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理论

社会实践理论（共8篇）

社会实践理论 篇1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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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理论 篇2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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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传谌, 刘凌波.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后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的理论演进[J].当代经济研究, 2007, (4) .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篇3

关键词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基本条件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1 市民社会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市民社会的概念缘起于西方。在古典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市民社会”的概念实质上是指称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者野蛮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合理内核,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一样都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产物。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社会相对应。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①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的真正分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②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因而他也常常直接把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逐渐收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再度合而为一,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考察现实中的市民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基本理论,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中也一定有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存在。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它是与代表普遍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代表特殊利益的领域;(2)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3)它的典型特征在于,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机构和过程。

2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

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作用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实现相对的分离的根本原因,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也必将导致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改革。中共十四大上,党正式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逐渐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并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节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平等、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和私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再由政府的计划决定,而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这就构成了一个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2政府权力下放和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同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我们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按照宪法中确立的“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合理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使其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合理划分两者之间的权限,政府逐渐把从社会集中来的权力还给社会,政府只做社会和公民个人无力做和做不好的事情,把主要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面来。

2.3个人的正当利益得到承认和鼓励

具体的、特殊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动的基本要素,他们的利益和需要,自由和权利成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的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渐承认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鼓励个人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牟取正当利益,并积极地对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予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第一,改革国家的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在城市,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第二,改革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第三,明晰现代“产权”概念。“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③努力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四,加强以法律手段保障私人利益。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把它写入宪法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提供宪法保障。

2.4自治性社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是将个人与国家、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结合起来的中介,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维护特殊利益的自治性团体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出,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大为松动,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都在大幅度的自上而下的下放权力。在国家放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意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为中国非政府、非营利等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截至2008年底,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0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④各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科学技术、社会福利和公益性的社会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体重中担任重要角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活跃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在维护同行业利益,促进同行业发展,避免行业内部无序竞争,进行行业的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治性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和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日渐成为人们寻求自身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社会寄托的最为直接和简单的形式。

3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路径的选择

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的,市民社会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它。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能够彼此尊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认识到只有人人遵守活动规则(包括法律规范)才能保证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时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境界,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市民社会才能从其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来,否则就只能依靠国家用强力从外部去建立秩序。

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多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从政府选择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社会选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市民社会的成长和作用开始给予较多的关注。但是,无论在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还是公民自我意识的培养的过程中,都显见国家的权威和推动作用。因而,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战略思考和可用手段,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其自身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推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国家而言,一方面必须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尊重和保护市民社会成员的基本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为市民社会活动确立对人人适用的普遍法律规则,培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自治的契约性精神和理性精神,同时对市民社会内部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对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的矛盾或冲突进行协调,以稳定社会秩序。在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要力图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而,笔者主张“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个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主要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的营建。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个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⑤

社会实践理论 篇4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篇5

1、本地特色产业（制造、种植、养殖、传统工艺等）发展状况调查

2、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旅游经济发展状况调查

3、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特点新变化调查研究

4、本地居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认同情况调查

5、本地居民心目中党和政府形象与地位调查

6、本地居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调查

7、社会诚信度现状及其影响调查与分析

8、本地公民宗教信仰状况调查研究

9、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状况调查研究

10、大众传媒中表达的价值观对受众的影响调查

11、本地居民读书情况调查研究

12、本地体育设施建设及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

13、本地医疗改革成效及问题调查

14、本地社会保障现状调查与分析

15、外来务工人员及其与本地人群关系状况调查

16、宗族组织、势力及其与本地基层行政权力的关系状况调查

17、本地公民环保意识调查分析

18、本地公民交通意识调查分析

19、本地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状况调查

20、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小学教育调查研究

21、本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调查研究

22、农村义务教育状况调查

23、本地中小学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

24、本地民办教育发展调查研究

25、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调查

26、当前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调查分析

27、农村劳动力缺失与土地闲置问题调查

28、贫困村、贫困户致贫原因调查分析

29、富裕村、富裕户致富渠道、过程和原因调查分析

30、农村空巢老人情况调查

31、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典型调查

32、大学生法律信仰调查

33、大学生理想信念调查

34、大学生公德现状与公德意识调查

35、在校大学生日常消费现状及消费观调查

36、在校大学生恋爱观调查

37、大学生村官现象调查

38、贫困大学生问题调查

39、大学生打工问题调查

40、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问题与对策

41、校园周边行业发展类型调查

42、本地特有历史文化资源调查

43、地方传统文化遗产继承与保护调查

44、民间传统信仰状况调查

45、地方独特风俗习惯调查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报告 篇6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报告

1、调查目的：

大学，众所周知，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很可能成为影响人们一生的重要时期。广大莘莘学子通过三年或四年的努力，终于踏上了自己满意或不满意的大学。但是，当学子们纷纷踏入大学校园时，又会感到迷茫。有人说，大学就是一个 亚社会，也就是说，大学是人们步入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在大学的校园里，你会看到许多社会的影子，于是就有人说，大学，我们就是来锻炼自己能力的，学习就不那么重要。于是两个争议也就产生了：大一，在大学里，你毕竟是一个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第二，大学是锻炼你人际交往和提升能力的重要时期，学习是次要的，只是辅助作用。对于初入校门的大学新生来说，这两种说法对他们的大学生活影响都会比较大，究竟该如何选择，会成为困惑他们的主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情况，也为了给大一新生以较好的参考作用，我利用暑假期时间，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发放纸质问卷结合网络问卷的形式，主要针对大二、大三的学生进行调查，毕竟这些学生已经在大学里待过两年或三年了，对大一新生也有一个很好参考价值。

2、调查对象：在校大二、大三学生

3、调查经过：

1.调查时间：*月*日到*月*日

2.调查地点：河南理工大学

3.调查方式：问卷调查以及网络问卷

4.调查过程：分发一个关于大学生暑假是如何安排的调查问卷，请同学参与调查;将调查表发到网上，请网上学生调查;然后通过统计得到调查的结果，最后分析该结果得出结论。

4、调查结果：

一、大家对这两种观点的看法

1、大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

2、大学生应该以社交为主，以提高自己的能力(**%)

在暑假之初，我对在校的一些大二大三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当面发问卷和询问的形式，最后又通过网上调查的形式，最终将这两种观点汇总，得到上面的百分比。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大家还是认为在大学里还是应该以学习为主。毕竟，大学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不可能像社会上那样主要为了提升自己的为人处世能力。大学里，大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将自己的基础以及专业知识学好，试想一下，任何一家用人单位，都不可能找一个什么知识都不会的人。所以对于一些新生来说，还是应该以学习为首要任务!

二、有没有参加学校的社团

3、参加(**%)

4、未参加(**%)

社团，我想作为一个大学生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地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都会参加学会生社团。但是，在当面调查时，大家都会说，这肯定是在自己学习之余，挤出时间来做社团的事。社团，的确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但是在很多同学都是在学习之余吧!

三、如果你参加了社团，你会不会不顾学习而去做社团的事

5、肯定会(**%)

6、有时会(**%)

7、不会(**%)

8、看情况吧(**%)

从那些参加过社团的学生那里，我得到以上数据。大部分同学都不愿意耽误自己的学习时间去做那些所谓的 提高自己能力的事。也就是会说，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大家还是感觉学习应该是最重要的!

四、如果参加聚会，会耽误学习，那这样的聚会你会不会去

1、必须去的才会去(**%)

2、大部分情况下会去(**%)

3、一定会去(5%)

4、一定不会去(5%)

对于所谓的聚会，应该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吧!但是，我们能看到，虽然**%的人都可能会去，但是大部分都是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才会去!

从以上这份调查中，我们能够看到，作为一名大学生，大家在学习与提高能力这两个问题上，感觉两者都比较重要，但更多人是更加偏重于学习方面。大家也都知道，对于社团以及同学聚会，这些都是很能够提高大家社交能力的，但是只有少部分同学愿意放弃学习时间来提高所谓的能力。大部分同学都愿意而且赞同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来更好的提高自己。毕竟，大学生，来到校园里你就是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学生，你的天职就是好好学习，你就更应该偏重于学习，只有当你在大学里面认真学习了文化知识，才有可能将知识应用于实践。而且，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这种有用的、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生毕竟不是初中、高中生了，我们也应该试着

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例如交际能力、为人处世之道等方面。从以上数据，我们也能看到，大学生也是相当注重社交方面的处理，因为大学也并不是只注重学习的地方，如果你只会学习，那么你很有可能被这个社会淘汰的!只有当你学会了这些方面，你才能在踏入社会之初，能够做到应对自如，不至于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大学生活很精彩，在大学这个大舞台里，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各种提高自己的方法之间的关系!正如开头所说 大学就是一个亚社会，你如果不能适应它，那你只能被它淘汰。但是，在大家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要同样认识到，大学毕竟是给我们提供学习的地方，必修要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让大学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以上调查报告，希望能对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起到一个一个参考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报告

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市区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经济适用房出现短缺，商品房炙手可热，二手房价格不断上扬，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解**市市区居民对小康目标中住房建设的新要求，我们对**市居民住房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

本次调查样本总量***个，调查范围和对象为**市区居民家庭，不包括无房户、集体户。通过调查，掌握了**市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等家庭的住房面积和产权情况，比较准确地掌握**市区居民今后一段时期的购房意向和目的、购房类型、结构、住房要求，能够承受的住房价格、状况和付款方式等资料。

一、调查目的

掌握**市居民收入及住房情况，了解**市居民收入与住房之间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的对象及其一般情况

被调查的包括社会各种职业的人，下面是其具体情况：

1、按调查对象的职业情况分：**%在公司企业单位工作;**%是离休人员;6%在个体单位;

2%在国家机关;其他人员占 8%;无业人员占 9%。

2、按家庭常住人口结构分：**%的是三口之家;**%的是两口之家;**%的是四口之家;**%

的是五口之家;5%的是单身。

3、按 20**年总收入水平分：**%是 12016-22**元;**%是 22016-40**元;**%是

9001-12016 有元;**%是 40001-60**元;**%的是 9**元以下;6%的是60001-80000;

2%的是 80**元以上。

三、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采取的是随即问卷调查，并当场收回问卷。发出问卷 100 份，收回98 份，回收率**%。

四、调查时间：20**年*月*日 20**年*月*日

五、小组成员的分工情况：王慧琳与薛佳凤负责发与收回调查问卷，龚紫佳负责整理调查问

卷，陈昕昕与茆太春负责写社会实践报告。

六、调查内容：主要调查了人们的工作、收入、现在所居住房情况及其买房计划。

七、调查结果

一)调查对象的住房现状

1、房屋基本上都是 私有 化。**%居民拥有自己的产权房，**%居民家庭为租住或借住;有**%的居民购买商品房;购 房改房 的占**%;原有私房的占**%;经济适用房的占**%;租赁公房和租赁的分别占 6%、3%。

2、家庭住房面积呈 中间大，两头小 的格局：**%的家庭有 61-120m^2 的面积，60m^2 和 120m^2 的家庭分别占**%和**%。

3、部分居民家庭拥有多套住房：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完善和住房金融制度的加快发展，居民个人购房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居民有成套住宅，**%居民有平房等非成套住房。居住一居室的占**%，二居室的占**%，三居室的占**%，四居室的及其以上的占 9%。许多居民家庭改善了住房条件，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住宅小区。

4、住宅建筑式样以配套住宅为主：现住房为成套住宅的占**.*%;平房等非成套住宅占**.*%;主要为农村住户。居住一居室的占**.*%、二居室的占**.*%、三居室的**.*%、四居室及以上的占**.*%。许多居民家庭改善了住房条件，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住宅小区。

5、房产占家庭总财产构成比例高：房产占家庭财产**%以上的占**.*%;房产占家庭财产 40-**%的占**.*%;房产占家庭财产 30-**%的占**.*%;房产占家庭财产**%以下的占**.*%。

可见：房产是人们家庭的主要财产，住房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福祉，涉及到社会财富的流向和社会公平的程度。

二)未来五年市区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情况

通过对***户居民家庭住房需求的调查，未来五年里有***户打算购买住房，五年后有***户打算买房，***户不打算买房。

未来五年内在外资或私营企业工作的购房率最高。调查数据显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未来五年内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工作的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在科研事业单位工作的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在外资和私营企业工作的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

中等收入家庭希望五年内购房的最多，家庭月收入在 1**元以下的家庭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1000-2**元的家庭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的**.*%;2016-3**元的家庭未来五年内的购房总户数的**.*%;3000-5**元的家庭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5000-8**元的家庭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数的**.*%;8000-12**元的家庭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户数的**.*%;12**元以上的家庭未来五年内的购房率为**%，占购房总户数的**.*%。

三)存在的问题

本次住房状况调查，从相关调查资料结果显示：近几年来，**市城市化水平提高很快，房地产业发展较为迅速。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房价偏高，中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

据调查目前有购房意向的大多数为月收入为 4**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和4000-8**元中低收入群体，真正需要改善住房条件的是这些经济条件不佳的普通市民，他们所占的比例巨大，这些人是未来的购房消费群体，但是房价上涨的速度远远高于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即使有住房信贷的支持，居民购买商品房也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而且居民收入与支出存在不确定性(比如医疗、教育方面的高投入等)，势必会滞留一部分资金的投向。目前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大而全，设计多样且新颖的商品房不断推出，而另一方面是经济适用、小户型等适合中低收入家庭需求量大的住房其投入力度就明显不足，造成了商品房闲置不少与很多市民家庭买不起房屋的矛盾，这种结构性突出的问题，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并且房价过高，与居民预期收入反差过大，容易形成明显的消费断层，对启动住房消费，改善居民住房状况，推动房地产业的向前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如何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状况和生活质量是一个值得政府主管部门思考的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报告

调查背景：

在当今时代，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量就业机会不断涌现，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但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

另外，随着大学扩招，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是留给他们的就业岗位有限，每位毕业生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许多大学生甚至空有高学历而没有一份好工作，甚至待业在家。这与现在教育重视理论关系而缺乏实践机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亟待解决。

值得庆幸的是，大学生们也普遍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阅历，他们选择了再大学生活中从事兼职活动。与此同时，兼职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他们从中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提前进入社会，并努力去适应社会。大学生兼职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合理从事兼职，兼职的利害关系成为了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为了进一步了解兼职的情况，我就在我所认识的大学生中展开了调查。

调查目的：

1.通过调查，充分了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兼职动向，以便于帮助大学生增加社会实践经验，增强社会实践能力，进而在激烈的就业大军中脱颖而出，从事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2.当今社会，人们对大学生有很多误解。通过调查，我们希望社会能够从新认识当代大学生，增进对当代大学生的了解，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调查过程：

对于此次调查，我采取网络调查的方式，将我制作的调查问卷发给我周围我所认识的大学生，还让他们发给他们自己认识的同学，一起帮忙做调查。

调查问卷结果与分析：

调查概况：本次调查问卷发出 120 份，实际回收 120 份，回收率**%。

调查结果分析：

一.看待兼职的态度

在被调查者中有**%的同学没有做兼职，**%的同学正在做兼职。从有无必要兼职来看，分别有**%的同学认为大学生非常有必要做兼职，**%的同学认为大学生兼职可有可无，而认为大学生没必要兼职的占**%。从上述数据显示大学生做兼职的观念在大学校园中非常普遍。

二.兼职目的 一半的同学做兼职是为了增加自己人生阅历及为自己的未来积累经验。**%的同学是为了补贴家用，5%的同学是出于好奇而选择做兼职，**.*%左右的同学是为了打发时间，剩余的同学则是出于其他目的做兼职。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同学的兼职目的还是很好的。

三.兼职与专业关联度

只有**%的同学从事的兼职与其专业有关，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学不能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无法发挥功效，在社会上寻找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难度很大，这是广大学生兼职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四.兼职与学习关系

当兼职与上课时间发生冲突时，仍有 1%的同学选择逃课做兼职。只有**%的同学会坚决选择放弃兼职好好上课。而剩余的**%的同学则因情况而定。由此看出，大学生兼职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到了学业。但是我们还是劝诫大家，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不应该让兼职耽误学习。

五.兼职收入使用

**%的同学将其作为生活费，从而减轻家庭负担。一半左右同学则会将这些收入作为自己的额外零用钱，提高生活档次。**%的同学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等长期目的作准备，剩余的做为恋爱开支。

六.兼职所欠缺的素质

广大同学反映，在兼职中他们不同程度地欠缺问题解决、专业知识技能、与人沟通交流等能力。长期从事兼职，也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从而在择业时能够有更加明确的目标，迅速定位并找到工作。

七.兼职期间的遇到的困难和处理方法

超过**%的同学偶尔遇到过困难，**%左右的同学多次遇到过困难，只有极少数同学从未遇到过困难。

所遇到的困难当中，基本不包括性别歧视，而有部分同学认为引起兼职困难的原因是自身能力不佳，也有不少同学认为是由于用人单位过于刁钻。遇到困难时，**%左右的同学积极想方设法解决，**%左右的同学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还有极少数同学不知所措。

调查学生看法归纳：

1.大多数学生都认为不耽误学习的兼职是可以选择的。的确我们在兼职中应该把握度，不要让兼职耽误了学习的步伐，并学会合理分配学习与兼职的时间，努力做到学习兼职两不误，这样才能在兼职中收获更多。

2.在问卷中，也有部分同学提到了兼职受骗的现象，这警示我们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相信兼职中介，提高自己的法律和道德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如果这些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们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

3.很多同学也提到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兼职是锻炼我们能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但同时过多的兼职不仅会使得同学们身心疲惫，无心学习，也会导致学生的对工作厌烦的情绪，产生应付工作的心理，对以后的工作态度会产生不良影响。

4.问卷中，也有部分同学表示认为兼职只是赚钱的途径，对于这些学生，他们应该改变这种功利性想法，兼职的好处很多，并不局限于收获金钱，而且能够丰富经验与知识，锻炼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只看到了兼职的金钱效益，那么它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看待兼职的作用和效果。

调查思考：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我们这些学生掌握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小就享受优越的生活条件，备受家长的关爱和呵护，生活在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的 21 世纪，我们享受着物质，精神的财富。从小人生便一帆风顺，有父母为我们保驾护航，有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挫折和困难也与我们无关，父母为我们包办一切。而这样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也让我们这些大学生意志薄弱，没有恒心和毅力，遇到困难也常常选择退缩，喜欢依赖别人而缺乏独立性。但在残酷的现实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逐步建立起属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并通过提出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这个发展实践过程努力贯彻了我国的依法治国的基本策略方针,并从思想和理论层面开始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探究研讨的作用和价值

1、有效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不断的更新和进步,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并在建立过程中努力以法治实践的思想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道路进行指引。在这种发展实情下,中国共产党在多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重点强调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不断实践探索中,要善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把握,更加准确的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和发展规划。而从法学层面来说,要根据目前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和我国现有的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的理论基础,来对社会法学体系进行分析和总结,完成当代中国法学学者的重大历史使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党也在“三个代表” 思想的重要思想指导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在发展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理论体系。 要更好的发扬壮大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法律理论体系,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等先进发展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2、有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学术研究走向更加稳健和成熟的根本标志。当前,在中国法学界的重点工作目标是通过对当代我国的多种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律研究的精髓进行不断的整合和升华,形成具有逻辑结构、和理论依据的法学理论体系。 通过从理论上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法治建设情况以及所落实发展应用的方针政策进行综合性质的总结和整理,并同时结合众多中国法学研究的学者的重要法学创新研究来协助探索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来对我国的法律理论体系的完善建立和学术发展的更高级别做准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条件

1、历史法治发展的成果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建设以来,形成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这种法律宪政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学者研究成果的应用,这包括大量的有关法学的研究论文、法学专题的研讨著作,这些都是法学理论界的学者有关法律史学、 部门法学等的重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历史法治发展的真实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应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运作的思想、 意识和理论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然后根据历史有关这些思想、 观念、意识和理论本身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社会的法学制度建立的实践性意义。

2、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学基本原理和法学思想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上,中国法学的探索发展主要相关于我国法律发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法律与国家阶级之间的关系、法律与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上,并从已经出版优秀学术作品中建立法学理论共识。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的结合,并概括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法学的理论指导的意义,与此同时也从国外一些对法律法学理论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的法学技术性原理内容,并摆脱了法学理论发展中所表现的机械化和固定化,让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以更加新兴的面貌和形式来提高了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内容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学者重构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尝试和研究的结果。

3、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探索研究

通过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探索研究,让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有了更具科学性研究成果的主要法学依据,同时也成为对当前众多法治建设中所存在的法律疑难漏洞进行了更加客观和科学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促进了我国自己对法学理论的真正研究和探索工作的开展。

在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立的重视,开始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给中国法学界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加实际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对象,更有利于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剖析, 形成具有更高法律质量和水平的法律理论成果。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层次的学术梳理、 理论整合和思想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给予了解释并作出了更加科学的理论贡献。

三、结束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篇8

关键词：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01-0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宏观意义的社会概念基础上展开的。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猛烈批判后，对未来社会做了科学预测。他们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思想结合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具体实际，总结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领导全党结合国情实际，从经济模式、政治体制、社会建设、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在深入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思想。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形成了新时期的社会建设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使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推到一个历史新高点。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以科学发展的理念认识社会建设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的新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社会建设和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各方面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社会管理逐步完善。在党的十八大上，根据新的形势，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更高的要求，对社会建设给予更大的重视，并对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为下一步的社会建设工作提供全面的指导。

一、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题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如果不能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在社会结构中的“各得其所”，也就不是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曾经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达到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共享成果也要坚持身体力行，从实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做起。从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到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把科学发展观贯穿社会建设全过程

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正在经历着从阶级的政治职能和经济的社会职能的转变，阶级矛盾弱化而社会矛盾凸显，政治革命让位于社会发展。执政党必须代表阶级的利益，同时又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作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权力的工具的政府，必然要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政府管理以公共行政的方式表现，更多地体现出“善治”而非“统治”，政府的服务色彩和本质必须得到明晰和确立。与此相适应，政府的职能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实际上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着力改善民生，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社会建设健康和谐的发展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建设各项具体工作的整体推进。社会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领域，既包括组织建设，也包括制度建设；既要有原则指导，又要有具体规划；既要突出重点，也要整体推进；既要坚持利益原则，也要坚持价值向导；既要体现时代要求，又要符合基本国情。总之就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原有的利益主体开始分化，新的利益主体逐渐产生，二元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原有的两大阶级和一大阶层已经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社会和谐，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

三、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此，报告指出从以下六点出发，改善民生。

1.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教育为整个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优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十年以上。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七千多万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正在加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但是，目前我国教育领域依然存在一些教育不公平的突出问题。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师资力量薄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农村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规范现象较为严重，贫困家庭子女失学辍学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的不公平既是过程的不公，更是起点的不公。起点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公平的发展环境。因此，应当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努力保障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的教育机会。

2.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党的十八大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事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

3.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社会建设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需要公正的收入分配。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和要求，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了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4.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之福，民生之盾。党和政府历来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把这作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方面。

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的就是健康。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在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重申的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要求。我党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规划落实，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步伐，走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6.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

必须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融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谭元敏.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的发展[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7）.

[3]张雷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