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经验材料（精选8篇）
———XXX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事迹经验交流材料
XXX社区东起XX路，南邻XX、西至XX，北以XX为界，为市中心繁华闹市地带，总面积X平方公里，总住宅XXX户，总人口XX人。外来流动人口XXX人，是一个商业繁华、百姓生活幸福富庶的社区，近几年来，XXX社区人民调解工作在XXX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关心指导帮助下，社区全面持续发展，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社区被XX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被XXX司法局授予2001——2005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以及XXX街道办事处多年来授予人民调解先进社区，几年来，XX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加强学习，提高水平，疏导化解，实事求是，安定团结为原则，抓队伍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满意，制订了各项调解措施，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为中心，以建立栋楼长人民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为基础，建立健全全调解网络。
几年来，社区先后成功调解各类民间矛盾纠纷500余件，防止民转刑案件8起12人次，化解群体性械斗4起20人次，化解群体性上访3起150人次，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8.5%，为百姓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将社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汇报如下：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抓好班子建设，做干部的表率
社区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首先成立XX社区人民调
解委员会领导机构，社区从领导班子的表率作用抓起，做到
正人先正己，党支部一班人提出“从我做起，对我监督，向
我看齐”的口号，在这种前提下建立民间纠纷义务调解员和
信息员队伍，按栋单元组织一支由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
及退休人员组成的义务调解员，并建立调解工作协调体系，将全社区划成5个片区，每片区由1名成员负责，积极与社
区和各企事业单位做好协调联动工作，形成了互动格局，从
而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协调，依托基
层，多方参与的调解组织网络。
通过调解工作组织机构的建立，达到了“六到位”即“组织
到位、规划到位、责任到位、人员到位、制度到位、调解到
位”，为社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人民调解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抓法制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进一步提高广大居民的法律意识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各族居民的法制和公民道德教育，提
高广大居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我们主要从：一是平均每年举
办法律法制讲座六次，从文明礼仪，交通安全，邻里关系，处理赡养事宜，房屋传承，劳务纠纷等内容入手举办法制讲
座。在居民中广泛开展宣讲活动。二是采取板报、墙报、发
放人民调解材料进行法制内容的宣传教育。三是抓好“两个
结合”法官进社区，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进行宣传。四是社
区举办文体活动，将法律常识融入演出到节目中进行形象又
直观的宣传教育，使各族居民、观众在欣赏文艺节目的乐趣
中，又受到法律常识的教育，五是采取平时入户的方式，针
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进行耐心说服，详细解答。
六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聘请XXX法院富有民事审
判经验的法官担任法制指导员，对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
育，多年来，社区与XX小学开展了“大手牵小手”治安安
全、交通安全的创安活动，开展青少年假期活动的法制安全
教育，维护学校周边的治安和交通秩序，不管寒暑风雨，从
未间断。
三、抓人民调解工作，促社区和谐发展
为做到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实实在在为民办事，尽
心尽力，化解居民间矛盾纠纷，安安全全创建和谐社区的目
标，树立社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良好形象，社区做到人
民调解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一般民间纠纷不出社
区，较大疑难纠纷不出司法所。
XX社区党支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在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
强调、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要具备四心：“细心、爱心、耐心、关心”，只有用心时刻想着居民，把居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来办，才能达到稳定社区，温暖人心的目的。
为了广大社区居民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社区领导
开展以“公正司法”为主题内容的专项活动中，率先向全社
区承诺，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行政人员，调解人员如有
吃、拿、卡、要、生冷硬横、训斥、打骂当事人，执法不公、调解不公现象，要受到严厉的行政处分，并制定几方面措施，一是由社区统一印制民间纠纷调处联系卡，发放到社区居民
手中，并将社区警官专职负责人的照片、联系电话印制在卡
片上，方便居民联系，让每个居民通过法律普及，依法办事，从而起到人人讲法治，讲社会公德的效果。二是将调解服务
内容公示上墙，接受广大居民的监督。三是为做好纠纷矛盾的预测工作，我们实行矛盾隐患预测备案制度。四是做好投
诉记录，调处记录，做到文字材料齐全。五凡是群众申请求
助投诉，一律先受理。六是按照正规化要求做到文字材料规
范化，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以双方满意为目的的调处方式解决民间纠纷，有利促进各民族居民的和谐相处。
抓好“两个结合”切实体现司法与社会力量相结合，200
3年XXX司法局与XXX人民法院制定了基层人民调解多元化
实施方案，发挥了基层人民调解化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主要作用，法院在社区确立了互动制度，学习制度，先行调解，庭外解决制度，通报备案制度，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法官和调委会的职责，并派出富有民事审判经验的法
官担任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导员，深入社区调委会，结合审判案例，向人民调解员讲授各种常用法律法规，业务培训，通过种种方式，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显著作
用；例如，XXX新村XXX介入到劳动保障，拖欠工资，拖
欠水电费，赡养、抚养、抚育、邻里矛盾、家庭轻微暴力等
民间纠纷，在法官的指导下，用新学的法律知识，公平公正
组织双方耐心调解，细致的说服、疏导工作，从而促进双方
当事人消除隔阂，帮助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从而减轻了
双方当事人的法律程序。
四、舍亲情，一心为民，确保人民满意
XXX社区调委会在街道办司法所的指导帮助下，在调处矛盾
纠纷过程中运用调控、引导、自愿满意的原则，使居民调解
在化解民间纠纷中发挥了作用。我们的做法是：
1、“调控”即将矛盾纠纷控制在社区，不使其激化，扩大，从而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将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2、引导：双方开展多轮会谈，进入调解程序，群众事件发
生后，经过调解措施，由此纠纷虽然暂时平息，但并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调委会就引导双方推选代表进行对话，司法所
搭台主持双方对话协调，开展多轮会谈，一次又一次耐心告
知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调解协议书中简要事实，文字
上表述清楚，客观达成协议准确，受到纠纷当事人的一致好
评。
3、公平：调委会在调解民间纠纷时，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我们坚持“一手拉两人”找准切入点，围绕焦点，把握尺度，去年10月份因冶建公司友好家属院225户欠热力公司暖气
费，引起停止供暖纠纷，我们始终贯彻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4、满意：在调解过程中尤其是在调处零星地块所引发的群体性纠纷时，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理顺关
系，化解民间纠纷上做大量基础性工作，最终得到居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我们成功调解多起群体性事件，纠纷双方都
给调委会送来了锦旗，纠纷没有反复，双方当事人也没有节
外生枝现象。调委会心里乐开了花。
经过几年的工作，在调解工作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人民调解
工作不是权宜之策，而是一项维护稳定、创建和谐社区的重
大措施，特别是我国加入WTO组织后，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具体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不断开拓，进一步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以适应人民调解工作不断的发展和需要，并及时总结经验，继续加大社区人民调解工
作力度，推动XXX地区各项工作不断进步，为争创和谐社
区而努力奋斗。
XXX社区
20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国际汇率体系由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 日本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使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上升。由此, 日元走上了长期升值的道路。此后, 日本经历了四次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尤其是以广场协议为转折点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升值, 日元升值的比例高达109.7%和88.1%。
(一) 日元大幅升值, 首先给其进出口、就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方面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1、对外投资迅速增加, 但同时造成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
由于亚洲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有较强的相关性, 在考虑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对外投资带来的影响时, 会因产品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的不同而不同。假如将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都放在亚洲, 则不受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 这是因为由于亚洲各国货币与美元有较强的联动性, 日元对美元升值后, 也会造成对亚洲各国货币升值。因此, 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与放在日本相比会降低生产成本。同样地, 假如将生产基地放在亚洲而将销售市场放在美国, 也会抵消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 日元对美元长期升值必然刺激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从图1可以看出, 日元汇率自1985年升值后, 引起了日本直接对外投资的大幅度上升。由于过剩的资本纷纷向海外投资, 出现了中小企业被抛弃, 大企业中劳动集约型制造业消失, 而只有精密度很高的尖端技术产品生产企业才能幸存的局面, 即形成了产业“空洞化”。 (图1)
2、吸引热钱大量流入, 间接导致日本的泡沫经济。
日元大幅升值引起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兴趣, 从而使日元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对象。此后, 全球大量的游资涌向日本, 由于实体经济大都已将生产基地外移到了其他国家, 使得热钱纷纷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股市便上涨了近两倍。与此同时, 富余的资金还流向了房地产市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 地价暴涨, 股价也扶摇直上, 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从图2可以看出, 广场协议后, 日经225指数年平均值从1985年的12, 556.63直线上升到1989年的33, 990.57, 并于1989年12月29日日本资产价格泡沫到达顶峰时创下新高, 达到38, 957.44。 (图2)
3、对就业的影响。
日元升值使失业率迅速上升, 并可能危及到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二战后, 日本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其就业率非常高, 甚至曾经出现过“完全就业”现象。然而, 随着七十年代以后日元的不断升值, 其就业状况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其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然而, 日本非制造业中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总体来讲, 与此前日本社会2.5%的失业率相比, 其就业率还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也导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大幅度下降。
(二) 日元升值在给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时, 也给产业结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经济资源等方面带来一定的有利影响
1、日元大幅升值后, 即1985~1986年以后, 日本并未立刻进入衰退, 反而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 即“平成景气”。1986~1990年期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上升, 同时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2%的速度上升, 而同期美国和德国仅为0.6%。
2、日元的升值提高了日元的购买力, 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和先进技术的引进,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3、升值促使日本企业通过加强成本管理和技术创新来消化升值的不利影响,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到八十年代中期, 日本的经济规模已有两个德国那么大, 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4、日元升值使其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大幅下降,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同时, 在制造业内部, 出现一般加工制造业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部门的转移, 引起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
虽然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比较复杂, 但从日本经济仍然处于经济萧条和通过紧缩的局面来看, 应该判断为弊大于利, 失多于得。
二、中日相似之处、不同之处
(一) 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与25年前日本的相似之处
1、相似的国际环境——美国双赤字, 本币升值压力大。
目前, 美国的双逆差依旧,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美国的经济每况愈下。继2005年之后美国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更是欲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来逼迫人民币升值。试图通过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减少对华债务等途径来改善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2、相似的国内环境——经济高速发展。
从2000年开始, 我国GDP增幅连续攀升, 即使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的时候, 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度日艰难, 中国GDP依然稳定保持了9.6%的增幅,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
3、相似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国于2008年11月启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金融政策转向“积极”, 近年来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五次降息。虽然今年5月10日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但总体来说全年总体流动性依然较为宽松。
4、相似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
一直以来, 我国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具有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加之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 造成了居民少消费、多储蓄的习惯, 内需严重不足。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下, 经常项目顺差甚至在2007年达到GDP的10%。金融危机以前, 我国货物与贸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一直较大, 2005年此贡献率达到24.1%, 与八十年代的日本十分类似。
(二) 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状况也不完全相同
1、支柱产业不同。
当时日本出口的支柱产业是电子工业、汽车工业, 这也正是欧美的支柱产业, 日本对欧美产品有很强的替代性。因此, 《广场协议》使得日元汇率升值, 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的话, 西方的同类产品就会获得市场。然而, 中美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国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含有一定技术但技术不是很高。欧美其实已经不再生产这类产品了, 如果人民币升值, 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 实际会导致的结果是贸易双方受损, 在造成我国出口型企业大量倒闭的同时, 也会使得西方的消费者不得不减少这些商品的购买量。
2、政治独立性不同。
由于日本在多方面都依赖美国的援助, 其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强, 是美国的“追随者”。与当年的日本相比, 如今的中国占据有利地位。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股独立的力量, 因此可以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即使到了人民币不得不升值的地步, 也不会像日本那样一味地降低汇率, 刺激经济也会对房市、股市提前下手规范。
3、外资结构不同。
二战后,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支持以及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 其外资资本具有垄断性特点, 一旦美国对其经济施加压力, 日本必然束手无策, 只能被动接受。而我国的外资载体并不单一, 不存在垄断问题, 对于外部施加的压力有能力自我抵制。
鉴于我国现状和日本当时情况的异同, 一方面我们要借鉴日元升值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 要结合我国自己的情况, 理性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
三、对人民币升值的建议
(一) 合理应对国外压力, 谨慎参与国际政策协调。
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过程看,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协调经贸关系, 减少摩擦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十分必要的。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与贸易伙伴之间经常会存在既摩擦又协调的关系, 即使是美国这样曾经在战后给予过日本巨大帮助的国家, 当对日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时候也不能容忍, 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 逼迫日元升值。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国, 更是要妥善处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合理应对国外压力, 谨慎进行贸易磋商和谈判。
(二) 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 增强企业竞争力。
我国也可以以此次升值给企业带来的压力,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调整产业结构, 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 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过渡。
(三) 防止国内产业空洞化, 避免泡沫经济的产生。
我国在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好处时, 要防止升值过快诱发国内产业空洞化和内需不足问题。因此,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 要鼓励海外投资, 同时对于不同的产业转移应有所区别, 视情况而定。避免大批企业向海外转移, 造成失业率急剧上升和有效内需不足等问题的出现。
同时, 我国应为在升值过程中产生的过剩资本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 比如风险投资等。一方面能为大量资本找到用武之地, 更重要的是能够支持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 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 为了避免泡沫经济的产生, 我国应该预先规范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如, 近期出台的针对房地产过热的新“国十条”等。
(四) 合理确定升值幅度。
“广场协议”后, 三年内日元升值幅度达到109.7%, 其快速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暂时的“日元升值萧条”, 因此人民币在升值过程中应保持适当的幅度, 即升值不会对我国主要出口行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产生重大影响。目前, 没有明确的数量指标来计算这些因素, 但是近日根据商务部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结果显示, 中国企业可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多为2%。因此, 最合适的升值方式是通过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来进行不断的试错。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中德；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09-03
一、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经验
近些年随着诉讼规模的扩大，德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认识到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因此，德国在部分法院开始尝试实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以下是笔者整理的德国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方面的主要经验。
（一）法律支持
德国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的法官为争议的善意解决有权对参与人进行和解。第106条规定，只要参与人对和解标的有处分权，为完全或部分终结诉讼，参与人可在法院做出笔录，或在指定或委派的法官面前做出笔录以达成和解。法庭和解也可以通过以法院、主审法官或编制报告法官建议做出的裁定形式，以书面方式在法院达成。
（二）法官的作用
首先，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功主要是靠司法力量推动的。“实践中，一些法官致力于在德国行政法院开展调解，成为这个运动背后的推手，将来的发展很可能仍取决于行政法官们的努力和信念。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试行的调解活动没有被所有行政法院一致接受。当然，这些人的专业素养已经对调解的成功适应德国土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
其次，一个国家的传统诉讼程序是审问制还是对抗制决定了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这种不同的角色定位对法院适用行政诉讼调解的方式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德国法官在审问制框架内工作，因此“直接负责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就比较符合逻辑。而且，他们的参与能保证行政法院程序中一些特有的价值理念能被移植到调解程序中。所以，在德国有些法官同时也充当了调解员的角色。”[1]
（三）适用的纠纷种类
对于可以适用调解的诉讼纠纷种类，德国法院主要考虑以下几种因素。“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行政主体使用的权力类型。如果是自由裁量权，那么就可以考虑调解，因为这中间有商量的余地。案件的事实是第二个要考察的因素，案件如果很复杂，那么调解就以为厘清和认定事实提供合适的平台。第三个因素在于考察决策过程本身。如果公共机构的决策过程本身是复杂的或多方参与的，调解就常常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其弹性方式允许多个利害关系人参加到调解中来（调解也同样适用于第三人的利益需要保护的情况）。第四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期望的调解结果的类型：如果纠纷牵涉到一定数量的金钱（比如福利、补偿等）需要认定和支付，那么调解就是更好的解决方式。对于金钱上的争端，调解比司法审判更合适。”[1]
（四）程序制度的保障
1.调解时间
德国法院在进行调解时尤其注意到调解的时间选择对调解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不适时的话，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因感觉不到足够压力而缺乏足够的诚意调解，或是立场已非常明确坚定时再做调解也无济于事。“德国的诉讼调解包括审前调解及审理中调解，前者指由当事人自己进行的和解；后者则是在法官介入后的和解。”[2]此外，“在德国司法体系中，司法审查程序都有很短的时间限制：如果不遵守这些时间限制，诉讼就会被驳回。因此由于程序上的原因，审前调解对原告来说可能是危险的选择。法院附属调解有这个优点，可以避免时间限制上的问题，因为一旦法院接受了案子，遵守时间限制的这项义务就解除了。法院可以自行决定等调解结束后再展开其他诉讼程序。”[1]
2.调解的选择权
在德国调解的开始通常由调解在一方当事人的要求或法院的建议发起。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法官的建议，即使当事人拒绝了法官的调解，也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因为该制度创制的初衷不是为了提高法院的效率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因此，对当事人而言，法官在调解中起到为当事人创造一个能进行对话的平台的作用，确保双方当事人平等地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法官会帮助当事人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来展开协商，然后消除双方立场上的差距，最后达成一个双方一致接受的协议。当然，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有权随时终止调解以进入审判程序。
3.调解方法
德国行政诉讼调解方法有法官的开示心证与和解劝告。“所谓心证开示，是指法官在诉讼进行中就案件事实的确认程度与法律见解向双方当事人所作的解释与说明。”[3]为了保障程序上的正义，开示心证必须于当事人对席的情况下在法庭上进行。在德国，开示心证被看作是劝告和解的当然前提。和解劝告也是于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席时公开进行的，“法官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在庭外商谈以促成和解的做法被认为欠缺法的基础而遭禁止”[3]。进行和解劝告时，法官被允许提出和解方案，但该和解方案应充分体现该阶段法官对案件的评价判断，并在内容上最接近判决结果。和解是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因此当事人当然有权对法官提出的和解方案予以变更。
4.调审分离
德国法院直接把调解架构纳入法院本身。因此不仅调解是立足于法院的，调解是行政诉讼中的程序，法官也承担着审理与调解的双重职能。这也许会引起人们的担忧，法官双重功能集于一身如果导致前期的调解失败的话会为后续的审判工作带来影响，使得当事人在面对调解制度时过于被动。事实上，德国法院规定了调解与审理的法官分离的制度。如果前期调解失败，后续的审理工作会被转给其他法官。在德国行政法院，没有专门的规定哪些法官专门从事调解工作。“对大部法官调解员来说，他们仅有10%～25%的工作量是用于调解，其他时间还是用在常规的工作上。”[1]
二、中德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对比
（一）理论差异
在关于否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上，两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时主要学习的是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指导实践的理论也多源于大陆法系。而在论证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在理论上的可容性上，两国有着较大差异。梳理我国学者的观点，基于对否定性理论的驳斥和对现实需要的回应而提出支持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理由。而在是否将诉讼调解定性为具有公法契约的性质上，中国与德国有显著差异。在德国社会中，契约不仅存于私法领域，在延伸至公法领域，这背后是社会理性、民主等理念的支撑，而“在中国社会中，契约只存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里人们崇尚着权力与身份，强调国家的至上与活动的权力性、政府与民的不平等，对契约采取漠视的态度，更遑论契约精神。而这一状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法中契约理念的确立。”[4]
（二）文化传统的差异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两国明显的差异。第一个显著差异是我国具有调解的传统，不仅是因为传统儒家文化“无讼”的思想根植于普通公民的内心，“传统的调解使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缓和的方式达成不扰乱狭窄社会情境中微妙的人际关系网的和解。同样在新中国建立后调解被执政党作为工具用于确立调解者的纠纷观和解纠纷标准的指导。这使得调解的政治功能无所不至。”[5]而在改革开放期间，这一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原因在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意识到法治建设与司法水平低下的矛盾，为缓和这一矛盾解决诉讼爆炸的难题，而继续大行推广调解制度。而德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文化传统，相反德国的理性文化使得代表“权利界限”模糊的调解制度在早期难有生长空间。
通过如此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调解传统并不一定能为确立现代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起到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缺乏一种严格的保护对个人权利的法律技术，才使得传统的调解很容易被加以改造并继续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传统的调解制度和新的调解制度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话，那么这种连续性也是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作为背景才是有意义的。”[5]而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德国是在现代民主法治基础上，在理性文化基础上培育了调解文化，由此德国的行政诉讼调解是与理性文化相融合的，表现在制度的设计上就是对调解程序设计的严密和调解制度围绕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时尤其需要警惕。
（三）现实需要的差异
德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与其他西方国家几近一致，主要是源于该制度本身所能发挥的诸多优势。而对我国而言，除了制度本身具有的优势之外，还多缘于我国特色的法治背景所导致的行政诉讼主体三方的博弈心态。我国基于这些特色原因而生出的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迫切需要，使得我们不由产生警惕之心。这一制度的建立的确能满足各方利益在短期内解燃眉之急，但在法治不健全，行政强势且各种考核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这一制度在长远上发挥的作用将与我们谋求的法治国家的建设之路背道而驰。
三、我国在经验借鉴中应警惕的问题
德国的调解制度有着诸多方面值得借鉴，但是中德两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背景、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都有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都将影响法律移植的成功与否。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差异总结出几点在进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借鉴时应警惕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理论仍需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理论上仍然有所欠缺。现有的理论多为对否定性理论的逐一回应，缺少一个系统的有内在联系的理论架构。究其原因，可能是缺乏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身价值基础出发阐述该制度是否可取，对调解制度本身的内涵和属性缺乏进一步研究。”[6]在理论旁出而无基本定论的情况下，存在理论对实践产生负面干扰的风险，导致制度设计上存在内在矛盾或漏洞。对比而言，德国认为行政诉讼调解具有公法契约和行政诉讼的双重性质，这一理论简洁明了的表达出这一制度的内在价值和本质属性，为制度的具体设计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因此，我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前，首要的应当是深入理论上的研究，为制度的设计提供明确的方向性指引。
（二）我国意欲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有其特殊性
我国意欲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与德国相比有两点显著的差异：文化差异和现实需要的差异。首先，我国的调解传统是建立在权利概念模糊和非理性的基础上。而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德国是在现代民主法治基础上，在理性文化基础上培育了调解文化，由此德国的行政诉讼调解是与理性文化相融合的，表现在制度的设计上就是对调解程序设计的严密和调解制度围绕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因此，我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时尤其应当注意在制度设计上融入理性精神。这应当主要体现在程序的设计上。只有以一个理性、合理的调解程序为依托，我国的现代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才有望不复走上“传统调解的旧路”。其次，在对该制度的现实需要上，对我国而言，除了制度本身具有的优势之外，还多缘于我国不健全的法治背景所导致的行政诉讼主体三方的博弈心态。我国基于这些特色原因而生出的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迫切需要，使得我们不由产生警惕之心。这一制度的建立的确能满足各方利益在短期内解燃眉之急，但在法治不健全，行政强势且各种考核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这一制度在长远上发挥的作用将与我们谋求的法治国家的建设之路背道而驰。
四、我国对德国经验的借鉴
尽管通过中德对比可以看出，两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条件上有着诸多差异。我国对德国的成功经验仍有很大借鉴的空间。以下是笔者认为的可资借鉴的几点。
（一）进行相关立法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欠缺立法上的支持。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尽管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为应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而且司法实践已经事实上超越了这个规定，不少案件已经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得到了和解。最高法院于2008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因为碍于《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存在，只能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实现调解。我国同德国一样是成文法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依据明文的法律规定。因此，我国可以学习德国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立法。
（二）充分发挥法官的作用
我国法官难以像德国法官一般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权弱于行政权，行政权强势且对行政权规制的法律远未完善。在这种前提下，我国法官尚不具备同西方国家法官一般的权威，在行使裁判权时受到多方因素尤其是行政权的干预。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行政诉讼调解可能导致原告迫于被告行政主体的压力而签订不平等的和解协议或者是为息事宁人而签订有损公共利益的和解协议。为避免这一问题，必须赋予法官指挥调解和审查调解的权力。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法律赋予法官审查和解协议合法性的实体权力，以及通过程序规定赋予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指挥权。
（三）明确调解适用的纠纷种类
德国是以肯定的方式列举规定了适用调解的纠纷的种类。这些种类的考量因素是案件本身是否就有调解的空间，案件事实的复杂度，决策过程本身，人们期望的调解结果的类型。这种规定的方式是否适合我国众说纷纭，也有学者认为学习英国列举不可调解的案件的范围更为适合。笔者认为两者皆有利弊，只要能够做出调解范围的明确规定即可，故在此不作过多探讨。
（四）建立完善的调解程序
首先，在调解时间上应当进行明确的规定。德国的诉讼调解包括审前调解及审理中调解，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争取实现调解结案的可能性，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可供我国借鉴。其次，在调解的选择权上，德国允许当事人主动选择调解，法官也有建议的权力，但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法官的建议。这种方式也是为了争取调解的可能性，在建立配套的调审分离制度的前提下，我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否则就应警惕法官的建议权是否会损害当事人对调解的主动选择权。再次，对调解方法的选择上，德国的方法有法官的开示心证与和解劝告。这两种方法尤其需要我国借鉴。需要引进开示心证制度的原因是，在我国既往的调解中，法官为争取主动权往往选择分别单独会见当事人谈判双方和解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和解协议更容易达成，但是当事人的知情权被大大损害。这种调解的方法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争取效率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而和解劝告制度，也适合我国当前的情况。因为在以法官为主导得出的和解协议与判决最为接近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避免调解结果的显失公平。同时这也有助于保护公共利益免受来自当事人双方合意的损害。最后，关于调审分离制度，德国法官集审判与调解功能于一身，但事实上德国法院规定了调解与审理的法官分离的制度。如果前期调解失败，后续的审理工作会被转给其他法官。我国同样需要建立这一制度，以避免当事人因忌惮调解的失败带来后期审理上的不利后果而直接排斥调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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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经验材料
市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经验材料
近年来，xx市司法局在市委、市政府和xx市司法局的领导与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要求，积极探索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新途径，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预防、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时的基础性和主力军作用，有力地维护了辖区社会和谐与稳定。
一、强化培训，创新工作理念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真正构筑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逐步建立一支能够胜任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较高政治、业务素质的人民调解队伍，该局采取了以下举措：
1、不断深化对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把促进民生问题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根据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新特点，进一步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2、优化调解队伍结构。镇街道司法助理员、法律服务人员必须经考试考核后持证上岗；村级调委会主任必须经村委会选定上岗；将有一定法律基础、德才兼备、乐于奉献者推荐上岗；有司法工作经历或法律专科毕业人员优先上岗，以有效实现民调队伍的群众性、民主性、专业性，确保人民调解员由量到质转变，塑造出一支过硬的队伍。
3、采取“常规培训”与“专项培训”相结合的办法。（1）岗位培训。制定学习计划，实行日常工作和业务培训学习相结合，该局相继对十个镇（街道）司法所30名司法助理员，进行了一周的强化培训；（2）抓集中培训。去年，该局针对当前广大农村民调工作的现状及出现的热点、焦点纠纷，由基层股牵头，抽调业务精通的四名律师组成了讲师团，并利用两个月的农闲时间，对全市10个镇（街道）262个行政村调委会主任、民调员进行了培训；（3）抓案例培训。对典型案例不定期地聘请资深律师予以辅导，以不断升华理性知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4）抓庭审培训，对一些工作新手，采取以老带新的工作方式与亲历庭审提高调解技能。
二、提高保障，夯实基层基础
建立健全人、财、物的保障机制，是做好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为开展好人民调解工作，并奠定坚实基础，该局做到了：
1、抓基础设施。首先，抓好镇（街道）司法所的人民调解中心建设。三年来，该局通过抓机遇、抓支持、抓配套、争取多方支持，使10个司法所都有了固定电话、微机、摩托车与高标准的“人民调解庭”办公设施，基本达到了“百平四室”的规范化建设标准。其次，重点抓好村级人民调解室建设。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建立村级民调组织，现全市262个村办公场所全部设立了人民调解室，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正规化、经常化开展提供了保障。
2、抓经费落实。为了切实解决人民调解工作过去“一张桌子、一个人，办公经费无一文”的困难局面，该局及时向市政府领导汇报，以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
3、抓人员配置。根据省司法厅、人事厅对该市编定的司法助理员指标，现已下派10个镇（街道）司法助理员30名，进一步充实了司法行政基层队伍，为开展好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有生力量。
三、加强管理，指导体系创新
该局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目标责任管理为举措，进一步强化了领导责任体系建设。市委专门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仇红学任组长的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委员会领导组，并与镇（街道）党委签定了民调工作责任制，且纳入年终综治工作考核。各镇（街道）村也都相应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民调组织机构。此外，该局还成立了由法制宣传股、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西厢律师事务所组成的人民调解指导中心，以针对镇（街道）反映的热点纠纷，相关的业务股室予以及时指导。
四、狠抓细节，规范工作程序
该局积极推进人民调解手段和方法创新，采用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法、理、情结合的方法，依托司法行政资源和借助社会力量，开展了调解工作。积极探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工作联动机制，形成了工作合力，增强了调解效果。
1、积极构建“三调联动”格局。针对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数量趋多、主体多元、处理难度大的新特点，该局加强“三位一体”调解工作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作用，主动加强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配合，促进了调解手段整体效能的发挥。
2、实行人民调解与诉讼互动衔接模式。该局与人民法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试行）意见》规范化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了构建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机制。
3、积极推行专业化调解室建立。为尝试在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物业管理等矛盾纠纷集中、多发的领域中，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该局专门召开了发展新型人民调解组织座谈会，以积极探索建立各类新型人民调解组织工作思路。现已建全了四类调解组织：（1）
医院于年月正式报名参加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开展的，以明白看病为主题的创建百姓放心医院活动。自此活动开展以来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学习《中华全国医院自律公约》，强化医护人员自律制定措施,制定出各类便民服务新举措规范、公开医疗收费行为,并进行详细的社会问卷调查和社会公示，整个活动获得了积极的成效。环绕让病患“五个明白、五个知道”我院做了如下工作:
一、主要活动内容张榜公示。
我们将“明明白白看病、争创百姓放心医院”活动的宣传画、中华全国医院自律公约、医院要做到的“五个必须”、患者“五明白”、“五知道”的内容在院区内醒目处张榜公布。同时，我们还将医院的七项服务承诺、医务人员医德规范、首诊（首问、首次接待）负责制、医疗服务文明守则、病员及陪客文明须知、公安部和卫生部关于维护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通告在院区内上墙或在宣传橱窗中张贴，既在全院营造浓厚的“争创”活动气氛，又使广大患者了解在诊疗过程中享有哪些权利、应遵守哪些规章制度、出现纠纷后应通过哪些途径依法解决，同时还将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二、完善医疗收费公示制。
我院去年 月在全市卫生系统率先推出此项措施，今年在活动期间作了进一步完善。病区在每天上午向每一位住院病人提供上一天住院各项费用的详细清单，门诊病人收费单上附详细清单，主要诊疗项目的收费标准在门诊大厅、住院部张榜公布。门诊大厅内设电脑触摸屏，可即时查询每一项医疗服务价格、药价及专家专科门诊等信息，如有疑惑，还可向门诊部服务台、药房咨询窗口进行咨询，使病人能明明白白看病、明明白白消费。
三、完善病人选医生制度。
我院于去年 月在全市率先推出门诊病人选医生，但由于宣传及其他配套措施力度不够，在病人中的知晓率不高。今年 月，我院对此项措施进行了完善，将所有门诊医生（包括专家专科门诊）的专业特长、从医经历、服务宗旨、照片等资料在媒体上公布，并在门诊大厅内醒目处上墙，接受病人挑选和监督，使病人充分行使对医疗服务的选择权。
四、实行首诊（首问、首次接待）负责制。
我院将原有的《首诊负责制》和《首问、首次接待负责制》合并后进行重新修订，下发到每个职工要求认真执行，并将制度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监督。凡病人就诊，首诊医生必须认真接待和处置，如需他科会诊，由该医生在病历上注明，病人不必再挂号，接诊医生不得推辞；凡病人有事询问本院工作人员时，每位职工都有义务耐心解答，不能以“不知道”等为由一推了之；凡病人向医院反映情况或投诉，首次接待的科室应热情接待，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凡属管辖范围的（原则上医德医风方面的问题由办公室处理，医疗方面的问题由医务科处理），应作好记录，提出处理意见，凡不属本科室管理范围，则将病人带到所属管辖范围的科室。
五、加强对病人的入院介绍。
门诊病人由门诊服务台进行预检、分诊和咨询。今年八月，我院在原有一个门诊服务台的基础上，又招聘四名专职导医人员，增设一个导医台，在引导、护送病人的同时，为病人解疑答惑。住院病人在入院时由责任护士详细介绍入院须知，包括病区环境、应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主管医生的.情况、所患疾病的有关情况及保健知识等。
六、加强与病人的交流和沟通。
各病区推行整体护理，强化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入院前、住院中和出院前都对每位病人进行规范的健康宣教，使病人明白自己所患何病、做何检查、如何治疗、如何保健。一些专科还建立了慢性病防治的俱乐部，如糖尿病、肝炎、风湿病、哮喘病等，定期活动，加强与病人的交流和健康宣教。与此同时，对外科手术病人，改变原来单一的术前谈话，建立术前、术中、术后谈话制度，使病人对自己的疾病状况和治疗情况有动态的了解。
医院要求全院各科室围绕主题，积极开展医疗技术创新，切实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改进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为了全面落实“医疗优质高效”的项主要指标，医院把它订进了年度目标责任书，在年初与各科室、病区进行签约，作为科室、病区年度完成目标任务的硬指标加以考核，平时不定期抽查，每季度重点检查，半年全面考核，与月奖和目标责任奖挂钩，确保了“医疗优质高效”项主要指标很好地贯彻落实。
医疗质量是医院的生命线。而医疗质量、安全医疗的重点在病区，病区的重点是医生。要打造“百姓放心医院”的品牌，抓住病区管理是关键，抓好医生管理是核心。医院从抓病区管理入手，着重抓好重要规章制度的落实，规范病区的管理。今年以来，重新修订和完善了《医疗请示报告制度》、《疑难危重病例及术前讨论制度》、《谈话制度》、《会诊制度》等五项规章制度，医院还在职代会上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医疗质量奖惩条例》，进一步提高了奖惩力度。在此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做到院长查房每二周一次，医务科、护理部夜查房每二周一次，每月有重点对医疗质量进行检查，每半年根据目标责任书要求全面考核一次。凡违反医疗规章制度的人和事，报人事科，根据医院奖惩条例，予以处罚。发现共性问题，在院周会上反馈，举一反三，警钟长鸣，督促整改。对安全医疗上出现的问题，做到“四不放过”，即问题没查清不放过；定性不准不放过；当事人或有关责任人没有接受教训不放过；改进措施不落实不放过。对医生的管理，除了质量考核、与奖金挂钩外，加强教育。医院根据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举证责任倒置的新形势、新特点，专门邀请某省有关专家和律师进行医疗法规的解读和安全医疗的专题讲座，强化医务人员的依法行医意识和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
为了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的竞争意识和责任意识，医院深化了“病人选医生”活动。在专科病区开展了病人选择医疗组的工作，将每个医生组的医生简历、专业特长进行公示。病人可以自主选择，增加了医疗的透明度，对病人可以享有选择权，对医生增强了压力感，迫使其以最好的服务和技术来赢得病人的满意，受到了病人的欢迎。
近年来，市中院紧紧围绕发展、稳定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调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中的职能作用，把调解工作作为建设平安××、和谐××的基础工程来抓，切实落实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和谐司法示范区。为当前服务“三保”，促进“四稳”，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更新管理理念，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变平面化管理为立体化管理。以开展“调解能手大竞赛”活动为载体，搞好 “四项活动”：在法院专网设立竞赛榜，由各基层法院推荐参赛选手，动态跟踪选手调解结案情况；召开经验交流会，由参赛选手总结交流调解经验，互帮互学提高调解能力；调撤案件评查回访，查调解案件质量，看当事人对法院审判工作、服务态度、工作作风的评价，促进调解工作规范；开展调查研究，剖析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总结司法调解实践经验，推广调解工作的新成果。通过“四项活动”，改变过去调解只看指标、仅有结果的状况，使调解竞赛动态化、调解管理规范化、调解经验理论化，调解成果效益化，有效发挥立体化审判管理的效益。二是变段落式调解为全流程调解。为提高调解成功率，该院实施案件“全流程”调解，把调解环节前移，从案件立案阶段即做立案当事人的工作，为调解工作打好基础；进入审判程序后，审判人员一接手案件就电话了解当事人分歧焦点、掌握诉讼心理期望，做初步协调工作；庭审中强化调解，在吃透案情基础上分清责任，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判决前进一步释明法律，敦促当事人调解；对一些确无调解可能的，判后继续做协调和法律释明工作，有效减少了当事人闹访、申诉、进京上访的可能。三是变单项型选手为全能型选手。抓法官调解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保证调解成功的基础。该院针对民商法官大都是院校出身，法律理论功底深，证据意识强，适用法律准等特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能力训练，变单项型选手为全能型选手。通过落实“四会”工作要求，让他们会做思想工作，会做群众工作，会做宣传工作、会做协调工作；通过一批老审判员的言传身教，带动年轻法官调解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培植调解典型，强化典型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调动法官调解积极性。去年，该院两名法官因调解工作出色被选拔到中层领导岗位。
拓宽调解渠道，健全“三项机制”。一是建立社会联动调解机制。该院先后与司法局、工会、妇联等单位出台六个诉调对接文件，与六家单位建立诉调对接关系，参与培训调解人员2000余人次；定期召开诉调对接单位座谈会，共同研讨诉调对接当中存在的问题，促进诉讼调解联动机制运转顺畅；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调解互动，协同做好当事人息诉工作；组织开展“百名法官进社区、百家市属重点企业大培训、百家原诉企业判后大回访、百家现诉企业诉讼大排查”活动，把调处纠纷、指导民调工作纳入活动内容，形成与社区、企业联动的矛盾调处化解机制。二是建立全员参与调解机制。对群体性纠纷、涉及民生的重点案件，主动汇报并邀请院领导参与调解，从而在院内形成合议庭、庭长、分管院长、一把手院长共同参与、上下联动的调解机制。今年以来，该院院领导参与调解结案率达30%以上。对上级领导关注的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主动邀请市人大领导、市政府分管领导参与协调，化解矛盾；对疑难复杂案件、判决确有难度的案件，则邀请人民陪审员、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员参与协调，提高调解的成功率。三是建立案后释疑回访机制。为了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该院在结案后，坚持把法律释明延伸至案件结束后、申诉复查前。对调解结案但未履行完毕的案件，审判人员主动电话督促、上门催促、协同有关部门共同督办，促使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对一些做了大量调解工作仍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坚持对案件特殊情况的分析研究，开展重大群体案件调后回访工作，变当事人上访为法官下访。
创新调解方法，落实“四个转化”。一是把“死理论”转化为“活方法”。充分利用民商法官理论功底深厚、法律适用准确的特点，在吃透案情基础上，让法官充分履行法律释明，使法律理论成为向当事人提示诉讼风险、展示同类判例的“活方法”，督促当事人正确面对诉讼风险，主动接受调解。二是把“冷处理”转化为“热服务”。劳动争议案件一般具有争议标的小、矛盾大、对抗性强的特点。在审理过程中首先对当事人进行“冷处理”，不组织双方正面接触，而是个别上门与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交心，听苦情、摸实情、建友情，在增进双方理解基础上进行法律宣传和法律释明，帮助企业制定聘用人员的法律方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为企业热心服务，说服其接受调解化解矛盾。三是把“阵地战”转化为“游击战”。针对
群体性的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人数多的特点，在审理时注重抓住主要矛盾，把工作重点放在诉讼代表人和诉讼核心人员身上，变做多数人工作为做少数人工作，一方面了解他们的心理预期，拟定初步调解方案；另一方面法律释明到位，严肃法律教育，打破他们法外获利的侥幸心理，引导他们协调解决纠纷。四是把“说情人”转化为“解铃人”。充分利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人情
1 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总结
1.1 发挥合作理念的引导作用
意识决定行动。欧洲货币合作之所以会在波折和坎坷中不断前进, 合作理念在其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 源于欧洲的历史。众所周知, 在欧洲人的头脑中一直存有比较强烈的区域认同感, 大欧洲联合的思想在欧洲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2) 源于社会精英的倡导。在欧洲, 很多有识之士都具有典型的大欧洲情结, 长期以来他们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途径灌输于民众的头脑中, 从而使统一和联合的思想意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念和共识。如1849年, 伟大的法国文学家雨果曾指出:“迟早有一天, 这个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将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建立情同手足的关系;迟早有一天, 除了思想斗争, 不会再有任何其他战场;迟早有一天, 子弹和炸弹会被选票所代替。”[1]1946年9月9日, 时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在苏黎世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也指出:“如果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 他们的三四亿居民就会通过一个共同遗产带来的成果而获得任何界限、任何边界都无法限制的繁荣昌盛、灿烂光辉和幸福的生活。”[2]正是众多社会精英们尤其是政治精英们的广泛传播, 使得在欧洲通过联合获得发展的思想成为一种共识, 这不仅为其由兵戎相见转向握手言和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而且帮助各成员国有效解决了许多合作过程中的矛盾与分歧。
合作理念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是欧洲合作开局即告成功的“催化剂”。1950年“舒曼计划”一经法国提出便很快得到德、意、比、荷、卢等5国的积极响应, 次年即签署了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上述6国特别是德法两国能由战后的敌对状态迅速走向联合, 其中合作理念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合作理念的作用还体现在欧洲人面对困难和挫折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思想基础。20世纪70年代, 受美元危机频繁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欧共体成员国在开始货币合作时便连遇风雨, “蛇洞制”走走停停最终夭折, 联合浮动汇率机制也开局不利, 然而此时各成员国都没有选择放弃, 为了实现汇率既稳定又灵活的目标, 各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1975年比利时总理大臣丁得曼提议强化欧洲“蛇形浮动”;1976年荷兰财政部长杜森伯格提议在共同体范围内组建一个“汇率目标区”, 加强成员国间汇率和经济政策的协调;1977年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则反复强调组建经贸联盟的重要性[3]。正是这一系列建设性意见的提出最终催生出了欧洲货币体系, 为后来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基础。
1.2 政治力量保驾护航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决定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支持, 这一点在欧元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是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他们既是策划者、组织者和发起者, 同时又是参与者和援助者, 没有他们的精心设计和全力支持, 欧洲货币合作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实现大欧洲的政治一体化是欧洲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夙愿, 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则是通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对此, 原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考虑的不是商务, 而是政治。”[4]回顾欧元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 它从未远离过欧洲政治家们的视野和其预定的轨道。当初之所以首先选择经济合作, 是因为与政治领域相比, 经济领域的合作不敏感、起点低、见效快, 而这在当时又以煤炭和钢铁部门最为突出, 所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理所当然的成为欧洲合作的起跑线。当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 需要向纵深推进并涉及到国家主权转让的时候, 货币领域的合作便被提上了日程。因为货币不仅与经济、政治之间联系广泛而密切, 而且其本身就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不仅如此, 二战后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又变得相对独立, 将部分决策和管理权限集中到一个超国家机构也较为容易, 一旦这种权限转移和合作成功, 其“溢出效应”就将极大的促进其它部门和领域的融合, 那样便可以水到渠成的向政治联合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因此, “尽管货币一体化常被视为技术性的, 但只有出现新的政治因素后才可能形成新的重要设想。”[4]所以, 欧洲经济联合和货币联合的主张最初都是由政治家们提出的, 而且当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发展迟滞的时候, 也总是政治家们绞尽脑汁, 以求另辟蹊径。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说明, 虽然政治一体化是不是组建货币区的必要条件目前尚无定论, 但在货币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力量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 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 法德作为欧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起到了火车头、方向盘的作用, 是名副其实的轴心国家。欧盟历史上如果没有德法和解的实现, 就不会有今日欧元区国家的货币统一。因为这一事件不仅使众望所归的欧洲货币合作有了“领头羊”, 而且还通过将德国与欧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使其重新并永远成为“欧洲的德国”而打造了欧盟内部的一种均势格局, 从根本上确保了货币合作稳定、有序、快速的发展。没有二者的积极支持与鼎力推动, 单靠市场和经济一体化的自发作用,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难以实现的。
1.3 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常常无果而终, 根本原因就在于往往缺乏足够的制度上的保障和经济政策的协调。在欧洲货币合作发展进程中签署了大量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的文件、协议且设置了一整套机构, 有效促进了各国间宏观经济的协调与趋同, 并成为日后欧元顺利发行和良好运转的重要保障。
1957年3月25日, 决定进行煤钢联营的法、德、意、比、荷、卢6国在罗马签署了欧共体的纲领性文件——《罗马条约》。该条约确立了欧共体的基本框架, 即要在欧洲建成一个共同市场, 并要求各成员国将其经济、汇率及货币政策“看作共同关心的事情”[5]。1970年10月, 欧共体内部“第一个经货联盟计划”的提案《维纳尔报告》获得通过。该报告虽因思想过于超前以及当时国际石油危机、货币危机等的影响未被完整实施, 但却由于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提出在欧洲实现单一货币和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后启动单一货币起了一个蓝本的作用而被历史赋予了极高的评价。1989年6月通过的《德洛尔报告》决定从1990年7月1日起分3阶段实施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该报告首次对过去认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罗马条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和补充, 开启了一场根本的制度性框架的变革。紧随其后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仅再次确立了分3阶段实施欧洲经货联盟的时间表, 而且第一次宣布欧洲人最终要结成政治联盟, 并对其作了前所未有的详尽规定。此外, 在欧洲货币合作过程中还相继产生了《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的法律地位》及《阿姆斯特丹条约》等许多条约和文件。这一系列及时而完善的制度体系有效的保证了欧洲货币合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也是欧洲一体化建设最终能够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1.4 构建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1]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说明只有能够充分满足各参与国利益诉求的国家间合作, 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欧洲货币联盟正是因为有着令各国都比较满意的利益平衡机制, 才使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得以有效运行, 并对区外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最早的“舒曼计划”正是因为满足了战后西欧各国企盼和平、谋求发展的愿望, 因而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响应。其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发展, 也是因为通过这些经济合作使成员国普遍扩大了贸易数额, 提高了需求水平和消费者福祉, 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得以顺利推进。接下来的货币合作, 同样因为成为各国利益的均衡点而进展迅速:法国既有效控制了国内的通胀水平又达到了牵制德国的目的;德国既在统一大市场中获得了最大收益又巩固了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意大利等国则通过与德国建立起稳定的汇率联系引进了良好的货币机制;希腊、葡萄牙等国也借此与欧洲各国靠得更近。
欧元模式中的利益机制不仅体现为各成员国利益均沾, 而且在有些时候它甚至使弱小国家优先受益,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相对欠发达国家优先在统一货币政策中受益。各成员国经济基本面的差异决定了, 欧洲央行按照欧元区平均物价水平制定的指导利率在各国的政策效果有着很大差异:对德国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胀率较低的老成员国来说它显得过紧, 对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通胀率较高的国家则显得宽松, 于是统一货币政策的执行在欧元区便产生了大相径庭的两种结果 (如图1) :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元区大国的经济发展受此影响一直低迷不振, 成为单一货币运行初期的利益让渡国家;而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卢森堡、奥地利等国的经济则因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虽然在短时间内这一结果对曾为欧洲一体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老成员国未免有失公允, 但是合作总是利弊共存的。从中长期来看, 欧元区国家经济的趋同是单一货币良好运行的根本保证, 只有共同货币区获得稳定、持久地发展, 所有成员国的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同样欧元区大国的利益也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2) 欧洲央行的决策规则同样兼顾了大、小国双方的利益。《马约》规定, 欧洲央行行长理事会由6名固定执行董事会成员和欧元区各国央行行长组成, 欧洲央行总裁理事会的决议实行“一国一票”和“特定多数”通过制。作为欧洲央行的最高决策机构, 总裁理事会的“一国一票”制可以确保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中, 即使像卢森堡这样的小国也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特定多数”通过制要求表决票数必须达到12国总表决票76票的70%。鉴于大、小国拥有的表决票不同, 这一规定实际意味着拥有票数最多的德、法、意、英4国欲通过某项决议, 必须在8个小国中至少争取到1名支持者, 这就迫使大国在行使各项职权的时候尽可能顾及中小国家的利益, 从而有效避免了欧洲货币联盟成为个别大国借以扩大国家权力的俱乐部。这一点即使在2003年后行长理事会的决策方式改革后也未改变。
资料来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07.
1.5 努力争取外部环境的支持
无论是在两大阵营冷战时期还是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下, 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失去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认可和支持, 都是很难成功的。过去欧洲人也曾试图通过组建欧洲军团和西欧军事联盟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 然而结果表明, 这一意图不仅美国不会答应, 于世界秩序及欧洲秩序本身也无多大益处。所幸欧共体各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随即便开始与美国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 结果借助于美国的帮助和影响, 西欧各国不仅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走了出来, 而且通过加强合作结成了经济、货币与政治联盟, 夺回了丧失多年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地位, 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唯一有希望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欧洲经验告诉我们, 在区域合作难以超越外部环境影响的情势下, 与其让区外大国因感到威胁而对其活动进行干涉和阻挠, 不如因势利导, 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以便使地区合作在不破坏任何一方诚意和友善的情形下得以顺利的开展。
2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和国际收支顺差的不断扩大, 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 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欧元国际化的经验为人民币提供了一种依靠区域货币合作走向国际货币体系的有益的范式参考。为此, 作为地区性大国, 中国应借鉴欧元经验, 充分利用当前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主动谋求区域货币合作的契机, 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 为人民币开辟出一条依靠区域化走向国际化的有效路径。
2.1 积极倡导“东亚共识”
欧元模式的经验表明, “联合才有出路”的合作理念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和保证。虽然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 东亚各国也普遍形成了通过联合共同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东亚共识”, 但是较之“欧洲共识”, 东亚地区的合作理念明显具有短期性。当前, 世界各区域的经济货币一体化都在加速发展, 欧洲单一货币区已经建成并在继续扩大, 北美自由贸易区业已基本具备了建立货币联盟的条件, 东亚各经济体如果不增强紧迫意识, 加紧货币合作的进程, 将来很可能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甚至沦为两大货币区的附庸。为此, 中国应充分发挥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通过官方的对话、会晤、协商等机制以及各国媒体及民间交流等方式, 特别是可以充分利用高等院校意识形态较为前沿的优势, 广泛宣传这种危机感, 积极倡导“东亚共识”。同时还要认识到, 东亚各经济体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及国家利益取向决定了他们对于区域共识的侧重点存在很大差异, 如日本主要强调海上运输线安全共同体、大东亚共同繁荣以及日本在此地区的核心领导地位;韩国则强调东北亚中心主义以及东亚的平等合作;东盟强调的是多元的力量中心以及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为此, 中国应宣传的理念是欧洲当年所秉持的“合则两利、分则各败”的信念。东亚地区既有着亚洲最快、最高的经济增长, 同时又是世界上经济相对落后和较为脆弱的地区, 东亚各经济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彼此之间休戚相关,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只有求同存异, 谋求互利共赢才能得到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汇率稳定和金融安全。只有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得到维护, 一方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只有得到本地区的认可, 才会得到世界的认可, 一心想“脱欧亲美”的英国最终还是加入了欧盟, 一心想“脱亚入欧”的日本最终还是回到了亚洲, 就是最好的证明。
2.2 加强中日在货币领域的合作
欧盟的经验表明, 在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 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尤其是核心国家在政治上的联合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东亚的中日与欧洲的德法有惊人的相似, 不仅历史上都曾发生过残酷的战争, 而且对所在区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中日之间能否如德法当年一样冰释前嫌, 对东亚货币合作来说至关重要。虽然出于总体战略考虑, 东亚货币合作目前更多是以实力相对较弱的东盟作为区域合作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导者, 但由于东盟大多数成员均为市场狭小、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 很难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轴心国家的作用, 因此, 在中长期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中日两国对此的态度和做法。
欧元经验说明, 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大国依靠地区崛起的时代, 没有一个强大的地区发展前景, 地区内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反之, 没有一种轴心力量的出现, 地区崛起也无从谈起。中日如果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携起手来共同促进东亚合作的开展, 也就能共同从中受益。当然, 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策略和中间环节, 比如首先加强媒体之间的合作, 通过媒体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 消除误会, 增强互信;再如以韩国作为桥梁, 通过中日韩三边合作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此外, 东盟也可以为此发挥重要作用。从长期来看, 只有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不断提高, 中日之间才会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友好关系, 而在中日的共同努力下, 东亚货币合作才有望获得快速的发展。
2.3 推动东亚货币合作走向制度化
制度既是体现共同利益的载体, 又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虽然从《清迈协议》到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 逐步为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但客观而言, 保障东亚货币合作的制度框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一方面,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双边合作和非机制化合作方式仍占主要地位, 缺乏有效的纪律约束与监督;另一方面, 无论是《清迈协议》还是亚洲债券基金都存在数额过小, 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远未达到提高资本灵活性、防范外汇风险以及救助金融危机的目的。未来东亚货币合作中机制化制度建设的任务仍紧迫而繁重。
尽管如此, 鉴于区域意识是制度建设的基础, 东亚的制度建设仍要注意因势利导, 不能操之过急。目前, 针对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主权意识强烈, 区域意识淡薄的现实, 东亚货币合作应首先致力于加强各经济体间的沟通与谈判, 把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由双边协商上升为多边合作, 以此培养一种多边协调的习惯。在此基础上, 逐步将磋商制转变为以条约和协议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制, 进而推动区域内的政策协调走向机制化。最后建立一个超国家机构来协调各国的经济和汇率政策并着手进行区域共同货币制度的设计、建设、维护与监督。对此, 中国作为本地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应努力做好动员和组织工作, 尤其应加强与韩、日的沟通, 调动其积极性, 3个地区大国联手进行筹划, 有助于形成地区均势局面, 避免一国单枪匹马容易引起的误解, 会大大提高沟通与协调的效率。为增强区域货币合作的预期收益, 当前另一个紧迫的工作是要加快推动《清迈协议》和亚洲债券基金向更高层次发展。对此, 中国已具备了参与其中的足够的金融实力。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一万亿美元, 中国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参与货币互换机制和支持亚洲债券基金, 推动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贸易、投资和金融发展的东亚金融体制, 并以此带动东亚贡献各自的金融力量。
2.4 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
冷战后, 东亚逐渐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并具有了几乎与欧洲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种利益联系决定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活动不可能视而不见。相反, 他会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 以根据其利益需要而采取默许、鼓励或限制、阻止的策略。这一国际形势意味着在东亚货币合作的开展中, 必须将美国的态度和反应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否则将事倍功半。20世纪90年代初期,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在提出之后便告夭折就是前车之鉴。
同时, 东亚货币合作的顺利开展也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协助。比如, 东亚要满足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快速发展对良好的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需要, 要改变目前亚洲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 解决亚洲对外债务中存在的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问题, 都必须加快发展东亚乃至亚洲债券市场, 将大量流向美国资本市场的资金吸引回亚洲, 为亚洲的经济发展服务, 这一愿望的实现除需要东亚本身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外, 也需要美国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因此, 致力于实现货币一体化的东亚各经济体, 与美国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地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作为重要的地区大国, 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对整个东亚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建立并维系一种良好的中美关系, 既为东亚货币合作的开展创造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 又借此巩固中国的地区主导地位和大国形象, 并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全面而完全具有建设性的参与者。正如王毅副部长所说:“美国在东亚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 这是历史形成的, 也是客观现实。可以预见, 如果东亚排斥了美国利益, 必将受其反对和阻挠。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既要按区域合作的一般规律办事, 加强域内各国合作, 同时也要奉行开放地区主义, 不排斥美国和其他区域外国家, 注重与他们加强对话与协调, 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 不断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汇合点。”[6]
参考文献
[1].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242
[2].European Navigator.Authoritive Multimedia Referenceon The History of Europe[EB/OL].http:∥www.ena.lu/mce.cfm, 2005-03-27
[3].[英]詹宁斯.奥本海国际法 (中译本)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92
[4].李卓.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13
[5].Vries, Tom De.On the Meaning and Future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C].In:Essays International Financ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8) :9
摘要：在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尽量为幼儿提供有目的性、趣味性、科学性、层次性以及多样性的操作材料。这样才能在操作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真正调动起学生的多种感官，加深幼儿的印象，并使之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基于此，本文笔者就幼儿数学活动中该如何选择操作器材做如下探究。
关键词：数学活动；操作材料；幼儿教学
【中图分类号】G61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4-0165-01
在科学的领域中，数学活动较之其他领域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幼儿园数学活动更为抽象和枯燥。因此，在幼儿进行数学教学时，我们应充分满足幼儿需求，为其提供充足的操作材料，并通过孩子们的亲手操作，使其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促使其原本具象的思维向抽象性思维发展。那么，数学操作材料该如何选择，活动该如何设计才最合适幼儿呢？
一、活动区域概述
所谓活动区域主要是指幼儿园中的兴趣角以及活动区角，大部分是在幼儿园活动区域外进行设置，让幼儿在自由活动和主动练习的过程中掌握相应的知识经验，从而促使幼儿得到更好的发展。其中，创设活动区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鼓励幼儿积极探究，让幼儿在良好的环境中获得情感、认知水平以及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1]。因此，活动区域并不是进行简单的环境装饰，而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是当前幼儿教育课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
二、幼儿园数学活动中选择操作材料的途径
（一）具有目的性
在幼儿进行数学教学时，我们应充分满足幼儿需求，为其提供充足的操作材料，并通过孩子们的亲手操作，使其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促使其原本具象的思维向抽象性思维发展。幼儿在学习中能获得什么样的经验，那些方面能得到发展是由材料本身结构以及特点所决定的。因此，选择活动材料应以包含教育目标，并对幼儿关键经验获取有帮助为主。如：在小班開展物品分类活动时，可以向幼儿提供“图形宝宝找家”、“喂小动物”等立体及平面图片的材料；在中班教幼儿认读十以内数学活动中，以数字棋、接龙卡片等材料为主进行教学。
（二）趣味性与启发性相结合
好玩、热爱探究是幼儿的天性，对遇到的新鲜事物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都想弄明白。因此，数学操作材料要根据幼儿的兴趣特点来选择，并且操作方便、形式多样以及色彩鲜艳，将数学内容融汇到操作游戏中，让幼儿主动参与其中，在玩乐中学习。如在教幼儿“按形状分类”时，可以将贴纸中动物的嘴巴制作成各种形状贴在纸盒上，小朋友则根据形状喂小动物吃饼干，以此形式进行分类教学，会让幼儿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所提供的材料不仅能吸引幼儿，还为幼儿进行探索发现提供了帮助。其次，要选择蕴含规则的操作材料，便于保存结果，利于教师观察并记录。这样才能在操作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真正调动起学生的多种感官，加深幼儿的印象，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
（三）操作性和探究性结合
幼儿园应有规范的设置数学区角，并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提高幼儿的数学经验与技能，数学区角活动材料的应用是数学教师可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如果只是一味的关注活动材料的操作性，也无法对幼儿数学思维进行有效的发散性培养。因此，材料的选择在体现操作性的同时，其探究性也要得到体现。以上述目的为目标，就要求教师应选择多样、灵活的材料作为数学区角活动的器材。例如，教师可以为幼儿理工细绳、泡沫板、扭扭棒等材料，并引导幼儿在泡沫板上用扭扭棒与细绳摆出蜘蛛结网的形状。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使幼儿的实践动手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对相关空间、与单位的基本概念有了初步的了解。
（四）材料的层次性
幼儿在操作过程中，将其核心的概念进行转化，变为自身经验的过程便是科学。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幼儿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尤为明显。不同的环境导致每位幼儿之间都存在其个体差异，教师应充分尊重幼儿发展水平的不同，在科学区投放材料时，要分层次投放。同样的游戏材料，针对不同的认知水平，合理科学的摆放，以帮助在速度与准确度上存在差异的个体，让先操作完的幼儿能尝试探索更深的层次，给孩子反思消化留下足够的空间，从而真正调动起学生的多种感官，并使之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五）遵循科学性
幼儿最初的数学认知主要是建立在对实物的认识上，通过内化数学概念的需要来发挥表象的作用。其中，幼儿数学概念主要经过“个别到一般”的过程，而对认知能力的巩固主要依赖于练习的活动。因此，在幼儿园活动过程中，选择操作材料主要从具体到一般，从三维到二维，再到图画，再到纸笔，坚持遵循幼儿的数学认知规律，从而促进幼儿更好的向前发展。
例如：组织大班幼儿认识单双数活动时，老师便可以从家里带一些石子、玉米粒、花生粒等多种物品，然后再组织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操作活动，引导幼儿正确理解10以内的单双数意义，从而加深幼儿对单双数的认识。
（六）针对性、计划性原则
在幼儿园开展活动区域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幼儿各个年龄阶段的实际情况，坚持针对性和计划性的原则。例如：在建构区，便需要根据小班幼儿具体的发育功能，以及幼儿的模仿心理特点，坚持选择投放体积大和便于取放的建构材料；针对大班幼儿具有较强的操作能力和敏捷的思维，便需要在投放建构材料的过程中，充分突出多样性和精密性的特点，从而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有效提升幼儿的独立操作能力。但是，在选择操作材料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合理开展区域活动。
三、结论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幼儿教育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涌入的国外先进经验使得活动区域已逐渐成为我国幼儿园普遍采用的一种教育活动形式。教育工作者还需在日常时间活动中继续深入对幼儿园活动区域材料投放的原则进行研究，以全面提高我国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使幼儿得到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岳慧兰. 城市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州市某区为例[J]. 教育探究，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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