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军事论文

思想军事论文（精选8篇）

思想军事论文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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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妮

化学师范1班

1.关于《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华古老、最杰出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三大兵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宫本武藏的《五轮书》）之一，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

2.《孙子兵法》的内容简介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是现存中国和世界军事理论史上最早形成战略体系的一部兵学专著，共分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余言，但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在世界广为传播。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

3.《孙子兵法》读后感

通过阅读本书，对于其中孙武的各种战略思想，我都很佩服，说得既符合战争实际，在战争中能给予战争者指引方向，另外，在现实工作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运用这种战略思想，从而使得自己在工作中出色，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在生活中得到好的哲学思想。现举几个我印象深刻也比较有自己的感想的观点和实例，来说说自己的所学所想。

（1）战争指导者在开战之前，以及在战争中如何筹划全局，说明谋划战争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还探讨战争胜败的各种条件。他开篇强调的是战争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开战之前的谋划，认真探究，周密的部署，而不能随意兴师开战。还强调了敌我双方在对于客观条件的研究，判断和认真谋划，并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从而我们可以知道，谋划周密的战可能胜利，谋划不周可能失败，但是茅屋谋划则注定要失败。所以我们应当把握住各种条件，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进行研究。

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思想应用在商场和事业的打拼，一个公司要在同行中立于不败之地，先我们要对整个市场的形势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分析，再对于自己公司所处的地位和公司本身具有的优劣之处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调查，对整个行业的其他公司的产品和公司理念进行调查汇总，比较敌我的地位和优劣，从而制定可行的产品方案。

（2）孙子提出了用兵之前，决定胜负的5个基本因素，探索战争的胜负形势。我们要看一个国君的政策是否能上下一心；双方的将帅谁的素质更好才干更高；是否占据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看军队的纪律是否严明；武器的装备情况；看部队训练是否有素，更具有战斗力；还要看奖惩是否公平。对于这七计的综合研究以后，才能判断谁具备胜利的条件。

我觉得，奖惩严明和公平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三国中的曹操，他很强调论功行赏，他会把每一次作战得来的财务都赏给有功的战士们，对于无功的人从来不滥加奖赏，所以将士们都争相立战功。从不会有人无功受禄，从而激起战士们的立战功的决心和动力。最终他成就了魏国。

另外，在企业单位，一个集团的领导者的素质很重要，它将决定这个集团能否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众多的竞争者中，立于不败之地。我知道的一个成功的事例，便是苹果集团的发展之路，在苹果集团漠视合作伙伴的情况下，它处于低谷，是乔布斯的回归，使其重整山河。他充分发挥了他的机智和他胜人一筹的领导才能，对公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专心研制自己特色的新产品。最终，苹果得以延续并脱颖而出。

（3）“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已是千古传颂的至理名言。历史上许多的战争都是在对手失去了戒备或者是在其意料不到的时候地点，果断的采取行动，突施袭击，使敌人判断错误，计划错误，最终得以胜利。这个可以说是孙子“诡道”谋略的最重要的宗旨，也是兵家出敌制胜的奥妙所在。

我认为，这个在商战中也能被广泛的应用。它的核心就是个“奇”字，即，我们要学会去捕捉对方的思想挪点，利用对方的惯性思维，抓住对方的死角，反常用兵，出奇制胜。所以，我们常常在商战中看到，经营者们都会绞尽脑汁，面对不同的形势，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希望通过“出其不意”来占据优势，这是兵家之胜也。

（4）“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在战争中强调的是“兵贵神速”“速战速决”的军事理念。拿破仑就这个问题就说过一句话；“我也许会失去一场战斗，但是我决不失去一分钟”。特别是进攻作战，军需消耗巨大，运输任务艰难，久战不利于战局。会劳民伤财，造成国家的经济负担，拖久了会导致“钝兵挫锐”，给人以可乘之机。

我认为，就竞争实质来看，核心的问题就是时间的竞争。就我知道的，有人曾经说过：“时间是稀缺的资源，如果管理不好，就什么耶管理不好”。所以成功和失败都是时间的概念。战争是如此，我想，企业间的竞争也应该是如此。在如此瞬息万变的商场中，如果时机抓的不准，稍有缓迟，即有可能将自己陷入不利的情况，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在商场中速战速决的思想体现的十分的明显。特别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商场中，一个企业想要健康持续的发展，只有对技术和市场等环境的变化作出很快的反应，才能保持在不败之地。

（5）“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孙子在这里提出的是用“怒”和“货”激发士兵在战斗中勇敢作战，缴获敌人物资的手段。高明的将领不仅善于激发部队对于敌人的仇恨，使大家同仇敌忾，在战场上勇往直前，而且善于利用敌军的物资，奖赏立功者，以激发斗志，提高战斗力。

我认为，孙子对于“怒”和“货”的论述正反应了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企业是通过人来运转的，“办企业就是办人”。在不同的管理模式、激励模式下，人的潜力，特别是一群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所以，要通过何种激励手段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最大潜力成为每一个企业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大凡陈宫的企业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们用了多种激励政策来刺激经营活动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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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子兵法》的意义，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

思想军事论文 篇2

关键词：朱熹,抗金,军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内禅，孝宗即位，打算起用主战派张浚，下诏求直言，朱熹因此上书，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但军事却只在奏章最后稍加提及，可见朱熹当时对南宋军事关注不深。隆兴元年(1163)南宋对金作战失败，朝廷内主和派得势，朱熹又三上奏札，以义理论时势，再次表达了他坚决要求对战而不屈辱求和的立场。纵观朱熹的军事理论思想，我们可以将其观点基本分为“修内”与“攘外”两个层次，两者有着先后的递进关系，即是朱熹所说的“治国修政”，“抗金御寇”。

一、抗金以治国修政为前提

首先，朱熹本人是坚决主张抗击金虏的，针对当时所谓“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主和论调，他说“国家之于北虏，乃陵庙之深仇，……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义理上是绝对说不通的。一旦讲和，那么我方的军队士气必定会受阻，忠臣义士的心必伤，同时还会陷入金人战和反复无常的奸计之中，所以讲和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直到朱熹晚年，他犹认为“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可见朱熹至始至终都站在坚定的抗金立场上。针对“战、守”，朱熹指出“天下之势，利必有端焉，战为进取之势，而亦有轻失之举，守为自治之举，但亦有持久之难”。守是不能尽快的恢复旧日版图的。而在如何保证对金战争进取的长久性上，朱熹将话锋一转，转回到国内的政策改革上来，他指出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自是以往，闭关绝约，任贤使能”。就是要至上而下的先统一好抗金的思想，朝廷向全国百姓表示恢复的决心，以使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如何“修内”的问题上，朱熹处处都以儒家经典的观点来阐释，他指出皇帝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所谓“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朱熹以《大学》之道告诉皇帝“修、治、齐、平”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讲学明理，修政强国。其次，朱熹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朝廷、全国官员身上，他说“至于四海之利病，臣则以为系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朝廷必须要选拔出一批优秀的，贤明的官员，组成一个亲民善政的官僚队伍，这样就可以保证百姓的安居乐业。那么，恢复中原的战争也就有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二、从上到下的军政改革

淳熙六年(1179)，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一职，接触到了地方上的军队，这才切实的感受到了南宋军队内部所存在的问题，故在淳熙八年(1181)朱熹上书，向皇帝系统阐述了军中之弊极其改革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其一：将帅的选拔是军队的根本

朱熹指出：“今将帅之选率皆膏梁马矣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膏梁马矣子，厮役凡流”暗指两种为官之道，一是关系，二是金钱，而目前国家政策对于将官的选拔又存在严重的弊端，朱熹说：“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举，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而当这些人升迁为将官之后，便不务管理，而专知刻薄士兵，尽谋财利以求捞回买官之费。军队之中有本事，优异着得不到赏赐，无能阿谀着却反受亲宠，怨气郁积，常怀不服之心，战时就不愿奋勇杀敌。一些素日弓马，知晓战阵者不愿投军，而一些短小体弱之人却招来填充军籍，如果战争爆发，用这些人为将，以这些人为兵，只能是失败的结局。针对这些问题，朱熹疾呼治军要以选拔优秀将帅为本。朱熹十分赞赏“祖宗用帅取以二路，一是曾历边郡，一是帅臣子弟曾谙兵事者”。提出要“公选将帅，不由进习”及“授将印，委利权，一出于朝廷之公议”，这要求朝廷要独具慧眼，公正无私。将帅“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这就要朝廷知人善任，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各尽其才，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能力。

其二、解散京兵，改练州兵，核对军籍，裁汰老弱

朱熹看到，目前南宋军队中存在太多的冗兵、冗员。国家每年要花费太多的收入来供养他们，致使国家长久以来财政都十分拮据。宋代自开国以来便保留着的养兵家法所遗留的问题，这条家法在南宋时也都继承了下来，再加上南渡后新添上的御前军，以及以前遗留下来的屯驻大军，使得本来国土相对变小的南宋更感力不能支，所以朱熹说南宋目前的现状是“以不足祖宗时财赋，养祖宗时所无之兵，安得不穷哉”。针对这些问题，朱熹提出要重新清理军队，核对军籍，裁汰老弱，换精壮勇武之人进入军队，同时他建议朝廷“宜散京师之兵，却练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赴去淮上卫边，谓如福建之兵赴去饶州，饶州之兵赴去衢、信，衢、信赴去行在，迤逦赴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赴去，则京师全无养兵之费，岂不大好”。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历来强干弱枝的结构，解散了京师之兵，又可以节约不少的军队开支，轮流到边境地带去戍边，还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意识合战斗力，可谓是一举三得。

三、浅议对金战术

关于具体的对敌战争时运用的长久战略和战术运用上，朱熹十分赞赏辛弃疾的才智，认为他是“颇谙晓兵事”，对他提出的利用金国国土狭长，调拨不便，而分重兵屯于关陕、西京、淮北，最后伺机而取山东的战略也表示赞同。不过，朱熹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中指出：“泗、海、唐、邓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来时，用兵仅取得此四州，而汤思退无故与之，惜哉”。对隆兴和议中将已得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金人表示惋惜，紧接其后又说“今蜀中出兵可以入武关，从襄汉樊邓可以捣汝洛，繇淮上可以取徐州，”。建议朝廷重视这些地方的重要战略作用。同时，朱熹也继承了古代战争中战守相结合，兵民关系的思想，推广屯田就是这一战术的最好体现。他指出辛弃疾的缺点是“专理会兵，不管民”，认为战争就是要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做到教民而战。

总的说来，朱熹的军事思想来源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一个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对金作战的失败教训及当前南宋的现状。另一个就是经典思想，且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朱熹每个军事观点的产生，都有经典思想作为其理论来源，并以当前时弊为例证。朱熹是个大学问家，但并不是大军事家，他对国内矛盾现状分析虽然十分透彻，但他并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因此在论述对敌战术、战略上，提出的见解就不多了，这十分符合他的身份，连朱熹自己也说他是书生谈兵“辄语兵事，近于僭越而可笑”。在谈如何对付金国时，他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的问题上。以《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出发点，指出以帝王为中心的内部改革为主线，以逐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方案上，朱熹将最为重要的环节仍然是放在朝廷身上，同时十分看重人民的力量，这是儒家思想中民贵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以国内的改革达到攘外的效果，也就是先安内，再攘外。朱熹论兵，更注重从现实经验和经典的印证中去寻找答案。

参考文献

[1]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陈云的军事思想研究 篇3

[关键词]陈云；军政历练；军政思想；严爱精神；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7-0013-03

陈云的军事思想，是其革命经历的思想结晶之一，也是其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陈云的生平思想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当代汲取革命前辈的军事斗争经验，提高关键军机的决策能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

陈云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其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大体同起始。五卅运动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未停止武装恫吓，其支持收买的工贼也对罢工骨干进行暴力威胁，时局逼迫共产党人积极思索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置身五卅狂飙中心的陈云，对此更有切近的体悟。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1928年，陈云发动了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并谋划夺取枫泾镇，后帮助中共浦南区委制定《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购置枪支武器。1929年初，陈云又参与领导了攻打庄行的农民暴动、部署新街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后，陈云于10月22日为江苏省委修改的致涟水县委指示信，强调要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注意在敌人军队、保卫团中建立党的组织，夺取其武装到革命势力方面来。[1]11月24日，陈云在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时，就强调“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

1933年1月，陈云随中共中央撤入江西瑞金。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陈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党团书记，主要负责军事后勤工作。他积极建议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关注苏区军工生产，号召“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倡导游击战争。总之，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前所未有地强化了陈云的军事观念，并且磨练了他组织工运、组建军队、征集军粮、管理军工、发动游击战争等多方面的领导能力。

1934年10月中旬，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该军团承担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重任，陈云由此直接参与红军长征的军事指挥。在真枪实弹、戎马倥偬间，陈云的军事思想得以淬砺。红五军团下辖第13师和第34师，总共1万人众。据时任第13师师长陈伯钧的日记，10月20日午后，“中央派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来此，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和几个中心工作”。会后，陈云即率各团首长去考察徒涉场，黄昏时分开始渡河。连日夜行军，疾患丛生，战士思想混乱，军纪亟需整顿。11月4日晚，“陈云同志来我师帮助与指导工作，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政工成效没有立竿见影，第二天“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当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2]

在陈云的亲自指导下，第13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12月1日，陈伯钧日记记述：“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不然即有被敌人截断可能。于是我们即不停顿地向麻子渡前进。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3]中央代表陈云在那封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4]殷切之语，彻底击破了“中央不信任起义部队”的谣言。

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陈云为军委纵队的政治委员。1935年初，陈云与刘伯承率该纵队进驻遵义城，为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5]在遵义会议后，陈云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各处宣讲，不仅对于在全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陈云军事政治理念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契合。同时，陈云积极配合刘伯承，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也正是在此军事行动中，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在“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6]陈云后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随后前往苏联。长征经历促成军事政治理念的成熟，为陈云赴苏宣传报导红军长征壮举，以及在世界共运范围确立毛泽东的威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陈云、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并于12月上旬带领代表团回国，迎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红军西路军部队。因形势剧变，陈、滕代表团的职能变为接应撤至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1937年5月1日，陈云慰问西路军余部，指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7]这番肺腑之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对军事干部的珍视，同时也恰好反映了陈云此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关注军事工作的一个视角。

1937年12月，已在延安的陈云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延安时期，陈云更多地从党的建设的高度关注军事干部，并进一步丰富军事政治思想的论述。陈云强调军事斗争之于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第一重要地位，明言“军队第一”。（《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云改变了军事政治思想，因为军队还是需要共产党去组织领导。1945年5月9日在中共七大上，陈云以长征中的红五军团为例，印证党对军队的主心骨作用：“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同时，陈云并不放松对军事干部的政治要求。他着重指出：“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陈云进一步敲打军事干部：“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在提醒“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后，再次警示军事干部：“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相关论述充满了对军事干部的严爱精神。

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再度跃升为主要矛盾。1945年9月，陈云与彭真等人进入东北，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战略方针。陈云不时纠正干部的混乱思想，要求“建立长期战争观点”，并以“敢于武装”作为党员发动三条件之一（《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为迎接重大军事斗争考验奠定基础。翌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以实现其在东北战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意图，南满形势异常险峻。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决定派陈云、肖劲光去南满。月底，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再一次临危受命。[8]

1946年12月13日，陈云赶赴南满的七道江，参加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此会11日已召开，与会者就主力部队是坚守南满还是撤到北江、日后反攻，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故请南满分局最高军政首长陈云下最后的决断。陈云当夜与参加会议的部队领导干部分头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续开会议，当晚发表重要讲话，拍板坚守南满。陈云为主张北撤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主力撤向北满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一万多人，占当时我们在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9]

陈云下此最后决断，极有利于统一南满军政干部的思想，鼓舞斗志，为同国民党坚决开展“四保临江”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陈云当机立断与积极推动下，东北各军区协同作战，广大指战员“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浴血奋战，再加之群众路线的推行、土改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敌俘虏政策的改进等种种举措，南满战局终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到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南满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

决策保卫南满，是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与军事活动的巅峰之作。陈云在决胜东北前期的相关言说已透露了他力主坚守南满的必然性。综合分析，稍加提炼，陈云军事决策思维的要义大体有三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是政治大局观念。总体而言，陈云是政治家，而非军事家。也正因此，他参与的军事活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大局观。抢占东北，是党中央既定的战略目标。陈云勇于担当、排除万难，为的就是确保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因此，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在战斗与退却的抉择方面，陈云必然是主张战斗。至于南满，虽非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区域，但从东北一盘棋的高度来看，此地自然不可轻弃。事实上，陈云坚守东北还是从更高的全国大局着眼：“再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如此宽阔的视野，非单纯的军事干部所能具有。

二是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高超的政治远见，陈云军事决策还建筑于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陈云早于1946年7月，就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作过令人信服的预见：“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这一富有智慧的军政大匡算，势必鼓舞士气，大增必胜决心。在临江会议上，陈云对放弃南满可能遭受损失的匡算，同样令人动容，这也是说服部分军事干部的重要内容。

三是利弊得失的综合比较法。1946年7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议，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的野心，表示宁愿战斗到底，就显示这种综合比较法。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某些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两相对比，自然是战胜于和、非战不可了。陈云的综合比较法对于他决策坚守南满也同样有效。1947年2月7日，陈云明言：“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已是在教人以法，后来者当认真体悟。

参考文献：

[1][4][5][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5.48-49.53.54.58.70. 168. 173-174. 199-205. 471.

[2][3]陈伯钧.陈伯钧日记·文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4-155.158.164.

[6]刘杰.陈云在红军时期对军事斗争的历史贡献[J].军事历史研究，2005（2）.

[9]肖劲光.在南满的战斗岁月里（上）[A].星火燎原1984（3）[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军事思想 篇4

一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毛泽东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毛泽东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毛泽东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后来，毛泽东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p604)虽然毛泽东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p171)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毛泽东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毛泽东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毛泽东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毛泽东、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毛泽东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毛泽东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毛泽东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毛泽东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

虽然毛泽东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毛泽东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19)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毛泽东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毛泽东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毛泽东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毛泽东、朱德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毛泽东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毛泽东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毛泽东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p363)这就是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

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三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毛泽东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毛泽东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毛泽东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p182)毛泽东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182)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毛泽东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毛泽东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p478)

第三，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毛泽东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毛泽东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p174)毛泽东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p496)其次，毛泽东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毛泽东说：“战争

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p491)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毛泽东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是什么 篇5

尉缭子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子也。

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孙子兵法》十三篇。这短短的13篇6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2500年。《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与我、主与客、知与行、义与利、奇与正、虚与实、迂与直、众与寡、胜与败、强与弱、攻与守、全与破、利与害等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人甚至说，中国的辩证法思想起源于《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奉为圭臬。

《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邃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正是因为如此，才确立了孙子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同等地位，让《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能够三书并世而立。

孙子的军事理论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其卓越不凡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从现代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孙子兵法》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1、孙子的战争观

就像一个普通的人要有自己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样，孙子作为一个军事家，对战争有他基本看法和态度。

孙子的战争观，首先是“慎战”思想。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孙子主张谨慎地对待战争，首先因为战争关乎个人生死，家国存亡，当然要慎重对待。孙子说：“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

孙子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把战争看成是最好的包医百病的良方，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国亡不能复存，一旦开战，首先要想到有害的结果，其次才是有利的结果。

长平之战，秦军一夜坑杀赵军40万，导致赵国十室九空，举国缟素，最终被秦国所灭，不能不说是历史上一个最惨痛的悲剧。其次，战争是有成本的。孙子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

用兵需要日费千金的巨大成本，当然要考虑收益。孙子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明白一个道理，打仗就是打后方，打钱粮，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战争是无法进行的。孙子的第二个战争观就是争利。孙子说：“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孙子兵法·火攻篇）

付出就要有回报，孙子不是奸商，而是伟大的军事家，他的所争之利，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国家之利，人民之利。孙子不反对战争，前提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只有在国家面临危亡时、于国于民有利时才能发动战争。

2、孙子的战略思想

孙子的第一个战略思想是全胜的战略思想，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打仗即使能够百战百胜，但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即使胜利，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孙子的第二个战略思想是“先发制人”，要么不打，要打就先下手为强。他认为，打仗不能被动而打，必须自己主动进攻。

孙子的第三个战略思想是战争应该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战果，实现战争的目标。孙子说：“故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

3、孙子的战术思想

孙子的战术思想是《孙子兵法》整个兵学体系里面的主体部分，也是《孙子兵法》的核心部分。

《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用兵的方法，孙子提出了这样几个用兵的战术思想： 孙子的第一个战术思想是“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孙子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包含了一切战争里面的最主要的核心含义，就是说：调动别人，不要被别人所调动。就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孙子的第二个战术思想是“知彼知己”。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兵法》开篇就讲打仗之前要庙算，如果你不了解对手的情况，或者是了解的不够充分，这个仗都是不能打的。不但要做到知彼知己，而且要早知，你战争你要了解情况要有时效性。孙子兵法的第三个战术思想是“避实击虚” 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成年人和幼儿园小孩打架，肯定成年人会赢；专业拳手和业余拳手打架，专业选手会赢，以上两种情况，根本原因是实力悬殊太大。

所以，打仗要想打赢，说白了，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那就是实力永远比对手强。用你的优势去打击别人的薄弱，这才是赢的关键。

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败敌人。这里的实力强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如孙子所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孙子兵法·谋攻篇》)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创造己方绝对的优势，用优势兵力对付敌人的薄弱环节，岂有不赢之理？

4、孙子的治军理论

军队是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军队如果不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严格的军事纪律来约束，军队是形成不了战斗力的。

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军队的管理和军队的建设，关于这一点，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叫做“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

毛泽东军事思想读后感 篇6

毛新宇：兰德公司这样说，就是说他们很自信，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赶不上他们西方国家。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的地方就是，中国人民军队的百战百胜，我们军队和国防建设，我们自己的传家宝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条原则就是党指挥枪，人民军队的毛泽东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党指挥枪。我们的军队只有在伟大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西方国家希望我们的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就丧失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二条就是由于我们全军官兵掌握了人民战争的理论，我们依靠了人民的支持，才能不断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西方国家害怕的，甚至美国人害怕的，就是人民战争，因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甚至在解放战争帮助老蒋打内战也好，他们都吃亏在人民战争理论上，所以他们害怕和仇视人民战争理论。美国军界越害怕的东西，就越是我们要坚持的东西。我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二要坚持人民战争理论。

首先，他说，毛泽东自己曾经公开说过自己并非是不可战胜的。然后举出了毛泽东错误的两个例子：一是长征期间、四渡赤水时的土城战役，二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没有认真考虑到朝鲜冬天如此酷寒，否则战士就会多带补给和衣服，有所准备。军事学家认为，军事思想发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是以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对战争和军事问题认识由悟性跨入理性的飞跃。第二次是以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约米尼等人的军事思想为代表的近代欧洲军事理论。但他们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当时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唯心论色彩。第三次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南的飞跃，毛泽东军事思想，代表了这次飞跃的最高成就。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主要包括：关于抗日战争的特点、前途及发展规律的论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战原则；创立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理论；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斗争策略，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索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如果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基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那么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以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则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完善。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和战争指导艺术，并经受了战争实践的考验。

一、揭示了空前深广的战争规律

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在探索军事规律上都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但是，像毛泽东那样对军事领域既进行过长期而广泛的实践探索，又亲自从事理论研究却很难找到。毛泽东从国内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到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指导原则；从建军路线到作战方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从游击战到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指导百万大军的战略战役运筹；从“小米加步枪”条件下的建军、作战到持久胜敌的全面战争、赢得战争，这里面既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问题，又包含了军事领域大量的一般规律问题；既广泛涉及了军事科学的应用理论，又深刻地触到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可以说覆盖了军事理论的各个重要层次和各个基本方面。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阐

明了无产阶级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篇章中，毛泽东论述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理论和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我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直接经验和前人进行战争的间接经验，作了长期的实践检验和精辟地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能不说是一座内容博大精深、结构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丰碑。

二、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造了一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如，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从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战争力量的竞赛；战争是一种物质运动现象，是有规律的。同时又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团结最广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毛泽东确立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原则；明确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确定的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作战形式；建立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等作原则，形成了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理论。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以及军事思维方法，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队建设问题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思路，又为我们揭示了使人能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

三、展示了高超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艺术

古今中外的战争各不相同，但战争指导艺术高低具有可比性。一般说来，在力量上拥有一定优势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胜利尚属不易，但战争艺术的最高荣誉从来属于那些以弱胜强的统帅。西方历史上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和拿破仑等人，都因此而摘取并获得了“战略之父”、“战争巨人”等桂冠和荣誉。毛泽东则强调一切从战争和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本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在战略防御、相持、进攻阶段，运用不同的战略战术促使战略攻防的转换。灵活地将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大作战形式配合使用等一整套的战略战术。为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毛泽东还提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和“十大军事原则”。相比之下，毛泽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以弱胜强的战役战斗范例，还做到了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指挥我军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从战争指导艺术运用中提炼和升华了军事理论，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更为高明的战争艺术。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我军建军63周年的电视讲话中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相结合，集中全党全军的智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宝库——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军队建设的指南”。也正如军事家们所公认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国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次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军事理论，闪耀着普遍的真理光芒。

徐庭瑶军事技术思想研究 篇7

一、徐庭瑶其人

徐庭瑶, 原名其瑶, 字月祥, 于1891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无城后新街。徐庭瑶有姐、弟、妹各一[1]2。徐庭瑶21岁时由皖江中学高中毕业, 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23岁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深造。徐庭瑶的政治生涯与他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 尤其是与他中学时代的读书生涯有关。在皖江中学求学期间, 徐庭瑶受同盟会员李辛白的重大影响, 遂萌生了反帝、反清、振兴中华、从事武力救国的思想。李辛白也是无为县人, 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首批同盟会成员之一, 1907年受同盟会派遣到上海参加反清革命, 深受蔡元培器重, 并获其支持。这一经历为徐庭瑶进入国民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徐庭瑶1916年8月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步科。初任安武军见习官, 后投参战军任连长。1920年回乡当小学教员。1922年后在粤军任连长、营长。1925年8月任国民党军队第1军第3师第8团团长, 参加了北伐, 并任独立第四师副师长, 旋调第一军第二师副师长、师长。1928年6月任第1军第2师师长, 1932年6月改任第4师师长。未几, 任鄂豫皖“剿匪军”右路军第1纵队指挥官, 因“功”在立煌 (今金寨) 县设“月祥街”。1933年3月任第17军军长, 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11月, 任保定行营主任兼第17军军长。不久, 率代表团赴德、法、苏等国考察军事、交通。回国后, 撰成《机械化军备论》一书。1935年4月被授予中将军衔。5月, 任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及通信兵监二职。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任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任军训部机械兵监, 11月兼任新编第11军军长。1939年12月兼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 指挥了昆仑关战役, 歼灭日军6000余人, 后专任机械兵监之职。1946年11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3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4月任陆军总司令部装甲兵司令, 后去台湾。1974年在台湾病逝, 病故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二、徐庭瑶机械化装备建设思想

作为中国早期接触装甲兵的军人, 徐庭瑶的军事技术思想很多内容涉及机械化装备的建设、使用以及机械化装备人才培养等思想, 因而一度被国民党誉为“装甲兵之父”。其机械化装备建设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提出机械化装备在现代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亲身参加了长城抗战, 徐庭瑶在抗战中看到尽管全体将士奋不顾身、浴血抗战, 但仍被日军机械化军备造成大量伤亡, 于是在到西方考察之后, 撰写了《机械化军备论》一书, 深刻阐述现代战争中机械化部队的地位、作用, 并自费印刷赠送各军将领, 倡导军队机械化。对于机械化装备包括装甲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他是这样论述的:“今后战术, 唯有建设战车部队始足以应国防之需要。”[1]47徐庭瑶认为, 在将来的战争中, 只有依靠机械化装甲部队才能抵御外侮、固我国防。

第二, 提出通过院校教育培育机械化装备人才。在被派往欧美考察军事近一年之后, 徐庭瑶提出陆军应具备机械化能力, 并通过多方呼吁, 使得机械化装备学校得以创立。1935年, 徐庭瑶在南京筹建交通兵学校。1935年3月, 该校与南京另一所辎重兵学校合并为“陆军交辎学校”。校内设有交通、辎重、技术及战车等兵科, 主要培养陆军机械化部队战斗指挥员和技术员。1938年夏, 学校改名为“陆军机械化学校”, 简称“机校”, 汽车辎重兵科分出另建“陆军辎重兵学校”。1940年, 机校迁至湖南黔阳一带, 这时学校规模和教学规模比较齐全, 有苏联坦克、英国坦克和意大利坦克, 有金工实习厂, 汽车修理实习厂, 汽车模型室, 打靶场, 坦克和汽车驾驶训练场等, 有坦克和汽车大修理和小修理厂, 电瓶制造厂, 还有机械制造工厂, 可以仿制德国联合工作机床、其他机床等产品, 供应各部队。由于抗战的深入, 该校又迁入四川。抗战胜利后, 又由四川迁往徐州, 正式更名为“装甲兵学校”。1949年春, 又由上海迁往台湾, 后来并入中正理工学院, 成为该校的车辆系。

第三, 协助筹建国民党真正意义上的装甲部队。徐庭瑶在交辎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陆军装甲兵团, 并在1937年上海抗战中参与对日作战。上海失守后装甲兵团的部分战车撤至湖南湘潭, 又补充进一批俄式战车、德式装甲汽车、美式卡车等, 扩编成陆军第二00师, 杜聿明任师长。后来二00师又扩编为第五军, 起初徐庭瑶任军长, 后来杜聿明升任军长。第五军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唯一的一支军建制的机械化部队。在1939年昆仑关大战中, 徐庭瑶将第五军作为主攻部队, 取得了辉煌战果, 使得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中将也肃然起敬, 在战后向统帅部报告中称中国军队“值得我军敬意”。

三、徐庭瑶机械化装备一体化联合作战思想

由于徐庭瑶亲身参与过长城保卫战, 并在后来的昆仑关大战中亲自指挥过装甲部队作战, 所以, 他对于机械化装备的作战应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总结经验时专门提出了先进的“一元兵”论, 即当时情况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思想。

徐庭瑶指出, 所谓“一元兵”, 乃合诸兵于一体之部队, 代替步骑炮等各兵种之任务是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机械化时代较早的关于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论述。徐庭瑶认为, 对于有依托之纵深阵地, 则强攻而席卷之。对于无依托之纵深阵地, 则以奇袭手段, 包围迂回之;攻击奏效后, 则以迅速之行动, 穷追而捉捕之。而要实施上述攻击动作, 非普通装备编组部队所能胜任, 必有待于特殊装备之一元兵始能达其目的。“战车实合诸兵为一体, 而堪以称之为一元兵……建设战车部队, 同时普通诸兵联合部队, 亦需改善其装备, 战斗时, 战车部队专任攻击, 有如斧刃之劈物, 诸兵联合部队, 追随其后, 使呈斧背之加力作用, 并担任功略地区之占领, 以维持既得之胜利。”[1]47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徐庭瑶对于装甲部队建设以及其作战应用的思想。他谈到的“战斗时, 战车部队专任攻击, 有如斧刃之劈物, 诸兵联合部队, 追随其后, 使呈斧背之加力作用, 并担任功略地区之占领, 以维持既得之胜利”非常精辟地指出了步坦协同思想, 包括装甲部队和其他部队的各自不同分工等。他认为, 装甲部队主要作用在于攻击, 而不在于占领及维持。这也是徐庭瑶在昆仑关战役之宾阳失败之后得出的感悟:即除了能够“攻必克”, 还应该“守必固”。在昆仑关战役中, 他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尽管能数次攻克日军阵地, 却又数次被日军夺回, 被蒋介石训斥为“攻必克”, 却不能“守必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攻击之后占领阵地并进行坚守维持的重要性。

四、徐庭瑶关于军事技术影响作战方式的思想

徐庭瑶认为, 军事技术的进步将导致作战方式的改变。徐庭瑶关于装甲战车的战术理论主要包括:1.领导战术思想的最高原则是“由模仿入门, 从创造找出路”;2.战术变迁、战术革新的因素是由于战斗工具即武器装备的变化引起攻防能力的改变所致;3.战术是方法计划, 战斗则是行动, 研究战术应配合战斗进行;4.武器装备的变化引起战术的改进;5.战术的特性, 在于确实了解装甲部队自身特性而充分发挥其作战效力;6.装甲部队之攻击力等于战斗火力乘以战斗速度;7.火力机动互为目的与手段;8.联系紧密, 把握时间与空间;9.战场主动的独占性和意志攻击的重要性;10.战术奇袭变成常法;11、敌人兵力过优则宜浅削而不利深锥;12、机动迅速可改变当前不利态势;13.歼灭战为真正之胜利。在上述13条理论中, 第2条和第4条明确指出战斗工具即武器装备的变化直接导致攻防能力的变化, 从而进一步导致战法战术的改变。事实上, 对于军事技术及其物化对于作战方式的影响, 徐庭瑶有自己的亲身体会。

在长城抗战的重要战斗古北口之战中, 尽管徐庭瑶率部“以血肉之躯当新锐之路, 奋死不顾”[2]53, 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但仍不免付出了“忠勇之士伤亡万余”的代价。为此, 徐庭瑶在战后反思总结时曾提出“吾国军备俱属草创, 一旦与强暴相遇, 譬犹徒手而搏虎狼, 此可为太息深恨者”。在这里, 他强调指出军事技术装备的优劣对于战争的胜负有很大的影响。1935年, 徐庭瑶在考察了欧美8个国家后, 有感于古北口抗战中国装备落后而大量伤亡的教训, 回国即撰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考察报告, 还写了《机械化军备论》, 阐述了他建设机械化部队的思想。同年5月, 徐庭瑶策划筹建的通信兵学校、交通兵学校、辎重兵学校在南京成立, 这标志着国民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此后10年, 这三所学校培养了几千人才,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系统建立起自己的装甲力量———尤其是装甲战车工业, 因而徐庭瑶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对于中国装甲部队作战的理论和经验总结上。

摘要：作为中国首批接触装甲兵的军事家之一, 徐庭瑶不仅首创了旧中国早期的装甲兵, 亲身参与了装甲兵指挥作战, 而且深刻阐述了机械化装备对作战方式的重要影响。他提出了著名的“一元兵”论一体化联合作战思想。

关键词：徐庭瑶,军事技术思想,“一元兵”论,机械化

参考文献

[1]马俊如.徐庭瑶将军[M].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思想军事论文 篇8

一

可以说,明朝治理边疆的思想是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确立和形成的。既有对历代封建王朝“内中国,外夷狄”思想的继承,对疆域领土摈弃了元朝的对外扩张的做法,灌输了相对保守的“守备为本”的思想,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刚柔兼施”、“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又有结合时代要求,对“守在四夷”的时代运用,就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基本方针,在宣传“天命论”、“内中外夷”论的同时,提出了“华夷一家”论。纵观明王朝的治边思想,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在当时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征,较之以往朝代,有其较大的进步性。

与汉、唐建立之初不同的是,明王朝面对的从北方草原上崛起并在中原建立统一王国的元朝,这个问题是非常棘手,而又无法回避的“华夷之辩”的问题。在元朝之前,虽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传统的“尊夏攘夷”的理论还可以使用。但是元朝建立的政权远不止整个汉族地区,而且其版图极大,堪称历史之最。

朱元璋在起兵伊始,就阐明了明朝统治集团对元朝的态度,“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从“天命论”的高度承认了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继而,朱元璋又借助“天命论”揭示了元朝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来证实明王朝是应天命来继承大统,“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僭立、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耽兄,至于弟继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叛离,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也”。

为了体现其时代的要求,朱元璋一方面用历代封建王朝的“内中外夷”论来维护其政权的正统,以此确立和突出其所建立的汉族政权以及其最高统治者的尊崇地位。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夫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但另一方面,在其刚刚灭亡的元朝面前,其“内中外夷”论显然不能完全维护其统治,在这种情形之下,“华夷一家”论应运而生。他说“朕既为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成祖继而发挥了这些思想,认为“‘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对于蒙古、色目等其他民族,反对视少数民族为“豺狼”的观点,认为“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在用人上更是“不分等类,验才委任”,从中央到地方,委任或录用了大批少数民族官员。“华夷一家”论体现了明朝治边思想的进步性,但明朝并未建立真正的大一统政权,其北方的蒙古势力自始至终都对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与历代统治者一样,明王朝认为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莫若使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或利用各族各部之间的矛盾,分别对待,使其互相制约的“以夷制夷”政策,省事又省力,又能达到统治或控制的目的。明王朝在平定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伊始,就沿袭并发展了始于元朝的土司官制度,在后期的统治中则一直贯彻这种羁縻思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进行“改土归流”。

在疆域领土上,明王朝自始至终灌输的都是“守备为本”的思想。明太祖说:“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为此,明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泛设立了卫所,推行其卫所制度。“明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又以军屯、民屯、商屯解决卫所士兵的军饷和官员的薪俸。

明太祖、明成祖在继承传统“刚柔并济”思想的同时,也在实践当中真正履行了其“恩威并抚”的思想,不是一味的诉诸武力,而是在“恩抚”上下功夫。明太祖曾声称“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明成祖也明确反对“穷兵黩武以事蛮夷”,主张“怀之以恩,待之以礼”。这一思想无论在推翻元朝统治,还是在统一边疆地区、及其对北元或其他包括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在内的各族各部都加以贯彻。明太祖对云南的梁王、大理的段世,即以“不以攻伐为先”,当使者被杀或拒绝归降后,才进兵征讨。“中国既安,守在四夷,昔者诸夷弗遵声教,恣肆跳梁,特遣征南将军率师三十万问罪西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即便在征讨中,也再三告诫将士“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儿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

在综上所述的明王朝的治边思想的指引下,明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治理政策就不难看出其倾斜性。从明初而言,除了与藏族相接的西边地区相对安宁外,南方的两广以及西南地区的云、贵、川等地区,并不平静,不时有少数民族零星起来反抗,威胁到地方的稳定。但若从对明朝构成的威胁看,却以北边的蒙古为最大,史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自此,明朝明确了自己的“腹心之害”与“肌肤之害”。其防御的重点就放在了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的“腹心之害”——北方蒙古身上;其南方各族由于政治目标不明确,对明王朝而言,只能是局部威胁,当政者视之为“肌肤之害”。至此,贯穿明王朝始终的治理边疆思想,就将北方蒙古势力视为是防御的重点,其“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在朱元璋时期就确立了下来,并把这一方针定为国策。

与此同时,与重点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相对应,明朝治边思想的民族政策总方针还有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对明王朝构不成严重威胁,包括云南在内的南部少数民族的“威怀”之策。“所谓威怀,即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尽量施以怀柔,以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臣服。明朝统治者反复强调:“驭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害善”,明确表示“抚驭蛮夷当从简略”。平时于险要处,设兵防守,以保无事。

但是,“腹心之害”与“肌肤之害”还是紧密联系的。明中期以后,当北方蒙古势力对明朝构成的压力增大时,明朝对南方各方往往采取抚谕政策,常常强调要用招抚手段缓和民族矛盾。而当北边防御较为成功,威胁减弱时,明朝又较为注重运用军事手段镇压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

明太祖在平定云南之后,就竭力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

施,并被以后历代明朝统治者所秉承。在这些治理措施当中,既有沿袭历代封建王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做法,又有结合时代要求,进而新制的措施。本文试就明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军事举措进行重点阐述。

“明朝对云南的民族边疆地区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守境为安”,摒弃了元朝对外扩张的做法。朱元璋在平定云南后,在诏书中一再强调“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同时受北方蒙古势力的影响,明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性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尽管明朝自始至终的防御重点都在北方,但是对云南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非常的重视。朱元璋在与傅友德的诏书中曾谕之曰:“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为今之计,非唯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在其“威怀”民族政策的指引下,结合云南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元代设置的土官的基础上,制定并全面推行了土司制度。明太祖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二月乙卯,敕谕傅友德曰“云南之地,其民尚兵,上古以为遐荒,中古禹迹所至,以别中土”,“云南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其务威德并行,彼虽蛮夷,岂不率服”,“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朝廷致治,遐尔弗殊,德在安民,宜从旧俗”。

“从秦汉至明清,对边疆地区开发和利用的价值,以及经营边疆对国家统一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在封建统治者中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提升的过程。这种治边思想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与封建国家与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以及与边疆政治、经济上联系的重要性渐趋明显等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封建统治者自身受时代与阶级局限方面的原因。因此,雷同化地看待不同封建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治策,把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经营视为一个国家缺少变化的模式,显然有悖于史实。”明王朝在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过程中,既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又有其显著的阶段性和继承性。

三

鉴于历代王朝对云南的统治经验,明太祖在云南平定初期,为了真正达到无西南之扰,进而全力对付来自北方的蒙古势力,派沐英及其后裔世镇云南。

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闰二月基本平定云南之后,制定了快速集结、强力征讨、少量留镇、“分兵散守”、主力撤回的战略,并打算在云南平定以后,只将征南大军中的少量兵力留镇于云南重要战略要地,主力则全部撤回内地。然而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情况及初平定后的各方势力的威胁,明太祖果断调整了治滇方略,命沐英率部分征南军主力留镇云南,并采取“大军屯聚”于重要战略城镇、交通干线,实施重臣镇守、留屯大军、移民实边的特殊措施。自此拉开了明朝对云南的军事移民的序幕。

明初的军事制度以卫所为中心。明朝在平定对云南的过程中,迅速建立起第一批军事卫所:“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月,征南大军攻占省会云南府城(今昆明市),在城内设置云南左、右、前、后四卫;同月平定临安(今云南建水县),设临安卫指挥使司;洪武十五年闰二月设楚雄卫指挥使司;同时改曲靖千户所为曲靖军民指挥使司,即曲靖卫;三月置大理卫指挥使司;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五月调1万官军屯驻云南品甸(今云南祥云县),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以此为基础设置洱海卫;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二月置金齿卫指挥使司;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七月改云南沾益卫为乌撒千户所。至此,云南已设10卫1所。但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调整军卫时,“命云南后卫复改右卫”,云南后卫官军并入云南右卫。截止洪武十八年留镇于云南的官军达9卫1千户所,它们是云南左、云南右、云南前、临安、楚雄、大理、曲靖、洱海、金齿等卫和乌撒后所”,共计9万“云南将士”。

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十六年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3年—1386年)短短三年间,发生在滇中、滇东、滇西北和滇西等地的各民族较大的反抗近十次,小的叛乱更多。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反叛内侵,率十余万兵众寇扰云南西部,边患陡起,严重威胁着明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严峻的形势迫使沐英率9万留镇官军连年征讨,顾此失彼,并导致军需浩繁,“粮饷不给”。致使明王朝对云南的统治进行了重大调整:由明初单纯在云南的重要城镇、交通干线“大军屯聚”镇戍,改变为在云南腹地和西南边防重点地区实行卫所屯田,实行“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从洪武中期开始,对云南进行了“屯田听征”、组建卫所、屯田镇守的军事移民活动。自此,这项战略延续至明王朝灭亡。这一时期,调往云南的官军主要有:

1、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八月,“诏景川侯曹镇及四川都指挥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屯之地屯粮,以俟征讨”。

2、洪武二十年九月“调湖广官军二万六千五百六十人往云南,赏钞五十六万八千锭”。

3、洪武二十年九月,令湖广都司奉诏在靖州、五开、辰沅等卫新军中选精锐四万五千人往云南听征,“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请令诸军分领以往”。

4、洪武二十年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以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

5、洪武二十年十月,“调陕西、山西将士五万六千余人赴云南听征”。

6、洪武二十年十月,“调楚府护卫兵六千赴云南听征”。

7、洪武二十年十月,“诏长兴侯耿炳文率陕西土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听征”。

8、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命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往云南总制诸军,于定边、姚安等处立营屯种”。

9、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六月,朱元璋“命中军都督府发河南祥符等十四卫步骑军万五千人往征云南”。

10、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明调辰阳朵集丁壮5000人到平夷(今云南富源县),将平夷千户所扩建为平夷卫。

11、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随着周王朱橚贬迁云南,又有河南右护卫的5500名官军进入云南。

12、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陕西西河中护卫整卫调入云南,长期屯驻于云南府,但调入之初的人数未见明确记载。

13、《明史·兵志二》有“长沙护卫,革”的记载。据云南大学陆韧教授考证,长沙护卫并非革除解散,而是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春正月调往云南越州训练,同年四月,再调往云南府城(今昆明市)为云南中卫;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调云南中卫于北胜州,置澜沧卫”。设置为澜沧卫(在今云南永胜县),人数为13058人。

综上所述,洪武中后期的几次调兵入滇中,屯田官军达到17余万。

洪武之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大体趋于稳定,明朝对云南的军事调遣基本停止。但是,明中叶以后,为巩固西南边疆,对云南又进行了两次颇具规模的军事移民:

第一次为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三征麓川”。这是明朝中叶为稳固云南西部边疆,打击麓川傣族贵族势力分裂扩张,在云南边疆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三征麓川”,明朝调用了大量的官军前往云南西部边疆征战。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王骥在班师之前,考虑到加强滇西防卫体系的需要,同云南都督沐昂一起向朝廷上奏:“以腾冲为云南要地,宜量置军卫以镇之。”英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固筑腾冲城作为滇西边防重镇,并将原腾冲千户所扩大为军卫建制,设置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命令征讨麓川的1万内地官军留在腾冲修筑卫城。那么,明中叶调兵入滇的官军屯田下来的也就是10000人。

第二次是在明朝后期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迫于缅甸洞吾王朝对云南西部边疆侵占了滇西大片土司地方,并进犯姚关(今施甸县南部)。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刘廷、邓子龙率领从浙招募的“武勇”“一万人”“操练防剿”。以后十余年,明朝军队与洞吾军队长期征战于陇川、猛卯、猛密、蛮莫、孟养之间,这1000人也最终屯田下来,成为了包围滇西南的主力军。

因此,整个明代有四批官军进入云南长期镇戍,共28万余人,其中有27万卫所官军,1万营兵。明代的云南军事移民通过大量的设置卫所,不仅钳制着大小土司,为日后的“改土归流”铺下了基石,而且为保卫、开发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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