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精选5篇）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篇1

2013年01月18日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张广昭原标题：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 1 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 3 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篇2

巴洛克时期法国的歌剧创作以吕利为代表, 他的歌剧创作确立了法国歌剧结构形式, 之后拉莫的歌剧创作使这一形式更加完善。因此在巴洛克时期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作曲家确立了独具法国特色的歌剧形式。如歌剧语言用法语演唱、“慢-快-慢”独特的序曲形式、舞蹈是歌剧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恢弘的合唱场面、五幕的歌剧结构等。这种形式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法国作曲家凯鲁比尼、奧柏、梅耶贝尔、奧芬巴赫、古诺、马斯内、比才、圣·桑斯等的歌剧创作, 他们的歌剧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使法国歌剧形成了与意大利歌剧相比肩的状况, 以至于对整个世界的歌剧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巴洛克时期的法国歌剧在当今却被冷落, 现在歌剧舞台上演较多的是古典主义时期以后创作的歌剧。究其现状做以下调查分析。

一、高成本导致上演率低

巴洛克时期的法国歌剧因为过于重视外在效果宏大的场面, 且演出花费过大, 故现在很少搬上舞台, 只是一些歌剧片段、序曲、舞蹈场面在音乐会上单独拿出来演奏。上演一部真正意义上巴洛克歌剧需要比后来的现实主义、真实主义的歌剧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使很多剧院放弃了巴洛克时期的歌剧作品, 而选择成本相对较低、又有广泛影响的近代歌剧作品。

二、研究资料少

由于上演率低音且像资料很少见, 现在许多人都习惯借助于音像资料来研究歌剧, 从而更加直观的感受巴洛克时期的歌剧盛况。研究巴洛克时期歌剧的其他资料也很少见, 现在国内提到巴洛克时期的法国歌剧, 只是简单的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曲家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 至于脚本作者、音乐创作风格、曲式结构特点、歌剧的序曲、重要的咏叹调、合唱段落等具体的分析微乎甚微, 因此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歌剧作品造成了很大难度。

三、对演员的要求高

现在的歌剧演员很难真实地再现巴洛克时期的法国歌剧作品, 巴洛克时期的歌剧舞蹈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现在很多歌剧演员没有专业的学习过芭蕾舞, 加之歌剧演员有很多是肥胖的身体, 本身就无法表演舞蹈片段, 还有古法语的发音朗诵巴洛克时期的法国歌剧演员很难做到, 并且现代观众也很难理解。因此导致巴洛克时期的歌剧未能得到很好的诠释。现在歌剧院演出巴洛克时期的歌剧时在服装和道具上没有真正按当时的要求去做, 舞台布局简单化, 演员更是穿着现代的服饰进行表演, 采用现代法语的朗诵规则, 有得甚至是删除了里边的一些段落, 像芭蕾舞片段, 因此对于现代观众来说很难再看到巴洛克时期的歌剧演出盛况。

四、巴洛克歌剧的复兴

许多古典音乐家都致力于复兴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像大家熟知的著名指挥家尼古拉斯·哈农库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亲自创建维也纳古乐合奏团, 在国际音乐界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古乐运动”。他力求尽可能的恢复巴洛克时期的原貌, 包括古乐器、乐队编制、排列方式、调音标准、原版乐谱、演奏方法、声音效果等。现在欧洲出现了很多巴洛克古乐团如德国的科隆古乐团、嘉兰古乐团、阿塔里帕古乐团, 法国的史特瓦里古乐团等。比利时拉珀逖特巴洛克古乐团乐团的命名和架构, 参照了17世纪法国宫廷作曲家吕利组建的路易十四宫廷乐队, 于1972年由世界古乐运动的两位先驱, 希吉斯瓦德·库依肯和古斯塔夫·莱翁哈特共同创建。影响最大的古乐团是心灵音乐会, 心灵古乐团的目标是想重现当年凡尔赛宫演出的伟大法国经典曲目。因此, 心灵音乐会和凡尔赛巴罗克音乐中心紧密合作, 致力于传播法国文化遗产中伟大作曲家的作品, 从夏庞蒂埃到吕利, 从康普拉到博瓦莫蒂埃尔等。心灵音乐会将自己的保留曲目扩展到意大利、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音乐大师, 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都是一支演奏巴罗克音乐的典范乐团。人们可以定期听到他们在巴黎普莱耶音乐厅和香榭丽舍剧场演出。

1986年12月由Jean–Marie Villegier导演、威廉·克里斯蒂指挥吕利的歌剧《阿蒂斯》在佛罗伦萨上演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艺术高度:按巴洛克时期的古乐配置, 强调朗诵调的演唱方法, 使用复古的服饰和布景、剧中的舞蹈段落采用巴洛克时期的舞蹈等,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巴洛克歌剧演出。《阿蒂斯》的成功法影响到很多导演、指挥家、演奏家、舞蹈家、歌唱家, 并吸引学者对巴洛克歌剧的研究, 2008年吕利的两部重要歌剧作品《忒修斯》和《卡德摩斯与赫敏》相继在巴黎演出,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巴洛克歌剧的复兴。歌剧演出采用蜡烛照明, 重建古代舞台背景, 按照巴洛克时期的形式编排舞蹈, 尤其是用17世纪古法语发音来演唱吕利的歌剧, 尽管对现代观众来讲, 古法语造成了一些听力障碍, 但却再现了巴洛克音乐的风格。一些巴洛克专家认为没有正确的朗诵, 是无法唱好这类歌剧的。时隔不久吕利又一部著名歌剧《阿尔米德》在香榭丽舍剧院上演, 这次由著名导演罗伯特·卡森执导给观众以全新的感受。歌剧的序幕营造出旅游团进入皇宫的情景, 舞台的背景上先是播放提前在凡尔赛宫录制好的视频, 舞蹈演员们扮作游客在荣耀之神的带领下翩翩起舞, 颂扬数百年前建造起这座非凡宫殿的国王——这样设计显然是有时代精神, 后来合唱队员们分散在剧场观众席的各个角落, 齐声高唱的时候场面非常感人。需要说明的是, 其实序幕和歌剧的情节没有关系, 这种做法是希望在现代的剧场观众和巴洛克时期对神话故事的诠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通过时空流转的方式在剧场里展开歌剧的情节。进入第一幕时舞台布景展现出凡尔赛宫的元素, 但色调发生了很大变化, 金碧辉煌被冰冷的银白色取代, 仿佛向观众暗示是一个幻境里发生的故事。导演罗伯特·卡森用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 把凡尔赛宫的装饰性元素进行组合提升, 将现代舞台艺术的元素, 并通过光线、空间调度等手段, 完满的展现了一个特别的阿尔米德:一个在政治和爱情之间痛苦挣扎的女人。乐队仍由威廉·克里斯蒂指导下的繁荣艺术古乐团担任。

由著名导演热拉尔·高尔比奥于2000年执导的影片《王者之舞》故事讲述了巴洛克时期法国宫廷作曲家吕利在路易十四的影响下完成了歌剧创作生涯的故事。影片服装美工处处赏心悦目, 音乐、舞蹈、歌剧片段更是影片不可缺少的亮点。占绝大部分是吕利的音乐由雷恩哈德·戈贝尔领衔的科隆古乐团演绎, 酣畅淋漓地再现出其庄严和华美的巴洛克时期歌剧演出盛况。影片《王者之舞》原声音乐由DG唱片公司发行于2004年, 雷恩哈德·戈贝尔指挥科隆古乐团演奏录制, 内收录35段电影《王者之舞》中的精彩配乐。1973年, 雷恩哈德·戈贝尔成立科隆古乐团, 专注于演奏巴洛克音乐。雷恩哈德·戈贝尔领衔下的科隆古乐团是欧洲非常活跃的乐团, 并且他们的演出足迹遍及各大洲。1978年科隆古乐团与DG下的Archiv唱片公司签约。雷恩哈德·戈贝尔对巴洛克和早期古典音乐的演绎做出了杰出贡献。

歌剧发展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推陈出新、如何不断带给观众新的观念和艺术感受。巴洛克歌剧的复兴, 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希望在众多艺术家的不断努力下能够使巴洛克时期的法国歌剧焕发出新的光彩。

摘要：在吕利和拉莫等作曲家的努力下奠定了法国歌剧的结构形式, 树立了法国歌剧的传统。这一传统对后来的法国歌剧影响深远, 一直到后来法国作曲家的歌剧创作, 他们继承巴洛克时期法国歌剧的传统,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 法国歌剧在西方歌剧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现在巴洛克时期法国歌剧却很少出现在歌剧舞台上。

关键词：巴洛克,法国歌剧,歌剧现状

参考文献

[1].周稽.《世界歌剧总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2].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华乐出版社.200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篇3

【安托瓦内特王后】

——她是法国王后，有着高贵的血统和美丽的容貌，也有过不顾后果和不顾身份的任性行为。但她是坦荡和磊落的，面对囚禁与死亡，她表现出了一位王后的素质与勇气。她的名字叫玛丽·安托瓦内特。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原奥地利帝国公主，生于维也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斯蒂芬与奥地利女王玛丽·泰莉莎的第15个孩子。为了阻止英国、俄国和普鲁士的肆意扩张，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敌对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大国缔结了同盟。1770年5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她的母亲——奥地利女王巩固奥法联盟的一颗棋子，嫁给了法国王储路易十六。那年，玛丽·安托瓦内特才15岁。

贵为法国王妃和王后的安托瓦内特，在婚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始终未曾享受过已婚女人应该享有的床笫之乐。两千多个夜晚，路易无数次挑逗起她的情欲，却又让她的冲动无法得到满足。青春年少、活力四射的安托瓦内特不得不在梳妆打扮、交友调情中寻找快乐。安托瓦内特是一个天性叛逆的女人，她从来没有重视过沉闷的宫廷规矩，也从来没有意识到长幼尊卑的严肃性，她需要自由自在地生活。正如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茨威格所说：“她还是个天真的孩子。”（《断头王后》）她常常在傍晚时分从凡尔赛宫溜出来，走进巴黎灯红酒绿的娱乐场；亦常常参加化妆舞会，在疯狂中寻找刺激；还沉湎于赌博，常常通宵达旦。正式成为王后之后，她又整天沉浸于小特里亚农（凡尔赛宫中路易十五情妇玩乐的别墅），这是她的私人领地，连国王进来都必须要得到她的允许。在这里，她废除了所有规矩，完全不顾宫廷礼仪，随心所欲地玩耍、嬉闹。她追求奢华，不停地购买名贵首饰、服装，聘请专门的设计师为她设计服装。由于她的天生丽质与高贵气质，加上日日翻新的服装、首饰、发式，她成为全巴黎和整个法兰西的时尚标签，也成为欧洲上流社会女性争先效仿的榜样。

安托瓦内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傲，对所谓的名流贵族不屑一顾，几乎从不与他们交往；对于底层民众，她自然无暇顾及也不屑顾及。甚至对名流贵族趋之若鹜的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丽夫人（已到凡尔赛宫将近两年），安托瓦内特在所有重大场合，也不曾与她有任何交流，哪怕是一句客套话——她看不起这位靠出卖色相赢得名利的下层女人。母亲、国王路易十五等，都希望这位未来的王后能给杜巴丽夫人一个面子，也给法国国王一个面子，可安托瓦内特坚决不从。直至两年后，母亲来信说，如果安托瓦内特再对杜巴丽夫人视若无睹，不仅会威胁到她自己的前途，而且马上会损害奥地利的国家利益——影响奥、西等国瓜分波兰的计划。

安托瓦内特不得不屈服于母亲。在一个元旦晚会上，当所有人都向杜巴丽夫人道祝福时，安托瓦内特也向她说了一句话：“今天的人真多啊。”区区几个字，不仅满足了杜巴丽夫人的愿望，也让路易十五默认了对波兰的瓜分——欧洲的局势因此而改变，但这应该是安托瓦内特唯一的一次屈服了。

婚后五年，在安托瓦内特母亲泰莉莎的一再过问下，尚在世的路易十五组织御医对路易十六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只要动个小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可路易十六还是拖了两年，直到安托瓦内特的哥哥——西班牙皇帝约瑟夫亲自跑到巴黎为妹夫打气，才让路易接受了手术。七年的婚姻生活因此有了夫妻之实。不久，安托瓦内特生下了一个女儿，之后又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儿女的出生，让她享受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她也开始渐渐收敛起野性，照顾儿女、看书读报、缝补刺绣……可法国王后专横、奢侈、放荡、愚蠢的名声早已远播国内外，受到人民的诅咒和消遣。其实，从做王妃开始，社会上便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生活放纵及国王窝囊、无能的小册子或打油诗，其情节描写简直不堪入目。

1785年发生的“项链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安托瓦内特的名声。其实，她是“项链事件”的受害者，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叫沃卢瓦夫人的没落贵妇谋划的骗局之一。这条钻石项链原属两位巴黎珠宝商所有，他们曾向路易十五推销，供其作为馈赠情妇杜巴丽夫人的礼物，未果，后又希望路易十六买下赠给皇后，亦未能如愿。沃卢瓦夫人利用一心想得到王后垂青的红衣大主教罗昂的心理，谎称王后希望秘密获得这条项链，若他能与珠宝商议价协助购买，则王后准备正式与他交往。看过王后的信函（实为伯爵夫人伪造），并在凡尔赛宫花园与妓女假扮的王后会晤后，罗昂与珠宝商签订了分期付款的合约。但这位主教未能筹足头期款，无力支付，致使珠宝商直接向王后投诉，骗局遂被揭穿。

安托瓦内特将罗昂和沃卢瓦夫人投进了监狱，国王因考虑对王室和王后的影响，不同意公开审理此案，可王后却坚决要求公开审理——她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尽管法院判决沃卢瓦夫人罪名成立，可社会舆论却认为沃卢瓦夫人是在为王后顶罪，加上沃卢瓦夫人逃到英国后对王后进行大肆诽谤，安托瓦内特成了法国人心目中的邪恶女人。直至有一天，安托瓦内特陪同国王参加一个活动，当她听到人们只呼叫国王万岁时，她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她想挽回，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可她的悲惨命运无法改变。正如她的丈夫路易十六的命运无法改变一样——原因很简单，她不幸遇到了法国大革命，又不幸生为王后。

安托瓦内特是一个坚定的反革命派，她觉得国王的权威不容挑战，王室的尊严不能玷污。她看到革命浪涛来势汹汹时，想阻止丈夫的行为，可路易十六的改革决心是如此之大，安托瓦内特除了极其有限的干预之外，只好在内心里祈祷王室平安、法国平安。当法国陷入混乱、王室遭遇危险时，安托瓦内特以一己柔弱之躯，与少数忠于王室的力量不停地沟通、商议，请求自己的哥哥予以支持，试图力挽狂澜。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亦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米拉波（后来成为暗中极重要的保王派）这样评价安托瓦内特：“整个凡尔赛只有一个男子汉。”然而，她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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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王和王室被一群妇女（其中有装扮成妇女的男人）以向国王要面包为借口劫持到巴黎开始，安托瓦内特和整个法国王室的命运就身不由己了。1791年6月20日，国王和王后在费森帮助下的那次逃亡，是他们求生的最后一线希望。可惜，就在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被革命思想鼓动起来的瓦伦民众拦住了。其实，安托瓦内特有好几次逃生的机会，她都一一放弃了。被押送回杜伊勒里宫后，曾有一位伯爵夫人打算把王后一人偷偷弄出宫，但被她坚决拒绝，她说：“我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我的余生要和我的家人一起共同度过。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我们要勇敢地维护我们的地位和声誉。我残存的希望是我们的努力能为孩子们换来以后的幸福。”路易十六被处死后，被囚禁在丹普尔堡的安托瓦内特又有一次绝好的逃生机会，可惜因为后来情况有变，只能让安托瓦内特一人出逃，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称安托瓦内特拥有无数情夫，那不过是子虚乌有的诽谤陷害，唯有费森才是她38年短暂人生中的情人。他们相识于巴黎的一个化妆舞会，那时安托瓦内特还没有成为王后。这位瑞典青年贵族被安托瓦内特的美貌和无拘无束的性格吸引住了，安也对英俊潇洒的费森颇有好感。之后，费森便成为了凡尔赛宫的常客。后来这一情况被安托瓦内特母亲安排在她身边的密探得知，她受到严厉警告，费森也被迫回国，四年后才再次重逢。之后，他在安托瓦内特遭受软禁和囚禁的日子里，不顾自身安危，一次又一次秘密潜入住处，给她鼓励和帮助。当时，知道他们之间关系的人十分有限，直至19世纪下半叶，人们在瑞典城堡发现了安托瓦内特写给费森的大量情书，他们之间的爱情才为世人所知。透过一封封情意绵绵的信件，我们看到了一位忠于真情、需要情感抚慰的法国王后。

安托瓦内特有一种让其他人包括敌人佩服、尊敬的人格力量。无论是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还是丹普尔堡城堡，抑或作为囚徒被关押在阴森恐怖的“死牢”；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还是默默无闻的造反派，都有可能在她面前转变立场，由敌人变成朋友，甚至敢冒上断头台的危险，为她传递信件、策划出逃。最典型的莫过于图朗了，他曾是1792年8月10日袭击杜伊勒里宫的领头羊，可他与被囚禁的安托瓦内特接触后，被这位高尚而不幸的女人所打动，转而成为她的支持者。逃跑事件败露后，又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793年10月16日，安托瓦内特在断头台上终结了一生。一直到死，她都不曾向任何强大的势力屈服过，甚至连发怒、谩骂也没有过。当以妇女为主力的暴徒闯入凡尔赛宫要置她于死地时，她带着王储和公主站在阳台上，蔑视着丧心病狂的暴徒；当路易十六把革命者递过来的象征革命的红色帽子戴在头上时，她立即表示反对，并严拒士兵们送上来的“革命帽”；在革命风暴肆意时，她陪同丈夫参加公众活动，拒绝穿防身铠甲，晚上睡觉时坚决不要防卫；她走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着了路人的衣服，仍然向这位叫喊“杀死她”的人说“对不起”；她给儿子留下遗言，嘱咐他不要为父母报仇……只有一次，当起诉人用龌龊的手段诬陷她与五六岁的孩子乱伦时，她终于忍不住愤怒了，这可能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动肝火。

【“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

——她因为婚姻与政治结缘，又因为大革命而登上施展才华的舞台。她把生命献给了理想，她用热血成就了伟大，她被后人称为“法兰西第一女杰”，她就是罗兰夫人。

罗兰夫人原名雅娜·玛丽，出生于巴黎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不出名的雕刻匠。雅娜自小便聪明过人，热爱阅读，具有同龄人中少见的文学、音乐、绘画和表达天赋。因受到父亲渴望平等思想的影响，她十分崇拜英雄人物尤其是古罗马时期的英雄人物，从小就立志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与大多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一样，她也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认为用美德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她曾跟随祖母在乡下生活了三四年，那是雅娜最为幸福快乐的时光。

十四五岁时，雅娜已出落为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她在自述中说：“14岁的时候，我大概5尺高，已经完全发育，有漂亮的大腿，娇俏的双臀，高耸的胸部，窄薄的双肩，身姿优雅，步伐轻盈……”随着年龄的增长，雅娜对爱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最终遇到了她心仪的男人——比她大整整20岁的政治家和作家罗兰先生。25岁时，雅娜成为了罗兰夫人。婚后，罗兰夫人的写作能力突飞猛进，她优美的文风和奇特的想象力深受读者赞叹。

成就罗兰夫人的与其说是她的丈夫，不如说是法国大革命。作为政治家，罗兰先生是这场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著名的吉伦特派的代表人物。在罗兰夫人的提议下，他们从宁静优美的拉普拉蒂尔搬到了巴黎，开始了这对夫妻的革命家生涯。

君主政体被彻底废除之前，罗兰曾两度出任内务大臣，而罗兰的一些改革措施和重大决定很多都出于罗兰夫人之手。1792年6月，就任内政部部长仅三个月的罗兰先生被路易十六解除了职务，原因是罗兰夫人代丈夫拟写了一封要求国王向支持王室的外国军队开战，和对不愿支持革命的教士进行处罚的“劝谏书”，其中的言辞之大胆、激烈惹恼了国王。罗兰夫人动员丈夫将“劝谏书”在国民大会上公开，这封信立即被广泛传播，罗兰先生被视为“爱国主义的殉难者”，受到空前的欢迎和尊重。罗兰先生再次出任内政部部长后，罗兰夫人又以严厉和威胁的口气，代丈夫起草了要求罗马教皇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国艺术家的抗议书，受到革命者的热烈欢迎。

罗兰夫人一手将丈夫打造成革命明星，她自己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女英雄。罗兰夫人并不避讳自己对丈夫事业的贡献，她曾说：没有她，丈夫也是出类拔萃的；有了她，丈夫便更加光彩夺目。罗兰夫人的强势和高调，引来了很多批评，认为她越俎代庖、夸夸其谈、野心勃勃。但罗兰夫人不以为然，她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和改革中来。

每天，罗兰先生的客厅都是巴黎政客和革命者聚会的沙龙，先是她的丈夫与朋友们秘密讨论政务，结束后便会在大厅里与来宾们讨论热点问题，而大厅的主角无疑是罗兰夫人。罗兰夫人的口才、智慧、魅力让来客为之倾倒，后来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很长一段时期都是罗兰夫人沙龙的常客。罗伯斯庇尔对罗兰夫人十分钦佩甚至崇拜，他曾模仿罗兰夫人的风格、语气发表公开演讲。他们因为共同的理想而成为朋友。当国民议会中不满罗伯斯庇尔的人想置他于死地时，罗兰夫妇将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并请求议会负责人保护这位年轻人，让罗伯斯庇尔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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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大革命史了解不多的人，只知道吉伦特派是保王党，是革命的叛徒，殊不知，吉伦特派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派别都更激进，更迫切希望彻底摧毁君主专制统治。法国告别君主政体的主要功绩还在于吉伦特派，他们是在罗兰夫人的提议下，在她的客厅里开始密谋并实施废除君主制的（罗兰夫人还代丈夫起草了共和国方案）。对国王判处死刑的决议，也是在吉伦特派掌握议会多数的情况下通过的；向外国军队开战，更是吉伦特派的领袖人物布里索的坚定立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是大革命时期两个最大的革命派别，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个平等的人民主权的社会。只是，吉伦特派不赞同杀戮扩大化，也不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有点自由化的倾向，于是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分道扬镳。后来雅各宾派采取恐怖手段将吉伦特派赶出议会，这群满腹经纶、满腔热情的革命家，一个个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对吉伦特派开始大清洗时，不少吉伦特派的人物都逃跑了，包括罗兰和罗兰夫人的情人比佐。可罗兰夫人没有逃，她决心留在巴黎。在监狱里，她更是拒绝越狱和逃跑——她期望用鲜血去祭奠、挽救革命，去警醒革命者。

在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之时，罗兰夫人欣喜若狂。她觉得当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她参与了共和国的缔造，亲眼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可转瞬间，她又失望了，与她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至死也没有弄明白，革命怎么会革到自己头上来了？罗兰夫人是少有的幡然醒悟者，身陷囹圄的她在写给罗伯斯庇尔的信中道：“我知道该怎样承受一切事情，我也很清楚在每一个共和国初期，对之起作用的革命，在变革中总会选择主要的参与者作为自己的牺牲品……我写信是为了给你启迪，命运变幻无常——民众的支持也是如此。看看前代那些革命人物的命运吧——先是人民的偶像，后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他们能够阻止他们的名字遭受后代人公正的咒骂吗……”（《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在这段话里，罗兰夫人阐释了这样一种现象：革命者在起初都怀揣着伟大的理想——争取平等、自由、幸福等，为达到目的，不少人忽略了手段，直至暴力和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革命的另一面，可为时已晚。他们没有或说很少想过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果一方自由之后就剥夺另一方的自由，如果公平不包括全体公民，那自由、公平还有意义吗？

与很多法国女人一样，罗兰夫人也有自己的情人。他名叫比佐，是吉伦特派著名的革命家，一位风度翩翩的理想主义者。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罗兰夫人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了，这曾让罗兰先生十分痛苦。罗兰夫人临死前给丈夫留下遗言：“原谅我，我尊敬的和引以为荣的丈夫，原谅我毅然结束了我奉献给你的生命。相信我，我的生命，更因为你的不幸而爱你，如果能允许我分担你的不幸的话。现在，由于我的死亡，你将从徒劳无益的悲伤中解脱出来。”罗兰并不是不爱丈夫，或许，她对比佐的爱可能更偏向于精神层面上。

1793年11月10日，一袭白裙的罗兰夫人面带微笑地走出监狱。她笑着对看热闹的人们说：“我的朋友们，我正在去断头台，一会儿就到那儿了。送我去断头台的人不久就会像我一样，我清白地离去，他们却将沾满鲜血地前来。你们现在为我的死亡欢呼，那时候，你们会以同样的热情为他们欢呼。”那些对杀戮兴趣盎然的人，听了罗兰夫人的话，内心是否有一点点的愧疚与不安？

铡刀落下前，罗兰夫人向自由女神雕像深深鞠躬，然后大声喊道：“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响彻云霄的警句，如此准确地撕开了某些革命者的面纱，两百多年来一直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逃到乡下的罗兰先生在一条水沟里自杀身亡。

【“侠女”夏洛特·科黛】

——她没有安托瓦内特的显赫地位，也不像罗兰夫人那样获得过众星捧月般的爱戴。吉伦特派的失败，让这位25岁的女人义无反顾地走到了前台，她冲到了巴黎，用一把匕首结束了革命者马拉的性命。她因此名闻天下，也成为法国大革命中不可漏缺的人物。这位“侠女”叫夏洛特·科黛。

夏洛特·科黛是卡昂城一位侯爵的女儿。生于贵族之家的她，从小便养成了勤于学习、爱思考的习惯。尽管家庭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父亲又是坚定的保王派，可她却天生叛逆，既不信上帝，也不赞成君主专制。她是一个标准的吉伦特派，希望法国来一次彻底的革命，拒绝祝福路易十六，但她也不赞成处死路易。为建立一个美德共和国，她发誓终身不嫁。

1792年5月31日，雅各宾派依靠暴民将吉伦特派赶出国民议会。从那一天起，科黛便将雅各宾派看作是将大革命引向邪路的敌人，更视该派的“吹鼓手”马拉为驱赶吉伦特派的罪魁祸首。一些有幸逃脱抓捕的吉伦特人来到卡昂，他们组织了一支队伍，准备进军巴黎。由于这支队伍人数太少，加上一些人的临阵脱逃，进军巴黎的计划成为泡影。前往巴黎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夏洛特·科黛。科黛认为吉伦特派的命运掌握在杀人犯的手里，除了匕首之外，没有东西能够保护他们；结束一个狂热杀人犯的性命，可以拯救无数人的性命。她没有将自己去巴黎的目的告诉任何人，更没有说过任何慷慨激昂的话语，她找了一个借口，带着那本她和她父亲都十分喜爱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来到巴黎。

到巴黎后，科黛住在一个吉伦特派的议员家里，她没有向这个议员透露来意，只是一个劲地劝说他逃到卡昂去。可议员以不能抛弃自己的职责为由，拒绝了科黛的好意——后来，这位议员成为第一批被送上断头台的吉伦特派代表。

1793年7月13日，科黛把匕首藏在披风底下，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来到马拉的家门口。科黛以她所崇拜的希腊和罗马英雄的姿态，走向敌人，走向她人生的转折点。那时的马拉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全身溃疡，所以闭门不出，差不多整天都浸泡在加了药草的浴缸里，写作和待客。科黛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的房东太太还有马拉的同居情人挡在门外。黄昏时分，科黛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这回科黛不愿罢休，双方争执起来，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耳朵里，问怎么回事。马拉的情妇告诉他，一个从卡昂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他汇报。正在浴缸里泡澡的马拉听说有吉伦特派的情报欣喜若狂，立即吩咐让科黛进来。

马拉原先是一名报社记者，因为在报刊和集会上鼓吹暴力革命，煽动民众杀戮而名声大振，成为雅各宾派中与罗伯斯庇尔、丹东齐名的领导人。马拉接过科黛递过来的名单，告诉她用不了几天，他就会将这些人都送上断头台。科黛趁马拉得意忘形之时，迅速拔出匕首，直刺马拉的心脏，仅一刀便结束了这个“革命狂人”的性命。杀死马拉后，科黛没有逃跑，她已经作好了坦然面对死亡的准备。检察官在法庭上指责科黛如此准确地一刺，绝对是受过专业训练时，科黛气愤地喊道：“丑八怪！是他让我成了女杀手！”

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表示，刺杀马拉完全是她的个人行为，她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在给父亲的信中，科黛写道：“请父亲大人宽恕，未得您同意就擅自赴死。但是女儿是为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复仇，并避免将来更多的灾害发生。大家一旦省悟，知道自己是从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一定会欢天喜地。”（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

1793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被押上断头台。当押送科黛的马车缓慢地穿过人群骚动的街道时，刽子手对她说：“你会发现这条路很长。”科黛回答：“不，我并不担心迟到。”刽子手出于同情，故意挡住她头上的铡刀，她却很诚恳地对刽子手说：让她看一眼，她还从没见过这东西呢。科黛的头被砍下来后，一位市民立即跑上去，将她的头提起来，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光。

科黛的刺杀行为无疑是幼稚的，她以为杀死了马拉，暴行就会结束，千万人的生命将会得以拯救。殊不知，当时的巴黎和法国，并不仅仅只有一个马拉，也不仅仅只有一个罗伯斯庇尔，而是有一大批崇尚暴力，以为靠杀戮就可以达到目的的人，甚至吉伦特派的领袖人物布里索等人，也直接和间接地支持和助长了暴力。科黛的刺杀正好给一直鼓吹“阴谋论”的罗伯斯庇尔等人更为理直气壮的借口杀人。之后短短几个月内，有多达数万名包括吉伦特派在内的法国民众被杀，杀戮不仅仅只发生在巴黎，它已经成为法国的政治常态，全国各地到处血流成河。

尽管科黛的行为比较鲁莽，然而她的勇气却让许多法国男人汗颜，尤其是那些把革命口号喊得惊天动地的吉伦特派人士。这一派的重要人物韦尼奥临死前曾为科黛写下这样的墓志铭：“是她杀了我们，但她也教会我们如何去死。”（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

（作者系文史学者）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篇4

一、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新闻活动述略

1923年党中央决定将《新青年》改组为季刊, 并于6月15日在广州恢复出版, 由瞿秋白担任主编。瞿秋白亲自为《新青年》题写了刊名, 设计了封面, 他不仅负责季刊的组稿、编稿和写稿工作, 还负责刊物的美术设计、编辑校对和印刷等工作。复刊出版两期之后, 瞿秋白暂离《新青年》季刊主编岗位, 1924年7月《新青年》再度休刊。1925年4月, 中共四大决定将《新青年》季刊改组为月刊发行, 仍由瞿秋白担任主编。瞿秋白把改组为月刊后的《新青年》第1期编成“列宁号”特大刊, 在《新青年》的终刊号上, 他又策划推出“世界革命号”特大专刊, 更集中地宣传和阐释了列宁和列宁主义理论。瞿秋白把党的三大、四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作为组稿编刊的一个重点, 全面、深刻地阐释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理论主张, 使后期的《新青年》真正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但是, 由于人力不足和经济上的困难, 《新青年》实际上沦为了不定期刊物, 直到1926年7月因北伐战争而停刊, 一共仅出版5期。

在主编《新青年》的同时, 瞿秋白创办并主编了中共中央另一份早期的理论刊物——《前锋》。《前锋》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 16开本, 实际上出刊时间较短, 前后7个月只出刊3期。从时间上来看,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担任《前锋》月刊主编的时间仅有两个月, 其间, 他较多地从实际出发, 运用材料调查和数字统计等手法, 剖析帝国主义侵华的事实, 宣传党的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指导和推进国民革命。

1925年5月30日, 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面对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外国人在华办的报纸, 如英国控制的《字林西报》、美国操办的《大陆报》站在帝国主义反动立场, 污蔑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挑拨离间, 颠倒黑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了遏制中国人民的舆论, 1925年5月30日出版了铅印宣传品《诚言》, 它诬蔑中国学生, 胡说苏联对中国有野心, 为英帝国主义开脱美化, 共出3期, 张贴散发100多万份。中国人自己的报纸像《国民日报》、《申报》、《新闻报》等上海九家大报对“五卅惨案”报道态度冷淡, 舆论沉寂。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青年》月刊和《向导》周报, 发行周期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面对群众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潮, 创办一份日报加强宣传和推进群众的爱国运动变得尤为迫切。

为及时报道事件真相和运动形势, 指导群众斗争, 《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于上海应时而生, 瞿秋白任主编, 以工人和市民群众为读者对象。瞿秋白重视新闻报道, 注重文章的通俗性、群众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出版10天就达到日销3万份, 每日收到读者来稿来信数以百计。从形式上看, 《热血日报》是一份竖排、铅印、4开4版的通俗性政治小报。由于其激进的言论、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政治立场, 为奉系军阀所不容, 6月28日被迫停刊, 一共出版24期。但它却是迄今能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第一份日报, 在“五卅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宣传、组织和指导作用。

《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1922年9月创刊于上海, 由蔡和森主编。1927年4月, 中宣部和《向导》编辑部随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汉口, 中宣部主任和《向导》主编开始由瞿秋白代理。在社会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 瞿秋白为端正《向导》出版方向, 保证其正常出版倾注了极大的心血。7月18日, 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 《向导》周报在出至第201期时不得不停刊。

二、大革命时期瞿秋白的新闻思想

在大革命时期这一特殊的社会大背景下, 瞿秋白从事了很多的新闻活动, 创办、主编了多种刊物, 多年的办报实践, 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闻思想。具体来说瞿秋白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注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10月至1922年底, 瞿秋白作为《晨报》和《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赴苏俄访问。其间, 他曾两次与列宁交谈,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深入的认识。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 主编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刊物《新青年》和《前锋》。当时, 中国大革命由兴起阶段进入发展时期, 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在编刊过程中, 瞿秋白站在时代的高度, 分析中共国民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变化趋势, 提出并阐明国民革命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充分发挥了党的早期政治理论刊物在传播马列主义方面应有的作用, 积极指导和推进了中国革命发展。他是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记者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报道红色苏联的情况, 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第二, 注重报道运动形势, 正确引导斗争。大革命时期, 瞿秋白的新闻思想具有较强的斗争性,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热血日报》。《热血日报》设有《社论》、《本埠要闻》、《外人铁骑下的上海》、《国内要闻》、《舆论之制裁》、《国际要闻》等栏目, 分别对上海、国内其他地方以及世界其他民族反帝斗争运动进行报道, 正确分析运动形势, 进而引导革命斗争。在《热血日报》的一篇报道中, 瞿秋白痛斥帝国主义的罪行:“上海岸边停泊着英日美法意的舰队, 华租交界处架着机关枪;汉口的英日海军陆战队枪杀20多名工人市民;九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开上了岸;在青岛日本军舰命令温树德的陆战队枪杀中国工人……”面对各地帝国主义的暴行瞿秋白号召中国人“奋起示威反抗”, 并断言“北京、济南、汉口、九江、长沙、南京、徐州等全国各地参加运动的几千万民众已经是胜利的基础”, 鼓动和引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第三, 重视读者, 密切联系群众。瞿秋白认为党报党刊的读者是广大的劳动群众, 故其内容应该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需求, 应该是劳动群众真正读得懂、听得懂的报纸。在报纸编辑过程中, 瞿秋白还十分注意文字的通俗化, 通常使用口语甚至方言。他说:“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在《热血日报》的编辑中, 瞿秋白还采用了不少的民间文学形式, 如五更调和十二月花名。此外, 他还认识到要办好报刊, 就应该依靠人民的力量, 走群众办报的路线方针, 因此, 他特别注重对群众通讯员的培养。在主编《热血日报》时他平均每天收到的群众来稿有一百余件之多。为了密切联系群众, 他还号召报纸通讯员组织读者读报会。

三、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新闻思想及借鉴意义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的新闻活动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意义非凡, 对于正确引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的新闻思想至今对如何办报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一, 办报应以马列主义为导向。不管是主编《新青年》还是《前锋》、《向导》、《热血日报》, 瞿秋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 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时至今日, 虽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早已确立, 但它仍面临着许多国际思潮的挑战, 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国内也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分裂论”等论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依然不可懈怠。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喉舌, 报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列主义为导向。

第二, 报纸应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瞿秋白主编的《向导》周报,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积极宣传党的二大纲领;《新青年》和《前锋》论证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 并积极宣传党的三大、四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五卅运动”中创办的《热血日报》结合党的中心工作, 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宣传理论和指导实践是党报党刊的使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党报党刊应该主动发扬党的革命传统,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自觉将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工作的首要位置。

第三, 办报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办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走群众办报的路线, 从报纸内容、语言风格、报道形式等多方面密切联系群众;注重群众通讯员的培养, 扩大报纸影响力。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就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成功案例, 自发行十天就达到了日销量3万份的成绩, 且平均每天收到群众的来稿来信一百余件, 甚至有读者不顾自身安危, 义务推销报纸, 为报馆捐款等。实质上, 走群众路线不仅是党报党刊占有市场的关键, 也是党报党刊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本途径。

大革命时期, 民族危亡之际, 各界爱国志士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瞿秋白参加多种新闻活动, 以笔为利器, 与民族的压迫者和侵略者肉搏, 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对当今的办报活动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摘要：瞿秋白作为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大革命时期主编《新青年》月刊, 介绍马列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创办并主编《前锋》月刊, 指导和推进国民革命;创办并主编《热血日报》, 揭开了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主编《向导》周报, 正确执行党中央革命的指导原则。他在诸多的新闻活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并对现今的办刊活动有着启迪作用。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向导》

参考文献

[1]周小红.瞿秋白的编辑实践及其新闻编辑思想与理论[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 .

大革命时期两则史实的考证篇5

[摘要]

关于夏斗寅叛乱的时间和“马日事变”幕后主使者是否为唐生智，目前学术界论说不一。笔者认为，夏斗寅叛乱时间为1927年5月17日，“马日事变”的幕后主使者是唐生智。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夏斗寅叛乱；马日事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4-0015-03

夏斗寅叛乱、“马日事变”作为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右转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关于夏斗寅叛变的时间和“马日事变”幕后主使者是否为唐生智，论说不一。本文对上述两则史实作一考证。

1927年，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国民革命军内部一些仇视革命的军官也相继开始发动武装叛乱。4月底，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召集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两湖地区发动反共军事政变。对夏斗寅叛乱发生的时间，目前主要有5月6日、5月7日、5月13日等几种说法。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均欠妥确。

（一）5月6日和7日夏斗寅并未叛乱。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以夏密谋并最后决定举兵东下之日为叛乱之日：“（5月6日）驻守宜昌之鄂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宣布反共，驱军东下，进攻武汉。”[1]孔庆泰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1928年欧阳孟博致蔡元培的信函所记“至五月七日，斗寅率部由宜东进。八日，第五路前敌指挥王正钧等统率该路先头部队由万到宜”，认为“夏斗寅5月7日率部由宜昌东下实行叛乱，5月8日，杨森部之先遣队由万县到宜昌，当属可信”。[2]

夏斗寅率部离开宜昌东进并不能由此认定其一定发动叛乱，当事人蓝文蔚的回忆可以证实这一点。夏斗寅在沙市期间遇到了与其相交多年、时任沙市征收分局长的蓝文蔚。据蓝回忆，夏斗寅不战弃守宜昌，私自退至沙市，深恐武汉方面问责。夏斗寅将困境告诉蓝文蔚，并询问脱困办法，蓝文蔚鼓动夏反共，蒋介石得知夏遇困境也通过蒋作宾电夏一致反共。[3]蓝文蔚直接参与策动夏斗寅叛乱，他回忆证实，5月7日杨森部进入宜昌时夏并未发动叛乱一事。

夏斗寅进攻武汉的第三天，即5月20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如下讲话：“夏斗寅，在杨森未到宜昌即行撤退；所以撤退之故，曾电军事委员会谓杨森有七师之众，夏所部一师兵力，不足抵御……后多日又无电讯。军事委员会因电讯不通，从事调查，始知夏斗寅叛变。当派叶挺师长及中央独立第一师进剿。”[4]国民政府令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及中央独立第一师讨伐夏斗寅叛乱，是在5月17日。

原为夏师党代表的包惠僧回忆，约在五月十五或是十六的晚上，邓演达召见我，见面后他说：“川军杨森部已于本月五日进驻宜昌，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如果夏斗寅叛变了，他同杨森合力东下，直捣武汉，那是一个什么局面？”[5]邓演达说的很清楚，夏斗寅擅离宜昌、移防沙市，显现出其立场不稳定，但还没有发生叛乱，所以当时的党的政策“不是要消灭夏斗寅，而是要争取夏斗寅”[6]。这都说明5月6日、5月7日夏并未叛乱。

（二）5月13日夏斗寅也未叛乱。张宪文所著《中华民国史纲》载：“5月13日，夏斗寅公开叛变，发表反共通电，然后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附近的纸坊、土地塘一带。”[7]实际上，夏率部东下至嘉鱼登陆并发出反共通电在前，而举兵直逼武汉实行叛乱在四天以后，两者非同时发生。

第一，5月13日，夏斗寅等联名通电反共发出后，南京蒋介石政府致电夏斗寅，对其通电极表赞赏，并鼓动夏部“锐进救援，勿稍瞻顾”。[8]在蒋介石的策动下，杨、夏两部才齐头并进，直趋武汉。这说明，夏斗寅通电发出之时，还没有发动叛乱。

第二，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第二天，叶挺获悉消息，他对苏联军事顾问捷斯连科说：“重要消息，夏斗寅部正向岳州方向调动，这十分可疑，非常危险。”捷斯连科随即向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报告。此时，加伦“也获悉了类似的情报，并断定说，发生了反革命叛乱”。[9]捷斯连科的回忆证实，夏斗寅叛乱发生在其发表通电反共之后，而非当日。

第三，5月13日，夏斗寅发出通电，宣布与武汉对敌。湖北省党部派任剑若赶到嘉鱼劝阻。任与夏在辛亥革命时同营当兵，还拜过把兄弟，但夏不顾念旧情，竟将任杀害。对此，汉口《民国日报》曾报道：“此次夏逆斗寅图谋不轨，此间省党部以其态度不明，遂委托任同志专乘武汉航政局小轮，前往接洽一切，十五日午后一点钟，行至嘉鱼，夏逆之叛迹已著，即有叛兵一连将该轮扣留。由夏逆条令立即将任同志处以枪毙。”[10]报道说的很清楚，时至5月15日夏“叛迹已著”，但还未发动叛乱。

（三）5月17日夏斗寅叛乱。第一，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里（抵纸坊）……”[11]话说得很明白，5月17日夏斗寅兵进纸坊之日即为其叛乱之时。

第二，夏斗寅叛乱后，5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罪行昭著，应即褫职拿办[12]。”面对武汉的危机局面，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指出：“夏斗寅的叛变，是表现目下反动分子假充革命党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反动分子虽说站在革命战线里，他们却时时想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并号召“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13]。国民政府、中共对夏斗寅进行的反击和声讨，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夏斗寅叛乱发生的时间，但至少可以说明若叛乱发生在5月6日、7日或13日，国民政府和中共是不会延迟至18日才作出应对的。

第三，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记载：“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师长）部本是当时武汉政府用以防止四川军阀部队侵入武汉的部队，但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却乘武汉革命军入豫之际，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变武汉政府，联合刘佐龙部（十五军）与四川军阀杨森（二十军）、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14]张闻天该书的成书距夏斗寅叛乱时间较近，应有可信性。

第四，当武汉在兵临城下的危急中，武汉政府一面派八军在嘉鱼江北岸布防，一面派原为夏师党代表的包惠僧去会见夏斗寅，希图争取夏军，缓和局势。包惠僧于5月中旬到达嘉鱼，见到夏部周崇新后获知，昨天任剑若来因话不投机同夏争吵被杀的消息。[15]前文所述任剑若遇害发生在5月15日，由此可以推断出包到嘉鱼的具体时间是5月16日。当包“第四天”在蒲圻见到夏斗寅时，叛乱已经发生，夏对包说：“我们在汀泗桥同第四军打了一仗[16]。”这说明夏叛乱发生在16至20日之间。进一步看，5月17日，叶挺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奔赴前线平叛。[17]翌日，先头部队猛攻纸坊之敌，并收复该镇。不难断定，夏斗寅叛乱发生在5月17日。

1927年5月21日，正当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之际，由唐生智所部何键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统一指挥，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率部分途袭击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机关，解散了农工纠察队，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革命群众。

震惊中外的“马日事变”发生时，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北伐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是否参与策划这一事变，是一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认定唐生智是“马日事变”罪魁祸首的，最早见于《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湖南政变反共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18]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也写道：“此次事变是唐主使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计。[19]”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马夜政变”及“清乡”的魁首点了唐生智的名：“当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旗帜之下的‘革命军官立刻便攻击农民工人，大施屠杀。”“蒋介石4月中旬上海屠杀……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马日政变及清乡……也是如此。”[20]但也有一些论著否定这一说法，认为：从马日事变前唐生智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看，他不可能参与；大革命前期，唐生智的政治思想倾向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他信仰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这决定了他在当时不可能参与、策划“马日事变”。[21]并认为，《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党的机会主义史》等都没有确凿证据，仅属于事后推断而已。[22]唐生智究竟是不是“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马日事变最根本的原因，是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触犯了北伐军内部反动军官的阶级利益。出于对农民运动的仇恨，“徐季龙，顾孟余等逢人便骂工农运动，这些情况，唐生智是完全知道的。尤其是唐生智的父亲是湖南的大地主、大土绅，大恶霸……曾被东安县的农民协会的农民捉住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唐生智出面讨情，才以革命军将领的家属关系从宽处理释放出来。唐生智表面上没有发作，骨子里他们父子对农民运动是恨入骨髓了。许克祥的发难，如果没有唐生智的支持，他敢这样肆无忌惮吗？”[23]

第二，随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日益激烈深入，唐生智的思想已经发生变化。1927年4月底，何键利用唐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邀集第四集团军部分高级将领及鄂军军官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讨发动清党反共的计划。虽然唐生智反共清党的态度在当时并不明显，但与会的军长李品仙、何键，均“以拥唐反共为主旨”，“副军长周斓，亦以拥唐反共为职志”。[24]也正因如此，“马日事变”后许克祥以唐生智等名义发表通电，宣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非厉行清党，开除冒牌国民党员不可。[25]

第三，从“马日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对待共产党及其工农运动的态度上看，“马日事变”确为唐生智指使。“唐生智此时是统率三军上十个师的前敌总指挥并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许克祥是他小得可怜的部下，唐生智有权、有责、有力平定这个叛乱，但是唐生智阴死阳活，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不采取行动，让叛乱的局势扩大。唐生智如果同许克祥没有一点默契，许克祥敢这样干吗？”[26]

第四，据彭德怀回忆，唐生智是“马日事变”的指使者。“马日事变”前后，彭德怀任第三十五军的一名营长，他回忆说：“马日事变后两日，我又向周磐（时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建议，迅速向长沙进军，平复许克祥叛乱……周又借口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我气愤地说：‘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一伙内通干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己呢。”[27]正是唐生智等人指使发动了“马日事变”，所以武汉政府即使有足够的军队，亦不会发动进攻平叛。

参考文献：

[1][2]孔庆泰.关于夏斗寅叛乱的两个问题[J].历史档案，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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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7.960.

[5][6][15][16][23][26]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3.333.334.335.340-34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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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叶挺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510.262.

[10]任剑若同志被夏逆惨杀详情[N].汉口民国日报，1927-05-25.

[11][19]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4.74.

[12]国民政府令[N].汉口民国日报，1927-05-18.

[13]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N].汉口民国日报，1927-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