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精选8篇）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篇1

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

2、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依照法 定程序收集和运用。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 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 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是保护人权，因此，有关保护人权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 可以看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中有不少保护人权的有关规定。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 13 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 37 条 第 3 款：“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第 39 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规定：“严禁 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 91 条至第 96 条规定了讯问犯罪 嫌疑人的程序；第 97 条到第 100 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的程序；第 101 条至 108 条规定了勘验、检查的程序；第 109 条到 113 条规定了搜查程序；第 114 条到第 118 条规定了扣押物证、书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 61 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 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 的依据。从以上各规定看，中国似乎已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却不尽如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司法实践 中并没有引起各级法院重视，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理论研究。造成这一状况的 根本原因在于对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认识不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依据中国历史现

实的状况，在我国真正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很大困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方面。非法证据须依靠法庭审理加以排除，因此，审判庭主要是负责审理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官，在非法 证据排除

规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在这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威，不要考虑各方面的干扰。这个问题也 就是司法独立问题。在中国，司法独立主要指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外部方面：首先，我国各级法院并不能完 全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各级法院都要向相应的人大报告工作，受其监督。其次，各级人民法院还受到各级政府行 政部门的影响：法院人事权、财务预算权都掌握在各政府行政部门手中。最后，各级司法机构之上还有一个政法 委员会，负责公、检、法的工作，各级法院还听命于政法委。在法院内部：法官也不独立，法官上有审判庭，审 判庭之上还有审判委员会，重大案件要经审判庭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理法官不能完全自主地判决、裁定。以上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作不是法官一人或法院一家的事，而是牵涉到各ꗬÁ‹Љ 勰¿ ꗬ ??쿽쿽 ꗬ ꗬ ꗬ ꗬ ꗬ ? ? ? l ǖ ǖ ǖ ǖ ǖ ǖ ǖ ꗬ Ө Ө Ө 8 ꗬ ꗬ ꗬ ꗬ Ť ՌՌ“ծծծծծծꗬ ꗬꗬ ծꗬꗬ ꗬ ꗬ ꗬ ǖ ǖ ꗬծՀ 唰哞뀓ƣꗬ ꗬ Ө ꗬ ” ꗬ ꗬ 王亚丽（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0 ꗬ ꗬ ꗬ ꗬ ꗬ ꗬ ꗬ Ǫ.Ș ” ǖ ǖ ǖ ǖ Ù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อ Ƞ ꗬNꗬ!ǖ ծծծծծꗬꗬ ǖ ǖ ծծ ꗬꗬꗬծ ꗬ ǖ ծ ǖ ծ ▒

内容摘要：面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热门话题，本文将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浅析。什么是非 法证据；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确立该规则的各方面困难以及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的必然性；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提出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各种措施。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的界定：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与之 对比，我国证据的合法性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

2、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依照法

定程序收集和运用。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 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 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是保护人权，因此，有关保护人权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 可以看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中有不少保护人权的有关规定。宪法依据 首先，确立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法治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以法律制约 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
的滥用。对司法权的限制即为其体现。而制止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最为有效的方法 就是宣告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可采用性。同时，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程序的公正性、合法性比实体的公正更 具有重要和普遍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正是保证程序公正的一个有效的措施。此外，我国宪法已明确对公 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予以法律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采用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刑事 诉讼法自身权威的要求。其次，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护公民权的需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发展时期，不 断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同时，加强对公民权的保护已是日益国际化的问题。因 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适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要求。最后，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适应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的需要。当代主要法治国家在法治思想、立法、司法上呈现融合的趋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的在成文法中明确规定，有的通过判例予以明确。排除规则的 立法也呈现出愈益严格的趋势。我国已加入 WTO，在法律方面，我们也应日趋向国际靠拢。因此。国际刑事的 诉讼法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一定困难，但其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根据我国现状，确立和完 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从以下着手。

一、在法律制度方面。使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有关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在我国法律中，应以明文规定的方式确定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由于非法证据不仅包括言词证据，而且包括实物证据。因此，在进一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时，还应把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范围。

二、在司法方面。首先，规范讯问行为。在讯问前，讯问人员应告知被讯问人禁止刑讯逼供的有关规定，使其在 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知道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补救。这种告知也是对讯问人员的提醒，使其避免 明知故犯。其次，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在警察局的讯问不宜超过 8 个小时，除了侦查与犯罪有关的紧急情况需要之外，每次讯问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讯问时，即应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一方面可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使得由在场的律师当场就取证的 合法性进行鉴定。最后，审判前的程序应合理配置。

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后，审判人员在实质性审理进行之前，即 应询问有无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取证的现象。并且，只有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后，法院才审查取证的 合法性。

三、在司法人员素质方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和落后的侦破技术不足以支撑非法证据的排 除，因此要真正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侦查 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 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面排除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 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而审判人员必须熟悉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知识，具 备较高的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秉公而断，坚持司法独立，不能为了照顾侦查部门和起诉部门的情绪而不排除非 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篇2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督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与意义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它的字面意思,即非法取得的证据;二是在狭义方面,仅仅指通过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不合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收集证据的手段不合法,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对于案件的成立以及量刑的考量都会产生严重性的误导,应当对其予以排除。

第二,收集方式不符合法定程序,但法律也为这种情况也做出了灵活性的规定,对于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物证、书证但可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证据,可以在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后不予以排除。这种变通的做法更大程度地保障了各个主体的权利,维护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排除时间的及时性。对于应该排除的非法证据,在案件进行的各个阶段,都应当予以排除。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

1.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公正司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有利于从根源上减少甚至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当前,对于冤假错案的报导屡见不鲜,对于我们的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都产生着非常不利的影响。通过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公民以及其他组织对执法机关进行有效监督,从而为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为树立司法权威奠定基础。

2.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说明从国家到个人,依法办事,遵循法律已经成为我们的追求, 公民的维权意识,司法机关的权威形象已经日益彰显。因此,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自白证据的真实性与自愿性,切实保障其人身权利,彰显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确保定罪处罚的准确性。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演进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1886年博得诉合众国案和1914年威克斯诉合众国案,正式确立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运用 。除此之外,1920年西尔夫索恩诉合众国一案建立了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a条对非法获取口供的方法一系列的规定。《日本国宪法》也规定了出于胁迫、拷问等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从德国和日本的做法中能够看出,对于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言词证据,都应当予以排除。

在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与完善。原《刑事诉讼法解释》第61条规定的解释出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雏形,但还仅仅局限于言词证据方面,而对于实物证据方面却没有涉及。2010年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出台,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援引与运用都提供了很好的依据。2012年,中国立法角度出发,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新法中,进一步确立了其在法律中的地位。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3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范围；效力；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笔者结合该规则与刑法修正案试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解决思路浅谈以下个人认识。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

（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我国于1988年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

（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4）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

（5）2010年5月，两高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

（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在普通刑事案件中，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均有可能排除。具体来说：

1.言辞证据的排除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认定：使用柔性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或者采用刑讯逼供或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2.实物证据的排除

物证、书证的排除必须同时具备：①收集物证、书证明显违反法定程序，②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③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或者情节严重，可能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公正性造成严重损害。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只排除通过非法手段所直接获取的证据，而对于在非法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证据，即所谓的“毒树之果”，并不需要排除。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效力

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理解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

1.检察院的排除程序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发现侦查机关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要求侦查机关补正或者做出书面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经侦查机关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做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

2.法院的排除程序

（1）程序的启动。包括申请启动和法院依职权启动两种防守。首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钱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人民法院向诶高人及其变化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其次，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2）调查程序。开庭审理钱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质疑的，应当一张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的规定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审理过程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应当进行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继续法庭审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相同理由再次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不在进行审查。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民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3.证明责任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4.证明标准

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四）非法證据的排除标准

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地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几点建议

（1）强化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

（2）及时制定规范、详尽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规避适用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

（3）注重司法机关队伍的建设，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规定的学习，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运用到司法实践当中。

作者简介：

张慧明，男，籍贯：甘肃省镇原县人；镇原县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干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篇4

作者：樊崇义

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依法办案，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历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国在建国六十年后确立这一规则，是比较快的国家之一。

同美国相比，美国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1914年通过《威克斯案》正式在联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认为通过违反第四修正案的不合理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证据不能在联邦法庭上使用去反对被告人。直到1961年的马普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才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而导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全面适用于联邦和各州。

1964年通过马修案明确规定，在对抗诉讼中如果未经被告同意，在律师不在场时进行讯问所取得的口供侵犯了律师帮助权，认定为非法证据，要予以排除。

直至1966年米兰达规则的产生，美国才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1966年6月13日，宣布了对米兰达案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原判，开创了对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时必须明确给米兰达警告的先例，即明确告诉被逮捕人:1.你有权保持沉默;2.你所讲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作为不利于你的证据;3.你有权获得律师帮助，讯问时律师可以在场;4.如果没有钱委托律师，我们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违背以上四条之一所获得的证据均为非法证据。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14年产生，但真正执行也是近六十年的事情，即从20世纪5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开始，重申了“人权保障原则”而全面展开。

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美国所独有，1984年12月10日，第39届联合国大会第9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其第15条要求:“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依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做被控施行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但在美国的定义和要求又有所不同，2003年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律杂志》第32版刑事诉讼评论认为，排除规则的具体要求是: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违反第四、第五或者第六修正案而获得的证据，控方不得在审理中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当法庭不恰当地采纳了违反排除规则的证据，将会导致判决的撤销，除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该错误属于无害错误。根据这一定义，美国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和第六修正案)》，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刑事诉讼，并且在刑事诉讼中也只是“不得在审理中”作为“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实体证据，但是这一规则不仅适用于违反宪法权利所直接获得的证据，也适用于通过违法证据得到的其他证据。

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均势在必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标志着民主与法治的进程与进步，更是诉讼民主、诉讼文明的必然要求。

就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而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更为明显。人民群众关心的刑讯逼供问题屡禁不止，导致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从云南的杜培武案到河南的赵作海案，以及湖北的佘祥林案，近十年来出现的这些错案，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侦查讯问时的刑讯逼供引起的，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已经形成一种顽症，关系到公安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因此，近年来伴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已经形成治理刑讯逼供这一顽疾的证据科学体系。其内容有三，一是在《决定》中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一个公民自证其罪”的原则;二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是实施侦查讯问时的全程同步全面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实行严禁刑讯逼供的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告知办案人员如何收集和运用证据，还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和救济。总之，伴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实施，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可以称之为“有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决定》总结了我国公安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的经验，吸收了“两高三院”于2010年6月13日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共用五条八款比较完整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科学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及外延

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何谓非法言词证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概念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非法”问题，“非法”有轻有重，有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所取得的证据有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笔者认为，关键是要紧紧抓住是否侵犯了被讯(询)问人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不能把一般的程序违法的证据统统称之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例如，“两高三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证据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信:(一)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二)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内容的;(四)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另外，关于“非法方法”的内涵和表述问题，也是界定非法证据概念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习惯于把“非法”界定为“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其实这种界定与我国参加并批准实施的一些国际条约对非法所规定的内容相比，仍不够明确。综合一些国际条约关于非法的界定，一般包括:1.暴力取证;2.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证;3.用不人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4.使用药品取证等等。这样规定会更加完备。

第二，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阶段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就告诉我们，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均可以排除非法证据。对于在侦查阶段和起诉阶段对非法证据的名称、启动、参与人员、适用程序等等，刑诉法并未作明确规定，“两高三院”的“两个证据规定”发布以来，有不少公安和检察机关适用了“听证排除”或“审查排除”的程序和方法，许多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有关这方面的做法，尚需我们通过实践和实证研究加以总结，以完善立法。

第三，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也即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适用绝对排除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适用相对排除，即附条件排除的原则，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方法违反法律规定，致使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必须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对该实物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以是否严重影响公正和补正与合理解释为条件，这样规定是由于实物证据不同于言词证据，当前我国取得实物证据的手段、条件尚不完备，因为我国刑事侦查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无论从立法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同刑事犯罪斗争的实际需要，落后于刑事犯罪智能化水平。所以，我们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还不能像英美各国那样，全部实行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只能实行有限、附条件地排除。

第四，比较详细具体地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篇5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1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v.U.S.”一案中首次确立了在各级联邦法院适用非法搜查和扣押所得的证据排除的规则。这项规则后来逐渐被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所采纳。在美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两种理解：一种仅指排除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非法逮捕、搜查和扣押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实物证据;另一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不限于对“物”的排除，还包括非法取得的口供和其他陈述的排除，即不仅包括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还包括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第六修正案和其他成文法和案例法情况下取得的证据都应加以排除。这可称之为广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新刑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完善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自刑讼法修改后，为适应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刑事犯罪方面新情况、新问题，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和完善。此次修改对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修改后，刑诉法条文由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特别增加的5个条款，使这项制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一)新刑诉填补了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使其主要表现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典内容。

新刑诉修改前，我国刑诉法中尚无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整规定，只有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这样不完整和缺乏操作性的条文。刑诉法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我国最高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此后，为了进一步系统地规范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运用以及非法证据的排除等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又于6月13日会同有关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院和最高检的上述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正朝着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但是，这些规定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尚未上升到可以称之为“法律”的高度。在我国，司法解释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从法理上讲司法解释只属于法的渊源的范围，其没有拥有像刑诉法之类的法律那样的很高地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获取证据的重要保障制度，十分有必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所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项重大制度的权威，才能保证这项重要制度在实践中的有效运行。新刑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填补了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使其主要表现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典内容。

(二)新刑诉突破了我国原刑诉法只限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局限，增加了有关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新规定。

由于非法言词证据大多是与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当事人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相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其不可靠性则更加明显，所以当今世界各国对非法言词证据都采取坚决排除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绝不能留有任何余地。

不同于非法言词证据，各国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采用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全部排除，例如，意大利、俄罗斯;一种是原则上排除，但是设置若干例外，例如美国;第三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以英国为代表。相对于其他国家，原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仅限于对非法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的排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未涉及。

非法实物证据一般是在采取逮捕、搜查、羁押和扣押等行为中取得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只限于对人的自由的强制，不包括对物的介入，再加上我国对于搜查和扣押的条件很宽泛，所以在侦查过程中，对于搜查、扣押就更具有随意性，实践中基本不发生非法取得的物证的问题。这也是之前我国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未做相关规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如果法律只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不排除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完整的，关键还不在于该规则是否在形式上完整，而在于如果不排除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不能很好地起到遏制非法行为、保护人权和防止错案的作用。事实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确立之初是针对于非法的搜查和扣押，即起源于对物的强制措施。

简析各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篇6

论文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犹如双刃剑，如何取舍涉及价值选择和平衡的过程。非法证据的效力受一国法律价值、法律文化传统、犯罪状况、政治需要、司法资源和司法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而是附条件或有例外的适用。概言之，各国对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的排除，态度基本一致，但对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较大分岐。究其原因是由不同的国情，法律文化传统以及诉讼结构所致。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联合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作简单归纳和分析，以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论文关键词 刑事非法证据 法律价值 法律文化传统 犯罪状况

一、非法证据排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实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如果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英美两国均强调对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所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但两者在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和内容上又有明显区别。

（一）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美国的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与英国的自白规则一脉相承。英国的自白规则是将不具有自愿性的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从证据体系中排除。美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自白可采性的早期判例便是依据普通法规则而形成的，并且从是否存在不适当诱因的角度来阐述自白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借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确立的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原则，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米兰达规则的理论基础是正当程序理念，其目的不止于查明案件事实，更为实现程序正义，确保嫌疑人的宪法性权利，防止警察滥用国家权力。此后，虽然对米兰达规则的适用作了若干限制，也设置了“公共安全”的例外，但该规则仍是美国法院排除非任意性自白最常引用的理由。

（二）关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美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指警察等法律实施人员违反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搜查、扣押所获取的物品、文件等实物证据，不得作为定罪根据，在审判时应予排除。美国法律注重搜查、扣押行为的合法性。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许可证的有效性，即签证人与签证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均须符合法定要求；二是执法程序要合法。在执行搜查、扣押的程序方面，联邦和各州的法律都规定，执法人员在进入住宅之前，应向被搜查人宣告来意和权利。凡不符合上述规定而获取的任何物品和文件均不具有合法性，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在英国的法律实践中，将获取证据的非法方法和证据本身区别开来，不因证据的获取方式而影响证据的可采性，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以及它能否使被告人受到公正的审判。因此，英国以最大限度的采用非法证据为原则，以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排除少数的非法证据为例外。一般而言，英国对非法证据的采用：一是强调所采用的非法证据必须具有真实可靠性和相关性；二是强调非法证据的采用不得损害诉讼的公正性，即不得影响对被告人的公正审判。

（三）关于“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诉讼中特有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依照“毒树之果”理论，违法收集的证据为“毒树”，以“毒树”为线索获取的证据便是“毒树之果”。此时，“毒树”为“一级的”非法证据，而“毒树”所结的“果实”则为“二级的”或“衍生的”非法证据。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般而言，如果该“衍生证据”已被“污染”，变成了“毒树之果”，那么在诉讼中应予排除。“毒树之果”理论使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范围从 “一级的”非法证据延伸至 “二级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的正当程序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不但表达了对程序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的限制。然而，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含着强烈的价值冲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基于高犯罪率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增加了几项例外规定，即“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 和p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实行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心证制度，强调在诉讼中追求实质真实。因此，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都成为法官的判断对象，也属于法官裁量权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并不实行口供排除规则，但禁止以非法的手段逼取被诉人的口供，从而保障被诉人的自愿性，同时反对仅凭口供定罪。

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重视通过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以保障人权，抑制警察采用刑讯、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在法国，对于刑讯逼供和用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在立法和判例上均持否定态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如果违法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诈欺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经被告人同意，也不得采用。

（二）关于实物证据的排除

大陆法系各国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除禁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外，实行由法官权衡的原则，即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一种相对的、附条件的排除原则。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宪法关于“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与“人拥有自由发展人格的目标的权利”的规定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具体适用时，法官以权衡原则为标准予以处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证据原则上予以禁用，只在重大犯罪时，才有例外。法国与德国的做法接近，也是由法官根据权衡原则自由裁量决定。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际法上的规定

联合国分别颁布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两个国际法文件明确规定以酷刑等不正当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因其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而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还对酷刑的含义、特殊情况下可否使用酷刑以及酷刑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加以规定。上述规定，是联合国对有关国家禁止违法取证和排除违法所获证据的继承和肯定，从而为各缔约国处理非法证据问题提供了国际法准则。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仅限于言词证据，而不包括非法搜查、扣

押所获得的实物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篇7

(一) 以全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为视角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1年3月25日, 被告人章国锡被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指控受贿7.6万元。宁波鄞州区人民法院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后, 援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 认为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审判前获取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合法性, 将其中7万元的指控予以排除, 最终认定章国锡的受贿额为6000元, 判被告犯受贿罪, 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 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此前, 全国各地法院在审理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例不在少数, 包括轰动一时的李庄案, 都曾启动非法证据排除, 但在这些案件中, 法院均最终认定检察机关取证程序合法。对于“章国锡受贿案”的一审判决, 法学界人士赋予深刻解读, 认为该判决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纸面走向法律实践的第一步。

(二) “非法证据”的正确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 美国在1914年通过威克斯案正式在联邦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 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由于各国法律体系和法律观念的差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也存在不同, 但其核心作用是相近的, 即解决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

要准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首先必须明确何谓“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定义应将维护社会稳定与保障人权等因素考虑其中, 充分把握以下两个标准:一是“非法证据”的外延上要遵循狭义和广义的界定标准, 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刑事非法证据, 广义的“非法证据”还应包括民事行政诉讼中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证据; (2) 二是定义“非法证据”要以明确认识“合法证据”为前提, 所谓“合法证据”, 要求证据具备合法形式、具有合法来源, 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通过合法手段予以收集, 并且经过法定程序出示和质证。按照此标准, 以下四种情况下获取的证据应当认定为“非法证据”:第一, 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第二, 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第三, 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第四, 执法机关以非法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1. 有利于推动司法机关规范执法, 维护司法权威

非法证据的排除, 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否定和谴责。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引入刑事诉讼法, 能够敦促侦查人员依法行事, 公正执法, 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 从根源上消除了违法取证的动机, 维护了司法的公正性。

2. 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 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宗旨在于寻求、实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多元诉讼价值。 (3) 实践中, 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将某些真实的、对定罪量刑有关键作用的证据否定, 但其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和实物证据的合法合理性, 从而达到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实现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目标。

3. 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保障社会整体利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补救, 维护了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尊重, 体现了国家与法律从注重惩罚犯罪向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转变。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包括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程序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等, 对整个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开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 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一) 实体性规则

在实体性规则方面, 新刑诉法明确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并科学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及外延。

根据第54条的规定, 新刑诉法将非法证据的范围系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法言词证据, 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另一类是非法实物证据, 即“不符合法定收集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可以看出, 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是有所区别的,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言词证据, 采取绝对排除的原则;而对于物证、书证等非法实物证据, 适用相对排除, 即附条件排除的原则。

(二) 程序性规则

在程序性规则方面,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阶段, 并比较详细具体地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4)

新刑诉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 包括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

新刑诉法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包括对非法证据的纠正、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与证明、非法证据的处理等方面的内容。

第一, 程序的启动。根据新刑诉法第56条的规定, 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庭审判人员依职权启动, 一种是依案件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启动, 后者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 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二, 法庭审查和法庭调查。如果是审判人员依职权启动的情形, 法庭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如果是案件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的情形, 法庭应当先进行审查, 经审查确有疑问的再组织法庭调查。

第三, 控方举证和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新刑诉法规定, 在程序上审查非法证据, 应当坚持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 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出庭说明情况。

第四, 法庭经过审理的处理程序。“对于经过法庭审理, 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三、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理性应对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的新规定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自侦部门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面对挑战。

(一) 转变理念, 树立非法证据排除观

要正确贯彻刑事诉讼法, 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有作用, 避免和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 自侦干警应当树立程序和实体并重的思想, 树立正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观念。一方面, 全面透彻学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文内容及其精神实质, 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另一方面, 要在办案实践中严格依照新刑诉法办事, 坚决避免办案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 规范取证行为, 增强执法办案风险意识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 是诉讼活动的基石。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合法有效, 关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终处理结果。自侦干警在办案过程中, 必须树立并增强风险意识和规范意识, 保证获取的证据合乎法律规定, 规避非法证据排除的风险。首先, 在证据条件方面, 证据的获取必须客观充分、有合理根据, 全面收集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 证据的形式也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5) 其次, 在程序条件方面,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各种证据收集程序和收集方式。

(三) 强化言辞证据, 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

按照新刑诉法要求, 自侦部门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过程中应做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这是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重要做法, 一是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围绕获取证据的形式翻供, 二是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围绕侦查取证的行为翻供, 否定获取证据的规范性、合法性。因此, 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 侦查人员必须做到用语规范、文明, 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 对言词证据加以固定强化, 降低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可能性和成功率。

摘要：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 增强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系统性、完整性是构建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制度、确保案件质量、预防冤假错案的重要保障。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得以正式在刑诉法中确立, 促进了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而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也对检察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 检察机关应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应对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

关键词：非法证据,价值平衡,非法言词证据,程序性规则

参考文献

[1]石玲.试析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12 (8) .

[2]赵栩.论非法证据的排除法学研究[Z].2012.12.

[3]马静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挑战与应对——从侦查职能角度的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篇8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公正；价值平衡；实践探析

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两院三部联合发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中许多规定有突破性意义，其实施体现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显著成果，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对此，重新认识并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适用，刻不容缓。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原因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指执法人员及其授权的人员通过非法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这一规则最早由美国人提出，而后逐渐为其他国家所采纳。[1]由此看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有其存在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则体现在其所蕴藏的法律精神当中。

第一，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公正是相对于实体公正的概念，是强调司法活动过程本身的严格和平等，信奉“正当程序原则”。只有秉持正当程序原则，才能使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至于出现偏向哪一方利益的情形。这样，即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最后被定了罪，也能在最大程度上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在此过程中已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

第二，有助于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这一规则的确立也是保障人权的典型说明。[2]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阻止取得的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产生消极影响，这样才能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尽可能在对等环境下与控方进行对抗，从而维护自身的权利。

第三，有助于限制公权力。司法机关本应当是遵守法律的楷模，而不应该成为实施破坏法治行为的带头者。检察机关和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当成为维护法律的表率，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实施公权力，排除如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等非法证据。因此，此规则的确立对限制公权力也有促进作用。

上述三点可以概括性地阐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的原因，而其涉及的深层次法律精神，不仅对于我们研究此问题有意义，对于研究刑事诉讼中的其他问题、甚至是其他部门法都有所裨益。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理论解读

就我国的制度层面来看，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在各自出台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当时的条文规定都较为简单。

这一制度直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其确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问题，即规定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而对于这两种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定》确立了“强制性排除”与“自由裁量排除”不同的证据规则。具体表述为：对于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的非法言词证据，采用的是“强制性排除”方法，而对于侦查人员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非法实物证据，采用的是“自由裁量排除”方法。

“强制性排除”是指将获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一律排除在外，不得进入审判阶段，而“自由裁量排除”是指法官在是否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问题上，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这两种处理方法的不同，主要是考虑到其中一部分非法取证行为违法情节较为严重，这些行为通常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于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唯有规定更为严厉的制裁，才能体现程序公正的原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就体现出这一价值。[3]而对于一些违法情节不严重、侵害的利益不很重大、造成后果不很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如果一律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做法，未免过于严苛。因此，对于这种情况，不应该简单地直接排除，而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让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做出相应处理。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及希冀

相比于发达国家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及实施，我国在此规则的适用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等手段获得的被告人供述及其他证据材料，法院所做的往往只是谴责这些违法取证行为本身，但对上述证据材料，只要查证属实，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则仍可作为定案根据。在现实中，司法官员大都有这种观念：只要证据材料有助于揭露案件的真相，即使事实上在环节中存在违法之处，也是可以容忍的。[4]也就是说，对于好不容易搜集到的证据如果仅因为其违法而加以排除而事实上是正确的，一般来说他们是难以接受的。拥有良好素质的司法人员尚且不能摒弃这种想法，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对于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历史文化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对确定该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及其实践都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从历史发展上看，中国数千年来形成了追求实体公正的强烈愿望，而封建的历史背景不得不说是其根本原因，百姓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会表示称快，而不会关注其程序是否合法。将这种文化传统与现今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相联系，可以发现当下我们仍没有摆脱这种观念带来的影响，司法人员时常采取非法手段获得证据来调查和审理案件，如杜培武等案件。

虽说颁布了新规定，但法律的生命在于有效实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究竟得到多大程度地实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考察。但是，规定的颁布本身还是产生了标志性作用。在将来，我们会期待这一证据规则能更好落实，期待我国的法律制度能更加民主化，期待我国的法律信仰能更快形成。

参考文献：

[1]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J].中国法学，2010（06）.

[2]陈光中、张小玲.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J].政治与法律，2005（01）.

[3]陈占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问题探析——以保障人权为视角对“两个规定”的考量[J].知识经济，2011（08）.

[4]陈卫东、刘昂.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透视与建议[J].法律适用，2006（06）.

作者简介：

陈俊霖（1991～），男，湖南新田人，现为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