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精选9篇）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篇1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篇2

一、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所存在的问题

(一) 政府服务意识有待加强

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的建设中, 政府对于文化管理的服务意识依然还是停留在“办文化”上, 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是会通过一系列的监管手段直接参与到办文化中, 使得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占用, 加大了财政的支出。也正是这种“办文化”的思维方式, 使其没有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忽略了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体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从而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市场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市场开放程度低下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二) 相关制度法规的完善

现如今, 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在自身角色和管理职能上有了一定的改变和转换, 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务向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完善且健全的制度与法规, 使得社会力量以及文化服务建设还是有着一定的欠缺。

(三) 公民没有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

在公共文化服务走向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就是公民自身并没有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 没有相应的主体意识。在传统思想以及传统管理制度下, 有大多数的公民都没有意识到公共文化建设是每个人都需要参与的, 在享受公共文化的过程中, 公民也应该参与到公共文化的建设中, 这是公民的权利, 也是义务。

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措施

(一) 转变观念, 创新制度, 构建社会共同参与机制

要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相关政府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自身的观念, 改变之前大包大揽办文化的思维方式, 然后再创新相关的制度, 制定相关的政策, 对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对于一些公共文化场所进行相应的筹资兴建, 例如, 图书馆、体育馆、历史博物馆等各种具备文化艺术的场所。在建设的过程中, 可以加大宣传和推广,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项目的建设中来, 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 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免税或者是资金补助的奖励方式, 对参与建设的企业或组织进行适当的奖励, 加大相关企业和组织参与的热情。

(二) 创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 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只有创新群众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和渠道, 才能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中, 进而才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对于这些积极提供帮助的企业, 政府可以通过制度上放宽相关政策, 或者是出台各项制度予以支持和鼓励, 进而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当中, 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例如, 捐赠的程序、操作手续、文化慈善组织的注册、各种设施的使用等。为此, 我们能看出, 要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政府应该强化扶持政策、组织培训, 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适当的生存空间。只有这样, 才能使得民间的文化资源得到相应的整合, 从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活动能力。因此, 要想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政府是主导。

(三) 以社区为载体, 壮大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和队伍

现如今, 随着经济的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社区也十分积极地在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而社区文化的开展就是公共文化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所以, 在推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 可以以社区为载体, 开展相关的社区文化活动, 这样不仅能活跃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因此, 相关社区管理人员可以利用社区创建文化的有利环境, 响应政府的号召, 创建文化服务型的社区, 开展公共的文化服务。例如, 可以制作社区板报、社区学习园地来对社区居民进行文化的宣传, 同时, 还可以在较为重大的节日开展相关的文化体育活动, 鼓励社区的每一个居民都参与到其中, 这样不仅能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提供帮助, 还能为社区的和谐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要想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其中需要的就是政府作为主导, 然后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在这过程中, 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观念, 而社会力量也应该认识到自身在其中的位置,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素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的高校图书馆编目业务社会化管理[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5, 24 (12) .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篇3

一、中國法律文化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德主刑辅”、“为政以德”、“以德去刑”等德治思想。当然法治并不是第一位的统治手段,而是与道德相辅相成,协同并用,或把刑作为维护道德的工具。德的思想发展到先秦儒家时期使德治已从理论上的建国理念迈进到实践性的治国理念,德获取了更高的政治性的含义,从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德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成为法律制定、执行的指导思想。作为一种对德的诉求,礼、德、刑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传统,即形成了以德为主的德礼刑三位一体的治国理念。

此外，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重婚是不受法律拘束的，是非常普遍合法的。而现如今我国现行的《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明确规定“禁止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且将重婚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及规定了无过错方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可见，现行的《婚姻法》吸收了现代社会一夫一妻的道德要求，并且加大了对重婚处罚。

法律与道德在中国的发展其实并非水火不容。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认可，是在于那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共同经验。“硬约束”的法律与“软约束”的道德在社会与法律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很好地结合，给社会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一）自然法学派的观点

自然法学派认为,所谓自然法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法则,其实质是道德法则,它在人和社会中的充分实现便是法。因此,道德不但是法律制定和存在的最终依据,还是评价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古希腊最古典的自然法学家通常把法律与道德古希腊最古典的自然法学家通常把法律与道德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来谈论,他们认为,法律与道德没有严格的界限,不存在独立的道德或独立的法律。

总之,无论是古典自然法学派还是新自然法学派,都没有孤立地去谈论法律和道德,而认为法律与道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律是与公平正义、人类的理性、上帝的神性、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的。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

以哈特和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法律有没有道德性,一旦制订出来,就成为法律,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偶然联系,但在内容上并无必然的概念上的联系。所以道德上邪恶的规定有可能成为法律上有效的规则或原则。

（三）综合法学派的观点

以博登海默为代表的综合法学派既反对实证法学派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又反对自然法学派的法律即是道德,提出法律与道德的辩证统一的观点。他针对“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的“新康德式理论”,提出“法律通常所关注的是一个行动受法律规范裁判的人的心智倾向”，同时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仍然是存在的,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和确使人们遵守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

三、中国法律文化下的道德重建

（一）我国道德重建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需要道德重建，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自由或尊严必然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我们期望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向良性方向演进，那么，参与市场、社会活动的主体就必须具有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这些道德观念为企业家的选择树立了一道篱笆，当其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时，不会不假思索地采取贿买策略。相反，道德观念将会告诉他，贿赂官员是不正确的做法。这样，企业家如果要想从事自己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就必须另想办法，那就是，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管制规则。

（二）我国法律文化下道德的重建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悄然出现了一场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民间人士积极推动儒家、儒教及其他宗教的复兴，法学界提出发育法律人共同体，企业家尝试商人自治，居民从事社区自治，各种NGO迅速发展，部分知识群体发出“新人文运动”呼声，尤其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推动的是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纲领，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启蒙的文化决定论话语的反动，“制度”成为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媒体评论家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这些制度决定论者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制度改进。他们认为，道德与社会不过是制度的产物，在制度问题解决之前，谈论道德与社会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制度决定论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内在价值，也就抽空了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于是，人们看到一种奇异现象：坚定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们，最后纷纷就转向了威权主义。

但强调道德重建和社会建设，不等于承认启蒙者所信奉的文化决定论，把道德、社会视为制度变

革的前置条件。相反，道德重建、社会建设、制度变

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健全的生活、优良的治理秩序及人们所向往的人的尊严与自由，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与社会、国家相互驯化，同步演进，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关系。

这种演进是无所谓起点的，因为，人的尊严与自由本来就不是或者完整地有或者绝对地无的状态，而只能是一个自小到大渐进扩展的过程。因此，无须区分道德、文化或社会的新与旧，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的边际上进行尝试、改进。而人们遵照道德规范展开的社会性互动，自然地会改进社会治理所需要的规则，从而推进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的变革。因而，哪怕是最卑微的民众的道德自觉与最底层的社会自治努力，都是道德重建与社会成部分，都足以构成那个增进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演进过程的起点和动力。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87

{2}刘云林.论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J］，中州学刊，2003(2)

文化新概念与传统汉文化的指归 篇4

文化新概念与传统汉文化的指归

对文化概念进行再讨论,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仍较模糊.提出文化是一种被在一定地域环境中共同生活的.人群所认同了的并自觉遵从和加以建构的价值取向的观点,并由此出发,归结出”亲融“与”和谐"是传统汉文化的指归.以期大家共同参与,推动对文化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作 者：杨磊 YANG Lei  作者单位：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文山,663000 刊 名：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NSH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1) 分类号：G0 关键词：文化概念   价值取向   亲融   和谐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篇5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公认的第一个高峰。当时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原始文化中都出现了玉器，其中尤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多，数量大，制作精美，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本文拟通过两个文化玉器的比较分析来发现它们各自的特点，从而加深对它们文化内涵的认识。这也正是本文与前人所做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比较分析的不同之处。

二、比较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年代为距今6500一5000年前，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石耜等为特征器物。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年代为距今5300—4200年前。以薄胎黑陶、贯耳器、耘田器等为特征器物。

（一）玉材

红山文化玉器所采用的玉材主要为蛇纹石等，即现在所说的岫玉。其玉材硬度为2.5－5.5，比重2.5—2.8，颜色较均匀，透明度较好。其产地就在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内，获取较为容易。

良渚文化玉器所采用的玉材主要为透闪石、阳起石等，玉材硬度为6—6.5，比重2.9－3.1，内部结构不均，目视可见毡状、簇状或捆状交结结构，透明度较差。其产地虽还未确定，但“就地取材”的可能性较大。

（二）玉器的种类

1、相似器物

珠、坠、管、串、环、玦、镯、璧、璜等；

锛、刀、斧、钺等；

龟、鸟、鱼等动物形玉像以及玉人像。

2、相异器物

红山文化

用具，匕形器、棒形器等；

装饰品，方圆形玉璧、玉勾形器、玉丫形器、玉臂饰、玉箍形器、双联璧、三联璧、玉虎、玉猪、玉熊、玉鸮、玉蚕等；

礼仪和宗教用玉，玉兽首、玉玦形器、勾云形佩、双兽首三孔玉器等。

良渚文化

用具，角形饰、带杆纺轮、带钩、柱形器、柄形器、锥形器等：

装饰品，牌饰、锥形器、四龙首镯、绞丝纹镯、玉海豚等；

礼仪用玉，锥形器、组佩、璧、豪华型钺等；

宗教用玉，琮、冠形饰、半圆形冠饰、锥形器、圭等。

（三）玉器的构成

有关两文化玉器构成的统计以曲石先生《中国玉器时代》一书所录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统计为基础，结果如下：

红山文化

用具占14％，装饰品占60％，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占26％。

良渚文化

用具占3％，装饰品占2l％，礼仪用玉占32％，宗教用玉占44％。

（四）纹饰

红山文化玉器以素面居多，在一些薄板状玉器如勾云形佩(图：14)，或有弯度的玉件如玉臂饰表面磨有瓦沟纹，工艺难度较高。

良渚文化玉器纹饰比较发达，其中以神人兽面纹(又称“神徽”)(图：15)为代表。它主要集中在琮、钺、冠形饰等器物上，其中以反山M12：98侧面的纹饰较为典型。此种纹饰的主题一直是广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李学勤先生在《神秘的古玉》一文提及“辽西红山文化龙形玦，如把龙的脸部平面展开，与良渚文化反山M12：98琮上的兽面非常近似。玦上表现的龙没有角，目系卵圆形，口中有獠牙，和较晚的龙有所不同。”如此惊人相似的产生有以下几种可能：

1、传播的结果。从两文化间巨大的时空差距来考虑，此种可能性极小，而且至今未发现能证明两者之间曾发生传播的证据。

2、写实。如果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是对同种动物的写实造型，那么在图案被进一步抽象、省略之前它们自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这一点与文化、时代无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内少数玉器上出现了刻划符号，如璧、琮、环、臂圈等。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5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

（五）玉器的制作与加工技术

红山文化的制玉技术是从查海－兴隆洼文化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均通体抛光，并且已出现单面钻成的小孔和两面对钻而成的长孔两种钻孔式样。红山文化时期，制玉技术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玉器加工时，工匠充分利用了岫玉硬度较低、透明度较好的自然属性，形成了注重玉材自然属性发挥的艺术风格。

良渚玉器所用的玉材硬度比岫玉高，因此玉器加工也需要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以石英砂等为介质的片状硬性物体带动的钻切割和线状柔性物体线切割的痕迹多有发现。有学者认为良渚玉工已掌握了从两面同时钻进的技术。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装饰艺术杰出成就的代表，如何在硬度如此之高的玉材上雕刻出如此精美的纹饰，至今仍众说纷纭，未有定论。良渚玉器另一个特点是组装、镶嵌技术发达。组装是把不同的玉部件，如杖端、提手等用榫卯贯穿等形式组装成一件器物；镶嵌是将很细小的无孔玉粒及一些圈足、提手之类的玉件用髹漆粘合等方式装饰在器物上。

（六）玉器的风格

红山文化玉器以装饰品为主；器形简约流畅；因材造型，动物形象等注重整体性和神似；总体风格浑厚、朴实、豪放，呈现一种与大自然相符合、统一的风貌。

良渚文化玉器中以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为主：器形规整，构图严谨。追求对称；花纹精细，且大量使用；总体风格威严、神秘、考究，体现礼制的威严与宗教的神秘。

（七）玉器出土的遗迹单位

红山文化中出土玉器的遗迹单位种类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类：

1．大中型墓葬与祭坛相结合的综合性遗址，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

2．墓葬，以凌源三官甸子墓地、胡头沟积石冢墓葬等为代表：

3．祭坛，以喀左东山嘴遗址等为代表；

4．遗址，以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等为代表。

良渚文化中出土玉器的遗址单位有以下几种：

1．大中型墓葬与祭坛结合的综合性遗址，以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为代表。

2．墓葬，以反山基地、寺墩基地等为代表。

3．玉器加工作坊，以丁沙地遗址为代表。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玉器的分布比较广泛，遗址内玉器的出土较为平均。良渚文化玉器的分布则较为集中，大量玉器出土于重点遗址。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化的墓葬中都出现了玉殓葬现象。

周易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篇6

作者：张政

【摘 要】《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流传最早的成体系书，作为更先于先秦诸子的书，从多个层次和方面体现并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首先，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商周时期的法律现象。其次，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原创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易经》从书面内容可以被分作经和传。经是文王所作,传为孔子所作，从理论上可以分作象、数、理三部分。本文主要从经传、易理、象数方面阐述。经的阐释主要是论述《周易》本经中所反映出的商周时代的法律制度。易理方面主要论述有《周易》体现并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现象。“天人合一”。而象数方面仅简要提及。【关键词】易经 法律 文化

一、《周易》本经中反映出的商周两代的法律现象

《周易》起于殷、周之际，易经系辞下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周王与文王与纣之事。”在易经的系辞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证据，例如：明夷卦之六五言：萁子（萁子乃商之旧臣且为同姓之亲与文王系属同代），明夷，利贞；归妹卦之六五言：帝乙（据《史记》载帝乙为殷商第二十九帝，距文王演《周易》大约有几十年）归妹；未济卦之九四言：高宗（据《史记》载高宗为殷商第二十二帝）伐鬼方，此皆为商代之事也。小畜卦：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岐山，此为周事也。既济卦之九：东邻杀牛不如西邻论祭，实受其福。汉代，“师古注：东邻谓商纣也，西邻谓周文王也。”[1]殷商和周的关系在夙已有之，武乙（据《史记》载武乙为殷商第二十七帝）之时狩猎，暴雷死于河、渭之间，而河即洛河渭即渭水，这正巧是周人的势力范围，观此事可比若《左传》所记周昭王之南征不复也，可见周早有图商之心。而且“据传周王季曾命为殷牧师，其后文丁杀季历。西伯与九侯、鄂侯又为纣三公。”[2]这又进一步说明周人对商人的活动、大事应该都是知道的，这也就是的商代的事屡见于《周易》。从以上史料可以初步断定《周易》为文王所作，且基本成书于商周更迭之际。这样一来，《周易》就可以作为研究商周时期的信史资料，其中反映了当时很多社会情况，当然不乏当时的法制状况。现在简述如下：

《噬嗑》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记述了一个肉刑和劓刑。《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记述了一个人因为拦路抢劫而遭到“天且劓”的刑罚。天，《说文》“天，颠也。”马融注：“凿顶之罚曰天”。另外，《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意即，把犯人用红绳绑住，然后割去鼻子和脚趾。《噬嗑》上九：何校灭耳，凶。“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元，读作“兀”而《庄子》“鲁有兀者叔孙无趾”可知，元亦有可能为刖刑。《归妹》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跛能履”讲的就是砍掉一只脚后人可以走路。《噬嗑》初九：“履校灭趾，无咎。”即用刑具“校”（木枷子）固定犯人的腿部，截断脚趾。《鼎》九四：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有人弄到祭祀用的鼎，而被割破面颜，以墨添之。另外，除了以上几种刑罚外，《周易》还记述了几种重要的法律制度。主要有：1．神判法，因为《周易》是古代占卜用书，所以就肯定保留了许多古代的以占筮来决定刑罚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卦：《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归妹》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噬嗑》上九：何校灭耳，凶。而且《周易》中还有神羊裁判的痕迹。《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这颇似传说中的独角兽獬豸。2．婚姻制度，《屯》六二：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乘马班如，求婚媾，无不利。《归妹》卦反映了古代的媵嫁制度：《归妹》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蒙》《震》《睽》《贲》卦反映了当时的聘婚制度：《蒙》六三：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贲》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另外，《周易》中还有许多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值得发觉和考证。

二、《周易》传及后人的阐释注解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周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地位比较特殊，这就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就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首先,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典籍之一,能够反映出中国先民的一些原创性观念和文化特点．比如:在法律文化方面的 “无讼”[3]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等。其次，在秦代焚书之祸中期得以幸免，所以基本上在文本内容上不会像《尚书》那样争执不休。再次，它作为儒家六经之一，历代以来就被官方和学者所作重视，历来注疏不断。根据清代李光地所编写的《周易折中》可以看出历代治易者，计汉代十八家、晋三家、北魏一家、隋一家、唐十一家、宋九十八家、金两家、元二十二家、明六十一家，共计达二百一十八家之多。其中不乏政治家，这样一来思想就有可能转化为制度进而变为社会现实。例如，汉代之董仲舒、唐之房玄龄、韩愈、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朱熹等，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了。而且还可以知道政治思想，作为改革的根据。范仲淹认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怍易之大旨”。①《周易》下经中的革卦、鼎卦、艮卦，渐卦；睽卦都是几个言变革的卦，范仲淹一一解释，以作为其变法的依据。范仲淹通过阐释《损》《益》两卦的内容来解释损上益下的道理，从而提出养民、安民的民本思想。《易传》系辞上传说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范仲淹通过这一思想来维护封建君权和等级制度。最后，《周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所以它能以其抽象性而“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主要得益于它是“其称名也小，其取意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它能“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它包括了诸多范畴和公式可以去囊括很多东西。比如“同人卦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照字面意思是说，一只军队先败后胜。但是占的这个卦的人不必完全照字面了解。不管他问的是什么事，他都可以了解为，他的事大概是先凶后吉。”[4]所以《周易》思想必定会渗透到政治和法律中。另外，《易经》在汉儒的阐释下以《易纬》和相关著作的形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受《河图》《洛书》影响的数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得以体现，例如：“三纲五常”“三宥”“三法司”“三不去”“五听”“五过”“五服”“五刑”“六卿”“六部”“七去”“八议”“九卿会审”“九刑”“九品中正”“九仪”“十恶”。这些数字中哪些是之于需要和那些是人为故意附会使然，这一点区别就可以看出数字在法典中的奇妙之处。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三、“天人合一”的观念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这是儒家“有物有则”的理论的体现，也是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表征。中国古代的祖先们极富智慧的在人与自然的生活中体悟天人之道，而形成了东方人的心智结构的特点，那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既然作为心智结构而存在其必然在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中社会关系中得以体现，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也体现着。作为中国古代法制之圭臬的法典——《唐律疏议》就体现着这一观念：“臣闻三才既分，法星著于玄象；六位斯列，习坎彰于易经。”“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5]总之这一观念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还是古代的法律制度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一观念大体看来是由《周易》首先表现与书面，而后其余各家借鉴发挥深化，渐成体系，并且对中国古代法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天人合一观念概述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儒家把这一思想最终系统化，并且逐步的在礼法合一的过程中把这一观念融入到法律制度中，因此本文主要是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资料依据。这一思想最早应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卜筮，并且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和《尚书》中得以显彰。所以，现在我从《易经》的象数命理和易理两个方面来论述“天人合一”的思想。

1．象数命理

坎为水(坎宫)

白虎 ━ ━ 兄弟子水

螣蛇 ━━━ 官鬼戌土

勾陈 ━ ━ 父母申金

朱雀 ━ ━ 妻财午火

青龙 ━━━ 官鬼辰土

玄武 ━ ━ 子孙寅木

坎为水: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坎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上面的图示便是六十四卦中的坎卦的六爻布卦图②。伏羲画卦时注重于人与天象，“周易实际上是一部解释天象或天象变化的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即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6]到了后来问王八卦开始注重人与社会，并对卦次作了改动，到了汉代卜筮时在六爻中就完全融入了天、地、人三者。从上图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这一点：白虎、螣蛇、勾陈 朱雀、青龙、玄武六者是就天之星象而言，然后用纳甲③的方法配之以天干地支，再用五行生克的理论配之以六亲（父母、兄弟、妻财、官鬼、子孙）。

另外，在象数命理方面反映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可以从以下两个表格中反映出来：

表一[7] 表二[8]：五行类属表

2．义理方面

“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人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9]《易经．说卦传》中的这几句直接表达了天、地、人三者的合一。“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0]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11]从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易经》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天垂象，圣人则之”也即是“有物有则”。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间的种种关系和活动是对天道的模仿，而且这一模仿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上，它还从天道中推演出一行列的秩序体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 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 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这一段是《礼记》对《易经．系辞传》的发挥，体现了人间秩序源于自然界并且二者和谐统一。

（二）“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1．政治制度方面

在君主政体下，虽将帝王拟天，曰天子，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并以“后以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象二仪”[12]《晋书．天文志》“紫宫垣十五星，其西番七，东番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门内东南维五星曰尚书．．．．．．．尚书西二星曰阴德、阳德，主周急振抚。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埋，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后妃夫人与太子宴饮。东北维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馔。”[13]这些古代文献的记载直接反映了古人对于天道和人间秩序一致性的认同。

“旧说相传，伏羲以龙纪官，神农以火纪官，黄帝以云纪官，共工以水纪官，„„，固无论矣。《周礼》一书最关后世政制，所列六官亦即象天地四时而设也”。[14]北周时期，在官吏设置上出现了复古主义的色彩，“北周仅仅是在中央机构上模仿《周礼》，实行六官制。”[15] “北周时期的六卿为：天官府大冢宰、地官府大司徒、春官府大宗伯、夏官府大司马、秋官府大司寇、冬官府大司空”其中秋官大司寇即“掌刑狱、纠察之事，相当于以后的刑部。”[16]关于司寇一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水拟之，他说到：“北方水也，执法司寇也„清廉平，赂遗不受„．孔子是也”

2．刑事法律方面

（1）刑律的起源方面

首先，就刑而言在儒家经典文献《尚书》和《易经》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其中《尚书》中多强调“天讨天罚”的思想，例“肃将天威”“天命诛之”“恭行天罚”等等。而《易经》中，多是以自然之象来解释刑狱诸事，《噬嗑》卦云10650：亨。利用狱。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就此卦的象而言，是口中有一硬物，上下相合而咬之，而“咬得办法就是用刑罚去掉天下之梗”。[17]所以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即是“人君象电之光以明罚，象电之威以敕法”。《丰》卦之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朱熹说：电，明照也，所以折狱。雷，象于此卦而折狱致刑。《贲》卦之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卦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此两卦一者是离上艮下，一者是艮上离下。离，火象，明也；艮，山象，止也；朱子《语类》云：慎刑如山，不留如火。诸如此类者还有《中孚》卦之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讼》卦之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正是因为这些所以唐律疏议中才说：“臣闻三才既分，法星著于玄象；六位斯列，习坎彰于易经。”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

其次，就律的起源而言，现在有学者研究发现，古代的律和音乐中的乐律有着紧密地联系“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此刻‘法’意义上的‘律’与‘音’意义上的‘律’是息息相通的，法律甚至就是音律的演化形式。”[18]。而古代的乐律本身就是自然之声。

（2）刑律的内容和实施

首先，效法五行的刑罚体系。这主要是汉代以后人们多将五行和五刑联系到一块，这可能主要是受到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例如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否定了“象刑”是一种具体的刑罚，而认为“象刑”是“象天道而作刑”的产物。五行也就做了类似的解释：“刑所以五者何？法五行也。大辟，发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19]后世的五刑演变为笞、杖、徒、流、死，但是仍然没有脱离“五”这个数字，也许正是基于此吧。其次，根据“天尊地卑”的法则认为人间君主贵而臣下卑，建立了封建刑法中的尊卑秩序。《唐律疏议．名例律》中解释“谋反”：“《左传》云：‘天反时为灾，人反德为乱’，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将起逆心，悖逆常理，故曰‘谋反’”[20]与此项类似者还有古代的复仇制度和亲亲相隐制度，固人都认为这是天性使然，是天地自然之理。

再次，司法中依据“赏以春夏，行以秋冬”的原则，仍然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礼记．月令》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21]这一月向人君呈现的是上天好生之德，故而人君也应该着这一月推行仁政。后汉章帝召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又如：“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日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22]意思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天气渐渐炎热，降至大暑，到这时候应该体天道而恤囚，明代永乐年间首定的热审制度和清代始于乾隆年间的热审制度即是对这一思想的体现。再如“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23]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总之，这些都反映了“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所以法天时，行道义也”。这一观念对古代的行刑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不只是在儒家经典中有这样的论述，其实在中国古代法典中这些思想也有着直接的制度体现，《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立春之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而决者，各章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④

最后，就赦免制度而言。《易经》中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这是因为雷雨乃是天威，而雨有润泽之意，威中有泽，象征刑狱的赦宥。“自宋以来之常赦而发也。至于赦宥之事由，固有多端，而于天到有关者，莫外灾荒和祭祀两事。灾荒既见，欲以赦而冀天心，以救其灾„„其郊祭大赦，宋刘裴子野称：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24]

3．民事制度

陆贾《新语》云“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25]《易经》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易经．家人》卦之彖辞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人认为，人伦道德、尊卑秩序完全本于自然之理。天道有阴阳、乾坤之分，世间有夫妇之义。《哀公问》“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又《易经．归妹》之彖辞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以天地之合而述夫妇之义，则在礼制上，自以一夫一妻为原则”[26]《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祭义》“祭日以东，祭月以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 《易经．革》卦之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意思就是，有反一男一女之道，所以才“革”才起变化。这些思想同样体现在了法典中：例《唐律疏议》称曰“依礼，日见于甲，月见于庚，像夫妇之义，一与之齐，中馈斯重，故更娶者，合徒一年”

在父子关系方面，孝道乃是第一要务，“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像前面论及的一样，古人在寻找孝道的根据时也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说的《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圣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不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另外，在中国古代许多著述中，都有以天地之性来解释孝道的。

注释：

① 详见《范文正公文集》奏议“奏乞择臣僚令举知州通判”、“答手诏条陈十事”、“上执政书”。

② 坎卦即是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中提及的“习坎彰于易经”中的坎，坎卦就其卦象而言为两个阴爻中间夹一个阳爻，是水象也。尔雅释言，坎，律铨也，郭璞注，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铨量轻重也。

③ 纳甲者，将干支排纳于六爻中，而干支所属之五行，及筮时时日，视其生克，以断吉凶。

④ 《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断屠日为正月、五月、九月。禁杀日为每月一、八、十、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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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5． [7]邹学熹．易学易经教材六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76． [8]同注[7]． 138． [9]易经·说卦传． [10]易经·系辞传． [11]同[10]．

[12]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6．152． [13]晋书·天文志． [14]同注[13]．

[15]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北京：法律出版社．590． [16]同注[15]．593．

[17]金景芳，吕绍纲．周易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4． [18]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3． [19]白虎通义·五行．

[20]唐律疏议·卷一十恶之目． [21]礼记·月令． [22]同注[21]． [23]同注[21]．

中日文化差异的比较与分析 篇7

一、日汉词汇的异同对比

虽然日本的汉语是从中国引进的, 经过一千多年的使用, 部分词汇已有了歧义。例如, “先生”一词, 在中国古代时指“文兄”和“老师”, 后来用作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 也被妇女用来称自己的丈夫。而今, 无论对方是谁, 身份如何, 许多人都爱以“先生”敬称, 特别是服务行业用来称呼客人。日语中的“先生”一词却不能泛指任何人, 一般指教师、医生、律师以及国会议员等。一些表示动作的词, 虽字形一样, 但随历史的变迁, 却各具其意, 如“走”, 在古代汉语中有“疾趋”即“跑”的意思, 但现在汉语中的“走”已成为“步行的通称”。而日语中“走”仍然是跑、急跑的意思, 如“一生悬命に走る”意为“拼命地跑”。还有的词汇虽然字形完全相同, 意思却截然相反, 如, “娘”, 在汉语中是“母亲”的意思, 但在日本却变成了“女儿”的意思。

二、日汉句子结构与思维习惯的异同

1、日汉句法构造的区别

从句子结构上看, 汉语句子的谓语紧接主语之后, 表达上态度明朗, 语言条理清晰, 逻辑性强;而日语的谓语永远在句子的最后, 在日语中被称为“文末决定性”, 就是一句话不说到最后, 不知道其真正的含义。如说到“雨がふって” (下雨) 是“雨がふってぃる”? (正在下雨) , 还是“雨がふってぃなぃ”? (没下雨) 又或是“雨がふってぃた”?其次是与敬语有关的问题, 比如, 说“もうお出かけになりました。”就凭动词的敬语用法我们可以推测出主语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说话者对主语的地位进行判断而在谓语上体现出来的结果。日语句子的构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省略, 省略主语、谓语或宾语, 句子的意思需要听话人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理解才能明白。针对汉语的开门见山地阐述自己意图的方式, 日语采取的是迂回、婉曲、模糊的表达方式。

2、日汉思维习惯的异同

日语模糊性产生的原因既有日语句子结构本身的一面, 也有日本人思维方式、日本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日本人在与人交往时采取“以心传心”, 在含而不露、隐而不发中察觉对方的内心, 揣摸弦外之音, 在语言表达上显得欲言又止, 闪烁其词, 模棱两可。例如, 汉语句重点在主语, “你、我、他”利用率很高、很活跃, 意思表达非常清晰、明了。而日语句重点在谓语, 经常会省略主语, “你我他”利用率很低, 表达不清晰明了, 听者从对方的语言表达上揣摸对方的内心, 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

三、日汉语言表达形式的异同

1、日语的暧昧表达方式

日语被称为“暧昧の言语”, 比起语言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的汉语, 日语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文章语言都含糊其辞, 不明确, 暧昧、委婉、省略等等表达随处可见。例如, 当你问日本人:松本先生您住在哪儿时, 松本先生则回答说:住在京都那面儿。实际上, 他就住在京都。这是日本人语言表达的一个特征:避开直言的方式, 采用“暧昧的言语”。如果直接回答, 就有“角が立つ” (态度生硬) 的感觉, 对对方是一种失礼的表现。

2、日语敬语的使用是日语语言表现形式的又一大特点

一般来说中日两国都把谦虚谨慎看成是君子美德, 为了谦虚, 可以将自己贬低, 甚至可以说些善意的谎言。然而日本更注重表面上、形式上的表达, 并且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内外之别, 例如:A:ご苦劳さまでしたB:ぉ疲れさまでしたA和B都是“辛苦了”的意思。而前者一般是长者、长辈对年青者或晚辈;上级对下级的一种表达方式。后者却没有这种规定。例如, 日本人在介绍自己公司的部长会说:“こちらはうちの営業部長山田です。” (这是我公司的营业部长山田。) 而不能说“この方は営業部長山田さんです。” (这位是营业部长山田先生。)

3、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对语言交际也会产生影响

日本人对中国人大加贬斥的动物, 如狗 (犬) 、猪、龟等却抱有好感, 从日本人的姓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如日本人经常会用“猪原正雄”、“犬夜叉”、“龟太郎”等姓氏。究其原因, 除了日本民族对动物怀有一种亲切感之外, 主要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所造成的文化现象。日本人认为狗忠诚, 猪健壮, 龟长寿。这对于人来说正是梦寐以求的事。我们在与日本人进行语言交流时, 应该多注意了解日本的文化特征, 风土人情, 语言习惯, 同时还应该注意中日文化内涵的差异导致语言表达上的不同, 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说得准确, 说得得体, 达到最佳的语言交际效果。

四、小结

语言的学习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 语言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载体, 任何语言都无法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 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尽管中日两国之间得文化交流已经久远, 但两国因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地理环境等因素, 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作为日语学习者, 我们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了解中日文化差异, 培养对异文化的适应, 即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适应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日语, 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摘要：笔者从分析中日文化的差异入手, 列举了一些因中日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言表达差异的现象, 从而得出:在语言交际中, 应该注意两国文化差异的比较分析, 培养跨文化意识, 避免交际中因文化理解偏差带来的失误, 在语言表达上更加得体。

关键词：中日文化差异,比较分析,跨文化意识培养

参考文献

[1]金田一春彦:《ほんものの日本语を话していますか》, 角川书店, 2001, 60-82。

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比较分析 篇8

姓名：贾晓璐年级：12级产业三班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体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观看体育赛事更是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乐趣与爱好。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而中西方国家的体育赛事文化有什么差异呢，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是如何融合促进全球发展呢。下面我将对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

1.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体育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种运动来实现。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早已超出了仅仅是发展身体（发展体力，增强体质）的范畴。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身心（身体和精神）健全发展，培养终身体育能力。原始社会时期,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出现了利用劳动工具进行狩猎的活动, 这要求人类增大力量作用, 提高速度、耐力和主动性的技能。体育作为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活动之外的一个社会活动的特殊范畴, 出现在原始社会晚期。这一点, 已经通过在中国出土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石球、石锤、石链等物和西方考古发现的投掷武器和齿状鱼叉上得到了证实。在东方和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各自的物质基础不同, 但是都承认体育文化中所蕴涵的养生思想、军事体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娱乐体育思想等。

2.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的原因

说起中西方体育文化，就必须先了解中西方的历史发展。从中国古代，华夏文明开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具有深厚底蕴的古文化的演变．它是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经过长时间历史淘汰精选存留下来的文化，虽然就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上来说决定了世界体育文化具有内在趋同的性质．但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深久影响例如，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为让学生全面发展而提倡“六艺”。“六艺”中的射、御都是当时人们所承认的体育技能。但由于“仁”学的核心地位，而最终把以竞技为主的体育也限制在“礼”的规范内。这对后来的体育有巨大的影响。

中国多个民族所创造的多元体育文化，在历史上表现出较好的并存沟通和相互促进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以下发展趋势，首先中国传统体育的独特价值被世界各国充分肯定包括其健身娱乐及文化价值；其次在中国传统体育主体保持非竞技化的同时一部分项目将发展成为国际竞技项目与现代西方体育接轨；最后，与世界各国的横向体育交流更趋频繁，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特质及其特点决定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完全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优秀内容，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中国传统体育在内容上更充实表现形式更多样。

西方体育文化以整个西方文化为背景，西方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经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逐步形成了以宗教为核心，以追求个人自由、崇尚个人奋斗为特色的海洋型文化。古希腊、罗马的西欧文化发展历史中，古希腊科学发达占重要地位，古希腊成果比较多的产生于数学、物理方面，力图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西方的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西方体育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可能性，最终出现以物理量的变化为表现形式，以物理量最终确定评价成果的体育，它是西方哲学与西方科学的延伸，因此与中国体育的入文观完全不同。

3.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影响

从上述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原因看来，由于不同的环境背景下，体育本身的性质上就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侧重于强身健体，武力保家，原始祈福，娱性怡情的作用转变为侧重“自娱”“娱人”以及增添了不少的表演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部分民族传统项目已经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消灭或走上消灭的道路。然而，在与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民族性也逐渐削弱，竟而成为多民族共有的项目，如赛龙舟、舞龙舞狮、游泳、射击、武术等已成为国际性民族项目。同样西方竞技体育的传人也对我国各族人民产生巨大的影响，世人对诸如篮球、排球、网球等运动的爱好也与日俱增。以西方新经济观念为载体的体育消费观已进入民族文化氛围当中。民族传统优育的产业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行列。进行产业化不仅是当前时代的需要．而且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我们不可把发展与同化这两个概念混淆，这是因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少数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成果和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高度的社会历史研究价值。是不可多得的保存完美的精英民族文化。其具有的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观赏性等仍旧影响着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所以积极主动地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形势．深入、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积极地对其采取开发与保护的措施，以保证其完全健康的发展，是我们当今十分紧迫的任务。

4.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融合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历史都是不断摆脱民族性、地区性而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过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

式，融入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因此，中西方体育文化具有必然性的汇合与互补。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同样是优秀的，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中国体育强调修身养性，把体育价值观定位于行为的主体作用性，中国体育与大自然和平相处，和谐统一。西方体育则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以运动技术为中心，西方体育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与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目标产生背离。

民族体育文化的和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要求我们对民族体育文化的精髓有深刻地认识，而且要求对西方体育文化有全面地了解。在切实的和合过程中，我们接受、吸纳西方体育文化决不是要民族界墙拆掉或是。全盘西化’。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吸纳必须昂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根据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来选拣、吸纳西方体育文化；要将西方体育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改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体育文化。

5.结束语

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前世界进入现代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我国也进入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毫无疑问，文化也要现代化，要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现代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更要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通过创新，逐步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进行必要的保护、引导、调控，做到既抓住西方文化冲击的历史机遇，又协调发展不使其走上灭绝的道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习惯性、民俗性、健身性、娱乐性以及群众性 也显示了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可以借此文化融合的机遇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

认同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参考文献 [1] 周咏松，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D] 2006.9

[2] 程志理，人文奥运与希腊精神[ C].体育科学研究,2003(3).[3] 李哲峰，论中西方体育文化之差异、变化与发展[D]社会科学论坛2004·11

[4] 孟凡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C]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8 卷第2 期 2006.3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篇9

摘要

企业文化的兴起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新里程，是管理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今世界经济舞台，美国、德国、日本已经称霸数载。2007年最新出炉的《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美国企业162家，德国39家，日本68家，三国相加占据总数的半壁河山。之所以有如此战绩，很大程度归因于三国均是先进企业文化管理的实施者与践行人。

关键词：企业文化

必要性 1 比较分析企业文化对形成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企业要正确处理跨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各种文化冲突与矛盾，吸取外国企业文化的优点，对企业文化中的一切不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积淀，无情的抛弃。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也称公司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对企业成员和利益相关者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

企业文化是从事创新的企业家为实现价值增值所做的资源重组的努力，以及在这一努力所规章的企业目的之下参与企业活动的人群及其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与融合过程。

企业文化属于形态观念的范畴，是一种以管理为目的的文化，又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管理理论，既具有文化的特殊性，又具有管理的特性。日本、美国、欧洲国家企业文化的特点

2.1日本企业文化特点

2.1.1和魂洋才构成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和魂”就是指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魂”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产物，是“汉魂”的变种和东洋化，是重视思想统治，讲究伦理道德的体现。

“洋才”则是指西洋（欧美）的技术。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了资本主义进程。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向西洋学习先进技术及管理方法在日本企业中逐渐形成高潮，于是“和魂”和“洋才”才开始结合起来，成为日本近代企业家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以日本化了的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和魂”与以欧美的先进技术为内容的“洋才”相结合，构成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重要基础。2.1.2家族主义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显著特色

与个人才能相比，他们更重视协作与技术的作用，即表现为家族主义。这种家族主义观念，在企业中则普遍表现为“团队精神”，一种为群体牺牲个人的意识。所谓 家族主义就是把家庭的伦理道德移到集团中，而企业管理活动的目的和行为又都是为了保持集团的协调、维护集团的利益、充分发挥集团的力量。家族主义精神要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和为贵”的思想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2.1.3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还是企业工会，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这三大支柱都是紧紧团绕着人这个中心的，三者相互联系、密切配合，从不同侧面来调整企业的生产关系，缓和劳资矛盾。正是这些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实现了劳资和谐，推动着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提高。

2.2美国企业文化特点

2.2.1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美国著名的苹果电脑公司认为，要开发每个人的智力闪光点的资源。“人人参与”、“群言堂”的企业文化，使该公司不断开发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产品。从强力笔记本式苹果机到现在为全球所有追求时尚生活人群所追捧的IPOD产品系列，无不折射出他们的这一企业的文化特点。2.2.2提倡竞争和献身

竞争出效益，竞争出成果，竞争出人才，但竞争的目的不在于消灭对手，而在于参与竞争的各方更加努力工作。美国企业十分重视为职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2.2.3奖励创新

美国许多企业都用不断创新来保持自己的优势。目前国际上先进的美国IT公司都秉承了这一传统，使美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国际的前沿。而这种优势的得来，也是其企业文化长期积累和爆发的必然结果。即使在传统行业中，也不乏鲜活的例子。2.2.4利益共享

美国许多企业实行股份制。通过职工持股，使其除工资收入外还能分到红利。此外还增加了职工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提高了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安全感。美国希尔顿公司，将一部分股份作为工资或福利分给职工。惠普公司等还通过增加职工的福利(如为子女提供助学金)，让职工共享公司成果。而其他耳熟能详的美国IT公司，也都早已用期权讲企业和员工的共同的未来衔接并紧密结合起来，一步步打造完全新型的跨国性的行业巨无霸企业。

2.3欧洲国家企业文化特点

欧洲文化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基督教给欧洲提供了理想价格的道德楷模。受这一观念的影响，欧洲文化崇尚个人的价值观，强调个人高层次的需求。

法国最突出的特点是民族主义，傲慢、势利和优越感，因此法国人的企业管理表现出封闭守旧的观念。

意大利崇尚自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企业管理上显得组织纪律差，企业组织的结构化程度低。但由于意大利和绝大多数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组织松散对企业生机影响并不突出。

德国人的官僚意识比较浓，组织纪律性强，而且勤奋刻苦。因此，德国的企业管理中，决策机构庞大、决策集体化，保证工人参加管理，往往要花较多的时间论证，但决策质量高。企业执行层划分严格，各部门负责只有一个主管，不设副职。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广泛而正规，许多法律都保障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

3日本、美国、欧洲国家企业文化的差异分析

3.1企业文化管理的交汇点

3.1.1以人为本

“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活力的源泉”，这是企业文化管理共同的座右铭。日本丰田公司的成功经验是，积攒人才，善用能人，重视职工素质的培养，树立良好的公司内部形象。3.1.2勇于创新

许多企业重金资助创新研究人员，并承担研究风险，如果研究失败，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而且还允许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享受原来的待遇，这在美国是很有代表性的。

3.1.3参与竞争

美国企业坚信竞争出效益，竞争出成果，竞争出人才。杜邦公司成功的经验是发扬永不停顿的精神，不断开发新产品，积极应对世界市场层出不穷的竞争对手。德国奥迪公司认为“竞争是从来不睡觉的”，显示了德国公司用于面对竞争的意识和决心。贫乏的资源使得日本人忧患意识超强，坚信只有勇于竞争并在其中取胜才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3.2企业文化管理的排异处

3.2.1“单枪匹马”与“团队合作”的抗衡

美国企业文化管理中风行个人至上原则，在美国人心目中“白手起家”的人事英雄。德国公司在保证员工独立性的前提下，着重培养员工的合作净胜。日本企业更是团队合作的典范，“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的说法正是团队精神的精辟诠释。

3.2.2企业价值与社会道德的冲突

美国企业往往把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看成终极价值目标，企业获利情况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也决定着企业及企业家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德国企业文化管理中重视社会道德与责任感教育，注重创造和谐、合作的文化氛围。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中融入了佛教中“经世济众”、“虔诚感恩”等宗教思想，使员工感到工作已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满足。3.2.3“刚性制度”与“柔性民主”的博弈

美国文化相对比较忽视情感，而重视理性。表现在企业文化管理上就是重视制度，强调计划、目标、任务、指令、规章和纪律，而忽视员工情感的维系。德国企业在尊重制度的前提下，更注重柔性民主的发挥。德国企业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优良，这就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企业大打感情牌，将柔性民主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企业管理中始终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情感投资于道德教化，充分发挥人、价值观、作风、技能有机组合的“软管理”作用。日本企业就是员工家庭的缩影，员工与企业保持家的“血缘”关系，员工忠于企业、奉守家规，为企业尽职尽责。

4各国企业文化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的意义

4.1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态度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平相关的基础上，西方企业以前那种对自然的过度征服欲必须收敛。以儒家伦理为主要思想基础的东方企业文化正好与这一要求相一到处。工业文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东方国家的企业在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一方面要善待自然，吸收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教训；另一方面，也要学习西方更先进的技术，减少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创造人与自然更为和谐的工业文明。

4.2个人本位与团体本位两价值取向

西方企业文化坚持个人本位价值观，认为每个人都以自我利益为动机，凭着理性趋利避害。东方企业文化强调“家族”和团体意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在实践中需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整体目标的指导下，为个体发展创造条件，使个人价值与团体价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4.3理性与非理性两种思维方式

西方企业文化中蕴涵着较多的更改思想，强调直接、明确、实用、科学、效率，重视标准、制度的作用，表现出一种非常理性的思维方式。东方企业文化重礼仪，重人际关系，重人情和“面子”，到处充满着灵性化和人情化，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特征。它趋向于不断把个人与亲属联结在一起，表现出对外人的不相任。经营中缺乏法律意识和信用意识，管理灵活有余，刚性不够，影响效率。

4.4学习与吸收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

如何正确看待和科学移植国外的企业文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企业文化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中国企业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时尤其要注意：一是要认真研究双方文化差异及其对管理的影响，对国外企业文化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移植性进行科学分析。二是在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企业文化过程中，要注意进行管理创新，构建适合中国企业发展需要的企业文化新模式。三是处理好学习引进国外企业先进文化、进行企业文化管理创新与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5 结论

企业文化就是决策层意志和行为在企业管理实际中和员工认识中的投影。建设企业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不是让员工知道该怎样做，而是要让领导们清醒和明白怎么做、以及这么做的意义和代价。从企业文化的意识形态来说，通过宣传媒介、强化教育等形式进行文化氛围的营造和烘托固然是个办法，但实际上影响员工行为的却绝不是这些，而是决策者、管理者的管理意识、管理行为，所以说，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不是“文化促管理”，而是“管理促文化”——至少在未形成固有的良性的企业文化氛围之前，管理行为的辐射力是决定企业文化的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王成荣.企业文化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齐冬平.文化决定成败[M].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