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体制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推荐8篇）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 篇1

——以世界各国广播电视制播体制为例

摘要：各个国家提供给广播电视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同，其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中就会选择不同的体制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和社会需求逐渐扩大，现有条件下，我国原先的广播电视体制已远远不能适应传播新形势，本文从世界各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出发，对我国广播电视体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模式探索等方面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中国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

体制，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在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形式的总称，体制为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由于各个国家提供给广播电视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同，其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中就会选择不同的体制模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广播电视业开始面临巨大竞争和挑战，现有的体制已不能适应国际传播新环境，为了更好的与国际接轨，建立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我国广播电视体制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一、我国广播电视体制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播电视事业经过以“广播电视事业”为基本特征的初期发展阶段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探索发展阶段后，目前已进入大整合、大汇流的全新产业化发展时期，并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

广电集团成立之初，集团与广电局实行“两块牌子、两种性质、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广电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行驶政府对广播电视的管理职能，而广电集团则为“国有独资、事业性质”的实体，是两者兼备一套班子。具体表现在：（1）、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市场与政府展开广播电视资源配置权的争夺；（2）、广播电视局（台）已经形成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个体，渴望拥有自己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权，呼吁政事（政企）分开；（3）、政府传统的管理体制与广播电视改革实践发生摩擦与冲撞。

2004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区别广播影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面向市场，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经营性产业体制机制改革。广播电视要把允许经营的资产、资源和业务从目前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面向市场进行企业转制和重组，与事业部分分别管理、分别运营。”中国广播电视业正在从以大而全格局、数量增长增长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阶段转向以外部资源重组、内部结构调整整合的集约式整合阶段。

二、当前我国广播电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节目除了电视剧外，都是自制自播的状态，而绝大多数电视台自制自播的节目都存在着巨大的亏损。许多县市级电视台，因为相对封闭和市场割据，并没有能力制作像样的节目，基本上没法正常维持生存。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重重叠叠的管理机构消耗着有限的投入。

1、电视台机构冗杂，经营管理混乱

在国内很多省会城市，众多的电视台形成了复杂而拥挤的局面，所有的台都把自己办成综合频道，全国上千个综合频道，制作节目和播出节目都没有选择性。其次，一次普通的会议就有多家电视台报道，一部电视剧在同一时段在不同的频道播出屡见不鲜，极大的浪费了资源。目前国内相当部分电视台内部没有科学的专业分工，内设机构、节目设置以及各部门内部只能配置都是小而全的模式，既无法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又不利于专业水平的提高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由于僧多粥少，市场小，生产和播出的单位太多，对有限资源的恶性竞争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造成了恶性竞争。

2、中国传媒多元化发展态势迅猛，广播电视传媒的观众不断流失。

中国传媒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在上个世纪后期就已经形成，但是，在计算机网络媒体大规模发展之前，中国传媒的多元化格局呈现一种稳定的状态，广播电视传媒并没有太多的来自多元媒体竞争所产生的压力。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迅猛发展，广播电视传媒的观众大量流失，这对多年来备受广大受众青睐的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来说，是一种关乎生存空间的严峻挑战。

3、经济全球化致使传媒压力加剧

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了改革开放后另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民营资本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及其他广播电视产业，外资进入中国广播电视市场的门槛降低了，世界各国传媒通过卫星、电信、网络等载体影响中国的广播电视传媒产业。此外，世界各国传媒互相进行节目买卖，如电影、电视剧、卡通片、纪录片、综艺节目等。合作制作节目的形式也被广泛应用，并通过人员交流、访问等形式参与境内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加入世贸组织，导致了广告经营的外资进入，这对国内广播电视的广告经营产生巨大影响；外国和地区制作的录音录像进入国内播放需付出相应报酬，这也冲击着国内广播电视业的经济收入。

三、以世界各国制播模式为例 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制播体制

我国电视业长期以来实行的制播合一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电视传媒业制播合一所主导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不能适应电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纵览世界各国广播电视体制和制播模式，不难发现，各国体制模式都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都具有独特性，但在个性里也有共同性。从这些共同规律中，我国广播电视改革便借鉴了其经验。

1、我国广播电视改革的模式探索

在世界电视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曾出现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大致区分类型的广播电视体制，一种是美国式的私营商业市场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完全按照市场规则组织电视媒介产业及其生产和流通；一种是欧洲普遍存在的公营和私营并存的双元广播电视体制，以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为典型。在全球化和后WTO时代，西方传媒发达国家，纷纷审时度势，转变机制，一方面，区分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对外传播改为商营，增强市场

竞争力；同时，在国内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提高公共电视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把电台、电视台、广电集团（总台）的除新闻宣传以外的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特别是影视剧的制作经营从现有体制中逐步分离出来，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在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培育独立的节目制作主体。

2、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方向及利弊分析

世界各国的电视节目制播体制，是受其政治制度、电视管理体制和电视产业化程度的差异而呈现多样化特点，但最基本的类型有两种——制播合一和制播分离。《意见》指出，电视节目的制播改革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推行“制播分离”或者“制播合一”，更不是所谓“制作权”和“播出权”的分离，而是要适应新形势下公益性节目和经营性节目的不同定位和制作播出要求，实施有针对性的制播生产策略。

（1）、针对性制播分离，培育独立节目制作主体。分析英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发现它实行的是工商并营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模式。长期以来，英国广播电视的突出景观是有一个制播合一的节目提供者——英国广播公司（BBC），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改革实行了“制播分离”。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制播分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节目委托给市场上的独立制作公司或者直接购买节目，如在美国，媒介产品或服务的供应过程通常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步骤：制作、整合包装、发行。有时候这三者各自独立，完全分开；有时候制片者、包装者和播出者的角色是重合的。

第二个层次是在台内部把节目制作与播出机构相对分离，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模拟市场运作。前者成为外部市场，后者成为内部市场。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可以同时并存，相互促进。英国BBC在1996年的改革中，将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与制作分离，创立一个内部市场：制作中心制作节目，广播中心负责委托制作、安排和播送节目，重新组合后的节目制作中心为BBC的所有频道提供节目，BBC的所有频道按照内部交易规则向制作中心“购买”节目，广播中心的节目委托可以在内外制作机构中进行选择，从而在内外同时引入竞争。

（2）、保护公营电视，实行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良性竞争。促进广播电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共同发展，是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目标之一。发展经营性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文化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而公益性事业是由政府主导，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喉舌属性，保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权益。

美国是商业电视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大国，广播电视是追求利润的工具。在一个压倒性的私营商业媒介大市场中，公营媒介只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在商业电视统治的美国，公共电视没有与私营商业台竞争市场的“野心”，因为它的追求不同，它要实现的是推进社会民主和提倡高雅文化的独特功能。

在韩国，公营KBS的首要地位难以超越，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公营电视更多的优惠和维权，同时也由于公营电视坚持高品质的节目制作，以区别于追逐利润难免粗制滥造的商业电视，因而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在德国和法国，曾经一枝独秀的公营电视都受到来自商业电视的巨大冲击，从而不得不改弦更张，面向市场。德国的公营电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而法国的公营电视则退入边缘。

国外电视体制发展的历史说明，没有生存条件和公营电视无力竞争，没有生存压力的公营电视也很难改革。国家政策（税收）和国家资金（拨款）保证了公营电视的生存底线，市场竞争是商业电视的行业规则，它未必符合公共电视的规律，要求公共电视按照商业规则竞争，有比喻说是——球类比赛实行田径规则。因为市场规则更适合商业电视，商业电视也更长于市场竞争，因此，对公共电视政策的支持，国家的保护不能完全取消。

（3）、电视媒体联合合作，形成完整电视产业链。我国广播电视体制在改革前采用的制播合一体制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电视产业市场体系，改革目标之一，就是通过电视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和市场垄断，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以及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电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合理有地配置节目资源、频道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多出节目精品。

1984年，采用法语的电视五台（现由法国、瑞士、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合办）、采用德语的三星电视台（由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三国合办）分别开办。1989年，有23个国家成员国通过欧洲委员会拟定的《关于跨国电视广播的欧洲协约》，以多国观众为对象的电视机构随之迅速增加，电视规模也在扩大。

在德国，公营的ARD和ZDF虽然一个属于联邦制，一个属于集中制，但在分享电视接收费和共同制作播出节目方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和经验。BBC和DISCOVERY之间的合作是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合作的代表。国际媒介大亨默多克便在各大洲建立了商业伙伴关系，将他的传播网络笼罩全球。还有在合作制片方面，加拿大与超过三十个国家签订了国际电视合作的协议，加拿大独立制片人的最大市场是美国的有线电视。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 篇2

一、制播分离

(一) 制播分离的概念。

“‘制播分营’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产业经营的一种管理制度, 它是在党和国家政策的统一指导下, 把除新闻节目以外的其他电视节目的生产和播出分别交由不同的单位 (或机构) 负责经营管理的制度。”

在“制播分离”这个概念中, “制”指的是电视节目制作单位, 既可以是电视台, 也可以是独立的制作公司和单位;“播”指的是电视节目播出单位, 在我国由于行政管制力量, 只有电视台是电视节目的唯一播出载体;“分离”即要求电视节目的制作单位和播出平台相剥离, 节目制作和播出由不同单位完成。电视台不负责电视节目的制作, 而将其交给社会公司、组织或者单位等, 只负责节目的购买、编排和播出。

在我国, 电视产业同时具有政治舆论引导和获得经济效益的双重意义, 这就决定了电视媒介既要实现宣传功能, 做好宣传工作, 同时也要兼顾经营, 按照经济规律适应市场发展, 不断促进电视产业自身发展壮大。制播分离所谓的“制作”与“播出”的分离, 其实质是体现我国宣传功能与产业功能的分开。

(二) 我国制播分离的发展:

在曲折中前进。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 我国电视产业界开始提出制播分离的问题。1999年7月, 国家广电总局在“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内部管理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除新闻类节目外的其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与制作的分离, 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基础作用”, 正式提出了要在我国广电制播体制中实行制播分离。然而仅仅时隔一年, 在2000年8月的“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暨村村通广播电视现场会”上, 又明确指出了电视台的“播出权、制作权、覆盖权这三权是截然不能分离的, 有了这三个权才能真正实施宣传权”。“广播电台、电视台自身的制作权绝不能让出去, 否则, 我们的宣传方针就得不到有效贯彻, 舆论导向就得不到有效保证, 关键时刻就要出大问题”。刚刚要付诸实践的制播分离从政策上被约束和禁止。

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 广电行业将节目与广告、宣传和经营相分离, 除新闻等核心节目自制外, 其他的娱乐、体育、电视剧等节目都实行制播分离, 进行市场化运作, 自此, 制播分离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中。2003年12月, 《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已经被允许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2004年, 广电总局在《2004年广播影视工作要点》中正式提出制播分离改革。2006年, 广电总局下发的《广播影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提出文艺、科技、体育类节目可以有选择地逐步探索实行制播分离。2009年6月, 国家广电总局明确规定, 除影视剧外, 电视台从市场购买节目的比例原则上每年不低于播出总量的30%, 这一政策大大改变了电视台传统的自制自播模式, 促进电视节目市场的发展繁荣同时也将给民营制作公司的壮大带来机遇。同年8月, 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 10月, 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第一个关于制播分离的批复, 在政策层面上第一次正式提倡制播分离, 为我国的广电体制改革揭开序幕。

(三) 制播分离的重要意义。

1.适应市场需求, 促进电视产业自身发展。

国内现有电视播出机构2, 000多家, 电视用户3.5亿, 而随着数字电视的普及, 电视频道数目越来越多, 分类日趋细化, 在原有的制播合一体制下, 电视节目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供需结构失衡。电视台制作节目能力提升空间有限, 而播出平台正在成倍数地增长, 据统计, 我国电视台平均每周自办节目播出时间为122, 690小时, 而平均周制作节目才30, 360小时, 制播比例竟为1:4.04。比较不同节目类别的制播比例, 其中新闻类1:2.32, 专题节目类1:1.98, 教育类1:2.94, 文艺类1:7.98, 服务类1:2.58, 在文艺、教育和服务类节目中供需缺口尤为明显。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制作和播出合二为一, 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机制, 将稀缺的播出平台资源垄断, 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产运作方式, 进一步导致电视节目质量难以提高、电视节目缺乏多样性, 所制作的节目不仅数量有限, 所做的节目内容也倾向于千篇一律, 产品差异性很小, 质量不高, 无法满足中国受众对电视产品的需求。广电总局明确表示, 电视台应该多渠道购买、丰富节目的来源和多样性。因此从微观的媒体视角来看, 制播分离就是要丰富节目资源、节目样态, 改变单一的自制自播模式, 使媒体生态呈现多样化的发展。

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都要耗费相应的人财物成本, 而每个节目被制作出来以后, 在自己频道和播出平台播出次数有限, 这样不但使节目资源浪费, 同时使人、财、物资源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制播分离可以使广电资源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市场化的流动, 将优质电视节目内容放置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大环境中, 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广电行业所面临的节目资源缺少、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2.与国际接轨的需求。

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世界前100名电视台中, 完全实行‘制播分离’的占95%, 非实行的占5%” 。英国与中国相比, 电视台数量不及中国的1/150, 而却拥有700多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美国电视台的运营模式也全部实现商业化。

由此看来, 在全球电视媒介制播分离、完全市场化运营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中, 中国电视媒介想要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掌握话语权, 必须实现制播分离。实现制播分离后, 除了民营传媒机构, 国际传媒公司也将大量进入电视内容提供市场, 这些国际化传媒公司将带来雄厚的资金、先进的制作技术和理念, 将给国内电视传媒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刺激电视台和民营传媒机构发展, 促进我国电视产业与国际接轨。

3.从容面对新媒体的挑战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 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成为媒介市场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的出现为人们娱乐和获取信息提供了便捷手段, 同时也给电视等传统媒体造成了严重冲击, 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 上网看视频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与电视媒介相比, 手机电视、网络视频具有明显的优势, 内容丰富应有尽有, 人们不必再端坐在电视机前观看, 而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搜索查看他们关心的内容。

在新媒体格局中, 电视媒介必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应对新媒体的冲击, 实现制播分离和“三网融合”, 增加电视节目储备, 打造内容丰富多元的播出平台, 给受众提供充足的选择空间。制播分离对于电视产业的内容制作、开发、生产, 进而对新媒体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 从“制播分离”提出的目的来看, 主要是为了提高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质量, 降低节目成本, 丰富节目内容, 转换运营机制, 增强发展活力, 调动社会力量制作节目, 改变各台自制自播节目的模式。实行制播分离, 使广播电视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多的活力、更好地发展。

二、《中国好声音》:我国首次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

(一) 节目运营模式。

《中国好声音》是由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以350万三季的价格从注册在英国的版权代理公司手中购买《The Voice》的中国版权后制作的中国大型专业音乐真人秀节目。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公司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同招商、均分收益, 如果节目收视率达到一定标准, 灿星制作公司将与浙江卫视进行广告分成。浙江卫视是《中国好声音》的播出平台, 灿星制作公司则提供节目版权, 并承担了所有的版权费, 如果节目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 灿星公司必须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由于节目制作商和播出平台共同承担风险, 决定了双方必须同时为《中国好声音》打造最好的节目质量和最佳播出平台, 才能够共同获益。

(二) 制播分离成功运作获得巨大收益。

1.从收视率来看。

根据浙江卫视csm44数据显示, 自2012年7月13日至2012年9月30日, 《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共播出14期, 除第一期收视率在全国排名第二, 其余13期全部排名全国第一。在第14期“巅峰之夜”节目中, 一度创下6.101的收视率和29.47%的收视份额新高。从收视率来看, 《中国好声音》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节目, 再创收视率新高。

2.从广告收入来看。

在《中国好声音》中, 主持人华少口中反复快速出现的“加多宝凉茶”让人们牢牢记住了它的名字, 加多宝以6, 000万冠名费独家冠名《中国好声音》获得了巨大的品牌效益。节目开播并获得观众肯定后, 《中国好声音》广告费迅猛上涨, 从每秒15万飙升至每15秒50万, 即便广告费上涨也仍不断有商家前来购买广告时间, 每期节目单凭广告就能带来超过千万的收益。在9月30日的“巅峰之夜”决赛专场, 钻石广告位15秒卖出了116万的价格, 创造了中国广告单条价格之最, 12条15秒广告共计卖出约1, 100万元, 也刷新了卫视15秒广告的新纪录。由于第一季的成功, 《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独家冠名权底价以9, 000万元高价起拍, 十多家企业参加竞标, 最终加多宝以2亿元天价获得第二季的独家冠名权。

3.从衍生品创收来看。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节目打造的产业链和衍生产品依然在不断创收。灿星制作公司把选手签约以及签约之后的商业演出项目都收归自己所有, 节目本身的衍生品、线上歌曲销售、演唱会、发布唱片、演出等项目都源源不断地给灿星制作公司带来收益。

三、结语:制播分离是电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制播分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满足市场化的需求, 在电视节目内容的制作和播出方面实现专业化分工, 以市场化制作、运营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告客户和广大受众的需求。在制播分离的改革与实践中,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成功运作为业界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典型, 为中国广电媒体实现媒体转型注入一针强心剂。直播体制改革虽然已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们仍要看到现有的问题:相关政策模糊不稳定, 电视台和民营电视制作机构之间地位不平等、严苛的行政审批和准入制度……在坚持国家政策要求以及新闻媒体属性的前提下, 在制播分离体制实践中, 实现从为播出而制作, 逐步转向为市场而制作, 在内部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重组和整合, 进而将广播电视机构逐步转变为一个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华语世界的内容提供商、发行商和服务运营商,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媒品牌, 中国广电媒体的转型依旧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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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鸿铎.传媒经济学教程[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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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克宇.电视媒介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6].刘敬东, 张亚敏.从“制播分离”到“做内容的提供商”——中国电视产业运营的经济学分析与前景描述[J].现代传播, 2009, 6

[7].朱虹, 黎刚.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若干思考[J].现代传播, 2009, 6

[8].张雷.从制播分离看中国电视业30年改革与变迁[J].视听纵横, 2009, 1

浅谈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建立 篇3

关键词：美国；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 确立； 影响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06-02

一、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建立的起源与背景

美国的公共广播起源于早期的教育广播电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大学电台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后来这些教育电台联合起来，1935年成立全国广播教育委员会，并获得频谱分配的权利，为后来的教育电视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美国颁布《1967年公共广播电视法》是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确立的标志。根据《公共广播电视法》要求，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于次年成立。1969年，CPB建立公共电视网（PBS），自己承担起协调各成员台之间关系和筹措节目的职责。此外，美国的公共广播网（NPR）成立于1970年，目前拥有800多个成员台，每周制作和发行130个小时的原创节目。在收音机十分普及的美国，公共广播网的听众数量也很可观。

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建立的过程

美国的公共广播体制也有着一个长期且曲折的发展历程。1938年，FCC将调频频率的特殊广播执照颁发给教育电台，福特基金会发起和资助非商营电视运动。1952年FCC为非商用电视保留了242个频道预示着美国非商营电视的诞生。卡内基教育电视委员会的活动影响了非商营电视向公共电视的转变。肯尼迪担负起推广教育电视的媒介改革任务。1967年11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7年公共广播（电视）法案标志着公共广播体系的建立。

三、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建立的完善

美国最开始采用的是公共广播的形式，后来由于频率的相互干扰，191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无线电法》，此法责成美国商业部向申请者办法无线电视用执照。1922年，AT&T在纽约市建立的WEAF电台创造了广告经济的新形式。1928年，FRC发布“第40号总命令”，大规模的分配广播频率，极大地加强了商营广播网的地位；《1934年通讯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广播走向商营，之后美国商营广播电视体制进入大发展时期。商营体制下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为了满足各方受众的需求，美国的节目制作巧妙，形式丰富多样，娱乐性强，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领域还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它比较重视教育节目，关注社会问题，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节目、为特定受众提供节目，起到了公共服务职能。之后的美国电视体制也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与时俱进，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质量高、趣味性强，给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满足。 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促使了美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大发展，这对我国电视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的，管理混乱、恶性竞争等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这对我国观众产生着不良的影响，另外，四级办广播电视的计划经济加上行政管理体制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阻碍着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努力平衡好国家控制与地方电视自主权的关系，深化改革，提高我国电视节目质量，努力打造具有正面影响力的品牌节目。

四、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在整个电视领域所起的作用

美国公共事业模式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在整个电视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共广播电视的节目以教育类、文化类节目为主，公共广播电视的强势也在于教育类和文化类节目，虽然不如那些娱乐类节目吸引受众，但是质量较高。公共广播电视肩负着教育全体公民、培养公民的高尚情操的神圣使命。美国通常把广播电视看做公共服务的一种手段。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应将信息公开化，真实地向公众传递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公共媒体具有以上功能与职责。由于商业媒体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为了获得市场利益往往会牺牲公共利益。20世纪上半期，美国针对上述的市场缺陷建立了与商业广播电视相对应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长期以来，公商并存的二元体制在发挥商业媒体的市场效率和公共媒体的社会效率、确保广播电视服务的多样性、丰富性方面，确实发挥了制度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第二版）

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篇4

摘要：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体制上的问题，同时也与中国的人的传统观念有着千丝万褛的关系！概括起来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中国学生没有明确而正确的学习动机和动力（这个主要是观念所引起的问题）

二、中国的教育把人脑打造成电脑（这个是体制所导致的）

关键词：弊端 中国教育 分数 应试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已非止一日，且日趋严重。其原因有三：一是应试教育，二是不尊重教育规律，采用行政手段管教育，三是不尊重学术规律，采用管理物质生产者的方式管教师。

这个三大弊端本人是没本事总结出来的，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梁慧星自己说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所以本人也就免费拿过来说话。

说应试教育，人人都有体会。学习，最终目的是学以致用，老师教学生，最成功的是有朝一日可以不教。可现在一切都本末倒置了。别说考大学之前，就是考上了大学，分数同样是学生的命根儿。上大学，与其说是学习生活技能，学习工作的本领，不若说是学习考试技能。等级考试，四六级考试，只要分数高，就一切都ok,否则，就算你牛顿，爱因斯坦的天才，毕不了业一切都是枉然。

我曾专门思考考试以及分数的作用，我得出的我认为正确的结论是：分数是检验学生是否能接受下一个阶段教育的一个一般标准。也就是说，分数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就这么简单点道理。可现在看看？小学生被要求考100分，90分就要倒数了。这个分数早就不是检验能否升级的标准了，为了最后的毫无意义的10分8分，小学生被迫接受繁重的作业，被迫取消了许许多多学习其他生活技能的机会。一路就这么走过来考大学，然后接受差不多等同于初教的高等教育。

地区高教招生的分数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表现最明显。不同分数入学的大学生，有时候地区差别多达100多分，可是大家都能跟着老师学习，最后学习成绩也并不与大学的入学升级完全正相关。这就说明了，有时候那个高分，纯粹是恶性竞争的结果，并不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了，分数高也代表着一种能力，但是，这个能力的培养对中国来说，代价太大了。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最可怕是扼杀了学生们的思考与创造力，许许多多本可以多元化发展的优秀人才，被培养成了同一规格同一型号同一品质的中等之才，高等教育出产如此之多类似产品的后果就是整整几代人缺乏创造力，国家缺乏竞争力。我国的文革后近30年，培养了100万的研究生，但我国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领域在国际上的排名并没有提高，没有多少重大科研成果，甚至有用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没有明显的增加。

说应试教育，不能不提到教师们。老师既是应试教育的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应试教育的分数导向作用使得教师教学安排一切为了分数。分数决定教师的考评，晋级、涨工资，分数同样是老师的命根儿。

现在的高等教育，学生全面素质下滑，教师部分师德沦丧，都是应试教育的恶果。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强迫着去学习很多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学的。努力地盲目的学，仅仅是为了考出个好成绩，以得到父母和老师的表扬，还有同学的羡慕。就这样，慢慢地在学生的意识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学习意识——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虚荣而努力。最后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的下降。这到底是谁的错？父母？老师？都不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那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导致的产物！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是虚荣心太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儿女要求非常的苛刻！过度的强求而不是理智的引导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物极必反，中国的父母要切记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时候是赞美有时候却是讽刺。是谁把你们弄得那么疲惫？是孩子的不听话？是孩子不争气？也许是的！但是又是什么使他们不听话？不专心学习呢？是你们自己啊！那个年龄的孩子，那里有能力思考得那么远。那个年纪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喜欢什么。而他们所喜欢却那么不幸，因为那些东西在大人看来都是无聊的没用的！就这样孩子们做喜欢的事情的权利被剥夺了，被强迫去做父母觉得好的东西！无可厚非，大人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对于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很有用。如果孩子能够用心学，他们以后一定可以少吃很多苦头！但是父母们，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啊！他们还不应该这么快就拥有老人们的思想！多给他们一点自由吧，让他们在长大以后再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感觉童年是多彩的而不是灰色的！

下面就要说一下中国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了。一个耳熟能详的事情，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桂冠荣誉很多时候都属于中国的学生，已经可以说是专利了！同样也是一个让人注目的国际大奖——诺贝尔！在里面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席位。多遗憾啊，多可悲啊！是谁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美国人把电脑打造的像人脑一样的灵活，而中国的教育却把人的大脑变得像电脑一样的死板！人之所谓为人，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处于统治地位，是因为人类善于发明并利用工具。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善假于物”。可曾几何时，我们却把这教导给忘掉了。也许很多学生，都可以把那篇文章倒背如流，可是他们是否又真的懂得其中的真正内涵以及其中的深刻哲理吗？曾几何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个存放东西的硬盘！曾几何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别人的工具！中国的学生那克服学习的精神以及他们所懂得的东西让很多外国人汗颜。可是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必须学会的呢？有多少是垃圾？有多少是我们沉重的负担？世界没有垃圾只不过是资源放错了位置或者我们没有利用好罢了！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教育学生利用资源上呢？既然机器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我们那么辛苦去做呢？背了那么多，记了那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要期望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全才，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前阵子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妻子写的。尽管她的丈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成绩，让不少人仰慕。但是他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根本就不懂得放松自己和享受生活。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很多都是懂得享受生活的！比如说爱因斯坦，他是一个奇才，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的生活并全部都是物理。他酷爱艺术，尤其是音乐，而且还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仅仅是荣誉吗？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快活的生活着，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和朋友。

1、上课的时候老师可以随便说话，学生却要举手申请发言权限才能够对老师进行提问和回答

2、作业是负担，教师无法令学生爱上学习，却只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

3、限制学生的种种自由，甚至出现在校必须购买校服等种种封建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以从前的经济观念要求学生，本身就是违背国家政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愚蠢的行为。

4、学生压力过大，学生真正毕业到社会上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纸文凭和儒雅的学生作风，老老实实做人的人，在客观事实上，是混不开的，即便是他有再高的学历和知识，面对社会的惊涛骇浪，也只会以一个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让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

5、学校不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常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这违背的，是服务第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昨天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学生本身应属于消费者，而学校作为服务方，必须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位，而客观实际上，有多少学校，真的做到让学生满意呢？

6、教育过于死板，通过一味添压式的传统学习方法，令广大学子苦不勘言，学习，已经不再是满足学生求知欲的一个合理的途径，而是令学生感到压力重重的一个包袱，试问各个学校，和各个教育主管部门，还有各位家长，如果让你们背着巨大的包袱去工作去发展，去赚钱，你们会开心吗？你们会工作好，会发展好，会赚钱好吗？所以如果不给学生减轻压力，就不要妄想学生学习好了

7、遵守纪律的问题，纪律是维系一个社会环境稳定和井井有条的一个规范和规章制度，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定的，并不是某某个学校领导或者教师，为了一己之快漠视学生感受而定的！学生在走廊里不许说话，在课堂上保持肃静，这样死气沉沉的环境，学生还能够算得上是祖国的花朵吗？凋谢了吧„„„„

8、乱收费问题，这个问题是最敏感也是广大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学校，用分数来为自己提高档次，用分数线来向学生压榨钱

财，这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敛财方式，合理的收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动辄几千几万的所谓“借读费”这能算是合理吗？学校需要建设，那是学校自己的发展，试问学校的建设壮大又为我们的学生带来了什么？学生真的因为学校的扩建，学校的拼命敛财而获得成绩和知识的提高了吗？

9、补习班的问题，补习班的存在令广大家长头痛不已，某些教师为了在工资之外赚些外块，甚至上课的时候不把知识全部讲完，待到补习班再一一点明知识要点，这样的教师还怎么样为人师表，怎么样教好学生，学校要提高升学率，有这样的教师存在，请问，又有多少学生可以顺利地通过中高考试？考进自己满意的学校呢？知识是学校提供的，却被教师倒卖升值，叫学生们怎么相信他们的老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老师呢？

10、早恋、性教育的问题，这是目前最敏感的话题，但是越是敏感，大家就越不敢提出，因为我们的学生在青春期的年龄，都是在读书，所以校内的性问题，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大

责任，有些学生直到结婚都不清楚男女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因为接触了不正确的性教育走上歧途，这有哪项不是学校的责任？一味的隐瞒压制，就能让学生们明白真理吗？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在花季的学生最困惑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学校能够给他们的，并不是“受业解惑”而是一味的隐瞒压制，甚至蔽斥，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这些尚且懵懂的学生走上正途，成为一个由生理到心理完全健康向上的人呢？

11、叫家长，学生一旦犯了什么事情，就要叫家长，把责任一把推到家长这里，老师啊老师，家长让学生上学，是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血肉交给你们教育，你们没有能力把他们教育好，却把责任推回给家长，的确，在教育上，家长的确要比老师方便很多，但是，处在叛逆年龄的这些懵懂的学生，需要的并不是管教，他们需要的是引导和合理的教育，并不是一味的训斥，和推来推去，学校把责任推给家长，那么还要学校干什么？学生还上学干什么？还要你们这些老师干什么？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篇5

世纪末, 司法改革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正式提出。由此, 司法改 革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又一个热点。

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机构运作的全部资源, 即人、财、物, 基本来自于司法体制以外。司法自身创造的唯一资源———诉讼费收入在制度上也不能(或不应)由司法机构自由支配。更主要的问题是, 外部资源的供给, 既不充分, 也不稳定。包括司法职位任免在内的外部资源供给的实际状态,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所能够提供的实际条件以及司法机构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磋商。司法机构过度依赖外部资源供给, 自洽机制不能形成, 这是当前司法机构抱怨最多的现实。

简略地说,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在于:通过制度创新, 消除或减缓司法所面临的现实矛盾,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这种表达或认识, 与以制度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丰富社会主体物质生活为主导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颇为契合。

我认为,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略为:围绕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保护社会成员 正当权利的要求, 合理界定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范围及相互关系, 逐步形成现代化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这一内容的关键是重新配置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各主体的权力。作出这种概括的理由是:(1)司法体制的核心是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恰当界定这种权力关系是创设合理的司法体制的关键所在。(2)根据法治国家政治建构的要求, 中国社会中现实权力结构关系整体上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 司法在政治建构中的定位具有基础性意义;而司法的定位正体现于界定司法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3)中国司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至少是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都同司法与其他主体权力边界不清, 或权力关系不合理相关。重新合理配置权力是解决中国司法现实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根本出路。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把司法描绘成不受政党任何影响的领域。然而事实上, 即便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美国法官的任命通常都带有一定的党派背景。据统计, 从克利夫兰到卡特共17位总统中, 有13 位总统任命本党成员为联邦法官, 本党成员的法官占他们任命的联邦法官总数的90 %以上, 其余4 位所任命的本党成员占任命总数的80 %以上。在依照选举程序而选举法官的情况下, 法官的产生仍然有深刻的党派背景。美国学者曾揭露道:在“ 党派选举” 的州,“ 法官是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或候选人而选出的”;在“ 非党派选举” 的州,“ 不管选举过程和政治如何, 法官仍然可以带着一个政党所主张的社会准则来到司法机构”。不仅如此, 控制或制约司法机构往往正是美国两党激烈竞争的目标。参见陈其人等:《美国两党制剖析》,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第57 页。

1.司法与执政党的权力关系

司法与执政党关系的总体原则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两者关系的实质是执政党在中国社会不容置疑、不容更易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被普遍认同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经验)与理想化的法治国家中法律至上地位的相容性、协调性问题。在总的原则上, 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是明确的。“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执政党的基本方针, 这不仅是执政党对全体人民的社会理想的一种尊重, 而且也是执政党在处置司法关系上所作出的一种政治承诺。但是,在具体运作层面上仍然需要讨论和解决一系列问题:(1)执政党如何在实施其政治领导过程中维护司法的应有权威, 尊重司法自身的运作规律。(2)司法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通过法律技术手段(尤其是不损伤法律基本原则)贯彻执政党对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 体现执政党对社会过程 的控制与领导的愿望。(3)执政党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对司法实施组织化的、制度化的、常规性的领导。(4)在执政党的总体方针、政策体现于各级党组织、以及党的领导干部所实施的具体行为的情况下, 司法如何既能做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又能辨识进而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对司法行为的不当干预。相关制度设计的重心似应集中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 建立和巩固向司法机构灌输执政党的方针政策,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司法渗透和影响的常规渠道;另一方面, 为司法机构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的不当干预, 维护法律基本原则(包括程序上的规则)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2.司法与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的权力关系

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 下同)是司法机构外部联系最为密切的主体, 相互间权力关系的 内容也最为丰富, 因而在司法改革中, 司法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最值得审视。调整、完善或重构两者之间权力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包括:(1)立法权是否由人大独享, 司法机构(特别 是最高审判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的立法权应否被承认。这一问题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 法解释与立法及立法解释的各自范围及地位如何界定;二是司法判例可否作为法律渊源之一。(2)中国应否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亦即司法(当然仅指特别司法审判机构)能否获得评价某些立法合宪性的权力。(3)现行司法人员的任免制度是否需要完善。更进一步说, 司法机构自身任免司法人员的权限可否相对扩大;而应由人大任免的, 在方式上(如人大任免同级司法机构人员)是否应作一定改进。(4)如何改善人大对司法机构的监督;人大对个案监督是否正当和必要;如果个案监督正当和必要, 个案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应如何设定。

3.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

在现行体制下, 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同层面:一是在一定范围内, 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受制于司法评价。二是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于同级政府;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对司法机构的态度决定着同级司法机构物质供给的丰寡。三是司法是政府实现其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或重要手段, 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不能直接支配司法行为。

4.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

中国现行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根据“相互独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这一富有理想 化色彩的原则而设定和构造的。不仅如此, 意识形态或主导政治理念还赋予每一司法机构某 种特别的优势;同时, 每一司法机构也在不断张扬和强调这种优势以谋求社会对自身的重视, 特别是谋求在司法机构之间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在此境况下, 体现司法机构权力关系的 具体制度, 往往只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的一种演绎, 而无论“独立” , 还是“制约” , 抑或“配合” , 尤其是“独立”、“制约”以及“配合”三者之间的协调都未能很好地得到展示。纯粹从司法技术角度看, 现行司法机构权力配置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检察机关的权力界 定上。具体说, 检察机关集部分侦查以及控诉和法律监督权力为一体, 这一格局事实上已经瓦解了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以及相互配合原则所要求的平衡。

5.各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司法机构内部权力关系涉及两个基本方面:其一, 各级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二, 在各司法机构内部, 不同职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司法机构内部权力调整的制度性障碍较少, 因而当前司法改革的实际措施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 在司法机构内部权力的调整过程中, 较为明确的取向是权力下放, 亦即上级司法机构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级司法机构(包括权力行使的部分范围划给下级);〔11〕在司法机构中, 上一职级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一职级。〔12〕这一取向形成的主要理由和原因是:(1)司法行为的层次较多, 会影响司法机构的整体效率;(2)社会各方面对司法行为受到的上级干预过多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3)下放权力有助于明确和落实司法机构的内部责任;(4)法治国家的普遍实践是突出司法机构成员在作出司法行为时的作用。

早在1997 年1 月29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的讲话中就提到司法腐败的问题, 并作出“ 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 是最大的腐败” 的论断。但真正将司法改革提上日程的, 是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此后, 关于司法腐败、司法改革的话语经常出现在官方文件和各级领导的讲话中。

(1)司法权行使的地方化。从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制定开始, 我国建立了以行政区划为依据, 司法已与行政辖区相重合的法院组织体系。各级法院不仅被冠以“ ……省高级人民法院”、“ ……区中级人民法院”、“ ……县基层人民法院”的头衔, 而且由于法院 的人事任免、经费开支均掌握在地方党政机关手中, 地方法院实际上也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已经潜伏了司法权地方化的制度根源,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全国经济一盘棋和地方利益的相对淡化, 司法机构的地方化设置只是“虚假的地方化” , 不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 国家在财政制度上实行分税制后, 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的形势下, 司法机构设置上的地方化变成了真正的地方化, 而中央的集权和统一化成为虚假的②。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2)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

前文已提到,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本身即不合理———因为上诉、再审程序已为上级法院的监督提供了合法渠道, 再明文规定这种监督关系, 纯属多余。司法实践中, 这种监督还包括案件请示之类的非程序性监督③ , 就更有违法官独立的要求了。这实际上是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等同于不同级别行政机关的关系加以处理了。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我国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 司法部门习惯于用行政化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另一方面, 也与现行法院组织制度过分强调法院和法官的行政等级不无关系。

(3)法院内部关系的官僚化。

在我国法院的审判活动中,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法院内部严密的级别划分的依托下, 导致了法院内部在司法决策上的严重官僚化。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决策, 但在过分强调级别的氛围下, 不同行政级别的法官———从院长到普通审判员, 其决策权并不是同等份量的。这种官僚化的决策模式对司法活动的弊害极其明显。首先, 集体决策本身即不符合司法活动的性质, 既不必然导致公正, 更是绝对的不效率。其次, 这种模式下, 决策权的分配极不科学。一方面, 法官级别的高低并不能反映其判案水平的高低———事实上, 我国的法院院长经常是从其他部门调来的①;另一方面, 由于工作重心的不同, 行政级别高的法官通常承担较多的行政事务, 因此相对地疏远一般司法活动, 对其所要参与决策的案件也常常知之甚少。但在具体案件中,恰恰是这些在“能力”和“信息”两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法官行使着更多的决策权。这种决策模式是反理性的。当然, 这种体制的形成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在建国初期, 尤其是1952 年“司法改革”运动中旧的司法人员被彻底清除后, 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实际上已很难找到专业法律人才的支持。这时, 以集体决策代替个人独立判案, 尚不失为一种减少错案的途径。另外, 当时的社会关系简单、法律也很粗略, 一般来说, 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一定的社会阅历、处事经验已足以应付审判活动的需要。在这方面, 较高的行政级别恰恰是“比较出色”的标志, 因此, 由较高级别的司法官员“ 领导”司法活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说, 司法决策中的官僚化是我国大众化法官与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我们前文所阐明的, 由于其赖以建立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 这种模式本身也必然成为变革的对象。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三)法官素质不高

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篇6

摘要：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愈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行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两大主体工程。毋庸置疑，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而且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步入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利弊、制约经济、人民民主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与弊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

中国实行一党制最好，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非纯粹的一党执政。现在有很多人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他们认为，多党制可以制衡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中国在现阶段实行多党制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选择。西方的多党制得以有效运行，是以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没有社会利益充分分化、没有与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奇多，地区差别极大，文化素质低，封建根基极深的东方大国。如果强行推行多党制，从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各种建设，很可能将重蹈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大民主实际是大破坏、大捣乱从而大失败的覆辙。一党执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是政策的连续性，不会像多党制那样由于政党的变更而引起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我们知道，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多年来有效坚持的执行，所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且正确的决策，能够很快执行，不会因为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中途夭折。不像在西方，多党制上台的国家首脑，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是一些总统是被弹劾下台的，其施政纲领往往会被全盘否定。虽然其宪法与法律稳定，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却难以持续，除非前任首脑的主张也得到后任的认同，否则会一切推倒从来。

一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就是办事效率高，能利用社会上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已经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震灾发生后，党中央发出抗震救灾的号召，一呼百应，很快调动举国之力抗震救灾。而多党制国家里，哪怕再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其他党派及国会的同意，都无法实施；有时候，即使是总统提出的方案，也可能都要延迟一年半载才获得同意，甚至干脆被否决。

（二）中国政治体制的弊

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则削弱党内监督功能。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以党代政，必然导致政商不分，从而引发党的腐败问题。中共党内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是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并不是向产生它的代表大会负责，而是向同级党委负责。因为地方各级纪检机关的人员编制、各项经费、干部任免等都归同级党委（党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实践中，很难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大权在握的党内第一把手实行真正的监督。尽管按规定，上级纪委可以监督下级党委负责人，事情往往是“看得着、管不着；管得着，看不着”，只要不发生重大问题，仍处于“虚监”状态，从而使反腐的难度加大。

在当今社会，腐败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特有文化。以前是大包小包的送礼，现在是在不知不觉中，你回到家发现口袋里多了许多购物卡，优惠劵等。中国的饭局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当今饭局有五个三个，1、饭局三大功能：求人，密谋，庆功；

2、饭局三大准备：菜、酒、烟；

3、饭局三大礼节：让座、劝酒、抢埋单；

4、饭局三大活动：吹捧、忽悠、讲段子；

5、饭局三大语态：豪言壮语，疯言疯语，不言不语。在这种不良的党风下，必然引发贪污腐败案。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

中国官员的腐败之严重，涉及之广泛，是世人皆知的，虽然中央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是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国腐败依然猖獗，贪污数额之巨，不断被刷新。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限制，很容易让人产生伸手捞钱的冲动，这不完全是道德问题，体制不完善，法律不严谨是其主要的诱发原因。

中国要发展社会要和谐，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是全国上下严重的官员腐败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强大的阻力，因此中国反腐败必须超越传统认识上经济犯罪的概念，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的重要性。

二、中国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在2010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上，温家宝总理在面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说了这样的句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方式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以说，不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中经济改革的停滞也说明了这一点。必须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仅仅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它已经超出了经济本身的范畴，涉及到了更加广阔和深入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从理论上说只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是有缺陷的，看不到问题的真相和实质，从实践上说只用经济的方法既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或者技术的创新，并不能直接带来稳定的公平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方式实际上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支配和制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社会结构的深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困难的，只有及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广泛的社会建设，首先改革那些制约着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才能逐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

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也就是由政治决定的，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个经济问题，而其实质则是社会和政治问题，经济的背后是更加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一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经济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认同市场的人都不会否认：好的市场经济，要靠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来培育和支持。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不好的国家体制和政策，必然导致市场的扭曲和经济效益低下。自改革开放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它是不彻底的。当今的中国经济走向，很大成分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走向。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已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房价高居不下。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整顿中国房地产的政策，使如火如荼的房地产进入冰河世纪。有很多人都反对，他们认为，政府过多的将无形的手伸进经济市场，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短期看，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看，有害无利，只会使中国的经济陷于恶性的循环中。

政治体制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但直到今天依然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始终停留在经济层面，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进行经济建设，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做出的正确选择的话，那么今后的三十年顺序转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才能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

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概而言之，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这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意所在。

现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一方面人大代表荣誉感有余而责任感不足，与人民特别是与其原选区和选举单位选民选民缺乏经常、必要和主动的联系。人大代表选举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缺乏选民对被选举者了解知情的有效措施，选民参与选举的主动性、严肃性不够，不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表现出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冷漠。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迄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选民对人大代表无法行使经常、有效的基督。去年，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选举。在选举之前，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选哪一个，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选的那个人是谁，更没见过他。就这样，我的第一次选举权利浪费了。我相信，我的经历这是中国现行选举制度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人民只有有效行使了国家赋予的选举权，才能真正的实现当家作主。根据中国宪法，中国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河南周口地区专员、水利厅长落网贪官——张海钦说：“人大政协工会让他们摆着代表人民的，其实人民连屁都不算。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政协里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政协的吗？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政协和官员吗？”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中国人民要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应该体现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真正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罢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人民有权自由选举和罢免区长、县长、镇长。

政治体制不改则亡，政治体制改则兴，政治体制改慢则亡，政治体制改快则兴。政治体制不改不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跟不上观念变化的步伐，跟不上民众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2]谷歌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维基百科。

浅谈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篇7

1. 广播电视体制存在的问题

1) 管理体制不严格, 情况散乱

随着广播电视媒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电视节目和内容的商业气息比较浓重, 给公众观看节目, 学习先进的精神和文化带来消极影响。在地方电视台中, 工作人员的职业观念意识不强, 常出现利用工作之便进行商业宣传、广告插播等不当行为, 严重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例如:在管理松懈的地区, 地方电视台播放已被禁播的广告, 盗用公共无线网络, 开设个人广播电台, 获得巨大收益等。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了电视台形象, 阻碍了广播电视的发展。

2) 管办责任主体不清晰

广播电视媒体一直是国家广电总局关注的焦点。根据相关规定, 广播电视媒体需要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产业, 以期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全面提高公众内在素养, 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打好基础。从目前看, 广播电视体制对管理和执行的界限划定不明确, 使得经营主体混乱, 影响对电视媒体的统一管理。例如:将原有的体制改为集团形式与政府相关部门有相同的管理权, 就会导致不同部门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发生冲突, 影响工作的顺利进行。产业结构混乱, 管理主体不明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带来消极影响, 使其无法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3) 广播电视内容创新力度不够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 各种新奇的网络节目层出不穷, 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广播电视产业。但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是, 现在的节目缺乏创新, 我们现在很多的节目都是购买国外节目的版权, 然后翻新, 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好的反响, 但是复制别人的成果和制作模式并不能从根本解决现有的问题。广播电视内容创新力度不佳, 不仅是因为工作人员能力有限, 无法创作出新颖的节目内容, 还因为广播电视体制限制着节目的发展方向, 影响着工作人员的思考方式和对新鲜事物的认知。

2. 广播电视改革的具体措施

1) 加强管理制度, 设置惩罚措施

广播电视体制不严格, 导致部分电台管理不善。电视台内的领导应加强管理制度, 设置惩罚措施。当发现电视台内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违反台内规定时, 需要按照规定的惩罚措施进行处分, 严格管理工作人员, 让其自觉遵从规定, 合法办事。例如:对违反规定的员工进行罚款处理;对情节严重的员工进行辞退等。除此之外, 广播电台还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职业素养培训, 让员工认识到传媒工作的重要性, 从而进行自我束缚, 自我管理。只有将防范与惩罚制度并用, 才可以有效地解决工作散乱的情况, 提高广播电视工作的素质。

2) 有序开展体制改革, 确保分工明确

为促进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 相关部门对广播媒体进行了全面改革, 成立广播电视企业, 采用包干的形式转让给个体或企业, 让其融入市场, 通过市场竞争进行自身的改革发展。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应该将政府与承包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 确保政府或者个人具有对电视内容、发展方向以及内部人事调动的决定权, 实现领导权的一致性。只有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 电视媒体才会有发展的新空间, 新方向。例如:在电视台制度改革后, 政府承认承包企业对电视台的人事调动、节目内容改革、工作分配等具有唯一管理权。那么, 承包企业可以按照其商业理念进行管理, 改变传统的管理制度, 加强电视媒体的活力。

3) 引进先进的理念和人才, 突破电视节目的单调性

广电集团的发展需要引进先进的理念和人才进行节目内容的改革, 增加节目的吸引力, 以便获得更好的收视率。首先, 广电集团应该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 对集团内的资源进行全新整合, 为节目的创新提供足够的资金、人员、设备等;然后, 聘请专业人才, 为电视台内容改革制定新方案,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内容的修改, 使其改革效果达到最优化;最后, 对电视节目内容的改革进行包装, 扩大宣传, 让公众知道电视节目进行全新改革的情况, 吸引更多的人群进行关注。只有立足于全局, 引进人才和先进理念, 才可以获得公众的好评, 发挥其公共服务作用。

总结

现有的广播电视体制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 但的确存在一些不足, 我们应该正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深入推行体制改革, 将广播电视产业带入新的辉煌时期。

摘要：广播电视在文化传播领域一直承受着社会责任和压力。如今, 传媒事业随着时代而不断进化, 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也在不断推进。为了更好丰富新时代的文化生活, 广播电视体制需要进行深入改革。本文从广播电视的实际情况出发, 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李杰峰.浅议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现状及发展战略[J].商, 2012 (17) :112-134.

中国科技呼唤竞争优胜体制 篇8

文章说，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根本体制问题，将会事倍功半。如果目前大课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导致中国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

政治决策与专业决定要分开

三位科学家总结了政治与科技“严重错位”的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分析科技课题的选择，这样的微观控制引入了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在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中，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常常代替专业标准。而人际关系、政治结盟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管理权限过度。这些问题造成的综合结果是，在科技经费的分配中，政治与科技不分。

三位科学家认为，要从人治科技转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与科技的界限。他们提出，提高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有三个原则：第一，中央政府领导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中央政府领导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的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第二，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第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的专家来做，不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他们应该回到服务的地位。

大课题折射科技体制已有问题

就中长期规划中大科技课题引起的争论，三位科学家认为，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但问题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要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

他们举例说，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提出的，而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技界就马上有大课题。

三位科学家指出，中国的中长期规划中许多大课题的提出没有竞争，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经内部讨论形成的，课题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的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

他们认为，如果大课题的评审是由选择这些课题的部委来进行，那么即使出现问题和错误也不太可能被承认，因为大经费使用的失败会直接影响部委及其官员的政绩和可信性。

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危险性，他们建议将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其它部门，由它们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的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

寄望“科技体制变革之功业”

三位科学家在对比了1956年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后认为，对中国而言，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其专业上做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