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精选3篇)
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
在中国学术界,把对作为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的`形象一直当作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来予以接受,而较少有人提及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佟立所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版)一书中把自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全部当作后现代科学哲学来处理,在我看来这一标尺虽然放得太宽了一点,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波普尔不仅开创了科学文化哲学的先河,而且也是西方20世纪少有的体系性哲学家.
作 者:洪晓楠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024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12)分类号:B1关键词:
一、对科学优越性观念的三个假设的解构
费耶阿本德认为, 科学优越性之所以被人们不经反思地接受, 是因为该观念建基于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科学的理性主义优于其他的传统;第二个假设是科学的理性主义不能通过与其他传统的比较和/或结合而得到改进;第三个假设是由于科学的理性主义具有优点, 所以必须予以接受, 使之成为社会和教育的基础。[2] 对于第一个假设, 费耶阿本德指出:“理性主义和科学家不可能合理地 (科学地) 为他们喜爱的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辩护”。[3]对于第二个假设,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到处都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 而那些常常被看作科学之必要部分的程序却被打入冷宫。”[4]并且, 费耶阿本德还指出, 即使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得到辩护也不能得出第三个假设, 也就是说, 没有理由要求最优越的传统成为社会唯一的选择, 并把其他非最优的传统赶尽杀绝。然而, 虚妄的科学优越性信念让科学在社会中获得了实际的优越性地位:这种信念的实践化使得科学成为当代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 “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5]并且, 当政教分离成为共识的时候, 国家和科学之间的紧密结合却没有遭受异议。这就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费耶阿本德称之为国家和科学的“共生现象”。这种现象的部分结果是:国家为科学活动投入了巨额资金, 学校强制推行学习科学知识, 人们不经过民主程序、不加讨论和不加解构地接受科学理论。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论证, 而是被假定的。在这个问题上, 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教会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 其他一切东西都是异教徒的胡说。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倡导平等和自由, 但是他们所说的平等和自由是十分有限的。他们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平等, 而是意味着有平等的权利接受一种特殊的传统, 即白人的传统, 或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在这个范围之内, 人们有自由探讨的权利。除此之外, 他们不愿给其他传统任何平等和自由。例如, 他们不会完全接纳黑人的传统, 不会完全接纳犹太人的传统, 不会完全接纳印第安人的传统。费耶阿本德指出, 科学过去并不是这样的。在17、18世纪甚至19世纪中, 科学只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国家还没有宣布支持科学。当时科学是一种解放力, 这并不是因为它发现了真理或正确的方法, 而是因为它限制了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可以退化, 成为独断的宗教。一旦反对派被打垮, 它们就成了教条。因此, 在科学取得胜利, 接管了大权以后, 它便由给人以思想和力量的事业变成了独断的沙文主义事业, 威胁着民主。这种状况对非科学的传统极为不利, 对科学本身也是不利的。因为在科学和其他传统自由竞争的时候, 科学从神话、巫术、民间医学、形而上学等非科学的传统中受益很多, 而这些传统在科学的排斥下, 现在已经快要被消灭了。在自由社会中, 应该允许一切传统存在, 允许它们自由发展、自由竞争。
二、对作为科学优越性表现的划界思维的解构
科学沙文主义的理论逻辑是通过科学划界证明科学的优越性。“标准科学哲学为科学优越性辩护的最隐蔽的做法是为科学划界, 即建立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标准, 划界的目的是把科学排在文化的中心, 贬低非科学文化的地位, “非科学是一个包括从各种技艺到形而上学的庞大集合”, “如果非科学集的某个元素标榜自己是科学, 那它就是冒充科学, 就是伪科学”, [6]就会遭到科学的排斥。由此可见科学是多么霸道。也可由此推出科学划界并非是一个逻辑问题, 也是一个隐藏着的政治伦理问题。科学霸权的理论支撑就来源于科学划界问题。费耶阿本德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 所以他首先对划界思维进行解构。 例如他反对在基础研究与普及之间划明确的界限。有人说撰写普及读物的科学家会发现他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费耶阿本德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 尤其是因为现在不可能在基础研究与普及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玻尔的许多文章无疑都是普及性的——而它们对理解理论也做出了贡献。《原子论与自然的描述》等著作也同样如此, 它们对基础研究的叙述都很少使用专业性术语, 结果门外汉也能读懂。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玻尔的研究在这个学科中总是领先;而同时, 那些并非精通形式主义的人们却又都能理解这些研究。
费耶阿本德认为, 伽利略的做法也在其他领域中起作用。例如, 它可以用来排除现有反驳唯物主义的论证, 取消哲学的心一身问题, 不过, 相应的科学问题仍保留未动。就心一身问题而言, 情况完全一样。我们也拥有观察事实、概念、一般原理和语法规则, 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种“生活方式”, 它看来支持某种观点, 例如二元论, 而排斥其他观点, 例如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按伽利略方式行事, 寻求新的自然解释、新的事实、新的语法规则、新的原理, 它们能适应唯物主义;然后比较总的体系——唯物主义和新的事实、规则、自然解释已有原理为一方, 二元论和旧的“生活方式”为另一方。因此, 不必像斯马特那样试图表明:唯物主义是同常识的思想体系相容的。这里提议的做法也不像那些不熟悉概念变化的人势必认为的那样“无可救药”。这做法在古代是司空见惯的, 并且凡在想像力丰富的研究者沿新的方向去闯的地方, 它总会出现。爱因斯坦和玻尔就是两个最新的例子。 既然不同的观点都可能是科学的观点, 那么强行为科学和非科学划定一些硬性分界标准, 不但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费耶阿本德击中了科学哲学中争论不休的划界问题的死穴, 但不能就认为费耶阿本德完全抹杀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
费耶阿本德解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没有帮助。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项发现 (假定已经有了发现) 能够使我们去以新的方法攻克重要的科学问题, 或者去更好地理解过去曾经使我们取得进步的那种方法。另外, 这项事业不久即陷入了自我的矛盾之中 (确证的自相矛盾;与事实相反的事例;未知因素) 以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其自身的生存而不是科学的结构问题。费耶阿本德认为, 物理学、生物学或者心理学没有在科学哲学所作的划界事业中取得任何好处。 费耶阿本德解构划界思维并不是绝对地、抽象地反对划界, 他的意思是划界不应该妨碍进步。划界思维经常是通过划界肯定一方面, 否定另一方面。例如, 肯定逻辑, 否定历史。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并非不知道科学史的存在, 而是用逻辑排斥历史。费耶阿本德解构逻辑主义用单一永恒的形式对待知识倾向, 忽略了知识的历史断层与多质杂合的过程。他说:“现在, 方法论讨论的一个普遍倾向, 可以说是永恒的形式对待知识问题。人们对陈述只加以相互比较, 而不管它们的历史, 也不考虑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历史断层。”
费耶阿本德认为:“仅当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知识的各个要素——理论、观察、我们的论证原理——都是超时间的实体, 他们有着相同的完善程度, 全都同样地易于理解, 并且独立于产生它们的事件而相互联系的时候, 这样一种程序才是有意义的。” [7]但是, 这个程序忘记了科学的复杂性、过程性。颠倒的塔的论证就是这样帮助伽利略发现同哥白尼敌对的自然解释的。爱因斯坦也是以此方式发现了某些深刻的古典力学假设, 例如存在无限快信号的假说。分子运动论的历史和晚近的量子力学隐变量理论的历史, 都充满了这种空洞解构。费耶阿本德强调, 我们在考虑新假说时, 显然必须考虑到历史。总之, 发明不是孤立做出的, 各种思想都可能有所贡献。所以, 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 几乎没有一种思想会毫无价值, 会成不了中心研究的出发点。发明从来不是孤立地作出的, 因此, 没有什么思想会完全得不到抽象的或经验的支持。这样, 如果部分支持和部分可信性足以发动一个新潮流, 如果发动一个新潮流意味着从证据向后退一步, 如果任何思想都能成为可信的, 都能得到部分支持, 那么, 这向后退的一步事实上就是向前的一步, 就是摆脱了严密罗织、得到高度确证但表达上粗俗的理论体系的专政。
三、对为科学优越性辩护的两条理由的解构
标准科学哲学假设“科学的优越性”有两条理由:一是科学使用了正确的获得成果的方法;二是科学产生并拥有许多证明这种方法具有优越性的成果。大多数人们相信“科学作为人类努力的成果虽然有它的缺陷, 但它还是优于其他获得知识的方法。”[8]但这只是标准科学哲学的假设型的信仰, 是为科学辩护的前提假设, 并非是研究、反思、论证后的结论。 现代性的普遍主义方法论信仰发源于笛卡儿, 他对于方法的体会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他说:“我特别幸运, 早在童年时代便已踏入沉思和爱好金玉良言的途径, 由此而理出了一种思想方法。藉着这种思想的方法, 我认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在我平凡的才能和短促年寿里可以充分地逐步性知识, 以达于最高峰的工具。”[9]笛卡儿所说的方法是指确实和简单的规则, 如果某人把他的精神努力无目的地花费, 而将总是逐渐地增加他的知识, 这样对于所有不超过他的能力的东西得到一个真实的理解。以往之所以得不到关于事物的确实的知识, 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把握这种知识的方法, 或者说以往的方法不恰当。但是, 如果我们的方法正确地解释了应该怎样运用精神的洞察力不陷入矛盾的错误, 并且解释了应该怎样发现演绎, 以使我们能获得全部事物的知识, 笛卡儿认为, 不需要什么使这个方法更安全, 他坚持, 除了通过精神直观和演绎外得不到任何科学。这就是说, 这个方法的内容有两个方面, 一是正确地解释怎样运用直观, 一是正确地解释怎样发现演绎。直观和演绎就是这个方法的实质。科学就是要用逐步分析的方法系统地解决问题。笛卡儿指出了三种具体的方法:怀疑的方法、分析、演绎和列举推理的方法。尤其主张普遍怀疑, 认为一切都可怀疑, 只有怀疑者本身不可怀疑, 从而得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公式。
费耶阿本德从理性主义的唯一普适的逻辑推出相反的结论:“什么 (方法) 都行” (anything goes) 。费耶阿本德强调:批评标准的方式之一是从事违反标准的研究。为了评价这种研究, 我们可以参加一种尚未明确规定和不能明确规定的实践。结果:在科学中 (就这个问题而言, 在任何领域中) , 有趣的研究经常导致对标准作出不能预测的修改, 虽然导致这种修改也许不是有意的。由于把我们的判定建立在业已接受的标准的基础上, 我们对这种研究只能说:什么都行。费耶阿本德反复强调, “什么都行”不是他推荐的一种新方法论的唯一原则, 认为它是那些坚定地信奉普遍标准、希望根据普遍标准理解历史的人唯一可用的方式。[10] “什么都行”并不否认, 科学中有一些部分采纳了某些规则并且从没违反过这些规则。一种传统毕竟可以通过业已确定的洗脑程序来整理, 一旦经过整理, 它将包含稳定的原则。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是:经过整理的传统并不常见, 它们在革命时期便消失了。费耶阿本德还断定, 经过整理的传统接受了标准而没有检验它们, 任何对标准进行检验的做法都会立即引进“什么都行”的情况。“什么都行”也不否认支持变化的人对自己的每一个步骤都可能拥有出色的论证。但他们的论证将是辩证的论证, “它们将包含一种不断变化的合理性, 而不是一组固定的标准, 它们常常是引进这种合理性的第一步”[11]这也是明智的常识推理所采用的方式——它可能以某种规则和意义开始, 而以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结束。
费耶阿本德反思的结果是:从严格意义上讲, 没有任何方法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内在规定性的, 科学有方法, 但方法不是科学。 什么是真假对错取决于你选择的参照系, 你选择不同的传统作为你的判断语境, 则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上述的质问和反思表明科学作为认知方法并不优越于其他文化。在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中“什么方法都可以用 (anything goes) ”。 科学之所以占据优越的地位是由于它的成果, 它应该具有一种特别的地位。这种论点恨不得说任何其他的文化从来都没有结果。然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某些行之有效, 并很可能比西方医学的相应方式更有效的医疗法和诊断法, 而它们是基于一种与西方科学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这些为科学活动所排斥的现象有利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颖的研究。那么, 这不是与科学唱反调吗?思想的压迫使人们无视科学之外的任何东西。科学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排斥非科学的。强调科学的成果, 人们轻易地把这些成果说成似乎是科学本身独立地创造的, 而并没需要任何外部的帮助。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几乎从来没有单靠科学而取得的成果。任何用来说明科学在当今社会中有非凡作用的论点都是不能成立的。科学是做了不少事情, 但其他的思想体系也是如此。科学往往系统地发展, 其他的思想体系也是同样情形。科学不过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众多思想体系中的一种, 即使对最进步、最活跃的科学发展阶段, 这种论断也成立。
费耶阿本德认为, 科学受到特别的重视不能仅仅归结于科学成果的有效性, 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扶持与社会建构的结果。费耶阿本德认为, 科学成果要证明其优越性必须与其他知识成果进行比较才能确定, 而比较的结果是各有千秋, 科学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科学和科学之外的认识方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科学思想不是从其他地方偷来的。”[12]“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 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13]
参考文献
[1].保罗·费耶阿本德;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75
[2].保罗·费耶阿本德;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90
[3].保罗·费耶阿本德;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90
[4].保罗·费耶阿本德;周昌忠译.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282
[5].保罗·费耶阿本德;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76
[6].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7:1
[7].保罗·费耶阿本德;周昌忠译.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117
[8].保罗·费耶阿本德;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106
[9].[法]笛卡儿;王太庆译.谈谈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
[10].保罗·费耶阿本德;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35
[11].保罗·费耶阿本德;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36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后现代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实用主义经历了繁荣与萧条后的复兴时期。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倡导的“怎么都行”、“告别理性”、“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观点与实用主义弘扬的“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类幸福”如出一辙。
一、实用主义及费耶阿本德的哲学
自从皮尔士以来,实用主义就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工具主义一派的主要方法。经过詹姆士、杜威推广以后,对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皮尔士认为,要弄清楚概念或者观念的意义,就要看它的实际效果。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与之相关的可以设想的全部实际效果。“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概念的客体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是可以设想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种客体的全部概念。”也就是说,一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该观念在人生行为上产生的效果。承认某种观念时有什么效果,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这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不过是一种“图画”而已。我们愿意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怎么描述就怎么描述。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实践的、行动的哲学。他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一种方法论,并自称工具主义。
进入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以是否“有用”为准,有用就是价值,这一认识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哲学一思辨”的知识模式,逐渐变为“技术一实用”的工具。罗蒂的“小写的哲学”就是新实用主义,他扭转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摹写实在”,而在于“应付环境”。新实用主义坚持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以实际的效果之有用为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再具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其意义在于“有用性”。因此,新实用主义也就具有了反本质的特征。同时,新实用主义者则主张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政治的民主的多样性来替代以往的哲学问题。罗蒂说:“作为实用主义者,我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以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实用主义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表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也是越来越多的幸福。在新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开阔、自由、政治的民主宽容、心胸开放,乃是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途径。
费耶阿本德提出的“怎么都行”原则、与理性告别、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以及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实用主义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中提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给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正是因为方法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方法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要反对传统方法论中存在的唯一的、普适的教条式方法,要遵循“怎么都行”原则。也就是使用多元方法。正是由于思想家在决定摆脱某些“显而易见”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者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打破了这些规则,才使得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的兴起以及光的波动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费耶阿本德说:“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能加以排除。科学的这个特点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和提倡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正是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所在。理性的这种独断和程序化以及单调和齐一必将排斥科学的东西,抹杀丰富多彩的人性,这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从强调科学的心理性和主观因素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最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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