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

西方学者（精选6篇）

西方学者 篇1

一

“君子”一词最初是指统治者和贵族男子, 并不带有道德意义。在古代, 除国君以外, 卿与大夫也都可称为君, 而子则是对男子的尊称。称其为君子, 往往是包含着对其身份、教养和服饰仪表的赞美。早期“君子”通常指国君、在位者, 兼指品行和有位者、丈夫或男子, 通常是贵族在位者的尊称。随着氏族贵族的没落, 作为贵族专门用语的君子含义逐渐淡化, 然而其作为一种美称的语义特征仍被保留下来, 后人也就用来称呼其尊敬的人。

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词典》统计, 《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107次, 为目标的儒家人格。君子可以普遍称呼于一般有德之士, 成为一切人都可追求的完美理想, 孔子提出了一种以主体的道德和才能等品质为主要内涵的君子人格概念, 确立了以道德理想君子作为孔子塑造出的德行高洁的理想人格典范, 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现在。

君子人格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之一。春秋之后, 礼崩乐坏。君子经孔子大力阐释后, 便定型为儒家崇尚的理想道德人格。简言之, 君子就是遵循礼、追求成就仁德的人。儒家君子人格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对于中华民族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君子理想人格要靠不断地修习才能实现, 儒家揭示了一系列君子人格的内涵。

二

美国学者安乐哲在《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通过孔子而思》 (与郝大维合著) 等书中认为, 成为儒家君子是自我修养的一个重要模式。

他首先从“君”字的语源意义探讨了这一问题。“君”有“高贵、等级地位及品格”、“尊敬”、“秩序、修养和完善的典范”、“可通过政治责任、有效沟通扩展影响的模范人物”等含义。显然, “君”是处于公共参考框架中的秩序的源泉, 他可被看作是体现社会政治法则的特殊个人。“君子”在孔子之前, 具有严格的政治意义, 它用于指出身等级高贵的人, 而非作为人格完善的范畴使用。孔子对此进行改造, 将政治参与与个人人格修养内容加入其中。于是, 个人修养成为担任官职发挥政治影响的必要条件。事实上, 人格的培育和对于社群的责任是相互依存、相互涵衍的。孔子用新的道德条件规定君子的含义, 同时保留了官职与政治责任的含义。政治责任和道德修养二者相互关联, 通过自我修养, 道德内容延伸到社群秩序, 从而激发人格成长中的同情心及对他人的关怀。孔子还从反面探讨了社会政治责任心与人格成长的不可分离性。

安乐哲认为, 人格培育和对社群的责任感是相互蕴涵的。“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同时, 退隐并不表明放弃对社群的责任。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 美其为为政?”

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群秩序, 同样是在参与现实政治。孔子自身被不断“修改”的社会地位表明, 儒家观念中, 个人的人格完美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较高政治才能。

《论语》中, 君子与圣人、仁者、善人、贤人、成人、大人等有关人格完善的称号并举, 这些称号表现了人格完善的不同程度。陈大齐认为, 这些称号大体可区分为三种:圣人、仁者和君子。圣人是最高的标准, 仁者排在第二。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君子者, 斯可矣。”

安乐哲认为, 以上几个层次可以解释为, 孔子使用以上范畴突出成圣的几个不同方面。对于它们的思索, 有助于阐明成圣道路上步伐不同的区别。这些范畴, 应该具有一些同心圆模式:仁处在最中心, 是个人之间的联系;君子是仁之外的圆圈, 是社群的联系;圣人是更加外面的一个圆圈, 具有更多的宇宙意义。圣人是范围最广的范畴, 全面描绘了人格修养的过程。各个范畴又是相互关联的, 都对成圣具有贡献。君子具有重要的社群意义, 它必定涵衍了明显的人际范畴:仁。仁者和君子具有很多重合的特点, 这表明仁、君子是成圣过程中的两个重点。二者都关联到人格成长这一整体目标, 并在学习、修身和自我完善上有相同之处。圣人作为一个范畴, 与政治影响、人格价值密切相连。圣人人格具有深刻的宗教意味。

在孔子的心目中, 君子用来指称坚持不懈致力于人格成长的人, 他们通过政治领导来培育和表现人格。孔子强调君子要承担广泛的社会责任, 要有道德品质和较高的交往能力。君子要在品质上有所成就, 要在社群中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影响力, 参与社会创新。可见, 君子人格要存在社会和政治的参考框架, 创新活动中要涵衍有效的交往, 通过交往, 人们既可表达内心的情感思想, 又可感召人们参与君子示范的社群秩序。

安乐哲还指出了语言塑造并评价了其重要功能。他从东西方政治理论的差别出发指出, 儒家式的人格实现, 不主张严格区分伦理学与政治、个人的事情与社会的事情、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仁者指真正富有精神生命力的人, 而君子则是在社会中、政治上发挥作用的人。

美国学者芬格莱特则认为, 君子是典范的人格, 是一个与他人一道参与到“礼”的关系的个人。“仁”似乎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美德, 一种精神状态, 一种态度和情感的复合, 一种神秘的统一体。“仁”对于理想的人生至关重要。“礼”和“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各自指向人在其担当的独特的人际角色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某一个方面。“礼”指符合社会身份的独特行为, 这种行为是恒常准则的榜样;“仁”则指表达个人取向的行为, 表示他对“礼”所规定行为的服膺。随着“礼”的发展, “仁”才会有相应的发展:“仁”也在“礼”中塑造自我。孔子所强调的美德都有“能动性”和社会性。“仁”可以看作各个不同的向量, 如忠、信、恕等完全而集中的力量。“仁”就是个人对人道的完美奉献。

芬格莱特还认为, 孔子在其言论中, 阐释了人格培养过程中对于人性和传统的抉择和处置。共同享有的传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对于传统的每一次真正的复活, 都意味着人们自我的一次重新统一。孔子揭示了人性的神圣和神奇的一面。这一面存在于人类的社群之中, 而社群根植于人类所继承的生活方式中。人类的尊严在于礼仪。在孔子看来, 君子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绝对摈弃了主观臆想、自私自利、固执己见和唯我独是 (“子绝四: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 从“道”而不从“利”。这样一个人已经达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境界, 他是完满圆成之人, 是一尊神圣的礼器。君子是一个与他人一道参与道“礼”的关系的个人。在他人看来, 这是这种 (礼的关系) 的模式, 才具有实现真正人性的神奇的激发力量。孔子设想出一种理想的人格典范, 过着最高尚的人性的生活方式。孔子将君子看作人性圆满实现的典范。君子的存在体现了公共的价值, 君子尽善尽美地将公共价值个性化, 也正由于君子是人性和人类社群的结晶, 因此在其他人中唤起了尊敬、快乐以及分享其生命形式的意愿。

总之, 中西不同的研究视角, 使得学者对儒家君子人格构成的认识出现了差异。这些认识, 对于我们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文本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

摘要：儒家一向强调培育君子人格, 以此培养有责任的社会成员。国内学者对儒家君子人格的解读, 多从经典本身入手去归纳。而海外汉学界则从西方视域出发, 更多地站在西方社会思维方式的角度, 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 由此得出一些不同于本土学者的结论, 提出一些可供借鉴的观点。

关键词：西方视域,儒家,君子人格

参考文献

[1].刘骏:《君子”与“完人”两种理想人格学说的比较》,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9) 。

[2].杨伯峻:《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版。

[3].赫伯特·芬格莱特[美]著, 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西方学者 篇2

邓嗣禹先后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兼远东图书馆馆长、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协会理事等职位，并被哈佛大学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他还是最早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颜氏家训》等中国名著推介到西方的华人学者。

中国名著走向世界的有力推手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一本享誉中外的学术名著，也是目前中外学者经常参阅和广泛引用的经典著作。该书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所著，最早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年由复旦大学（2002年、2008年）、武汉大学（2006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等著名大学和出版机构多次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也于1963年出版该书，后于1992年再版。

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后，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赞誉，李剑农也因此被收录于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中。但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本书最早是由留美学者邓嗣禹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的，也是一本较早进入西方国家的中国学术名著。

20世纪50年代初，邓嗣禹在印地安纳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将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翻译成英文，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教材。后经他的美国学生英格尔斯（Ingalls）润色后，1956年首先由美国Nostrand出版社出版，书名为《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后于1962年、1963年、1964年、1968年再版；1963年美国东西出版社（East-West Press）出版此书；1964年印度版本在新德里出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56年、1967年、1969年三次再版该书；2011年，美国Literary Licensing、LLC出版社两次再版该书。2013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英文精装版，可见该书的无穷魅力。

这部著作不仅取材精准、叙事准确，对历史事件注意追根求源，还联系当时社会形势全面分析，还历史的原貌，评论时局也无所忌讳，秉公伸张正义。直到现在，这本书仍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参阅和引用。

邓嗣禹在英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之前，首先交给恩师费正清审阅，并在此书第一页的显著位置，注明“献给费正清”（T0 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回信时，认为该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实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价值”。《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赞誉，邓嗣禹、费正清对其传播产生了不同的推动作用。

1966年，邓嗣禹还将南北朝时期官员颜之推所著、中国早期文学名著《颜氏家训》翻译成英文，在经过几译其稿之后，于1968年在英国出版。《颜氏家训》全书共有20篇，分为7卷，是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一部“家训”，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颜之推自19岁步入仕途，为官四朝，凭借自己的学问在仕途上曲折前进。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用以训戒子孙。

从唐朝开始，《颜氏家训》就有其它版本在颜氏家族之外流传。近年来，中国出版品读、介绍《颜氏家训》的书有十多个版本。但从1968年开始，该书就已经在英美国家流传。哈佛大学学友王伊同在《邓嗣禹教授学术》一文中，称邓嗣禹翻译的《颜氏家训》“开南北朝经典英译之先河”。

这些书籍在向西方公众推荐、介绍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学著作和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大大减少了美国学者的语言障碍，培育了美国的汉学基础，开拓了汉学研究新领域。

被汉学泰斗称为“老师”

费正清是1929年开始把精力投入到近现代中国及中西方关系史研究的。要利用中文资料就必须学习汉语，他于1932年2月来到中国，居住了近四年。1935年，他结识了时任燕大史学研究所讲师、《史学年报》主编邓嗣禹，并在日后成为师生和多年的合作伙伴。

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说：“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一位年轻而富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文献目录学家邓嗣禹，他刚好与我同年，手头有无数中文参考著作。比我早两年到达中国的毕乃德（Knight Bigges-rtaff）与邓嗣禹合作编写了一部不朽的近代著作《中国参考著作叙录》（1936年）。”

毕乃德也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到燕京大学做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与邓嗣禹相识。两人在合作出版《中国参考著作叙录》一书时，正好都是30岁的年轻学者。该书后于1950年、1969年、197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多次再版。

1937年7月，邓嗣禹接受燕大同学房兆楹邀请，辞去燕大教职，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由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博士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1644-1912）的编纂工作。费正清也参加了编写工作。邓嗣禹负责编写33位太平天国时期正反面人物的传记，其中有三位作为反面人物的清朝官员（徐广缙、怡良、穆彰阿）的传记就是他与费正清两人共同完成的。这次机会，加深了两人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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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邓嗣禹获得了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学业优秀，1939年再次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并利用课余时间与费正清合作撰写了《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的论文，当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4卷第1期上。1940年至1941年期间，两人又合作撰写了《清朝文件的种类及其使用》及《论清代的朝贡制度》，先后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5卷第1期和第6卷第2期上。后来，这三篇论文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清代行政管理：三种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论清代的朝贡制度》是费正清研究朝贡制度的初步成果。学者王志强认为，“虽然此文的完成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之多，但今天研读起来，其中关于朝贡制度的理论阐释及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仍然可有力推动当今朝贡制度研究领域向深度发展，对目前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山东师范大学李云泉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开篇中指出：“自1941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与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合作发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以来，其学术观点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1939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生讨论班，并亲自向学生讲解清朝文献的意义及使用方法。他还以与邓嗣禹合写的三篇文章作为编写教材的起点，于1940年写成了《清朝文献介绍提要》一书，先是油印供学生使用，1952年由哈佛大学正式出版。

费正清是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1942年，邓嗣禹以《张喜与南京条约》为论文题目，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亲自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1944年，邓嗣禹将他的博士论文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为他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成就。这本书后来成为学者们研究鸦片战争的重要史料。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国际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邀请邓嗣禹、杨联升、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他整理清代史料，并合作出版了多篇论文。

1949年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时，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任教期间，邓嗣禹与费正清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

1953年，费正清在“美国亚洲研究会”换届、出任第二任会长时，又聘任邓嗣禹为董事，任期为三年。1955年哈佛大学设立东亚研究中心时，邓嗣禹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出版的《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时，费正清为他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并提到了在25年前两人初次愉快的合作经历。

1964年，邓嗣禹与费正清又再次合作，发表了《中国的外交传统》论文，刊载于美国汉学家Joel Larus所著《世界比较政治》一书中。邓嗣禹因此成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中，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至1964年期间，两人先后合作发表的著作、论文就有六部（篇）之多。

1960年，世界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开展第14版修订工作，编委会邀请邓嗣禹参与“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起义”两部分的编写工作。2005年，在他逝世的17年之后，《不列颠百科全书》开始第15版（最新版）内容修订，编委会在“洪秀全介绍”长篇文章之后，还特别注明：此部分内容是引自邓嗣禹1966年再版的《太平天国史新论》一书中的内容。由此可见，邓嗣禹在美国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军学者的地位。同时也说明，海外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一直是由中国学者领衔担当的。

在1961年、1962年，他还参与了被列为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的《科利尔百科全书》（Grolier Encyclopedia）九大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除了“太平天国”之外，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乾隆皇帝（1735-1795）”、“皇太后：武则天”、“李鸿章”、“孙中山”等介绍。

1972年2月，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六人，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周恩来、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邓嗣禹1976年退休之前，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任“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国大学中是很难得到的特殊荣誉称号。1976年4月，年满70周岁的邓嗣禹在印大退休，校方特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荣休庆宴。费正清为此特地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并由校长芮安（John Ryan）在会上宣读。

退休后，邓嗣禹与费正清始终保持着书信或电话联系，交流学术动态。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邓嗣禹因车祸去世，时年83周岁。

在邓嗣禹去世后的第三天，费正清为他特地撰写了一篇讣告，后来发表在《美国亚洲研究期刊》（1988年第8期）上。费正清在讣告的结尾部分还着重称赞：“邓嗣禹是一位乐观、谦虚、勤勉不懈的‘儒家’，同时也是一位对我有帮助的老师和有教养的绅士。”

科举学领域的“陈景润”

“哥德巴赫猜想”命题，这项200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曾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而能对这一难题提出挑战的人却很少。

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科学界公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信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居于六平方米小屋，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六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的辉煌成就。

科举制起源于中国，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证不成问题，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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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实行1300 年的科举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 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八股科举被看作和鸦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唾弃。因此，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往往避免使用“科举”这一名词，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 年代，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导下，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1936年，邓嗣禹以1934年在《史学年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为基础，完成了《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并由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出版发行，顾颉刚、邓之诚等著名史学家为其作序。该书后于1956年、1967年、1982年、1997年、2010年、2011年，先后七次在台湾及大陆再版发行，成为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奠基之作，目前仍是国内外科举学研究者普遍引用的重点书目。与之后发表的《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构成了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三步曲”。

1943年9月，邓嗣禹在国际著名期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长达三万余字，搜集、引用了1870年以前西方人论述科举的文献70多种，围绕“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西方记述或涉及中国科举制的资料、英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推崇、英国驻华使臣论中国科举制、确认中国影响的证据”等问题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邓嗣禹称：“根据上述所有同时代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科举是西方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文章发表后，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先后两次翻译成中译文本，同时还被多种文集收录。目前该论文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此之前，“科举考试与现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是否具有联系”、“西方文官考试是否曾借鉴或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一直是桩悬案。基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考证的难度，学术界一直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邓嗣禹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它不仅再一次印证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基本途径，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曾发挥过积极的影响。他同时也开创了科举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揭开了科举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责编 张圣荣）

访问学者体会 篇3

访问学者是国家对外开展学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国家公派选拔计划，近些年都大体相同，从知识人网了解到2014年的选派计划一共有七个部分： 2.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7000人； 3.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350人； 4.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3000人； 5.国内合作项目5700人，其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3000人、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及地方合作项目1900人、与行业部门合作项目800人； 6.国外合作项目（含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计划及其他国外合作项目）1250人； 7.专门人才培养项目（含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1250人。本人作为访问学者,来国外学习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有些感触和体会。希望能对后续的访问学者能有所启发。我们目前的访问学者群体现状是一部分访问学者比较勤奋,但是所占比例不是很多，他们有些与导师的团队能够很好的结合，参加一些实验和研究，这是最理想的模式。还有部分访问学者漫无目标，无所事事，参与不到导师的科研中去sample text，有些自己看看资料，做些国内带过来的工作；也有为数不少的人热衷于旅游，购物，带孩子，混日子，熬时间。

我个人认为，既然出来了，有了一个好的科研环境和学术平台，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资源和平台，能够对自己有所提升，那么应该要制定在放学期间的详实的目标和计划，首先是专业上的，是可以量化的东西，比如停留国外期间发表几篇sci文章，参加几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每月看多少文献，与导师交流多少次，提前确定交流的内容，做好准备。其次，是不好量化的内容，比如能力的提高。外语听说能力的锻炼，跟踪学术前沿的能力，与国外专家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把国外的学习和国内工作结合联系起来的能力，确实能够对回国后的工作起到促进作用。第三，参加一些国外的传统文化活动，这样才能更加深入了解国外的生活。第四，参加几

次观光旅游。充分感受国外的美丽风景。访问学者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访问交流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其中感受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是重要的内容。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专业的学习交流，每一个访问学者都应该是带着一种责任和使命来的，出来一次应该学点东西，即对得起国家资助，也对得起家人的支持。篇二：美国访问学者拿到杜克大学邀请函感想

美国访问学者拿到杜克大学邀请函心得

很难想象自己都一把年纪了，在拿到访学邀请函时，竟然像个小孩子得到了甜美的糖果那样高兴！

美国学校综合排名top8，申请专业全美排名top2——是的，我很满意！

要说心情，我特别想感谢的是金东方杨美丽老师和陈锦超老师，两位素昧平生但却在工作中洋溢着“善良、知性、高效”这些美好品质的留学顾问。要说心得，我特别得意自己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留学服务机构和正确的团队。

要说心愿，我特别希望那些像我一样普通的准备出国做访问学者的研究同仁们少走弯路，懂得借力！

我，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研究工作者，一个为了妻儿老小的生活而日日打拼的男人，一个每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被磨平了儿时理想的普通人——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科研屌丝”。我甚至怀疑自己已经忘却了刚考上大学时的满满喜悦，发表第一篇sci时的切切满足，想为祖国科技发展尽份绵薄之力的拳拳之心??直到有一天，当我听着扭曲机器的“镜子中”而模糊了双眼，当我突然意识到太多的梦想随着自己被抽空的青春而逝去，于是我默默对自己说：需要改变了！

访问学者值得申请么、容易申请么？ 如果我还不满30岁，如果我没有每天疲于应付日常工作琐事，如果我不需要参加觥筹交错的假面人生，如果我可以在家庭与工作间寻找到完美的平衡，如果有那么多如果，我一定选择申请去美国牛校重新bsmsphd，重新塑造自己！亲们，大家都是在地球上活了20、30甚至40多年的人了，如果到现在还没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句话的真谛，请立马撒丫子赶紧撤离，地球真的不适合您！

所以，如果你想申请访学，如果你事务缠身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应对与不同学校联系时的blah?blah-blah，如果你想去名校??或者再退一步讲，如果你目前的英语还不足以充分支撑申请过程，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去借力呢？

——有人说自己是“研究项目多、科研成果多、时间精力多”，留学服务机构不就帮忙写封申请信么，有啥值得说道的。对不起，您老人家有那个时间精力去整这些，可能您已经是科研领域的“高大上”，名校都抢收；或者您是比本“屌丝”还差的“矮穷挫”只想随便找个国外高校耍一下。对不起，您老人家不在本人讨论范围之内，耽误您时间了，请自动屏蔽以下内容。

——有人说自身的情况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底值不值得为了申请而专门找留学服务机构协助自己。我想说的是生活中有太多机会可能正是因为欠缺那缕“东风”的而流失。这样说，不是想对谁说教或游说，而恰恰因为我自身经历的感受。

当时，我自身情况是：截止2015年7月已经拿到了csc的留学资助资格、通过了英语资格考试、与申请访学专业一致的项目不到20个，与访学专业相关的科研成果不到10篇(部)，获得了2次科技成果奖，自己认为自己英语底子还可以。在这个背景下，我只需要做个英文简历、发几封email拿个邀请函，就可以完成出国剩余手续，当然，我想去名校，自己的定位是top10。

当我信心满满的准备“乘东风远飞”时，却遗憾的发现自己深陷前文提及的泥沼，自己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耗在申请的事务上，单位领导觉得能同意我出国做访学就不错了，如果因此而耽误日常工作，那就不同意我出国。

写到这里，我此次访学申请经历的心得就已经写完了！不需要怀疑我为谁做广告，我没那个闲心。我肯花精力码这么多字，纯粹是出于此刻内心的感受。同时再次重申，这只是我个人的心得，因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能对您有一份帮助，我很荣幸！2014.7：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得意； 2014.7.1-8.28 工作如此繁忙——我疲惫 2014.8.28 妻子帮我联系金东方——我不屑 2014.8.29-8.30 杨老师第一次与我沟通——我怀疑 2014.8.30-9.1 试试看的心态签了协议——我怀疑 2014.9.1-9.29 协助我准备cover letter&cv——我省心 2014.9.30 申请columbiadukestanford——我期待 2014.10.7 被stanford婉拒——我平静 2014.10.7 其他两所大学也没消息——我心烦 2014.10.7 与杨老师、陈老师沟通后，发信 yalemitdukestanfordjhu——我期待 2014.10.12 申请信如泥牛入海——我焦虑 2014.10.15 收到积极回复——我欣喜 2014.10.15-10.19 在杨老师、陈老师协助下

势如破竹——我感谢 2014.10.20 顺利拿到邀请函——我感谢

时间开启一幕幕的画面，on and on over and over again，它见证了世间的变化

time is measured from the changes，和你我的蜕变

and transformation made, 寻找藏在心里的梦, by the moments and memories that stir our hearts, 回忆它安静的不曾离开, and lift up our souls, 过去真实的片段组成了你我, for they are what made us who we are, 平凡的珍贵唤起不凡的人生, only living and breathing, 凝结片刻成为永恒!——引自《凝结片刻成为永恒》 on a shore where time has no hold!offer展示： 篇三：赴美访问学者的优势解读

赴美访问学者的优势解读

厚 谱 教 育：访问学者申请领跑者 高等学校接受国内访问学者 是为一般高等学校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重要形式，也是进行校际学术交流的一种途径。在国外，访问学者有公派和自费之分。前者是由国家、地方、行业或者单位资助;后者多为自己承担费用。近期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客户考虑自费出行，因为公派目前的情况竞争激烈，层层选拔，有的准备许久也不见得会拿到资助名额，所以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都降低了签证难度，而且访问学者大部分是不需要向学校缴纳任何费用的，所以只要基本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以美国为例一年的生活费用大概是$21600美元约合￥130000元，而且自费是没有限制的，不像公派还需要跟单位或国家签协议回国后必须再原单位服务几年或2年内不能再去美国等限制。赴美访问学者有哪些优势?先来看看美国j-1签证。

美国 j-1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签发给来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交流访问者计划”(exchange-visitor programs)的各类外籍人士，目的是提供美国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机会，以增进彼此了解，促进国际合作，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访问学者家属办理的签证类别是j2签证，以j1为主体，时间与j1一样，j1的访问学者到期后陪同的j2家属也需要同时回国。美国重视家庭，所以访问学者以家庭为单位，父母如果过去只能办理探亲签证不能办理j2签证。

访问学者应具备的条件

1、要想成为一个访问学者，不管是从国内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还是他国到我们国家来做访问学者，除了个别特例，一般都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做为保障

2、申请人必须有足够的学术准备和英语语言知识以保证申请人在接收其访问学者服务中心或其他研究机构进行整个过程的学习。申请人必须出示材料证明接收学 校为了指导其英语语言的学习或是其他方面语言做了特殊安排。如果申请人的英文水平不足以让其完成整个学业，学院须出具文件证明为其安排特殊培训以提高其英语水平。

3、如果是参加医学专业本科学习和培训的人员，必须符合以下几项特殊的规定。其中包括：必须已经通过外国医学专业生考试(foreign medical graduate examination);证明有足够的英语语言知识;必须在完成交流项目后回国居住两年，必须计划在美国停留的期限到达后离开。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行考 察咨询，教学或研究而不行医的医生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

5、另外，访问学者选择教授和研究组要比较明确，就是双方契合程度要高。一般访问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双方研究方向接近，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尽早出 一些成果，对双方都有利。联系教授之前，申请人应 准备一份高质量的研究计划和简历(包含工作经验，发表论文列表等信息)。对于很出色的访问学者，一般邀请 方都愿意提供一些经济上的补助。访问学者的好处： 1.客户利用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到实验室或医院学习参观，发表一些学术文章，回国后再事业上得以晋升。现在国家也对出国留学做了明确的说明，凡评职称或高级技工等都需要有出国留学经验，所以访学是很多客户首选。2.访问学者的访学时间一般为3月，6月，1年或最长5年的有效期，所以再访学之余可以旅游观光，感受西方文化氛围。3.近些年赴美产子的客户逐渐增多，高昂的佣金及风险让客户望而却步，而访问学者时间长而且相对自由，对于一般的客户是首选，既能完成自身的学习还可以满足额外的需求是很多客户的首选。4.随着经济的发展出国投资移民已经成为大家比较热捧的事件，随着国内房价的乎高已经有不少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美国，但是投资毕竟有风险移民也是美国有所忌惮的，所以访问学者可以利用访学期间去考察了解，以便后期运作。5.目前赴美的中国留学生逐渐增多，家长对孩子远赴他国产生了一定的担心与不安，很多客户也会采用访问学者的身份过去，在学习之余，照顾孩子的起居。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对外国的先进的知识文化及专业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出国留学已经算常态化，而且访学也不再是教师等高级人才的专属，随着普遍符合访问学者要求，越来越多的客户参与到访问学者的队伍中，可以说访问学者帮助客户完成了可能一生的夙愿，让很多客户都踏出国门接近国际先进的各个领域。篇四：访问学者租房千万要注意的地方

访问学者租房千万要注意的地方

来usa做访问学者，在租房上，尤其是租私人房，有几点切身体会供大家分享： 1）要请细致的人去看房，看房子的整体状况，典型的不好情形有：一套供暖设备供暖的房间很多，比如整个一层，但是房间入住率又很低，也就是没有住满，有很多空房；另外不好的情形就是房子是改造房，或者破烂，那么要分担的gas费用会很高，高得难以接受，这点一定要留心。我在iit，就碰上了这种情形，一个月刚gas费就448元，平均每人128元，一个月一个人的水电气网费高达275元。2）问清押金的事情，如果要2个月房租甚至更多押金的房子，最好不要租。这种房子通常是租客不满意的房子，经常发生租客不要押金就搬走的事情，于是房东只好通过高押金来扼留人，或者是减少租客不打商量走人带来的损失。我租住的房子，一个月内就发生多起情愿不要押金，毅然搬走的事情。当然损失惨重，刚来美国就有2个月的房租费打了水漂。另外，没有住进去，就千万不要交钱。我这里就发生了一起先交钱，没签协议，也没有住进去的案例，结果后面连人都找不到，白白损失了所交的订定金，而且数额不少。还有一起，一个访问学者租房时，问房东小孩可否在这里上学，房东说可以，而实际不行，结果被房东白白里骗走了一个月的押金。因此租房不要急着交押金。如果房东以交押金为前提条件，而且急着要你交，甚至守着你要你交押金和房租，遇到这种情形，一定要警醒小心，不要轻易交押金房租，最好就不要租这种房东的房子。遇到此情形，最稳妥的办法是提出先租住一个星期，哪怕贵一些都值得。如果房东不同意，那就不要租这种房。我发现靠谱的房东，根本就不计较你那天交房租和押金，很好商量。凡是不容商量，盯着你交押金和房租的房东，基本上就是黑房东。3）要问清有哪些费用项，主要要问清：房租金，垃圾费，水费，电费，气费，上网费。一定要问清，并在协议上写清，否则就会吃亏的。4）要看房子的完好性，如果遇到水，电，气经常有故障，生活就肯定不顺畅，如果有装修，那就会带来更多的烦恼。我租住的房子就连抽油烟机都没有，电插座连盖板都没有，住得很不爽快。还有就是周围环境，看是否有火车/ 高速公路吵闹。

湖南大学杨金民篇五：武汉大学访问学者总结报告 武汉大学访问学者总结报告

信息工程系 刘冀萍

时光荏苒，2008-2009学年武汉大学访问学者的学习生活已经圆满完成。回顾这一年的访学经历，深深被武汉大学浓厚学风、教学及科研学术研究氛围所吸引，特别是武汉大学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强大的学科优势，以及指导教师的教诲和鼓励，使这一的学习进修在科研和教学工作方面受益良多，收获颇丰。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说明：

一、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1、参与了武汉大学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中国地质大学远程教育资源管理系统》。主要进行如下的具体工作： ? 参与调研：针对整个远程教育资源系统项目，了解并参与项目需求分析报告书，同时提出建议。由于介入项目系统晚一个多月，我必须尽快在短时间内，将整个项目全面系统了解，通过对整个项目的了解与分析，从中学习到很多新的设计项目思想与理念，规范化了进行项目系统分析的方法与软件工具使用。? 参与设计代码：与研究生一起到地质大学进行学习交流调研，并参与部分代码的设计。? 参与调试：在项目系统开发过程中协助开发者，完成程序模块功能的整体测试工作。? 测试数据的整理：为招标的顺利进行，准备了大量标准规范实用的系统演示数据。? 编写软件文档、编写该项目的用户操作使用手册及相关说明书，编写软件开发文档。

2、参加了国家863项目：面向方面软件体系结构aop研究讨

论。

3、参加实验室科研项目：soa面向服务架构体系的研究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项目的参与实施、学习讨论，从当今计算机最新发展技术上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也掌握了本专业尖端科学研究方法，一年当中的接触，体会到科研对教学的重要性，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提高。

二、教学收获

1、软件工程课程对自己教学提高，以往工作教学工程中，讲过很多类似的课程，当时只想到一味教会学生具体操和作使用的技能就可以，对于这门课程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探讨，从没有提高到一个高水平上来，通过听取这门课程，使自己收获很大，更深了解软件工程的内涵与及每一个知识点的深刻认识，对今后这门课程的讲解将会有一质的推动作用。

2、高级数据库课程对自己业务水平提高，听取该门课程也进一步推进自己对数据库深层原理的了解，对以往自己数据库操作应用的实践是一更好巩固。

3、软件设计方法学的收获，这门课程老师的授课方式很独特，我通过这门课程学习，不仅学到了程序设计方法的严谨逻辑思想，同时我更是学到了老师独特授课的魅力。对我从事教学工作以来的触动很大。如何引导学生思维，带动学生主动思考的教学方式，不仅教会学生知识，更重要 教会学生主动思考及研究的能力，是我们高职教育很值得借鉴的教学方法。

4、电子商务课程有助于我们专业课程教学法提高，注重学生实际学习能力。协助研究生完成电子商务新技术研究论文。

5、学习课程《形式语言-自动机》，增强自己的严谨逻辑思维及科学推理能力。

三、参加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技术讲座和培训活动

1、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关于“高性能计算极其应用”讲座收获。这位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高性能计算科学专家，他通过深入浅出讲解计算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介绍当今高性能计算与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讲解了我国各个领域需要高性能的计算，对我国生产与科研以及生活的重要性，我身受感染，如此年龄（70岁）在工作在国家重要建设项目上，也纠正了我过去认为科学家都是从事高尖端的研究，很少应用在日常的生产建设中的想法，这次我体会到我国的这些专家用他们毕生积累和研究的科学知识及成果都充分应用在生活和建设中，国家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步的发展都里不开这些科学研究的应用。真的很敬佩。同时也激励自己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为社会与国家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2、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院金教授研究项目介绍《基于环境本体的软件实体》，这是相对较深的研究领域，使自己明白计算机科学及软件发展是一无限宽广的领域，我还需要更深地学习和研究。

3、由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86岁高龄的徐家福老院士主讲的《量子程序设计语言》，以精悍、幽默风趣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阐明量子程序的发展、动态、实施以及未来前景，听老先生的课，终生难忘，对我今后教学启迪了很多，人不仅能表达操作技术，还能以轻松幽默风趣的语言阐述深刻的理论和科学，实在让我惊叹先生表现。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不仅是知识还有做人和授课的方法。

4、北京大学航天动力学与控制实验室黄院士主讲《现代控制理论》，让我们了解当代国际最新控制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如何应用控制科学。

5、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张健老实主讲《程序静态分析与软件测试》，使我了解了程序质量、安全实施的重要性，测试程序的工具发展研究方法等，知道新技术领域太宽，自己要学习和了解 的信息技术和程序知识太多。

四、学习情况

1、个人学习

2、集体学习

每周都将在整个团队中进行先进技术和知识讲座与探讨，同时导师严谨的态度，督促每项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分析在研究开发项目中遇到的难题。所有这一切，让我受益匪浅，通过整个团队同心协力共同提高促进，大家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见解，互补每个人的思维和创新完整，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五、论文情况

1、依托武汉大学先进的科研基础与雄厚的师资力量，已经完成论文“ 采用hibernate构建远程教育资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并被国家计算机杂志《计算机技术与发展》录用。

2、结合高校信息化管理系统整和的思路及方案，利用武汉大学图书馆雄厚资源，完成论文《基于ado.net技术实现高校系你想管理系统整合》的论文。

六、总结

思想方面：在思想上更深刻认识到理论+实践+理论的重要性，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者，需要在各个方面精通。在这里的学习，导师与周围研究生对学习和知识的精益求精很触动我，无论学习什么知识，不能泛泛地学习，而是要掌握这些知识的本质与精髓，才能运用好实践中。

学风上：武汉大学的学习风气浓厚，这是我以往没有体会的，从教授到青年教师，从研究生到本科生，每个人都在知识的海洋中吸取着养分，人们会为一个科学或思潮问题争论不休。是的，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朗朗读书和默默学习的身影，这种崇尚科学，崇尚知识的的氛围深深吸引了我，融在武汉大学，就有不断学习和探索科学知识的愿望。

收获方面：提高自己的专业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增强了自己的技术，拓宽了新技术面，开阔视野，为今后再学习奠定扎实基础。

访学要求工科只完成一篇50000字以上论文，而我在武汉大学这样浓郁的学术氛围中激发了我的很多想法，因此超额完成论文2篇。

学者眼里的温州 篇4

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

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这次我在永嘉桥头镇遇到的生意郎，勾起了我对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他走后，哥哥对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1938年我回国时，打听到法国马赛有一些往返中国的轮船，有为欧洲华侨专设的低价统舱，我就买了这种船票。在统舱里我结识了一些语言相通的朋友，了解到他们千辛万苦的经历，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痕迹。

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的形成。

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带有普遍意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商品生产本身就要求有相应的流通服务，在原来的体制下过于单一的渠道已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由于这种流通渠道与生产脱节，这就迫使温州的农民自己行动起来组织流通网络。他们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这种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我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钟朋荣――向温州人学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在我国由于思想禁锢比较严重，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时有发生。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温州人可不这么做。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而且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

可见，在温州的经济模式之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这个思维的特点是：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思维中，没有“等、靠、要”这一说。

最近几年，全国到温州学习取经的人不少。但人们似乎比较注重温州改革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我在前面也介绍了温州发展经济的一些方法，如“一乡一品”的产业模式、百万游商走遍全国的市场开发模式等等。然而，温州模式的核心或精髓，是温州人的精神。

“爱拼才会赢”，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描述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共同的思维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温州人那里显得更加突出。

温州人精神可以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精神。向温州学习，关键是要学习温州人的这种精神。在温州，正是由于有这种思维，才有一系列的创新，才有温州模式和温州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模式是温州人思维的产物。

杜润生――一个自发的秩序

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过去，社会上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文化是什么样子，政治组织是什么样子，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以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作过这样设计的，不少人是一些伟大的学者。另一种主张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应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任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秩序。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领域，蓝图和实际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预先设计得越具体，越难以符合实际，最终陷于空想。比如说，过去曾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成功，结果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代替，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事业毕竟还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受信息供给的限制，总难免犯理想主义式错误。比如说，我们曾要求全社会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惟一的按劳分配形式并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并存，这种设计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果在实行了后，不得不进行改革。

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

温州经济就是一个实证。在本世纪50年代，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得到中共永嘉县委的支持，温州地区千余村庄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一度被打了下去，永嘉县委几位领导人都受了处分。但是温州人并不从此甘心，他们继续走永嘉县的道路，包产到户，几起几落，还把这种自发机制引到城市里面去，另辟蹊径。

浙江土地太少，人口太多。温州人从明清两代起就到外地经营，有的还出海渡洋，到外国去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出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就地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从此开始搞小商品生产，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商标牌等。“小商品，大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得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论其特色，它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现在浙江与广东并驾齐驱，国内生产总值达7000多亿元。

温州能有今天，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当地政府职能简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游戏规则，依法实行社会监督，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税收制度，充实财政实力，搞好基础建设等方面。从前看到的那种荒凉、脏乱的景象已不复见。现在道路宽敞，市面干净、卫生，交通发达，电力供应、电信服务良好。这就实现了中央说的，真正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

中共浙江省委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放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放手发展多种经营，放手发展比较优势。“三个放手”从宏观政策高度，肯定了自发的发展秩序，使之成为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向。现在大家都已看到浙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那里的个人经济收益协调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可谓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前景广阔。

吴敬琏――民间力量的成长有利于改革

，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基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

之后，国家经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启动这一政策期间，全国还在“保八”，而当年上半年温州工业增长12％，这样的速度是令人惊讶的。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温州让我得出结论：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中小企业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他们的投资和扩张活动所创造的需求，将拉动自身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局面。这样，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局皆活。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争取达到的。

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也希望各地能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西方学者 篇5

西方自由民主制并非适合全人类的最好制度模式

西方学者回顾历史时指出,1947年,丘吉尔在众议院曾发表了一个著名观点:“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丘吉尔在英国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时提出这样的观点,而他的威望让这个观点从此被广为传承。

西方学者敏锐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丘吉尔的话预示了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的论断。该论断指明冷战结束意味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是适合于全人类的政府模式。但是,福山终究还是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这种观点。2010年,在中国《财经时代》的专刊中,福山写道:美国模式中存在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深刻问题。中国政府在作出风险决策和高效执行的过程中,能作出非常迅速的调整。美国鼓吹宪法的制约和制衡,不信任中央政府,这种政治体制保障了个人自由和蓬勃发展的私人部门,但是现在已经出现极端化和思想僵化。目前,美国的民主体制并没有多大能力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长期的财政危机。民主在美国虽然享有固有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政府内部分裂,不能履行职责,那么这也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

有鉴于此,西方学者提出“现在是重新审视我们所了解的民主的时候了”。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因为诸如中国和新加坡等采用迥异于西方式的现代主义模式的国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还因为西方自身也已发生变化。

美国自由民主制沦为民粹主义者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

福山针对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实行官僚精英治理深表怀疑:在西方公共行政思想下实行官僚精英治理存在很大阻碍,因为良政其实是一种威权政治,而我们既不尊重专家,也不想授权给他们,所以,因为不信任,我们就用各种规章制度来限制他们自行决策的自由,这个问题在美国最为严重。福山指出,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通过游说和赞助选举活动最终控制预算和立法过程。在政府机构或者金融机构能否避免被监管方面,特殊利益集团的话语权远远大于分散的选民个人。

西方学者在对比了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后指出,不像中国模式那样为公共未来利益赢得投资,加州乃至美国的政治体制都只是迎合短期民粹主义情感,服务于那些利用政治影响力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民主只是为了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置公众未来利益于不顾。

美国消费型民主的深重损害

西方学者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指出,美国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同种族的、有着自己朴实的职权美德的小规模传统社会团体,资本家和劳动者也不再通过设置路障或者有秩序的大规模集会来对抗了。现在的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宰、高度多元、文化高度交融、空前都市化,高度网络化的消费型民主时代,美国经济已基本成为信息与服务型,消费占其GDP的70%。然而,一人一票普选制民主显然没有考虑到二战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主的长期影响。美国人想要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简单地认为这种权利就是消费者需求得到最大满足,而且必须是立刻满足。换言之,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民主制就是即时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西方学者也看到了,从本质上讲,消费者的选择是一种短期的、利己主义行为。美国自信地认为选举制民主和市场自由选择会引领社会走向历史正轨。受信息时代各种新技术的推进,这种利己主义选择的力量大大推动了社交网“脸书和朋友网”等带动的权力转移,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权力开始通过由志同道合者、有组织的少数族裔或个人参与的各种网络形式下放、扩散。

西方学者认为,当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其实是一种“消费型民主”。没有人能轻视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舒适与便利,然而,以短期的利己主义社会思潮为主导必然会让任何一种长远的、注重公共利益的观点黯然失色。在消费型民主时代,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来看,它们都在引导社会要求即刻获得满足。对于太多的人而言,既要消费,又不想储蓄;既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又不想纳税。不难看出,选民自私的、“理性的个体行为”如何聚沙成塔,最终造成“整体的失控”:极度的泡沫、巨额债务和财政危机。

西方学者揭示道,为了迎合这种追求即刻获得满足的社会思潮,政客们关心的只是下一场选举,而不是未来的发展。党派之间源于思想僵化的唇枪舌战、竞相争取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极端主义者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逍遥派通常选择弃权,温和派对此则嗤之以鼻。这种被美国高院批准作为“自由话语权”的选举基金操纵着的短期的民粹主义情绪进一步腐蚀选举代表和民主本身。选举活动也很容易被那些有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

此外,消费者的注意力就是金钱,为了赚钱,媒体周周如此,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渲染民粹主义情绪,端上物欲横流的大餐,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防止他们调转频道或者转换网页。消费主义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或者可以说,“消费型民主”只是消费型社会在政治领域的集中反映。西方学者指出,多数公司25年来一直通过再投资来稳步创造财富,而现在他们却更加关注季度报告,甚至每日股市。金融行业通过在大宗买卖中抽取小份额盈利而获取即期利润以及做资本投资来敛财。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经典之作《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一书中就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这样的理论:宽松的信贷政策和即时性消费会动摇自由资本主义繁荣的两大基石——迟滞需求和努力工作原则。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家庭和汽车消费,而不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投资,将来的美国就会丧失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竞争的能力,后者很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及其他方面的投资。在消费型民主时代,政府既没能力来迟滞需求又缺乏相应的长远思考、规划以及延续性政策。

西方学者仍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阐明极端事件暴露出的本质问题。众所周知,加利福尼亚州采用直接民主和公众倡议的治理方式结果证明是毁灭性的。在20世纪初,直接民主这一宝贵资源在20世纪初原本用于制衡那些铁路大亨们,现在却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者实现自己短期利益的工具。正如加州高院法官罗恩·乔治不无讽刺地质问:“选民倡议原本是用来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实现一小部分利益集团利益的工具,是不是已经成为真正民主社会发挥有效作用的绊脚石?”

特殊利益的驱使和急功近利的选民心态二者合力使加州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立法机构不能平衡党派之争,也摆脱不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只能通过短期的临时应急措施和大量借贷来解决问题,结果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今的加州深陷债务的泥潭和政治僵局。

没有深刻的施政变革,加州面临的年度预算缺口高达数十亿。民粹主义者过度依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这就意味着:在经济景气年,预算会增加;而经济疲软时,预算会大幅下跌。没有税收储备来缓冲经济疲软时的税收缺口。收上来的税即刻就用掉了。贸易者认为购买加州的债券比购买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债券风险还要大。8%的州预算已经用于偿还债务了。与伦敦和雅典一样,学生们抗议增加学费和停课行为。小学教师下岗,监狱因过度拥挤将囚犯提前释放(2011年5月,美国高院下令释放三万名重罪犯,因为监狱的拥挤程度侵犯了他们的人权。)针对贫穷者和老年人的医疗服务也大大缩减。更糟糕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的50年里,加州在基础设施方面一直没有加大投资。目前,加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赤字约为7650亿美元。

针对以“消费型民主”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西方学者明确总结说,既然公众的欲望和消费主义思想已经彻底融入到了美国的各类机构,因而必须要在这种民主体制内部来一次大变革,用一套新的制约与制衡措施来控制这种失控现象。政府机构对这种失控现象的反馈措施——支持长远计划、反对即刻满足的民粹主义思潮是恢复良政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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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n Wei,"Origins of the Min-bei System,"presented at The Idea of Political Meritocracy:A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Singapore,January 6-8,2012.

[3]N.Gardels,"Deglobalization or Market Pluralism?"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16(1)(1999),pp.2-3.

[4]F.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6.

[5]F.Fukuyama,"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Financial Times,January 17,2011.

[6]M.Wolf,"Lunch with the FT:Francis Fukuyama,"Financial Times,May 27,2011.

西方学者 篇6

“人老谢事，古之礼也。”时下，在国人众多的“退而不休”的高级干部中，多有著作问世。这些丰富的文字，或总结从政经验，或解读政策精华，或提出发展建言，或抒写生活感悟……总之，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作者自家是“欣慰的纪念”，对读者来讲是多维的“精神食粮”。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厚重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思考》书稿，就是难得的“精神财富”之一隅。书的作者是曾经任过山西、湖南省委书记等多项“要职”的王茂林同志，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一职。王茂林同志不仅“从政”业绩显著口碑极佳，而且善于“思索”著作颇丰令人敬佩。诸如，《怎样当一个好厂长》、《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城市改革与发展探索》、《湖南经济研究与思考》、《怎样当一个现代化企业领导》等著作，都是“从领导实践中来，又到改革实践中去”的力作。这一部《新思考》，不仅可以看出王茂林对中国改革的坚定信念，更可以看出他的思维敏锐和决策睿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从王茂林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改革“足迹”中，看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缩影”。读完这部《新思考》，会加深对“纸上得来更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一名言警句的理解，更会对王茂林“是一位学者型领导，领导型学者”之赞誉的认同。耄耋之年的王茂林，老当益壮，承诺“服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服务，为中央制定政策服务，为地方的科学发展和为企业的健康成长服务”——当是我们的座右铭。

在“宏观发展考察”中

把握改革方向

王茂林同志在2003年担任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后，更加重视进行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探讨和政策研究。高屋建瓴，站在不断深化改革和永续发展的高度，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诸多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例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共同繁荣、宏观经济调控、金融改革与发展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视角，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生产力经济发展研究”提出方向性的意见，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诸如解决分配不公、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得到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认同。

“中国生产力研究”为高端制定政策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建议。《新思考》中《中国战略机遇期生产力经济发展研究》就是一篇具有战略高度的国情研究报告。王茂林认为：在这一重要的机遇期中，为实现既定的“小康目标”，必须认真研究我国的生产力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明确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和宏观方向，提出实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

令人欣慰的是，这篇2003年撰写的“对未来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时至今日，许多预测与建议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继续在深化和落实。

早在2005年，王茂林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上提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提案，得到与会者从上到下的一致赞同，今天读来仍觉意义重大。“社会分配不公撼动社会稳定”，是提案萌发的动因。通过深入调查，找出“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提出“转变观念调整战略方针”的建言，拟定“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今天读到文章中的论述，诸如“基本方针就是减少低收入者比重，抑制高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即‘减低、抑高、扩中’。确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取向，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人口多数，并占有大部分财富与收入的格局”等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人大会”的高度重视，责成有关部委“在工作中认真考虑和采纳这些建议措施”。

在“城市发展透视”中

坚持现代化

早在25年前，国家城市化建设方兴未艾，王茂林和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发起成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并任第一副会长，始终重视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至今热情不减，可谓“情有独钟”。这部《新思考》中，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国际化城市发展、中国小城镇建设取向、中西部城市发展蓝图等篇章，都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后，提出的“独家见解”。可以说，这些研究硕果具有很浓郁的“学者的书香味道”。

《我国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的卓越引导者》是一篇悼念汪道涵同志的文字。作者用凝重的笔触勾起读者对汪道涵同志的无限怀念。“我国特大城市的一位优秀领导者”，“我国城市研究的卓越推动者”，“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长期主持者”……汪老的“高尚人格，伟人风范和他的学术成就将永留人间”。化悲痛为力量，王茂林“把悼念汪老的行动放在推动城市发展研究和振兴中国城市的宏伟事业上”，2006年撰写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扬了汪道涵的学术观点，提出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基本思路，这就是：

“在城市发展方面，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提出一整套科学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体系，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行科学的战略指导。”

“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必须适应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和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新趋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在城市化发展体制方面，必须对城市发展的主要体制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中国市制改革和创新的步伐。”

“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必须着力调整城市产业结构，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创新带动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搞好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

“在城市建设方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为先’的指导理念，突出保持城市的特色，真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管理和城市社会建设方面，必须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善治’型的和谐社会，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高城市的和谐幸福程度。”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王茂林的这“六点”意见，尽可以视为“一家之言”，但是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因为它来自“学者的思维”和“官员的实践”。

重视“区域经济研究”

为临汾市发展献策

“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王茂林在《新思考》中，基于长时间在山西、湖南等省市担任要职，特别是在山西省奋斗过18个年头，从基层领导做到省委书记，对山西大地“一枝一叶总关情”。因之，他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除了高屋建瓴地对“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重庆前景瞻望”的“新思考”之外，最多落墨的就是“第二故乡”山西了。在他的研究思考中，诸如，“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开创晋城发展新局面”，“审视运城发展新格局，开创运城发展新境界”，“从山西高平经验看县域经济发展”等篇章，无不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智慧，“观点独到，给人们以新的启迪”。

《从良好发展态势看山西省临汾市的新发展》是2005年写就的一篇力作，今天读来更有新鲜的感觉和现实意义。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近日，一则“美媒评世界9大污染最严重地区——山西临汾位列第一”的消息在国内外网上广泛传播。其实，这类不顾事实的报道，从2006年至今从未止歇。事实胜于雄辩。“该报道无论从数据和评价都严重与事实不符”，如今的临汾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据环境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009年临汾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已达334天，综合污染指数1.72，较2005年下降68%多，在中国113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的排名之中，从2005年的倒数第一跃居到2009年的正数第29位，前进了84位。目前，临汾市已摘掉中国污染最严重的‘黑帽’，更遑论是世界之首。”

我们欣慰地读到王茂林同志6年前的文章——《从良好发展态势看山西省临汾市的新发展》——倍感亲切，他对临汾考察后，饱蘸激情地写道：“临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以科学发展观破解制约和谐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在推动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以及城市建设方面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以焦带化，以化促焦，重点在‘化产’上做大文章，为根治污染、做大做强煤化工基地走出新路”。二是“改善煤矿产权制度，提升生产装备水平，破解乡镇煤矿安全生产和资源浪费两大难题，安全生产局面明显好转”。三是“要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主导产业园区，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四是“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实施城区西扩，提升城市功能，将千年古都建设成为山西省晋南区域性中心城市”。

如今的临汾市，已然成为晋南城市群的中心，不仅为晋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晋陕豫“黄金三角”的合作中发挥纽带作用。临汾不仅摘掉了“重污染城市”的帽子，而且在发挥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临汾之西的壶口瀑布，诗云“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可借来形容今日之临汾。古城临汾，必将成为山西大地的一颗“黑宝石”。

研究“和谐生产力”

丰富科学发展观内涵

王茂林同志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功底。2010年6月，他在“今日中国论坛”上提出“和谐生产力”的概念，具有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最近，我对后危机时代如何推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得出的主要认识是：‘树立和谐生产力观，加快和谐生产力构建，全力推动城市科学发展’，应成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科学发展的新使命”。拜读这篇题为《树立和谐生产力观，推动城市科学发展》的文章后，我们感到，作者虽然是以“城市发展研究”为切入点，实际上文章的理论高度和提出的发展建言，同样适用“推动‘社会’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王茂林解读为“就是要我们确立一个全新的和谐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应当具备‘快、高、强、好’四项基本诉求”，即“生产力发展速度要快”，“生产力发展效率要高”，“生产力发展持续性要强”，最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应遵循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和国家利益兼顾、社会各阶层总体利益受益的原则”，这就是“好”字的内涵。王茂林在阅读了大量的“工作报告”后发现，“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优化，还缺乏深刻的剖析和研究”，因之他着重强调：“要树立和谐生产力观”，既要“优化配置结构”，更要“和谐生产关系”。这也就结合中国的实际，把“政治经济学”的精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完美地融为一体。

近年来，王茂林悉心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无论在理论建树和指导实践上，都有“新思考”，概言之即“构建和谐生产力”，其内涵可解读为：要立足国情拓展视野，用发展的观点把握新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先进生产力为标准，积极探索我国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改革方向；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引擎，尽快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步入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要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抓好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和谐互动统一，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理念有新思考，惟有推进和谐生产力与和谐生产关系，才能尽快地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政府要转变职能，切忌“充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