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

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精选8篇）

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 篇1

导读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岁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01中国40年改革的基本历程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新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新的探索”四个阶段。

1、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坊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十一届三中全会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

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这一阶段主要对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国有企业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4、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新阶段的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与此同时，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为此成立了7个专项小组。截止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内容就囊括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过去的改革当中一直难以解决甚至回避的诸多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方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02中国四十年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1、五个方面的主要成就

4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1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2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5个主要环节，同时要求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认可，也是使市场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起点。3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90年代的麦当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吸收利用外资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在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4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

1999年3月，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5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改革4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6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居民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4年的75岁。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2、三大矛盾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的健康。2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

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国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了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3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

凡此种种，彰显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03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1、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

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典型的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2、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完全的“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

我们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与市场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但是，它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它所形成的数据和联网才有意义，否则何以持续的发展繁荣？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不动摇。

3、先行先试、先易后难，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

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1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社会和谐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

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改革就能够依靠人民。事实证明，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就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要充分扩大社会参与度。

改革的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我们的改革始终注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导、积极推动与充分发挥群众改革创新的自主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2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场？最通俗地讲，市场就是人与人交换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抛开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的运动轨迹，市场静态的基础就是不同产权的主体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因为分属不同产权，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

交易越活跃，则市场越繁荣。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产权的主体之间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则强取豪夺，轻则打击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都将造成生产的破坏，交易关系就难以持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理所当然要靠政府保证。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并难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时也是对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要求的具体落实。04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改革40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事业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

1、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待突破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最终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同整个改革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题，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经验。但是最近还有人认为，按照共产党宣：“消灭私有制”的要求，改革以来不仅没有消灭私有制而是搞了私有化，出现了两极分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号召：“私企的共产党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作斗争，夺回劳动成果，推翻剥削制度。”企图要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意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产权清晰，就是企业拥有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及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度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长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质和组织合理制度。要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转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党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

? 坚持和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证。但如何正确、全面理解和执行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不是企业事无巨细都要管，而是党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问题抓住不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经管班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的成果。

2、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地方债高企就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这种情况使得这种危险没有明确的地方财政解决之路。类似房地产税这样的直接税的缺失，使得房价飙涨，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的正常路径，严重透支居民消费能力，继而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要破除这一风险，就必须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据一些学者统计，2015年中国GDP是67.6万亿元，财政收入为26.67万亿，宏观税负为39.4%，超过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我国是宏观税负较重的国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作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如人意，这固然是因为我国政府还承担了大量投资的职能，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其效能是让人怀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行政体制还有很大改革空间。如何在《宪法》基础上，真正通过人大来约束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

? 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断提高。但前文已述，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如此，改革就能取得八十年代那样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3、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

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但是，仅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经给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包括阿里、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装、小商品市场门店的式微；互联网金融的勃发和动荡；互联网社交带来的信息流转的加速度等等。

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我们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这些监管机制，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措施，有些则是本来就应当被淘汰的，还有一些则是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合时宜的。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监管抱残守缺，则有可能因噎废食而使我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被竞争对手所超越，而如果监管缺位，类似非法集资监管套利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互联网新业态的适度监管程度的拿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考验。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副作用是垄断变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联网产业往往号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的生产空间，互联网的跨界搏杀能力更使得能够使垄断涵盖诸多领域；

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 篇2

一、文献综述

理论界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效应研究, 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外资银行能否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二是银行业开放将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部分学者 (Claessens, Demirgüc-Kunt and Huizinga, 2001;Bonin, Hanson and Wachtel, 2005) 认为,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 因此外资银行进入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效率。但也有学者认为, 银行业开放对银行体系效率的改进具有不确定性。如Lensink and Hermes (2004) 认为, 能否改善银行业效率与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关。若金融发展水平较低, 外资银行进入不会改变东道国银行体系高利润、高成本的经营现状。Haber (2005) 认为, 自1997年引入外资以后, 墨西哥银行业的经营效率改善, 但境外投资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减少了对国内的信贷供给,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融资功能。

张礼卿 (2007) 认为由于外资银行融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强, 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但是汪建和吴英蕴 (2000) 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会使得内资银行丧失优质客户和人才, 不利于内资银行的稳健经营。

二、拉美及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开放实践

(一) 拉美国家的银行业开放实践

拉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银行业改革。到2007年, 拉美已成为第三世界中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从结果看, 拉美国家银行体系效率在开放后的改进并不明显:存贷利差终维持在高位, 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供给也在逐年下降 (图1) 。与此同时, 拉美银行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剧。90年代末, 墨西哥、巴西等国先后发生金融危机, 拉美成为银行危机发生最频繁、循环银行危机发生率最高的地区 (表1) 。

(数据来源:World Bank网站)

(数据来源:Research Department of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二) 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开放实践

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开始逐步开放银行业:首先改变了计划经济下单层的银行体系, 建立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双层银行体系。接着, 各国开始银行私有化改革。最后, 在90年代末, 为了加入欧盟, 中东欧各国相继开放银行业。至2003年, 在中东欧国家, 外资银行无论在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上均占主导地位 (见表2) 。

(数据来源:European Central Banks)

与拉美相比, 选择了渐进式开放的中东欧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表3) :不良贷款比率和存贷利差持续下降, 并且能够向生产部门提供更有效的融资服务;银行体系在开放之后未出现大规模的金融震荡。

(数据来源:World Bank网站)

总结拉美、中东欧国家开放银行业的经验, 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 引入外资银行的影响具有双面性, 其整体效应与东道国本身银行业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在进行银行业开放决策的时候, 必须始终着眼与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制定与之相适应的银行业开放政策。

第二, 中东欧的成功经验表明, 发展中国家更适合走渐进式的银行业开放道路:根据各个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需要, 设立银行业开放的阶段性目标与措施, 逐步实现银行业的完全开放。

三、银行业渐进式开放的阶段性目标与措施

(一) 初步开放阶段:以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为目标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时均面临供给短缺和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时, 政府为了吸引外资, 自然要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本国市场, 为外商投资创造条件。

因此,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开放目标应与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目标相配合。由于国内银行体系较为脆弱, 在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同时, 有必要对其经营活动做出一定限制。

(二) 加速开放阶段:以提高国内银行体系效率为目标

受到资本积累不足和金融市场落后的制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垄断金融服务, 以便政府能够在集中使用国内资金。然而, 这种金融垄断也存在弊病:受到政府的干扰, 国有银行的资金配置效率普遍较差;由于凭借垄断便可获得高额的存贷利差, 导致国有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弱, 不良资产大量积累。金融垄断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效, 但也造成了金融抑制。

所以, 在经济发展的中期, 银行业开放应当以提高国内银行体系的效率为目标, 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对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限制、鼓励外资银行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国内商业银行等。

(三) 全面开放阶段: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目标

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达到较高的水平后, 金融机构开始大量聚集, 形成国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通过集群效应提高金融部门的竞争优势,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国内金融中心如果成功升级为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东道国还能够增强自身在全球性金融资源竞争中的能力, 利用国际资本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东道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也会随之提高。

因此, 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金融体系有效且稳健运行的前提下, 为配合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全面开放银行业, 用高度开放的银行体系来支持与国际金融中心所适应的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流动性。

四、我国银行业开放的历程与现状

以2001年加入WTO为界限, 中国的银行业开放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9-2001) 是中国银行业的初步开放期。这一阶段银行业开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时期,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外商投资不仅为带来了充足的资金, 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这一阶段中国开放银行业的目标得到实现。

与此同时, 国内银行体系的弊病也日益突出。尤其是政府过度介入银行日常经营, 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膨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00年末,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2.4%。全面改革国内银行体系成为共识, 也为中国加入WTO以后的银行业加速开放确立了目标。

第二阶段 (2001-至今) 是中国银行业的加速开放期。这一时期, 为履行入世承诺,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程度明显增加。至2009年末, 外资银行在华的资产总额达到13492亿元, 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71%。在这一阶段, 我国银行体系的效率显著改善。至2009年末, 全国239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 银行业的净利润和盈利水平也持续增长 (见表4) 。

(数据来源:根据银监会各年年报整理)

五、中国进一步开放银行业的定位及建议

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正处在加速开放阶段后期、正逐步向全面开放阶段过渡:

首先, 中国银行业还有较大的开放空间。我国在货币兑换、对外支付和资本交易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限制;对外资参股国内银行也存在持股上限。其次, 伴随着经济发展, 我国银行体系正朝着更加高效、稳定的方向发展, 这与银行业加速开放阶段的目标相吻合。最后, 我国已明确将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这意味着银行业开放的目标逐渐过渡到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服务。

目前, 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大障碍在于金融的市场化与自由化程度还不够高。在未来的十年内, 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第一, 继续积极引进外资银行, 尤其是要在上海形成外资银行的聚集;第二, 增加国内银行股权结构中的外资股比例;第三, 逐渐取消对于外资银行在资本项目相关交易方面的限制。最终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 完成银行业的全面开放。

参考文献

[1].Bonin, J.P., I.Hanson and P.Wachtel.Bank performance, Efficiency and Ownership in Transition Countrie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5.29 (1)

[2].Claessens, S., A.Demirgüc-Kunt and H.Huizinga.How Does Foreign Entry Affect Domestic Banking Market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1.25 (5)

[3].Haber, S.Mexico's Experiments with Bank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1991-2003[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5.29 (8-9)

[4].Lensink, R.and N.Hermes.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Foreign Bank Entry on Domestic Bank Behaviour[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4.28 (3)

[5].汪建、吴英蕴.《银行国际化对东道国的效应分析》[J], 亚太经济, 2000 (5)

[6].张礼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业开放及其影响》[J], 国际金融研究, 2007 (3)

公车改革：瑞典的经验和启示 篇3

人们不禁要问，公车改革为何这么难？最近有关公车治理的报道再次引发国人关注。2014年7月16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备受全民关注的公车改革在酝酿20年后全面启动。公车改革再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前两年，我随团访问了自称实行社会主义的瑞典，对瑞典的公车电子监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瑞典，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人才配给公务专车。瑞典的高级官员没有特权，大臣在公务活动时享受公车服务，出入轻车简从，下班后只能用私家车，其子女与普通人无异。其他人都要自己解决公务用车问题，政府不提供公务用车服务。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住在普通住宅区内，国家不提供公勤人员，家务自理。

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近年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前茅的新加坡。新加坡规定，只给总统、总理和资政三人配备专车和司机，供他们上下班及公私出行使用，其他人一律使用私车，普通公务员只给予交通补贴，一并计入工资。瑞典的用车规定与新加坡的公车使用何其相似。

听了我们国内公务用车情况的介绍，瑞典国家创新局局长夏洛特·布洛根 （CharlotteBro-gren）说：“当年我们也曾为公车私用、假公济私的情况所困惑。瑞典公务汽车有18万辆之多，驾车人常开着公务车去办私事。这种情况令我们的财政部十分头痛。”

因为瑞典财政部对公车私用的要求是：“私用”时要交足租金。为解决这个问题，财政部请求瑞典电子专家设计了一套专门监控公务汽车使用的电子系统。

几年前，瑞典每辆公车上都安装了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刻着“私用”。用车时，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车子才能启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把代码及汽车所在的方位信息传向中央监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公务”状态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便会用无线电话询问开车者“为何用公车办私事？”如此一来，私用公车者便无机可乘。每隔一段时间，监控人员就会将收到的资料进行核实，并据此对开车者收费或罚款。

更重要的是，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管理，直接向上级负责，而且可以在网上公开查询记录。这一奇招有效地遏制住了公车私用现象。

从创新角度讲，瑞典的公车电子监控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创新。它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节约能源，缓解交通，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政府职能和公务员作风的转变，铲除了公车私用这块滋生腐败的土壤。

瑞典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人均资源优势特殊，他们实行的制度和措施符合他们的国情。我们的国情虽与之不同，但是都存在公车改革的必要性。这一点又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国内要求公车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说明公车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甚至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人们都知道，“车子”仅仅是人们代步的工具，为什么一沾上“公”字就变味了，走调了？公众谈起“公”车均忿忿不平，以至于嫉“车”如仇！有人曰：“车本无罪，奈何以罪定之？”细究之，确是这个理。看来，错不在车，而错在假公济私之车的使用公私不明。

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也难以给自己开刀。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及其管理者在公车问题上，扮演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公车的消费者，又是公车制度的监管者，因而无法解决自身的角色冲突。以往政府在加强对公车的管理方面，制度不可谓不严，措施不能说不得力，然而效果始终不理想。从理论上讲，强有力的外部监管可以规范强势权力的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奏效。虽然有三令五申的纪律和法规约束，但人的欲望如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悄悄打开就一发而不可收。

当前存在的一大难题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难以有效约束和抑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政府靠行政手段强化管理无法消除公车制度的弊端，在解决公务用车这个问题上，亟需要加强的是制度建设和管理，但关键又不在制度和管理，其真正的出路在于转换思路，另辟蹊径。

瑞典的公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们不妨汲取他们的有益经验，借鉴他们一些好的做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弥补我们公务用车方面的短处和不足。

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 篇4

格桑顿珠

（2008年11月7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与启示。具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总结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的成绩和基本经验；二是为促进科学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谈几点认识体会。

一、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成效显著，经验丰富

云南是一个边疆、民族、山区和发展不平衡的省份。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把民族工作置于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高度来研究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多年来,全省没有发生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矛盾纠纷事件,呈现出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族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特别是近十年来，云南在全国率先实施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率先制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率先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政策、率先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不断上升为国家的政策和经验、率先提出并实现25个少数民族在省直部门都有一名厅级领导干部等。云南民族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有的已吸收到中央文件中，为全国提供了示范和经验。中央领导在云南视察时指出：“云南民族工作在全国是叫得响的”。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实现生产总值达182083亿元，是1978年3162亿元的5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194元，是1978年7395元的30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10452亿元，是1978年271亿元的385倍；地方财政收入达13555亿元，是1978年308亿元的44倍。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基础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自我发展能力增强，群众生产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得到认真贯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多年来，云南没有发生一起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矛盾纠纷事件，为祖国边疆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

——民族地区社会事业长足进步。2007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达25717万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33%，比1978年增加11546万人；少数民族人才总量达到285万人，占全省总数的279%，比1978年增加192万人；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籍、文物等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全面加强，培育打造了一批民族文化知名品牌，初步形成民族工艺、歌舞、节日、服饰、饮食、建筑、医药、旅游等民族文化产业。

回顾30年来云南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主要体会是：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工作全局，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因族制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三是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建立健全维护团结稳定的长效机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四是坚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是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五是坚持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要求。

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省委提出的：“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安宁、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云南”的目标，云南民族工作仍然存在诸多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一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态势很好，但缩小与内地和发达地区差距的任务依然艰巨，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2007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生产总值8154元，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0559元、2315元；25个边境县（市）人均生产总值只有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的642%、359%，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的734%、467%；7个人口较少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1229元，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2911元、1405元。二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但影响民族团结稳定的因素趋于增多和复杂化。突出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交织。三是有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但各级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上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有些部门和领导边疆意识和民族意识不强，政策措施上的“一刀切”、“一般化”，照抄、照转、照套，使党和政府给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优惠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促进科学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的几点启示

根据科学发展的内涵和省委关于“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安宁、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云南”的目标要求，回顾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主要有以下五点启示：

——启示之一：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一致的，而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也必须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深化省情认识，正确把握民族问题的特点规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云南民族工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证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党的方针、政策与云南边疆、民族、发展不平衡的省情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成果。解放初期，省委、省政府确立了“慎重稳进”、“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制定了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特殊政策措施，把搞好团结、消除民族隔阂确立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派出大批民族工作队“做好事，交朋友”，帮助发展生产，建立基层政权等。五十年代中期，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从边疆的实际出发，以团结为根本，提出了“和平协商土改”、“缓冲区土改”和“直接过渡”（即不分土地，不划阶级）等特殊政策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边疆，赢得了各族各界的支持和民心。后来，因为“文革”期间执行“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路线，批判“边疆特殊论”，在“和平协商土改”区搞民主革命补课，在“直过区”划阶级成分，在边境民族地区推行“政治边防”，大搞“划线站队”，大批边民外流，发生沙甸事件等，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全国的稳定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平反错案冤案、恢复民族工作机构、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将民族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颁布了《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和《民族乡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同时，健全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设立民族工作专项经费，强化民族工作手段，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组织领导、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等根本保障。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社会不断进步，10多年没有发生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吃透两头、正视差距、完善思路、分类指导，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历史性机遇。在云南这样一个民族、文化、气候、物种、区域发展多样性非常突出的边疆省份，不仅要考虑事物发展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研究其它特殊性，不仅要增强发展意识，而且要牢固树立边疆、民族大局意识，使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都能坚持从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省情出发。这对于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安宁、增进民族团结提供重要保障。

——启示之二：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努力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多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发展不平衡、发展基础脆弱的实际，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因族举措，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领导和扶持，特别是对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和散居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进一步加大，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一是对民族自治地方。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制定优惠政策措施，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势资源开发给予政策和投资倾斜，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到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突破1000美元、2000元和100亿元大关。二是对边境地区。我省有25个县（市）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境线长4061公里，有16个跨境民族，边境县少数民族人口占边境县总人口的562%。针对云南边境地区处在反分裂、反渗透、反毒品斗争最前沿的实际，从1999年开始实施兴边富民行动，2008年已覆盖到25个边境县，每年投入资金7500多万元。特别是从2000年起，我省对边境沿线乡镇和人口较少民族、藏区农村中小学生实行“三免费”教育，有1248万名中小学生受益，为全国实施“两免一补”提供了借鉴。在兴边富民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从2005起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和30件惠民实事。据统计，2007年，边境25个县实现生产总值达4329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933元。团结、和谐、繁荣的边境成为祖国的新长城。三是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实施“一山一策、一族一策、一族几策”的特殊扶持措施。1999年，省民委对金平县者米乡拉祜族（苦聪人）实施“155”扶贫工程，经过几年的攻坚，基本解决了5000人的住房和吃饭问题。在取得经验后，于2002年开始，对我省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7个特有少数民族，实施“四通五有一消除”扶贫工程，2006年，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175个行政村的1407个自然村实施整村推进，到2007年，共投入专项资金387亿元，完成了783个自然村的整村推进。使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有了明显改善，7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175个行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6元，最高的达到3000元。基诺族基本实现了整体脱贫，人口最少的独龙族告别了不通电话、不通公路的历史。四是对民族工作特殊地区建立“民族团结示范点”。按照生产发展、村容整洁、村风文明、民族团结的要求，采取“党政领导、民委牵头、部门参与、群众苦干”的方式，探索在增进民族团结、建设小康社会中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典型路子。截止2007年，全省民委系统共创建了440个示范村，呈现出民族关系和谐、邻里关系和睦、村容村貌整洁、群众生活明显改善的新景象，为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探索了思路和经验。

实践证明，面对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内地和发达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发展成为干部群众新的不平等感的重要因素，也是现阶段云南最主要的民族问题。必须坚持发展、科学发展、共同发展，把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坚持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制定更加完善的特殊扶持措施，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促进民族平等、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宁。

——启示之三：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毛泽东同志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团结是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保证”。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民族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因此，民族团结是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稳定，构建和谐云南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长期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民族平等团结作为实现和保持边疆云南繁荣稳定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正确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原则，把民族平等作为执行党的政策、制定政策措施和协调民族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推进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落实。二是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严格区分和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矛盾纠纷，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作用，多做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工作；对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极少数别有用心挑拨民族关系的少数人，予以坚决打击。三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教育汉族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的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四是建立健全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长效机制。按照“党政动手，各尽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做到小事不出村、不出厂矿，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的原则，建立和完善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把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落到实处，把工作做在平时，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多年来，全省没有发生一起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实践表明：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践科学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坚定不移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法规，依法维护各民族平等权益；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平时工作，充分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群众，以“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防止把民族问题一般化、一刀切，处理方法简单粗暴、激化矛盾；坚持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提高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贯彻民族政策的自觉性。为促进科学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宁、构建和谐云南营造和谐的民族关系。

——启示之四：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大力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少数民族干部的状况，既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促进科学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关键。云南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民族最多的省份，全省有56个民族成分，其中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有8个民族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共78个县（市），自治地方国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2%、人口占49%。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制定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的规划及政策措施，坚持以“增加数量、提高素质、改善结构”为目标，以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为原则，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先进后出、破格提拔等特殊措施，拓宽培养途径，着力解决薄弱环节，真正做到大力培养、大胆提拔、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培养造就了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密切联系群众、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他们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为祖国边疆的繁荣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干部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党和政府联系各民族干部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解放时的1950年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600多人，到1978年达到93万人，到2007年少数民族各类人才达到285万人，占全省同类人才的279%，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士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带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代表。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滞后，与内地发展差距拉大，最根本的还是人才匮乏，劳动者素质不高。因此，必须坚持把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战略来抓，真正做到大力培养、大胆提拔、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宁、促进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启示之五：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民族工作部门承担着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职责。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得到加强，从省到县成立党委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和设立人大、政府、政协民族工作机构，并在协调民族关系任务较重的乡设立民族工作专兼职助理员，不断健全民族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同时，专门设立民族工作专项经费，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殊困难和问题，协调民族关系，强化民族工作手段，充分发挥民族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据统计，仅2002年以来，云南省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累计排查和调处涉及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纠纷和隐患6000多起，为维护边疆云南的团结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民族工作的一些“热点”、“难点”地区长期派驻民族工作队，做好事，交朋友，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使沙甸事件、历经百年的“黑树林”地区矛盾纠纷和巍山“永建”的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妥善化解。

实践证明，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原则处理民族问题，如果没有高效率的民族工作机构，没有高素质的民族工作队伍，就难以保障这一原则得以真正实践。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民族工作部门和干部队伍驾驭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履行好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构建和谐云南的职责。

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 篇5

阶级阶层分析，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旗的五星图案，代表了当时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格局，即围绕中国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人民大团结，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小星组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些社会阶级阶层逐渐消失，阶级阶层结构呈现简单化趋势。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基本”和“一个主要矛盾”，即“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循序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都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1962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些思想在“文革”浩劫中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中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导致经济和人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果断地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阶层关系调整，如为几百万人摘掉“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为几十万错划的“右派”摘掉帽子，为一大批人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70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等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经过阶级阶层关系的调整，形成“两阶级一阶层”的阶级阶层格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本文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阶级阶层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6900多万人，占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占12.2%。现在近40年过去了，到2016年，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2亿人，占28.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近3.3亿人，占43.5%。随着工人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变化：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60%。虽然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队伍的平均水平，但他们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水线、一般建筑业和日常服务业的骨干支撑。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工人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务业工人的人数不仅超过了工业工人，也超过了农民。特别是随着以通讯、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数已达数千万人。三是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工人中大约75%是国有企业工人，25%是集体企业工人，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的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都较大幅度的增加，但1995年是一个拐点，那时国有企业工人达到7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达到约3000万人。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到2015年，全国6200多万国有部门从业人员中，扣除700多万党政机关公务员、3000多万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等，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也只剩下4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达到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1亿多人。这些变化也使得工人队伍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分化，现代服务业、效益较好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新技术、新业态相联系的知识经济部门，工人的经济收入情况相对较好，而传统产业部门、去产能国有企业需要安置的工人经济收入次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

（二）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9.6亿人口中，有7.9亿农民（农村居民），占82%，在4亿多从业人员中，有农民（农业从业人员）2.8亿人，占70%，是典型的农民大国。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很多农民转换了职业，变成乡镇企业工人或管理者、进城农民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到2000年，农民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下降到44.2%，不过由于从业人员总量增加了，农民的绝对人数增加到3.1亿人（扣除领工资的农业工人）。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变迁，到2016年，在全国13.7亿多人口中，有6亿多农民（农村居民）占42.6%，而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有2.2亿多农民（农业从业人员），占27.7%。在近40年改革开放中，尽管人口总量增加了5.8亿人，但农村居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都减少了，比例数更是大幅度地减少。根据《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年）》，2015年全国有26744个农户，耕作土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占79.6%，10～30亩的占10.3%，30～50亩的占2.6%，50～100亩的占0.9%，100亩以上的占0.4%，未经营耕地占6.2%。农民阶级发生了几个大的变化：一是相当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劳动力，都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2016年我国持农村户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其中以进城务工为主的外出农民工达到近1.7亿人；二是在务农的农民中，出现了一些从事种植、养殖、渔业、牧业、林业等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以及量众多的兼业户，纯粹务农的小耕农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幅度减少，完全靠几亩土地耕作维持生活的小耕农，成为农村的和整个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三是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农民，呈现高度高龄化，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如果不改变农村的耕作方式和耕农收入过低的状况，耕农将无以为继；四是务工经商、参军、上大学、嫁入城市等似乎成为农村孩子改变自身命运的主要渠道，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改革开放前仍作为农村阶级分析的“家庭成份”概念，已经成为历史记忆。

（三）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是一个以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经济师、科研人员、记者、编辑、演员、作家、艺术家等为主体的职业群体。这个群体以高学历和脑力劳动为特点，我国习惯称之为“知识分子”，而在西方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的文献中，他们通常被划为“新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区别于以小资本者为主体的“旧中产阶层”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蓝领阶层”。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分散在各行各业，总的人数还不是很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就业分类来估算，1978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约1500万人，约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4%；到2015年，这个群体达到5000多万人，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2.5%。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不仅不再是“被改造”对象或“资产阶级知分子”，也不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主体。二是经济地位也显著提高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收入“脑体倒挂”的现象，即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得到根本扭转，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已高于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三是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几乎是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发工资的群体，现在其所在的单位，已经分化成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和完全自收自支单位。如出版行业等一些事业单位，已经转变成企业，全国公立高校的财政拨款大概占总经费支出50%，全国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大概只占医院全部日常支出的近10%。专业技术人员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矛盾。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教育、医疗、文化的需求大大提高，教育、医疗和文化等事业日益繁荣，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广阔发展空间，知识价值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专业技术人员所在的非营利机构，在“创收”机制的驱动下，也出现某些行为扭曲，如趋利的倾向和所谓的“道德滑坡”。

（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私营企业主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908万户，私营企业主（投资人）3560万人，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为87.3%；注册资本（金）90.55万亿元，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金）的53.8%；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64亿人，雇工人数1.28亿人。总的来看，我国私营企业绝大多数都还属于中小企业，到2015年，户均资本规模为475万元，但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仍呈现快速发展势头，2015年全国新登记私营企业421万户，比上年增长22.0%，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合计22.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4%。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也加快清理僵尸企业，2015年全国注销私营企业68.25万户，比上年增长65.2%。我国的私营企业主目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从产业分布来看，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集中在商业服务业，这一领域私营企业的户数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74%。二是从区域分布来看，近60%的私营企业主集中在东部地区。三是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来看，私营企业主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高，远低于公务员群体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群体，约40%只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受过大专教育的占31.8%，但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也占28.7%。四是从收入情况来看，呈现高度分化，绝大多数小私营企业个人收入并不高，2015年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12万元，亿元资产以上大企业的业主年薪中位数为40万元。但与此同时，根据福布斯的研究报告，2016年全球共有1810位富豪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中国富豪总数世界第二，有300多位富豪净资产超10亿美元，其中251位来自中国大陆。五是从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和政治参与看，私营企业主的20%来自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下海”人员，28%是中共党员，4.8%是民主党派，23.9%担任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五）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

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通常是指那些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不太容易被归类为传统的阶级阶层概念中的新阶层、新群体。“新社会阶层”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2001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发表了“七一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还强调，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此后，“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就包括了六种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新社会阶层”做了新的概括，在原来六种人基础上归纳出三种人：一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二是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三是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该文件强调，“他们”是“统战工作新着力点”。此外，一些不断产生、翻新和扩张的“新社会群体”，也被媒体冠以一些新称号，如“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这些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有的是伴随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不断成长的，有的是经常变动不居的。2016年，全国新社会阶层约有5000多万人，他们在社会上影响不断增强。在新社会群体中，应当特别关注被称为“我能行”的年轻一代，他们具有世界视野、创新精神，思想开放、积极进取、个性鲜明，生活方式完全融入移动互联网，推动大众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一，极大地调动起全国人民和社会各阶级阶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成长，形成我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二，加快了我国的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差异。正确地分析阶级阶层结构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我们党确定政治路线和制定实施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的客观依据，关系到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政策取向，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产生的新特征新挑战

（一）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多种经济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差距扩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巨大，短期内也难以完全解决。这些情况都造成我国利益格局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仍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仍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社会流动较快，具有很多发展机会和较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产生一些两难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用几十年走完很多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过程。所以，往往一个阶段还没有结束，另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存，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同在，从而使我们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处于首尾难顾、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比如，在一些贫困集中的西部地区，既要大规模减少贫困，又要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企业劳动成本方面，既要注意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也要防止企业人工成本上涨过快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丧失竞争力；在社会安全方面，既要防止火灾、矿难、交通事故等传统风险，也要防止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资待遇、下岗失业、转业安置等方面的不满而产生的社会冲突，还要防止突发传染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行为等现代“风险社会”问题。总之，现在往往会出现解决一种社会矛盾反而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真正做到统筹兼顾很不容易。

（三）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

工人和农民是我国的基础阶级，人数众多，但近几十年来其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的两个最大变化，一个是有2亿多农民工加入到工人阶级，他们在生活待遇的改善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上，都需要一个过程，另一个是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白领”职工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蓝领”职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农民阶级也发生深刻变化，不仅人数大大减少，高龄农民可能会成为我国最后一代“小农”，未来的新型“农业经营者”，将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然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农基础阶级的利益，特别是防止他们当中的那些弱势群体被现代化的列车抛下。但中国工农基础阶级的人数众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必经过一个漫长过程，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耐心。

（四）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防止社会分裂

“精英群体”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通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在经济、政治和知识等领域中可以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群。他们往往领风气之先，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也往往抢占先机，成为在变革和发展中的获利者。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脱离大众群体，从而造成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我国在近40年的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实事求是地说，随着利益格局的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精英群体脱离群众的倾向，这是需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的一种倾向。

（五）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将会长期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完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长期磨合，通过良性互动和有效协调，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群众因利益受损产生强烈不满，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堵塞交通、焚烧汽车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等对抗方式使人民内部矛盾走向激化，都是可能发生的。在这些事件中，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的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再加上发生在部分政府官员身上的诸如贪污腐败、决策失误、官僚主义等方面的原因，局部问题就有可能扩散到全局，从而把非对抗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所以，必须充分认识到此类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依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我国当前关于阶级阶层的一些争议问题

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表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在现实中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没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和发展的目标都难以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阶层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表现为缓和，有时表现为激烈。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快速的发展使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产生“时空压缩”，也使得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甚至产生“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比“欠发展”时期面对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难解决，形成发展起来的“苦恼”和“困惑”。本文尝试着在学理上解释和分析人们普遍关心的、与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相关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怎样理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中也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这些宪法规定来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依靠者。而在学界的调查研究中，工人在现实阶级阶层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高。怎样理解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看起来的不一致呢？其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讲的，是说工人阶级代表着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阶段的先进生产力，就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而且随着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智力型、专业型、技术型工人的比例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其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了，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当前过剩产能消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国企工人下岗失业、一部分去产能企业工人岗位变动，这是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正常变动，不应对此进行不切实际的政治解读；其三，工人、农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改善工人、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这项任务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二）当前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根据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那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收入最先通过获得经营的自由而较大幅度提高，但随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超过0.4,到2008年达到峰值0.469，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开始缓慢地缩小，这种缩小的趋势持续到2015年，2016年有轻微的反弹。这样一个总的趋势，或者说近若干年收入差距开始缓慢缩小的趋势，无论是用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还是学界的调查数据测算，结果是一致的。但这样一个学界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似乎与民众的感受有很大差别。这主要是因为，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差别，其中城乡差别的影响最大，大概可以解释整体收入差别的约40%，近若干年来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最重要的就是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差距也在同步缩小。而民众的感受，可能更多地来自富豪榜、明星出场费、巨额贪腐等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比较。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所说的收入差别，还不是整体的贫富差别，也就是说并不包括财产的差别。直到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财产登记制度，而学界的一些关于家庭财产的调查，由于很多人难以真实填报，数据质量受到很大影响，还难以做出符合信度要求的科学分析。但根据世界各国的研究结果，财产的差距要比收入差距大很多，由于我国还没有开始实施财产税，估计财产的差距会更大一些。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依然过大，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无论从促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来说，还是从促进大众消费、保障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三）社会阶层真的“固化”了吗？

“社会阶层固化”，是近来媒体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但这还算不上一个规范的学术概念，可以说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它主要是指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位置变动的难度加大，即产生极而言之的“龙生龙、凤生凤”的社会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阶层固化”是与“社会流动”相对应的概念。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调整、大变动的时期过去了，一夜暴富式的“社会流动”机会减少了，社会结构进入转型时期相对稳定的常态；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仍在转型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的频率仍然很高，社会仍然充满活力。在学术界，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在这个领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社会地位获得的模型，其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改变社会位置的机制是什么？其基本的假设是，影响人们社会位置的，在传统的社会中主要是家庭背景、户籍、性别、宗教等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而在现代社会中主要应该是教育、业绩、努力程度、机会把握等自致因素（achieved factors）。我国社会学的多数经验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致因素在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判断，无法在科学意义上得到经验研究的实证基础。

（四）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有多大规模？ 国际上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像国际贫困线那样的统一标准，但已经有30多年的研究历史。我们按照三种标准对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和估计：一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最常用的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10～100美元（PPP$），按此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群体的比例2015年达到约44%，这也成为一些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超过5亿人的依据；二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探索性标准，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元至45万元人民币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按此标准，2015年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4.3%，这也是一些媒体报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3亿多人的依据；三是按照相对标准，即按照收入中位数的75%～200%的区间来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按此标准，则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2015年为38%，但在相对标准下多年来比例变化不大。这三种标准中，世界银行的标准是针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对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来说标准过低，难以被社会认同；国家统计局的探索性标准，比较适合我国，也能够反映我国消费市场的扩大，但存在难以反映收入差距变化的弱点；而相对标准，优点是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更能反映收入差距变化，但也有“中等收入线”随平均收入提高而不断变动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几乎是同义语。但在国际社会学界，这两个概念还是有较大差别。中产阶层更多的是依据职业来界定，所要反映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从业人员中“白领”超过“蓝领”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基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在生活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五）我国农民怎样才能普遍富裕起来？

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没有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我国农民人数众多，绝大多数是小农，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约0.5公顷，相当于欧洲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的1/60到1/80,单靠农耕收入微薄，增收很难。从东南亚一些农地缺乏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看，农业普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规模化经营很难做到。而目前“80后”农村青年已经很少务农，务农农民过早出现老龄化，很难再转移成非农劳动力。农产品价格也已经多数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政府补贴财政压力很大，难以为继。怎样让广大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面对的最大难题。实行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扩大农户的多样性经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民的兼业收入，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未来的发展中，农民的总人数将会持续减少，但农业劳动者将会长期存在，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现代化的过程将会逐步消退。

（六）现阶段的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

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这三大矛盾。在贫富矛盾方面，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强化了阶级阶层利益格局的分化势头，这方面的矛盾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积累，并通过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失业下岗等各种社会事件凸显出来，个别暴富者的狂妄言论、炫富行为和恶劣表现，极易激起公愤。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最终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劳资关系方面，多数私营业主是能够遵守法律、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和道德观念约束的，但也有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业主，非法延长工人的工时，克扣工资，忽视劳动安全，甚至侮辱人格，使局部劳资关系比较紧张。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劳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和谐劳动关系，需要认真研究。在干群关系方面，总体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在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干群关系疏远了，甚至比较紧张，有的还引起冲突。一些干部选拔使用上的“买官卖官”现象，一些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虚报浮夸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现象，特别是少数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影响了干群关系，加剧了干群矛盾，在一些地方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但总的来说，这些社会矛盾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便是一些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矛盾，也不属于“阶级矛盾”，要依法依规治理，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但也绝不能放弃人民民主专政。

（七）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为何没有引起社会震荡？ 农民工在我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还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数以亿计）在短时期内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农民工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工厂”形成都是紧密相连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引入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曾是普遍的做法，但大量的外来移民，由于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诸如社会融入难、民族宗教冲突、犯罪率升高、排外情绪高涨、恐怖袭击威胁社会安全等。所以，中国出现的所谓“民工潮”，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质疑和担忧，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会对社会安全社会稳定形成“颠覆性”力量，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国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虽然也存在生活条件和待遇较差、社会保障欠缺、欠薪问题曾经比较严重、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普遍存在等问题，但在几十年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相关的研究表明，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的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但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总体社会公平感、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都高于城市工人。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持积极的社会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在流动中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过去艰难的农民生活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是与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与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工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社会贡献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赞誉，并通过社会传统的关系网络不断融入城市社会，政府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支持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并形成了农民工作为共和国建设的“脊梁”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的成功的社会融合案例。

（八）为什么当前很多民生问题表现为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我国当前的阶级阶层矛盾，绝大多数是涉及物质利益的矛盾，这些物质利益的矛盾，又绝大多数表现为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商品短缺问题，但随着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层次的提高，随着商品领域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变化，现在的民生问题更突出地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或供给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了一些诸如因学校收费过高、劳动权益受损、医患关系恶化、企业职工退休金过低、空气和饮用水污染严重等问题。这类民生问题，在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会存在，都会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我国当前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社会不公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人民的发展需求快速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还不健全不均衡，所以这类民生问题的突发事件，在新媒体快速传播、社会舆论快速形成的条件下，有时也会与阶级阶层矛盾以及部分公务人员的官僚主义行为纠合在一起，并引发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不满。这是需要给予高度关注、认真面对的一种发展趋势和社会问题。

（九）什么是新集群行为或非直接利益冲突？

集群行为通常是指自发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制约的众人的短暂狂热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破坏性，并且产生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集群行为也有可能发展成有组织、有目的的持续抗争，从而演变成社会运动。传统的集群行为，往往涉及到物质利益关系，在表面的无目的、无取向的背后和深层，是受直接利益关系的驱使。例如我国近年来也频频发生“邻避运动”（NIMBY，Not In MyBack Yard），在殡仪馆、垃圾处理站、PX项目、核电站等建设中，往往会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和抗争。所谓“新集群行为”，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基于价值认同的非直接利益的社会冲突，如在民权、环境保护、女权、同性恋、反战等方面形成的集群行为。参加这类集群行为的人群，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集群行为更多地不是为了自身的直接利益，而是基于某种价值取向。在西方社会，这些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而在我国，这些“非直接利益冲突”，往往容易以“新集群行为”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一种新型社会矛盾。

（十）为什么说要警惕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

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各种社会趋向展露锋芒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防止极端主义走向非常重要、也是我们面对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从现阶段的情况看，主要应该防止两种极端主义走向：一种是权贵主义，即在权钱交易之下，资本和权力结合，掠夺社会财富，如以“产权改革”为名鲸吞公共财富，以“土地批租”的形式完成个人原始积累，以幕后交易掠夺广大股民。几百名部级官员的被查处、一些数以亿计的巨额贪腐，足以让人对权贵主义触目惊心。另一种是民粹主义，即以反对权贵、维护大众权益为旗号，制造蔑视权威、拒绝变革、不信任政府和仇富仇官仇专家仇名流的社会氛围，通过主张不切实际的福利要求来迎合民众，以民权代言人自居绑架民意，甚至要把改革拉回“文革”。

四、关于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阶层关系的若干建议

（一）充分认识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我们也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变化发展的阶段，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认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望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足，进一步增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责任感、紧迫感。新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这是我们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定要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快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新问题，阶级阶层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历史现象。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消除，有的甚至还会加剧。因此大量的新型社会矛盾（包括阶级阶层矛盾）还会不断出现，有时还会在一些局部有所激化。在经济增长较好的时候，很多矛盾还容易在发展中化解，一旦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很多潜伏的矛盾就更容易爆发。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艰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实践，必然会面对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趋势，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新挑战，而我们处理新型阶级阶层矛盾的能力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对处理新型阶级阶层盾的途径和办法，也有一个需要准确把握和深化认识的过程。这种大背景决定了当前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复杂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是统筹兼顾，协调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化解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不使其大规模地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保证现代化建设在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

（二）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

改善民生是当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必须千方百计落实好这项政策。根据新时代新阶段我国民生问题的新特点，在改善民生问题上要有新举措、新突破：一是在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有所突破。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特别是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和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有了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必须加强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这方面供给的均等化程度，提高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享有能力、享有水平和享有质量。二是在进一步减少和消除贫困方面有所突破。我国已经确定了精准扶贫战略和到2020年全部消除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的目标，必须下大力气、以抓铁有痕的精神，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重大任务，防止数字脱贫、口号脱贫。同时，要尽早研究2020年之后的新的扶贫标准，规划新的减贫目标和长期安排。三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有所突破。我国城乡差距过大、农村发展滞后，是我国发展的软肋。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都要把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作为重要任务。要争取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能够基本消除城乡之间存在的基本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

（三）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任务

新时期的阶级阶层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矛盾，要把完善分配体制作为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关键环节。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办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非常重要。要建立健全以税收、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为重点的再分配机制。就税收制度而言，要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升中国税收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要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收入和财产登记制度，抓紧研究财产税问题，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从而建立起至少在收入和财产两个层面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就财政支出而言，要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进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要考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之外，建立鼓励赠与等慈善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如通过所得税优惠等措施，鼓励所谓三次分配的开展，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阶层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创造良好的氛围与环境。要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打击各种非法谋利行为，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平衡一般竞争行业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体系，协调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的关系，建立职工正常的工资增长制度，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全面贯彻民主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实施民主的过程，特别是实施基层民主自治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诉求、体现意志的过程，又是协调、磨合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过程。要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要完善城乡社区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与民主建设紧密相连的是法治建设，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更加充分地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尤其要把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要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降低司法救济门槛，降低诉讼费用，保证群众打得起官司。司法行政部门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律志愿者队伍，为贫困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要坚决惩治司法腐败，保证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公平正义。当前，应针对一些社会焦点纠纷，面向群众受理一批典型案件，简化案件审理程序，加快审理速度，有效地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司法救济渠道的畅通，从而减轻信访部门的沉重压力。

（五）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优势之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要着重做好三个面向：一是面向基层，重心下移，让群众工作进入城乡社区和千家万户，要改变过去重点依靠“行业”和“单位”做群众工作的倾向，把群众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城乡社区，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二是面向基本群众，解决好基本群众面临的共性问题，不能把群众工作的关注点仅仅放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些代表身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都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群众工作。三是面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把帮助解决群众一些共性的具体民生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

（六）引导社会舆论和把握社会心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和社会心态的变动规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决阶级阶层矛盾，要注重把握这些变化，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思想宣传文化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引导工作，促进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促进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舆论环境，促进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从苗头抓起，防止一些极端主义思想和偏执情绪绑架民意和滥用舆论暴力。二是做好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弥合代际之间的观念冲突，塑造面向未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青年一代。三是要积极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七）加强对新时代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篇6

通过学习考察，笔者认为要借鉴浙江省发展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优化宜都的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本地民营企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一、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经济强省”，经济总量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连续近30年GDP以13％以上的平均速度递增，民营经济起到了主导作用。浙江民营企业家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以人为本、诚信经营、立足实际、开拓创新”是浙江民营企业成功的基本经验。

1、思想开放、自我拼搏、不屈发展的创业精神

（1）做企业要有豪情，“眼光要准，出手要快”。认准了就坚持到底。

（2）用懒人的思维想问题，寻找消费者的不满，哪里有不满，哪里就有市场，就有商机。

（3）敢于走在政策的前面。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4）人才就是钱财，用人是一门学问。创大业、办大事，首先要学会用人，寻找最合适的人才，优待优秀人才。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用人要舍得花钱，也得允许别人赚钱。

（5）“尊重、学习、平和、创新”可以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座右铭。尊重，不仅是对人、对事、对朋友、对竞争对手、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也是对现实、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学习，表现在不断的学习别人的长处，永远抱着谦虚的态度；平和，是指自己的心态一直保持着平衡和平和，这点对做事很重要；创新，表示要不停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的成绩，只有这样人才能进步，企业才能发展。

2、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不断适应市场变化的经营手段

（1）浙江企业家能吃苦，不以利薄而不为。浙江商人能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在新一轮行业洗牌过程中通过合作占据发展优势。

（2）浙江行业协会（商会）在行业规划、产业关联度、产品配套、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行业协会（商会），浙江不可能把没有资源优势的小商品做成大产业。

（3）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浙江民营企业认为生存比扩张更具有现实意义。正在着力实现六个转变，一是由单纯的产业经营向资本营运转变；二是由单纯的开发资源向整合资源转变；三是由企业家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转变；四是由功利趋向公益趋向转变；五是由自生自灭的草种经济向逐步成长的树种经济转变；六是从重视战术向重视战略转变，思想有多远行动才会走多远。

3、“做企业就是做人”的财富理念

做企业其实就是做人。浙江商人致富的经历和浙江省富强的经验表明——人脉是成功致富的关键，人脉就是财脉。

（1）先做人，后做事。事业做小时是做技术，做大了是做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不做人，企业做不大。

（2）勤奋是一生的资本。民营企业家一定要吃得起苦，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3）重视每一个人，要有服务他人的精神，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4）浙江成功的民营企业都是企业文化建设和党建工作搞的很好的企业。

4、自我加压，自我超越、永不满足的发展境界

（1）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不把过去的优势当成现在的优势，现在的优势不等于将来的优势。人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最难的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敢于把成功的东西打破。

（2）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追求新的目标，实现思想上的飞跃。企业做好了想做大，做大了想做强。犯错后及时回头，不被危机打倒。

（3）走出去，就是一种借力的表现，就是走向了发展。发展没有地域之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是浙江人的舞台。

（4）浙江企业家能够把握好四个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把握好法律边界，依法经营；二是把握好组织边界，学会经营组织，搞好团队建设。人的行为主要由习惯控制，文化建设就是改造人的习惯；三是把握好资源边界，包括人际关系边界、品牌边界、资金边界。四是把握好心理边界，身体是本钱，身心健康才能做到有胆、有识、有谋，企业的健康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

1、进一步营造重商、亲商、容商的社会氛围。要充分尊重投资人、鼓励创业，宽容失败。浙江的经验再次表明——工商企业人士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民主化的象征。

2、拓展政府调控的新思路，创新服务的新手段。

政府要为一切能够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人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首先政府及部门要重点关注企业自身无力解决却十分紧迫的难题，创新思维，大胆改革用市场的方式解决行业规划、技术创新、企业升级、再创业、融资等民营企业最迫切的问题。其次，要制定完善鼓励创业扶持政策和清理不利于创业的政策法规，用好政府自身的调控权，激发全民创业的热情。例如：借鉴温州激活民间资本的经验，积极发展担保融资业务，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和区域合作银行、村镇银行，通过有效的市场途径，解决民营企业短期资金缺口。

同时，政府要从法律上提供社会安全保障，从舆论上倡导创业有功、致富光荣，鼓励、表彰创业者，从而形成企业家和能人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

3、大力实施企业家成长工程。民营企业家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他们素质的高低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广大员工，涉及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批高素质的民营企业家队伍，未来经济的竞争力也将会受到影响。如何提高企业家的素质问题，如何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实施企业和企业家“两成长、两健康”工程，应该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明确责任主体，搭建培训、教育、引导平台，全面提高民营企业家综合素质。

4、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表达渠道。“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谁能创造社会财富，谁就自然会有发言权。”面对新阶层逐步增强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完备的表达机制，使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得以反映。

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 篇7

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国际经验

从卫生服务筹资的角度来划分,各国及地区的卫生体制可分为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税收筹资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社会医疗保险体制通过强制的全民社会医疗保险筹集卫生资金,并由独立的第三方与卫生服务提供者(包括公立和私立)签订合同,购买卫生服务。典型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瑞士、日本、韩国等。这一模式最早源于19世纪德国的“俾斯麦”模式[3]。税收筹资体制则通过税收体系筹集资金,以预算方式划拨卫生部门,由卫生部门组建和管理卫生机构,提供卫生服务。典型的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这一类体制最早源于英国1948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也被称为国民卫生体制(national health system,NHS)[3]。商业医疗保险体制是指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筹集卫生资金,在卫生服务提供方面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是美国。

1.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主要模式

受不同的卫生服务筹资和提供方式的影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国民卫生体制国家及地区一般采用的模式,可以称为财政补偿模式;另一种是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及地区采用的模式,称为双重补偿模式。

1.1.1 财政补偿模式。

财政补偿模式是指政府财政几乎全部承担公立医院的开支,患者不付费或者付少量费用。在这种模式里,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税收,补偿方式传统上是按类目预算制(line-item budget),卫生部门根据公立医院历年的医疗费用,以及所辖范围的人口数等指标分配资金。公立医院是作为政府的福利性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医务人员一般为政府雇员。如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统计,英国公立医院85%以上的开支由政府承担,政府的医疗费用由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各地区人口总数,并兼顾老年人、儿童、女性、精神障碍者所占比重统一向下分配。医疗费用的75%用于支付各类医务人员的工资,25%用于药品、基建、设备更新和管理费[4]。

这种补偿模式的优点,一是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由于补偿资金来自于财政预算,额度有限制,对公立医院的开支有约束作用。另外,传统上这种补偿模式一般采用预算的支付方式,对于医院提供服务的刺激作用较弱,不会造成费用的快速上涨。二是有利于基本医疗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这种补偿机制使患者免费或付少量费用,就能够利用服务,并不因自身经济状况而影响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得性,因而有较好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不足之处在于效率不高,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服务的激励作用较弱,如英国国民卫生体制出现就诊和手术的排队现象。

1.1.2 双重补偿模式。

双重补偿模式是指公立医院的一部分开支,通常是基建、设备等固定成本由政府财政补偿,一般的运营成本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患者根据补偿比例自付一部分费用。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的国家及地区,公立医院基本上是采取这种补偿机制。补偿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险基金,公立医院的长期投入成本,即固定成本(如基建、设备、人员工资等)和社会功能成本(如公共卫生、科研教育、社会救助等),通常可从政府公共财政得到补偿。经常性运营成本,即变动成本,一般由患者自付费或医疗保险基金补偿。如德国公立医院主要采用“双重补偿”的模式,即医院的固定成本和运营成本各有其补偿来源。医院的长期投入成本如建筑、设备等固定成本分别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负担50%,医院的日常管理及经营开支由疾病基金会补偿[5]。医院的日常开支主要包括医疗器械成本、人事管理成本以及大型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等。在支付方式上,这种补偿模式传统上往往采用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提供服务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同时医疗保险机构一般采用签订合同的方式,购买公立医院的服务,也刺激了医院之间的竞争。因而这种模式在费用水平上往往高于财政补偿模式。

来源:Financing and planning of public and private not-for-profit hospitals in the European Union

来源:Maureen Lewis.Governance in Health Care Delivery:Raising Performance.World Bank,2010.

这种补偿范围的划分是由公立医院提供服务的产品性质决定的。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政府为了保证民众公平地获得健康的权利,而将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因而公立医院提供的产品带有准公共品性质,拥有正外部性,同时又是以个人服务产品的形式出现[6]。这种既是个人服务活动,又是公共福利的特点使得公立医院的筹资多元化成为可能。而在医疗服务成本中,基础设施等固定成本的使用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即公立医院设施和设备的改善以及人员素质的提高的受益对象是整个人群,个人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人受益。因此,在国际上,公立医院这部分成本往往由政府财政直接负担。

该补偿模式的优点在于医院有比较强的动力提供服务和改善质量,患者比较愿意为了健康支付保险费用,并且有支付能力的患者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采用具有较强激励作用的支付方式和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医疗费用支出水平较高,患者之间有无保险和支付能力高低会影响到他们对基本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1.2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1.2.1 补偿渠道日益多元化。

国际上公立医院补偿渠道的改革趋势是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公共筹资(包括各级政府预算拨款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是公立医院成本补偿的主要来源之一,在部分国家甚至是最主要的筹资来源。如在国民卫生服务体制国家公共筹资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最多达85%,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在27%左右,在采取商业医疗保险制度的美国,公共筹资的比例将近60%[7]。但是随着公立医院自主权的扩大,其筹资的渠道不断增多(见表1)。除了表1所展示的筹资渠道外,在各国及地区,慈善捐赠也逐渐成为较为常见的筹资来源。慈善捐赠通常用来购买设备和支持医院的基础建设,但这部分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有较大的偶然性。

1.2.2 根据不同的补偿渠道,采取多种补偿方式。

补偿方式即支付方式(payment)。常用的针对机构的支付方式包括按类目预算、按项目支付、总额预算、按病例支付、按住院床日支付和按人头支付[9]。前两者是事后支付,属于后付制支付方式;后四者是事前支付,属于预付制支付方式。支付方式在补偿机制中起到资源流动阀门的作用。通过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可以对公立医院产生不同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影响医务人员的行为,从而影响医疗费用支出水平与增长速度、临床治疗的决策、医疗服务的质量及医疗服务提供的效率。但是任何一种支付方式都不免有其局限性,或者由支付方承担经济风险而忽视供方的行为制约,或者将经济风险转嫁供方而忽略其风险承受能力,所以联合应用多种支付方式,可以弥补每种方式自身的不足,同时又发挥其各自优势。表2显示的是这六种支付方式的定义和特点[10]。

来源:WHO转型中的卫生系列(Hi TS),http://www.euro.who.int/observatory/Hits/Top Page

财政补偿模式传统采用的按类目预算制支付方式,对医院各方面的激励作用均比较弱,并且使机构没有动力主动节约成本。而以医疗保险制度筹资为主的国家及地区采用的按项目付费支付方式则容易造成对提供服务的过度刺激,更不利于医疗成本的控制。因此,支付方式改革是近年来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是,两种补偿模式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尽相同。财政补偿模式国家及地区往往倾向采用总额预算制,而以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及地区则较多采用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s)。这种差异与两种不同模式国家及地区原有的制度基础有关系。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的支付制度往往比税收筹资体制国家的更有力度。见表3。

1.2.3 公立医院实行医药分开,严格控制药品价格。

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公立医院实行医药分业,门诊不设药房,患者凭处方到药店购药,住院部设有药房以保证住院患者用药。政府对药价严格控制,药品收入不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只占10%~20%[12]。波兰实行医药分开管理,公立医院只对住院患者提供药品,门诊不售药品,患者凭处方到药店去购药,药品费只占医药费的20%。国家对药品价格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国产药品由药厂依据成本核定一个基准价,再由卫生部核定最高、最低限价,不同品种、价格的药品补贴的比例不同,超出补贴范围的药品费用由患者自付[13]。俄罗斯实行医药分离,医生仅有给患者开具处方的权利,患者凭处方可到药店购药[14],医疗保险基金通过资金补偿,对1000多种常用药品实行免费。我国台湾地区在1998年推动公立医院医药分离改革,规定医师仅有处方权。药物治疗的职责则划归到药师,药师从专业的角度保证患者安全和合理的用药,为患者提供经济可及、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15]。

2 对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启示

2.1 政府是公立医院补偿的主要来源,以保持公立医院公益性

公立医院改革进程中,补偿渠道逐渐多元化,增加了患者自付费、慈善捐助等多种筹资途径。但在各国及地区公立医院补偿渠道中,政府筹资仍是最主要的补偿来源。在不同的卫生体制国家,政府补偿公立医院的方式并不相同。在国民卫生体制国家,政府以补供方的方式,直接以财政预算的形式补偿公立医院。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政府以补供方和需方双方面的方式,为公立医院提供资金。即使在美国这样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国家,公立医院的主要补偿来源也是政府补贴的社会医疗保险和政府财政预算。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药品收入并不是公立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的制度安排从经济上保证公立医院社会功能和职责的落实,避免公立医院为寻找筹资来源带来的趋利行为。

2.2 公立医院固定成本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偿

从国际经验得出,无论是财政补偿模式,还是双重补偿模式,公立医院固定成本始终是由政府财政补偿。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公立医院固定成本如设施设备和人员工资,与日常经营成本比较,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在产品性质上,更偏重于准公共产品,所以适合由财政补偿,以保障利用的可及性和公平性。第二,直接由财政对固定成本进行补偿有利于控制公立医院开支。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公立医院固定成本进行补偿,能够从总量上对固定成本进行限制,避免对公立医院产生过度扩张的激励,有利于控制公立医院开支和费用过快上涨。

2.3 预付制为主的混合支付方式是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趋势

改革开放40经验和启示 篇8

关键词：韩国；职业教育；改革

图分类号：G724文献标识码：A

为迎接全球经济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韩国近20年着重实施职业教育改革。2001年1月，韩国将教育部改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并由一位副总理统管。为协调教育与就业，教育与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成立了由11个政府部门组成的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地方政府也成立了类似机构，强调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有效的改革步伐促使职业教育逐渐走向成熟，带来了本国经济的良好发展。

一、新改革措施内容

2007年4月27日，韩国公布国会批准通过的《人力资源开发基本法修订案》。设立国家人力资源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名称为国家人力资源政策本部)，设在国家教育与人力资源部内，由总统直接领导，以促进产业、劳动界以及社会民间各界人士广泛、直接参与研究和决策的职能。机构宗旨：为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改革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事业，进行必要的战略性投资与管理。该机构将从2007年7月开始运作，统筹协调全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每5年研究制订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计划、政策与对策措施的“基本企划案”，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

首先，韩国对现行职业教育体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韩国已开始进行大规模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以总统令形式颁布这次改革措施。将现在的职业高中更名为专业高中，区别于另类“普通高中”。此举再次提升了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加大专业教育投入；增加升学率与就业率；强调职业专门教育的重要性；改善社会对某些职业高中的偏见；着力重视学校教育的专门性。改革后，外语、体育高中也将编入专业高中，构筑经验、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消除学历、名门社会弊端。

其次，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作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主要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宏观规划。教育人力资源部修订了《初中等教育法实施令》，系统改革相关法律，作出新的政策性调整，如提前完成2030年专门教育计划，做出了长远的规划等。改革还将职业专门教育与大学专门教育接轨，毕业后达到学士水平，实现升学与就业一条龙服务，吸引更多的学生与家长贡献于国家专门人才培养与建设计划，以适应203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9万美元的社会需求。从2007年起，韩国海洋水产部、农林部、国防部、文化旅游部、信息通讯部、产业资源部、专利厅等率先在全国扶持104所专业高中，与学校签订培养、就业协议，支持学校办教育，同时财政部、劳动部、兵务厅也随即积极支持。国家人力资源委员会将重点调查研究以下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并制订改革、建设与发展计划：低收入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教育；中、高龄人力资源开发；职业教育与训练；提高妇女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军队的人力资源开发；医学、法律、经营等高端服务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生物、通讯等尖端领域人才等。

二、新一轮改革经验

(一)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综合开发

韩国的历次职业教育改革都以人为本，重视人力资源综合开发，这正是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最根本的原因。高水平的职业能力开发研究，为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保障，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充分开发，拓宽了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人力资源研究、探索开发途径，主要是通过改革职业教育，以培养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能人才。韩国政府认为：技能型劳动者在国家人力资源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要保持它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坚持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宏观调控，从根本上保证韩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作用。韩国国家有关报告积极呼吁，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明确职业教育在其全民终身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占有的“核心地位”。

政府主导拓宽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重点培养竞争激烈行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急需的复合型高级技工，这些策略为韩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基础人力资源。韩国政府于2001年12月提出了“人力资源与知识——新的起飞”国家战略。国家终身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为“发展全体韩国人的关键工作能力”。但传统职业学校却难以胜任相应的培养、培训，于是韩国通过加强职业继续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网络课程、建立职业能力认证制度和“学分银行”等手段。以积极有效的政策导向，构建开放式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力图将传统的技能型劳动者造就成高技术条件下的核心人力资源。

2007年的改革更强调国内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综合利用、开发，加强资金的投入、管理，全国一盘棋运作。在财政上保证投入，为提高职业学校的经营水平提供充足的资金。韩国政府将对职业教育进行大量投资，不断改善办校条件，学校经营水平，提高职业教育人才素质，达到人力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二)着力完善职业教育体制

要使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有一个合理、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体系中，中等职业教育是基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应该更突出专门性质。这次改革，对现行职业教育体制又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及时调整职业教育结构，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韩国曾出现过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现象，整个职业教育发展也受到了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及时调整了职业教育结构，提高了职业高中的能力。

这次改革也体现了韩国政府历来重视职业教育，再次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曾有的偏见，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要发展职业教育，前提条件就是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经济地位，扭转人们头脑中重知识走为官之路、“体力劳动低贱”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一方面继续通过经济、行政手段增强职业教育的外部吸引力，一方面通过加强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来增强职业的内部吸引力。观念与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韩国政府的做法正慢慢地改变着韩国人头脑中轻视职业教育的思想。

新一轮改革，体现了以建立学习型社会为目的，努力构建、完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将封闭的教育转变为开放的教育，升学与就业一体化。如提前完成2030年专门教育计划，专门职业高中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升入专科大学、开放大学、新型大学、研究生院等，将职业教育的重点以职业高中为主的中等职业教育向较高层次转移，为此国家财政将大幅度地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要营造学校之间相互竞争的环境，将封闭式

的校园教育向相互竞争的教育转变。注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向有实用价值的教育转变，学校要与企业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学校与企业各自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可相互交流。要实现终身学习型社会目标，就要将低效率的教育向有效率的教育转变，修改资格制度，使学习和就业顺利地衔接起来，使教育与训练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引进先进的多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为使职业教育稳定发展，要提高各学校的自主性，加强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责任。

要保障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新的职业教育体系法律、法规，真正的做到有法可依。此次修订《初中等教育法实施令》，就在于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以前韩国政府出台了《职业教育发展法》、《证书基本法》和《韩国职业能力发展机构法》。还规定：对那些没有升入大学的青年，保证其享有接受高中水平职业教育的机会；保证所有要求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享有接受专科大学水平职业教育的机会；保证要求深造的在职人员，享有提高自己职业能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实现学校与工业部门间的合作，使学校与企业相联系，教育培训与就业相结合。职业高中的毕业生和企业的工人均可继续接受高中后教育。他们在进入学院学习有关专业时优先录取。

三、启示

(一)以科学发展观综合开发人力资源

韩国最新职业教育改革，重在人力资源的全国协调、综合利用、开发。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国家层面应当重视从外化到内化的转化过程，走科学发展、合理开发专业技术人力资源、丰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策略。综合人力资源开发，培养多样化职业教育。就必须提高国内职业教育师资质量，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保证。对职业教育而言，高质量的师资是应该既懂得职业理论知识，又有一线实践经验的教师，还了解先进职业教育发展动态的教师。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师资问题较突出，可以借鉴韩国。韩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既要求是高等学校培养，又加强教师的现场进修，即派遣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等工作现场进修。韩国政府每年都派遣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国外进修，保持与国外职业教育的密切联系，使韩国职业教育紧跟世界发展。职业学校还聘请企业有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企业工程师等担任职业学校学科教师。通过多种渠道培养教师和聘请教师，保证韩国职业教育有高质量职业人力资源。

我国的职业教育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针对性，对所学专业、技能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实践能力较弱。为企业培养需求的劳动力，就应时刻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企业急需、缺乏的人力资源，而不断调整专业需要、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关注学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便接受更高的职业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市场的生态平衡，使毕业生在劳务市场中有较强的竞争力。韩国为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曾提出了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大幅度改革的方案——“工业高中2+1体制”。工业高中生进行为期两年的学校教育，学生再到工厂企业接受为期一年的实习培训，尽早地适应现场工作的需要。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许多优点，到2002年有27所学校在参与这种培训。韩国的职业学校，根据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设置或调整专业，决定培养规格，特别注意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推进职业教育与企业结合，加强校企合作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二)全方位、立体构建职业教育体系

韩国最值得借鉴的做法是增强职业教育的“两个吸引力”。一方面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手段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外部吸引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来增强其内部吸引力。

首先，加快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步伐。我国职业教育立法远远落后于职业教育发展，与当代职业教育要求不相符合。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使职业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只是一部纲领性文件，缺乏相应的、配套的政策建设，还停留在比较粗糙的阶段，对许多具体行为没有加以规范。为保证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韩国不同时期的政府均出台了与其时代要求相配套的法律、法规。韩国为实现《教育立法》和《尖端产业技术立国》的战略目标，加强了职业教育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技能大学法》等法律，还颁布了《为产业内劳动青少年所设置的特别班级标准令》。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与国家法律相应的职业教育方面的地方法律。而我国的《职业教育法》已经颁布12年，却没有根据我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教育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调整。要全方位、立体构建职业教育体系，体现职业教育立法与职业教育同步发展，就必须要依靠法律保障职业教育发展，加快职业教育立法进程，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其次，政府政策保证与财政大力支持。利用政府行政和财政手段，规划职业教育发展，增加财政投入促进职业教育发。借鉴韩国经验，我国应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如参照职业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结果，确定政府的拨款数额，逐步实施费改税，向企业、行业征收训练税，同时对承担职业学校实习任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韩国始终重视对职业教育的投资，2000年共投入3690亿韩元，2004年增加到5600亿韩元，比2000年增加了34％。我国应加强政策性的倾斜、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职业教育上，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好保障，鼓励更多优秀青年接受职业教育，为国家提供高素质的新型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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