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合同诈骗罪

所谓合同诈骗罪（精选8篇）

所谓合同诈骗罪 篇1

是合同的初衷是让双方合作搞事业，婚姻合同就是让双方合作经营双方的生活以及双方的父母等相关问题。这真可谓是理性的辉煌，因为他蚕食了许多男人女人心目中一生最神圣的殿堂，婚礼，而它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深厚感情为基础所产生的合理结果。

暂且不论一对有着深厚爱情的情人走到一起突然要订立合同的尴尬，更别说，一对从恋情一开始就实行所谓的爱情合同，我们能够承受如此“理性”的婚姻吗？如果不能忍受，是婚姻出了问题还是理性出了问题？记得一个德国人写过一篇文章，大致意思就是批判人们过于理性的行为反而使我们的社会脆弱不堪，这听起来有点可气，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的！可是那是什么经济学呢，那是西方经济学，其实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经济学，但是中国对于经济学并没有很明显地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中国讲究的进退谋略更加复杂得多，它的基础是人们的心理以及中国哲学对于人类活动的一些认知，是更需要一种悟性来掌握的，就中国的经济学本身来说，它渗透在各种领域，例如哲学，数学里面，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哲学其实比西方的更先进，但这种先进性并不总是是和实际效果相呼应的，因为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学有时候或者说总是并不那么实用，所以不必过于注重其中的关联，同样这也是中国一直没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的理由之一。

所谓合同诈骗罪 篇2

我们从一则案例来看看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在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差异。如:2000年11月, 被告人秦卫石化名为泰兴石, 为牟取非法利益, 以虚构的“韩丽装饰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向上海舟士塑料厂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订购塑料窗帘配件。双方对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事项达成口头协议, 并约定了付款期限。2011年1月3日, 被告人秦卫石从该厂提取价值人民币52500元的塑料窗帘配件15000套, 将货物用于抵债后逃逸。检察院以被告人秦卫石犯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秦卫石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与定性均无异议。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秦卫石虽未与被害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但就货物的名称, 数量, 价金等均已达成协议, 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 但罪名不当,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秦卫石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一审判决后, 检察院提出抗诉, 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秦卫石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但定性不当, 建议改判, 在客观上仅限于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诈骗的行为。从立法者使用“签订”一词的本意来看,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理解为书面合同。设立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应当指的是利用书面合同实施诈骗。被告人秦卫石骗取被害单位财务的方法是利用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 未以任何书面形式签订合同, 故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利用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的构成要件, 其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秦卫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冒用他人名义以订立口头合同的方法骗取他人财务, 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决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抗诉, 维持原判。

通过上述案例可见,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仅为书面形式, 因为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 既不与司法实践脱节, 也考虑到了合同法律的变化情况 (如扩大合同主体, 扩大合同书面形式等) , 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混乱, 同时从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来说, 口头合同也不应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而有的学者则认为, 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已经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成灵活多样的书面, 口头等形式。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 也是客观存在之物, 是可为其他事物所证实并为人所认识的, 只要能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即可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即口头合同亦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理由如下:

1、从立法上看, 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并未予以说明或限定。

因此, 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应当以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为基础。1981年的我国的《经济合同法》是以书面合同为合同要件, 不承认口头合同, 而在执行1997年修订刑法时, 也是以当时《经济合同法》为基础, 亦认为合同诈骗一般以书面合同为原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正式颁行后, 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 还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口头合同明确成了经济合同的形式之一, 因此, 在刑事法律就合同诈骗中合同形式未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 《刑法》对于合同诈骗的所有条款所涉及的合同概念自然也该随之变化。

2、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有各自的调整对象。

合同诈骗罪的危害本质在于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合同范围仅限于市场经济领域内, 这是成立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的基本特性。而合同是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 只不过是从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对合同的评价, 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如果合同不具有上述特征, 则不论其是何种表现形式, 利用该合同诈骗都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如果合同具有上述特征, 则也不论合同的表现形式如何, 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即可构成合同诈骗罪, 由此, 将口头合同乃至其他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归于合同诈骗罪中, 不会导致特别法条 (合同诈骗罪条款) 架空普通法条 (诈骗罪条款) 的现象, 他们仍然有各自调整的对象。

3、举证困难不能否认口头合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存在形式。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形式的合同缺乏合同内容的客观记载, 故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合同内容举证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不能以此为由认为非书面形式的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因为, 犯罪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现实中, 往往由于非书面合同没有文字记载, 而更多为诈骗者行骗时所利用, 若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无疑极大地缩小了该罪名适用范围, 甚至放纵犯罪。如, 甲公司为解决资不抵债的困境, 公司决策机构经讨论, 准备骗取一直有合同关系的乙公司的财产, 于是甲公司领导层便邀请乙公司领导层, 在宴会上甲公司提出向乙公司购买煤炭100吨 (价值20万余元) 并表示到货后十日内付清货款, 双方就煤炭的质量, 价格等协商一致, 因两公司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次日, 乙公司按两公司之间的口头约定送100吨货运至甲公司, 甲公司收货后随即低价出售并将货款用于归还债务。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 因诈骗罪并没有单位犯罪主体, 故就无法追究甲公司的刑事责任, 明显放纵了犯罪。笔者认为, 只要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合同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则既可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4、刑法条文的表述也无法否认口头合同成为合同诈骗的表现形式。

1997年刑法在合同诈骗罪中运用“签订”一词, 一般人认为签订应当也只能指书面合同, 而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外。上面笔者也已经提及, 这是基于当时的合同制度所形成的对合同形式认识上的局限性, 随着合同制度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则会使得合同诈骗罪独立成罪的意义。因此, 在立法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对刑法条文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其字面含义, 不应将刑法224条规定的“签订”一词仅仅理解为书面合同。

5、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冲突。

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对于行为人分别利用书面合同、口头合同或者其他书面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 则无法正确定罪处罚。如,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于2006年6月份, 假借海安县曲塘镇和纺织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与被害人袁宏书面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一份, 骗得被害人袁宏187吨, 价值人民币99110元。收货后,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又电话告知被害人袁宏, 提出按原协商再购买100吨,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将287吨煤炭销给他人, 所获赃款被二人瓜分。如果口头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则该案即应认定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的行为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两罪, 应实行数罪并罚, 对于在一个犯意下所进行一个持续犯罪行为用两个罪名来调整显属不当, 违背了刑法数罪并罚的本意。

析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篇3

所谓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所谓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合同纠纷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争议主体对于导致合同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法律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

关于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应认定诈骗罪还是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问题：①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个人有部分履行能力或者担保，虽经过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照经济合同纠纷处理。②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而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同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给对方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的，应当按照诈骗罪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的刑事责任。③国营单位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但其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负责人员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然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照经济合同纠纷处理。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异同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相同点

从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上看，有很多相同点：主观方面都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方面都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实施了欺诈行为；两者行为发生时间都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

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不通电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别二者的关键。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是利用签订合同的方法来实现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合同纠纷中行为人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采取签订合同方式来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使实施了一定的欺诈手段，但其目的在于使交易成功，获取合同上的利益。因此，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把握合同诈骗罪的基本特征，结合案件中的各种事实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客观是否实施欺诈行为。合同纠纷中也可以是实施了一定的欺诈手段，但其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主观目的旨在侵犯合同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权，然后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用以生产经营并借以创造履行合同的条件。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意图永久排除对方当事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而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但两者都采取了欺诈的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之时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信任，从而让对方“自愿”将财物交付于他。所以客观是否实施欺诈行为只是判断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该要素是原则而非唯一判断依据。（2）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的物质基础以及条件，若行为人自身本就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或者将其合同履行能力有意地夸大，以此来制造表面上的假象，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使其产生错误的认识而与行为人签订了合同，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对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避免对方当事人损失持消极态度，原则上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具备以下几点事实，即使无履行合同能力也不能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应当认定为合同纠纷：①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然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但事后努力，具备了合同履行能力，兼有积极履约的行为，则最终合同是否得以履行，均只能认定为合同纠纷。②行为人有部分合同履行能力或者担保，虽经过努力，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也只能认定为合同纠纷。（3）行为人如何处理所获得的定金、预付款和货物、货款等财物。一般情况下，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取得财物后，将会把其投入合法经营活动中，为在合同期限内履行自己义务作努力。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一旦获得财物后会将其全部或者大部分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携款逃匿、隐匿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财物拒不返还。（4）行为人事后的态度。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也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的重要标准。

三、主观表现形式是区分二者的重要因素

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明知自己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直接犯罪故意；明知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则是间接犯罪故意。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犯罪故意构成，这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的故意形式不同，后者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四、客观表现不同是甄别二者的重要内容

两者在客观上表现为以下几点不同：①履行合同的行为不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是基于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前提，客观上不具备基本的履约行为，即使某些情况下，行为人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但也只是“放长线，钓大鱼”，以一种履约假象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而继续交付财物。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本身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条件允许并无其他客观影响的情况下，便会积极的履行合同。②客观方面法律上要求的数额不同。合同诈骗罪是财产型犯罪，只有在客观上诈骗对方当事人金额达到法定的“数额较大”时候，才能构成犯罪。相反，合同纠纷中实施了欺诈行为因为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数额多少并不影响其合同欺诈行为的构成。

五、行为的完成形态不同

1996 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6款规定：“已经着手实施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合同诈骗罪属于结果犯，其行为也分为既遂与未遂。依据犯罪形态论，对于结果犯，凡是已经造成了法定危害结果的行为构成犯罪既遂；若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致法定危害结果未能发生的则是犯罪未遂。相反，合同纠纷中民事欺诈行为并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问题。

六、法律后果不同

浅析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篇4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诈骗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使对方受到损失，并且一方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有某些欺骗性的因素，则前者是合同诈骗罪，而后者是合同纠纷，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在实践中，区别二者分界限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二者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说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使当事人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定性为合同纠纷。比如，在签订合同时有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的行既可能是合同诈骗犯罪的一种形式，也可能是合同纠纷中的民事纠纷。又如，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既可能是行为人出于经营困难造成的，也可能是行为人见利起意，在履行中滋生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拒绝履行自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既可能是合同纠纷，也可能是合同诈骗罪。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两者区分的关键是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或骗子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对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构担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前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1）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过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2）履行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对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观等几个方面分析、判断。

1、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

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1）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①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己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源共享或技术力量。②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和物品。③ 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合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仅仅以此根据去判断，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

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⑵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非常复杂的，必须从案件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对二者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其手段一般是①无中生有，编造成虚伪的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所需要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能及时供应；②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假冒经理、采购员等身份，甚至伪造银行凭证等证件使对方上当。③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

在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也会有某 些虚假的成分或者可能存在某些欺骗因素，只是在履行合同中违反合同的个别条款，但行为人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条件去履行合，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会有履行合同实际行动的，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为了骗取对方信任。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夭夭，或大肆挥霍，根本不履行合同，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它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的实际条件，均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标的物的处理情况

在行为人己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己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虽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地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罪由于具备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采算归还。

5、行为人的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来说，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在自己违约确凿后，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的承担行为，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由于明知在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行为人往往会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遭受的损失。

合同诈骗罪 篇5

【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构成特征】

合同诈骗罪的基本特征是：

(一)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容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也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本罪首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将他人所有的财产非法占为已有，使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无法行使，直接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将合同诈骗行为单独设立罪名，而是按诈骗罪处罚，便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修订后的刑法虽将合同诈骗罪归人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但从合同诈骗行为本身来考察，并不否认该罪侵犯财产所有权的属性。其次，本罪还侵犯了经济合同制度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例如，以购销合同为期骗手段会破坏市场经济和工商管理秩序；以借贷合同为期骗手段会破坏银行的金融管理；以承包合同为期诈手段会破坏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保险合同为期骗手段会破坏国家保险制度；等等。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的种种欺诈行为，都直接危害着市场经济和国家的经济管理秩序，需要给予严厉打击。

(二)客观特征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承担履约义务，从而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以下要素：

1．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有：(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即虚构合同主体的情形。其中?虚构的单位?是指采用根本不存在的单位的名义订立合同；?冒用他人名义?，是指未经他人允许或委托而采取他人的名义，即冒名订立合同的行为。(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的，即虚构担保。在签订合同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担保，是减少合同风险和保障合同履行的常规做法。这里所说的?票据?主要指的是汇票、本票、支票等金融票据。?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权属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采用虚构的担保文件的方式欺骗对方当事人而与其签订、履行合同，是合同诈骗中一种常见的方式。(3)没有买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与其签订合同。这是通常讲的?钓鱼式合同?。即行为人先以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后，继续与其签订合同，以骗取更多的财物的情况。(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是指行为人一旦收受了对方当事人按合同约定给付的上述财产后，一逃了之的行为。这里的?逃匿?即指行为人采取使对方当事人无法寻找的任何逃跑、隐藏、躲避的方式。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通常指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或者没有用作履行合同而无法返还；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用于抵偿债务，而没有实际履约；用于进行违法活动；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行为人不管是虚构事实，还是隐

瞒真相，其目的都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误认识，本来他无履行合同的能力，而相信他能履行合同；本来他不打算履行合同，而相信他能实际履行合同。一句话，就是虚构履约能力和履约诚意，隐瞒不能履约的事实和不准备履约的恶意行为。

2．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自愿?与行为人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自愿?承担履约义务。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必须引起被骗人陷入错误。此处错误是指被骗人对事实真相的错误认识，或对于假的信以为真。有这个错误，被骗人才?自愿?与行为人签订经济合同或承担履约义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在签订合同之前、之后都可以发生。发生在签订合同之前，是用来欺骗受骗人与其签订合同；发生在之后，是使受骗人单方面履行合同义务，行为人则非法获取财物。从法律上看，经济合同是双方相互权利、义务对等关系的协议，但是，在行为人实施欺骗手法，被骗人上当受骗的条件下所签订的合同，仅仅是掩盖真实骗局的外部形式，这种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是不对等的，行为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受骗人只承担义务，不能实现权利。正因为如此，行为人得以获取财产上的非法利益。各种经济合同都可以被利用来实行诈骗，如购销、借贷、技术转让、保险、承包、合伙，等等。其中购销、借贷合同最为常见，购销合同的买主或卖主都可能受骗，借贷合同的受骗者通常是国家银行。

3．行为人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数额较大，是合同诈骗罪量的规定性，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诈骗行为之间界限的重要标准。何谓?数额较大?，有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

(三)主体特征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构成诈骗罪的只能是自然人。这是立法时的特定时代的客观情况决定的。但是随着形势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利用经济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实际情况。在刑法修订过程中，立法机关充分考虑到了当前合同诈骗犯罪的实际情况，规定单位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单位作为本罪的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对该单位在签订、履行合同中的诈骗行为是明知、默许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由单位占有或基本归单位占有，如用于发放工资、奖金、福利或进行其他经济活动，或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划清个人合同诈骗与单位合同诈骗的界限。如果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并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的，应届单位合同诈骗。如果个人在单位授权范围内以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者无代理权的自然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诈骗行为后经单位追认，且犯罪所得归单位占有的，也属单位合同诈骗。如果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属个人合同诈骗。如果个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也属个人合同诈骗。

(四)主观特征

奉罪在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首先，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所采用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会使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自愿?承担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如果不是明知，则构不成本罪。

其次，行为人必须希望对方当事人对自己的欺骗行为信以为真，并?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自愿?承担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如果行为入对这一结果的发生不是抱着希望的态度，也不能认为行为人具备了骗取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当然也就构不成本罪。

本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非法占有公私财物。非法占有目的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必须是为了占有。如果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如毁坏等，则构不成本罪，但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至于行为人骗取财物是归自己占有，还是转让第三人，对本罪的成立均无影响。这里所说的占有，则既包括作为所有权一种职能的占有权，也包括构成所有权其他要素的处分权、收益权、使用权，总之，是所有权的全部转移而非部分转移。(2)占有的必须是公私财物。如果占有的不是公私财物，而是无主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如名誉、职位等，也构不成本罪，但可能构成其他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作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主要依据是，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在实施诈骗行为，并且造成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后果。这种主观故意的内容包括了?可能会?和?必然会?的两种情况，但是只有行为人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倘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履约能力，但合同签订后，经过争取，使合同得以履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即使合同没有履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只要不是行为人本人或与之恶意串通第三人非法占有了对方的财物，都不能以诈骗罪论处；此外，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智能型犯罪，行为人要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与之签订经济合同，进而交付财物，他首先必须采取有效的欺骗手段。在欺骗手段上采取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是不可能使人上当受骗的。

【罪与非罪界限】

要划清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界限，必须注意：

(一)划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陷入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1)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并根据法律规定，都属无效经济合同；(2)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真相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3)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不存在过失问题；(4)行为人都可对特定的财物取得不法占有状态，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能交付的?标的物?。

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别是：(1)这二种行为虽然主观上都是故意，都是相对人陷入错误认识且希望或放任其结果发生，但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即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这个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谋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罪犯本人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无偿占有他人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2)两者在客观方面不同：首先在行为方式上，如前所述，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即法律禁止而行为人积极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部分表现为不作为，即法律要求行为人积极实施的而其偏偏不去做的行为；其次，从欺骗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本质都是虚构履行合同能力，隐瞒无法履行合同的意愿，而民事欺诈行为中虽然也有夸大履约能力和过高估计自己履约能力的情况，但大多数只是在合同标的数量、质量、规格等方面行骗，因此，如果这种欺骗内容只是针对合同标的数量、质量等进行，则一般都当作经济合同纠纷处理。(3)从行为的阶段上看，合同诈骗罪有既遂、未遂之分，即只要行为人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采取了欺骗方法，则无论被害人有无意思表示，是否交付财物，都要按犯罪论处；而民事欺诈行为不发生未遂问题，他人即使陷入错误认识，但无意思表示仍不能构成民事欺诈。(4)两者法律后果不同。民事欺诈行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而且这种法律关系只要得到了相对人的认可，当事人之间无争议，则形成的权利义务仍然有效，法律不予调整；而合同诈骗罪虽然能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双重法律后果，但由于行为人根本无意履行这种虚假的无效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此，就其行为本身而言，根本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本来不难区分，但是，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使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我们认为，要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约定时间里，以约定的方式、标的完成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或担保；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当事人所拥有的资金、物质或技术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1)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和物品。这里包括：一是行为人自己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收入，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生产出履行合同所需的货物或经济收入能够达到合同所规定的付款数额；二是行为人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内有可靠的货物来源(包括供求信息)和资金来源。(3)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如违反当事人的本意而与之签订的合同；有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签订的合同；在恐吓、胁迫下签订的合同；在一方代理人与他人恶意通谋下签订的合同；利用他人急需或重大误解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等，都是无效合同。由此可见，欺骗手段往往与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分不开。但是，却不能说凡是以欺骗手段造成的合同纠纷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其关键是要对欺骗手段及其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作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在某种事实上有虚假的成分，但并非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而且实际上也未能影响其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承担违约责任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按合同纠纷处理。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往往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货源，其结果必然要采取伪造证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编造谎言等手段，以掩盖其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事实上则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碍，从而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种情况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实际履行原则是《合同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之一。合同签订之后，当事人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标的、数量和质量、期限、价格、地点、方法等，全面地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是否为履行合同做出了积极努力，往往是认定行为入主观上是否具备诈骗故意的依据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全部履行合同，则一般无争议。但如果没履行合同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则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为履行合同义务做出了积极努力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是看做出努力的时间，是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之前，还是之后?如果行为人是在履行期满之后才为履行合同做努力，则不能认定是为履行合同做了积极努力；二是要与行为人的履行合同能力联系起来。如果当事人有较大的或

完全履行合同能力，但只履行一部分作为搪塞而逃避履行大部分条款，则不能认为是为履行合同做了积极努力；三是看行为人努力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为履行合同做积极努力与?有履行合同行为?两者是有区别的。所谓履行合同行为，不管是直接履行合同行为，还是间接履行合同行为，都是指履行合同中规定的特定义务。固然这些履行合同行为可称做是为履行合同做了积极努力，而为履行合同做积极努力的行为则不一定达到了?履行合同行为?的程度，它只有产生了效果，达到了交付标的的程度，才能杯为?有履行合同行为?。如果只是为履行合同标的作准备，则仍属于为履行合同做积极努力?，但不能称之为?履行合同行为?。因此，如果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的标准仅限于?有履行行为，则可能扩大打击面。

4．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财产处分是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权能，非财物所有者，可依法控制、使用他人财物，但非法定情形不得行使财产处分权，因此，合同当事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虽然不能作为判断当事人具有诈骗故意的惟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依据。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的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固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不同。合同诈骗犯罪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来说，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在自己违约确凿无疑后，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的承担责任的行为。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由于其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以后，行为人往往会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遭受的损失。

【此罪与彼罪界限】

认定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必须掌握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刑法修订以前，对合同诈骗行为是以诈骗罪来处理的。修订后的刑法将合同诈骗行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设了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合同诈骗罪是特别法，诈骗罪是普通法，对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应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未完成罪】

认定合同诈骗罪的未遂，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没有得逞?的含义。我们认为，合同诈骗没有得逞，应当理解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没有发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即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区分合同诈骗罪未遂与既遂的界限，也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骗取了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为标准。凡是行为人已经骗取了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就是合同诈骗罪既遂；如果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致使这一结果没有发生的，则为合同诈骗罪未遂。由于合同诈骗行为人是通过签订经济合同来实现其目的的，而经济合同种类很多，不同种类的合同往往采取的形式以及货款支付的方式有很大差别。因此合同诈骗犯罪的完成阶段也表现出多种形式。采取即时清结方式进行的合同诈骗，由于行为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合同订立与履行是当场同步进行的，因此当被骗人将货或者款交付给行为人并为行为人所实际支配的情况下即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是分步进行的，合同签订与履行的时间、地点都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合同签订后行为人从被骗人处取得货款(往往是通过银行转账取得)，或收到被骗人的货物后构成既遂。当然，由于采取书面合同时，不同的书面合同所采取的交货及付款的时间、方式往往不同。因此，在认定合同诈骗既遂时应根据不同合同的本身特征来具体分析。但无论行为人采取何种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其既遂都应以行为人取得货、款并实际支配为标准。

【共同犯罪】

单位参与合同诈骗，是当前合同诈骗罪的一个很重要特点。而且这些单位进行合同诈骗，往往都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对这些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的，我们认为，就一些机关单位进行诈骗来说，其共同犯罪人一般只限于该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机关单位中的其他成员即使有某种辅助行为和参与分赃，也不应按诈骗罪共犯处理。其理由有二：一是打击面不能过宽。如果机关单位的一般成员有某种程度的辅助行为和参与分赃，就认为是合同诈骗罪共犯，那么势必会造成成千上百的罪犯，这不利于我们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犯罪分子；二是在机关单位中，其成员都有某种行政隶属关系，下级要服从上级，一般成员必须执行机关单位领导人的行政命令。因此，一般成员依照机关单位领导人的命令而从事的行为，应由其上级领导人负责，可不追究一股成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该机关单位为诈骗集团则不在此限，对其一般成员应按合同诈骗罪共犯处理。

【罪数形态】

实践中，行为人常常利用伪造、变造、买卖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去实施合同诈骗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一方面触犯了合同诈骗罪，另一方面也触犯了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应根据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来处理，即按照行为人所触犯的数罪名中最重之罪定罪，并从重量刑。具体分析如下：(1)行为人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情节一般，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前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后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前罪的法定刑重于后罪的法定刑。

(2)行为人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情节一般，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数额特别巨大、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前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后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两罪相比，显然后罪法定刑重于前罪法定刑。(3)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情节严重，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前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后罪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前罪的法定刑重于后罪的法定刑。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情节严重，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前罪的量刑幅度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后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后罪的法定刑重于前罪的法定刑。

【处罚】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罚适用】

要准确适用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处罚规定，必须理解?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含义。对此，刑法没有规定，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在新的司法解释作出前，各级司法机关可以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来指导办案。根据该解释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属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惟一情节。

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利用合同诈骗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诈骗他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追还的；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曾因合同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合同诈骗罪研究 篇6

摘要：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形式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等问题，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以李兵涉嫌诈骗一案为切入点，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论来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合同的范围和形式； 诈骗罪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李兵，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资雁区检刑诉（2011）1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兵犯诈骗罪，向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被告人李兵在并未承包金洋花园二期工程混凝土劳务工程的情况下，谎称自己在做该工程，与姜海口头达成合伙协议，骗取姜海2.5万元，涉嫌合同诈骗。

二、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不当，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兵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五千元。

二、对被告人李兵的违法所得69.146万元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

三、法律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做法不一。李兵诈骗案中，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认定口头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否合理呢？依据我国《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口头合同应该包括在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范围和形式之内，本案的定性正确。

（一）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理论简要阐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合同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是行为人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财物，因此，明晰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的范围和形式是认定该罪的关键。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刑法学界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2这一观点强调的市场经济秩序支持了笔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要准确体现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可以尝试以本罪的犯罪客体为标准来确定合同的范围。本罪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即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并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可见，不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国家合同、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合同、不会扰乱市场秩序的赠与合同及调整身份关系的民事合同不属于本罪所指的合同。

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问题，主要涉及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是否可以直接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必须为书面形式？刑法理论界和实务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否定论的理由：一，从订立口头合同的当时人双方的心理来看，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是签订合同的基础，合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二，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是不能开口说话来表达意思的，但单位公章或者单位负责人签名是合同主体订立合同时的必要条件，因此，单位没有成为口头合同主体的可能。肯定论认为，“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低，但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口头合同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之外，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3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犯罪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无疑是不利于此类罪的犯罪预防和打击犯罪的。

12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55页。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0页。3杨兴培、李翔主编：《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23页。

笔者认为，肯定说比较可取。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局限于书面合同。如果仅仅是因为证据的客观可见性，就将利用口头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从合同诈骗罪中予以排除，势必造成司法适用中的混乱。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往来中，简易快捷的口头合同无处不在，甚至必不可少，如餐馆吃饭、买水、租房等，都是广义的口头合同，它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正是由于经济交往活动中存在大量的口头合同，一些利用口头合同形式存在的固有弱点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便悄然滋长。可见将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规定在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之内，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通过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的理论分析可知，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并且，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已由先前的单一书面形式扩大到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在内的各种合同形式。本案的犯罪行为人李兵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利用口头合伙协议的方式虚构自己在做工程而骗取被害人姜海合伙资金2.5万元的行为已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成立犯罪。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在做工程而骗取他人合伙资金2.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结论是合理并且于法有据的。在实践中, 具体判定此类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也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从合同诈骗的最基本原理出发, 而不是死板的根据《合同法》将合同归类, 避免以偏盖全的情况发生。

参考文献

1．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所谓合同诈骗罪 篇7

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在认定上体现主观故意, 笔者认为认定非法占有故意时, 单纯以某一方面来判定往往不具有说服力, 应该综合判定, 从以下几方面来综合认识:

(一)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合同义务, 使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某种潜力, 是合同履行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发出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使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正当利益处于高风险状态, 导致对方当事人合同权利无法实现, 这种行为表面上是签订合同, 实际上是骗取对方财物, 这便是明显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实践中, 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 而与合同他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 也不能一概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若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 但订立合同之后, 充分创造条件, 积极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 即使最终合同未能或未完全能履行, 此种情形也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 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只能作为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依据之一, 那种以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做法是片面的。

(二)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是否存在欺骗行为。

行人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 存在欺骗行为, 不一定都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伪造身份、伪造证件、伪造印章等掩盖无法履行合同, 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可以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如:行为人在合同中所隐瞒虚构的仅是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欺骗的目的是通过签订合同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 根本没有非法控制、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企图, 便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有是将合同作为一种形式, 一种手段, 欺骗对方, 一旦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到手, 行为人便任意处置对方当事人财物, 不计后果的, 才可以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三) 签订履行合同中, 分析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合同标的物是合同诈骗的直接目标, 行为人对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处置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取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财物后, 任意处分, 不计后果, 或者大肆挥霍, 或者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导致财物无法返还, 可以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若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 或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合同履行, 但用于其他合法经营活动, 且在合同有效期限内能将对方财物返还, 则不宜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四)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有无积极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积极去履行, 财物到手后便挪作他用或偿还债务, 填补其他经营亏损或个人债务、或挥霍、或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抛之脑后、不与理会, 根本不履行合同, 或履行小部分合同作敷衍, 应该认定为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在签订合同之后, 积极设法创造条件使合同得以履行, 则不能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 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则可以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在市场经济中, 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的是由于不可抗力等正当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 有的则故意不履行。从实践来看, 如果当事人一方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 但由于发生正当、合法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这种情况应认定为无非法占有故意。但若行为人主观上不想, 不愿意承担义务, 有条件履行合同而不履行, 这种由行为人主观原因造成的不履行足以说明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六) 行为人在违反合同后, 是否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行为人若主观上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对因自己的原因而引起的违约责任, 一般会承担相应责任, 有的主动, 有的被动。但如果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或是在签订合同之初并无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不履行自己的义务, 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用于挥霍、还债、高风险投资, 甚至违法犯罪活动, 造成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 由此产生违约责任后, 行为人若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 或采取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 或虽承认违约, 但拒绝承担责任等等, 从而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则应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8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产生，以经营性为重要特征，且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根据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逻辑顺序，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是包容竞合关系，应依照重罪优于轻罪的原则，择一重者适用法条。实务中还需注意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关键词：合同诈骗 合同 非法占有目的

[案例一]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初，被告人雷某在A省甲市天和力德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天和公司）从事钢管销售工作，与B省乙市银宇通集团素有业务往来。2016年2月1日，雷某离职。2016年3月22日，雷某为偿还赌债，在明知自己已不能代表天和公司对外缔约的情况下，仍联系银宇通集团采购员刘某，谎称手头有一批特价钢管销售。雷、刘二人按交易惯例口头协商了购销钢管的数量、运费、交货日期、总价。2天后，雷某诱骗刘某将20万元预付货款汇至其私人账户。刘某因到期迟迟未收到钢管，多次联系雷某发货，未果。刘某调查后方知雷某早已离职，遂联系其返还货款，雷某在返还了其中1万元货款后携余款逃匿。

[案例二]2014年6月，刘某在A省丙市某村承包建房。同年7月16日，刘某与该村村民吴某达成口头协议，称其可以帮助吴某翻修房屋，在取得吴某信任后，刘某以施工需要购买楼板为由骗取吴某现金6000元；7月26日，刘某以同样理由骗取该村村民丁某现金6000元；8月16日，刘某再次以同样理由骗取邻村村民张某现金7000元，全部用于偿还私人债务，并拒不归还。

上述二个案例案情大致相同，即行为人均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但结论却不尽相同。笔者认为，案例一雷某的行为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案例二刘某的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

从合同诈骗罪的历史沿革来看，该罪名系1997年修改后《刑法》的新增罪名，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仅要体现《合同法》第2条有关“合同”含义的一般性规定，还要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因此，本文的逻辑出发点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是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与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有关，并且不属于身份协议。

界定了“合同”的定义，那么需要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即口头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根据《合同法》第10条规定的精神，“合同”的形式既包括书面形式，又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在刑事司法领域，书面合同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并无异议。但是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却存在不同观点。否定者从形式意义上对合同进行界定，认为口说无凭，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差，不利于固定证据，因此合同诈骗罪中所谓的“合同”只能是书面合同。[1]持此观点的一方还认为，将口头合同归入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有可能造成合同诈骗罪条款架空诈骗罪条款的混乱现象发生。[2]而肯定者从实质意义上界定合同的含义，认为口头合同大量存在于民商事交易过程当中，其与书面合同都属于契约的一种，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形式要件。[3]持该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如果利用口头合同的方式诈骗不定合同诈骗罪，就会造成同样的行为因为合同的外观表现形式不一致而区别定罪，甚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从证据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类型也未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外。因此，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确实相对较弱，但并非无法证实。从“合同”的应有之义来考察，肯定说似乎更有说服力。

然而，不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未能从该罪的保护法益出发，结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对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进行准确界定。应当看到，合同诈骗罪隶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保护的法益是双重客体，即市场经济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因此，本文的观点是判断“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犯罪所包涵的“合同”范畴，不能仅仅局限于合同的形式是否为书面形式，而应当从刑法罪名解释的角度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应当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产生，参与者至少有一方是市场交易主体，并应当以经营性为重要特征，而且行为必须是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而言，合同的形式当然可以以《合同法》的规定为准，关键是要分析犯罪行为对法益侵害的不同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主要为市场经济秩序，且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那么只要存在协议，不论合同的表现形式是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二、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前文对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问题作了总结梳理，也提出了从法益解释角度认识“合同”。然而，具备“合同”这一形式要件的诈骗行为不必然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原因在于，对诈骗类犯罪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判定一直都是实践中把握的难点和重点，且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类犯罪的犯罪构成有诸多相似之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本身就不是非常明了，加之实践中个案案情千差万别，行为究竟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其他诈骗类犯罪，还是定性为民事纠纷都颇有争议，在实践操作中难度较大。本文的观点是，通过把握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方法，从犯罪构成角度分析合同诈骗罪与其他金融类诈骗罪的区别，并甄别合同诈骗罪与普通合同纠纷，我们仍能够对合同诈骗罪作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实践中应当采取综合判定的方法，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运用刑法、证据法的相关理论对案件事实及证据进行准确分析，进而对行为进行准确定性。综合来看，准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根据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逻辑顺序，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认定合同诈骗罪，最重要的是考量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意图，它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无法直接从思维中剥离出来加以认证，往往只能依靠行为人的自我叙述。在实践中，随着案件诉讼程序的进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也在不断变化，从办理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来看，行为人在侦查机关将其抓获时，尚能如实供述其犯罪的主观想法，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出于逃避追究或对惩罚的畏惧，越到司法程序的后期，行为人否认其有罪供述的可能性越大，其辩解的真实性越值得怀疑。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行为人的自我叙述判定“非法占有目的”，而是要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结合其他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得出较准确、客观的结论。具体认定时，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方式推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认为，可以将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几种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同时造成对方较大财物损失的行为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具体分析时，要结合案情，尤其要注意合同诈骗行为的前后逻辑顺序。通常认为，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逻辑顺序应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虚假（假意）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2.使他人造成错觉，认真准备履行合同；3.使他人履行合同，并处分财产；4.行为人非法获取了财物。假如客观事实不是按照这一因果关系顺序进行的，其行为就不宜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实践中，有的省份也结合司法实践，通过列举的方式，具体规定了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为我们判定合同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参考路径。比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2014年12月31日联合出台的《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合同诈骗等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且行为人不能提出合理辩解，一般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欺骗手段取得财物，用于非法经营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财物不能返还的；2.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3.隐匿、销毁账目，以逃避返还资金的；4.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条件，而骗取他人资金不返还的；5.隐瞒合同标的已出卖或抵押的事实，与他人签订买卖合同，收取货款不返还的；6.采用“借新债还旧债”方式循环骗取他人资金，导致资金不能归还的；7.收到对方款物后，不履行合同义务，主要用于挥霍，高利贷等非法投资活动，导致资金不能归还的；8.无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变卖货物，导致不能归还货款的；9.其他非法占有款物，不能返还的行为。

另外，根据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问题的电话答复》的精神，在经济合同签订、履行等引发的诈骗案件中，应当将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项扣除，按实际诈骗所得认定犯罪金额。因为这样的认定标准符合合同诈骗罪主客观相一致的认定原则，具有合理和可操作性。因此，若前次被骗财物得到归还或部分归还，就可推定行为人对于已归还部分不再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具体认定合同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

（二）正确处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特殊诈骗罪的竞合关系

本文的观点是，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是包容竞合关系。如果行为既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也符合后四种罪中某种罪的构成要件时，应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不能定为合同诈骗，而应定性为后四种罪中的某一罪名；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则是交叉竞合关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后五种罪中某种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依照重罪优于轻罪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形择一重者适用法条。

（三）准确把握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之间的差异

第一，要准确理解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和“利用合同”的含义。本文第一部分就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判定问题做了详细介绍。总的来说，至少一方当事人作为市场主体的，才有可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也只有体现了生产、经营等市场行为的合同（不管是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还是其他形式），才可能归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畴。其他有关人身性质的劳动、劳务合同及不包含经营内容的合同均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对于行为人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虚假事实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应当以普通诈骗罪论处。

第二，合同的内容必须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获得利益。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如果行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对方信任后获得被害人财物的，或者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应当定性为普通诈骗。

（四）正确界定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之界限

实践中还应当注意把握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界限，虽然二者都有“骗”的含义，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可以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区别。总的来说大致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同诈骗只能限定为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欺诈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违反的是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民法上的违约行为。第二，合同诈骗是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名意图达到永久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合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总的来说，在合同欺诈中，行为人虽然具有欺诈的故意，但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虽然也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但其获得利益一般是通过履行合同实现的。第三，合同诈骗行为人客观上基本无履约行为，即使特殊情况下的履约也是为了掩盖其骗取对方信任诱使对方交付更多财物的目的。合同欺诈行为人大都有履约行为，行为人甚至可以通过后续履约行为完成合同的正常履行，修正其欺诈行为。

三、本文案例定性分析

根据前文提到的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含义，结合合同诈骗罪认定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点，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始提到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中，雷某虽已离职，但其离职前与银宇通公司素有钢管购销往来，银宇通公司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基于对其销售员身份的信任，依惯例口头约定销售钢管的数量、价格等关键内容，并出于履行合同的目的，以货款名义将20万元交付雷某。依据前述“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原则，雷某接受货款后逃匿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利用合同实施的诈骗行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因此对其行为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比较适宜，且认定其犯罪数额时应当将雷某已归还的1万元扣除。

案例二中，刘某分别向吴某、丁某、张某承诺翻修房屋。从形式上来看，刘某与三人的口头协议可以视为一个简易的承揽合同。从案值来看，似乎也不够合同诈骗犯罪的追诉标准，[4]那么是否就能够认定刘某的行为无罪呢？笔者认为不尽然。就该案来看，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以翻修房屋为名取得吴某、丁某、张某的信任，又以购买楼板为名，诱骗上述三人向其支付1.9万元现金用于偿还私人债务，且事后拒不归还上述款项，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民事活动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更使公民合法财产权受到侵害，其行为已经属于应当由刑事法律予以规制的犯罪行为，其犯罪数额虽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要求，但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角度出发，仍然可以对刘某的行为以普通诈骗罪论处。

四、结语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务中的多发性犯罪，其认定也是实践的重点和难点，探讨其认定规则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本文从两个案例的定性问题出发，探讨了合同诈骗罪认定中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以期为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务中的判定提供一定参考路径。然而，“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认定犯罪的过程是将案件事实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符合性判断的过程，也是考验法律人法律素养的过程。这需要法律人在认识制定法的前提下，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5]

注释：

[1]赵秉志、肖中华：《合同诈骗罪中的疑难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8月13日。

[2]喻贵英：《<合同法>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6期。

[3]莫开勤：《合同诈骗罪问题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A省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为2万元，诈骗罪的追诉标准为5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