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

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精选6篇）

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篇1

 第一，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实行单纯的政府和正规军的抗战；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

第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

第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在抗战个阶段中表现不同，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实行片面抗战，制造反共摩擦，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下降。在战略反攻阶段，其虽坚持抗战，但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作用十分有限。

思考：为什么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空前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特点：

 ①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又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 ②有政权、军队的合作。国共两党的合作实际上是两党分别领导的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在全民族抗战总目标下的合作，但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联合统帅部。

 ③没有正式的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具体的政治纲领。国共两党在共同目标之下，各自贯彻自己的纲领。涉及合作抗日的事，一般都是采取临时协商、谈判的特殊形式加以解决。

试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大大减轻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压力，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 阿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啊。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记得，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第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着。

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制定、实施了一套完整的抗战策略和方针，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

第三，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返攻准备了条件。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动因、合作方式及其意义。

 两党再次合作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导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促成的，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一部分先进人士在内的抗日民主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为了民族大义决定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抗日，是关键因素。同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抗日的推动之下，被迫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也是值得肯定的。

 两党第二次合作是党外合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承认接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承认蒋介石是最高统帅，但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包括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

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核心保障。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实现，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

日本：

根本原因：蓄谋已久，既定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从大陆政策到国策基准现实原因：摆脱经济危机的需要中国：

有利条件：国内政局是国共十年对峙。国际：

英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篇2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溃败, 国民党对舆论的管制越发变本加厉。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所制定的《宣传纲领及口号》下达给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该文件就欺骗宣传的重点提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和要求。文件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极度恐惧, 诋毁中共“对内的宣传活动以所谓‘土地法大纲’为中心, 假平分土地之名, 制造其所谓农村无产阶级, 以支持其武装叛乱”。在“暴露共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斗争之真相”一节中, 诬蔑中共“现阶段一切工作是以土改支持战争”, “以没收的手段, 彻底毁灭农村和平经济生活, 以斗争方法, 造成循环无已的仇恨, 使农民在物质与精神上非为其充当炮灰, 就没有和平独立生存的余地”。国民党要求“在新闻采辑上……以生动泼辣的笔调和沉痛真切的态度”, 去描写和反映它所规定的那些“真相”。文件所规定的所谓新闻报道的重点, 罔顾基本的事实, 全面歪曲中共的土地政策。例如, 本来中共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石之一, 但在《宣传纲领及口号》中则被说成是夺权的权宜之计, “所谓平分土地为仅系其一种诱发斗争的手段, 在斗争发动后, 绝不使农民安定于土地之上, 以不断的复查清洗和清算, 使农民走上同归于尽之路”, “‘土地法大纲’保护工商业的规定, 完全是欺骗都市中工商业者、自由主义人士的宣传口号”。本来“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晚年民生主义思想的一次升华, 这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共识, 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极力加以挑拨, 为其拒不实行孙中山的遗愿进行辩护, 声称中共的土改政策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完全相反”, “民生主义反对以暴动解决土地问题。民生主义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和平合法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 (3) 关于国家经济形势陷入一团糟的原因, 国民党本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宣传纲领及口号》却一口咬定“共匪破坏交通及工矿事业, 阻挠经济建设的进行, 使有业者失业, 无业者无从就业”。可见国民党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

对经济领域各方面的宣传, 《宣传纲领及口号》考虑得是很周到的。在“应用本纲领之注意点”一节中, 专设“对都市工商界宣传之注意点”一项, 要求对工商界进行欺骗宣传, “随时随地解释工商业者今日所收受的痛苦, 是共匪叛乱所造成”;“工商业要维持其生存发展, 只有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否则匪军所至, 工商业者只有破家亡身一条路”;“对普通工商人士说话, 要实际, 要具体, 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在“对地方中产分子宣传的注意点”中, 要求“应陈述共匪破坏社会秩序, 残害中产阶级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的事实, 说明政府剿匪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居乐业”。文件在针对工人群众的宣传上, 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评功摆好:“说明本党节制资本的政策, 要扶助生产事业, 同时要增进工人的福利。”对国统区人民改善经济待遇的呼声, 文件抹杀其正义性和合理性, 并恫吓说:“对工人要指出高工资政策, 破坏生产建设事业, 使厂家与工人同归于尽。工人必须与厂家共谋事业的生存和进步。”对失业者的宣传, 采用倒打一耙的手法, “对失业者要指出共匪破坏工厂, 破坏交通, 控制农村以围困城市, 使城市工商业者无法经营, 是失业的原因”。实际上,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方针, 和其所标榜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国民党的官办企业和官僚家族企业迅速做大, 凭借权力进行垄断经营, 民营企业根本无力抗衡, 纷纷破产倒闭。对原日伪统治区域伪币的收兑工作弊端丛生, 导致物价腾贵, 金融动荡。匆匆忙忙推行的币制改革因缺乏制度保证, 以及民众对国民党统治丧失信心, 反而成了经济形势越发混乱的催化剂。如同《观察》杂志1947年6月一期的《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一文所说:“试把抗战以来, 约十年间, 我国财政经济上的实际措施胪列起来, 切实考察一番, 看看各色各样的措施……有那 (哪) 一样不是实际上维护一个特殊和富裕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其他阶层的?……许多的管制和禁令, 实际上那 (哪) 一样不成了特殊人物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或攫取暴力的手段?多次的重大案件, 一时虽亦表示要惩治大贪污, 但那 (哪) 一次打着过大虎?更特别的, 若干拥有雄厚实力的企业, 实质上说不清是国营或民营, 而是特殊人物控制下的特种经营。……特殊阶级的利益阻梗着国家财政经济的改革, 这已为国人逐渐认识。” (4) 《宣传纲领及口号》视而不见, 自欺欺人地编造理由为国民党开脱, 被证明是徒劳的。

国民党也高度重视外宣工作, 《宣传纲领及口号》之“对外国记者宣传之注意点”一项, 强调中共土改“真意义之解释”, 要阐明土改“为共匪支持战争的手段, 并不以农民解放或农村福利为目的”。还强调“对外国记者说话, 要注重历史与当前的事实。陈述事实重于阐明理论, 而以事实证明理论”。 (5) 它为了在宣传战中赢得优势, 也很重视研究对比双方外宣工作的优劣和长短, 如1947年7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分析的那样:“一、我国宣传重心在美, 美国舆论因言论过于自由, 而致庞杂, 无一致之观察与主张。因此, 本处对美宣传注重运用若干最重要与有势力之报纸与杂志……二、针对共党作宣传斗争为本处中心工作。共党系一国际组织, 英美共党与中共本为一体, 故中共在英美之宣传即英共美共本身之职务, 不待推动, 自能活跃。而本党欲使英美人士信我主义, 助我宣传, 事实较为困难。三、反共宣传, 甚易引起反苏误解, 亦一工作上之困难焦点……四、推进对外宣传须与政治配合……” (6)

国民党重视宣传, 但它不是着眼于总结其自身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专制和腐败造成民心丧尽的教训, 而是抱怨自己宣传技逊一筹, 愚蠢地乞灵于宣传上对共产党控制区域进一步“妖魔化”。蒋介石曾致电国民党中宣部长、政工局长、新闻局长及中央通讯社社长:“查戡乱战事, 日加紧张, 共匪对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之弱点, 无不加强渲染……造作谣言, 涉及个人阴私, 藉以耸动社会听闻, 以达成其扰乱我后方治安秩序之阴谋。我方各宣传机构, 则即使有关于共匪暴行之极好资料, 亦多以怀疑眼光视之, 采取保留态度。故在我方各种报纸上有关共匪区域内种种暴行之记载, 实不多见。又友邦人士亦常言, 从中国政府区域内报纸上殊不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如何残暴与可怕。此于我对国际国内宣传上有极大之影响。希即迅速会同商讨具体改进办法, 积极实施。” (7)

国民党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威力和效率是很有些害怕的, 并下工夫进行针对性研究。1948年10月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视事业管理处向新闻局送递一份关于中共广播宣传工作的材料, 是国民党的察哈尔广播电台撰写的对中共9个短波电台广播宣传工作的分析和总结。该材料不无担心地说, 中共一向重视宣传, 特别是广播宣传, “在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力的一种宣传工具”。材料说, 中共的广播宣传虽然对于“思想坚定”的人来说不可怕, 但对于“一般游离份 (分) 子以及中间偏左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知识份 (分) 子, 情感易于激动的纯洁的青年学生, 尤其是一向被蒙在鼓里的身在匪区的人民百姓和落伍失意、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野心家政客们, 则实在是莫大的诱惑”。 (8) 材料承认是要据此“确定我们对匪宣传战的原则和方法”。 (9) 关于中共新闻广播经济内容的特点, 材料分析道:对“蒋管区”广播的新闻, “以各地‘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为主, 以建设性、生产性的消息为副, 叫人听了就会感觉到‘人民解放军’在前线处处胜利, 在后方‘解放职工’则积极生产建设, 把整个解放区写成是一片安乐气象, 把‘人民解放战争’描绘出无限‘光明’的前途”。对解放区的新闻播报, 内容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作战的消息’ (永远是胜利的) ;各地解放区的‘生产建设的消息’”。对解放区广播的通讯, 内容包括“×解放区×工厂解放职工奋斗、创造、发明的情形”, “×地解放区×一个农民分到土地之后生产生活的情形”等。 (10) 在分析所谓中共广播中的“夸耀的描写”手法时, 该材料引述的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文章《解放区印象记》, 作者是解放区 (山东解县) 一位美国籍的救济工作人员。该材料评论说, 广播并没有直接介绍此文的原文, 而是归纳摘要播出:“关于解放区人民生活的, 他 (指这位美国人) 说:‘冬天不愁冻饿, 因为种田的人多, 荒地少’”;“关于税收的, 他说:‘税收和产量成正比’”;“关于黄河修堤的, 他说:‘大家 (政府、驻军、民众) 自动的出人出钱出东西, 九天完成了三百里长三尺高的河堤’”;“关于劳动的, 他说:‘解县的农民有一天下午同时工作, 一下午耕了五千亩地’”。 (11) 在材料编写者的眼里, 中共广播在形式和技巧方面, “不过分重视新闻、通讯、评论的‘时间’而重视其价值, 只要他们认为某一件资料有价值, 他们会播而再播, 而且是变换方式说法, 翻来覆去根据同一事实编成若干资料播报”。 (12) 在国民党眼里的中共广播宣传工作, 既很讲原则, 又非常灵活。尽管国民党重视研究中共的广播新闻宣传, 但如同在其他战线的命运一样, 在这条战线上它也是历史的失败者。 (本文为北京市“专业建设—特色专业—新闻学”项目资助研究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200979)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97页。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2卷)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1139页。

[3][5][6][8][9][10]輯輥訛輰訛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3编·文化)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5～27页, 33～35页, 41～42页, 97页, 98页, 99～100页, 104～105页, 101页。

[4]储安平主编:《观察》 (影印本) , 岳麓书社, 1999年版, 第2卷, 第17期, 第7页。

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篇3

一、“片面抗战”说是毛泽东主要在1937年发表的言论，是对国民党初期抗战的定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共两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①

通读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毛泽东关于“片面抗战”论述的逻辑思路。毛泽东批评 “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言论主要集中在1937年，是对国民党初期抗战的定性。1937年底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王明和康生为代表，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片面抗战，认为这样的提法违背抗战纲领，不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事后虽然被定性为右倾思潮、投降主义，但至少说明，“片面抗战”这一提法在党内未达成共识，毛泽东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和调整。此后直至抗战结束，毛泽东在为数不多的关于“片面抗战”的论述中，表达的都是对国民党初期抗战的看法。如在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之际发表的《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中指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也有一致的。大体上可分为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然而都在抗战过程中。”[4]这与之前的表述仍然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国民党不断挑起反共摩擦，其抗战政策偏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方针批评的主调演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如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中，通过分析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几次大的战役如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的失败原因时指出：“因为你们（国民党）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5]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政府采取“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

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6]这里毛泽东所指的是“消极抗战”，而非“片面抗战”;也就是说，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看，将“片面抗战”理解为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整个抗战路线的定性，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原意。

二、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论述这一问题时，主要的用意在于警醒和告诫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抵抗强敌、拯救危局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共同任务。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虽然在抗日问题上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已初步形成;但如何树立战胜强敌的信心，将共识转化为民族抗争的实际行动，还面临很多挑战。作为一个刚刚取得合法地位的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战局和时局显示出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再加上战争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遭受重创，形势危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阐明共产党关于抗战前途、路线的主张，以警醒和告诫全国人民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敦促国民党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力量，促进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

在洛川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国民党在发动民众、改革政治、改良人民生活、对待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的种种不足，接着提出警示：“他们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7]在接受英国记者贝兰特的采访，谈及阶段性抗战教训时，毛泽东说：“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8]这里毛泽东针对的也只是战争开始后三个多月的情况而言的;而对未来是充满期许的，即便是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仍然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9]。由于国家动员机制

直至1942年，国民政府才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成立了国家总动员会议，继而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参见段瑞聪《蒋介石与抗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之构建》，《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尚未建立，再加上国共两党在如何动员民众等问题上有根本性差异，毛泽东对政府当局在抗战初期出现的所谓片面抗战倾向进行分析，警醒和告诫的意味明显。

三、解读毛泽东的“片面抗战”说，不能离开“革命”语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这种革命性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随后，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坚决抗日的主张，视抗日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号召动员、武装民众投身到抗战的行列中，充满了一贯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表现在对日不妥协的斗争上，还表现在对国民党抗日的内政外交“不够彻底”的批评上。“片面抗战”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产生的。endprint

就“革命性”而言，国民党的抗战路线中，关于民主改革、民生改善、民众动员等问题与共产党的主张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必然的;不仅因为两党的性质、理念不同，而且国民党处于执政地位，实现对局面的掌控，稳定、延续其统治是首要任务，这决定了国民党不可能像共产党要求的那样去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也是基于这一点展开批评的，如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不愿意人民起来抗战，奉行片面抗战的方针。他们认为抗战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要出兵出钱就行了。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全面抗战的方针，认为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抗战才能取得胜利。”[10]至于将“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11]，对于战时、特别是对于执政当局而言更是难以做到的。民生议题在战争状态下也只能居于次要地位。换言之，国民党在共产党所诟病的以上诸方面并非不作为，而是其程度、力度尚未达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标准”，特别与共产党所采取的彻底的革命措施相形见拙。如果因此将其定性为“片面抗战”，是否有“苛求”之嫌？

不难看出，“国民党片面抗战”说是对毛泽东原意的误读。这个“误读”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渊源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从文献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因其自身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多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写道：“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在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了阐释之后，又接着写道：“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12]150-151这样的结论不仅突兀、牵强，偏离毛泽东的原意，也与后文出现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在战争的中后期尽力观战避战，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结果，使他们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深刻的裂痕。”[12]210的表述自相矛盾。那么，如何修正这一认识，对国民党的抗战作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不违背毛泽东思想逻辑的定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刘家国.试论国民党的“片面抗战”[J].军事历史研究，1993，（4）：63.

[2]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5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1.

[4]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9.

[5]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88-589.

[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4.

[7]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8.

[8]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18.

[9]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7.

[10]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7.

[11]毛泽东.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24-325.

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篇4

新闻·背景

港区人大代表递交提案：优抚原抗战老兵

如果读者关注两会，那一定还记得今年到北京出席两会的香港代表、委员。他们似乎都有一个特点--“火气十足”，无论商界还是政界，都令两会新闻在香港的曝光率大增。而港区人大代表王敏刚，也大胆向民政部递交了关于优抚原抗战老兵的提案。

这份提案，是王敏刚在深入了解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这些年为关怀抗战老兵所做努力后慎重提出的。提案提交后，一直在为抗战老兵关怀努力的个人和组织心里并没有底，大家不知道这份提案最终结局如何？

令大家欣慰的是，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近日，王敏刚收到了这份提案的回复，他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

●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借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

●支持、鼓励、引导社会组织，通过接受社会捐助等适当形式，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进行专项帮扶救助。

●在举办纪念抗战胜利等重大活动以及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时，建议当地党委，政府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

●民政部支持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等机构在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中所做的工作。

一石激起千层浪，昨晚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发布的一条“民政部回复优抚抗战老兵建议”微博很快在网上热议。微博称：“民政部近日回复全国人大代表 @王敏刚，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优先照顾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微博中还附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答复原件照片。

“民间的努力终于有了重大进展！”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在微博中评论说。

民政部关注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在答复原件照片上，红头文件中称，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民政部门负责的优抚对象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而居住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不属于优抚对象范围。

但尽管如此，民政部还是从履行现有职能出发，给予高度关注，并于最近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

“民间的努力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http://dandong.offcn.com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答复中明确表示民政部支持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在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中所做的工作，鼓励相关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对抗战老兵提供帮助。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在微博中评论说：“ 民间的努力终于有了重大进展！这属于每一位曾经关注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捐助者以及各个民间组织，感谢王敏刚先生，感谢民政部一直在推动此事的领导。”

尽管有网友评论这份优抚来得太迟，但大多网友都一直叫好。有着百万粉丝的 @杨锦麟也在转发评论中说：“这是了不起的一次实事求是的进步。”很多一线志愿者看到消息后，都表示要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知抗战老兵。

而一直关注资助老兵的《新周刊》社长孙冕得知消息后，也第一时间发微信说：“看到这个红头文件百感交集，老兵有救了，关爱抗战老兵的众志愿者心没有白痛！泪没有白流！”

网友称，这份答复中有3个突破：

1、在物质方面，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优抚体系。

2、在荣誉方面，建议政府在重大节假日慰问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3、肯定了民间基金会的努力。

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篇5

第1题

工程财务现金流量分析包括（）个层次。A.一 B.二 C.三 D.四答案:C

您的答案：C 题目分数：7 此题得分：7.0 批注：

第2题

融资前分析中，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为（A.利润总额 B.应纳税所得额 C.净利润 D.息税前利润答案:D）乘以所得税税率。您的答案：D 题目分数：7 此题得分：7.0 批注：

第3题

财务评价的分析步骤正确的是（）

A.财务效益与费用的预测-编制财务报表-计算评价指标-评价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B.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效益与费用的预测-计算评价指标-评价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C.财务效益与费用的预测-计算评价指标-编制财务报表-评价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D.编制财务报表-计算评价指标-财务效益与费用的预测-评价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答案:A

您的答案：A 题目分数：7 此题得分：7.0 批注：

第4题

某投资项目流动资金财务价值估算为3000万元，估算的应收账款1500万元，应付账款400万元，现金100万元。在经济费用效益分析中，假定价值不需调整，该项目流动资金经济价值应为()。A.1000 B.1800 C.1900 D.2000 答案:A

您的答案：A 题目分数：7 此题得分：7.0 批注：

第5题

某项目计划生产一种产品，预计生产该产品的销售收入与产量函数及成本产量函数分别为：TR=3100X-0.2X*X，TC=3187500+600X+0.2X*X，问该产品的盈亏平衡点为（）。A.3125 B.1784 C.2607 D.1100 答案:B

您的答案：B 题目分数：7 此题得分：7.0 批注：

第6题

盈亏平衡点产量的计算公式为（）。

A.盈亏平衡点产量=固定成本/(单价-单位变动成本)B.盈亏平衡点产量=总成本/(单价-单位变动成本)C.盈亏平衡点产量=固定成本/(单价-单位成本)D.盈亏平衡点产量=总成本/(单价-单位成本)答案:A

您的答案：A 题目分数：7 此题得分：7.0 批注：

第7题在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反复分析各种经济因素发生变化时对技术方案与经济效益评价值影响程度的办法称为（）A.敏感性分析 B.盈亏平衡分析 C.概率分析 D.风险分析答案:A

您的答案：A 题目分数：7 此题得分：7.0 批注：

第8题

国民经济评价时，需要从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中剔除的项目有（A.补贴收入 B.所得税 C.经营成本 D.营业收入 E.预收账款答案:A,B,E）您的答案：A,B,E 题目分数：9 此题得分：9.0 批注：

第9题

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分析是从融资前的角度，不考虑资金来源，从全部投资总获利能力的角度，考察项目方案设计的合理性。答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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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分数：6 此题得分：6.0 批注：

第10题

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答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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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题

偿债备付率是从付息资金来源的充裕性角度反映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答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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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分数：6 此题得分：6.0 批注：

第12题

国际公认的流动比率标准比率是2.0。答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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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分数：6 此题得分：6.0 批注：

第13题国民经济评价使用影子价格体系，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答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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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题

盈亏平衡分析适用于国民经济评价，敏感性分析和概率分析可同时用于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答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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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题

按照我国财务分析方法的要求，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分析一般可以只计算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一个指标。答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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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总得分：试卷总批注：

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篇6

[关键词] 抗战；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英美集团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1-0077-06

[收稿日期] 2014-10-09

[基金项目] 重庆市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活动研究”，批准号：2013-ZDZX10。

[作者简介] 洪富忠，男，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重庆 400067）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明抵抗暴日之决心。在外交上，国民政府虽未直接表明寻求具体国家支援，但在实践中奉行了“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1]（496～497）对于联合苏联，中共全力支持与赞同自不待言，但在联合英美方面，中共态度却几经变化，时而赞同，时而批评。有关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研究较为集中于中共对远东慕尼黑的揭露与斗争，李蓉、陈传刚等人对此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李蓉：《远东慕尼黑阴谋及中国共产党的斗争》，《龙江党史》，1998年第1期，第17—19页；陈传刚：《论中共对远东慕尼黑的态度演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52—54页。中共文献中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表述一般用“加入英美集团”，故文中国民党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与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是同一含义。刘天纯则将整个抗战时期英、法、美等国对日的妥协活动均纳入到远东慕尼黑活动中进行研究；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60—70页。王建朗从外交史的角度探讨了英日关系和日美关系与远东慕尼黑的关联。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第192—213页；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第74—93页。中共对远东慕尼黑的态度侧重于国际关系的范畴，而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则侧重于国内政治范畴，二者虽有交错，但重点不同。本文重在考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以求方家指正。

一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共在其所发表的宣言中有关外交方面的核心表述就是要求实行积极的抗日外交，希望同英、法、美、苏等国签订军事互助协定。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对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表示感谢，但毛泽东对于这种道义上的支持并不满足，他更希望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对日本实施“实际的制裁”。[2]（103）蒋介石为鼓舞士气，在1937年11月19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表示，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不会坐视不管，最后会有由美、苏、英、法等国组成联合阵线。[3]（656）国共两党对抗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外交方针大体一致，并无原则性的分歧。为抗战大业，中共并不反对寻求国际援助，对国民政府寻求包括英美在内的各国支持也持正面态度。不但如此，在抗战初期，中共多次对英美有限的支持中国抗战行动表示肯定。

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态度，在共产国际眼中却不以为然。斯大林在1937年11月与季米特洛夫等人的谈话中认为，英国和美国是不希望中国战胜的，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帝国主义自身的利害”。[4]（15）这种基于帝国主义视角的分析自然会影响到共产国际，进而影响到中共。只不过抗战爆发之初英美与日本之间还未做出牺牲中国利益的交易，中共对国民党的联合英美政策也未提出批评。

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中共在10月份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表明了对此事的态度。首先，中国抗战与世界不可分割，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其次，中共重点对英国的妥协政策进行了抨击，认为英国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政策，各法西斯国家很有可能冒险发动更大的战争。同时，中国也认为英日之间要彻底妥协还有困难，中、美、英三国走向联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再次，中共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的区别，争取国际援助对资本主义“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5]（633～637），中国抗战的基点应该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争取外援。对美国则没有直接明确的评价，显然，中共将英、美有所区别。可见，此时中共把国民党联合英美政府视作正确的外交选择。

针对日本提出的所谓“亚洲新秩序”主张，英美等国在1938年底及1939年初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表示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虽然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但没有改变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支持态度。对1938年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也认为其方向与中共十大纲领基本一致，全国人民基本赞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支持。

二

争取国际援助，以帮助中国抵御和打败日本是当时一般国人的共识。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及国民党执政以后同英美的历史关系使一般大众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多持赞同态度。中共对于此种社会心理并非不了解，为何自1939年6月以后改变此前的支持态度而转趋激烈的批驳呢？共产国际的态度与国共关系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双重诱因。

1939年5月底，鉴于英法在同苏联谈判中不愿合作的态度，共产国际改变了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看法。由于此时英美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不愿意在保障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等问题上与苏联合作，英美的角色就从此前中国抗战的支持者变成了中国抗战的破坏者。既然英美不怀好意，国民党要投入英美怀抱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以“改造”和“帮助”国民党为己任的中共就不能不向这个政治伙伴发出警告了，中共对国民党奉行的加入英美集团的外交政策进行强烈批判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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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共产国际影响，毛泽东反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英美政府是策动远东慕尼黑的真凶。实际上对于是否存在所谓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分歧。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的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就认为英国暂时还不会搞远东慕尼黑，其原因主要是“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它在中国的利益过于巨大”，中国已顽强坚持了三年，“它的力量并没有被粉碎”；现在还没有理由认为来自国外的援助会停止，即便如此，“蒋介石也必将继续抗战”。[6]（253～256）这种观点是否影响到共产国际对此问题的看法，据现有材料来看还不得而知，但从中共此后的态度来看，共产国际似乎并未受到这一质疑的影响。

无独有偶，中国国内也有观点认为远东慕尼黑没有可能。其立论的依据在于中国与捷克不同，捷克没有应付国际局势的一贯方针，而中国有“坚定的态度和主张”；其次在国际环境上，英国与日本的妥协如果没有得到在远东有密切利益的苏联和美国支持，实现远东慕尼黑还只是一个“梦想”。[7]（134～135）以作者潘公展（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当时的身份而言，不排除这种观点是国民党提振民众抗战信心的宣传之举，但其所讲也不无道理。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当前战争的性质仍然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各参战国都有“罪过”，因此把这些国家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做法“失去了以前的意义”。[8]（284～285）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把英、法、德等国之间的战争辛辣地讽刺为“一群疯狗打架”，认为英、法、波等国反对德国的战争具有反法西斯、民族自卫的性质是“极糊涂的见解”。[9]（467～477）对于欧战的爆发，中共认为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无非是列强之间狗咬狗丑剧的再演而已。既然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中国加入英美集团反而可能有损中国抗战反法西斯性质的正义性。

与中共相反，国民党对欧战的爆发持正面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抗战“苦撑待变”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重大事件。蒋介石认为：欧战将使中国的抗日战争获得一个根本解决的“基础”[10]（478），对王世杰力主不可放弃与“英、法、美诸国之友谊”的观点[11]（152），蒋介石也深表认同，并要求郭泰祺会同顾维钧向英法政府征询中国与英法在远东进行合作的可能。[12]（202）蒋介石在1939年的军事外交宣传要点方面明确要求，对英法“应不断的促其执行国联援助中国之决议案”，对美国社会各界同情中国抗战的言论和行动，应竭力“表示好感”并随时“予以赞扬”，并加以“广泛之宣传”。[13]（6）但对于是否加入英美集团，国共两党异向而行。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与日本三国在德国柏林签订反共协定，但这并未改变中共对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的否定态度。联系到1940年7月英国宣布暂时关闭滇湎公路及其此前在中国海关及天津租界等问题上对日本的妥协，中共对英国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加之，此时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追随英美的国民党会不会也像英国那样对日妥协就成为中共不得不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国民政府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在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中，特别是中间派人士中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中共的这种反对态度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对此，王世杰记载道：“日德义（意）三国同盟条约后，我国一般舆论，均以远东战事今后将与欧洲战事联成一气为本。但中国共产党报纸则谓：中国应始终孤立于欧洲战争之外，不可为英美之工具。盖我如与英美接近，显然为中国共产党所不乐闻也”。[11]（355～356）中共对此间民意并非完全不知，为使自己的立场得到民众理解，中共特别强调要做“巧妙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作”，在民众面前“揭露亲英美派所掀起的新的反苏反共浪潮实质上是放弃解放战争并使中国加入英美集团的准备步骤”。[14]（91） “巧妙”一词颇值得玩味，表明中共认为所谓中国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只不过是“掩饰投降的烟幕”，这一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大众理解其实也心存疑问，因此强调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

对于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中共认为这是放弃独立自主抗战的表现，甚至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刻。中共认为加入英美同盟是重庆英美派的一贯追求，如果战事不利，即便美国打败日本，中国也会从日本的殖民地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国共合作演变为大规模内战。如果蒋介石若真的加入英美同盟，不仅国民党统战地区会变为“黑暗世界”（即殖民地），中共也要受到重大打击。加入英美集团就意味着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以反帝反封为己任的中共所不能接受的。

“皖南事变”前，为缓和危机，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曾经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在策略上要求暂时不要强调反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皖南事变”后，为争取舆论支持，向英美政府及民众揭露国民党反共真相是中共政治攻势的重要一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改变了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指责。中共认为，英美派在国民党政府政策制定中占主导地位，加入英美可能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更加有恃无恐，反之则可以减轻中共所受的反共压力。

“皖南事变”余波未平，国际间又发生一件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应。关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在中国引起的争议，邓野先生有专文做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参见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8—141页。对于这一条约及共同宣言中有关满蒙问题的态度，重庆各界发生了强烈震动。社会舆论较为普遍地认为该条约有损中国主权，对苏联表示失望。但中共与社会一般舆论不同，认为东北问题与苏联无关，对该条约予以高度评价。中共对该条约的评价详情参见：《中共中央1941年4月政治情报——国际国内形势》（194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中共立场与当时一般民众的差距，大约可见一斑，甚至于社会上传闻不少同情中共的青年得知中共这一态度后竟然“痛哭流涕”。[1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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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如此？在中共眼中，此条约对苏联有利，必然对中共有利，特别是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会产生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使苏联所受威胁大大减轻，使中国问题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对防止国民党反共具有积极作用。可见，中共在对待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上的真正着眼点在国共关系上，在策略上将外交问题政治化，国际问题内政化，将国际形势与国共关系紧密挂钩，担心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后更加积极反共，这是我们在观察这一问题应当注意的方面。

1941年6月1日，周恩来更进一步指出英德妥协反苏是世界战争中一股“暗流”，而“美国是这个问题的中枢”。[16]（1）英美既是这些“暗流”中的“主流”，也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角”，国民党靠拢英美则意味着自己也要成为“暗流”中的“支流”，帝国主义战争的“配角”。避免国民党走到这一步是中共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力批评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在中共视野下简直就是对国民党的一种“帮助”。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是“抗战变质”。[13]（533）但就在周文发表21天后，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立即指示中共中央，修订了此前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共产国际特别指出在目前阶段，主要讲“摆脱法西斯的奴役”，德国进攻苏联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17]（192）战争的性质已从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战争，划分敌友的标准就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中共随即于1941年6月23日发出党内指示，修正此前关于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的观点，不再批评国民党联合英美。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的政策最终完成了从反对到赞成的转变。中共认为此后的国共关系与自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得到英美政府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中共更希望通过支持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使中共有机会直接与英美接触。而在此前，中共既然认为英美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中共与英美正式接触还只能停留在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层次上，而现在，中共与英美是反法西斯盟友了，双方联系的意义已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中国加入英美集团，中共认为对中国有两大利好。“第一，日寇的敌人增加了，中国的朋友增加了，因此中国抗战胜利将更有保障”；“第二，中国与民主国家并肩作战，为了反侵略阵线的共同利益，为了使中国能够成为民主阵线中坚强的一员，中国必须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化的改革。在这种范围内，就不能不影响我国抗战建国的方向”，“中国不是单独胜利，而是与民主集团共同胜利”。[18]（1）

此后，中共不但不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更从中发现与英美加强接触和联络对中共在国共政争中所起的作用有重要的影响。白修德曾评论中共的“基本外交政策是倾向美国的”。[19]（22）这种说法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力争英美了解中共，利用英美对国民党的压力使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期望与英美尤其是美国建立直接联系以发挥更加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此后中共外事努力的重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白修德的评论又是恰当的。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直至抗战结束未再提出批评，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态度的反复变化成为战时国民党攻击中共的重要议题。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专门制作《论德苏战争》简报，以纠正中共“帝国主义战争及抗战变质”的“谬论”。[20]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刘光炎批评中共在欧战问题上把双方都视为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死敌日本相提携，而助纣为虐的德意，并不比站在正义公道的地位，帮助中国抗战的英美坏”。既然中共否认此次欧战中反侵略与侵略的分野，把凡是参加此次欧战的都视为侵略罪魁。那么，“在德国发动侵略的时候，英法就只应袖手旁观？推而广之，在日本侵略的时候，中国又何必抗战？更进一步说，当苏联对日进行张高峰诺门坎两次战争的时候，也就不免有‘同为侵略罪魁’之嫌了。”[21]（46）中共“在主张联合英法美时，它以拥护民主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为言。在主张反对英法美时，它以反对帝国主义为言”[22]（29），这种“突变”颇让时人一时难以接受。蒋介石也将中共的这种态度作为批评中共的重要依据。1941年5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向蒋介石辞行时，蒋介石就中共宣传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一事评论，指出这是中共“专欲离间中美之感情，使美国援华不力，而使中国对美怨望，彼乃从中施挑拨之伎俩，先使中国孤立而倾向俄国”。[23]（250）这既是国民党反共的说辞，但也说明中共在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态度上的急剧变化对一般大众所造成的疑惑，从而为国民党攻击中共提供了借口。

四

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态度的曲折变化或许只是抗战时期异常复杂的国共关系中一个小“插曲”而已，但从这个小“插曲”中仍然可以管窥国共关系中一些复杂面相与中共成长过程中的曲折。

首先，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的态度变化涉及多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涉及到国共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关系、中共对英美的态度、英美与日本关系及国民党与英美关系。国共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赞扬与批评，共产国际的看法又直接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政策评价的角度和视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都要从属于这两对关系。不仅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不例外，即便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采取了许多巩固货币金融安全的政策，并取得了积极成效[24]（124～129），但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也大多持批评态度。因此，从国共关系的视角观察国际问题，以国际关系的变化衡量对国共关系的影响是考察中共对国民党加入英美态度嬗变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共对国民党内政如何评价的重要依据。

其次，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政策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从偏僻的陕甘宁边区逐渐走向了全国大舞台，但长达十年的内战及长期处在农村或边远僻静之地，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信息上匮乏，也没有相关人才。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中共除根据自身了解情况作出判断外，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往往成为中共政策、观点最主要的依据之一。但问题在于，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考虑问题时，实际上主要以斯大林的意见为归依。而斯大林则受俄国传统思想、国内外形势即巩固政权的影响，在处理国内问题如民族问题上要犯错误。[25]（84～88）同样，他对中国问题也会犯错，这种错误通过共产国际传导给中共，使中共因共产国际的影响而长期处于反法西斯战争现实与帝国主义理论相脱节的状况，进而在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态度上几经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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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应注意，抗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又为中共提供了难得的磨砺机会，大大加速了中共走向政治成熟的历史进程。面对英美等国家，中共一方面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其大加抨击，同时又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强调对英美不同时期政策要加以区别，并以此制定中共的政策。这种区别实质上也是中共力图根据中国抗战实际出发，避免将所谓帝国主义国家一棍子打死，为以后加强与英美联系留下政治空间。

抗战时期是中共政治上走向成熟最为关键的时期，成长过程中的些许曲折不能改变这一总体趋势，中共在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态度上的变化为这个历史进程再次提供了一个见证和注解。

参考文献：

[1]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

[4]《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谈话的简要记录》（1937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内的中国共产党》（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5]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6]《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1939年8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7] 潘公展：《远东慕尼黑有可能吗？》，《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6期。

[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9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9]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10]蒋介石：《中国抗战与抗战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