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自我评定

法院自我评定（推荐8篇）

法院自我评定 篇1

再就是与领导打交道一定要注意分寸和身份：这次实习中，我因了某些原因不得不跟着几个书记员和法官，其实当你名义上“隶属”某个合议庭时，千万不要帮其他合议庭做太多事情，起码不能影响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我是很无奈的，毕竟我也很被动;

最后还是谦虚谨慎吧：无论是对法官还是对书记员，甚至只是对其他实习生，也不要太锋芒毕露。自己沉默点，只要用心学，把握住关键的机会就行了。做人就得让人感到沉稳踏实，太轻浮的人什么样的朋友都不会有。

法院的实习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法院里的法官素质都很差，我现在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深入了解了，才知道了自己的盲目自大，知道了自己的无知，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懂，也深深体会到大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不出去闯闯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在法院实习，做错了什么事，法官和书记员都可以说你还是学生，可以原谅你，但当走上工作岗位后再出错，就要承担责任。假如自己是法官，当在判决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就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责任。实习让我在学生和走上社会进入岗位之间有个良好的过度，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骤，自我鉴定《法院 自我鉴定》。

实习，给我步向人生另一个阶段上了一节悠长而充实的公开课，使我终生难忘。

2.过一个月的实习，我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系统的锻炼，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

在学生心理辅导员和高一年级班主任的实习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学生如此的渴求有一位知识比较丰富、能力比较全面的、能倾听自己心声的朋友。作为他们的朋友，我惟有仔细倾听、耐心询问、认真思考，最终协助他们增强认知正确看待和科学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作为语文老师，面对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我精心备课、认真组织，用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同学，用清晰的话讲解好每一个问题，用深切的情表达每一个核心思想。

这一个月来，我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切关注。他们以真诚而友善的眼神看着这么一个身材矮小却能力突出的老师充满自信的走过，走过令我难忘的实习。中国人才指南网

同学们在我的讲座上积极提问、仔细听讲，尔后以热烈的掌声鼓励，鞭策着我在学习和工作中创新开拓，不断进步!

我，以一颗真诚的心、朴实的情，以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打动了学校的领导、老师和亲切、可爱的同学。

法院自我评定 篇2

一、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相对性

首都师范大学李昕教授认为, 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现为“效力群”, 而非单一的某个效力, 因此, 称之为效力体系, 只有在各种效力均得以实现的情况下, 行政行为的作用效果才能完全体现。中国大陆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由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组成。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确定力是其他三种效力得以发挥的前提, 是约束政府诚信的重要保障。行政行为是否具备法律要件尚存疑问的情况下, 在有权行政机关或法院依法定程序否定其效力之前, 要求任何人均应承认其具有确定力。行政行为因具有这样的确定力, 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判断而否认其确定力。换句话说,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 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叶必丰教授认为, 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信任说”。如此推定和尊重, 是基于社会对行政主体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 是对国家权力权威性的维护。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 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关于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界限问题, 主要有两大学说, 即“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大陆法系大多数行政法学家持“有限公定力说”。叶必丰教授持“完全公定力说”。按这种学说, 不论行政行为存在什么样的瑕疵, 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 在被依法否定前都具有确定力。

笔者认为, 完全确定力说在实践中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政府官员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的国情下, 它很容易变成官员专横的借口。在当前土地财政的背景之下, 借口补偿决定或裁决的确定力, 极易损害被征收拆迁人的利益。目前,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坚持认为确定力是有限的:从实质正当性要求出发, 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实质正当性, 所以不应当具有确定力。一方面,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 并维护这些权力的有效行使以便实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 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强调权利保障, 重视公民参与和权利补救, 及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发端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大陆法系通说认为, 重大且明显的瑕疵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具有重大瑕疵或根据理智的判断绝对明显的瑕疵时, 无效”。日本学者也认为:“当行政行为有重大瑕疵, 并且通常人也能够较容易地把握之时, 无效。”通常认为, “重大且明显”是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确认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标准, 包括并且提出了几类特别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范围:一是无权行政行为。二是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 即使是有瑕疵的行政行为, 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变更的条件下, 行政主体针对同一事件作出一个新的行政行为, 应当视为前一行政行为继续有效, 而后一行政行为无效。三是行政主体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 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其着眼点在于判断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或存在;而所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则是法律在对行政行为是否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上的再判断, 即价值判断。四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内容或在形式上有引导相对人违法的行为, 对这种根本不符合法治要求的行政行为理应视为无效。可撤销行政行为是指有权主体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存在一定瑕疵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致其失去效力的状态。引起撤销的原因是行政行为的一般瑕疵。

对于行政行为的无效, 除了由特定主体予以确认外, 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自行判断并进行抵制。我国学者普遍承认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对无效行政行为, 相对人可视之为无效, 复议或审判等有关国家机关当然应当宣告该行为无效。而对于可撤销行政行为则是由有权主体按法定程序在法定的期限内予以实施的, 行政相对人在该行为被撤销或变更前仍受其拘束。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任何时间请求有权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确认其无效;而对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必须在复议期限内或者起诉期限内提出。所以,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相对的也是变动的, 当出现了明显重大违法或者超过时效时,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便会被击得粉碎。

二、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效力丧失

征收补偿决定是解决征收补偿争议的行政行为, 拆迁裁决是解决拆迁补偿安置争议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明传[2011]327号《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以下简称《紧急通知》) 要求, 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 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 一律不得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 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 原则上不得准许, 确需先予执行的, 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当事人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之前, 原则上不予受理先予执行, 因此, 在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以后, 其执行力暂时冻结, 确定力处于待定状态。当法院判决维护被诉行政行为效力后, 从行政行为转变成司法行为, 效力进行了提升,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 即实现了司法行为的执行力, 也实现了行政行为执行力。

当事人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没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即行政行为交代诉权时应当在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 未交代诉权时应当在2年内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8条的规定,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180天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 应当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申请的, 法院不予受理。这说明行政行为在有限的期限内具有确定力和执行力。在征收拆迁实践中, 通常由于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的疏忽, 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 就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少数“钉子户”以维权为由漫天要价, 满足其要求必将破坏公平补偿原则、破坏公平正义, 不满足其要求就会影响征收拆迁项目的实施、损害多少被征收人的利益。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显得非常无奈。如此尴尬状态, 善后工作如何进行?是否还有补救措施?显然, 不能因为没有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就会导致公共利益不能实现, 也不能一味地放弃原则满足被征收拆迁人的要求而破坏公平正义。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依法纠错, 实现行政行为的目标。众所周知, 无论是征收还是拆迁, 都需要评估, 而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1年, 超过申请期限一般都会导致评估报告失效, 以评估报告失效为由撤销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 然后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在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后,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的法律依据和程序

行政机关依法纠错的程序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进行规范和调整, 遗憾的是, 我国并没有行政程序法, 导致行政机关纠错存在障碍。事实上, 虽然我国没有统一行政程序法, 但是,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了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条件,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了补偿安置裁决的法定条件, 这些法定条件可以作为依法纠错尺度和标准。可以说, 纠错的程序为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 纠错的法律依据为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即“遵循原路径”原则。具体来讲, 行政机关纠错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 纠错时必须遵循更加严格的规则。

应当纠正的行政行为, 应是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的改变和法律的修订而不适宜再存续的合法行政行为。这是由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相对性所决定的。行政机关侵害相对人利益、违背公共利益、破坏公秩良俗的行政行为, 法律不仅不禁止其纠错, 反而要求行政机关及时纠正。同时, 对于作出时符合公共利益, 但由于超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期限而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也应及时予以破解。但这种破解也只有在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原行政行为违背或已无法实现符合公共利益时才能进行。惟有如此, 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公共利益。

2. 行政机关纠错的限制。

按照依法行政原则, 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都应予以撤销或变更。但在特定的情况下, 即使行政行为违法, 也不能将其撤销。如撤销授益行政行为意味着剥夺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任而已经获得的利益, 即信赖利益。当撤销授益行政行为时, 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应予以限制。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时, 对于授益行政行为, 如果相对人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应撤销该行政行为;如果相对人主观上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原则上不能撤销该行政行为, 除非不撤销会对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造成的损失明显地超过了应保护的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这时应在给予相对人合理补偿后, 撤销该行政行为。在旧城改造中, 一些地方政府进行毛地出让, 许多被拆迁人已经搬迁, 只有少数被拆迁人拒绝搬迁, 拆迁裁决已经超出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 为了实现开发商的信赖利益和多数人回迁的愿望, 裁决只有撤销然后重新作出, 再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才能实现开发商的信赖利益和广大被拆迁人的利益。

3. 行政纠错中的唇齿关系。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既要纠正原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 又要作出新的合法的行政行为, 两者不可偏颇、不可省略, 因此纠错和作新属于唇齿关系。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主要表现为:证据不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不合理、不适当。对丧失确定力和执行力的征收补偿决定或者补偿安置裁决, 可以径行撤销, 效力戛然而止;而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补偿安置裁决则需要告知相对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在采信新的证据材料时应当给予相对人知悉和辩论的机会, 这是行政程序公开、公正原则以及程序参与原则的基本要求。

量刑规范：法院的一场自我革命 篇3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政法委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全国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

从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对量刑规范化改革进行实质性调研论证，并逐步开展试点，至2009年，试点法院已扩大到全国120多家。从2010年10月1日起，历时多年，一场被法学界称为“法官的自我革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3000多个法院全面展开试行。

地处北京中关村核心地带的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件多、种类广、难度大是其收结案件的主要特点。正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选择该法院作为首批试点，把基层法院作为司法改革的主力军，在司法改革方面进行尝试与探索。

量刑多少，谁说了算？

2012年6月，一起抢劫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来自河北农村的年轻人张某，平时在北京一地铁建设工地打工。2011年12月27日晚上，他在海淀区老虎庙附近闲逛时，临时起意对一位女士实施抢劫，将其手提包抢走，内有数码相机和钱包等物品，事后张某顿生悔意和恐惧，两天后，他主动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张某被警方逮捕，并被检察院公诉至法院。由于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法院为他指定了辩护律师。

庭审中，对抢劫罪的认定，诉辩双方并未产生异议。值得关注的是，按照刑法规定，犯抢劫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年到十年，这么大的刑期跨度法官究竟如何量刑？

但随着证据出示、法庭辩论、法庭质证等环节进行，法官却最后宣布：被告人张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那么，一年的有期徒刑是怎么得来的？该案件审判长、刑一庭法官秦硕向记者介绍，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被告人在本案中有主动自首情节，则在三年基准刑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且考虑到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并有退赃积极、认罪态度良好等酌定情节，最终给予其有期徒刑1年的处罚。

这个判决结果，让本以为得在监狱呆上几年的张某感到十分意外。“我想都没想到刑期才是一年。”被告人张某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别人都告诉我抢劫罪一般都得判三年以上。”

我国刑法对于刑罚规定得比较宽泛，量刑规范化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法官在量刑时候的基本规则。海淀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副组长范君向《小康》记者表示，对于法官来讲，量刑规范化就是可操作、可细化的刑罚尺度，以进行严格定罪。量刑规范化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人权”的法律精神。

传统的量刑方法是一种定性分析法，主要依靠经验，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综合全案情况决定宣告刑。有着十多年刑事审判经验的海淀法院刑一庭法官李元向记者谈道，“但缺点是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以及各种量刑情节，没有一个量化分析的过程。”

改革试点后，法官们发现，根据试点规范要求，与往常庭审不同，在庭审中，除对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法庭调查、辩论外，还将过去法官庭后根据审判经验量或综合估量“估堆”量刑过程提到了法庭庭审中，专门增加了量刑的事实和证据的法庭调查和辩论。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法官们看来量刑规范化，就是量刑公开化、透明化，在量刑准则规定的幅度内实施自由裁量权，而不是机械化的计算公式。

在争议中前行的“改革”

据海淀法院当时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的游涛法官介绍，在200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将海淀法院列为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单位后，当时的院主管领导牵头组织了“规范化量刑小组”，从故意伤害、盗窃、抢劫、交通肇事、贩卖毒品等五个罪名逐步扩大到全部刑事法官和试点罪名。

但法官们之前都是采用估堆式量刑，一开始“规范化”试点后并不习惯。

据了解，在量刑方式变革以前，法官采取的办法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审判经验来综合判断，估算出一个法官认为合理的刑期。比如，一个法官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认为盗窃两万元应该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个法官可能判处4年半，这都在法定刑的幅度内，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被告人来说，刑期相差半年，实际相差很多。特别是，被告人服刑后，在押犯之间交流，如果发现盗窃同样数额、情节大致相当的，但刑期相差半年，在押犯会在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

“开始试点时候的确有些抵触情绪。因为我之前采取的都是‘估堆式’量刑方法，这个词（量刑规范化）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认为是机械化的计算公式，难道法官之前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都不规范？现在将情节程序化后，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案件裁量？”记者在与海淀区法院一些法官交流时，他们都坦言最初并不适应。

促使当时有些“抵触”的法官们转变观念的是，试点一段时间以后的变化：试点案件无一起抗诉，也无一起上诉被改判或发回重审。非但没有出现量刑畸轻畸重和大起大落的现象，被告人服判息诉率反而明显提高，社会各界普遍反应良好。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5年就开始对量刑规范化进行实质性的调研论证，并起草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2006年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利用“电脑审案”，引起各界的关注，但后来因争议巨大，导致该地区的这项改革并未成行。

2007年，时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游涛等来自全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带领之下到淄川区法院进行调研。“其实并不是电脑量刑。”作为海淀法院量刑规范小组的负责人，游涛明确反对“电脑量刑”的称谓。他说：“电脑在量刑程序里只是一个工具，就如同以前庭审时书记员用笔手写记录，现在用电脑记录，工具改良了，但记录者还是书记员这个人。显而易见，量刑裁判的都是法官，不是电脑。”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淄川法院当时做法是，将法官计算刑期的过程，以电脑计算来取代，以模糊的刑期估算变为精确的换算。

比如，盗窃1万元到6万元之间应该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5万元盗窃数额相对应的是，刑期在7年之间浮动。电脑程序将这个对应比例计算出来，精确到月。“每一年的刑期对应的是七分之五万元，刑期以月为单位计算，那么一个月刑期对应的就是盗窃600元。这就可以计算出，盗窃两万元的确切刑期。”

无论是哪位法官审理案子，只要对盗窃数额等犯罪事实无争议，电脑程序以同样的数据运算得到的结果，都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可参考的刑期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除了最基础的数额与刑期之间的换算关系，自首、立功等13个影响处罚的情节也可以通过电脑程序来计算可调节的刑期。游涛解释说，比如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各种类型的自首情节有各自的酌减幅度。这个被告人的自首情节酌减幅度如果选定30%，那么在上一步运算后的刑期再减去30%。

虽然淄川法院在当时的量刑“改革” 饱受质疑，却使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坚定了此项改革的决心。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约80%以上的刑事案件信访都是对量刑不服，这说明公众或者被告对犯罪量刑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对定性的关注度，所以在量刑层面上的同案不同罚问题受到了司法界的高度重视。

“量刑规范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促进量刑程序公开，从而推进诉讼民主。”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曾经参与试行方案制定的法官在跟《小康》记者谈到此项改革的初衷时说，“不仅是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而且要切实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让控辩双方充分发表量刑意见，就量刑问题进行充分辩论，从而实现量刑公正和均衡。”

200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同时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等12家法院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单位。经过两年多试点法院的经验积累和建议汇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于2010年6月宣布，量刑规范化改革将在全国范围内试行。

“同案不同判”如何破解

在海淀法院采访期间，《小康》记者注意到，法官们在承办每一起案件时，都会将各种量刑情节及其调节幅度和有关建议详细记录在一个量刑表格中，实现一案一表。

“这种数据资料整理的工作，在试点之前是没有的。”刑一庭副庭长徐进对记者表示，在试点之初，法院对以前未试点的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基本确定了五类案件传统量刑起点幅度，以及有关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目的就是方便法官在选择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和调节幅度时有明确的参考标准，避免量刑的大起大落。”

“之前有抵触和不理解情绪的法官通过比照规范化量刑文本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对于量刑结果更有把握，从而减少了盲目性和随意性，避免了不同审判人员之间量刑不均衡，特别是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最早参与量刑规划化试点工作的海淀法院法官秦硕表示。

我国现行《刑法》中，判处刑罚为“有期徒刑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条款达200多个，占到了刑法规定的40%。法官依照条款办案，可能会对大体相同的案件判处完全不同的刑期。

“同案不同判”现象是量刑不规范引发争议的原因。司法界、法学界人士都曾经坦言，量刑不规范的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量刑情节的适用在此前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同一个量刑情节可能会因法官掌握的尺度不同而造成量刑结果不一样,最终导致量刑不均衡。”

对于选择15种案件进入“试行”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也曾介绍道，这部分案件占了基层法院刑事案件的90%左右。“这些案件的量刑规范了，多数案件的量刑也就规范了，并能为其他犯罪的规范化量刑提供经验。”

作为司法审判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工作，随着试行的不断深入，以后会有更多的罪名进入“规范”范畴。“这样做就是为了在不同案件出现相同量刑酌定情节时，法官能够在规范调整范围之内进行‘内心确认’，以实现同案同判。”范君介绍道。

“量刑规范化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量刑更加均衡，但想实现绝对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在采访中，一位法官对《小康》表示，虽然量刑规范化以实现“量刑均衡、公正”为重要目标，并不等同于绝对的“同案同判”、“同罪同罚”。“如果把量刑规范化下的量刑均衡、公正理解为量刑统一化，实际上是对于此项规范的机械化理解和运用，更是一种曲解和误读。”

法院党员干部自我剖析材料 篇4

一、存在的问题及表现

1、学习理论缺乏系统性、主动性。

一是理论学习上存在应付思想。主要表现在学习态度不够认真、缺乏自觉性。只限于一般性地读书，没有从理论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对自己要求的不高，只求写读书笔记的数量，不求质量，心得体会写的也较肤浅。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不够。由于学习的目的不够明确，导致学习归学习，理论和实际相脱节。没有很好地把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所遇到的问题与实际工作相联系起来，不能很好地从理论上去认识、去探讨，因此，自己在考虑和安排工作时缺乏前瞻性，不是处于推着干就是忙于眼前的任务。

三是理论联系自己思想少。表现为开拓创新精神不强，争先创新意识不强，对自己工作标准要求的不很高。

2、司法为民的宗旨不牢

一是没有牢固树立立党为公、司法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真正地落到实处。

二是受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受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影响，共产主义信仰曾一度动摇，没有深刻地理会到，共产主义要靠我们一代代人的奋斗才能实现。

三是群众观念较为淡薄，不能很好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需，察民情、解情忧、保民安、帮民富做得不到位。

3、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够

一是在领导班子讨论一些重大问题时，缺乏主动性，瞻前顾后，认为有院长拍板、把关就行了，或者随大流。

二是对一些问题不是十分了解，也不主动去与其他同志勾通。有时了解情况不多，在会议上随声附和，不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是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态度不够端正，总认为班子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在开展批评时只是轻描淡写，走一走形式。

4、党风廉政建设标准不高

一是对自己要求的标准不高。例如，有时在盛情之下特别是中午不想回家（因回家太远）时，也去的邀请下，参加吃吃喝喝，放松了自己的要求。

二是存在己关系不大的想法。认为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抓的比较紧，谁往枪口上撞，谁找死。只要自己不搞，其他人愿意怎样搞就怎样搞，与己关系不大，因为自己与当事人接触少、无人行贿，在目前实惠主义盛行下，送了也白送。没有公款旅游，没有接受礼品，没有重大事项不报告的，爱人有工作，不经商，子女小。

5、工作作风不够严谨

一是工作不深入。埋头日常工作、日常事务时间较多，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时间较少，下到基层也是走马观花，很少发现实质问题。

二是工作有畏难情绪，得过且过，按要求做规定动作，政治思想工作创新少。组织开展活动也较少，没有很好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

三是存在好人主义思想，表现在工作上不愿得罪人，也不愿批评人。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自己存在党性党风方面的问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主观原因，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理论学习之所以重视不够、缺乏自觉性、主动性。主要是认为自己已经多次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掌握一些基本原理。要真正学深学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重要指示，那是高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事。认为我们这一级干部主要是执行上级批示，完成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级的指示精神里就有，再加上自己日积月累掌握的那些基本观点就可以了。认真反思，深刻认识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还相差甚远，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博大精深，只停留在书本上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些理论，解决好自己在思想和工作上所遇到实际问题。同时感到自己也受到了社会上对此问题的负面影响，社会上学习空气普遍淡薄，自己的思想懒惰，政治嗅觉也跟着迟钝了。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2、对理想信念的精神领会不透。

由于近几年对学习抓得不紧，对政治理论学习只求过得去做表面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初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共产主义社会还很遥远。自己存在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不能正确地对待个人前途，认为自己没有关系，只能苦干，何以巧干，苦干等于白干，在政治部主任这个岗位上，难以提拨，就这样干算了。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产生进取心不强，在工作上表现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创优争先的意识，使有些工作该抓的不想去抓，该抓好的也没有抓好，随大流。同时还认为自己奉献的多，得到的少，有时甚至拿自己的成绩去比别人的不足、觉得共产党亏了自己。

4、对廉洁自律认识上还有差距。

廉洁自律是端正党风的关键，是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需要解决好的问题之一。过去认为政法部门对党风廉政建设一直抓得比较紧，尤其是我们法院班子比较廉洁，整个法院队伍也没啥够得上规格的违法乱纪的事，所以对抓党风廉政建设认识不高。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就会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当中来，也会渗透到法官队伍中来，同时也会对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和法院党员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影响，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成克杰、胡长清也不是从开始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法院队伍中纷纷落马的腐败分子，一开始也是廉洁奉公的。只有从思想认识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从自身严格要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由于认识不高，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对各种不正之风麻木不仁，由看不惯到习以为常、见多不怪。对党风廉政建设认识不高，暴露了自己缺乏立党为公的思想。是自己政治原则、政治立场不够坚定的表现。

5、对司法为民的宗旨缺乏力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新问题、新矛盾，自己缺乏整体意识、大局意识，有等靠思想，等上级文件和要求，靠党委和政府拿出具体办法，没有积极主动协助党委和政府探索问题、提出建议。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力度不大，有畏难情绪，特别是对目前群众当中存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了解的不多，关心的不够，甚至对一些敏感问题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能拖就拖，怕沾在手里不好解决。这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忘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人民法官、法院领导，首先应当关心的党的事业，关心群众的根本利益。造成这种情形，最根本的还是宗旨意识不强、党性锻炼不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1、加强理论学习，注重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我要按照“三个代表”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努力从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出发，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出发，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出发，加强学习的自觉性。除了参加本院理论中心组学习和本院政治理论学习外，每天要抽出一小时学习理论，认真记好学习笔记，每年写出两篇联系工作实际的比较有质量的调查报告或论文。

当前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正确使用手中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遵守党纪国法，保持清正廉洁要重点研究如何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指导工作。

学习中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好当前司法为民，践行“三个代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要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能力，坚信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深入基层，集思广益，提高工作能力

从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起，我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合理安排工作，要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干警多听取干警的意见和建议，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科学地分析基层干警的意见，正确把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从各种意见中梳理出代表绝大多数干警根本利益的意见，排列出最能反映绝大多数干警愿望和要求的问题，作为制定决策的依据，确定工作的方向，反过来还要把政治部工作的计划和方案变成广大干警的实际行动。落实好案件质量和岗位责任评查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各项措施，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主动让干警参与政治部工作的决策。群众的智慧是党的智慧的源泉，好的经验和思路只能从群众的实践中产生，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办法也只有在群众当中去发现。为此，我们既要大力支持和鼓励全院干警在基层实践中创新，还要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创造的成功经验，切实把干警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引导好、保护好，做好经验总结，树立典型，通过典型示范的作用带动面上的工作。

3、牢记党的宗旨，努力践行司法为民。

务必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立党为公、司法厅为民，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法、服好务，做人民的公仆。经受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正确对待个人前途和个人得失，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将“三个代表”落到实处。当前，在政治部工作中协助各庭室妥善处理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矛盾，认真落实好为民、利民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执法观念上牢记为民宗旨，在执法过程中落实便民措施，在执法效果上实现利民目标，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4、落实好党风廉政责任制，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要加强反腐倡廉学习，充分认识这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情。要在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上下功夫，从小事做起，防微杜渐，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经受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经受住金钱美女和灯红酒绿的考验，经受住各种裹着糖衣炮弹的袭击，应“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民强国的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中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勤政、廉政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要经常向党组汇报个人的思想，自觉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在日常要管住自己。管住自己，就是要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想；管住自己的嘴，不应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来不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按照江总书记的“五自”精神要求自己，做干警的表率。

5、坚决执行好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努力做好工作

一切从大局出发，从党的事业出发，自己要真正发挥党组成员的作用。对党组重大问题的决策，充分发表意见，身体力行全力组织落实；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指责、不埋怨，主动补台，积极配合，做好疏导工作，真正做到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维护大局。

妥善处理协调好领导班子内部关系，加强班子成员业务理论培训和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班子成员的素质；注重成员间沟通和谈心工作，交流思想，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支持，到位不越位，多做补台工作。增强大局观念，克服自由主义，要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存戒心，不看对方的眼色行事，不画小圈子，不搞小动作，当面背后一个样，会上会下一个样，原则问题统一认识后，坚决照办不走样，努力做好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工作。

通过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一定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帮助，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决心牢记党的宗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和共产党员的要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始终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为城区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和建设小康城区、富裕城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法院公务员自我鉴定 篇5

进入工作后的初始阶段，主要是熟悉我院的网络组成和软件结构，学习法律的流程和必经的手续，了解法院综合信息系统的使用方法和简单问题的处理办法。

在本职工作方面，由于我所负责的是我院网站方面的建设，因此在和高院联网之前，我就在外网上不断浏览著名的司法网站和高院网站，丰富了法律方面网站的知识，对未来我院网站的建设方向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于我院网站中存在的问题争取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解决。在和上级法院联网之后，要做的事情多了很多，为了更好的为我院干警服务，提供及时的信息和方便的交流平台，我参照其他比较成功的法院网站的版面，对我院网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也没有放松对学习方面的要求。由于不是法律科班出生，对法律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平时了解的一些法律常识上。但由于在法院工作，领导指出要把工作和法律结合起来，必须要学习必要的法律知识。因此在工作之余，我认真学习了《刑法学》等法律书籍，向同事请教法律知识，在开庭的时候认真旁听，了解审判的程序，另外，由于工作的关系很多时候会和执行庭一起出去执行，在现场留心执行的过程和必要的程序和手续。通过几方面的努力，我的法律知识已经逐渐丰富起来，在工作时遇到法律问题时已不会再感觉到茫然和无从下手。在工作期间，我还接受了泰州市初任公务员集中培训，对本身公务员这个角色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这次培训也让我真正实现了工作后的心态转换。学习到了前辈的许多宝贵经验，知道了自己怎么走好公务员这条路，怎么去争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在组织纪律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院党组及科室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按要求完成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为人处世坚持原则，工作坚持一丝不苟，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同事，事事以一个公务员的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

另外，在参加工作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也发现了自己处理工作方面问题的一些不足。单位不同于学校，工作更不能等同于学习，我需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并且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单位要想在领导前面，走在领导后面，不能什么事情都要等领导布置后才去做，要注意充分发挥主管能动性。另外还需要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学会更好的与同事相处，融洽同事关系。

区法院上半年工作自我总结 篇6

今年上半年，我院全面加强立案、审判、执行工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半年，共受理各类案件2299件，其中受理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1084件，审结840件，审结率为77.5%;受理执行案件(含旧存)1215件，执结728件，执结率为60%。

(一)大力加强刑事审判工作。共受理刑事案件74件116人，审结73件114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34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80人。在刑事审判中，继续深化“严打”整治斗争，依法严惩抢劫、故意伤害、绑架、强奸、流氓团伙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盗窃等多发性犯罪，维护辖区社会的安定稳定。共审结上述案件49件86人,占刑事案件审结数的67.1%。上半年，我院还依法及时地审判了一起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案，被告人翁志诚在2002年间，从广州运回并到莆田市区多处居民住宅区散发传播“法轮功”图书小册子700多册、光盘200多张，并张贴“法轮功”标语，我院以翁的行为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维护了国家安全和辖区社会稳定。同时，为了维护辖区的执法环境，上半年我院依法对3件3人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审判，有力地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执法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我院注重加强对赃款赃物追缴和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绝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任何便宜。上半年我院对所有侵犯财产、犯罪后未退清赃款赃物的犯罪分子判决继续追缴其非法所得;对41件73名被告人判决并处罚金。今年上半年，我院刑事案件均在法定审限内审结。

(二)及时审理各类民商事纠纷案件。上半年，我院共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1004件，已审结761件，审结率为75.8%。从案件性质分析，主要以金融借贷纠纷、离婚和解除非法同居、民间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相邻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为主，其中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共有274件，占民商事案件数的27.3%，居首位，其次分别为离婚和解除非法同居案件有249件，占了民商事案件数的24.8%;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169件，占16.8%。针对民商事案件的特点，审判人员能够认真审理，注重审判的实际效果。我院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能够妥善处理，严格执行修订后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同时对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相邻纠纷等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及群体性纠纷案件，注重做好调解工作，共审结上述案件314件，调解结案156件，调解率达49.7%，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上半年我院能够及时审理好各类借款合同等金融纠纷案件，共审结上述纠纷案件247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对买卖合同纠纷、工程承包纠纷等案件的审理中，我院注重引导市场经济参与者遵纪守法，合法经营，提倡诚实信用的良好商业道德，从而保障正常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上半年共审结上述案件77件。

法院自我评定 篇7

各级人民法院有其固定的管辖权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各级人民法院应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 不得随意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范围, 影响司法秩序。但在实践中, 经常会存在上级法院指定下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 下的现象, 在法律中对这种司法现象有无具体规定, 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制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 但是指定的案件范围有两点:一是案件的地区管辖不明, 而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二是原来有管辖权的法院出于某种原因不适宜或者不能审判该案, 而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十八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 不宜行使管辖权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也就是只能是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两个下级同级人民法院之间进行管辖权变动。以上两点所指出的管辖问题都是发生在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不包括不同级人民法院, 且人民法院做出的指定管辖只能是针对自己的下级人民法院。同时,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也表明上级法院在指定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时, 应该是针对同级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调动。因此, 上级人民法院是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黎某一案的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那下面再让我们探讨一下究竟下级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况下有权管辖本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导致管辖权变动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 移送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 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明显根据该条法律, 下级法院也无法获得上级法院审理案件的管辖权。

(二) 指定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这一点上文中我一进行了阐述, 也不适用。

(三) 上级人民法院提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同时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以依法审理, 不再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可见, 在不同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权变动时只能是下级向上级变动, 无法从上级向下级变动。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 上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都无法变动到下级人民法院。而上级人民法院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由其管辖的案件, 而小下级人民法院在收到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的指定时, 也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此, 法院在审核其对具体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应更严谨认真, 对那些不应归本法院管辖的案件也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 哪些法院对其具有管辖权, 再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转移。案件管辖是案件审理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第一步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整个案件审理都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管辖权时能严格依照法律, 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严明, 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李浩.论级别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 法学评论, 2009.

[2]龙宗智.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 法学研究, 2012.

“智慧法院”涉嫌违宪 篇8

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显然，无论从主体还是从事由上看，法院无权调取这些信息。

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法院取证权。“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注意，并没有使用“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而是“有关单位和个人”。何为“有关”？应是与案情或者当事人有关，有利于查清事实。将个人信息的持有者（因买卖合同产生）视为“有关”是不是走得太远了？“调查取证”应将理解的重心放在“取证”上，即“调查”是手段，“取证”是目的。当事人的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是证据吗？有些牵强。

因此，微信圈里有人担心那以后京东、亚马逊等可以效仿。顺便说一句，淘宝隐私权政策里“应行政机关的要求共享信息”是要摊官司的。总之，个人认为“智慧法院”的做法不妥。期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