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的特征（共6篇）

环境污染侵权的特征 篇1

摘 要：环境侵权越来越成为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环境侵权的特征乃是环境侵权迥异于传统侵权行为的内在根基。本文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及损害结果等方面对其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侵权行为 价值双重对立性 潜伏性 复合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在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不完善。环境侵权的特征乃是环境侵权迥异于传统侵权行为的内在根基。因此，对环境侵权特征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环境侵权的首要任务。关于此点，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环境学家金瑞林先生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主体不平等、侵害对象广泛、侵害行为具有合法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及侵害程度和范围为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四个方面; 陈泉生研究员把“环境侵害”的特征概括为社会性、价值性、间接性、复杂性、多元参与性与缓慢性六个方面; 曹明德博士认为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特征; 王明远博士则表述为：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侵害状态的间接性、连续性、反复性、广阔性和累积性，以及环境侵权兼具私害性和公害性四个方面。

其实，环境侵权作为一个集合性名词，是对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生权益侵害的总称。而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致人、物损害现象的发生原因、形成机理与结果状态等均有不同。因此，所谓环境侵权的特征，只能是从总体上而言，其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环境侵权形态尚有一定的伸缩性与相对性。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并参酌前人研究之得失，笔者拟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及损害结果等方面对其一般特征作如下分析：

一、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与不特定性

侵权行为主体分为加害人与受害人，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加害人与受害人大多具有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乃至不特定性。

首先，环境侵权行为两相主体大多具有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是近代民法的两块基石，近代民法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理论与思想，如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自己责任与过失责任等，均奠基于这两块基石。 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传统侵权行为主体也不例外。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其地位、位置具有平等性与互换性。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与工商业的发达，企业在规模上逐渐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逐渐高科技化。为此，企业运作的风险与危险性大大增强，并造成许多事故，如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其主体间显然已丧失了平等性

略论土地征收侵权责任的特征 篇2

一、土地征收侵权责任是一种混合责任

行政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是一个行政法学的概念。行政侵权责任即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由于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侵权责任根据行政侵权行为的内容可分为主要证据不足的责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责任、程序违法责任、超越滥用职权的责任。在超出“公共利益”目的和未遵循“法定程序”的土地征收中引起争议，并侵害被征土地的原所有权人和其他权利人的利益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此时作为侵权人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承担的是行政侵权责任，属于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具体包括无效、撤销、补正和赔偿等多种形式。而在未给予“合理补偿”的土地征收中，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之间是基于补偿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民法上的平等关系。此时，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犯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的利益的职务行为，属于民法上的职务侵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款与《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区别在于：其一，《国家赔偿法》强调“违法行使职权”，而《民法通则》仅规定以“执行职务”为要件，而不关注该执行职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使职权”还是“合法行使职权”；其二，《国家赔偿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介于行政法和民法之间的边缘性法律，它调整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职权或者司法职权等公法性权力，给当事人造成损害。而当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身份行为时，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造成的法律后果，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承担民法上的法律责任。

二、土地征收侵权责任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征收权只能由国家来行使（在我国审批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行使，补偿执行则是由市、县人民政府行使），国家应该为其致害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土地征收侵权责任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即根据国家责任原则，对于一切行政侵权行为，无论是行政机关的行为，还是公务员个人的行为，都一律由国家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二行政追偿，指国家在向行政赔偿请求人支付赔偿费用之后，依法责令具有重大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费用的法律制度。在超出“公共利益”范畴和未遵循“法定程序”的土地征收中，各级人民政府支付赔偿费用以后，可以在查明被追偿人的过错、听取被追偿人的意见和申辩的基础之上，决定追偿的金额并执行追偿决定。而在未给予合理补偿的土地征收中，根据职务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理论，从责任主体上看，也可以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责任，即由谁来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对于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其一：组织与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共同的义务主体。其二义务主体只能是组织，组织是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即加害人和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即被告。笔者认为，根据法人侵权理论或者雇主责任理论，一般情况下，在发生职务侵权行为后，应当由组织承担行为的后果。此外，按照我国有关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除了公司法上为平衡权力扩张而对董事职务行为的特殊规定以外，绝大多数职务侵权行为形成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受害人都应向组织请求承担职务侵权行为责任。且无论是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征收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还是从实践操作统一便利的角度考虑，都应该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来承担外部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在职务侵权行为中，行为的法律后果完全由组织承担，行为人不须承担该行为的民事责任，不会产生职务侵权行为之对内责任，但是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可以追偿。

三、土地征收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包括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农民个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土地征收侵权的过程中，农民集体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侵害而享有请求权，农民个人基于其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享有请求权。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此观点目前没有法律的依据。新《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己经分别属于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己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同时《宪法》第9条和第10条、《民法通则》第74条第2款和《农业法》第11条的规定，清晰地显示，现行法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农民集体所有，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法律只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除此之外，因为土地被征收，相邻土地不能按照原目的使用，给相邻权人造成了损害。按照公平原则，理应将这些人也纳入请求权主体范围。

浅议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 篇3

摘要：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是侵权行为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对于侵权责任中的环境侵权责任而言则显得更加重要。因为环境侵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证明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会比较困难。只有深入了解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才能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 实现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本文将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特殊性进行探讨，并结合各国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方法，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认定理论。

关键词：环境侵权 因果关系 举证责任

现代文明是伴随着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而展开的历程,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噪声、废气、废烟、废水等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以后，很多污染严重的企业被转移进入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因此而日趋突出，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权利侵害也随之成为严峻的问题。近几年来，英国向我国出口“洋垃圾”遭拒、PX项目选址厦门遭到市民抗议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理清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明确责任归属对于解决环境侵权问题、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因果关系的涵义

（一）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所谓因果关系，就其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两个事实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与哲学上的概念有所不同，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责任成立要件的因果关系即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表明若无被告的行为事实则不会发生原告的损害事实；二是划分赔偿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即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承认因果关系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事实因果关系上的损害进行政策性的、法的价值判断，从而合理地界定被告所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属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则属于损害赔偿责任范围问题。据此，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可以表述为“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是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①

（二）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环境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魏振瀛先生将之界定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或者人身损害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②根据《民法通则》第124 条规定：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亦即公民、法人因其排污行为、产生环境污染或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李劲：《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新探》，《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2期。②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12页。他公害而造成他人权利侵害时应当依法承担赔偿损失或者恢复原状等责任。

一般侵权行为需要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即违法性、主观过错、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但是为了使受害者得到合理的赔偿，为了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公平地解决环境侵权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环境侵权只需要认定有损害后果的存在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而不需要侵权人有主观上的过错与行为的违法性。在环境侵权中，损害后果一般是比较明显的，认定并不复杂，因此，在认定环境侵权的过程当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关键。然而，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环境侵权行为具有行为主体的不平等性、行为方式的间接性、行为过程的缓慢性以及行为后果的公害性等特点，环境侵权行为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环境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其特殊性。

环境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是指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加害行为与特定受害人所遭受的环境危害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普遍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其中，环境危害事实是指由于环境侵权行为而导致的可能使国家、集体的财产和公民的财产和人身受到损害危险的客观事实。对于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有学者认为“在环境侵权方面，只要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造成的，这时，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被告一方，这就是举证责任的转移原则。如果被告不能证明损害不是其造成的，那么就可推定被告的侵害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①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受害人对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明标准。

环境侵权责任认定的方法是由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加害人一般为具有一定经济、科技和信息实力的企业，而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在证明对方有过错方面一般存在困难。第二，环境加害行为往往极为复杂，并且具有间接性。同一危害后果可能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加害行为引起的,污染物进入环境发生诸如毒理与病理转化、扩散、吸收等物理、化学或生物反应的过程相当复杂, 甚至根据现有的科技水平也难以对有害物质的影响方式及其危害性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第三，环境损害还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反复性、广泛性等特点,往往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侵权行为的实施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在时间上间隔较长,使因果关系表现得十分隐蔽和不紧密。但是这种潜伏一旦爆发,则势必在各种生物体上反复出现, 危害相当大。

由于我国现行民事法律未对因果关系作出明确、具体、直接的规定, 民法理论也较少涉及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的划分,司法实践中常常将这两种因果关系归为一种统一的模式。同时，必然因果关系说长期占据我国民法理论的主导地位,即将影响损害后果的因素分为条件和原因,只有侵权行为必然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 该侵权行为才是可归责的,行为人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环境理论亟待突破,迫使我们必须在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方法上作出抉择。

二、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主要类型

环境侵权的不确定性使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认定甚为困难。正如中国台湾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丁凤楚：《论国外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兼论我国相关理论的完善》，《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者邱聪智所指出：“传统之侵权行为,其加害之原因事实,与受害人受损害之内容、程度、经过,均甚为单纯、具体、直接而确定, 当事人对此等事实,亦有较深切之认识。因此,在实体法上,以事实与结果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为责任成立要件,并且在诉讼上,要求受害人,就此等事实之存在,负担严格之举证责任。但是,环境侵权之原因事实与危害发生之程度,内容、及经过之关系,往往甚不明确,欲就其彼此间寻求单纯、直接具体之关系锁链,甚为困难。”①因此，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认定上做了很多研究，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

（一）盖然性因果关系说

此种学说是由日本判例创立并由日本理论发展而来的，然而日本理论界对盖然性学说也有不同的立场。

首先是优势证据说，此种学说渊源于英美国家中的“占有优势证据”理论。该学说提出，在环境侵权中，不必要求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因果关系，只要考虑举证人所举示的证据达到了比他方所举示的证据更优。②此种证明方法有利于减轻举证责任，但是当双方提出的证据价值都很低时则易生弊端，而且对于原告，或者得到过高的赔偿或者根本得不到赔偿，因此优势证据说并未被广泛采用。

其次是事实推定说，这种理论认为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的举证, 无须以严密的科学方法只要达到盖然性程度即可, 所谓盖然性程度是指在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只要有“如果无该行为就不会有该结果”即可认定有因果关系的存在。一方面，该理论虽然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但同时也给被告人排除因果关系提供了机会。比如当被告的反证也达到盖然性的时候，将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另一方面，原告举证责任的减轻程度如何量化也是一个难题，不量化又容易给法官滥用权利的借口。

最后是间接反证说，该学说源自德国证据法，其基本含义是指, 因环境污染损害因果关系的证明十分复杂, 涉及因素甚多。因此, 如果原告能证明其中的部分关联事实存在, 其余部分则可推定存在, 并由被告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而如果被告不能就自己的行为与污染源无关提供证明, 即应认为原告已经提供了因果关系的证明。此种理论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因果关系，缓解了原告在公害案件举证上的困难。

（二）疫学因果说

疫学因果说是指就疫学上可能考虑的若干因素,利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选择相关性较大的因素,对其作综合性研究,以判断其与结果之间有无联系。③只要证明某种因素和某种结果之间具有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认定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判断疫学上的因果关系, 只要具备以下条件即可：第一,该因素曾在发病前发生作用；第二,该因素作用提高(数量增加)则病患增多或病情加剧,反之该因素作用降低(数量减少)则病患减少或病情减弱,二者成正比例关系；第三,该污染物足以引发疾病,并且与生物学说并不矛盾。并且上述条件相互关联,并以数量统计,作出合理程度的证明,不必经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邱智聪 《公害法原理》，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 第20-21页。

②邹雄：《论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环境侵权理论探讨的反思与矫正》，《福建法学》2005年第1期。③宋宗宇：《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理论歧向与体系建构》，《重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严密的科学实验即可成立因果关系。此说降低了优势证据说和事实推定说的盖然性,虽然依此说仍难以保证100%的正确,但它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标准,可以对复杂的因果关系作出有效的判断,所以为许多国家所采用。

（三）个别因果关系说

个别因果说是从疫学因果说衍生而来的,因为根据疫学因果说,在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标准即关联的一致性、坚固性、特异性、时间性、调整性,如果符合这个标准则基本上可以确定某因素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则疫学因果说则无法认定。然而在采取疫学因果说的时候,又常常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这时候就可以采取个别因果关系论,即只要不能否认污染和损害之间存在的可能性,对于个别的原告,对某个人进行研究,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在此基础上也把主治医师的诊断作为参考来肯定因果关系。

三、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的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大，特别是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恶性污染事件不断增多。与此同时，由环境污染所引起的侵权案件也必然随之增加，因此完善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的相关理论也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不同的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认定。环境侵权中的每一个侵权案件都有着不同侵害背景和方式，个案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理论界中出现的的各种因果关系理论并不是理论上的流派之争，而是针对具体案件 的适用而出现的。从每一因果关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是针对特殊情况而产生的。并且每一种理论均有它自身存在的不足，如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以，因果关系的认定因具体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有所不同。因此，在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时应当在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行为法的立法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下灵活运用各种因果关系理论，而不是僵化地适用一种理论，这样才能使环境侵权受害者的利益得到合理保护。我们应当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完善我国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对于突发性的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因其时间较短，证明相对简单，可以采取盖然性因果说中的优势证据说，由双方当事人分别就各自的主张举证，根据优势一方的证据来断定因果关系，确定侵权责任；对于大气污染或水污染导致的农民、渔民、牧民的种植业、养殖业受到损害等财产权益的损害，可采用间接反证法推定因果关系；因交通、建筑施工和社会生活噪音等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损害人身权益的案件，可采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推定因果关系；对于潜伏期较长、危害范围较广、历时久远而取证困难的环境损害应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地位，被加害人的社会关系的种类、损害情况等采用合适的理论来确定因果关系。

其次，在立法上应当向环境侵权受害者倾斜。环境侵权的损害事实往往是经过长年累月的多种因素复合而成，其中牵涉的高科技知识和专业理论是常人所无法具备的，其因果关系链条相当复杂，也不是通常手段所能确定的。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各国相继对原告举证原则进行了修正。只要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造成的，这时，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被告一方，这就是举证责任的转移原则。如果被告不能证明损害不是其造成的，那么就可推定被告的侵害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举证责任的转移或倒置、因果关系推定等原则的运用，目的都在于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从而提高原告请求损害赔偿的成功率。这样规定是由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可以在立法上对受害人加强保护和对环境侵权行为人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据此，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应当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救助，以解决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的问题。国外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基本都倾向于环境侵权受害者，如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它们都减轻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使受害者得到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化的保护。我们应当从国外各种理论中吸取精华，为我国环境侵权的认定打好理论基础，从而更有效地追究环境侵权者的责任，完善我国关于环境侵权方面的法制建设。

总之，只有不断完善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才能及时救济环境受害人的损害，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法律的正义价值，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促进环境保护，使经济的发展可持续。

参考文献：

[1]张宝：《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学说和实践的视角》，《现代法学》2011年7月第4期。[2]滕克越：《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典型问题探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期。

[3]李劲：《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新探》，《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2期。[4]马栩生：《环境侵权视野下的因果关系推定》，《河北法学》2007年第3期。[5]宋宗宇、王热：《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5期。[6]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7]邹雄：《论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4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一)为什么要分配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1]，是指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指这种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一般而言，承担较重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利益保护直接相关。

从理论上讲，作为诉讼的提起者――原告，一般应当承担完全举证责任。由于原告是在诉讼中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他不仅应当证明权利产生的事实，而且应当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妨碍权利发生的事实以及变更、消灭权利的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一切事实都得到证明后，法院才能确信原告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确存在。那么， 为什么要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呢?主要是因为原告承担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弊端。

1 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法院对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审理与裁判，一方面保护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另一方面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民事诉讼的发动机制为“不告不理”，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此时就需要为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创造必要的条件。通常情况下，原告是因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发生争执而诉诸法院寻求司法保护的，胜诉是原告追求的直接目标。然而诉讼总是有风险的，举证责任就是诉讼中的一种风险。如果把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都加在原告身上，使原告不得不负担起诉讼中的全部风险，巨大的风险必然会使原告胜诉的希望渺茫。这种制度设计无异于一方面赋予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为他获得胜诉设置重重障碍，终将使原告在诸多风险、重重障碍面前望而却步。

2 与“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相抵触。与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相比，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要想摆脱败诉的厄运，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一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提出证据前，只需否认即可稳操胜券，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当对方提出了一定的但不够充分的证据时，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仍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即可胜诉。如果要求原告对所有事实加以证明，并且只要其中某一项事实得不到证明，都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势必形成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过重，被告却几乎不负担举证责任的局面，使原告在诉讼中明显处于劣势。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严重不平等，必将妨碍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3 与诉讼节约的要求不相适应。裁判的公正无疑是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第一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理想的状态不仅要求裁判是公正的，而且要求公正的裁判是通过花费较少的时间和金钱获得的，亦即通过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的。这便是“诉讼节约(经济)原则”对民事诉讼活动提出的要求。在个案诉讼中，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越多，诉讼过程就会变得愈复杂、愈缓慢，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愈多。如果要求原告对事实一一举证，诉讼会变得异常缓慢，当事人和法院对诉讼的投入都将急剧增加，这显然有悖于诉讼节约的要求。为了消除上述弊端，就必须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作合理分配，也就是说原告不必就一切事实负举证责任，只需要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举证责任，另一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证据法学上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学说众多。从罗马法上的两条原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提出主张的人有举证义务，否定的人没有举证义务”;到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直至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利益衡量说、程序法说等。“众说并存的格局一方面说明了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极为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试图用一两条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案件举证责任分担的努力注定不会取得成功。”〔1〕(P124)究其原因，在于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很多，例如证据距离、证据的收集能力、实体法上的特别政策考量、盖然性标准、举证妨碍、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等等。同时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理论横跨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两大领域，单从某一领域均无法把握它的真谛。

由于理论上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难以形成，立法实践也采用了不同的学说。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来看，法律要件理论中的规范说受到了立法者的青睐，但各国均综合实体法价值和程序价值的考虑，对规范说过于形式化的弊端予以了修正。在我国，大多数学者也较为赞同这种修正的规范说。

(二)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为了使民事诉讼能够有序并富有效率地进行，需要确定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我国民诉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似乎已通过“谁

主张、谁举证”的方式解决了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问题。其实不然，因为按此规定，举证责任是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的事实而确定的，是先主张事实，然后对所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实际上颠倒了两者关系。若仅从表面上观察，诉讼实际运作情况的确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不同的事实，然后就所主张的事实进行证明。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举证责任决定主张责任而不是主张责任决定举证责任。这就是说，只有当举证责任按一定的标准已分配于双方当事人的时候，才能确定原被告在诉讼中需要主张哪些事实。因此，民事诉讼法并未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是：1 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要件事实(如订立合同、订立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欺诈、胁迫且损害国家利益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2 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需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免除等)负举证责任;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11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基本确立了这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二、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需解决两个问题，首先需明确分配的对象或证明对象;其次就是将这些证明对象如何分配，亦即确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问题。在确定证明对象时，依照规范说，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告就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此时就需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给予确定，而在构成要件中，归责原则是重要的内容，“构成要件是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归责原则的系统阐述”。〔2〕(P135)在过错责任领域和无过错责任领域，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归责原则认定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会有不同。所以在探讨环境侵权诉讼时，归责原则的解决对证明对象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前置性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错综复杂，环境污染涉及到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致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

(一)无过错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依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原告需证明的要件事实有三：加害人的加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对于“加害行为” 与“损害结果”两项，其构成要件在含义上容易理解，实践中也易于操作，没有有太多的争论。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就成为决定环境侵权诉讼是否成立的最重要的争点。无过错责任确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然而如果因果关系无法判定，无过错责任就将被束之高阁。

1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将其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分配。其次是从证明对象入手，将因果关系本身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我国目前民事证据规则已经设立了环境民事诉讼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规定》第4条第3款明确指出，由加害人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并将其规定在举证责任倒置项下。但是，笼统地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并将其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却带来了混乱。其一，举证责任倒置是建立在“正置”基础上的，没有举证责任的“正置”何以“倒置”?其二，因果关系本身是多方面的，将“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以后，只能解决责任成立的问题，并不能当然解决责任承担的范围问题。因此，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规定，即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将因果关系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配。

对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和日本法上的做法，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事实性因果关系和保护范围，其与英美法上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之划分有相似之处)。所谓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侵害(或保护他人法律的违反)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就侵权责任及其引起的直接损害而言的。其中心思想在于确认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从事实上认定加害行为是否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包含价值评判，而是对纯粹事实过程的认识。所谓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就该损害所引起的后继损害而判断其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甲因乙工厂噪声而导致听力严重受损，甲支出医药费，住院期间感染上传染病，或其家中财物被盗。此时，就需明确，甲支出的医药费，住院期间患传染病，或者其财物被盗等损害与工厂噪声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涉及法律价值的评判。

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看，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其举证责任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值得研究。但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证据距离、举证难易等因素，其举证责任应由受害人承担。

实际上，环境民事诉讼所遭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主要是指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中，为使加害者承担损害赔偿义务，加害者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无此，既无彼”的关系是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要件。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于受害人而言，严格贯彻这种标准将使责任成立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围绕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性的讨论，产生了诸多学说，成为特殊侵权行为理论研究的焦点。

2 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之

困难

因果关系证明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证明具体“事实”存在与否的场合;另一种是构成因果关系判断前提的“因果法则”或“经验法则”不明的场合。

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是称为历史性证明的关于过去事实的证明，所以证明“事实”存在与否的困难的情形很多。例如，造成受害的物质是否是被告工厂制造、排放的这一具体事实常常难以证明就属于这种场合。但是如果作为推定事实前提的经验法则自身不明，因果关系证明就更加困难。环境民事案件中所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多数场合是指由于关于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不明，特别是很多有关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法则并未得到充分而明确的解释。在这样的场合，以自然科学上尚未得到明确解释为理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不妥当的，可能会把因自然科学落后而存在的不利推给受害者。

民事诉讼制度系以固有诉讼事件作为主要的适用对象，而采取当事人有主导权原则。此种制度设计，以当事人间地位――武器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侵权和被侵权的可能在社会层次上被固定下来，原被告的角色几乎没有互换的可能，这种互换性的丧失在诉讼中则常常表现为当事人实质上的地位和掌握的武器不对等。证据以及必要的科技知识往往不平等地分布在被告手中，原告方经常面临举证的困难，此时如果仍严格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前提，因果关系存在的事实就必须由被害人(原告)负举证责任。由于上述种种情形，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势必封闭对被害人为救济的途径，显然会损害诉讼妥当解决纠纷的目标。所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间攻击防御能力的明显差距及程序上地位、武器的实质上不对等的因素，必须找出应对之策。所以在维持证明责任一般分配原则及作用的前提下，开发种种能够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的程序技术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就成为必要。

(二)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

在环境民事诉讼中，降低受害人的证明负担与举证责任分配是直接相关的。如何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原告降低证明标准或者说原告应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使法官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心证?这就涉及到了盖然性问题。对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时作盖然性的评估可以有两种评估方式：“第一种涉及的是频率判断，即统计学上的现实可能性：事件A发生时，B之发生的盖然性就会基于法官的经验或鉴定结论以百分比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某类病人在得到合理治疗时其中的25%或75%治愈了。一事故受害者被送进了医院，根据案件(因数量较少)可以查明的统计学上的百分比使得医疗过程有缺陷时，只要律师不错过诉讼时效，法官得出正确判决的可能性虽不是100%，却是极高的。第二种涉及的是举证责任问题，具体地说，即法院对相关盖然性的认同与否。如可能得出治愈几率的不同结论，某些专家定为25%，某些则定为75%，此时法院必须考虑，它根据哪一个百分比做出判决。所有的欧洲法律制度都适用了‘要么/则’及‘是或否’的方法，所不同的只是，当事人对其主张的盖然性程度的论证应到达何种程度才能为法院接受为证据……只要在因果关系考察程序内设计作为规则标准的盖然性问题，所指的就都是第一种方式(统计学上)的可能性论证。”〔3〕(P449)一般而言，对于民事案件的要件事实的证明须达到“盖然性优势”，即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称其为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2].尽管对于此“盖然性优势”存在着不同的理解[3]，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对盖然性权衡的最佳解释是，有50%以上的确信度即可，并且在民事诉讼中该标准应是证明要件事实的最低标准。以上述证明度为标准，运用证据来证明要件事实的结果在制度上只允许存在三种状态，即要件事实得到明确的肯定、明确的否定或者要件事实既得不到肯定也难以明确的否定而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存在的问题是，该标准在环境民事诉讼中能否完全适用，那么，须从以下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入手。

就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而言，环境法学者乃至诉讼法学者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从英美法、德国法到日本法，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

1 盖然性说

为了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负担，实体法学者提出，因果关系的证明只需有低度的证明即可，换而言之，如能证明至盖然性的程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该种看法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其一即所谓证据优越说，另一则称为狭义的盖然性说。

(1)证据优越说

这种理论是由加藤一郎教授在英美法优势证据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见解。在英美法上，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而在日本法上，并没有英美法上的这种区分，民刑案件均适用“高度的盖然性”标准。加藤教授将英美法上的盖然性理论加以引申，主张在民事诉讼中，尤其在环境诉讼中，在考虑公法的制裁规定或私法的救济情况时，不必要求以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因果关系。法律上要求达到的证明程度，可因事而异，就刑事而言，必须具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即英美法所谓“超出合理怀疑范围”;就民事而言，则只要考虑举证人所提出的证据已达到比他方所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的程度即可。〔4〕(P245)加藤教授的这种主张，显然是直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为减轻原告被害人的举证责任过重而提出的。

(2)狭义的盖然性说

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环境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由原告承担，但原告的举证并非就全部技术过程举证，而只是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且只需有一半情形之低度盖然性即可，法院一旦形成此种程度之心证，除非被告企业人能举出反证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否则无法避免责任。德本镇教授将盖然性说的具体要点归结如下：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然要由原告受害者承担。第二，为实质转换举证责任，应采用德国矿业法上初步的证明的法理，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被认定。第三，在盖然性说中虽然要求“表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的证明”，但那是指“虽然超越了大致证明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程度的举证”。盖然性说所举出的证据有：(a)能供调查因果关系之科学技术不发达，(b)企业对于调查工作不可能协助，(c)公家调查机关之设备不全，(d)企业能将损害之负担列入成本费用，再转嫁分配出去，(e)企业既已排放一定之物质，则有责任证明该物质之无害性，(f)公害之被害人于一般情形被视为贫困之人。根据盖然性理论，只要能够对：(a)从工厂等排放的物质达到并蓄积于发生损害的区域，发生了作用;(b)该地域有许多损害发生;这样两个事实举证，法院就应推定有因果关系。反之，被告企业方面只要不能举出反证，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就不能免除其侵权行为责任。

在日本，鉴于20世纪 60年代中期构成重大社会问题的公害、药害等实际状况，盖然性说所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社会上引起的复杂的多样化形态的侵害，要缺乏科学知识和资力的受害者负担所有的事实性因果关系的证明是不公平的。并且，尽管有发达的科学，但现实的科学水准尚未解释清楚的大量现象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要受害者负担严密的证明就是强迫其作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盖然性说主张作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在判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时，不必要科学地证明是应该的。因此，盖然性理论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赞同。

对于盖然性学说在实践中是否得到了运用，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石田川教授认为：“在日本，由于盖然性说存在的问题，在诉讼法中承认该学说的学者甚少。判例方面实际上也没有依该说来处理案件。就采取盖然性说的判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川电镀厂废液事件中，前桥地方法院却有利用一般论说而展开盖然性说的情况，但在实际上并未以盖然性说将该事件作处理。在四大公害诉讼中，尤其以因果关系作为重要争点的富山痛痛病诉讼的判决及新泻水俣病诉讼的判决，法院或许多少受到了盖然性说的影响，但并没有按照盖然性来处理案件。”〔5〕(P124)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盖然性理论被称为适合于公害诉讼本质的见解，公害诉讼中依据这一理论的判例很多。前桥、富山(开疫学之先河)、新泻等地方法院及名古屋高等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之后，关于公害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拥有盖然性的证明主张即可成立的审理方法也基本上固定下来。”〔6〕(P355)学者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巨，孰是孰非，资料所限，笔者难以做出评判。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盖然性说作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均不合时宜，深入研究仍有必要。

2 间接证明

间接证明，并非是将某权利发生要件之事实或成为权利消灭理由之事实直接加以证明，而只是就个别事实(间接事实)为证明，而自此事实间接的推定主要事实。成立间接证明，必须有事实a，则通常有事实A(例如，有酒后驾车的事实，通常则有驾驶操作不适当的事实)之经验法则的存在才可。换言之，间接证明系以经验法则为大前提，间接事实为小前提，利用三段论导出主要事实存在与否的主要事实的证明方法。利用间接证明，由事实a推出他事实A的推论方法，称为事实上之推定。对此而言，其以直接证据为方法将主要事实直接加以证明，称为直接证明。将间接证明与直接证明相比较，间接证明具有缓和证明困难的作用，因未将主要事实推认的间接事实，并非固定的事物，具有较多选择机会，对当事人而言，他们就可以选择较容易证明的主题来避免因举证不能而遭致的败诉风险。

(1)疫因学理论

疫学证明法是间接证明的有力手段。在痛痛病，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和斯蒙诉讼中，作为证明手段疫学得到大量运用。在认定因果关系时，最初将疫学[4] (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成果加以采用是主张盖然性说的学者。但是，疫学的研究成果也属于经验法则，即使不以盖然性为前提，法院也可以采用疫学的成果。疫学的研究成果既然属于经验法则的一种，所以疫学的证明手段属于间接证明的一种。并且，疫学性因果关系理论和盖然性说相结合，可以更好的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

疫学因果说是指用疫学(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方法来证明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有关某种疾病发生的原因，就疫学上的若干因素，利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因素与某种疾病之间的关系;从中选出关联性较大的因素，对此进行综合判断。一般来说，它是以四个条件进行判断的：第一，该因子在发病前务必是有作用的;第二，该因子作用的程度越显著，则该病患者的比率越高，这被称为量与效果的关系;第三，该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则该病患者的比率相应程度下降;第四，该因子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机械论务必与生物学上的说明不发生矛盾，以上四种条件相互关联，并以数量统计做出合理程度的说明， 即可成立因果关系。将其适用于环境民事案件，只要证明某种因素与某种疾病具有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认定二者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疫学因果说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降低优势证据说和盖然性说的盖然性，虽依此说仍难以得出百分之百的正确结论;但它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标准，可以对复杂的因果关系做出有效的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在逻辑上是妥当的，但是该学说仍存在缺陷，表现为，要采用疫学方法，就必须收集能够满足统计学处理要求的大量资料。并且，因为疫学是群体现象中的原因探求方法，所以即使可以说群体性存在的某种因素是某种疾病的原因，也不能说每个患者的病因全都是该因素。因为还有该因素以外的原因造成疾病的可能性的场合，某患者也有可能是因其他原因患病。在公害案件中，偶尔也有通过政府机关的广泛调查收集了疫学性判断资料的，但不见得所有的事件都能收集到那样的资料。并且，在有些环境诉讼中以个别患者的病因为讼争对象，而且患者的特异性因素构成问题的案件中，就不能使用疫学性方法。基于如上认识，学者们认为，疫学性方法作为认定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之一是非常有用的，但仅依据疫学性因果关系论主张减轻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过于狭窄。应当适用包括疫学在内的所有经验法则。同时该理论的不足还在于其只能适用于环境污染造成人体患病的场合，无法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损害赔偿之中。

(2)大致推定理论

法律上的推定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满足诉讼的实际需要，于是出现了大致推定理论。又称姑且规定，是指在一些侵权案件中围绕过失或因果关系等难以证明的类型化事实，如果确有必要适当减轻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虽然法律上不存在有关推定的明文规定，也允许法官在满足一定要件的前提下适当适用推定。在应用上，大致推定以经验法则作为推定的根据，即虽非绝对确实，但依现实经验，某项事实a的发生，于大多数情况下均以他项事实b为其原因，于是在有以a为原因的高度盖然性经验法则的情况下，则可承认大致推定。上述情形，于某具体事件，若有相当于ab两个事实存在时，即使对现实之事实经过不明，也可以依据上述经验法则，就两个事实成立因果关系，成立大致推定，所以不必特别为证明其因果关系提出证据。相反的，在此情况下，若以有特别情事可排除上述经验法则为理由，推翻上述之推定，则必须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当事人，就上述特别事情为证明。由于此种证明亦依赖经验法则所谓的证明，故属间接证明的一种。

大致推定大多用于过失的证明，较少用于推定加害行为与所生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又被称为“过失的大致推定”。日本法上，大致推定理论的固定化和法则化，被认为是受到了美国法上的“事实自证”(如果某种事物本身具有可能招致

失败的性质而发生事故，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推测因果关系的存在)和德国法上的“表见证明”(如果赔偿权利人所提出的证据，足以使他人给与该证据所给出的第一印象认定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仅限于认定事实的存否真伪，只需提出反证而非充分的反面证明就可以推翻表见证明)理论的影响。大致推定的地位，居于事实自证理论和表见证明理论之间，就其效力而言，与表见证明理论相近，但就推定的对象而言，又偏向于过失的存否，较接近事实自证。

对于大致推定的性质，学者间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事实推定说，认为大致推定是以诉讼中已确定的一定事实状态为基础，藉由一般经验判断其为直接经历的事实，即使因果关系的内容不具体，只要加害行为或损害的发生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仍可据以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大致充分心证，所以，大致推定实质上是事实推定的一种应用状态。第二种学说是举证责任转换说，此说主张， 大致推定的证明对象，应该是因果关系本身，如果原告就足以推定因果关系的事实尽到举证责任，则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即应转换由被告负担，被告须就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事实，负担诉讼上的证明责任。第三种是证明度减低说，该说认为，大致推定与一般事实认定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致推定原则并未如事实认定一样要求高度的心证，也就是说，大致推定的确实性应较一般的事实认定为低。第一种学说是目前学说界和实务界的通说。但是，德国法学界的一种有力的理论也认为，其实大致推定理论并非简单的证据评价问题，其功能在于转移举证责任。

在大致推定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证明程度。显然，所谓大致推定并非确信或接近确信的程度，所以并不要求能够达到70%、80%或90%那样的高度，但证明程度究竟可以减轻到什么地步或者说被告只需提出什么证据就可以认为大致推定已被推翻，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未有统一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减轻原告举证责任之理论，该说与狭义的盖然性说有相似之处，即均不发生举证责任的移转 [5];但二者也存在差别，大致推定中的推定只是经验法则下的事实推定，即依照经验法则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被告仅需提出足以动摇法官心证的反证即可，或者说，反证达到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时，负担客观举证责任的原告便要提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盖然性说中的推定是法律推定，被告非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不能免责，两者所要求反证的证明程度是不同的。

(3)间接反证理论

间接反证理论可与盖然性理论作比较。盖然性说，是作为单一的要素把握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主张对此降低证明的心证程度，或者试图事实上转换举证责任的见解。与此相对，有学者主张通过分析构成因果关系的事实，并把它作为复合的要件事实加以把握，对各个事实分别的考虑证明，于是，出现了间接反证的理论。该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最初应用于富山痛痛病和新泻水俣病诉讼，后经学者加以理论化。

间接反证原系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理论，其含义是指当主要事实是否存在尚不明确时，由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反证其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理论。因其并非直接对另一方当事人举证事实的反驳，而称为间接反证。对推定予以反驳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反证和间接反证。例如，对某主要事实A负举证责任的原告，证明能推定A存在的a、b、c三个间接事实，而且根据这些间接事实推定主要事实A被得到证明时，被告却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a、b、c的存在，并提出其不存在的证据，以阻碍推定A的存在，这叫做直接反证。但是，被告为了阻碍A被原告证明，也可以用其他的间接事实d、e、f来认定A不存在，从证明方法上看，它不是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所以叫做间接反证。在直接反证的情况下，原告欲使法官认定要件事实A存在， 需证明a、b、c三个事实，而被告提供的反证只要能够达到使a、b、c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而在间接反证的情况下，被告需证明d、e、f三项事实后，才能实现阻却要件事实A被认定的效果。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引入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环境污染损害的因果关系因素较多，如果受害人能证明其中部分关联事实，其余部分的事实则被推定存在，而由加害人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反证其不存在，则因果关系成立，这样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精神;间接反证说的意义在于，它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亦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被告对原告的损害赔偿，大大缓解原告的举证困难。

在日本，首采“间接反证法”的是1971年9月新泻地方裁判所作新泻水俣病第一次诉讼的判决，该判决认为：“在公害案件中，例如因化学工业在其企业活动过程中排放化学物质引起多数居民患病的‘化学公害’案件中所发生的争议，涉及到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由此，要求被害人对因果关系的环节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地科学解释和证明，无异于完全封闭了以民事审判方式救济被害人的途径。所以，在上述情况下，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通常只考虑如下几个问题：(A)被害疾病之特性及其原因(病因)物质;(B)原因物质到达被害人或被害地的途径(污染途径);(C)加害企业原因物质之排放(从产生到排放的装置)。……对上述(A) 和(B)的事实，依据情况、证据的积聚，如果能够就因果关系的科学关联作出没有矛盾的说明，就应当解释为已经证明了法律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上述(A)、(B)的举证已经完成，就污染源的追寻而言，显然已经到达了企业的门口，因此，毋宁说，如果企业方面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与污染源无关，即应认为原告已经尽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证明，对(C)的存在作事实上的推定。”从新泻水俣病的判决来看，由于法官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又在病因方面采纳了疫因学的观点，该种举措大大的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受到了学者的赞扬和肯定。

从保持新泻水俣病判决的思考模式同时又扩大其适用范围的角度出发，淡路刚久教授认为，可将公害因果关系的要件事实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损害发生的原因物质及其装置(病因或原因);第二，原因物质到达受害人或受害人所在地的经过路程(污染路程);第三，污染企业内原因物质的生成以及排放。在诉讼中，原告只要能证明3要件事实中的任何二者，如能证明第一和第二、第三和第一等，即应推定所剩的另一要件事实是存在的，故可就此对污染事件的因果关系作出决断。

竹下守夫教授对因果关系锁链事实划分的更为精细。其以痛痛病判决和新泻水俣病判决中法院的见解为基础，将公害事件的因果关系分为了5部分主题。首先，将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分解为被告企业的生产过程特定物质的发生(A)，向外部的排放(B)，通过媒体的扩散(C)，达到原告的身体、财产(D)，损害的发生(E)这样的各个事实。接着将A―B―C―D―E这样的从前者到后者的过程作为一个复合性证明主题加以把握。然后，因

为原告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负有证明责任，所以要对A―B―C―D―E的过程全体进行证明，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意味着原告必须对所有的各个阶段上的事实和过程进行证明，而是原告能证明某事实、过程的存在时，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推定其他事实、过程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被告方只要未就存在不能适用经验法则的特别情况进行证明，因果关系就得到认定。

例如，在河川污浊的场合，原告证明了上游的被告企业有排放有毒物质的事实(B)，除与下游的原告发生了能够因该物质发生的损害(E)，或者该物质已经达到原告的事实(D)的场合，B-C-D-E(或者B-C-D)的过程的存在就可以通过经验法则得到推定。但是，被告若就存在“特别的情况”(例如，达到原告的有毒物质是从其他的排放源排出的)作出证明，就可以主张上述经验法则没有适用的余地。此时，因为可以适用经验法则的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所以，为推翻上述认定被告必须积极地证明“特别的情况”。另外，从被告企业所在地排放出某种物质的事实B得到确定的话，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认定该物质是从被告企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生A，由被告排放出来得A-B。因此，如果被告主张不是那样的话，被告就要对A或者A―B这一事实或过程不存在作积极地证明。进一步讲，通过积累间接事实，借助于经验法则证明主要事实(间接证明)，可以使因果关系在证明上的困难得到缓和。虽然提出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适当证据是非常困难的，但对受害人而言，对主要事实有用的间接事实绝不是固定的，由于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存在着复数的可能性，所以，原告是可以选择证明主题的。而且，在依据原告所选择的数个间接事实以及与之结合的经验法则可以推定某主要事实存在的场合下，被告为主张“该场合下存在特别的情况，因此不应该使用经验法则”，或者“存在能够推定该主要事实不存在的别的间接事实”，就必须对这些情况的存在负证明责任。

3 比例规则

又称比例赔偿，就是根据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原因力的大小，来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系英美法上的概念。与以上其它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学说不同，比例规则理论否定了证明责任的存在，反对以败诉来分配不利益。作为一种直接对应于不同证明程度而对解决方案作出微妙调整的做法，法官可以按照双方当事人各自的主张和实际上所达到的证明程度之间的比例来分配利益和不利益。

在旧有的举证责任理论构造下，如果法官对因果关系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因为真伪不明不能适用法律，就只能作出或必须作出赔偿数额为零的判决的理论。例如，依照一般的理解，假定只要能够达到51%这样程度的心证时，法官就应作出100%的认可判决， 即承认当事人给付100万元的请求。相反，如果假定心证程度只有50%，只能认为事实的真相仍然不清楚，也就是真伪不明。这样的话就不能适用损害赔偿的法规，其结果赔偿就只能是零。这么一来，无论采用何种假定，50%的心证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认可50万元的判决这种结论，此举对于举证困难的受害人而言，难谓公允。作为解决方法，采用按心证的比例进行部分认定就使受害人获得赔偿成为可能。例如在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50%时可以把请求100万元的受损害金额认定为50万元。持比例规则说的学者认为，真伪不明时不能适用法规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暂时约定，并不具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性，也不具有能够对抗一切具体情况的规范性。民事诉讼中所谓的百分百证明并不等于自然科学上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当事人举证的结果或法官的心证只能是一种极其相似或无限接近的程度，而把这个程度定在什么位置上假设已经达到确信或已经得到证明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且这样的假设即使可能也不应该总是固定不变的，应该随具体情况不同而适当调整。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理论实际上只是给出了一个一般的原则，而不是什么绝对不可更改的标准，对此的运用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各种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而美国学者伯格亦认为，比例规则在达到保护权利的价值这一侵权法的目标上无疑比优势证据规则更加有效。因为，比例规则根据其他侵权行为人、不应受谴责的原因或者原告自身的原因等在引起原告损失方面的原因力，对损害赔偿进行分配。这样，根据比例规则侵权行为人只承担由其侵权行为所导致原告损失的那部分赔偿责任。避免了在侵权诉讼中原告获得意外的收获或者根本得不到赔偿这两种极端。在日本，甚至还出现过依照心证程度的比例来给双方当事人分配利益和不利益的判例。〔7〕(P150-152)

但是学术界大多数人对该理论持反对或消极态度。反对者认为，如果依据心证确率进行认定的话，那么就会是在认定主要事实上没有100%的证明也可以，这就完全没必要主张以盖然性证明为充足。所以，议论证明程度，也要议论舍弃未达证明程度的证据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未达证明程度的场合却主张应该认可对应盖然性的请求，这种主张明显是矛盾的。并且，在应用确率性心证时，法院就必须经常的明确心证程度，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效果完全可以类推使用实体法上过失相抵法理或正面承认法官对侵权行为引起的后果程度可以裁量认定等方法来达到。同时，即使是主张比例规则的学者也认为，比例规则仅限于特殊类型的案件，而不具有一般的普遍适用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环境民事诉讼而言，各种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实践绝非举证责任倒置那么简单。尽管各种理论均未达致成熟，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规则。但是，可以发现各种降低受害人证明度的理论，在证明责任的框架下，集中反映出的思想就是，环境民事诉讼由于其特殊性，从保护原告人的利益出发，需要为受害人特别设定证明标准，该标准并非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而应当是低于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的特殊标准[6].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围绕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目标来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1〕李浩 民事举证责任的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2〕王利明 民法??侵权行为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3〕〔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 张新宝 北京：法律出版社，

〔4〕〔日〕藤一郎 外国公害法〔M〕 东京：岩波书店，1978

〔5〕〔日〕石川明 公害诉讼因果关系之证明〔J〕 陈荣宗 台湾：法学丛刊，(114)

〔6〕肖贤富 现代日本法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

〔7

〕〔日〕佐上善和 举证责任的意义和功能〔A〕 今后的民事诉讼〔C〕 东京：日本评论社，1984

注释

[1] 我国学术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受苏联法影响，学术界最初将举证责任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到后来出现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是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后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表现为败诉而承担诉讼费用。但是由于“双重含义说”并不是认为举证责任有两种理解，而是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没有说明在这两种责任中究竟哪一种是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与国外民诉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定义不相符合，因此为“危险负担说”所取代。该说认为，当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证实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应承担证明责任，如不能证明，就应承受法官不利判断的风险。本文正是在危险负担的意义上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的。

[2]《规定》第73条要求法官在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时，应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一规定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已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鉴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民事诉讼法的渊源之一，可以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已经法定化了。

[3] 在诉讼法上，对于怎样才算“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的问题，标准仍然不够清晰。为了尽可能精确地说明证明标准，西方学者用百分比来形容证据优势，将其解释为51%：49%或者75%：25%，将合理怀疑解释成5%至25%之间的怀疑。这样的解释在表面上虽然是精确的，但一旦将其运用于实务，仍然会遇到如何将本证明与反证的证明力化为百分比的难题。总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虽然可以提供一个衡量证明结果的尺度，使法官可以依据这一尺度去判断待证事实是已经获得证明还是仍然处于不明状态，但这一尺度是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无论如何，它不可能象天平和尺子那样提供精确的度量标准。

[4]所谓疫学，是指就集体现象的疾病，探明其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寻求对策，防治疾病发生的科学。参见〔日〕曾田长宗：《公害与疫学》，《公害法之研究》，第236页。

[5] 旧有的证据法理论认为，无论事实上的推定，或是法律上的推定，推定一旦成立，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就移转至对方，对方当事人对该推定持反对意见时，就必须对该推定不能成立的事实举证。而现在国外的判例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在涉及推定的场合，不再使用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移转的说法，判例认为，为推翻事实推定或法律推定而提出证据，不过是针对对方的证据提出责任，不是证明责任的移转。

[6]关于证明标准问题，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政法论坛》第5期。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探析 篇5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探析

王继荣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强环境侵权法律责任的研究，对于保护正在日益恶化的环境，改善人类的生存空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与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综合多种学说和观点，关于侵权责任要件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四要件说，即认为侵权责任基本要件有四：1?行为的不法性;2?损害;3?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过错。二是三要件说，即认为侵权责任有三：1?过错;2?损害;3?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国民法理论一直公认侵权责任由四要件构成。尽管各个要件的具体问题尚不无争议，但四要件说已成为通说。在笔者看来，侵权责任三要件说较为合理。

一、不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中可推导出的责任要件只有三项：1?过错，即公民、法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2?损害，即对财产或人身的损害;3?因果关系，即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法律条文对侵权责任要件的规定与理论的通说产生了矛盾。一是法条未将不法性作为侵权责任要件;二是法条将因果关系规定为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法条的明文规定似乎与三要件说相合。这表明既有的理论阐释于法无据。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一些法条在立法时或许缺乏理论上充分思考，但倘若这些规定按字面解释又在理论上合理时，我们应按合理的理论作为阐释或理解法条的根据，以完善法律解释，指导审判实践。

我国民法理论一直把“不法”作为侵权责任要件，这似乎不尽合理。一则其不符合现行的民法规定，二则因其不利于操作，易使许多致人伤害的行为人因其行为的违法性难以确认而被免责。这一点在环境侵权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确定当事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时，是否只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标准才被认为是污染环境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与环保法的规定是有矛盾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行为，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规定中并无此项规定，正如常见的河流污染案例那样，几个企业都按标准同时向河中排污，结果导致下游鱼苗死亡，这里的违法性要素何在?这种情况能说不是环境侵权?可见，不法性在环境侵权中并不十分必要。如何解决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所称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排污标准;它所解决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问题，即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案件，应适用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法律法规;排污超过标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无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即便排污没有超过规定标准，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不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行为性质，并不必然具有广泛性。因此，它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侵权构成要件的理论，笔者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有三：1、污染环境的行为;2、损害;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污染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一般情况下是违法的，特殊情况下是不违法的。所以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建议《民法通则》第124条在保留原过错推定责任的基础上，补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环保法中之所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环境污染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即使企业无过错，也会给他人造成损害。污染的后果不仅仅是造成财产或经济损失，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它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其次，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加上人类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很难证明致害人的过错。第三，从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出发，环境污染的行为者大多是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讲，造成污染的企业获利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一定危害的基础上的，故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公平合理的。同时，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既转移了自己的赔偿责任，又可保障受害人得到足够赔偿。第四，在环保法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可以推动和促使污染单位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二)损害

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1?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2?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但目前所受理的环境污染致他人损害的案件，大多是有关人身损害及其赔偿。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三)因果关系

传统的民事责任要求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于环境民事侵权不以违法行为为构成要件，因此，其应为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致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中，由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困难，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以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的认定。

因果关系的推定，即在确定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果无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其因果关系。之所以要适用推定原则，是由这种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第一，环境违法行为的形式复杂多样，同一危害后果可能由数个不同的行为引起，而且绝大部分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是由环境违法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过程共同完成的，后者在法律上应认为是环境违法行为的继续，环境违法行为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持续渐进的，使得其违法行为的实施与危害后果的发展时间间隔较长，其因果关系具有不紧密性和隐蔽性，证据也易灭失。第二，由于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的局限，要查明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尚非力所能及。如果处理环境案件仍要求有严密科学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并按通常的诉讼程序去查证因果关系，就会拖延诉讼时间，使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的赔偿。()第三，在确定因果关系时，多因一果的现象经常出现，如数家工厂向同一河流排污，河水被污染致使饮用该河水的居民感染疾病。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很难或根本无法证明谁是致害人，他只需证明分别存在时间、地域和致害物质的同一性，则可成立共同侵权行为的推定。这种推定允许被告提出反证，即如果任何一个被告能够证明自己未在同一时间、地点排污，或排污为另一物质，则不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致害人，应按照排污量的比例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论环境侵权排除责任 篇6

摘要：部分学者对美德日等国环境侵权排除责任方式存在不当认识，环境侵权排除责任并不存在“完全排除”、“部分排除”和“排除责任的替代性赔偿”之分。而只有停止侵权行为和消除危险两种方式；且环境侵权排除责任不能适用结果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而只能适用危险责任原则。环境侵权排除责任的核心要件是行为致害的难以弥补性，这一条件的认定不仅应该从质上分析还应从量上分析，不仅应当考虑侵权客体与对象，还应当考虑社会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4-00126-09

一、侵权行为法的预防功能与侵权排除责任

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功能是填补损害，这是学界的一致观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根本目的的法律当然要对受害人利益提供保护，因此必然要求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填补(如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然而，填补损害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受害人损失，但某些损害的不可恢复性(如死亡、矽肺病等)使填补损害成为不可能，填补损害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对于这种情形，等到已经产生现实损害再进行填补为时已晚，对受害人而言，最有效的办法是防止现实损害的发生，“防患于未然”。因此，“侵权行为制度之理想，不仅在事后之补救，而对现在及将来之侵害，须有排除及预防之方法，开始可达其目的”。也就是说，虽然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承担防止侵害发生的法律责任。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功能不能只是填补损害，还包括预防功能。

填补损害是针对已经发生的现实损害，对于尚未发生现实损害的状态，填补损害则鞭长莫及。“防患于未然”要求在现实损害还没产生前，消灭发生现实损害的可能性，即消除导致现实损害发生的原因。排除损害发生的原因即为学者常言的“排除危害”，作为一项法律责任笔者姑且简称为排除责任。可见，排除责任是由侵权行为法的预防功能所决定的，如同赔偿责任由该法的填补功能所决定一样。

没有侵权行为就没有侵权法律责任，侵权法律责任针对侵权行为而产生。就产生损害的原因而言，侵权行为本身当然脱不了干系。因此，排除损害发生原因的排除责任就直接表现为“停止侵权行为”。例如，如果某企业日排污量仅为1吨，则不会导致环境污染与破坏，即企业的排污行为并非侵权行为；但如果日排污量为3吨，则会导致环境污染与破坏，即企业的排污行为可以谓之为侵权行为。如果该企业承担排除责任，则该企业应该停止侵权行为。该企业停止侵权行为可以表现为不再进行任何排污行为(这意味着企业停产、停业甚至关闭等)，也可以表现为将企业的日排污量由3吨减为1吨或者将3吨排污物质进行处理使其最多只具有1吨排污物质的危害。这两种处理的实质都是停止其会造成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侵权行为，性质上都是停止侵权行为而不是其他。

那么，排除责任是否只表现为停止侵权行为?显然不是。如果上例中的排污企业已经将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污染物排放到环境中，那么该企业的排除责任就不只是停止排污侵权行为，还需要将已经排到环境中的污染物进行处理，消除污染物产生损害的危险。显然，这一责任形式针对的是已经结束的具体行为而言，而停止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则是针对还将继续进行的具体行为而言。如果说后者责任形式是停止侵害的话，那么前者责任形式就是消除危害。停止侵害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排除危害，而消除危害则是以作为的方式排除危害，两者都是排除责任在作为与不作为方式上的表现，都是针对导致损害发生原因的排除。

二、环境侵权排除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排除责任不能适用结果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在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发展历史中，学界公认至少出现过结果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排除责任能否适用结果责任原则呢?结果责任原则即“有结果就有责任”，而排除责任中的侵害结果主要是实质损害威胁和实质妨碍。依据结果责任原则，只要行为导致了实质损害威胁和实质妨碍就应该承担排除责任。实质损害威胁和实质妨碍毕竟是还没有发生现实损害的状态，而且纵然是发生了现实的实质性损害也有大小轻重之分，如果只要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和实质妨碍的状态行为人就无条件地承担排除责任，对于行为人而言则过于严苛。这将极大打击行为人的行动自由，阻碍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而这也正是结果责任原则在私法领域的致命缺陷，是过错责任原则在私法领域取代结果责任原则的根本原因。因此，“行动自由”与“社会安全”两个价值间的平衡要求也就决定了侵权行为法的排除责任不能适用结果责任原则。

那么，排除责任能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呢?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是为保障行动自由、对结果责任原则追究责任范围的限制和缩小，是“有过错‘才’有责任”。那么，能否“有过错才‘排除责任”’呢?排除责任是排除损害原因的责任，针对的侵害结果形式主要是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妨碍，而损害威胁是发生实质性损害的可能，实质性妨碍则是权利的行使或法益的享有遭到的阻碍。如果“有过错才‘排除责任”’，则表明只有行为人有过错时才能叫停其侵权行为。换言之，如果行为人没有过错即使其行为将导致无法弥补的异常严重的损害结果，也不能叫停侵权行为。“行动自由”与“社会安全”两个价值的天平明显偏向了行动自由，这对受害人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可见，排除责任也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二)要求行为人承担排除责任的理由只能是行为具有异常危险性

对于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而言，排除责任就是停止侵权行为。那么，行为并没有产生实质性损害而仅仅导致了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妨碍，立法者为什么就要追究行为人排除损害原因的责任，要求其停止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