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 篇1

一、通论 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

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二、方法论

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

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古尔德：《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商务印书馆。

三、思想史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浙江人民出版社。

莱斯诺夫：《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商务印书馆

四、流派与专题 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商务。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科出版社。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科出版社。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商务印书馆。

卢梭：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勒鲁：《论平等》，商务印书馆。

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科出版社。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人民出版社。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三联书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

列菲弗尔：《论国家》，重庆人民出版社。

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三联。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科出版社。

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译林出版社。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起源》，译林出版社。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

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

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罗素：《权力论》，东方出版社。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

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林德布洛姆：《政府与市场》，上海三联。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

政治学研究 篇2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评估

(一)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数据研究表示, 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会占据40%左右, 而国外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会占到60%左右, 这个数据足以说明,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我国政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国政治学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劣势的状态, 这将会不利于我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二) 政治学方法研究取得的成就

我国政治学研究在实际的发展中也想要突破传统的格局层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的政治学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分别是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这两部分。我国现有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要想实现政治理论的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政治素质, 在研究政治学方法的时候应该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这样才能够在不断的发展中取得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多样化的发展, 很多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提升我国政治学方法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性作用。现在我国一些政治学的学者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受自身所学专业的影响, 例如历史专业的教授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 经常会受自身本专业的影响。但是尽管这样, 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 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 并且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2]

(三) 政治学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例如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准确,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 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政治学的研究不仅仅需要参照大量的文献资料, 还需要注重格式的规范性, 这些都是政治研究方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政治学者在对文献和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 都存在着参照文献不足和格式不规范的情况。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学研究的结果和效率。政治学的研究缺陷还有研究体系方面的内容, 一些研究学者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划分并不清晰, 对政治学也没有具体的概述和等级的划分, 这将会导致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失去平衡。如果只是简单地根据教材在论及政治方法论的时候, 一些简单笼统的方法一定要作明细的说明。

二、政治学方法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 政治学将“大科学与小科学”相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会分为大科学和小科学两种, 其中大科学指的是很多自然学科, 而小科学则往往指的是与政治有关的学科, 不同的学科之间会有着不同的内在联系。现如今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科学所融合, 这将会导致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壮阔, 只有合理地对政治学进行研究和分析, 才会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科学和小科学只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 通过借鉴设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能够让政治学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与此同时, 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应该向规范性不断地靠拢, 政治学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 所以要想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首先就要将其与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内容相结合, 这样才会为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3]由此可见, 要想实现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 学会运用大科学与小科学的研究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多元化政治体系的融合, 对于提升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经验性相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正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 而规范性的政治学理念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治学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大计, 一定要运用定性分析的手段才会有所作用。规范性的研究可以让人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政治学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就一定要不断地规范自身的研究准确度, 避免出现研究内容偏离主题的情况出现。现在很多政治学的内容在研究的时候都缺乏一定的深度, 仅仅局限于表面, 对于内在的事物并没有经验性的总结和分析。很多政治学家对于社会和生活并没有过多的认识, 仅仅能够做出基本的判断, 这是远远不够的。在研究政治学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地判断政治学的内容是如何而来的, 只有学会观察生活, 才会从生活中发现真谛, 为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推动性的作用。[4]

(三)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

在实际的生活中, 政治学研究方法会分为理论性和实践性两种, 只有将这两种政治学研究方法紧密地结合才会充分地发挥作用。其中理论性内容就是以系统和抽象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的某些方面加以概念化而得来的。而实践性则是注重于联系生活实际, 为了寻找适合政治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 有关部门应该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内容与实践相结合。与此同时, 政治学的研究建构还应该注重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 只有不断地深入了解我国发展的国情和政治要领, 并积极地学习政治学内容, 才会在实际的研究中提出更好的方案。很多时候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政治学问题, 这就需要有关政治学者善于观察和发现, 只有善于观察和分析的人才会从理论研究中获取收获。

(四) 政治学研究方法传统性和现代性相结合

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政治学研究是不同的, 传统性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指的是各个不同时期政治哲学家所研究的经验内容。而现代性的政治学范围则较为广泛。现代的政治学一般都会以人为主义为主, 因为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社会, 任何的事物和政治都将会以创新式的模式出现, 如果不及时地对政治学进行研究, 将会导致我国的政治体系出现滞后状态,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发展。所以由此可见, 在对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 只有将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内容相结合, 才会更好地促进我国政治学体系的发展。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学研究中, 一些负面的政治新闻往往会影响到政治学的研究, 对于这种情况应该站在正确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 端正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只有持有正确的态度去研究政治学, 才会避免道德和思想的堕落。[5]

(五) 政治学研究方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必须与本土和国际相结合, 也就是说所研究的政治学方法一定要具有一定的共性, 不能够脱离生活和社会, 否则所研究的内容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 政治学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 只有不断地研究并发现, 才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与政治学有关的内容, 不同的地区和不同国家对于政治学有着不同的研究, 一些西方国家对于政治学有着独特的看法。我国在研究政治学领域上则较为宽松, 很多政治学的研究学者认为政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 政治学对于提升国家的整体素质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政治学的研究离不开人们的智慧, 在对中国政治学进行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地考虑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和进步, 只有这样才会更好地实现政治学的研发和发展。[6]

(六) 政治学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现如今的社会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 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民族文化都已经实现了创新式的发展模式, 如何在实际的发展中增强我国现有的政治学研究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化的政治学是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也是人们生活所离不开的。政治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 在传统的发展中, 我国政治学始终处于低迷的状态, 无论是历史的变更还是社会的发展, 始终没有掀起我国政治学的热潮, 与一些国家相比, 我国的政治学更是处于落后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问题, 就只有不断地提升现有的政治化发展, 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在经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融入科学, 将对我国的发展和政治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简单地论述了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等内容,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我国现如今的政治学在研究和发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 要想实现政治学的发展和进步, 就要不断地提升现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只有在生活中学会观察和发现, 才会对提升政治学的研究有所铺垫。有关政治学研究者需要努力地贯彻有关政策, 并且力求推出新的创意, 以此来提高我国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水平, 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学理论研究, 为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冯志峰.政治学研究呼唤科学的政治教材[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 2012 (07) :143-144.

[2]肖唐镖.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J].政治学研究, 2014 (05) :123-140.

[3]程竹汝, 李艳冰, 阚宏坤.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J].政治学研究, 2014 (05) :109-113.

[4]徐功敏.两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概况[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 2014 (04) :146-150.

[5]冯志峰.政治学的博弈和博弈的政治学[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12 (03) :134-149.

[6]冯志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反思——对九本政治学方法教材的调查分析[J].调查研究, 2014 (04) :165-170.

[7]吕嘉.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与出路[J].浙江社会科学, 2001 (05) :46-49.

[8]房宁.规范性与经验性之争──试析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J].政治学研究, 1997 (01) :58-62.

[9]冯志峰.政治学方法论30年:现状、问题与发展——一项对86本有关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研究报告[J].政治学研究, 2008 (04) :80-89.

浅析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 篇3

关键词：政治学；特点；基本原则；展望

政治学方法论对政治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政治学研究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更关系到政治学的重大“元理论”[1]问题。因此，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和重大变动，一直是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的持久动力。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和基本原则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20世纪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增加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解释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一些重大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作出了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这些研究方法体现了如下特点：

1、遵从本土化原则。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要想进步，就要从本土出发，不断吸收本土的实践经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能独自存在。在与国际交流的同时，政治学的发展和创新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以其他国家的理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实。要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20世纪以来，政治学的研究要更多地关注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无论是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还是完善各种政治制度，我们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政治学研究符合我国的国情，使其具有本土化的特点。

2、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发挥理论作用的同时，也要对政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因此，政治学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色。但是许多政治学研究的具体问题都是特别现实的，在现有的条件限制下，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不能超出现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研究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不能超越现实。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才是科学的研究。处理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务实精神。例如，民主目标的实现，要遵从客观规律，有序地进行，不能盲目进行。

3、研究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变化，即从批判取向转变为建设取向。[2]政治学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现实需求的变化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3]237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一定时期的产物，而且形式和内容也大不相同。我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现实的需求。我国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范畴和价值，都是适应时代变化的现实需要。当代，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方法研究要更多的关注于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政治现代化。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原则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唯一的科学的和根本的世界观，那就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马克思基本原理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与此同时，马克思基本原理有些还转化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中较高层次的内容。因此，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2、将方法论的研究与对“政治”本质的探讨相结合。对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从确立政治学的范围为起点，来探讨“政治”的本质。[4]

3、使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具有时代的气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方法论的研究息息相关。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要与当代中国很多的重大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联系起来，通过政治理论来描述和解释当代的政治问题，为当代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对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提供一定程度的预测，使之能尽快地找到问题的解决途径。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未来展望

总体上，我国当前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水平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要提高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使之更好的服务于政治学理论研究。

（一）基于现实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毫无疑问，政治学无论是外部发展还是内部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理论的指导。最重要的是，政治学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现实。政治现实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课题。如果缺少政治现实的回应，政治学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政治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现实。中国政治学不仅要注重政治体系的构建，而且也要注重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现实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途径。这就需要我国政治学的研究要以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为前提，从实际情况出发，贴近现实实践。针对一些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通过不断深入的科学性研究，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及时和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处理方式。

（二）敢于借鉴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法。我们也可以将一些先进的手段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如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数学等。另一种是移植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分析工具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敢于引进西方政治学研究所使用的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行为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结构一功能分析法等等。

（三）合理运用

我们要突破单调陈旧的传统的研究方法的格局。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目前，有很多学者提出，应打破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本方法的传统格局，倡导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我们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快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和转变，将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为主的方法体系转变成为以结构分析、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为主的多元方法体系。我们应该把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规范理论方法和经验一科学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完美的结合起来。在研究宏观的政治现象，如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政府结构等的同时，我们也要研究个人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等微观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应注意研究方法与现实政治问题和政治发展性质相适应。依据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选择和运用合理的政治学研究方法。

（四）大胆创新

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不能停留于现状，必须不断的深入，应该从“拿来主义”转换为“研究创新”。首先，借鉴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概念、研究方法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借鉴都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创新。在借用国外研究方法时，要和中国特色相结合，不能仅仅是“拿来主义”。将这些借鉴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现实中，使中国的一些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变。但对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借鉴是批判性的，我们要借鉴的是先进的、适应中国的。其次，要有“问题”意识。政治学研究方法要实现理论创新，就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的解决政治问题。实现政治理论上有价值的创新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帮助。（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专著）张铭，严强等.政治学方法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2003.

[2] （期刊）杨海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J].浙江社会科学，2001，﹙4﹚.

[3] （专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

研究生政治之政治体制改革 篇4

自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来，已经30年了。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譬如，执政党地位的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基本终止，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等等。正是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什么进展的说法和认识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比，现行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甚至有的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相适应。”因此，我们要在科学总结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而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必须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以前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和分歧，不同程度上都与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认识上的偏差有关、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之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三大至十七大的历次代表大会也都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2]

之所以要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因为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准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性质，就会产生或“左”或右的错误认识，影响乃至放弃政治体制改革。

从本质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形式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创新和优化。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根据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要求，我们大致可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概括为以下五个“有利于”：第一，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必须有利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第三，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第四，必须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第五，必须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五个“有利于”的原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缺少哪个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只有严格遵循这些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既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又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政治体制。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较之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更困难、更艰巨的改革。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是要改变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采取全方位推进的、剧烈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进式的、逐步推进的方式。

要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有必要澄清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争论和分歧。综合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论和分歧的核心，还是邓小平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18年前，邓小平在视察我国南方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明确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央领导集体在强调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同时，曾经反复阐明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必须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三，必须通过改革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通过不断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而彰显其优越性的。

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但是有的人片面地看待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改革的教训，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亡党亡国。这种思想认识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误解，也是高看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它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添生机和活力，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强身健体的工程。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人事与文化的协同变革

以往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理解，似乎都只是注意到制度和体制本身的层面，没有或较少关注到与其相关的其他层面。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制度、人事和文化协同变革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欲改难行、步履蹒跚，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实现制度、人事、文化三者的协同变迁，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人事和文化拖了制度的后腿。换句话说，是改革的理论设计和实践没有“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5]

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制度和体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制度和体制的重要性，可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非制度化劫难的邓小平的认识最具有权威性。他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就明确地提出要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P333)

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人事和文化也不可或缺。从三者关系来说，制度是人事和文化结合的产物，人事是制度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因此，要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廓清制度与人事、文化的关系，促进三者的协同变革。

关于制度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纳。钱穆认为，要把握制度的精神，必须注意如下要点：第一，要讲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而且制度已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个体系，否则制度个个分裂，既不能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虽已勒定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的创立，决不是凭空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然后渐渐地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第四，任何一项制度之创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否则它不会存在。但任何一项制度，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时过境迁而忽视其当时的实际需要和真正的用意。第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以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判定。第六，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要重视其地域性和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某一制度是可行的，但并非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是可行的。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7](P4-7)。

制度的生命力是深藏于社会环境之中的，正如拉斯基在《美国总统制》中所说：“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其奥秘并不是简单地在书本上所能阐明的。这并不是说，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为产生制度的环境如果发生变化，则制度本身也就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制度也可以根据运用制度的人物如何经常发生变化”，“重要的制度并非单凭一纸法律就能形成，它其实是传统、成规和惯例的结晶。这些传统、成规和惯例，虽不见于法律，却具有不亚于法律的影响力。”[8]对此，我们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性质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而且要把它具体运用到制度和体制生成条件的分析之中。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与现代化所需的人文素质和人格品性，尚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我们的政治精英队伍，既缺乏系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专业训练，又缺乏献身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致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步履维艰。对于人的因素对改革的阻碍，邓小平也是深有感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P164)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该国文化的固有组成部分，体现并反映了该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在中国这种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尤其如此。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扬优、借鉴、创新结合的变革过程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以后更是如此，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模式。因此，需要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创新，增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生机与活力。

展开而论，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永恒课题，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的性质，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通常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其一是“扬优”，即充分发挥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现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因而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长处充分展示出来，基本政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和科技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优势，只有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具有了比较优势，才能保证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曾经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曾经提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个原则：一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二是，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三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以不断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五是，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六是，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1]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所说的这些原则和要求，集中起来有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而不是放弃这些优势去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

其二是“借鉴”，即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因为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由于原有政治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因而不能只在原有体制中打转，而需要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人类政治发展史反复证明了一条真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要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同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总是离不开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借鉴是政治制度发展和优化的必经之路。而且，政治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就在于其借鉴和吸纳其他政治文明的能力。因此，要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就必须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

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列宁曾经主张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要同资本主义最新的东西相结合，他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6]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指出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7]周恩来甚至说过：“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8]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P373)

其三是“创新”，即通过更新原有政治体制使之充满生机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的更新，只有创新政治体制，才能从体制和机制上巩固基本政治制度。

政治发展是政治生活的文明化过程。衡量政治生活文明化的标准可能有许多层面，但其中最重要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文明化。所谓政治体制的文明化，其实就是政治体制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创新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因此，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以政治体制的创新为基本标志的。不仅如此，政治体制创新还是政治体制活力的源泉，能否及时地实现政治体制创新是政治体制是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体现。政治体制创新能力是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之所在。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调整各方面的政治关系，但其直接的目标则是政治体制的更新，也就是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才能改革旧的制度建构，推进政治发展。因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创新，政治体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义。表面上看，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对原有政治体制的调整，而在深层次上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坏”不如说是“建设”，即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维护和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只能采取“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改革策略——即通过政治体制创新来带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性障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同以往的30年相比，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创新的现实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得多。譬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政治体制创新，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解决腐败问题，重要的在于通过政治体制创新，从制度上制约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解决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以使权力正确行使；统筹中央地方关系，其实质是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形成一个合理的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取决于能否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形成一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由此奠定公共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不仅如此，政治观念的变革更新也要求政治体制创新。观念是体制的先导，体制是观念的体现。没有体制创新，观念更新就是空话。近些年来，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中国的政治观念变革有很大进展。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三大政治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又如温家宝多次讲到要使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等等。明确提出这三大政治理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然而，如何才能使这三大政治理念落到实处呢？关键就在于通过政治体制创新，使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如何蕴涵这三大政治理念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温家宝所说的，要使这三大政治理念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就扬优、借鉴、创新三者关系而言，“扬优”是前提，因为基本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巩固，政治体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义；“借鉴”是途径，因为新的政治体制不会从空中掉下来，也不可能是原有制度中所固有的，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从其他政治文明中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过来；“创新”是目的，因为“扬优”也罢，“借鉴”也罢，都是为了实现原有政治体制的更新，使之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扬优”不是固守原有政治体制不变，“借鉴”不是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创新”不是放弃现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通过“扬优”和“借鉴”，找准本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实现政治体制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高中政治教学现状研究 篇5

一、当前高中政治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受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当前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大部分教师虽然能够意识到并且主动参与到学科教学改革中去，但实效性较差，存在相当部分“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教学改革流于形式，未能落实到实处。就以合作学习这一模式来说，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引入该模式的现象不可谓不多也，然而真正能有效发挥该模式的优点，实现教学有效性的提升这一目标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教师都表示听说过并正尝试应用该模式来教学，却仅有少部分教师能够真正知晓合作学习模式的内涵、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做到运用该模式以提升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而正由于对合作学习模式认识不足、实践偏差等，致使当前高中政治合作学习课堂产生一些新的教学弊病。

二、高中政治应用合作学习模式的必要性

从必要性角度上讲，高中政治课堂教学采取合作学习模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一方面，合作学习模式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相适应。众所周知，在传统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上，由于受教师教学观念未能及时更新等因素的限制，教学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某一认知领域，教学活动也主要围绕教师为主体进行。在此过程中，几乎完全忽视了学生的能动性，学生相当于承载教师所灌输的知识的“器皿”，教学成效极低，且容易导致学生产生厌倦甚至“逆反”等心理。而合作学习模式强调的正是“学生能动性”的发挥，该模式提倡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当以学生为主，在让学生接受知识的同时，也要让学生成为主动生成知识的人;另一方面，合作学习模式与高中政治课程培养目标相适应。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传统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将政治知识转化为自身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的培养，背离了政治课程设置的初衷。落实合作学习模式，则正好相反，其对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情感态度等，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基于合作学习视角下的高中政治教学策略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采取合作学习模式，既十分重要，又极其必要。那么，在合作学习视角下，高中政治教学该如何操作，才能充分发挥出合作学习模式的优势，以尽可能地提升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作者认为具体实施策略有如下三点：

(一)明确合作学习的目标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引入合作学习模式，与其说是丰富课堂教学手段，倒不如说是引入了一条有助于实现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途径。为此，在运用合作学习模式开展教学时，必须要先明确合作学习的具体目标，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为合作学习活动开展的根本目标，并在实际教学中，以这一目标作为实际教学的“行动纲领”，来指导进行学生分组、任务分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等。

(二)合理分配合作学习的任务

在高中政治课堂中引入合作学习模式，较为普遍的做法如下：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成立合作小组，开展系列合作探究活动，并在学生展开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注意观察，注重挖掘新的教学资源，以促进课堂教学有效性得以提升。在此过程中，任务的布置是合作学习的重中之重，教师通过设置科学、合理且操作性强的任务，引导学生对此任务展开相关讨论和探索。通常情况下，所设置的任务适合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合作学习活动的质量。故而教师在高中政治课程教学中引入合作学习模式，势必要设置科学、合理的任务，从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符合课堂教学主题两方面出发，合理地进行任务的布置和分配，并最大限度地提升合作学习课堂的参与度，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三)适时的引导与评价

当然，开展合作学习并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以听之任之，放任不管。在学生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观察，适时指导，做好过程的监督和引导工作，以保证学生能够围绕目标任务进行讨论分析。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对学生合作学习过程和成果的评价，确保教师评价客观公允、教师可以根据小组中每个学生的发展情况以及团体整体成绩作为评价主要内容，并在评价中做到“重过程而轻结果”，而非“重结果而轻过程”，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意识，强化学习行为。总之，合作学习模式的开展是促进政治教学质量提高的有效途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正视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做到目标明确，划分合理，引导适时，评价正确，这样才能够真正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得到提高，身心健康得以全面发展。

作者:简政文 单位:苏州第一中学校

参考文献:

[1]李茗.思想的交流思维的碰撞———浅谈如何在高中政治课堂中有效地开展合作学习[J].新一代(下半月),4期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篇6

科学的方法论是建立科学理论的前天和基础，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过程还运用了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及其他逻辑方法。

（一）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人类社会经济历史过程的研究，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在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中，分析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揭示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也是他的基本方法。坚持这种基本方法，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坚持以下基本观点：⑴唯物的观点。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按照这一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当从“理性”、“正义”或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因素出发，而应从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过程出发，去揭示经济运动过程固有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运动看作一种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⑵发展变化的观点。辩证法把社会生产关系视为一种处于不断运动中的社会有机体。辩证法对现存社会生产关系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任何社会生产关系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与不同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也是不同的。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要经历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不存在凝固和永恒的社会经济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⑶矛盾的观点。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一切社会生产过程发展变化的决定性的原因和力量，在于它内部固有的矛盾性。社会经济过程的内部矛盾是其发展运动永不枯竭的源泉。政治经济学要揭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归根结底就是要揭示它的特殊的经济条件、矛盾的特殊内容、矛盾的特殊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从而揭示出它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规律性。⑷阶级的观点。经济关系最本质的内容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中的矛盾表现为各个社会集团即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运动规律时必然要分析阶级关系，揭示阶级利益和阶级矛盾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然申明自己具有深刻的党性和阶级性。

（二）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所谓从具体到抽象，也就是理论研究要从具体的客观经济现象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占有实际材料，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辩证的分析，探索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经济运动过程的客观桂丽梅。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首先要求充分地占有材料。充分地占有材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对经济过程作出全面的、准确地、客观的和符合实际的认识，从而抽象出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坚持辩证思维的理论研究过程，也就是对客观经济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过程，透过经济现象发现经济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理论研究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客观经济事物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过程。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理论叙述的方法，也就是安排理论的方法。所谓从抽象到具体，就是理论叙述的逻辑进程从最简单和最一般的经济理论范畴出发，逐步上升到复杂和具体的经济理论范畴，通过经济理论范畴的上升和转化，把客观经济运动和发展过程在理论上再现出来。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总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含着多重的规定和关系，正因为它是许多

规定的总和，所以是具体的。人们在理论上阐明这种经济事物，首先需要对那些最简单和最一般的经济范畴作出理论分析，然后逐步深入分析那些比较复杂的经济范畴，直到最后对这一社会经济关系作出全面的、完整的、具体的理论阐析，在理论范畴上达到本质和现象的统一。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按照这一科学方法安排其理论体系的。它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这一最简单、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出发，逐步分析到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地租等比较复杂和具体的范畴，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个复杂的社会机体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揭示了它的本质及其运动的规律性。

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分析经济过程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研究工作完成后，实现的经济运动过程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方法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出发，通过研究有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对经济过程本质的抽象理解和把握。叙述方法是从最本质的经济理论范畴出发，通过分析逐步上升到表象的经济理论范畴，达到对经济过程本质与想象统一的说明。在这里具体是出发点又是结果，作为出发点具体是复杂现象的混沌堆积，作为结果的具体则是多种规定的综合即有规则的总体。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这里所说的逻辑，指的是阐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理论范畴分析开始，逐步上升到复杂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理论范畴的逻辑进程。历史的研究方法则是指，按照历史的真实发展进程来把握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运动规律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人们的逻辑思维进程是社会经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反应，逻辑进程要符合历史的发展过程，理论逻辑进程与社会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相一致。逻辑再现了历史。这是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的基础。这种一致性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进程所遵循的发展趋势与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理论来源于历史的客观规定本身，但又超出现实的历史过程，它是范畴和规定的再现，它不再是一个混沌的历史过程。科学理论所阐明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已经被人们认识了的历史必然。真实的历史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而逻辑进程在阐述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时，则要排除历史进程的偶然因素和现象以及各种曲折的过程，使社会经济进程中所包含的客观规律清晰的表现出来。

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阐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本质即内在联系时，除了上述主要方法，还经常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了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新的方法论。这些方法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应用，有力地拓展了经济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加强了经济理论的深度和实际应用性。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借鉴了西方经济的一些分析方法，例如实证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方法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研究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的补充，自然科学和西方经济学某些分析的借鉴和运用，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既是一门揭示社会经济房展规律的科学，又是一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具有深刻阶级性的科学，它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政治经济学鲜明的阶级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而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归根结底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关系则表现为社会各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和对立。社会阶级的划分和冲突都根源于社会生产关系。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必然涉及到各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切身利益。不同阶级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同，它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发展变化问题也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因此，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在阶级社会中，从本质上说适合一切阶级利益并为一切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复存在的。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创立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各个阶级物质利益在理论上的表现，也是它们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重要的思想武器。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历史上曾经创立的政治经济新体系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无产阶级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要与科学性实现相统一，经济理论就必须能够反映经济关系的本质，揭示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一定的社会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尽管不同的阶级对其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提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但是反映经济关系客观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只能有一种，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是有其客观标准的。无产阶级代表在社会生产了的发展方向。它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同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一致的；没有任何阶级私利会阻碍它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没有任何阶级私利和偏见会阻碍它对经济关系的本质认识，阻碍它去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五、学习政治经济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提高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习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出发，阐明了社会经济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我们只有学好政治经济学，才能弄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深刻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客观必然性，从而增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和自觉性。我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和正在发着深刻的变化，它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所分析的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问题和具有的新特征，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说明。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并没有改变，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推动下，私人资本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也不断地得到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不断进行调整，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在通过其内在的辩证法走向自己的反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一种崭新的经济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曲折，暂时的挫折、弯路、倒退是可能发生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在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关系中认清形势，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学习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我们自觉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正确的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避免主观片面性或盲目性，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这一切都要以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深入研究和科学认识为基础。建

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犯过不少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曾经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些错误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认识，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之所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改革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人们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但是人们要能够利用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还必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政治经济学也是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对实际经济工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为了加强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各行各业的实际经济工作者都需要学好政治经济学。另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但是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特别是社会大生产基础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和把我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学习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我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治学研究 篇7

随着我国人才兴国战略的不断深化,大学扩展趋势明朗,这样的教育政策引导下,诸多高校都制定了扩招计划。但是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重要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经济下行也制约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根据有关报告显示,我国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子毕业1 年后的平均薪资在2000 元以下,酬薪在3000 元以上的比例也仅为10%。由此可见,我国高校政治学专业与行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堪忧,就业竞争力也相对较低。并且在许多公司大举裁员的情况下,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却在不停的增加,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政治学与行政学学子就业质量更加无法得到保障。鉴于此,为了保障人才战略的顺利实施,增加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子的就业信心,首先就需要透过理论研究,获悉降低其就业质量的根本因素,从而找到相关的改进策略。

二、影响政治、行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因素的分析

按照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影响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就业质量的因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1、需求方面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待就业问题,可以将企业与就业者看成一种需求关系。简言之,企业作为劳动力的需求主体,是大学生解决结业问题的主要渠道。但是企业的宗旨是通过妥善的经营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对于劳动力需求的考量是企业关注的重点之一。如果新增劳动力可以有效的实现利润的增长,那么企业就会选择为人力资源投入资金,反之则不然,由此可见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是解决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市场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自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制后,经济的发展不再单单由政府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受市场的引导支配,因此政治、行政专业学子作为市场资源的特殊形式,其就业质量也与市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政治、行政学专业特点来看,其就业方向主要是“行政/ 后勤”、“市场/ 公关”、“咨询/ 顾问”、“采购/ 贸易”、“销售”等,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这类型岗位需求今年来呈现递减趋势,而新兴技术人才需求大量上涨也是严重影响了政治、行政专业学子人才需求量。最后国家政策也是决定大学生就业质量不容忽视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30 年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这与我国政策不不无关系。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引导下进行的行业整饬,致使大学生结业方向与企业调整方向产生了矛盾,这个因素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2、供给方面的分析

高校作为人才输送的主要阵地,其办学质量与专业设置直接关系着大学生的就业质量。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扩招导致的人才过剩、课程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严重阻碍了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升。加之市场的非线性变化特性,致使人才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高校盲目追求短期利益,降低了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此外现目前大学生就业期望过高也是导致就业质量下滑的原因,许多大学生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市场的变化,一如既往的持有较高的就业期望,与企业的薪资配置水平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最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滞后不能契合企业对人才能力的要求,也是用人单位难以给予大学生期望薪资的主要因素。导致这样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由于扩展政策的引导,许多高校的扩招计划僭越了自身的教学资源配置,因此引发了教学质量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结果。

从政治、行政专业教学实质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理论与实践是其最为重要的教学板块。但是在政治、行政专业教学实际中,教学理论化严重,缺乏对实践活动重要性的清晰认知,从而致使诸多政治、行政专业学子,仅仅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是却严重缺乏实际操作技能,因此也恶化了政治、行政专业学子的就业环境。为了突破这样的教学瓶颈,我们首先要认识政治、行政专业教学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专业定位失准,政治、行政专业学子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与企业运营有关,其在企业管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现目前我国行政、政治学专业教学缺乏专业性指导,在教学中没有严格的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究其根本主要是专业定位的失准。其二,理论与实践活动融合度较低,没有落实政治、行政教学的实效性。从教学现状来看,造成这样教学弊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学理念功利化,一切教学互动服务于应试的现实,还有就是教学资源配置不足,导致实践活动开展受阻。综上所述,我国政治、行政专业教学活动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很好的就业,因此都亟需得到改善。

三、提升政治、行政学专业就业竞争力的策略

1、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传统政治、行政教学主要依赖于理论知识函授,教师一般利用教学时间,传授政治、行政学理论知识,当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再引导学生进行一定的练习。由此可见,传统政治、行政学专业教学模式中,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高。除此之外,师本位教学策略不仅没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同时也导致学习和实践过程的剥离,没有引导学生在学习中探究,这样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因此也不符合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宗旨。由此可见改变教学理论是确保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就业率以及提升其就业竞争力的必要措施。因此在政治、行政专业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改变教学理念,并采用现代教学理念,根据教学资源配置实际情况,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在教学过程中,应首先引导学生探究即将学习的知识,譬如在学习《行政学》之前,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提前了解行政工作的实质及功能,并提供一些简单的行政工作实践锻炼机会,引导学生模拟操作行政管理工作,并鼓励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活动,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在教学中着重解决问题。这样既保证了学生的主体性,激发了其求知欲,提高了教学效率,同时也培养起了学生积极探究的职业素养,以此也就相对增加了其就业机会。

2、以校外实习基地为平台培养学生综合技能

教学的宗旨是促使学生学以致用,诚然政治、行政专业的教学目标也应当指向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在实际教学中,政治、行政专业理论教学往往依托于模拟教学以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的教学思路存在积极意义,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企业管理工作具有非线性特点,模拟操作程式化特性,并没有完全反应出经济活动的具体特征。因此政治、行政专业采取的模拟行政管理及沙盘实验等活动,都不能全面提升学子应对经济变化的能力。由此可见,为了培养具有较强专业素养的政治、行政人才,各个院校都应该整合教学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并为政治、行政专业学子搭建起良好的实践环境。如定期组织学生进入岗位进行短期的实习活动,在实习过程中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从而提升其业务能力。加之现目前,诸多单位招聘都偏好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以此提高其就业率。

3、加强师资建设

如果说学习活动的中心是学生的话,那么毋庸置疑教学活动的中心自然就是教师。因此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政治、行政专业教学实际中,为了保证学生顺利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首先就要保证师资力量足够雄厚,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职业能力过硬的学子。正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师资力量过于羸弱,那么就无法保证所传之道是符合就业要求。因此师资力量是政治、行政专业教学改革中应该引起重视的因素。为了落实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活动成效,各个院校应该加强培养资金投入,尤其是教师专业技能培养的投入。并制定有关的奖励措施,积极鼓励教师积极充电,努力提升自身知识涵养。除此之外,为了落实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改革目标,也应该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职业经验,那么学校可以鼓励教师进行财会兼职,逐渐积累实际经验,为学生就业做出更加专业的指导。

4、制定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

政治、行政学专业根据其特质,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一定的专业色彩。现目前,各个高校都将政治、行政学人才培养方案地位于行政管理方向,这样的教学地位十分偏颇,但是在各大高校达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我国政治、行政专业教学目标也大致契合既定方向制定。因此这就导致教学方向严重偏离社会人才需求,这就是致使诸多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在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工作的主要原因所在。由此可见,为了提升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就业竞争力。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该重点结合新时期人才需求实际,适当提升政治、行政教学要求,改变课程设计并积极融入多元化的专业知识,如《市场学》、《经济学》等全面拓展该专业的就业面,以此全面提升政治、行政专业学子的综合竞争力。

5、完善考核制度

高校是培养优秀人才的主要阵地,当然也是保证市场人才需求的主要教学结构。但是从政治、行政专业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其教学目标过于功利化的教学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宗旨,在学习成效考核上,也沿袭了中学阶段的应试化与功利化。虽然在考核中加入了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考量,但是从整体上讲,高校政治、行政专业教学考核制度,依然陷入了理论考试的窠臼,没有契合时代要求全面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此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为了保证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就业竞争力,我们应该及时改革考核制度,适当增加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力度,全面督促教师有效组织学生进行有关实践活动,以此提高其实践能力,以此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6、规范课程设计体系

为了确保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在就业上取得较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必须保证其专业课程设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所谓的科学性与规范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行政专业课程的特点与优势,并结合市场人才需求,在教学中充分体现出其课程优势。必要的专业基础是凸显专业特性的必要措施,但是想要全面提升政治、行政专业学子的就业竞争力,仅仅做好专业基础教学是远远不够。在课程设计中还应该适当融多元化的专业课程,譬如《法学》、《管理学》等,并且在必修课与选修课设定中,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进行课程设定。最后在国际化时代背景下,为了保证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我们还应该重视学生外语水平的培养。总而言之,做好课程设计体系建设,是提升政治、行政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影响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就业质量因素有很多,其中岗位供给关系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与市场需求的矛盾,首先就应该教育模式,其次就是契合市场要求做好课程体系设计,最后还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此契合新时期人才需求,以此全面提升政治、行政专业学子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郑兴碧,邹泉.大学生“就业难”的经济学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

[2]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9).

政治学研究 篇8

一、范式还是概念组合?

在前言中，作者称自己于2003年“提出一套用于分析中国政治经济过程的‘制度范式’”。依作者的解释，就是制度结构(structure)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安排(sys—tem)，制度安排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performance)。这构成了一个范式，也就是SSP范式(前言第2页，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引言只标页码)。它可以简化为“制度结构决定制度绩效”(第29页)。看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阅读方面的孤陋寡闻而羞惭，自己曾受过国内政治学专业的训练，却未曾听说这个学科中还存在这样一个范式，于是顿生敬意。但当我看到作者宣称该范式是一个中观的整合理论，“尤其适用于大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国内政治经济变迁研究”(前言第3页)时，心中的敬意却不禁变成了疑惧。因为据我有限的历史阅读和对一些史家的请教，从未听说过有一套特别适合于解释大历史的理论。历史是如此纷繁复杂，古往今来，还从没见过哪一个理论家或史学大师有这样的胆魄，敢于宣称自己曾发明过一套能完成这个大任的理论架构。至少，最早阐释中观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大师默顿本人并没有这样自信。现在，这样一个理论居然由一个中国学者给出，简直像奇迹出现了一样，怎能不让人疑惧?

我愿意看到奇迹，但我对“奇迹”也会加倍小心。我找来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查对范式的概念。依据库恩的阐述，“范式”是常规科学研究的一个概念，而“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范式体现在作品中，但必需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才可称为范式：“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范式至少是一种公认的模式，不是凭某人独自宣布就能够建立的。作者在书中宣称该范式在国内学界已经有人在应用，笔者按注释的指引查看，结果发现，这个所谓的应用者，只是作者自己(该书第65页注释④及第70页注释③的文献说明显示了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一般逻辑来看，作为范式的发明人，不应该不关注追随者，然而这个发明人的注释却自始至终只征引自己的文字。

虽然有可能是库恩的范式理论有了新发展，而我过于浅陋，没能看到；不过也有可能是《制度》一书的作者在滥用范式这个概念，把一些出自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组合起来，就轻率地称为范式。

二、《制度》一书的理论和逻辑问题献疑

我首先承认自己孤陋，以为《制度》一书的作者应该学养渊深，不会犯简单错误。他应清楚理论预设的可靠性和完备性，也不会漠视逻辑问题。但继续阅读时，我发现这两方面作者好像都有可置疑的地方，下面摘引几例。

《制度》在解释SSP范式的制度结构时有这样的说法：“制度结构指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国家理论，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产权理论”(第17页)。很显然，根据政治学常识，一个社会的制度不可能只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因此，这一理论的完备性存在问题。当然，这可能是作者有意忽略，因此，最好还是就作者的这一界定本身来谈。我注意到，作者在论述经济制度的核心为什么是产权时，有两个论据，“国家是产权形态的制造者、规定者和保护者”(前言第3页)；连带的一个论据是“使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导致经济增长的所有权结构是冲突的”(参D·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有必要指出，这一论据本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其代表性作品《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提出的一个假设模型(参《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译者序言”及正文第18页)。为什么这样说，诺斯自己没有论证，但全书用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史证实了这一理论是可靠的。因此，《制度》一书的作者作为定论加以扩展应用，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但我要指出的是问题恰出在这一扩展应用上。对西方社会经济社会史、政治史略加考察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在古代雅典城邦和古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以前，其产权结构就不是国家规定的，这两个城邦不对公民征税，城邦官员也是无俸的；不仅如此，至少在文艺复兴以前，西方漫长的历史时段中，经济问题根本不是政治的主要问题(有兴趣者可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与《雅典政制》、蒙森的《罗马史》及库朗热的《古代城邦》，甚至包括最一般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等经典作品提到的相关内容)。换言之，在西方历史上，我们不能轻率地把城邦替换为现代的国家。而如果对西方研究民族主义的各种作品稍有了解，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实际上的名称是民族国家，它是典型的现代产物。这一事实恰好可以说明，为什么诺斯主要依靠中世纪以后的欧洲经济史数据来证实他的假设模型，因为这一模型根本不适用于古典农业社会。显然，《制度》一书的作者对此失察。

再来考察《制度》一书的逻辑问题。在该书的第二章，作者批评了奥尔森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解释国家兴衰的根源，认为奥尔森“导演了经济学理论的‘关公战秦琼’”(第43页)。我同意他的这一判断，但和奥尔森侧重利用西方近代史来考察西方国家的兴衰这种“关公战秦琼”相比，《制度》一书的作者则还借用新制度主义应用有限的假设来考察中国明清史，则恐怕是用“洋关公”来战中国的“土秦琼”。

再举一个《制度》一书中和理论基础失察无关的逻辑悖反的例子。作者在书中反复重申：“技术进步是增长本身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处于增长之外的孤立原因”(第79、112页)。“文化很难改变政治，倒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并使文化免于沉沦”(第80页)。《制度》的作者根据这一坚持，专门在第六章中批评兰德斯不知道前一个事实(第112页)。但是在第9页作者有一连串的发问“为什么(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即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没有对经济增长做任何贡献?为什么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邓小平推动的土地制度改革使粮食产量迅速增长……”如果技术是增长本身，那显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应该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这和《制度》作者发问中的断言相悖反；如果技术是增长的原因，那又和《制度》作者对兰德斯的批评相悖反。作为读者我就糊涂了：那么技术到底是增长的原因还是增长本身呢?

诸如此类的逻辑问题，《制度》一书中还有不少，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罗列了。

三、《制度》中解释中国大历史中的史实问题比证

现在我们退一步，不谈理论和逻辑问题，来看一看作者在《制度》中解释中国大历史中的史实情况，这关涉到其解释成功与否的问题。

在第五章谈论“中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何以引而未发”的问题时，作者所举的两个论据是明代由于矿监、税吏的压迫而“将工商业的发展逼入绝境”、以及清代对铜矿的控制造成了铜矿业的没落。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暂且不说，我们先看看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事实上，无论是在那个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还是现在的学界都是一致认为晚明的经济发展是历史的一个高峰，矿监的存在固然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有限，至于晚明经济发展的断裂是因为明末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鼠疫等疾病以及战争等多方面的原因，矿监绝非主要因素。现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明清时期的税制主要是落在农业税或者说是“田赋”方面，而商业税其实很轻；“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又大大减轻了人身束缚，使更多人从事工商业成为可能(见梁方仲：《一条鞭法》)。

清代之所以加强对铜矿业的控制是要为铜钱的铸造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清政府初期的采铜制度之所以能获得成效是因为收购价足够高，但随着物价、铜钱价格(与白银的汇兑率)以及成本(铜矿多产于交通极为不便的云南山区，越到后期矿区越是深入山里)等众多问题的出现，国产黄铜的价格超过了来自日本等地的洋铜价格。在后来银贵铜贱的时期甚至出现铜钱的铸造成本超过面额的情况，减少铜钱的铸造势成必然，加之地方督抚需要承担运输成本等重任，他们也不希望更多的采铜(铜钱的铸造情况可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也就是说，清代铜矿的没落与其成本的高昂、国家的货币金融环境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清政府的政策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在第八章中，为了说明“(晚清)功败垂成的自强运动”，《制度》的作者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了对比，全文中有多处错误和似是而非的断语。以“元”作为清代财政的货币单位(清政府其实一直是用“两”，更准确地说是以“库平两”作为货币收入单位，元只是晚清的一种民间货币单位，直到清朝覆灭前夕，才出现了政府铸造的银元，而且两与元之间的市场兑换比例一直在波动，因而根本无法衡量)；将带领军队的督抚征收厘金说成“各地军队自己征税”(要知道，地方督抚本是名正言顺的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官员)；将清政府对官营企业征税、拿取利息(股息)的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成“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企业必须不间断地向官股支付红利”(其实更多的是政府对官营企业不断地贴钱)；置晚清时期已然兴起的民族主义于不顾，也对一直以来在中国士子和百姓中间存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视而不见，硬说“中国基层社会长期以来只有‘家族’而无‘国家’概念”。在将晚清政府和中国人“妖魔化”之后，《制度》作者进而创造出一个“日本明治神化”。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已证明，明治初期的货币、金融政策变动很大，强制推行的不兑换纸币一度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紊乱，对工商业的发展负面影响也很大，当时所建立的信贷机构所起的作用至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之前可以说是积极的作用不大(见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及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开港与维新》)，而到了《制度》作者的笔下，此时的这些信贷机构则被说成“是日本工商业发展的基础”；1895年前，与中国相比，日本最成功的产业并不是近代工业而是对传统手工业的改造，而在《制度》作者的笔下，似乎日本在甲午之前早已是一个成功的近代化国家(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

从以上所举我们可以看到《制度》作者在运用SSP范式解释中国大历史时，所阐述的史实是多么的不可靠，我们不得不问：在这种史实的支撑下解读出的中国大历史又有多少可信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