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精选10篇）
经济：前期统治者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交通发达，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内外互通有无，经济空前繁荣
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兼容并蓄、多姿多彩、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
文化：兼收并蓄，多民族色彩，博大精深，全面繁荣，世界领先
对外交往：交通发达，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对外交往出现前所未有的频繁局面
民族关系：统治者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放的民族政策，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往空前频繁，边疆少数民族有了较大的发展，同中央政权的关系更加密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隋唐的突出特点是：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开放的时代；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了亚洲，尤其是东亚的许多国家，形成了中国文化圈
由于纸的普遍使用，这一时期的印章，以印于纸上的钤朱方式而有别于传统的封泥方式。“封泥”(亦称“泥封”)是作为象征、凭信而出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隋唐以前，书写用纸尚未普遍使用，往来信函大多写于竹、木简上。这些竹、木简积聚成文，世称“简牍”。为防私拆，常于往来简牍、物件的结扎处系以软泥，并置于木槽中，再加盖印章。软泥干后坚硬不易损坏，“封泥”由此形成并得以传世。因此，虽然封泥不是印章，却是同一时代印风的忠实印记。
隋官印在形制、印篆、称谓、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有异于汉以来的官印。此时的官印，称“印”不称“章”，方形，铜质，尺寸约在5.3cm～5.6cm之间。印篆为阳文篆书，以便蘸印色盖于纸上(钤朱);而且不由职官们各自携带，而是由专职部门或专人管理。目前考古发现的隋官印印文均为官署名。
唐初的印制承传隋制。至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后因恶“玺”“死”谐音，将“传国玺”之外的其余八玺全部重新镌刻，改称“宝”。中宗即位(公元705年)后，又改称“玺”。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又将“玺”复称为“宝”。不仅如此，唐玉玺的尺寸还在隋玉玺之上进一步加大。但是，唐官印称谓仍沿隋制，称“印”。不足四字的官署印加“之”字，称“之印”;足四字者，或加“之”字，或不加。其镌刻方式有铸造、刻凿、焊接三种工艺。焊接的方法是用小铜条绕做印文，直接焊于印面———这种工艺首见并流行于唐代，亦称“条带印”“蟠条印”。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用于贮藏官印的印盒。这些不同的特征，既是对隋官印的继承，也是对隋官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唐代的官印印文较为疏朗，多屈曲盘绕，与隋朝的官印属同一印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公私图籍、书画鉴藏用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三《叙古今公私印记》记载有“‘贞’‘观’”“开元”“翰林之印”“弘文之印”“元和之印”“彭城侯书画印”“鄴侯图书刻章”“永存珍秘”“周昉”“褚氏书印”等诸多公私鉴藏印记。这些鉴藏印，有的至今依然可以在存世的法书名画中见到，对古代书画的鉴定具有重大意义。
隋唐官印印式的转换是缘于纸的普遍使用，由此带来印章尺寸的变化和使用功能的转变。但是，隋唐私印及公私鉴藏用印并不与官印的变化同步。唐代的私印依旧沿用秦汉以来的白文印传统，而且还出现了文人使用的“斋堂馆阁印”。
宋初玉玺的材质虽沿袭传统的玉质，尺寸也与唐宝相仿，但钮式已从传统的螭虎钮改为盘龙钮。这一变化，影响了宋以后历代玉玺的钮式。
宋官印以印面尺寸、材质、称谓来体现职官秩级的差别。北宋秩级较高的官印一般用铜质，根据秩级高低分涂金与否，至少分有六个等级;印钮为橛钮。木印用于秩级较低的职官。又有称印为“记”“朱记”者，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使用。“记”“朱记”一般略呈长方，印面边长合今制5cm～6cm左右。
宋官印镌铸部门设有专门篆写印文的篆文官，又采用“叠篆”这种隋唐以来开始用于官印的印篆，易于调整印面的分朱布白。由此，宋官印的印篆整体上较隋唐官印来得整饬茂密，笔画以圆转盘曲为主。同时，由于采用铸造的工艺，印篆的笔画较多粘连，字口较深，这一特征往往成为鉴定宋印的依据。两宋官印的印篆总体看较为统一，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多粘连勾接，印篆虽整饬工致，但印文重叠密布。相较之下，北宋官印的印篆较为整饬茂密，南宋官印的印篆相对疏朗支离。
《论稿》是汪同志一生学术生涯的总结，是作者在治学中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的见证，读后不仅为其中的精辟论证所吸引，而且为汪同志逐步走向革命的进取精神所感动。对《论稿》不敢妄加评论，在这里只写一点杂感性质的东西，略事介绍，亦借以表达个人对作者的缅怀之情。
解放前，汪同志在陈寅恪先生门下专攻隋唐史多年，无庸讳言，《论稿》中的很多文章是受陈先生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的影响而写成的，师徒相承之迹，跃然纸上。譬如陈先生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西魏、北周、隋、唐诺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例行所谓“关陇本位政策”，很多复杂的政治斗争均与此有关。《论稿》承其余绪，并加以发挥，在《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及《唐室之克定关中》诸文中都明显而系统地贯穿着这一重要论点。再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达到了朴素辩证法的高度，力求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汪同志在《李密之失败与其内部组织之关系》、《西凉李轨之兴亡》及《宇文化及之杀炀帝及其失败》等文中亦一再谈“连环性”、“连锁性”问题，一望而知是在《述论稿》的启发下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先生过人的优点之一，是观察问题目光敏锐，往往能从常人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发现能说明重大现象的契机，这样写成的文章异常引人入胜，如《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见《寒柳堂集》)就是如此。汪同志确实也具有同样的优点，他在《西凉李轨之兴亡》一文中，首先揭示李轨起事时凉州之汉胡共同举兵以抗薛秦；接着指出最后执李轨之安氏兄弟系昭武九姓之裔，代表商胡利益；最终得出结论，李轨旨在割据河西，安修仁、安兴贵则渴望唐朝统一以通商业孔道，故两种势力发生冲突，宜其西凉之亡。经过这样的论证，确有发人所未发之处。对照《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与《西凉李轨之兴亡》一读，确实感到二文前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陈寅恪先生治学谨严，每条史料都经过核校诸书方始引用，无一字一句苟且，此点素为后学所景仰。汪同志在这方面也继承了陈先生的学风，所用史料无不细加考校，从无信手拈来、滥事引用之处。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对于今天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无疑也是应当继续承袭的。总之，名师出高徒，读了《论稿》之后，确实感到汪同志不愧为陈门高足。
也应当看到，陈寅恪先生的某些欠缺或不足之处，在汪著《论稿》中也有所反映。陈先生看问题敏锐是其所长，但做得过了头就易于走向牵强附会，如他硬把陶潜《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离奇故事说成是实有的坞堡组织，就难以令人信服。种族(即民族)和文化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但陈先生把二者说成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就未见允当。汪同志把隋唐之际宫闱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斗争及其他一些重要历史事变都同“关陇本位政策”联系起来，就是受陈先生的影响而走向绝对化的反映。历史上的一些政争有不少是无谓的尔虞我诈之争，有些事件甚至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用一个原则或原理解释一切，就未免有走极端之嫌。再如战马在古代战争中无疑是影响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汪同志在《唐初之骑兵》一文中通过对各个战例的分析，最后好象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有马则胜，无马则败；骑多则胜，骑少则败。实际上，决定敌我双方此胜彼败的条件很多，这个问题很复杂，决不单纯取决于骑兵的有无或多少，甚至也不仅取决于经济力、军力的对比，各方的政治形势和情况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如薛秦之亡，就与薛氏父子嗜杀成性、刻薄寡恩、统治残暴有关，而恰恰这一点在《论稿》诸文中被忽略了。在师生关系上，学生能做到就其师之长，弃其师之短，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汪同志在陈先生的影响下产生某些类似的欠缺，亦非常近乎情理。指出上述缺陷，旨在有利于摆正今天的师承关系，原无意于苛求汪同志。
《论稿》是著者毕生治隋唐史的心血结晶，也清楚地反映了汪同志在学术上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陈、汪二位先生都亲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成长的历程，但他们的学术道路却判然有别，主要区别在于：陈先生在政治上热爱祖国，坚持留在大陆而不去国弃土，但在治学上，解放后却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文风一仍故我；汪同志却有所不同，他没有在导师的老圈子里故步自封，而是力求突破原来的藩篱，自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走向了一个新天地。这正是汪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
陈寅恪先生精于考证是素为大家所称道的，但不足之处是不择巨细，往往为考辨一些无足轻重的历史琐事而劳心费力。汪同志继承了陈先生严考谨辨的学风，但在解放后所写的一些考证文章中却明显地反映出，他在选题上是有过慎重考虑的，即首先研究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历史资料，而不肯在无谓而繁琐的问题上浪掷精力。如对隋代户口数增长的考证、隋唐时期田亩数及实际垦田数的考证，就是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隋唐时期丝产地之分布》一文虽然写竟于解放以前，恐怕也与他“在解放前曾参加过我党领导的进步的革命运动”(《论稿后记》)有密切的关系。
至于《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关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问题》、《唐太宗》、《武则天》诸文，已经非常重视阶级斗争及其作用，一望而知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写成的。《论稿》的《附录》中还特别选入了一篇以题为《关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的文章，更能集中地说明作者的兴奋点已经从统治集团的内争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来了。甚至象“玄武门之变”这样一些纯属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史实，《论稿》也能运用阶级观点指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和剥削阶级的政治制度决定着他们要争权夺利，从而也就决定着他们必然要尔虞我诈，以致互相残杀。”(页91)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汪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没有流于庸俗的贴标签方式，而是努力做到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譬如他在探讨隋末农民起义与“贞观之治”的关系时，一再强调这次起义不是爆发于一个衰朽的时代，恰恰是爆发于一个“号称富强的时期”，隋朝“由全盛而骤告覆亡”，对唐太宗来说是教训太深刻了。再如分析隋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时，也是具体研究了这些地区的具体情况，而不是泛泛地罗列一些剥削、压迫的史料就算了事。正因为如此，所以《论稿》中的某几篇文章不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论史结合得比较好。
旧的历史学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专门埋头于考证校刊，不肯从总体上考虑历史发展的全貌和规律，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部分人好作空泛的议论，却又缺乏具体深入的探讨，可以说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而且他们所看到的森林也是被歪曲了的形象。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是超迈古人的，他不但细致入微地考辨史料和史实，而且由小见大，力求探讨魏晋到隋唐的历史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无怪乎解放前读了陈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人，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遗憾的是，陈先生虽然力求从总体上说明中国中古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不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所以看不到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进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制约等等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看不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翁，而片面地把“种族”与“文化”错看成了最主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汪同志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以在解放后所写的几篇文章中，既进行过史实、史料的考订，又力求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高度分析隋唐之际的历史，可以说是既继承了陈先生的长处，又在陈先生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回顾解放以来我国发表过的隋唐史论文，其中少数也存在两种偏向：重视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的某些史学家往往忽视具体史料、史实的考证，文章显得不够扎实；热衷于考证的某些史学家往往忽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文章写得功力虽深，却缺乏高度。如果我们能够象陈寅恪先生那样，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阳光的照耀下不歪曲森林的形象，而能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则在隋唐史的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使这项工作攀登到一个新的高峰，是可计日而待的。
《论稿》的绝大部分篇幅集中在隋末和唐初的几个问题上，开天之际稍有涉及，至于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就很少论列了，不能不说这是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就这一历史时期而言，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二百年中社会经济、财政制度、阶级关系以及哲学、文学等方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农民起义“均贫富”的新口号也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解放以来，在隋唐史的研究中，不独汪同志一人，大部分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如关于隋末农民起义、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唐太宗、武则天的文章比较多；而唐代后期，除关于两税法、黄巢起义和党争等少数问题发表过相当数量的文章外，对其他很多重大问题就很少有人问津了。可见这不仅是《论稿》的一个缺陷，也是整个隋唐五代史领域中的短线。有志于治隋唐五代史的史学工作者，我建议不妨在这方面大显一下身手，在这二百年的史学阵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此外，《论稿》的大部分文章集中讨论政治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中的内争，而对很多重要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尚付阙如。在经济史方面，除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证户数、田亩数及丝产地的分布外，也没有对生产关系多所探讨。这是本书的缺陷，也是目前隋唐史领域中的通病。回顾解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问题上，在面上没有展开。诸如隋唐时期的官制、行政地理、漕运、盐铁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我们的成果还显得远远不足。至于对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各种资料的研究，则不免落在其他国家敦煌学研究的后面。因此，我们不仅从纵的方面看存在短线，从横的方面看短线更多。针对上述情况，必须奋起努力，从纵横两方面都进行补课。
汪同志不肯故步自封而坚决走革命的学术道路，这种进取精神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论稿》的优点和长处，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从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迪；汪著的一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认真对待也能对自己有所裨益。相信《论稿》的面世必能使我国隋唐史的研究更前进一步。
隋唐乱世，战云涌动。
英雄开天辟地，为苍生，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一步走，八方平，流光易逝。
男儿志，英雄梦，岁月如梭。
江山梦，儿女情，历史如轮。
风雨路，山水天，正气凛然。
英雄心系苍生，英雄如丰碑屹立。
英雄撑天地，舞日月。
英雄千秋万代光彩永存。
英雄也有惋惜，令人扼腕。如王伯当，一句“士为知己者死”便做了日后誓死追随李密的理由。岂不知，乱世纷纭，弃暗投明，本就是人心指引，若要逆流，那非亡不可了。明主是明灯，与英雄同创天下。李密非明主，王伯当却顽固相随，这也许是他生命中的弱点。
自古忠义两难全。单雄信与李渊有杀兄之仇，誓死不投大唐，为明主效力。而追随洛阳王，骑虎难下。他割袍断义时眼眸中的坚决，不舍，痛楚，兄弟之情，出生入死，挚交怎断？！其实，为报天下而弃私仇，就是英雄之径。单雄信悟明这一点也为时晚矣。
万箭穿心，天下震动。武状元罗成枪枪生威。英雄不死于战场，却遭奸人迫害。紫金关外长哭歌……悲壮并不足以说明，乱世之幕，谁人操纵？纵然得了江山又如何！何时还天下一个真正天下太平？！
神话一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秦家锏无敌天下，持锏的人有心系苍生的胸怀，泰然自若的处事哲学，平和守原则，自由从内而外震慑的气质，剑眉俊目，英武潇洒。战神之誉，无愧天下。
俊美倜傥的秦王李世民，乱世中的明灯，如皓月，指引大地上的生存。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儒雅临风，大气重义，有安邦的旷世奇才……
天下太平！
亦有柔情似水的眼神，回眸此生足矣。
英雄如他，一个轻笑，一次皱眉，一片坚定，一位少年天子……牵痛天下。
若得相望，泪水涟涟。
绵延万里，义重深邃。
鬓若刀刻，面目如画。气息深远澄澈，如玉。
遥思浅笑，生世深沉。
英雄如他，最末皱眉紧闭双眸，不忍回首。历史不容他再宽恕兄弟的罪恶，“杀”字吐出，犹如利刃划过心尖。
杨一凡、尤韶华《中国法制史考证》
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
张海波《浅析<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
袁文兴《关于<唐六典>的几个争议问题》
刘逖《试说《唐六典》的施行问题》
吕丽《故事与汉魏晋的法律兼谈对于<唐六典>注和<晋书 刑法志>中相关内容的理解》
王宏治《唐代行政法概论》
李韬《中国古代有没有行政法》
李治安《唐代执法三司初探》
王宏治《唐代司法中的三司》
刘后滨《唐代司法三司考析》
石冬梅《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张春海《也论唐代司法体系中的三司》
学者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问题有：
一、开皇律的渊源问题
二、《唐六典》的行用问题
三、唐代“三司”的讨论
一、《开皇律》渊源问题
学界对隋律研究不足，导致近代史学界、法学界产生了隋律“因北齐不袭北周”的偏颇论断，并忽略了隋律对唐律的作用。
1.主张“因北齐而不袭北周”
主要提出者是陈寅恪，他说：“隋受周禅，其刑律立与礼议、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盖周律之矫揉造作，经历数十年天然淘汰矣。”意思就是说《开皇律》只继承了北齐律而没有继承北周律。
理由主要是见于《隋书 刑法志》中的“高祖既受周禅......多采后齐之制”。
2.主张《开皇律》既承继了北齐律也沿袭了北周律，而“多采后齐之制” 观点一：认为陈寅恪没有引述完整，“多采后齐之制”之前是“又置十恶之首”，所以并不是只参照了北齐律而制定了《开皇律》。
观点二：隋律并非丝毫没有参照北周律。其一，《旧唐书 刑法志》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改，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这里清楚的指出了隋律的修订参照了北周律和北齐律。
观点三：《唐律疏议 断狱律》云：“断狱之名起于魏，魏公李悝囚法，而出此篇。至北齐，与捕之律相合，更名捕断律，至后周复为断狱律，隋律以《断狱律》名篇，很显然是采用了北周律的篇名。
此外，《开皇律》不用《北齐律》的《禁卫》、《违制》、《婚户》，而沿用北周律的篇名《卫禁》、《职制》、《户婚》，也是一个承继北周律有利的证据。
观点三：从《开皇律》编撰人员代表人物有裴政，苏威等。尤其是裴政，在北周时期曾经人刑部大夫，参与制定了北周律，且其他参修隋律者，多为周室旧臣。
3.《开皇律》继承了北朝的立法传统《周大律》、《北齐律》则是《开皇律》的最直接历史渊源，正如《旧唐书 刑法志》所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
隋律多采“后齐之制”《开皇律》对《北齐律》模仿度最高的莫过于“十恶”《隋书 刑法志》载“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
首先，《北齐律》有重罪十条反逆 、大逆 、叛 、降、 恶逆、 不道、 不敬、 不孝、 不义 、内乱 。《周大律》亦做出了类似规定，正如《隋书 刑法志》关于《周大律》的记载“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 、大不敬 、不孝、不义 、内乱之罪 。《开皇律》的十恶之制为谋反、 谋大逆 、谋叛 、恶逆、不道、 大不敬、 不孝、 不睦、 不义 、内乱 。《开皇律》与《北齐律》的不同仅在于《开皇律》有“不睦”而无“降罪”，《北齐律》有 “降罪 ”而无 “不睦 ”之罪 。同时亦可看出《开皇律》与《周大律》也有密切的联系。
其次，从刑名的角度亦可窥见《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关系 北齐律 刑名有五等 、死、 流、 耐、 鞭、 杖。《开皇律》刑名也有五等 ：死 、流 、徒 、杖 、笞两者的惩罚力度皆由重到轻。唯独《北齐律》有鞭无笞 ，《开皇律》有笞无鞭 ，死 、流 、杖、三刑同名，耐与徒名异而实同。《北齐律》规定的死刑有四等，S、 枭、 斩、 绞、《开皇律》只取绞、斩两种。 关于流刑《北齐律》的规定 “未有道里之差 ”。《开皇律》规定如下：“流刑三，有一千里 ，千五百里，二千里 。较之《北齐律》关于流刑的规定《开皇律》规定的则较为细致。此外，《开皇律》和《北周律》两律都对流刑做出了“有道里之差”的细致规定。可见《周大律》关于流刑的立法风格则被《开皇律》直接继承和发展。
最后，从刑典的编撰体例分析也能说明《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关系。
二、《唐六典》的行用问题
学术界一些论文对《唐六典》行用做了考证。但只列举了《唐六典》被援引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与其结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援引《唐六典》并不能证明《唐六典》具有法律效力。
唐代除律、令、格、式之外经常援引故事，这些故事既有本朝也有前朝的。故事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援引《唐六典》到底是作为故事还是作为法律就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违反法律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违反故事则没有法律责任。
观点一：《唐六典》不曾颁行。
韩长耕《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一问中提出了这个观点。
依据是在唐人文献中，记载了《唐六典》不曾颁行的史料。
其一，见唐人韦述《集贤记注》：“二十六条奏草上，迄今在书院，亦不行用。”因《唐六典》修于集贤院，故作此推断。这里指出，关于韦述的行用问题，袁文兴在《关于 《唐六典》 的几个争议问题》中做了分析，他认为“我国自秦以后，法分二门，一断以律。中华法系这一特点，使一般人把法律理解为刑法，说法的施行一般也拿刑法的施行作为衡量标准。春秋之前，刑法是不颁布的`，从郑国子产开始，刑法公布于众，公开适用，处罚刚性，明令遵守。从此之
后，刑法制定以后，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才算是施行。唐代的韦述不能不受这一标准的影响 ,他所讲的行用，正是依据这个标准。他认为《唐六典》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称作没有行用，不管它的内容是否早在行用。
其二，见于《吕和叙文集》卷五，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唐六典》到唐宪宗元年和五年的时期仍然“郁而未用”，“未有明诏施行。”
需要指出的是，韩长耕的考证未曾颁用，却曾行用。
观点二：刘逖《试说《唐六典》的施行问题》
他认为在《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论及《唐六典》的施行至少有三处。
《四库全书总书目提要》卷七九《史部 职官类》《唐六典》列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韦述、吕温所持的否定说，一是程大昌所持的肯定说，而四库馆臣们所做的结论则是一种倾向韦述、吕温所持的半否定说。
观点三：安史之乱的影响
袁兴在《关于《唐六典》 的几个争议》问题》中提到了安史之乱的影响。应当说，安史之乱不只对《唐六典》的行用产生影响，对整个国家法律也影响很大。在此期间，所有公布施行的法律恐怕都未必能做到事事遵守，才制定不久的 《唐六典》施行的情况自然会更加不好，这无疑是符合当时的实情的。韦述所说“亦不行用”和郑所说“未有明诏施行” 之论，包含有因安史之乱而未能很好地施行的意思。
三、唐代“三司”的讨论
1.“受事”与“推事”的关系。李治安在《唐代执法三司初探》中，认为由侍御史、给事中(属门下者)、中书舍人组成的“三司受事”与御史中丞、尚书刑部、大理寺卿组成的三司“按杂”(推事)是既有联系又有着区别的。
首先，“受事”仅作为皇帝的耳目喉舌接受最高上诉，实际上事属于非正式的司法机构。
而三司“杂按”(推事)则是奉诏推鞫国家大狱的。李治安同时考证出三司推事开始的时间是高宗龙朔三年。
王宏治在《唐代司法中的三司》一文中指出，三司受事是司法程序中位于尚书省与皇帝之间的受表机构，主要处置冤滞案件。这个机构属于一个常设机构，每天有人轮流值班，手里词讼。一般说来此三司不直接审人犯、断狱讼。
至于三司推事，是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法司组成的。其开始作为专推制狱的机构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入《唐六典》)
刘后滨在《唐代司法三司考析》中指出，三司受事中的三司是常设的受理上诉的制度。由给事中、中书舍人和御史组成的三司，其主要职能是巡查天下冤滞，上诉者经过尚书左右函申诉仍然不服的，允许他到三司上诉，三司机关必须受理上诉，并且巡查案情，进行重新判决，是除皇帝以外受理上诉的最高机关，除了上诉、监督之外，还有审判的职能。
2.大小三司的问题。
王宏治《唐代司法中的三司》认为唐初仅仅有一个三司，是由御史台、中书盛门下省组成的，故没有大小之分，仅称三司即可。武则天以后又有了三法司组成的三司，为了区别前者，人们才称之为“小三司”。“大三司使”与“小三司使”仅仅是因为“小三司”内部组成等级不同所产生的差别，过去人因为《唐会要》里面称刑部侍郎、御史中丞组成三司为“大三司使”，即推断御史台、中书盛门下省三司成为“小三司”。这实际上事一种误解。此处应为大三司。
需要指出的是，三司执法始终以皇权为中心，皇权，服务于皇权。尤其是三司 “杂按 ” ，直接 受 皇 帝 控制。就连三司分署行事 ,也必须先向皇帝 “进状 ” ，“救依然后断雪” ，任何人不敢 “自专” 。皇帝的特赦、特诏可以压倒一切。同时三司执法还受宰相的严重干涉。屡次出现宰相支配三司、左右词讼的现象。这一切表明，唐代三司执法 虽然是封建司法逐渐成熟的标志,但它依然是皇帝专制国家机器的隶属品。从本质看，它是绝不能与近代司法的三权分立同日而语的。唐以后的明清两代曾模拟唐的三司“杂按”，一长期实行刑部、都察院即御史台 、大理夺三法司“朝审”重大狱案。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执法三司在我国司法史的地位和影响。
一、隋代洛阳的图书收藏与管理
隋代, 东都洛阳的图书收藏主要是在观文殿书库, 而且, 其图书收藏是与京师长安的典籍整理工作紧密相联的, 是整个王朝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北朝时期, 典籍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北周政权始于关中, 重视武功, 文治则有所欠缺, “保定之始, 书止八千, 后稍加增, 方盈万卷。”[1]908所以隋代初年, 图书文献残缺不全, 急需加以搜集和整理。《隋书·牛弘传》载:“今御书单本, 合一万五千馀卷, 部帙之间, 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 止有其半。”[1]1299所以牛弘向隋文帝建议, 遣使在民间搜访异本, 文帝于是下诏, 献书一卷, 赏缣一匹。校写完毕之后, 书即归还主人。于是民间异本图书不断被献出。因而一二年间, 文籍稍稍完备。当时晋王杨广对图书典籍更是十分重视, 时常注意典籍的搜寻工作。开皇八年 (588) , 攻陈之际:“既破丹阳, 晋王广令 (裴) 矩与高熲收陈图籍”[1]1577, 于是平陈以后, 经籍逐渐齐全完备。经过多方搜集, 宫廷中藏书数量大为增加, 但这些典籍普遍质量不高, 纸墨不精, 书法亦较为拙劣, 于是朝廷又下令进行大规模的整理, 将这些书籍集中到长安嘉则殿进行精选, 将其汇总, 存为古本。文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进行整理校订, 去除重复杂乱的内容, 并召天下擅长书法的文人, 包括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 于秘书省内补续残缺, 选出精品典籍, 抄出正副二本, 藏于宫中, 其余用来充实秘书省内、外之阁, 共三万多卷。这些书籍便成为后来东都观文殿书库收藏的内容。
炀帝即位之后不久, 就下令营建洛阳城, 并拟在此设官分职。因而东都的图书典籍收藏工作也随之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炀帝令人将秘阁已经过精选修缮之书抄录五十副本, 分为三品:上品红0) 璃轴, 中品绀0) 璃轴, 下品漆轴, 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来收藏。藏书分成四类, 东屋藏甲乙两类, 即经史两部之书, 西屋藏丙丁两类, 即子集两部之书, 又聚集魏已来的古迹名画, 在东都观文殿后建起二台, 东面的称妙楷台, 藏古迹;西面的称宝绩台, 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经、佛经, 另撰目录[1]908。
当时的东都观文殿书库, 设施十分完备先进。据《文献通考·经籍考序》载:“ (炀帝) 于观文殿为书室十四间, 窗户、床褥、厨幔, 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 垂锦幔;上有二飞仙, 户外地中施机发, 帝幸书室, 有宫人执香炉前行, 践机则飞仙下, 收幔而上, 户扉及厨扉皆自启, 帝出则复闭如故。”[2]1715书库中有书室十四间, 其中窗户、床褥、厨幔都极为华丽。每三间开一方形门, 垂锦幔, 上面设有二位飞仙, 在门外地上设置机关。炀帝来到书室中之时, 有宫人手执香炉前行, 踏到机关则有仙凌空飞下, 将锦幔拉起则飞仙重新飞上去, 门扇及厨柜之门都能自动开启, 炀帝离开后照旧关闭。
东都观文殿书库的藏书数量, 史籍记载其正御本图书有三万七千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序》载:“初, 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进, 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 除其复重猥杂, 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 纳于东都观文殿。”[2]1715《隋书·经籍志》亦载:“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 三万六千七百八卷。”[1]1090这些书籍不仅内容经过了精心校订和整理, 而且外观方面也十分华丽精美, 用宝轴锦带来加以装帧, 用纸和书写方面也十分考究, 唐代韦述在《集贤注记》里说:“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 作萧子云书体, 赤轴奇带, 最丽好。”[3]989
东都观文殿书库的这些优质藏书, 随着隋末的大乱也经历了新的命运。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 公元622年, 李世民在洛阳打败王世充之后, 尽收隋之图书, 命司农少卿宋遵贵以船载之运往长安。可是, 行经砥柱之时, 因覆船而书籍多被漂没, 所存者不足十分之一二, 目录亦残缺不全。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二、唐代洛阳的图书收藏与整理
唐朝建立后, 图书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同样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太宗贞观年间, 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人相继为秘书监, 曾请购天下图书, 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 缮写藏于内库, 以宫人来管理内库图书。“唐考当时所存书分为四部, 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 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卷。”[1]908而唐代前期, 皇帝频繁巡幸洛阳, 高宗显庆二年 (657) , 洛阳被正式称为东都, 并按京城长安的品阶在东都设置官员, 武则天在位时期还曾改东都为神都, 并长驻洛阳理政。与其重要的政治地位相应, 洛阳的藏书从质量到规模都可以和长安相提并论。而玄宗开元年间, 大规模的图书整理修缮工作首先在洛阳开始。
开元三年, 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 言及内库及秘书典籍, 玄宗皇帝认为:“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事。所有残缺。未能补缉。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4]644这项图书整理工作是在长安筹划, 但却是开元五年在东都洛阳开始的, 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 大加搜写, 广采天下异本。”[5]3167并任命一批官员来从事书籍的修缮校写工作。设置乾元院使一人, 由褚无量担任;刊定官四人, 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 掌出入宣奏, 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 分掌四库书。还设置孔目官一人, 专知御书典四人[6]279。乾元殿即是武则天时所建明堂, 它是洛阳十分壮丽宏伟的重要宫殿, 开元五年, 因有大臣认为明堂有违典制而将其改称乾元殿。图书整理工作在这里进行也可看出此项工程之浩大及皇帝对此项工作的重视。这次的图书整理是将图书分部整理、校定。褚无量“因表闻喜尉卢僎、江阳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7]5689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同时, 向秘书省、司经局、昭文馆、崇文馆等借异书抄写以修缮内库图书。又下诏令秘书省、司经局以及昭文、崇文二馆相互校雠, 采天下遗书以补缺漏。图书分库上架、整理修缮工作在开元六年初步完成。将图书分部上架完毕后, 玄宗令文武百官到乾元殿东廊来参观, 并对褚无量等校补官员予以赏赐。《大唐新语》载:“至六年, 分部上架毕。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察, 移时乃出。于是赐无量等束帛有差。”[8]《玉海》引《集贤注记》则说, 开元六年八月十四日, 玄宗在东都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 无不叹骇。”[3]988可见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惊叹的。在对内库图书进行整理修缮的同时, 对秘书省的图书也进行了整理。开元五年冬, “秘书省马怀素奏, 省中书散乱沦缺, 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 从之。于是搜访逸书, 遣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 以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之使, 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9]开元六年冬, 玄宗从洛阳回到长安, 又下诏将书籍迁到长安东宫丽正殿, 乾元殿书院更名丽正修书院。开元十年, 东都丽正修书院的院址迁到明福门外大街原来的太平公主宅。开元十三年, 玄宗将丽正修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
唐代东都洛阳的藏书数量十分可观, 大部分藏于集贤殿书院, 至开元十九年, “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4]644这些书包括唐代之前的古书, 也包括唐代初期购募和校写的新书以及初唐人的著作。“二十四年十月。车驾从东都还京。有敕。百司从官。皆令减省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在东都。”[4]644如黄新波等所说:“所谓‘三分留一’并非指简单地将藏书的三分之一留下, 而是指将所藏3套复本图书的1套留在东都集贤书院备阅, 其余两套图书则运往西京, 分贮于大明宫和兴庆宫的两个集贤书院之分院。这说明, 开元二十四年以前, 东都集贤书院一直是国家的图书中心。”[10]而开元年间洛阳藏书则有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载:“凡四部书, 两京各一本, 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 皆以益州麻纸写。”[5]2082这个数量应是集贤殿书院和秘书省单本、复本图书的数量。后来, 天宝三载六月, 将当时四库所存图书登记书目, “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卷。从三载至十四载。库续写又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4]644天宝三载, 四部书加起来共五万四千六百四十二卷, 这应是当时四库所藏单本图书的总数。实际上, 两京所藏之书有正本和副本。《新唐书·艺文志》说:“两都各聚书四部, 以甲、乙、丙、丁为次, 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7]1422这些书都是御本图书, 分四库贮藏, 即按甲乙丙丁的次序分经史子集四库, 并设置官员从事具体的管理工作, “每库二人, 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 以备检讨焉。”[6]280也即设置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各二人掌管。所藏图书不仅纸张精良, 以益州麻纸书写, 而且写书所用的笔墨等亦很讲究, 由太府按时供给, “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 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 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7]1422并且书的装帧方面也追求实用而又美观的效果, 轴带帙签都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 红牙签, 史库书, 钿青牙轴、缥带, 绿牙签, 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 碧牙签, 集库书绿牙轴、朱带, 白牙签, 以为分别。”[6]280
唐代洛阳藏书以玄宗朝开元年间为最盛, 而天宝十四载爆发的安史之乱, 则使这些典籍遭到了严重破坏:“禄山之乱, 两都覆没, 乾元旧籍, 亡散殆尽。”[5]1962其后的肃宗、代宗多次下诏购募, 文宗时, 郑覃侍讲禁中, 屡次言及经籍未备, 文宗下诏搜访遗文, 至开成初年, 四部书达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分藏于十二库。至黄巢军乱, 又被破坏, “广明之乱, 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 尚及二万余卷”[5]1962。其后昭宗播迁, 尚存一万八千卷。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 后还与朝廷, 昭宗还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于诸道求购, 后昭宗迁都洛阳, 但图书典籍已大部分散失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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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再多也只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再少也是一种说法)，说他是被贬低了。他之所以被贬低，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被夹在了两个突出的人物之间，前面是坏蛋隋炀帝，后面是完人唐太宗，所以他的建唐之功也就被这两个人物自然而然掩盖了。实际上，起兵时，他虽已经年过五十却是不失壮志雄心，而且极其精明能干。
首先，他很明了形势，知道隋朝再也无力镇压全国蜂起的义军，精心策划了太原起事，并借突厥(中国古代民族)、瓦岗(起义军)之力阻击其他反隋之兵，他才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倡言应该“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鲜明旗号，挟天子，令诸侯，行禅让而代隋。二是取得长安之后，各个击破，歼灭群雄，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两手双管齐下，他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最后终于统一天下。三是善于正确料敌，如对突厥，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由此可见他的知敌，结果自然百战不殆。四是建军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因为需要，他组建了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制。为了提高战斗力，他又“各因部校，序其统属”，恢复隋之府兵制，分关中(今河南灵宝以西及陕甘川宁部分地区)为十二道，置十二军，不分贵贱，论功行赏，调动了各军捕捉战机多立战功的积极性。王夫之认为：“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这一看法是中肯的。
李渊，字叔德(566—635年)，祖籍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洮)，一说赵郡(今河北赵县)。凉武昭王李嚣七代孙。祖李虎为西魏左仆射(左丞相)，北周时追封唐国公。父李晒，北周时任安州(今属河北)总管(地方军政首长)、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渊生于长安，七岁便袭爵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真率，宽仁容众，无论贵贱，咸得欢心。隋文帝受禅后，他补千牛备身职(此职北魏才设立，千牛是刀名，千牛备身也就是掌执御刀的朝官)。隋文帝之独孤皇后本是渊的亲姨母，因此渊特见亲密，历任谯(今属安徽)、陇(今属陕西)、岐(今属陕西)等三州刺史(地方军政首长)，后又任荣阳、楼烦(今属山西)二郡太守(地方军政首长)、殿内少监、卫尉少卿(掌管宫廷卫士)，兼领关右(古人以西为右，亦称关右，指陕西潼关以西地区)诸军事、晓卫将军、太原留守(军政首长)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今甘肃东南部)的薛仁杲、南犯河东(今山西、河北西北一带)的刘武周、据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属江苏)的辅公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其二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政变中，李世民杀了其兄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逼李渊立自己为太子。不久，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李渊在度过一段闲散失意的生活之后，卒于贞观九年(635年)，庙号高祖。若是早知如此结局，他还会太原起兵吗?还会生三个儿子吗?想来还是生一个好。
李世民
要写他可有得写，写几本都写不完，写好多也写不完。从古至今，历史上，写他的书已不少。他的确是唐代的贤君，也是唐代的大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唐朝，有也难得那么绵长。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少见的真英雄。
一般来说，他的特色以及他的丰功伟绩，大都这样归纳如下：一、不拘一格地礼遇人才。曾经五次颁诏求贤，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人数，叫“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二、充分认识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的道理，从谏如流。三、特别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四、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三权分立，互相监督(隋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中央行政总汇，一般来说，由中书省决定政策，通过门下省审核，经皇帝批准，然后交尚书省执行)。五、人命至重，不妄杀，规定死刑三复奏(外地五复奏)，批准之后方可行刑。六、武功之盛，除高丽(朝鲜古国)战争未胜之外，全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七、气吞万里，“天可汗”(万王之王)，其经典之举是他单骑吓退突厥(中国古代民族)十万精骑。八、胸怀天下的外交政策使得四海以唐为荣，现在海外的唐人街亦可说是那时繁荣所投射的一个光影。九、工书法、富文词，推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十、倡廉政，讲节俭，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十一、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成了世界的大都会。十二、支持玄奘西游取经，打通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文化经济得到进一步的交流。要写还可写下去，不知会要写到几十，甚至上百也可能的，借用今日的流行语，我想可以这样说：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至于他的缺点不足，史书多的则是恕词，比如刘晌的《旧唐书》说他虽然失爱于昆弟(为夺王位杀兄杀弟)，失教于诸子(亦曾贬杀三子一弟)，却又以舜不能仁四凶、尧不能训丹朱为之解脱。而欧阳修的《新唐书》虽也批评他“好大喜功，勤兵于远”，却也与《旧唐书》一个样定他为贤能的英明君主。当然，也有一些异议，比如《资治通鉴》所载，建成、元吉想杀他，只是想假父亲之手，而他要杀建成、元吉，则将其父不放眼中，于玄武门杀了就是，而且杀的是储君。依照法理，他这犯的实可谓是弥天大罪，何况他的这种行为还不能以平时说的“谋大事者不拘小节”来论之，因为他的这种袭杀只是国家太平之时兄弟争权夺位而已。想必当时的唐高祖也已无法论其是非，只能将位传他了事。后来，
《隋唐演义》这本书主要写了三个内容，一是写了隋炀帝的茺淫残暴，他杀害亲人，夺得皇位，在任十三年，国力疲惫，民不聊生;二是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朝廷腐败的一面;三是写了一些草莽英雄的事迹，他们齐心协力，先是占山为王，后来跟着李世民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 的大事业，全部都成为了名臣勇将，流芳百世。
我最喜欢各路英雄聚集在贾润甫家给秦母祝寿那一章节。这一章极为精妙，既写出了程咬金的粗犷豪爽脾气，又写出了秦琼的为人正直，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要兄弟们受苦的性格特点，真可谓舍已为人。
我最厌恶的人是杨广，他谋取太子之位使用的手段让人鄙夷。刚开始他伪装自己以讨得隋文帝的欢心，后来他居然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和父亲来谋取皇位，让我侧面了解到他是多么奸诈，多么可恶，然而当他当上皇帝之后，又撕掉了所有以前虚伪的面孔，变得特别好色，特别奢侈，白日花天酒地，夜晚纸醉金迷，还让各地接连不断地送来美女和钱财，以供他享乐。杨广是一个只顾自己感受，不考虑人民疾苦的暴君。因此一定会招来灾祸，他的国家必然会衰弱 、灭亡。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学隋炀帝那样奢靡的生活，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舒服了，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能铺张浪费。
（二）教学反思
隋唐时期是中国的繁盛时代，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高度发展。本课在学案式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引导学生从多途径、多角度、多层次方面进行学习探究。
学习时，首先让学生明确本课的学习目标及重难点，这样学生带着问题上课，可以大大提高听课的效率。在教学时，教师参照教案，按照学案授课，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学案进行学与练。具体来说，本课的学习过程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自主学习。就是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教材相关内容，结合学案上的问题找出答案。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做到用眼观察、用脑思考，并且动手记录，使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中来。第二个环节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小组讨论、交流，检查彼此的学习情况。第三个环节是课堂探究。本环节是在学生掌握了本课的基础知识之后，为了使其对历史的综合分析能力有所提高所设。它主要通过小组合作、探究、交流等方式完成。第四个环节就是当堂训练检测。这主要是反馈信息的过程，在这个环节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学生对本课内容的掌握情况，而且对材料题的考察，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案式教学展示，我觉得实行学案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上课效率，提升课堂的利用率，还能减少学生走神的机会。学生在课堂上能积极动手动脑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学习活动中。而且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的教学，学生能更加明确教师的授课意图和教学方法，使其既学到了知识，又学会了学习，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真正变得“活学、会学”。
但在本课的教学中也存在不足，比如说在讲课时个别用于语不当或是不到位；作为年轻的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沟通还有待加强。
莲花中学二校区七年级
关键词：悲剧 弱势群体 宗旨
《水浒传》和《隋唐演义》是我国两部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小说，描绘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如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秦琼、程咬金等，而他们分别以“梁山好汉”与“瓦岗寨英雄”成为传奇英雄的代名词。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塑造了两类不同的英雄形象：“《水浒传》描写了官逼民反，着重表现了反对暴政、除恶反奸的侠义英雄”[1]；“《隋唐演义》描写了情况比较复杂的草莽英雄，从反抗官府压迫开始，后来转而追随‘真命天子去打江山，为恢复和维护王权而建功立业”[2]。
侠义英雄也好，草莽英雄也好，他们都以自己满腔的热血去履行自己的誓言，虽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梁山好汉”因招安而落得悲惨结局让人痛惜；而“瓦岗寨英雄”终于修成正果，随后演绎为“隋唐英雄”，流芳史册，两个英雄群体的失败与成功，可悲与可喜，可叹与可赞，这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笔者着重从英雄起义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旨、领导人的决策意识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中的原因：
一、英雄起义的社会背景
（一）《水浒传》的社会背景体现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
《水浒传》描写的是一个帝王昏聩、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北宋封建专制王朝末期的社会局面。处在下层的弱势群体生存尤其艰难，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反抗，但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处处压制他们，这股势力沆瀣一气，恃强凌弱，自上而下的强势群体布下了一个欺压老百姓的天罗地网。
（二）《隋唐演义》的社会背景：大隋无道，各路豪杰纷纷起义
《隋唐演义》描写了隋朝末年，朝廷腐败，炀帝昏庸，奸相宇文化及父子把持朝政，残害忠良，鱼肉百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反隋义军遂揭竿而起。瓦岗寨英雄起义时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纷纷起兵，浩浩荡荡的反隋大军势如破竹般地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
二、英雄起义的宗旨
（一）《水浒传》中英雄起义的宗旨：“替天行道”，反贪官不反皇帝
从梁山英雄起义的宗旨来说，他们反对的只是贪官，并不反对皇上，并没有认识到是封建制度造成了社会的黑暗腐朽，而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以为是他们在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由此演绎了一出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斗争故事。因此招安是必然的。
（二）《隋唐演义》中英雄起义的宗旨：有德者居之，无德者诛之
《隋唐演义》中英雄起义的原因和宗旨：隋炀帝荒淫无道，所以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最高统治者—隋炀帝。
三、英雄起义时领导人的决策意识
（一）梁山领袖
梁山的领袖最初是参加科举考试落选，对仕途心灰意冷的王伦，他依仗八百里水泊的地利，在靠水吃水的同时，偶尔打家劫舍，还不成气候，所以官府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彼此相安无事。因为晁盖等人的到来，让王伦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林冲的上山，更加剧了他的恐惧，他最担心林冲会夺自己的交椅，处处刁难林冲，无奈之下，林冲一刀结果了王伦。之后晁盖做到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上，他虽“疏财仗义”“为人重义”“温厚”，但“有缺点，一是行事有些婆婆妈妈，不够果决，二是幼稚，再有就是粗心大意”。[3]种种缺点导致晁盖被吴用、宋江等架空，在带兵出征中中箭身亡，领导权就落入宋江之手。把梁山事业发展壮大的最终领袖是宋江，毁掉梁山基业的也是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英雄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其实，作为梁山英雄起义的领袖，宋江的内心是很复杂的，矛盾的，具有多面性。宋江这个人社会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在正常的读书做官的轨道上难以求得成功，万般无奈上梁山，终于落为草莽英雄，又不甘心终身为寇，一心招安，报效朝廷，让跟着的弟兄们有一个好前程，最终落得悲惨的结局。
宋江是在被主流社会抛弃之后，一心还想再跻身回到主流社会，希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他们，承认他们，但朝廷并不是按照宋江的意愿来安排这些招安的英雄，最终让梁山英雄征方腊，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梁山英雄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对当时招安抱有盲目乐观的心态，对后果考虑不周，对主流社会存有幻想。还有朝廷的虚情假意和对梁山英雄的仇恨和怀疑以及封建社会造反即“十恶不赦”的原理，把这群热血沸腾，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宣扬“造反有理”的传奇式梁山英雄最终推上了绝路，成为文学史上可歌可叹的悲剧英雄。
（二）瓦岗寨领导
瓦岗寨的领袖几易其主，翟让是第一位领导，“一勇之夫，无甚谋略”，“迟疑不决”，与李密不和，被其所杀。程咬金，外号“混世魔王”，曾为瓦岗寨大魔国国王。洪清波认为：“隋唐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然而这些英雄由于理想单一、思想单纯，所以更富有传奇色彩，就像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他们没有复杂的人性斗争、没有细化的人文纠葛。”（《人民网》）程咬金鲁莽而风趣善谑，坦直真率，自己觉得当皇帝没有意思，把王位让给李密。李密便自立为西魏王，统兵扫隋，得天下响应。由于李密不思进取，腐化堕落，猜忌部下，残杀自己的战友，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瓦岗英雄因为“志不同，不相为谋”，“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纷纷投到李世民的门下，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而成为文学史上可歌可赞的喜剧英雄。
任何一个组织，一个团体，领导人都在团队中担任重要角色。领导人的思想意识决定着组织的前途、命运和方向。瓦岗寨的英雄们在秦琼等人的带领下融入了主流社会，而成为“隋唐英雄”，并且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赏识，由 “瓦岗寨英雄”转变为“隋唐英雄”，由地域英雄转化为时代英雄而流传后世；而“梁山好汉”始终只是在地域圈内徘徊，他们属于地域英雄，当他们的领导人试图将他们带出狭隘的地域界线时，始终没有融入到主流社会，最终被抛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
《水浒传》和《隋唐演义》这两部小说中造成英雄人物不同结局的原因很多，比如作者的取向和爱好、起义队伍中军师的作用等，笔者仅从英雄起义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旨、领导人的决策意识这两个方面来探讨的，不周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注释：
[1][2]李修生，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陈洪，孙勇进：《漫说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