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精选11篇)
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作者:王瑾
来源:《现代交际》2011年第04期
[摘要]本文在应用个别访谈、现场考察、参考资料查阅与借鉴等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延安市吴起镇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同时,为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失地农民 再就业 培训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17-0
1一、吴起镇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缺乏就业技能,再就业比例低
近几年来吴起县域经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吴起镇城郊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生计和生活被扰乱,失地农民陷入了再就业的困局。这样一来大量的失地农民都面临着再就业的难题。
(二)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构少
通过对吴起镇刘渠子、宗圪堵、宗湾子台村民的访谈得知,政府未能对失地农民进行有关技能培训,从未参加过培训的失地农民达到了一半以上,并且在当地有大部分失地农民并不了解再就业培训机构。
(三)失地农民再就业服务机制不完善
通过了解和现场考察不难发现,吴起镇缺乏再就业服务体制,一些仅有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形同虚设,缺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再就业“一条龙”整体服务体系。
二、吴起镇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失地农民自身原因
1.失地农民再就业观念陈旧。由于失地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养成了保守的观念,自谋职业能力、竞争意识不强。而大多数农民不愿意从事竞争性强、流动性大的工作。特别是城郊失地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要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高得多,而且借助其地理位置的优势,生
活水平提升也比较快,对劳动报酬的要求也比普通农民高一些。他们不愿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觉得干这些活丢人。
2.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技术单一。吴起镇失地农民认识的字很少,计算能力弱,自身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年龄结构偏大,而且无技术或技术单一,这些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导致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只能是那些脏、险、苦、累的工作。
(二)政府原因
1.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不够重视,缺乏就业培训的配套政策。当地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方面的支持不够大,有的政府部门甚至未能意识到就业的重要性,缺乏对失地农民培训的配套政策,严重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导致了针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构的缺乏。
2.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政策不到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社会保障方面,吴起镇和其他地区几乎相同,大部分农民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同时农村也未能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然城郊失地农民中有一部分也享受了低保,但范围很小,政策控制很严。
(三)社会原因
1.现有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吸收乏力。对吴起镇被征地农村的现场考察和走访后发现,吴起镇的城镇建设占用了大量农民土地,企业修建也增加了土地的占用。据了解,当地的企业和社会吸收就业能力明显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极为有限,并且没能更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
2.对失地农民提供的就业信息平台不畅通,宣传力度不够。失地农民再就业在信息的获取上十分重要。根据对当地失地农民再就业信息的了解,发现现存的就业信息的建立与发布、就业免费服务和培训、就业与再就业扶持政策、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制度等基本上不把农民工纳入服务范围。走访的过程中也可以知道,当地农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极为有限,大多失地农民只是通过周边人的介绍来取得就业信息,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招聘会很少,很多村子根本没有,这些也使他们错过了很多就业机会。
三、解决吴起镇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就业观念,大胆创业
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方面也应当走大胆创业之路。根据自身条件,把握市场经济的契机,利用地理优势,发展创业。例如:进行个体创业开办养殖厂;开设农家乐等。
(二)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力
失地农民应清楚地认识自身处境,增强就业意识,提高竞争力。农民在失地后应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充实自己,积极主动地参加政府以及社会中介机构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班,获得一技之长,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为今后实现再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储备丰富的知识。
(三)设立培训机构,加大培训力度
政府应为失地农民提供相应的培训机构,开展多层次的技能培训,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将培训工作与再就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失地农民的整体素质及再就业能力。
(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宽就业渠道
对策一:抓好城乡统筹就业, 推进城乡一体化, 努力拓展就业空间。依托被征地农民所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借助征地补偿中村集体留存部分, 凭借有力的区位优势, 加大扶持力度, 加快和发展适度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吸收更多的被征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通过公益性岗位开发、发挥劳动力市场调剂作用、鼓励自谋职业创业等途径, 使有就业愿望的被征地农民多渠道实现就业。
对策二:建立劳动力市场, 进行务工导引和技术培训。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有提供信息的场所。建立劳动市场即可为农民工提供务工信息, 又可开展对农民工武功所需要的基本型技能进行培训。这样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以政府职能的发挥来体现。各级政府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包括考量到失地农民的素质、数量、务工需求来建立劳动力市场;可以以市、县两级为中心兴办劳动力市场, 还可以扩展到街道、乡镇办劳动力信息服务中心或信息服务站, 最大程度和最为便捷地满足农民工获取务工信息的需求, 还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动力信息服务中心或信息服务站为失地农民进行就业指导、职业规划、职业推荐的具体性服务。
对策三: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农民都会有就业致富的渴望, 但他们在获取信息和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胆识和能力上普遍不足, 也缺乏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了解, 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积极的政策宣传、引导和鼓励。同时, 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这方面政策要有益于农民的实际需要, 体现出关怀农民, 向农民进行政策倾斜的原则, 坚决剔除不合理的甚至是歧视行的政策规定。而且要考虑到农民创业与城市居民的创业相比是处于后发位置的, 所以, 英制定有特殊的保护性措施, 让农民感受到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可能会倡导的甜头。要严厉打击对农民创业业主实行的各种乱收费行为, 要将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和他们的就业、创业联系起来, 给农民就业、创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策四:对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农民工的素质普遍不足以适应就业、创业的需要, 急需社会的教育培训, 因而, 政府应广开对农民工培训的各类培训窗口, 组办各类培训基地, 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各级各类培训网络和培训基地, 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和社会培训机构在再就业培训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要将这些培训基地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主要力量。对持《再就业优惠证》、《失业证》和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 提供一次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完善培训补贴与培训质量、促进就业效果挂钩机制。积极推行创业培训, 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同时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需求的调查摸底工作, 根据企业用工需求,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实用技术培训和针对性的工种培训, 使培训后的农民直接转移到用工企业, 切实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 特别是能够将他们送到技术性岗位的培训要加强, 使得农民工的就业能够不仅仅在"出苦力"的岗位上工作, 也能够在技术性和滚理性岗位上工作。
对策五:对失地农民安置途径要多向。一次性补偿金或一次性安置对于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并不是长久之计, 它只是权宜之计, 所以应该寻找一些更为切合实际、具有现实意义的安置办法。比如让土地被征收的集体或个体能够有优先权对土地进行开发。鼓励征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地农民, 对于在解决农民再就业中做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应该给予奖励和政策优惠。
对策六:建立健全社区、村基层劳动保障平台。完善就业服务网络, 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 为农民提供及时的、有价值的就业信息和免费的中介服务, 促进被征地农民合理有序转移。
对策七:实现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双现代化", 也是拆迁造福于民的应有之义。以"扶"来加强村民理财引导。受自身知识、能力与眼界的局限, 面对一夜而至的巨额财富, 多数农民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 在着手打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高利贷同时, 联合驻农村金融机构, 加强合理消费和规划理财的宣传, 开发农村理财产品, 增强农民理财意识和知识;以"训"来加强农民就业技能的引导, 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 确保有一技之长, 能够参与劳动市场竞争, 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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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问题与失地农民问题
1.土地补偿价格偏低以及就业困难使失地农民陷入生存困境
《射阳县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规定:城区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实行货币补偿 。住宅房屋拆迁后,被拆迁人可以购买集体土地上 拆迁安置房;对购买集体土地上拆迁安置房的,拆迁补偿款转为购房款,结算差价。安置房面积在人均2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按安置价(不含土地成本)结算(含楼层差价);超面积部分按成本价结算。每户享受安置价的最低标准为45平方米;集体土地上的拆迁安置房安置价、成本价由物价部门核定,在拆迁前向社会公布;拆迁安置房实行一户一套安置,对拆迁过程中遇到的符合分户条件(法定婚龄以上者)的居民,可以进行分户安置,享受拆迁户同等安置待遇;拆除城镇居民合法取得的在集体土地上的住房按本办法规定给予货币补偿,只能购买县城区国有土地上的拆迁安置房。另外,对房屋拆迁补偿,由房屋重置价格结合个别因素修正确定,由拆迁管理部门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对正常装饰装璜部分,由拆迁评估单位按有关规定和市场行情综合评估确定;原宅基地合法面积成本补偿,参照同类地段国有土地区位补偿标准确定,不再享受土地征收费用补偿;宅基地范围内果树苗木 补偿参照国有土地树木补偿相关 标准执行;搬家费、过渡费补助等参照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有关补偿补助标准执行。尽管如此,按现行物价水平,拆迁费用不能购买相同面积的商品房,更不用说装修,“一碗水难套一碗水”。部分群众说,原先我们有地种,有房住,基本能够自给自足,现在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生活反而无着落了。据调查,失地农民大多数只有文化层次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思想相对保守,很多人没有技术专长,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失去土地后,受文化程度、职业要求、择业观念、年龄、身体等因素影响,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只能闲赋在家,靠补偿费度日。而且失地后,生活成本提高了,生产生活开支增加了,一旦补偿费花完了,苦日子就来了。少数失地农民因无事可做,甚至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2.失地农民的生活两极分化、纠纷矛盾较多而面临一些社会隐患
对于祖祖辈辈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讲,他们虽然有的在单位工作,有的从事二、三产业,有的外出打工,生活水平也比以前有了提高,但一旦失去耕地,心里还是会感觉不那么踏实,还是觉得没有种地牢靠、保险。因为一方面他们害怕在单位下岗、所做生意赔本后,生活无着落,希望有比较稳定的工作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对地方政府以土地是国家所有为理由,在工业园区和土地中心低价征购农民土地,然后再高价拍卖,政府赚钱农民吃亏的作法非常反感。加上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征地前对诸如土地征地款及时足额到位,解决就业等承诺,在征地后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兑现而不满,他们觉得政府说话不可信甚至有欺骗行为,不再信任地方政府。再者,在同等消费水平条件下,失地农民年收入和生活水平正在下降。调查中发现,在100户被调查的失地农民中,反映年收入(不包括征地范围内的收入)减少的共有92户,占被调查对象的92%。失地减收的92户农民失地前年收入共计83.995万元,失地后年收入为45.96万元,减收54.7%,户均减收4134元,人均减收1112.13元。另据调查统计,失地前后农户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出现下降趋势。征地前,90户农民年支出总额为70万元,户平7778元,征地后为支出总额为64.06万元,户平7200元,分别下降了5.94万元、578元。失地农民家庭主要支出渠道是保障家庭日常生活和用于投资子女教育,家庭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支出约各占家庭支出的39%,其余21%支出主要用于医疗及人际关系交往等方面。 此外,在许多失地村虽然土地大部分或完全被征用,但仍是原来的农村管理体制,成为“城中村”,失地农民仍然是原来的农民身份。由于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未变社区,农民未变居民,无地村组不能纳入社区统一管理,按现行政策,他们很少有机会在就业培训、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再加上,近几年国家给予农民的优惠政策补贴,由于他们无地也不能享受,实际上这部份人被边缘化。而对于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失地农民来说,在遇上困难时,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得到政府的一声问候和给予一点支持。如有些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便在街上、村里摆个摊、开个店、办个厂,但没有政府的优惠政策,不管是亏本还是赚钱,各种摊派、税费名目繁多,每样照收不误,加上城镇下岗人员享有的就业优惠政策,失地农民不享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生意做不下去;有些失地农民有意自谋职业或发展养殖业,但苦于没有资金,未能实现。他们希望得到政府在资金、技术、政策上的扶持,以便较好地自主经营。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失地农民身份尴尬的现象以及农民与居民、村委会与居委会混存的格局所带来的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体制不畅等弊端,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不利于城市的社区建设,不利于城市化的推进。
二、解决失地问题及失地农民问题的建议
失地农民问题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但是,若不及时有效地处理和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大局。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高度,本着不让为城市建设、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失地农民吃亏、不让失地农民因失地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则,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最大努力使失地农民不失利,不失业,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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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失地农民职业转换和身份转化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不同于普通农民,农民或多或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他们要么面临选择新的职业,要么面临失业。在办理农转非手续后,这些农民应该成为市民,但面临着思想意识、就业能力和生活方式的转化。 据调查,现在不少地方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多采用一次性补偿,一次性安置。但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可能形成隐形的衰落式的就业。这种短视行为必将矛盾冲突带入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中,并且不断的积累,可能会在城市发展某个时期凸现。长远来看,完成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和身份的转化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良策。失地农民与城市化是一体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买卖土地的双方。对待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不应当仅仅作为一次安置,也不要把安置简化为一次性补偿。作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不是一次性就结束了这种责任关系,如果仅仅是支付使用土地的费用,显然是不够的,还肩负着帮助失地农民继续生存与发展的责任。此外,失地农民转为城市居民是城市化面对的首要问题。要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户口转换工作,鼓励被征地农民向城镇转移。失去土地,如果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其生活可能会暂时性失去保障。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农业也已退让给第二、第三产业,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再适应村治管理,而应转变为城市式的管理。在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以及不同利益主体的种种可能的冲突。两种文明的冲突在农民的就业中充分显现,工业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更要求分工协作,更有技能性、纪律性、规范性、制度性。农民的散漫性和小农思想是完全不适应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如果不改变农民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素质,即使安置他们就业,他们也会在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被淘汰,最终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接受工业文明的规则是失地农民继续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化主体应给予持续性政策支持的。引导失地农民逐渐接受新的文化,从思想和素质上实现转变才能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变被动为主动,迎接城市化进程,实现身份的转化。
2.为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渠道与增强就业能力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预防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和动机,为失地农户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脱贫效果最为彰显。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那样关心支持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逐步清除各种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从大的就业观念来看,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来源,赖以谋生的工作岗位,失去了土地就等于下了岗、失了业,他们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与失业职工同等重要和严峻,应当、必须、必然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积极探索安置新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资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对失地农民积极开展就业培训、指导,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加大失地农民救助帮扶力度。加强低保动态管理,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困难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将失地困难农民患病人员纳入城乡贫困居民医疗救助范围,将因突发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纳入城乡贫困居民临时救助范围,切实做好应保尽保,确保失地农民有稳定收入来源。对生活无保障的在校学生,采取社会助学、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资助其完成学业,确保不因贫失学:高标准帮扶建设东风工业园中心学校,保障失地农民子女就学。大部分失地农民靠“吃地盘”解决就业问题,强装、强卸、强干现象严重,引发了社会治安、招商环境优化、村民素质提高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增加失地农民就业机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消除陈旧思想,帮助他们建立全新的就业观念,鼓励其积极参加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适应企业的用工要求。通过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办法提高失地农民的智力含量、质量水平、就业观念和就业积极性,推动失地农民积极就业,避免消极等待、矛盾积累激化。
3.要修改完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人员安置办法,提高赔偿标准
国家征用土地时,应在规划区内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安置失地农民就业;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允许村集体利用征地补偿费作为发展基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产业。同时,政府应制定扶持政策和创造条件,帮助这些集体企业快速成长。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要落实政策,积极解决农民工问题。上级部门对解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问题十分重视,建议,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待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认真落实各级各部门在解决农民工问题各项政策规定,合力解决农民工就业和保障问题。应将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用计入征地成本,实现土地换社保;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类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片区,每一片区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房的产权交换标准。要提高工业园区的招商质量,使真正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园区,消除进驻企业低价圈地,避免地方政府在供地价格上的恶性竞争。要城乡统筹搞好失地农民就业。要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确立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意识,提高参加和接受教育培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教育培训,缩短失地农民的失地与就业的过渡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委党校)
失地农民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越来越大,失地农民日益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机制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 ;失地农民;就业;社会保障
引言: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大规模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根据联合国相关组织的预测,到2030年,世界城市化率将达到60%。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历史、制度等诸多原因,农民在城市化大潮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城市化是土地增值及其资本化的过程,应该让农民真正获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然而,在城市化实际进程中,农民不仅没有获得相应利益,反而临着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和失业的双重尴尬。
一、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表现
(一)失地农民的就业率偏低
1、失地农民自身的文化技能、心理等因素的限制
我国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二元制”结构特点明显。与城市相比,由于受到经济、教育等条件的限制,农民在文化、技能上都处于劣势,尤其是纯农业户。即便是在城市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也往往选择留在城市(即社会学中的“人才倒挂”)。另外,在长期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求静怕动”的社会心理,也成为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
2、政策性因素的限制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农民创业的限制条件、企业招工的歧视性规定等,都严重阻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创业。近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对于失地农民这个特定的弱势群体而言,仍远远不够。
(二)土地开发、交易、占用、补偿问题上的违法行为屡见不鲜
1、制度保障乏力
在农民失地问题上,虽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如《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等,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在保护失地农民的权利上往往力不从心。
2、缺乏统一规划,“城市病”现象严重
在城市化过程中,介入主体不一,缺乏统一规划,如开发商抢建违法建筑(在补偿利益的驱动下,农民也可能盲目的增加建筑面积以换得高额补偿)、破坏生态平衡、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都会显露。更有甚者,个别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暗中勾结,以规模经营为借口,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强迫农民进行所谓的土地流转,改变农民的土地承包关系和土地用途,这都必然增加城市化的安全隐患。
3、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相对缺乏,维权能力受限
失地农民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都比较淡薄,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其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不能借助法律来解决其与另一方或另几方的争端,在此过程中往往处于极端被动地位。
(三)针对失地农民的相关制度、政策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够
1、社会保障不到位
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方面,不乏成功的探索,但多数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突出,失地农民并不能真正享有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另外,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有一定缺陷,除救济助困制度外,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覆盖农村,与城市相比,农村还缺乏诸如失业保障制度、商业保险制度等。
2、农民失地后,缺乏有效的培训和就业指导
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失地农民劳动力的转移和科学就业,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就目前情况来说,政府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中介机构缺位明显
我国2003年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是9800万,是1990年1500万的6倍,在这其中,直接或间接失地农民又占了相当比例。面对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转移队伍,农村劳动力输出中介机构严重缺位,这不仅影响了失地农民正常流动,而且使社会不确定因素增加。
二、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途径
(一)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事先给予公正补偿,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只有为社会福祉,才能允许征收。”我国要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的目的才能征收土地,并兼采概括式和列举式模式,赋予“公共利益”明晰的内涵和外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在实践中,规范征地行为,必要时可以设立“公共利益”的认证程序,对征地项目的公益性进行认证,彻底摒弃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征地行为。
(二)逐步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从源头上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问题。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也是引起征地纠纷的焦点。通过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的市场化来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要灵活多样,补偿时不仅要考虑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偿,还要考虑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居住安顿、重新就业所需的困难补偿。以解决农民现实生存需要和未来的发展需要。
(三)推行高效公正的征地程序
使私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首先,建立独立于审批单位的仲裁机构,将征地机构、征地人员的收益与征地情况分开,使征地机构在经济利益上与政府、用地单位脱离,防止政府部门在解决征地争议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非正常现象;其次,人民政府要组织征地告知、确认和听证程序,切实保障失地农民征地前的知情权和咨询权、征地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征地后的受益权和监督权,增强政府征地的透明度,防止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征地权。
(四)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就业
“农民的土地权利变性成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其一,它不以控制和占有土地为最终目的。其二,它的放弃并不以获得土地本身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为条件,而是以获得进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条件。”]在目前尚未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可行之策是依据“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思路进行制度设计。
(五)建立科学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
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达到城市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中的基本生存问题。
参考文献:
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区内农村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工作,农民失地后就业难的问题凸显出来,并演变成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上访告状不断发生,三天一大访、两天一小访。有位农妇因怀疑补偿比别人少,在区信访办内,竟要以割腕相要挟。
“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不了,稳定问题就解决不了,发展也就没有保障。”开发区工委书记田永生说:“如何让失地农民享受到开发、开放成果,促进统筹和谐发展?我们就以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就业问题作为突破口。”
为此,该区在严格按国家政策规定补偿的基础上,从2004年开始,每年从财政上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最佳作用,该区不搞人人有份,而是“以奖代补”,每年拿出其中的500万元作为“稳定成本”,通过开展创建“五好家庭”、“五好村(社区)”活动,“奖励”到90%左右失地农民的手里,人均400多元。另一部分资金作为“就业成本”,对失地农民进行不同层次和内容的职业技术、技能教育培训,提高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意识和本领,具体措施是将失地农民按年龄划分为老、中、青、少等群体,实行不同的“以奖代补”:
--年龄在40岁以上就业比较难的农民,充分发挥其种养技术优势,鼓励到开发区外创业,承租大田每亩奖励100元、大棚1000元、最高达5000元。到区外海域从事养殖,面积1000亩以上并安置20户以上的组织者一次性奖励3万元。同时对在区外从事鸡、猪、牛等养殖的,也都给予明确的奖励。
--具有年龄优势的中青年农民,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力争使其掌握一到几门技术,在企业里实现就业。岗前培训费由财政全部承担,短期培训无论是区统一组织还是个人零散参加的,费用在500元以下由财政全部承担,500元以上财政承担80%。
--初高中毕业后的青年农民,成建制地送往职业技术学校,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技术等级证书,其学费由财政承担50%。
--对农民领办企业、吸纳10名区内农民就业并与其签定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期满后一次性奖励1万元,超过10人,每增加1人,再增加奖励1000元;对区内企业吸收失地农民就业的,给予相当的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其招收区内农民。
“以奖代补”实行两年来,有效提高了农民就业积极性和就业率。***开发区有近3万农民,失地农民占一半。目前已有4000多名失地农民接受了数百个工种的专门培训,在综合措施推动下,70%以上走上了工作岗位,同时全区由农民自行创办的企业已达到14家,400多户农民到区外从事种养殖业。目前绝大多数失地农民找到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的有效解决,也推动了经济发展。***开发区近两年成为项目进入质量最高、速度最快的时期,全区经济保持了35%以上的增长速度。
摘要:失地失业农民不断增多,对我国城乡 社会 稳定产生了不良 影响,其原因在于征地补偿 理论 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本文提出,解决这一 问题 的思路,在于适应市场 经济 发展 要求,着力构建失地农民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征地制度/保障机制
一、失地失业农民增多对城乡社会的影响
最近,笔者对西部地区一些城市进行了调查,有的地方在解决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情况令人堪忧。据调查,目前 被征地农民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一是普遍反映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 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而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10万元左右。如果将1.8万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据报道,浙江省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的额度约为每亩3—12万元;南京市按市政和非市政项目类别补偿,安置标准为2.8—4.0万元。总体上看,东部地区补偿标准要高于西部地区,加上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东部地区失地农民重新就业的渠道相对较多,而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维持长远生计的压力则相当大,矛盾也尤为突出。
二是对征地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西部地区一些城市从2000年开始,统一征地时不再留部分土地给农民。在人员安置上,对男性50—60岁、女性40—50岁人员实行自谋职业安置或退养安置,1.6—1.8万元补偿费直接支付给个人。同时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依法全部征用、农业人口全部安置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由上一级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部分农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对此不满。
三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得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
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真正原因不是城市化进程,而是现行的征地制度。
由于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是在建立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形成并沿用至今,其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明显。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条件下,仍按计划经济的思路进行,必然引发重重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法律 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征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与《宪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的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统征后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二)现行征地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是以村为单元的所有农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条》对此有界定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某项财产的所有权,他就相应地应拥有对该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现行征地制度,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三)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 方法 不够 科学 合理。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因为土地征用单位在实施征地过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没有或较少顾及到现在的城郊农村,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 现代 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格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根据马克思地租理论,级差地租可以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土地位置的差异,级差地租Ⅱ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同时,按照马克思的地租分配理论,级差地租Ⅰ应该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级差地租Ⅱ应当由土地所有者和征地者共同所有。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
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
异会导致地区地价差异上欠考虑。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
(四)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划拨)及其它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惟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观没有得到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培根的话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真正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
三、着力构建失地农民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一)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目前,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获得的最直接的 经济 效益,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同时也是最容易引发征地矛盾的焦点。因此,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失地农民间最佳的利益联结,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是解决失地农民 问题 的关键。一是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标准。土地征用补偿要充分考虑 农村 经济 发展 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应该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测算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系,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这仅仅是静态预期补偿标准,今后应逐步调升。政府要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适当降低税、费,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在统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区综合价”。坚持市场化方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个区片,每一区片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在统一征地时,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三是 研究 实施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兼顾国家、市场征占主体和农民利益:①对纯公益性项目用地(如无经济收益的城市道路、绿地、水库等),仍由国家统征后拨付,但国家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②对准公益性项目用地(如有收益权的高速公路、标准厂房、各类商品市场、污水及自来水厂等),除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外,还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同征地主体平等协商谈判,让农民在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中分享利益(如高速公路建设公司股权分红,商品市场、标准厂房产权,水厂产权或股权分红等),避免土地被“买断式”征占;③对开发性项目用地(如房地产开发等),引入谈判机制,允许集体土地逐步进入一级市场或一级半市场,让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逐步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四是为集体经济组织保留部分财产。鉴于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许多公共性 社会 经济职能,因此,在征地过程中应划出或置换部分土地、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兴办二、三产业,发展集体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并为以后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过渡创造条件。五是加快“城中村”农民建房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城中村”连片改造和建设村民公寓为契机,按城市功能分区要求统筹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将城市整体规划与村一级管理体制协调起来,打破行政村的界线,采取组团式集中连片与局部分散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在地域上相对集中、新转居人员与老市民混居的具有规模效益的功能小区。
(二)建立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机制。为了最大限度规避政府目前低成本征地、延
置社会高风险的问题,在目前农村社保尚未立法,且社保制度建设基本是空白的情况下,应当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现实的做法是,设计一个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城镇养老、医疗、低保应扩大覆盖面,首先覆盖失地农民,社保标准要逐步提高,失地农民享受低保标准应等同城镇居民。建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机制,提高养老保障成效。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建立完善互助医疗合作制度,并实行医疗产品配送下乡。
建立失地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其资金筹措应按国家、集体、个人及市场征地主体“四个一点”的思路解决。政府应规范明确各类征地主体无论是进行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资金,并专户储存、专门机构管理;鉴于目前农民理财能力差和货币化安置存在一些弊端,应引导农民在土地补偿中拿出部分资金,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出资补贴一点;政府从经营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
(三)建立 教育 培训保障机制。对进城入镇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保障,主要包含四大块:一是子女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失地农民进城后,其子女入学应与城镇居民的子女一视同仁,享受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所赋予的所有权利。二是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就业渠道不畅和就业技能缺乏。因而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转岗再就业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加强失地农民的培训时,还应对其他农民进行培训,因为今天的有地农民可能就是明天的失地农民。加强教育培训,首先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网络 体系;其次是各级财政应拨出专款,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以党校、职工校、乡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技推广中心、乡村成人学校等为载体,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资源,开展免费培训。三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后的农村富余人员和失地农民进行 现代 市场经济知识和转岗再就业技能培训。四是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
(四)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社会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一是要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提高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自觉性和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就业。鼓励、扶持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应享受城镇下岗人员自谋职业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对开展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农村信用社应继续发放小额贷款给予支持。二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 企业 尽量消化失地农民,对吸收失地农民的企业,应享受安排城镇下岗人员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
三是建立以市、县两级劳动力市场为中心,以街道、乡镇劳动力管理服务站为网点的就业服务网络。打破城乡“藩篱”和所有制界限,取消对土地被征用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变“户籍门槛”为“素质门槛”。
(五)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必须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并处理好 历史 遗留问题。一是加快产权和股份制改革。村集体资产特
别是历年土地征用的补偿费要单独建帐、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办理村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对于土地已基本征完或全部征完的“城中村”,在撤村建居时,可按村集体资产的多少进行分类改革:①资产总量大、集体企业多、收入较稳定的村,应进行股份制改革,量化到人;②总量不大、又无企业,收入不稳定的村,可进行资产托管、入股投资,量化到人;③资产较少的村,应优先用于为村民办理养老保险。加强对股份制改革后的集体资产的管理,集体资产主要投资于风险小、收入回报稳定的第三产业为主,其收入除用于发展再生产外,应主要用于社区公益事业建设和股民福利事业建设。二是适时组建转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应接管原村集体资产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允许其成为法人实体,给予一定年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税收、信贷和工商登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以稳定合作经济组织的收入来源,提高失地农转非人员的生活保障。三是完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
一、烟台市莱山区失地农民利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 政府在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方面存在的缺失
1、补偿费偏低。
烟台市莱山区土地征用补偿主要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的方式, 补偿额度大约为每亩3—5万元, 按照烟台市最低生活保障线400元/年的标准计算, 此征地补偿标准只够农民维持7—8年左右的生活费用。如果是公益性占地, 补偿标准就更低, 一般只够3—5年的生活费。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对征地不满的主要矛盾集中在补偿费过低上, 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少, 征地补偿与出让价格反差悬殊, 使农民心理失衡较大, 据笔者调查, 只有6.7%的农户对此表示满意, 有22%的农户认为补偿标准严重偏低, 55%的农户认为偏低。
2、土地补偿费不到位。
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支取, 由村委会代表领取。如何分配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 依据村民民主议事原则, 经2/3以上多数通过分配方案即可。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会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 易导致村级财务腐败现象滋生。
3、部分村与村之间失地农民享受的政策有很大差异。
住房安置方面, 东泊子村旧村成立了烟台容大置业有限公司, 自主开发安置房工程。每户农民会获得2—3套住房。而与其相邻的南寨村和北寨村, 则在旧城改造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瓶颈, 主要是资金匮乏、前期规划不合理, 大量农地被占用等, 如仅仅两所高校就占用3000多亩。
生活安置方面:东泊子村民, 男60岁, 女55岁以上每年可领取5000元的养老金。已为全体村民全部缴纳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彻底解决所有村民的后顾之忧;米、面、肉、油、液化气每月到村粮油所定量领取。而与之相邻的南寨的保障是, 60岁—65岁的老人每年可领取500元;65岁—75岁的老人每年领取1000元, 75岁以上老人每年领取1500元;可以看出, 区政府养老政策落实时间较晚。
(二) 失地农民自身的缺陷
1、失地后就业困难。
失地后农民的就业面临重重困难, 他们的就业渠道目前主要有:一是招工安置。东泊子村物业公司大约吸纳200人, 另有部分失地农民成为建筑工人。二是外出务工。以莱山区北寨村为例, 耕地面积减少了80%, 村里的男女主劳动力转向基本从事餐饮、宝洁等服务行业。由于他们没有技术特长, 没有年龄优势, 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三是个体创业, 但是创业需要技术承担较大风险, 失败比例高。
2、农民的养老观念淡薄。
农民得到的补偿费很少用于养老, 只有3%一5%的人将一部分安置补助费以备老年之用。在调查中发现普遍存在下面的现象:35岁以下的农民目前暂时不考虑养老;35一50岁的农民无暇顾及自己的养老;50岁以后意识到自己的养老及医疗保险问题, 但经济收入逐年减少, 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在调查中当问及“您了解养老保险吗?”, 15%的人回答“完全了解”, 35%的人回答“基本了解”, 两项之和为50%。这表明仍有部分失地农民对于养老保缺乏一定的了解。政府在加快制定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同时, 对农民进行有关的社会保障知识方面的宣传也是很必要的。
二、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的对策建议
(一) 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
补偿标准应按照被征土地所承载的农民的实际社会安置成本来确定。在具体的操作上, 可选择以下方式:一是对纯公益性项目用地, 仍由国家统征后拨付, 但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用新的补偿标准取代现在普遍采用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方式。二是对准公益性项目用地除了提高征地标准, 还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让失地农民分享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三是对房地产开发性项目用地, 应允许集体土地逐步进人一级市场或一级半市场, 让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 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四是失地农民入股创业。即失地农民与征用土地方签订合同, 以被征土地入股, 参与土地的开发与经营。
(二) 设立村经济管理委员会, 弥补集体经济组织的“虚位”
为加强征地款的合理分配与管理, 弥补集体经济组织的“虚位”消除在补偿费用管理上对失地农民利益的损害, 建议设立农村经济管理委员会。村经济管理委员会和村级组织应成为一种相互制衡关系村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为权力机构, 而村级组织则为执行机构。通过这种民主程序安排, 使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主人, 从根本上杜绝土地补偿费使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三) 结合实际, 切实搞好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工作
首先是货币安置。即引导失地农民转换生产生活方式, 将补偿款用于设备购置, 为失地农民从事运输业、服务业及加工业提供条件。二是招商安置。结合招商引资, 通过协议促成征地企业、单位按一定比例提供普通工种就业岗位, 优先定向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三是是项目安置。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用工管理, 凡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点建设项目, 都要优先使用本地的劳动力。四是调配安置。政府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要建立统一的空岗申报制度, 对公益性岗位实行统一调配, 优先安排失地农民就业。五是劳务输出。拓展路子, 对口培训, 让失地农民掌握一技之长, 增加劳务输出。六是创业安置。要鼓励、支持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四) 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由于农民对现金消费存在“近视”行为, 对生活的安排缺乏远见年轻时不愿为自己年老时着想, 大多数失地农民把到手的补偿费在很短时间内消费掉, 年老时很容易陷入生活的困境。所以应该实行强制性缴费制度, 并且应该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配套实施, 此外, 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必须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应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同时, 对农民进行有关的社会保障知识方面的宣传也是很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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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俊, 基于博弈分析的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研究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网络财富, 2010 (14)
【关键词】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建议措施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的外延拓展, 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征占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 大量的农业土地将转化为城市用地, 失地农民将越来越多,引发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当前由于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不到位或是社会保障不可持续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对社会稳定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如何妥善解決好失地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 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1.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现状
1.1失地农民的无业状况普遍严重
全国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与其他群体相比较,都存在着相对较高的失业比率。一般失地农民中约有15%-30%无法就业。无论是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存在就业岗位比较充裕,但失地农民无法就业状况。至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些失地农民甚至连安置补偿费都无法足额拿到,更不用说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了。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1.2实现再就业的农民其就业和收入缺乏稳定性
失地农民在市场引导,政府扶持下,大部分实现了再就业。但许多再就业农民的职业和收入缺乏稳定性。这些非稳定职业有的会随着企业转制和技术进步,面临着再次失去的危险;有的有较大的经营风险;有的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管理的加强存在被淘汰、被取缔的风险。因此有了职业的失地农民其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并不理想。如何确保失地农民始终有业可就,从而保证其收入的稳定性仍旧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1.3部分失地农民就业意向偏低,缺乏求职信心
失地农民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摆脱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的思维定势,生活方式闲散,依赖思想较为严重,加上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职业技能欠缺,因此很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另外,大部分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其中处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失地农民对再就业明显缺乏信心。而农村存在大部分文盲及半文盲,文化水平为文盲的有近42%的人不再打算就业,小学文化程度的失地农民也有三分之一不愿再打算就业。同时,失地农民中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即失地农民中老弱病残等一部分人。这些人年龄大,体力弱,文化水平低,缺乏职业技能,对找工作极度缺乏信心。本身就业门路已较为狭窄,再加上求职意愿弱,竞争意识差,不肯主动出击,那么就业状况更加堪忧了。
2.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再就业存在的问题
2.1有关失地农民就业的政策法规不完备
有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至今仍未纳入我国的就业体系,国家对此没有统一的政策规定,我国有关失地农民就业的立法严重滞后。然而,许多省(市)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制定了失地农民就业权实现的政策,但是,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不利于失地农民外出就业。例如,2000年北京颁布的《北京市外来人员务工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以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用工需要为原则确定。
2.2失地农民缺乏非农产业从业技能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在很多地区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得到普及,失地农民的总体文化水平明显偏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很明显失地农民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失地农民由于缺乏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实现转移就业也就比较困难。这一不足严重束缚着失地农民的就业。
2.3政府职能缺位使劳动力转移盲目
第一,政府在失地农民就业中未能充分发挥其管理、引导、创造就业机会的职能,没有专门的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机制;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在信息引导和服务方面更是严重缺位,没有通过大量的宣传和教育,使农民了解市场上的就业信息,转变落后的就业观念。第二,通过政府努力就业的劳动力占转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过少,大多的劳动力是通过亲友介绍或其他方式进行转移就业的,由于失地农民的信息渠道不畅通,转移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3.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和建议
3.1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政策法规
目前,我国尽管有以《宪法》为核心,以《劳动法》为基本法律的保障失地农民就业权的立法体系,而且国家还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办法,以保障失地农民就业权的实现。但是,专门针对失地农民就业的法律、法规比较少,即使已有的地方性法规也存在许多问题。 因此,在国家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法律的可操性;在制定基本政策的同时,要关注相关配套措施的制定。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的过程中,要保证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不得制定与上位法相冲突的规定,这不仅有助于失地农民就业,对于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也是相当必要的。另外,国家应当加强对地方性法规的监督与检查,对于与法律相悖的、限制失地农民就业权实现的政策应当及时进行清理 。
3.2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
失地农民的素质普遍偏低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最大障碍,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一是应通过思想培训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接受现实,树立自立自强的精神,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就业环境;二是开展一系列通用技能培训,从根本上提高失地农民技能水平,使失地农民至少掌握一种非农业技能,拥有一技之长;最后,进行一些切实可行的创业技能培训,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并在税收、场地、收费等方面予以扶持,增强他们自主创业的信心,拓展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总之,通过各种培训,全面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和技能,使之逐步树立竞争意识,以适应失地农民就业及创业的需要。
3.3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化与体系化
一是政府和村级组织要充分发挥其服务职能,建立失地农民档案, 定期组织适龄失地农民到劳务市场进场交流,或及时掌握用工需求,积极向企业推荐。同时,加强与各类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拓宽分流安置渠道。要建立就业管理服务组织,为失地农民免费提供求职登记、择业指导、职业介绍、推荐安置等一系列服务;二是要加大投入,发展壮大职业指导队伍,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指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提高他们适应城市就业和市场就业的能力;三是利用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构造有效、畅通的信息服务网络,及时收集、整理、发布各种就业信息,建立起街道劳动力就业服务信息网络,方便失地农民能够就近获取岗位信息,降低他们的求职成本,缩短他们的求职等待时间;四是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创业服务机构,专门负责对失地农民创业的管理与服务,提供有利于创业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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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媛媛,贺立军.城市化进程中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家,2004(2).
一、村庄建设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解决当前的农民建房问题,首先要解决村庄建设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问题。没有编制规划的乡镇人民政府要尽快组织实施,在编制过程中要进一步细划村庄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内容,对每一个村庄的建设用地(包括旧村整理区、新增建设用地区)进行合理划定。已编制好的,对不符合建房用地要求的,抓住机遇予以修遍,做好两种规划的衔接工作。
二、村庄建设规划要与当前农民建房实际需求相结合。
村庄建设规划的编制、修遍要符合当地农民的风俗人情、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例如300人以下的村庄不搞村庄规划,农户建房被要求选址在新规划的中心村上,但在偏远村及山区村,传统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农民祖辈生活在赖以生存的承包田旁,如果要他们把新房建在离承包田很远的新村规划点上,除打破传统的生活观念要外,也不便于农田的管理、经营,造成农户不愿在规划新址建房,建议考虑在农村当地实际的情况下,对现行的村庄规划基数300人进行论证和划定。新村建设规划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因地制宜采取逐布实施的政策。
三、着重解决新村建设规划启动地块的用地问题。
解决农民建房矛盾,要着重解决新村建设规划启动用地的指标问题。要先对村庄新村建设规划中启动地块的用地面积、所需指标进行统计,要抓紧办理该用地的地块审批手续,解决好用地指标问题。
四、解决好危房户的建房难题。
在当前农村中,破房、危房现象普遍存在。原建在50~70年代的老房由于结构缺陷(如土木结构)、年久失修、天灾人祸等原因,现已成为破房、危房。而生活在危房的人群多数为原来经济条件窘破、建不起房的困难家庭,现在实施新村规划,原拆原建基本上不予批准,采取特殊政策(如可允许原拆原建一至两层的临时建筑等),特事特办,妥善解决危房户的建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五、政府对农村的旧村改造项目给予扶持政策
当前空心村问题普遍存在,旧村改造是缓解用地指标紧张,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最佳方式,但由于普遍存在农村经济整体承受能力有限,拆迁费用过高,土地调整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旧村改造启动困难,政府应该对旧村改造采取相应的扶持优惠政策,如发放拆迁补贴,出台集体土地的流转、出让等相关政策,减轻农民拆迁压力,提高农民拆旧建新积极性。
六、简化建房审批手续,严格建房审批条件,适当调整农民建房收费。
在各乡镇要大力推广土地、规划联合办公的建房审批中心,建立定日报请领导审批制度,缩短建房审批流转,提高效率,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在建房审批过程中要严格建房审批条件,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拆旧建新制度,把好审批关。另外,建议将涉及农民建房审批的一些较高的费用如村庄规划设计费、房屋建筑图纸设计等费用进行合理下调,以减轻农民建房负担。
七、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随着我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项目建设中通过政府征用了大量的土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导致了我镇一部分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合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亟待研究的重点课题。
一、我镇农村劳动力失地和失业情况
我镇总人口共有7.8万人,其中5.2万是农民。由于近年来,为支持全镇经济建设,征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用于新上项目建设。目前,除去7、8个山区村,其他近二十个村、社区要么已经被占了,要么已经列入城市发展规划区。据调查在失地农民中,多数村的失地劳动力再就业情况比较好,大部分已从事二、三产业,主要是建筑业、服务业。但是,也有个别村的失地劳动力失业情况比较突出,还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处于失业状态。
二、失地农村劳动力就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就业观念陈旧。目前一部分失地劳动力安于现状,不是用获得土地赔偿金作为原始资金进行一些力所能及地经营活动,而是坐吃有限的土地赔偿金,整天无所事事。一旦土地赔偿金被用完,这些人的生计将成问题。
(三)信息不灵,找不到挣钱的门路。由于一些农民与外界接触少,缺乏沟通。失去土地后,不知道干什么好,十分仿惶。1
想外出打工应该干什么;想在家门口创业,不知干什么挣钱;想学技术不知到哪去学。
(四)就业服务网络需进一步加强。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网络建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失地农民就业工作的开展,影响了此项工作的进程。
三、解决农村劳动力失地和就业问题的主要对策措施
(一)引导失地农民破除陈旧观念。从加大宣传力度入手,帮助失地农民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宣传就业政策,以晚会、知识竞赛等群众喜闻乐见活动为主要形式,大力宣传就业政策,典型引路。选择一批失地不失志,自力更生创大业的先进典型农民,采取新闻报道、巡回做报告等形式,进行宣传表彰,树立失地农民就业榜样。帮助我镇失地农民破除要我就业的陈旧观念,树立起我要就业的观念,学习榜样,积极主动的去寻求就业门路。
(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
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调整和改革各类培训机构。继续利用“三下乡”、科技普及等有效形式,灵活地开展实用技术培训;调动农村劳动者开展个人培训,自我提高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的积极性,并发挥“能人”带动培训的效应。
(三)加快研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结合本镇实际,鼓励他们参加养老保险,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强化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服务。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利用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及时收集、整理、发放各种就业信息,建立起镇、村两级劳动力就业服务信息网络。
关键词 失地农民 融合 被标签化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我国三十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城镇化历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特殊群体即失地农民。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按照实际情况计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就需占用耕地约12.7万公顷,征收每公顷耕地,就会有22.5个农民失去土地。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超过1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未来必将面临向城镇市民的转变,其市民化问题也必将成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过去,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政府、专家、学者、甚至农民自己都认为失去土地,变成城镇市民这是一条顺利的通向幸福之路。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预言,这一被迫进入城镇的失地农民群体的市民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由于征地补偿金的替代效用,使得这一问题并不明显,但随着物价的上涨,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他们发现征地补偿金并不具备土地一样的保障功能。这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现代性条件下带来了大量未预期后果,它虽然改善了农民原有的居住环境,但却无法还原他们既有的生活结构。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由于征地安置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邻里交往的阻隔、社会网络的中断、社区认同的丧失等一系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使得失地农民市民化正走向“问题化”。他们在城镇生活中面临新的贫困和生计风险,甚至出现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低、福利及社会保障待遇非市民化、居住环境不佳、自我认同感缺失等现象,使得他们不能很好的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社会重构的契机,需要整个社会协调解决和管理。如果对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重视不足或解决不力,则会给社会分裂或社会断裂带来新的社会动力性因素,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作为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庞大群体,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及转型是否成功,生产生活方式是否适应,不仅仅是事关他们自己命运的问题,更是攸关和谐社会建设事业是否成功这一战略全局的社会性问题。有学者提出失地农民市民化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身份转为市民,并且能够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能够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逐渐形成与城市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再次,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接触,使他能够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iii。因而,很多研究比较关注失地农民的身份、社会保障和自我认同感对其市民化的影响,比较倾向于失地后的研究,少有研究关注现有征地制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现有的征地制度设计和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
二、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城镇适应与融合障碍分析
(一)居住空间:集中住房安置模式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城镇适应与融合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居住空间的改变最为突出。有研究显示,失地前80%以上农民的住房都是自建的平房,少数是自建楼房,散居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征地过后,失地农民一般住进集中住房安置小区。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好像改变了失地农民的居住环境,但现实操作过程中却是阻碍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的重要因素。因为考虑到城镇用地的成本问题,一般失地农民的安置房都建在较远的郊区,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经发现需要打“摩的”才能到达失地农民的安置小区。横亘在城镇居民居住区与安置小区之间的是大片大片被征用而荒废的土地,隔离了失地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联系,导致他们缺乏市民化的动力。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无规则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社会公共道德意识和个人修养意识淡漠,有些人把小区内的道路和花坛、绿地等公共场所当作自家的晾晒场和后院,在上面晾晒衣物,堆放杂物,处理垃圾,甚至拔掉绿树和绿草搭建自家菜园种植蔬菜,在公共场所搭设洗衣台等等,这些不科学、不文明、不卫生的农村陈规陋习随处可见。长此以往,集中安置区有可能逐渐凋敝和破败,现实意义上的“新贫民区”正在形成。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就发现十多年前建的失地农民安置区和如今的商品房已形成格格不入的景象,甚至有的安置房面临再次被拆迁的可能。因而,本意上想改变失地农民居住环境的集中住房安置模式却成为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加速其与主流城镇的分离。
(二)文化心理:“被标签化”制约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
失地农民告别传统农耕社会融入现代城镇社会的适应性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适应性。显然,物质条件现代化的失地农民并没有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失地农民的文化心理状况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和谐的音符。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否成为真正的市民,取决于这些失地农民的文化心理。然而,“失地农民”一词就预示着他们的“被标签化”,同时,集中住房安置模式更是强化了这一“标签”。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失地农民集中居住的安置小区,无非又是乡村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其小区居住环境也很优雅,但是那个地方集中居住着过去的“乡下人”;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言行举止好像都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居住在安置区当中本应向“城镇居民”角色转化的失地农民,却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在空间标签的影响下,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区的成员,不得不维持原有的失地农民的标签,以求在原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空间中得到庇护,转而中断向“城镇居民”的角色转换,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
(三)失地时间:不同失地时间会影响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
现有研究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群体差异较大,而对失地农民失地时间对其市民化的影响很少给予关注。事实上,失地时间对失地农民的城镇适应与融合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比如失地时间长短问题,一般而言失地时间越长,其市民化程度应该越高。但是,失地时间越长,其市民化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出现就像失业保险的状况一样,失业时间越长越难就业,失地时间越长就越难市民化。同时,由于我们的城镇化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同阶段的征地补偿政策又不尽相同,较早被征地的农民会面临征地补偿被物价上涨替代,从而影响其城镇适应与融合。进一步分析,失地较早的失地农民由于心理接受程度和可供借鉴的经验、模式比较欠缺,面对物质丰富、五光十色的城镇生活,感到十分的迷惘、空虚和孤独,加之受到城镇原有居民的排挤和歧视、收入损失、失去工作动机和自信心等,他们不能很好地融入现代城镇文明和生活中,普遍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并逐步地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工作失去积极性、对社会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因此,失地农民对城镇的生活存在适应性危机。这些不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促成了失地农民不合理地使用补偿费用,如大多数人把征地后的补偿费用于建房,有些还债,少数人甚至还染上赌博恶习,增大其市民化难度,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城镇适应与融合的对策分析
(一)反思征地制度,探寻合理的失地农民居住空间
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被迫“卷入”成为失地农民,一切由政府主导。其居住空间本应和失地农民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但由于其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失地农民在这一制度建设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制度设计基本依赖当地政府。但我们发现政府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楚,在制度设计时往往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导致失地农民的居住空间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因此,政府作为制度设计主体,在设计过程中应反思现有的征地制度,应充分考虑制度遵循者即失地农民的实际需求即未来需求,同时确保满足这些需求而必备的制度安排的资源支持,探寻合理的失地农民居住空间。如有的学者就提出了一种“大混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即在城市的某一居住用地内,不同阶层的人群混合居住,但是在其内部有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聚居区。简言之就是:“邻里同质、社区混合”。我们在将来的征地制度中应充分重视此类学术成果的应用,考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文化建设,培育合适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社会文化心理
文化已经作为一种“软实力”被提上政治舞台,文化心理直接影响人类行为。为了使失地农民能在短时间内更快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真正具备城镇性,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化建设的作用,培育合適其市民化的社会文化心理。首先,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对一些具有标签化词语的使用,应逐渐让“失地农民”一类的词语淡出历史舞台,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直接使用城镇居民,从语言环境角度提供利于其市民化的文化;其次,可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如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各式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讲座等,帮助失地农民在生活中逐步培养城镇生活的习惯和观念,增强对新身份的认同感,缓解城镇居民对失地农民的偏见与歧视,促使他们和谐共处,加快失地农民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实现角色转换。再次,可树立一些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失地农民作为榜样,引导其他失地农民更快市民化。总之,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更为合适的社会文化心理来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加快其城镇适应与融合的步伐。
(三)关注失地时间,重视其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失地农民市民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虽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但和西方社会市民化一两百年的进程相比还是非常短暂的,对我国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一方面要看到它还需要较长时间来调整,是循序渐进的;另一面我们也要转变观念,对失地时间应充分重视,不能认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只是一个时间长短过程。同时也要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整,改革其不利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措施,加速其市民化的进程,尤其要加强对失地之后出现问题的失地农民进行引导、教育、培训,使他们顺利踏上市民化之路。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适应与融合: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11YJC84007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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