其他诉讼请求。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代理词 篇4

（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XXX号

尊敬的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的委托，就其与原告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考虑：

一、本案被告不存在逾期交房情形，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案涉商品房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交付期限内即符合交付条件。被告提供的证据一，某商住楼工程（即案涉商品房所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证明案涉房屋于2010年3月25日即已经具备交付条件。该证据上盖有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管理办公室竣工验收备案专用章，足以证明。

2.被告在约定交付期限内，即2010年3月31日之前就已经通知原告办理入伙，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也确认收到了被告发出的《入伙通知书》，故被告不存在逾期交房。被告提供的证据四，即原告代理人于2010年6月28日签署的《钥匙收条》等入伙资料，证明原告于2010年6月28日办理了入伙。原告代理人对该证据上的签名予以确认。因此，原告逾期办理入伙期间（即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28日）的法律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与被告无关。

3.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商品房存在逾期交房情形。案涉商品房交付条件为经验收合格，故政府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才是衡量案涉商品房是否具备交付条件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五、六及补充证据一就其出具单位及内容，均与本案无关，且证据三、五、六为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4.原告提供的证据均只是证明案涉商品房在交付使用后，即2010年7月2日至2010年8月8日期间存在局部需要保修的情形，故即使案涉房屋因局部保修而影响原告的正常使用，其所遭受的损失也应当只是该期间的租房损失，而不能按照《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违约金计算，后者标准过高。

二、原告提供的《收费通知单》不能证明其已经交纳了案涉房屋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且在该通知单上盖章的是某物业服务中心，与被告无关。

1.原告提供的2010年4月至7月的《收费通知单》是某物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物业中心”）向原告开具的，该物业中心与被告并非同一法律主体，也不存在隶属关系，故与被告无关；

2.该《收费通知单》只是通知原告交纳，原告实际上是否已经交纳，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仅凭该《收费通知单》不能证明原告已经交纳了案涉房屋的物业管理费和水电费；

3.原告虽然逾期办理入伙，但是物业中心在逾期期间即已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故根据原告与物业中心形成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其应当向物业中心支付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

三、案涉商品房未能办理房产证的原因在于原告未尽到配合办证义务，与被告无关。即使被告存在逾期办证情形，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此外，原告于举证期限届满后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

1.关于产权登记事项，《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18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即某商品房《权属证明书》和《登记明细表》，证明案涉商品房于2010年6月4日即完成初始登记，具备转移登记条件。被告已经履行了上述合同义务。由于上述证据材料原件由惠州市房产管理局保管，贵院可以向该局查阅。

案涉商品房未能办证的责任在于原告未尽到配合义务。由于原告未能提供案涉商品房契税完税证明，也未能配合被告签署《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故最终导致无法办证，因此其责任应自行承担。

2.《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出卖人需按已交房款的0.3%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基于《合同法》约定优先、有约必守的原则，即使被告存在逾期办证的违约情形，也应当按照上述约定执行。原告主张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原告于2012年5月10日才提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举

证期限，应予以驳回。

以上代理意见望充分考虑。

此致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认定解析 篇5

王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了买卖的价格和房屋的交付时间。此后，王某依约支付了约定的合同价款，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商品房房交付王某使用，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王某又与李某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约定将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购得的商品房以每平方米高于原购入价500元卖给李某。但后因此房价格上涨，王某拒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且主张其与李某的买卖合同无效，李某因之诉至法院。

二、分歧

本案审理中首要的一点是认定王某与李某间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对此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无效，理由为：买卖合同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无产权房屋不得买卖的禁止性规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效力待定，理由为：王某未取得产权而处分他人财产，是无权处分，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待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有效，理由为：王某将其对房屋开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自己，这一债权转让合同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三、评析

审理本案的第一关键在于对认定李某与王某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结合上文的分歧意见，我们归纳出本案中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为：王某与李某的买卖合同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王某将转让商品房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还是有权处分;如果上述行为是无权处分，那这一行为的效力如何;如果上述行为是有权处分，那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债权让与。现分析如下：

1、《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无产权房屋不得买卖是否是认定合同无效的强制性条款。《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的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认定合同无效的重要依据之一。王某认为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1款的第6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其与李某所订立的合同违反了这一强制性的规定，故为无效。我们认为，这一规定不是《合同法》第52条所谓的强制性条款，第一、在法理上，凡法律条文冠以“不得”等字样不必然代表此条文为强制性条款，也可以是带有指引性质的条款;第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是1994年颁布的法律，此法的颁布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在立法技术上多用“不得”等字样来表达方便行政的寓意。同时在立法的内容上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下的商品房交易状况，有滞后性;第三、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原则出发，对实践中如王某与李某相类似的买卖合同都认定为无效不利用物价值的有效且充分使用，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应尽量减小合同无效的范围;第四、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特征表明，其标的物无须是现已存在的物或现属于出卖人的物，即使是非房屋所有权人也可能成为房屋的出卖人。综上，以本案讼争买卖合同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观点是错误的。

2、王某转让商品房的行为是否是无权处分。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王利明民法159页)无权处分中的“处分”主要是指处分财产所有权或债权的行为。因此，判断王某的行为是否是无权处分就要看王某对商品房是否享有财产所有权或者是债权。本案中，因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合同，将商品房交付王某使用，王某因此获得了对商品房的直接占有，占有是所有权的重要权能之一，王某对商品房的实际占有使得王某对商品房有管领和支配的权力。但由于我国民法采取的是不动产变动登记主义，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登记为标志，因此，王某取得的是一个欠缺登记要件的不充分的所有权。综上，我们认为，王某转让商品房给李某的行为是有权处分，不是无权处分，故而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不应当认定为效力待定。

3、王某的有权处分是否是债权转让。债权让与的概念指，在不改变合同关系内容的前提下，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将其合同权利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地转让给第三人的法律行为。本案中王某将商品房转让给李某时抬高了合同价格，改变了合同关系的内容。同时，房地产开发公司依约将商品房交付王某实际使用，王某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是因为其自己拒绝办理的原因所致，所以可以认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王某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因履行而消灭，故认定王某与李某间合同为债权让与合同并进而认为买卖合同有效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总之，我们认为，本案适当的处理方式认定王某与李某间的合同是有效的，王某的转让行为是有权处分。王某违反合同约定，李某诉请王某继续履行合同应予以支持。

四、余论

上文论证中的一个主要争议问题可能是在王某转让商品房的行为到底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上。如果认定为无权处分，根据通说的观点，因《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被认为是效力待定的，因此，王某与李某间的合同效力会被认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此时买卖合同会因为王某恶意拒绝办理产权手续而使合同一直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显然不符合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解决王某与李某间的纠纷。况且，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我国法学界本来就存有争议，同样有观点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是有效的。(参见王轶的观点)

本案中认定王某的转让行为是有权处分，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和我国民法传统中认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要件相矛盾，之所以有这样的矛盾实质上是因为我国法律上的登记制度不规范所致。司法实践基于公平和正义的理由应在个案中有所突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本案中王某将商品房借给他人居住，同样是一种处分行为，法律认定这种处分行为无效或是效力待定，毫无意义。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11条有关房屋的转移占有及风险转移的规定就表明了审判机关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物权理论。

预售商品房按揭合同有纠纷怎么办 篇6

在通常的商品房按揭纠纷中，一般存在着四个合同，即商品房买卖合同、按揭贷款合同，通过购房人与按揭银行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中的抵押、回购的具体条款加以确定的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审理商品房按揭纠纷案件，必须首先明确这些合同及其体现的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

司法实践中，普遍的观点认为，按揭合同是购房合同的从合同，不具有独立性，随主合同的变更、消灭而变更、消灭。

(一)按揭合同不应是购房合同的从合同。首先，合同目的相对独立。按揭合同的目的是借贷资金，购房合同的目的是购买房屋，两合同追求的目的并不具有依附性，是各自独立的。其次，两者所生之债务的范围不具有依附性。从合同所生之债务以主合同所生之债务为发生依据和限额，而按揭合同所生的债务可单独产生，双方是相对独立的。第三，购房合同的无效、可撤销并不必然导致按揭合同的无效、可撤销，只会影响到按揭合同的抵押担保标的物发生变化，并不实质影响到资金借贷关系。银行贷出资金，主要考虑的是购房人的资信状况，即使购房合同有瑕疵，导致抵押担保存在问题，但如购房人资信并未下降或又能提供其他担保，则并不影响银行资金安全，银行也不会必然要求解除按揭合同，银行、购房人对按揭合同的解除有选择权。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出发，应确认这两个合同是相互独立的。

(二)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应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以借款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但应明确，该主合同是银行与购房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而非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

(三)购房合同通常与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无关，但如购房合同无效，特别是买卖的标的物属不得抵押的财产，购房人与开发商恶意串通以损害银行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情形，则将导致这两个担保合同无效。

二、商品房按揭纠纷解除合同的认定

房地产价值巨大，不应轻易解除合同，使购房者能够转嫁市场风险。同时合同解除后，亦可能使经合法登记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按揭银行的利益遭受损失。考虑到其标的物价值大，影响大，涉及当事人复杂，各方利益重叠，标的物又成抵押标的，对于涉及按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轻易解除。但也有人认为，应参照香港法律，存在按揭合同的购房合同不经银行同意不得解除，这在外资银行中是一种普遍看法。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英美法中，按揭是转让所有权的担保，在未清偿完债务前，与所有权有关的一切不动产权益都属银行，发生诉讼时银行是以房地产所有人的名义进行诉讼，未经银行同意当然不能解除合同，使所有权发生转移。而我国的按揭实质上是抵押担保，开发商享有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在预售登记后购房人享有房屋的期待所有权，这两种权利共同指向的标的物同为按揭合同中的抵押标的物，开发商、购房人同意将该标的物抵押给按揭银行，同意按揭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共同作出抵押的意思表示，应为按揭合同的实质上的共同抵押人。解除合同实质上是在共同抵押人之间发生权利转移，并不影响银行的优先受偿权，双方当然可以行使权利，解除合同。但考虑到按揭合同的特殊性，在解除合同上要更加慎重。

在下列情形下，购房者的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害，可允许购房者解除预售合同：

1.发展商迟延交楼，在购房者起诉要求解约时起1年内不能竣工交楼的。此种迟延交楼严重违约，且1年内都不能交楼，购房者无法入住，严重损害订约目的，应依法解约。

2.发展商货不对板，所交付的房屋楼层与原约定严重不符，此时可予解除合同。但对于朝向有所变更，应视情况而定。如改变的朝向更有利于居住，通风采光更好，则合同目的尚可达到，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可通过违约金给付等手段加以调整，不宜解约。对于发展商交付的房屋面积缩水或面积加大，如超过原约定面积3%的，视为严重违约，可予解约，但如购房人已入住，从实际出发也不宜再解除。可通过调解，让开发商承担责任，对少面积则退还价款，多面积则由发展商主动放弃该部分价款或以成本价收取。未超过原约定面积3%的，应视为建房过程中存在的正常误差，可通过调整购房款项加以解决。对于交付的房屋中提供的装修与约定不符的，鉴于装修是房屋的附合物，并非房屋主体，装修不符可通过评估后予以补偿，以给付违约金方式调整，不宜解除合同。

3.房屋质量存在问题，应视不同情况加以认定：如房屋仅存在轻微瑕疵，如漏水、凹凸不平等问题，可通过修补、给付违约金方式补偿业主损失，不应仅因违反合同中的一般性条款就解除合同。对于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将足以影响居住者的人身安全，经有权鉴定机关确认后，可视为其不能满足居住目的，可予解除合同。

4.发展商以提供银行按揭为优惠，指定按揭银行为购房者提供贷款，嗣后又无法办妥按揭手续提供贷款。此时鉴于按揭贷款是购房者购房的先决条件，款项的交付是合同的重要条件，不能提供贷款将导致购房者给付不能，且购房者对按揭银行无选择权，其无过错，故应视为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可以解除合同。但如果是购房者自行选择按揭银行，则开发商对按揭贷款不能办妥无过错，不应解除合同，应给购房者一定宽限期来缓解资金困难。

5.对于购房者主张开发商所建房屋环境与广告宣传不符而要求解约的，应区分不同情况来对待。如广告用语只是用“鸟语花香”、“人间仙境”等一般描述性用语，应视为对环境的感性宣传，无实际约束力，不应因此予以解约;如广告用语使用明确承诺，如“附近一百米内有名校”等等，则如未符合，一般情况只应视为违约，不应解除合同，因合同的居住目的尚能达到;但如该广告要约非常明确，如“可入广州户口”，却又未能履行，而购房者的购房目的不仅为居住，还因受广告内容吸引，有强烈意愿要求满足广告要约的内容，此时应视为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对此种情况可以解除合同。

购房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按揭合同呢?鉴于两者是联系紧密的相互独立的合同，在购房合同解除后，按揭合同并非必然解除，而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银行、购房人均不主张解除按揭合同，则不应解除。如银行主张解除，但购房人能另行提供等额担保，并无严重违约也不应解除合同。如购房人主张解除合同，银行不同意，则应分情况考虑：1.如银行是发展商指定，提供按揭是购房人购房的前提条件，则银行与开发商关系紧密，其有监管款项用途之责，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认为银行违反了对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的严格遵守，另外购房人拒交贷款本息，也已严重违约，且此时购房人有严重对抗情绪，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实际意义，可判决解约。2.如按揭银行是购房人自行寻找，与开发商无紧密联系，现借款已履行完毕，借款合同目的已达到，因按揭银行无过错，只是购房人违约，在银行不同意解约的情况下，应尊重守约方意愿，不应解约。如果按揭银行、购房人均同意解除合同，则应尊重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愿，可一并解除按揭合同。3.如果事先合同有约定，解除按揭合同需经银行同意，则应尊重约定，一般不应予以解除。但在烂尾楼的情况下，考虑到合同基础的严重丧失，可由法院参照情势变更原则予以解除合同。

三、商品房按揭纠纷解除合同后款项的返还

解除了预售购房合同和按揭合同，必然涉及到款项的返还。商品房预售按揭中，款项的去向是银行贷款给购房者，购房者向开发商交纳购房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权利人只能向其有合同关系或法定关系特定人主张权利，因此对于款项的返还，应为：

1.开发商向购房者返还全部购房款，包括购房者自付款项和从银行贷款所获得的款项。

2.购房者向按揭银行返还所借款项本息，但应扣除其已偿还的款项本息。开发商如签署了回购担保等保证条款，则应对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对于因烂尾楼而解除合同，如按揭银行是发展商指定，在款项的返还时，应考虑到银行作为发展商的开户银行，控制资金流向，其未尽到监控义务，对烂尾楼的产生有一定责任，可在款项返还时，适当减少违约金、利息等小业主的支付款项，平衡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